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始末，“以融世任河西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河西五郡”首次出现。此时，窦融与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金城五郡长官共同避居河西。他们面对天下扰攘、陇右割据的形势，推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以“共全五郡”。居乌鞘岭以东的金城郡得以打破地理区的界限，进入河西共同体中。金城郡向西的这种地缘突破，在历史上仅此一见。金城郡设置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而河西四郡中，武威郡则设于宣帝地节三年（前67），这意味着金城郡早有机缘与其相邻的河西数郡并称，却迟至一个世纪后才匆匆进入，在十数年后又草草退出这一体系，其原因鲜少有人关注。笔者拟从“河西五郡”地域共同体出现的背景、建立的过程、解体的原因及其所折射的金城郡的地缘关系等方面，来解读“河西五郡”在东汉初年的中原、陇右和河西的结构性关联中的意义。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跨越地理界限而形成的“河西五郡”共同体

构成“河西五郡”的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西汉时期中原王朝疆域向西拓展的象征，其设置时间是百余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张掖、酒泉、敦煌三郡设置于武帝时，当无异议。金城郡设于昭帝时，“取天水、陇西、张掖各二县置金城郡”，其设置之初地域与张掖郡相连，在文献中常连称，如居延汉简303.12A载：“元凤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与大司农部取丞从事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乘家所占畜马二匹，当传舍，从者如律令。”此时，金城郡及河西诸郡承担共同的防御任务。神爵元年（前61），汉朝发兵击西羌，“时上已发……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其中，武威、张掖与酒泉并称，金城、陇西、天水与安定等郡并称，武威属河西、金城属陇右的地缘关系基本确立，即乌鞘岭以西的河西四郡被置于河西走廊体系中，乌鞘岭以东的金城郡则与陇西、天水置于陇右体系中。周振鹤认为，这种行政区划与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的界线惊人的一致。这是继秦帝国版图西界与洮河、贺兰山地理区分界线重合之后的又一次界域重合。这意味着从西汉中晚期的行政区划和自然区划看，金城郡均处在河西体系之外。“河西五郡”的出现，则跨越乌鞘岭将金城郡纳入河西的自保共同体中，打破了原有的界限。

“河西五郡”共同体的构建始于更始帝败亡之时，即建武元年（25），窦融居功甚伟。窦融于更始年间携家至河西任张掖属国都尉，至河西后“抚结雄杰，怀辑羌虏，河西翕然归之”。更始政权败后，“融与梁统等计议曰：‘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议既定，而各谦让，咸以融世任河西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河西五郡”由此出现。河西诸郡为求自保而推窦融为大将军，构建的“河西五郡”本质上是一个自保性质的共同体。窦融任大将军后，构建了新的职官体系，所选官员多为干练之才，他们齐力保境安民，发展经济，为河西地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河西五郡”共同体建立后，窦融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五郡一体化的发展。首先，窦融将各郡长官不与其为伍者清除出集团，如“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并孤立无党，乃共移书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绶去”。窦融选择与其政治理想相投且有干练之才的官员为伍，没有声望和势单力薄者即被解印而去。这提高了窦融集团的凝聚力。其次，重新分配河西地区的政治权力。在马期、任仲去职后，窦融调整河西五郡的官员。梁统、史苞、竺曾、辛肜、厍钧等人，是推举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的骨干力量，在河西地区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如梁统“为政严猛，威行邻郡”，辛彤“与统等政俱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

窦融将他们或调任或升迁，纳入自己的权力体系中。再次，加强五郡一体化发展。出任河西五郡大将军后，窦融构建了新的职官体系，“置从事监察五郡”⑩，对五郡官员实行监察和监督。河西五郡大将军居于五郡郡守之上，是政令的发出者，强化了行政管理的一体化程度。此外，窦融还将河西的防御一体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通过练兵抗敌，窦融加强了河西五郡的防御力量。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河西获得相对安宁的发展环境。百姓安居乐业，财富逐渐积聚，外来避难者络绎不绝，“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河西在天下动荡的时代取得了迅速发展，五郡共同体的建立功不可没。

“河西五郡”自保共同体的创建，对河西地区的发展意义深远。虽后世认为前凉张轨、张天锡和西凉李暠等为代表的推崇儒学的君主努力使河西儒学逐渐繁荣，中原文化得以保全并发展，最终东渐反哺中原，成为隋唐文化和制度的重要来源。但毋庸置疑的是，窦融的河西自保共同体的发展，为后来中原乱世时河西独立发展并保留中华文脉奠定了重要基础。

窦融将金城郡纳入河西防御体系中，形成归自己控制的“河西五郡”自保共同体，原因有数重。首先，借助金城太守厍钧的势力和金城郡的地理优势，抵御羌胡袭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金城郡地处匈奴人与羌人的中间地带，成为汉人郡县与匈奴人、羌人游牧区的隔离地带。神爵元年（前61）赵充国率兵平西羌，金城郡境扩大至湟水以南，并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金城郡位于羌胡侵扰的前沿，有防御设施和大量精兵，能不断消耗羌胡的有生力量。厍钧家族数代为金城太守，有着稳定的人脉关系。厍钧此时虽避难河西，但作为羌胡侵犯前沿的金城郡，仍在厍钧治下。金城郡的加入，有利于五郡共同抗击羌胡的侵扰。同时，也扩大了河西共同体的势力范围。河西南北为高原山脉阻隔，要跨越祁连山、龙首山等山系都非常困难，且祁连山南为羌人游牧地，走廊北山之北为匈奴人所居，这两者都不可能成为稳定的同盟力量；西边的西域，隔千里沙碛而遥不可及。窦融想要扩大自己集团的力量，金城郡是最佳的选择。

其次，窦融将金城郡作为河西防御共同体的缓冲带。隗嚣在两汉之际割据天水、陇西一带，首鼠两端。建武初，隗嚣不时引诱陇西、金城一带的羌人，攻打周边的郡县，削弱周边郡县的军事力量。而河西一旦与陇右发生军事冲突，金城郡就为河西的反击提供缓冲，“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众。融等因军出，大破之……因并河扬威武”。窦融因河为塞，攻破隗嚣与羌人的联军，扬其军威。窦融将金城郡纳入到河西共同体中，无论是与陇右隗嚣集团的对抗，还是将来东进中原，都在乌鞘岭以东为河西筑起一道防护。

在窦融等五郡官员的共同努力下，“河西五郡”取得了稳定的发展。此时，中原的政局也发生了变动。建武初，光武帝开始着手平定周边割据势力，据有天水的隗嚣联络割据巴蜀的公孙述，结成同盟。建武六年（30）五月，“隗嚣反，盖延等因与嚣战于陇阺，诸将败绩”。东汉军队败后，光武帝颁布赦免令，“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为隗嚣所诖误者，又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光武帝想通过对陇右追随隗嚣吏民的赦免，笼络人心，孤立隗嚣。而更有效的策略，则是联络河西的窦融，对隗嚣形成夹击之势，来应对隗嚣以陇阺（陇山）为屏障之谋。“先是，帝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嚣、述”，有此想法的刘秀遣使联络窦融，恰逢窦融遣使刘钧在途，相遇后同至帝都，“帝见钧欢甚，礼飨毕，乃遣令还”。同时，隗嚣与公孙述联合势力不断袭扰东汉，如建武六年（30）十二月，“隗嚣遣将行巡寇扶风”；七年三月，“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七年八月，“隗嚣寇安定”；八年四月，“隗嚣攻来歙，不能下”等。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隗嚣在公孙述的支持下，对周边地区大肆寇掠，拓疆意图明显。这严重阻碍了东汉王朝的统一进程，联络“河西五郡”成为势在必行的战略选择。

隗嚣与公孙述的联合，隔断了中原与河西、西域间的交通联系，对刚刚建立的东汉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是中原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新立的东汉政权遭到隗嚣势力的屡屡挑衅，又不能从根本上打击隗嚣，光武帝便对河西地区的窦融势力寄予厚望，“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光武帝联络窦融结成同盟成为必然，故而致窦融玺书，希冀结盟。中原的东汉王朝、陇右的隗嚣（西州）、河西的窦融即形成了区域间的结构性关联关系，各集团如何发挥自己的地理优势或者结成怎样的联盟更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是他们都在考虑的问题。

二．地域结构性关联中的“河西五郡”共同体的发展

金城郡成为“河西五郡”之一，与两汉之际的政治形势及太守厍钧关系密切。厍钧以金城太守身份寓居河西，与不断寇扰金城郡的羌人有关，“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更始年间，在河西四郡太守们及金城太守共居河西走廊时，中原形势扰攘，东部隗嚣势力不断强大，河西五郡结成同盟寻求自保成为必然。此时的“河西五郡”，是地方大族因地缘关系而结成的自保共同体，有一定的准政权性质，但尚未达到称王建制的程度。在窦融带领河西五郡自保式的观望中，更始政权被推翻，刘秀从乱世中脱颖而出，建立东汉政权。建武初，“融等遥闻光武即位，而心欲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窦融及其共同体没有立即归顺光武帝，以“河西隔远”作为理由，其本质是继续观望。此后，隗嚣派张玄游说河西，“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窦融没有轻易做出选择，而是与共同体成员商议，“小心精详，遂决策向”。从中可见，窦融在东汉初因陇右隗嚣势力的阻隔而未归顺朝廷，也未与隗嚣决裂，而是秉持谨慎的自保观望态度。在共同体内部，各郡仍保持相对独立，出使时，各郡随窦融派出自己的使者，如建武五年（29），“统（梁统）等各遣使随窦融长史刘钧诣阙奉贡，愿得诣行在所，诏加统宣德将军”。窦融在五郡内部继续调整官员任职，约束官员行为，致力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东汉初，光武帝东讨西伐，使东汉王朝在风雨飘摇中渐趋稳定。在光武帝有了讨伐西北隗嚣势力集团的时间和能力后，终将逼近河西，窦融遂下决心与东汉建立联系。建武五年（29）夏，窦融“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恰好路遇朝廷使者。在使者返回河西时，光武帝赐玺书：“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属国都尉：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长史所奉书献马悉至，深知厚意。”此玺书中，光武帝明确称窦融为五郡大将军，认同了窦融集团一体共存的事实，并封窦融为凉州牧。光武帝在久攻隗嚣而不下时认同和接纳“河西五郡”，为即将到来的与隗嚣的决战缔结了战略同盟，又为帝国争取到丰饶的疆土。光武帝所面临的西北局势，是其认同“河西五郡”共同体的重要原因。他要借助窦融势力打击隗嚣，就必须承认其合法性，这是其在玺书中称窦融为五郡大将军的关键原因。东汉要联络窦融共同对付隗嚣，河西五郡成为王朝体系中的区域，成为中原王朝的西侧翼。而窦融则在玺书传至河西后，修书隗嚣，声明归顺大义，隗嚣不纳。

此后，窦融即作准备配合朝廷夹击隗嚣，“融乃与五郡太守共砥厉兵马，上疏请师期”，效命东汉朝廷之心昭昭可见。及至建武八年（32）夏，光武帝亲自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窦融在此过程中的应对甚合光武帝之意，且因作战有功，“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封融为安丰侯，弟友为显亲侯。遂以次封诸将帅……”这使得窦融为人臣贵已极，而共同体成员也得以封侯加官，荣宠一时。

至此，“河西五郡”作为一个共同体，收获了其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若分而治之，五郡中任何一个郡都难以得到这样的封赠。从此种意义上看，五郡构成一个地域共同体，在乱世中自保、在承平时归顺，是符合政治形势的明智之举。金城郡太守厍钧亦是共同体的受益者，金城郡籍由地缘关系而获得了区域结构性关联的政治利益。

三．东汉王朝疆域建构中的“河西五郡”共同体解体

从更始末开始，在窦融领导下结成的“河西五郡”自保共同体，以五郡大将军为其最高指挥者。而在王朝的职官体系中，窦融是张掖属国都尉。因逢乱世，窦融成为五郡大将军，并在其领导下，五郡一体化程度加强。但随着隗嚣的陇右集团覆灭，东汉王朝的疆域向西拓展，居于陇右之西的“河西五郡”体系瓦解成为政治上的必然。

“河西五郡”体系的瓦解，从窦融及五郡太守同日封侯就拉开了序幕。窦融及弟、从弟，梁统、统弟、统从弟及五郡太守等同日封侯，而所封之侯，多以“义”为号，如“助义”“成义”“褒义”等。这些封号，既是对他们参与平定隗嚣之功的褒奖，也是希冀他们继续效忠于朝廷的信号。五郡太守从以前河西自保时听命于大将军，转变为直接听命于皇帝。于窦融而言，在封赠之后，其心理变化亦甚为明显。窦融之弟、从弟及五郡太守同日受封，这使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的窦融深感不安，“融以兄弟并受爵位，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其不安除封侯外，还有为官河西时间较久的原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窦融多次上书请求改任。窦融认识到五郡体系不能再持续下去，自己居于五郡太守之上的局面也不能继续存在。窦融在河西虽不至于功高盖主，但仍然对东汉的边疆安全造成影响。因此，他自求瓦解是应时势所需。在中原王朝的政治进程中，地方集团与中原王朝的较量，其势力的瓦解不单单在于军事压力，王朝的封赠也会促使其产生向心力。

东汉王朝边疆形势的变动，使“河西五郡”失去结盟自保的基础。隗嚣被平后，陇右集团这一劲敌不存，而天水、陇西都进入东汉版图，羌胡失去接应，各郡自可防御，或者说东汉已经有时间有精力应对西北的民族袭扰。至此，“河西五郡”已失去五郡共保的社会环境。建武十二年（36），“及陇、蜀平，诏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诏遣使者还侯印绶”。窦融及五郡太守应诏离开其管控十余年的河西地区进京，五郡体系的解体成为定局。光武帝未归还窦融的州牧、属国都尉印绶，明确解除了其对河西的管控。至此，“河西五郡”失去东侧的隗嚣集团的屏障，接受东汉朝廷的封侯，成为中原王朝的部分已成为定局。同时，中原、陇右与河西各势力之间的关系趋于明朗，中原与陇右合二为一，三者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关系消失，无力抗衡或者说本无意抗衡的“河西五郡”适时解体是非常明智的政治选择，这种认知为窦融和五郡群体铺下了通向中原的路。窦融及五郡太守自此任职他处，与河西地区再无关联。失去了动荡的社会环境，缺乏了核心人物，金城郡与河西四郡失去了联合的基础，五郡一体的格局被瓦解。当然，金城郡刚构建的地缘关系亦被打破。

总的来看，建武八年（32）隗嚣势力被消灭之后，河西、陇右、中原的结构性关联关系丧失，而失去东部屏障的河西五郡体系的瓦解成为必然。窦融及五郡太守的不自安，恰是对政治局势洞悉后的正常反应。此后，他们同日被封，贵极一时，而这也意味着五郡体系被纳入到东汉政权的管控中，“河西五郡”也由此失去了一体共存的必要。此后，窦融及五郡太守从“为人臣，解君忧”的角度出发，纷纷萌生退隐之意，不再五郡一体从事共同的防御活动。他们主动消除地方割据之嫌，避免由此招来祸患，客观上使五郡体系实现内部解体，回归到郡县本体的位置上。建武十二年（36）陇、蜀俱平，中原王朝边疆地区趋于稳定，刘秀诏河西五郡诸太守进京奏事，意在使窦融集团离开其长期盘踞的河西地区，后又将窦融及五郡太守移任它处，彻底瓦解了河西五郡体系，东汉王朝的西北地区也进入王朝疆域中。

四．“河西五郡”共同体中金城郡的地缘关系

河西四郡与金城郡同设置于西汉中期，作为地理上相邻的区域，其设置之初有一定的关联，但因乌鞘岭的阻隔，鲜有人将其视为一个地理区域。更始三年（25）据境自保的地域共同体——“河西五郡”，与陇右的隗嚣、中原的刘氏诸集团并立。此时，五郡的内部运作有其特点，即五郡太守由大将军窦融委任，听命于窦融，接受他派的从事的监督。两汉之际，中原王朝的行政区划是郡县两级制，郡之上虽有州，但州刺史仅负监察之责，州不是凌驾于郡之上的一级政区。“河西五郡”共同体的形成，属自发性的地域联合体；其领导者是诸郡守共同推举的五郡大将军，同样没有国家的任命。“河西五郡”不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即不是一级行政区划。这意味着金城郡在进入“河西五郡”体系后，其自身的行政级别没有改变，即并未成为某一行政区划中的一环。窦融将金城郡纳入五郡体系，为共同体提供支持，而金城郡本身也获得五郡体系的庇护。它们借助地域相邻即地缘关系，跨越乌鞘岭形成具有自保功能的地域共同体，有别于基于独立的地理单元而形成的河西四郡，这种地缘关系的结成，是基于何种理念呢？从文献看，这首先与五郡体系的建立者窦融的地理认知密切相关。

从“河西五郡”共同体形成过程看，窦融是五郡一体化的核心人物。而正是这位核心人物的地理认知，决定了河西地域共同体的构成。窦融即将赴任张掖属国都尉时，他这样理解河西，“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其中的“带河为固”“杜绝河津”，是将黄河视为河西屏障，这种认识打破河西走廊自为一体以乌鞘岭为门户的观念，为“河西五郡”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地理认识上的基础。基于窦融将黄河视为河西地区屏障的认识，金城郡具备了进入“河西五郡”体系的地理条件。而窦融赴任至张掖后，恰逢金城郡太守厍钧避乱于河西。厍氏家族世为金城太守，在地域相连的河西素有声望。太守厍钧与河西各郡太守的亲密关系，又为金城郡融入五郡共同体提供人脉基础，奠定了政治上的契机。这即是说，“河西五郡”是在窦融以黄河为河西界标的认识基础上，基于共同的防御目标，承继地域社会名门望族的势力，接纳金城郡而形成的地域共同体。窦融的“河西五郡”共同体，打破了河西地区以乌鞘岭为界的模式，形成了一个新的以地缘为基础的防御体系。而金城郡，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与陇右隗嚣集团对立的前沿阵地和过渡地带，遏制了隗嚣势力在公孙述支持下的向西寇掠，成为地缘政治中的一环。

“河西五郡”作为共同体得到东汉王朝的认同，是中央政府为分化陇右和河西两大势力集团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建武初年，隗嚣势力的扩张及与公孙述的联合，屡屡挫败东汉王朝的军队，这使光武帝有了寻求联盟共同夹击隗嚣的想法，其首选自是居于河西且拥有重兵的窦融集团，而认同窦融及其“河西五郡”共同体，是结成联盟的前提。于是，“河西五郡”这一共同体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同，其实质是对窦融集团军事实力及其居于隗嚣之西的地理优势的认可，而非五郡地理概念的认同。这意味着“河西五郡”的重要性体现在中原、陇右、河西三大区域的结构性关联中。这种结构性关联多发生在多区域之间，如河西走廊在唐代的西域和中原间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河西五郡”体系在被东汉政府认同后，参与了光武帝平定隗嚣之战，多次出兵至金城郡，金城郡成为河西共同体向东进军的前沿重地。此后体系各成员获得了封侯的实质性利益，共同体利益发展到顶峰阶段。陇右进入中原王朝版图，河西失去作为区域结构性关联中一环的战略价值。“河西五郡”共同体的解体，是从乱世到治世发展的必然，更是国家与地方权力制衡的结果。而居于此间的金城郡，基于地缘关系，成为地区结构性关联的部分，发挥其地缘优势，区位价值得以提升。

“河西五郡”这一自保共同体出现在两汉之际的动荡时代，是区域社会据境自保的产物，其在区域结构性关联中占据一极，故而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得以维系。在地域结构性关联失去中间环节即陇右隗嚣势力被灭后，“河西五郡”失去价值后土崩瓦解，前后共十二年。习惯上河西之外的金城郡，能在此时打破地理界线乌鞘岭的限制进入河西体系，首先得益于窦融的河西概念的认知，其次源于厍氏家族在河西形成的人脉基础，得以在特定的时空节点上形成新的地缘关系，进入了河西五郡体系。然而，随着河西五郡成为王朝疆域建构中的阻碍，“河西五郡”这一区域性自保共同体遽然解体，金城郡的地缘关系便不复存续。

结语

“河西五郡”，产生于两汉之际的乱世中，成于窦融，是以窦融为代表的边郡官员群体为谋求共同利益而临时缔结的共同体，是地方权力集中的产物。五郡体系的发展，是窦融为首的河西集团形成后，促使中原、陇右、河西三者形成了结构性关联，河西成为中原王朝平定陇右的战略同盟，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同。在陇右隗嚣集团被东汉王朝消灭之后，这种结构性关联随之失去，窦融集团得到封侯和赏赐。此后，出于中原王朝构建帝国边疆的战略需要，窦融集团被调任各地，五郡体系就此瓦解。“河西五郡”的解体，是地域共同体丧失战略功能后的必然发展路径。

作为“河西五郡”体系中乌鞘岭以东的金城郡，其被纳入到五郡体系中，是地缘政治的结果。更始年间，河西四郡虽设立百年，但其地理区划并未深入人心，中原人对河西四郡与河西走廊的关系未有清晰的认识。正因此，窦融才会认为河西是以黄河为屏障，并由此推论居有河西即可“带河为固”或“杜绝河津”而自守。窦融的河西地理认知，亦暗含着窦融认为河西的主要威胁来自陇右，因此其构建自保体系所防御的自是陇右集团和中原王朝。这样，金城郡的前沿阵地和过渡地带的作用就至关重要。同时，厍钧家族与河西四郡的往来，也为金城郡进入河西五郡体系奠定了政治基础。由此看来，两汉之际金城郡西向地缘关系的形成，有着边疆地区进入中原版图为时短暂而地理认知不清晰的烙印，是中原王朝边疆拓展过程的产物。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1期第92—99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