一、引言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和明张志淳撰《赵州城记》载，元明时期大理府所辖赵州在大理国时为天水郡。天水是汉代在陇西的郡名，却出现在宋代的云南。此外，自1974年以来在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发现的数十通大理国时期的墓碑，大都有以“地名+氏”代替姓氏的表达方式；《大理丛书·金石篇》收录的宋元墓碑也有类似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地名+氏”中的地名多为云南省外的地名，与大理国时期的天水郡有类似的特征。本文认为，这些现象可能与郡望现象有关。

郡是秦汉至唐早期的行政区划，望指门阀大族。“郡望是晋唐时期社会上一些世代以官为业家族的家世门地声望标志，仅产生和流行于汉晋隋唐郡县制和集权官僚制发展为主要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的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郡望的形成，又主要与一些原为地方大姓的著姓士族家族的先世业绩、祖籍所系乡里成为社会崇尚、政治维护的对象密切相联系，是社会舆论影响和政治承认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果。某地方大姓家族，某一代起有人出来做官，以后其子孙世代投身政治，以官为业，久之，其家族仕宦业绩及祖籍里贯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为社会人们所崇尚，形成所谓世胄门地，再由官府以列入郡姓谱系文件的形式，从法定意义上承认其世胄门地并定出其郡姓门第等级，即形成郡望”。郡望起源于两汉时的豪族，形成于魏晋时。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鲜卑人改汉姓，使同姓郡望更为复杂。唐朝时门阀士族没落，朝廷改变人才选拔方式，寒门士族兴起，也有自己的郡望。郡望逐渐失去标榜特殊身份地位的作用，成为民间区别姓氏、撰写碑刻的参考工具书。

郡望是中原政权选拔人才的结果，在西南地区也有影响。汉代以来到西南地区任职的官员多出自世家大族，重视郡望和世系，其后裔在魏晋时被称为大姓。唐时西南地区还有将自身来源追溯到内地或汉人身份的现象，如安宁人王仁求“其胄出于太原，因迁播而在焉”，西洱河蛮以杨、李、赵、董为名家，自云其先本汉人，渠敛赵居民自云蒲州人，汉裳蛮自云本汉人等。唐宋时内地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统治阶层的局面，以科举选拔人才，而西南地区仍延续世家大族对政治的控制和影响，并重视谱牒和世系；甚至明清时期承袭土官职务的土著酋长也要提供“宗枝图谱”。也就是说，对于世袭政治权力的世家大族而言，谱牒是确定其承袭政治权力的重要身份凭证。西南地区在以谱牒和世系标榜世家大族身份的同时，郡望亦成为民众姓名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在墓志铭中出现以郡望代替姓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跟中原地区一样，西南地区郡望也在逐渐失去标榜身份地位的价值，成为姓的代表，西南地区甚至在同姓同郡望的基础上出现了以某一姓的郡望为政区名的现象。

大理国（937—1253）是中国西南地区历史上继南诏、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之后出现的政权。大理国一度自称“中国”，称宋朝皇帝为“宋王”。大理国从内地引进儒学经典，使用汉字，采用年号和干支纪年，元代郭松年到大理旅行时发现，“其居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吉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并认为这是“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的结果。这些现象表明，政权的分立并未能阻隔文化上的交流和认同，也因此不难理解在内地流行的姓氏文化之一的郡望在云南也有影响。本文即拟以通海出土大理国时期墓碑中的郡望代替姓氏及大理国以郡望名为地名的现象，讨论宋代大理国的郡望，分析大理国郡望的来源，进而思考宋代大理国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

二、通海大理国墓碑郡望代替姓氏现象

通海位于云南省中南部。一般认为通海在战国时隶属于滇国，西汉时属益州郡。两汉以后，云南设置变更频繁，通海属宁州，唐初隶属于南宁州都督府所辖的黎州。唐后期南诏控制滇东，设通海都督，治所在通海。通海成为南诏统摄通海以南至贾涌步和步头之间的军事政治中心。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都督段思平联合滇东三十七部起兵灭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设置通海郡，又改为秀山郡。元初设通海千户所，后改为通海县，相沿至今。

1974年开始陆续在通海县白塔心、大新村等地发现一批带有大理国年号的火葬墓碑，一共39通。这些墓碑大都简单、不规整，内容上多见以“地名+氏”代替姓氏的方式。云南省文物考古所黄德荣等对这批墓碑的纪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根据这些墓碑的纪年以及碑的形制，他将这批碑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大理国段思良至段素廉期间（951—1011）。他认为这一时期墓碑的特点是碑体小、制作精细、打磨光滑，墓碑主人有姓名、无籍贯。第二时期是段素隆至段正兴期间（1023—1148）。这一时期的墓碑比第一时期的稍大，但制作不精细。他发现这一时期墓碑主人均以籍贯开头，无姓有名。第三时期推测为大理国晚期，其特点是碑体大，制作水平高，在行文上用大理国通海郡、秀山郡开头。他的整理为进一步研究这批墓碑所涉及的问题奠定了基础。这批墓碑的拓片、释文已收入《大理丛书·金石篇》第五卷续篇中。这些墓碑中，有地名的有33通，其中为内地郡名的有28通。详见表1。这批墓碑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碑文中有墓主职务和大理国地名的碑，共有5通。黄德荣将这一类墓碑单独列为一类。我们还发现，这5通墓碑中，墓主或者墓主亲属有大理国官员的身份，如“大理国通海郡芳讳彦贲何观音保”“大理国通海郡高氏女囗囗明之塚”“大理国通海郡彦贲苏意海塔志”。因此，这类墓碑形制的特征也可能是信仰、身份地位所致。如姓名中的“观音”是佛号，表明墓主受佛教文化影响，“彦贲”表明墓主的政治地位。墓主何观音保、苏意海都曾任通海郡彦贲。这类墓主以大理国官员的身份自居，墓志中的大理国地名、官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大理国的官职给予他们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故没有追溯来自内地的郡望，而是将官职地位作为碑文的重要内容。

另一类碑文中有云南之外的郡名，甚至有同一通碑上有两个郡名的现象。这些郡名包括京兆、陇西、弘浓、天水、瑯琊、落阳、清河、吴兴、南阳。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天水，达6次；陇西、弘浓分别出现5次；瑯琊、清河次之，为3次；落阳再次之，有2次；另外还有京兆、南阳、吴兴各1次；还有两个郡名字迹残缺，无法辨认。其中，“浓”“落”当分别是“农”“洛”的讹字。黄德荣将郡名代替姓氏的现象称为以籍贯开头。很明显，这些“郡名+氏”代表了姓氏，是用郡望代替姓氏。这种现象表明大理国时期通海地区郡望盛行，郡名与姓氏之间已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郡名+氏”体现的内涵已为当地民众所熟悉，是共识的文化现象。源自内地的郡望不仅对民众的姓名文化有深远影响，而且对大理国的政治设置也有影响。

三、大理国天水郡名称源自赵氏郡望

向达先生根据“天水”作为地名先后出现在西北和西南，肯定云南段氏与西北段氏的联系，认为四川境内的仪陇、九陇、隆山等县名都跟陇山有关，进而说明这些地方跟西北居民迁徙南下有关。段玉明先生进一步指出：“如果云南段氏根本就与西北段氏无关，那他就绝不会无缘无故地以两个西北郡县地名更改已被习用的旧有地名。这一事实反映的实际是大理段氏对其祖籍西北的心理认同。”接着段玉明先生从侨州郡县的角度分析西北移民南下的过程，发现晋时朱提郡所辖的汉阳、南秦二县是天水、武都的别称，本是西北地区的设置，但出现在西南地区，可能跟西晋时略阳、天水等六郡氐叟、青叟数万家在李特的率领下南下有关。在段玉明先生看来，大理国设天水郡与段氏的祖源为天水有关。后来段玉明先生强调此观点，“段氏之先本天水氐族，于元魏之际迁入云南，而南迁的原因则与几次大规模的氐羌起义失败有关”。杨延福、张锡禄则认为大理段氏是土著。实际上唐宋时期的姓氏书都是以郡望来解释不同姓氏与郡名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对郡望的认同，不是祖源关系。

《元和姓纂》是唐代林宝撰的一部姓氏书。其内容先列皇族李氏，余者依唐韵排列，每韵以大姓为首，记载姓氏来历及各家谱系，十分详尽，对后世姓氏学影响较大。在《元和姓纂》中，段氏有武威、齐郡、京兆、云南诸支，其中武威是首望，云南也是段氏郡望之一，虽然云南段氏被认为是内地段氏流寓云南的后裔，但在唐代时云南段氏已自成一郡望，而不是源自北方的武威、京兆或齐郡。

宋人编修的姓氏书未收录云南段氏。《姓解》是宋朝的姓氏书，将武威段氏作为段氏首望，但没有天水，也未收录云南段氏。《古今姓氏书辩证》残宋本载：“段出自姬姓，郑武公子共叔段之后，以王父字为氏。战国时有韩相段规。汉武帝时段卬为北地都尉。曾孙招生会宗，字子松，西域都护、金城太守。会宗生正，武威太守，子孙始自天水上邽徙居武威姑臧。”书中虽将天水、姑臧与段氏联系起来，但仍无云南段氏，且天水不是段氏郡望。到目前为止也未发现宋代大理国境内的姓氏书，宋元时期大理地区的墓志铭多有“其家谱云”“有家谱云”“见家谱”“具（俱）有家谱，兹不赘述”“其家世勋行，有谱录”“其谱录中甚详，不复备载”“家谱名绩，未能尽详”“按杨氏家谱”等记录，表明宋元时期大理地区仍盛行姓氏谱牒。

到元代段氏的郡望仅列京兆郡。《姓氏大全》被认为是元代的“书肆本”，其记录的郡望已为民众所接受。该书“依广韵，第以四声分隶各姓，末为复姓”，其中段氏的郡望只有京兆郡。元以后的诸本姓氏谱如明《千家姓》《万姓统谱》《姓觹》中段氏的郡望为京兆郡或辽西郡。可见，在元以后全国通行的姓氏书中，段氏的郡望没有天水郡。综合唐宋元三个时期的姓氏书来看，天水不是段氏的郡望。

然而，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地方文献有将大理国国主段思平的祖源追溯到武威甚至天水的现象。《僰古通纪浅述》《纪古滇说集》、诸本《南诏野史》《滇载记》《滇考》《滇南段氏世系》等将段思平的祖源追溯到武威。如《僰古通纪浅述》曰：“段氏之先武威郡白人。唐玄宗时段俭魏为神武王将。唐天宝十年（751）伐滇，段俭魏大败唐兵，神武王以功升清平官，赐名忠国，拜相，六传而生思平。”武威是段氏在唐朝时期的郡望之一，但这些文献将郡望当作祖源来追溯。又如清檀萃《诏史补》是段玉明先生支持段思平祖籍为天水郡的重要资料。《诏史补》直接将段思平与天水联系起来，其曰：“段思平者，其先武威姑臧人，汉太守段颖之后，本出郑共叔段，遂以为氏。西汉段会宗以天水上邽人为西域都护。颖，盖其从曾孙，以平羌功封新丰侯，官至太尉。二人前后书俱有传。段氏世居西塞，子孙散处，或仕中国，或入蛮陬。段荣、段绍显于高齐，段志元为唐佐，命其后段文昌遂相穆宗，皆武威姑臧之段也。姑臧后为姑思臧，且讹为西藏。西藏今与云南接壤，云南段氏由姑臧而来，故段氏世为西边郡望。思平之先有段俭魏者，为蒙氏清平官，赐名忠国，六传而至思平。”檀萃强调武威姑臧段氏在唐时出将相多，地位显赫，以姑臧为西藏，且与云南相邻为由，将云南段氏与武威段氏联系起来。实际上，《诏史补》关于段思平祖源的记载是将《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的相关记录重新组合而成的，跟《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有史源关系，而且将郡望与祖源混淆起来，把郡望当成祖源。我们现在看到的宣称大理国段氏是武威人的资料是元明清时期出现的。

元明清时期有少量云南地方文献倾向于段氏起源于本土。如李京《云南志略》所说：“段思平，蒙氏清平官忠国六世孙布燮保隆之子。”李京保持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只说段思平跟南诏段忠国之间的祖源关系，延续了唐代云南段氏的本土郡望，未涉及段氏的其他郡望，也未将大理国段氏与元以后的段氏郡望京兆郡联系起来。

从唐宋元时期的姓氏书来看，唐代段氏郡望有武威、齐郡、京兆、云南，首望是武威，宋代首望仍为武威，元代则统一为京兆郡或辽西郡。从这个姓氏的文化背景来说，大理国时期云南段氏的郡望有两种可能，一是延续唐代《元和姓纂》中的云南本土郡望，二是接受宋代姓氏书中的武威郡望，但不应该是天水郡。因此宋代大理国境内的天水郡名称的来源可能跟段氏的郡望无关，而另有来源。

汉朝在陇西地区的设置称为天水郡，同样的郡名也出现在宋代大理国的政区中。大理国的天水郡在今凤仪，唐初为河东州，南诏时为渠敛赵，大理国为天水郡，元明清时为赵州。《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云南等处行中书省》载：“赵州，蒙氏为赵敛。段氏为天水郡。”明张志淳撰《赵州城记》载：“赵之地旧名睑赕，自蒙氏以封赵氏，而始有赵之名。自段氏改天水，而始有郡之名。”这两条史料都提到大理国时将赵敛改为天水郡，但并未说明改名原因。

渠敛赵改为天水郡应当与宋时赵氏的郡望有关。唐樊绰《蛮书》载：“渠敛赵，本河东州也。……州中列树夹道为交流，村邑连甍，沟塍弥望。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云是蒲州人，迁徙至此，因以名州焉。”向达案曰：“蒲州为唐河中府河东郡治，隶河东道。就‘因以名州焉’一语观之，则当时盖以为云南之河东州，乃因州人多自山西河东郡之蒲州迁来，故即以乡邦旧名名之耳。”渠敛赵本河东州，跟居民自言是从河东郡蒲州迁来有关。以移民迁出地的地名为移民迁入地的地名的命名方法跟南朝时侨置郡县的用意相当。赵姓为云南河东州大姓，南诏时改河东州为渠敛赵即可能因赵为大姓。张志淳《赵州城记》“赵之地旧名睑赕，自蒙氏以封赵氏，而始有赵之名”，也旁证了该地名“赵”确与赵氏有关。到宋代则以赵氏郡望为政区地名。赵氏的郡望在唐代《元和姓纂》中有天水、下邳、金城、扶风、平原、河间、中山、新安、南阳、酒泉、陕郡、汲郡、河东、长平、信都等，在宋代《古今姓氏书辩证》中仍有天水、下邳、扶风、河间、酒泉、新安、敦煌、信都、南阳、金城、南阳、长平、中山、汲郡、华阴、蔡州等等，首望均是天水。实际上据《元和姓纂》和《古今姓氏书辩证》显示，以上郡望中的赵氏大都有从天水迁出的经历，因此在《姓解》中赵氏的郡望已统一为天水，甚至到明代赵氏被《千家姓》称为“天水族”，赵氏所建立的宋朝也有“天水之朝”之称。在此文化背景下，大理国也可能因渠敛赵有赵氏居住，赵氏郡望为天水，故而将郡名改为天水郡。也就是说，大理国将渠敛赵改为天水郡，应跟大理国主段氏的郡望无关，而跟该地赵氏的郡望为天水郡有关。

此外，元明大理地区的墓志铭旁证了元明时期大理赵氏的郡望是天水郡，段氏的郡望是京兆郡。如大理市博物馆藏有一墓幢刻墓志曰“故天水郡大德阿吒力赵贤寿墓志”。根据所刻内容，该墓幢被认为是元明时期所立。天水郡在元明时已改为赵州，故墓志中的天水郡不是政区名称，表达的是赵氏郡望。又大理市博物馆藏元代《京兆郡夫人墓志铭》有以“京兆郡夫人”代替墓主的现象。京兆郡夫人即高药师娘，但宋明时期高氏郡望为渤海郡，不是京兆郡。因此，“京兆郡夫人”应是高药师娘冠夫姓的表达方式，再结合《京兆郡夫人墓志铭》言“中奉大参胜公遣贵弟段忠翊光来苍山，持妣夫人行状”可知，京兆郡是高药师娘夫姓段氏的郡望。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大理国段氏的郡望不是天水郡。然而，由于段氏在宋代和元代的郡望不同，根据元明时期大理地区墓志铭中赵氏、段氏的郡望，尚不能对大理国段氏郡望是延续唐代的本土郡望或与宋代武威郡望保持一致做出判断，仅根据大理国赵氏郡望与宋朝赵氏郡望保持一致，推测大理国段氏的郡望也与宋朝段氏的郡望一致。

四、大理国郡望文化的来源

从通海大理国时期墓碑以郡望代替姓氏以及大理国以郡望为地名的现象可以发现，大理国郡望文化盛行。那么，大理国境内郡望现象来自哪里呢？

郡望在内地门阀政治背景下产生。起初郡望跟姓氏不是唯一对应关系，而是同一姓有多个郡望，一个郡望也有多个姓。魏晋至隋唐，谱牒学兴盛，唐朝多次编订天下族姓，根据庶族、望族的升降调整族姓。到唐后期，汉魏以来的门阀士族衰落，庶族兴起，同一个郡望有多个姓，同一个姓也有多个郡望，“一方面展示了因科举制度，庶族进入政治中心，成为新兴士族，新的科举世家产生并出现；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士庶界限的模糊。天下已无真正的望族，因为举姓皆为郡望，郡望的意义也消失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冠冕皂隶，混为一区”的现象，郡望与姓逐渐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于是编纂《元和姓纂》“条其原系，考其郡望、子孙职位，并宜总缉，每加爵邑，则令阅视”，“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韵类集，每韵之内，则以大姓为首焉”，以姓为单位，将各姓的郡望综合到一起，又根据各郡望政治地位的高低进行排列，是同姓多郡望到同姓同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宋代邵思《姓解》“以历代功臣名士布在方册者次第书之，启迪华源，恢张世胄，其余疏族异望一皆削去”，姓的功能也渐变成“别婚娶、厚人伦”，结果是人们逐渐只认可同姓中比较有影响的郡望，同姓中在宋代不显的郡望则逐渐被淡忘，于是同姓即同郡望的现象更普遍。如宋朝国主赵氏的郡望本来有天水、南阳、下邳、颍川、金城等郡望，但按照《姓解》“疏族异望一皆削去”的原则，只剩下天水郡，以至于以后各时期的赵氏均以天水为郡望。如明代的《姓觽》引《千家姓》云赵氏为天水族。因此，宋代以后郡望相同的同姓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祖源。西南地区与内地的文化交往历史很悠久。蜀身毒道是内地通过云南往东南亚经商的通道。两汉时中央政府已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官吏多来自巴蜀，形成任用巴蜀人管理西南地区的传统。两汉还鼓励豪民到西南地区屯田，招集佃农开辟田地耕作，以解决西南地区驻军的粮食供应问题。这些在西南地区的巴蜀官吏和豪族发展成为世家大族。东汉时期由于地方官吏产生制度的改变，即对高级官吏、郡守实行察举制度，对属官实行征辟制，为先前进入西南地区的只有经济地位的豪民提供了谋取政治地位的机会。他们相继通过各种方式标榜自己的孝、廉，在这样的氛围下促成了厚葬风气。他们争相与郡守等官员结交，形成门生故吏关系，又通过征辟形成西南地区大姓的雏形。三国时这些大姓得到诸葛亮重用，有了部曲，势力壮大。

在移民进入西南地区的过程中，郡望文化也随之在西南地区出现。如爨龙颜碑的叙述风格受到南北朝以来重视郡望、谱牒世系的影响，对爨氏的祖源、历代仕宦人物都进行了介绍，与故宫博物院藏的同时期墓志的叙事风格一致，门生故吏题名表明爨龙颜是大姓豪族。两晋时期滇东、滇东北地区流民大姓与土著大姓、夷帅之间相互争权夺利，导致流民大姓以及其他弱小的土著姓族无法在滇东立足，而往交州、永昌、牂牁等地迁移，进而滇西地区出现大姓、名家，滇东地区则被爨氏控制。到唐初大姓已遍布云南东西交通干线。他们是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现象在西南地区的延续，在西南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诏大理国时他们掌握了政治权力，大理国时期的贵族可能延续了魏晋以来门阀士族重视谱牒的传统。谱牒在他们确认世系和祖先政治地位的过程中仍起着重要作用，仍然是唐宋时期的西南地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大理国时期的墓志上书写“具（俱）有家谱，兹不赘述”。

大理国境内郡望文化除了中原移民带来外，还有一种途径是通过文化交流引入的。宋朝鉴于“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的前车之鉴，对大理国政权较谨慎，虽未见诸正史，但关于宋太祖挥玉斧，认为大渡河以外“非吾所有”的典故却流传不休，甚至《宋会要辑稿》也将大理国的传记列在“藩夷”中。这无疑跟两宋时期的华夷观念有密切关系。宋朝未能实现唐朝开辟疆域的统一，与之先后并列的有辽、金、夏、大理，华夷观发生变化，不再追求大一统，对正统的理解也与之前有所不同，如苏轼等认可了相互对立政权的历史地位。即便如此，宋朝相继在政和元年（1111）、七年（1117）对大理国王进行册封；大理国也在政和七年（1117）朝贡，仰慕宋朝学校、文物之繁盛，“乞诣州学，瞻拜宣圣，知州张察同使人、押伴官到学，使人只揖诸生，及谒殿如仪，升堂谒见诸生，又问御书阁，乞观皇帝御制，聚首读遍，以笏叩头，要巡斋观看，每至一宅，皆顶礼伏望”，甚至大理国境内的《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还是由“大宋国建武军进士囗囗囗囗囗士奉命记”。可见，大理国与宋朝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关系，甚至大理国模仿了儒家的华夷秩序，以中国自居，自称中华，将周边群体称为夷，将宋朝皇帝称为宋王。正是大理国时期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使南北朝以来传入西南地区的郡望文化没有自成体系，而仍与内地已经发展变化的郡望文化形成互动，甚至可能与同一时期内地郡望保持了一致。

五、讨论

目前所见与云南境内郡望现象相关的研究多从移民史的角度进行讨论，甚至以明清时期对段氏祖源的记录来分析宋代大理国段氏的祖源以及大理国设天水郡的原因。本文以唐宋时期姓氏文化变化为社会背景，围绕通海出土大理国时期墓碑中的郡望现象以及大理国设天水郡的原因，讨论宋代大理国境内的郡望现象。

本文认为，通海出土大理国时期墓碑中的郡望现象呈现出一郡望对应一姓氏的特征。这一特征与同时期宋朝境内的郡望特征是一致的，是郡望失去标榜世家大族身份，成为民间区别姓氏的一种文化符号的结果。宋代大理国段氏的郡望或为武威郡，或延续唐代就有的云南本土来源，但不应该是天水郡。在宋代，天水郡是赵氏的郡望。今凤仪在唐初因其居民多姓赵，而得名渠敛赵，到宋代则以赵氏的郡望天水为郡名。大理国时期郡望现象的来源及其与内地的互动关系，不仅跟两汉以来南中大姓的渊源有关，还与宋代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密切关系。

宋代大理国的郡望现象表明，虽然当时云南与内地在政权上处于分离状态，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文化的交往并未停止，源于内地的郡望文化仍在大理国时期延续，郡望与姓的一一对应关系成为普通民众的共识，成为姓氏文化的重要部分，郡望甚至成为大理国政区的命名来源。这反映了中国历史上西南边疆地区的居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本文原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167-175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