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发掘湖南龙山里耶古城遗址，在1号古井和北城壕遗址中出土3万多枚秦代简牍。2012年，《里耶秦简(壹)》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同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陈伟主编的《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2014年，我们曾利用当时已经公布的里耶秦简牍资料，撰写《里耶秦简牍所见郡县名录》(以下简称“《郡县名录》”)一文，发表于《历史地理》第30辑。后经扩充修订，改题为《里耶秦简牍郡县志》(以下简称“《郡县志》”)，收入拙著《秦简牍地理研究》。小书出版后不久，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里耶秦简(贰)》发行面世，包括全部第9层简牍(内含此前曾经公布的若干材料)。紧接着，陈伟主编的《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出版发行。我们在检读新出里耶秦简牍时，发现前撰《郡县志》有若干可以修改订补之处。因撰此篇，希望得到读者的进一步指教。

一、淮阳郡与城父县

我们曾根据里耶8-2257号残简仅存“城父”二字及另一个字的残存笔画，推测城父县属颍川郡，新见里耶秦简牍有如下记录：

城父淮阳(9-760正)

这种书写形式的简牍甚多，一般是将两个地名隔开书写，有时在两个地名中间加圆墨点以示区分，比如“迁陵洞庭”(其例甚多)、“酉阳·洞庭”(8-65)、“平城泰原”(8-2040)、“新都蜀【郡】”(9-1021+9-1371)等；但也有将两个地名连写的，如里耶8-1838“迁陵洞庭”、里耶9-697“酉阳洞庭”等。我们此前曾对这类封检有过归纳总结，认为写在前面的小地名(县名)为收文地，后面的大地名(郡名)为发文地，前面的县多归属后面的郡，如上述迁陵、酉阳为洞庭郡属县，新都是蜀郡属县，平城为泰原郡属县，都没有问题。比较有争议的是内史的属县，里耶所见有“美阳内史”(9-2354)、“武关内史”(8-206)，美阳和武关(不一定是县名)都属于秦内史是没有问题的；另有“彭阳内史”(8-105)、“襄武内史”(9-965)，按《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彭阳属安定郡、襄武属陇西郡，如果这两个县都属秦内史，说明秦内史的地域范围要大得多。但里耶简另有“蜀中内史”(8-1387)和“卅二年迁陵内史计”(8-1845)，以及“迁陵余完可用当予洞庭县、不当输内史者”(9-42)、“迁陵敝当粪不当输内史者”(9-200)等说法，似乎表明秦时地方县道的文书有时候也可以直接上达内史，而勿需经由其上属郡，有关详情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无论如何，上述城父县属于淮阳郡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涉及对秦淮阳郡的认识。

关于淮阳郡，《汉志》以为高帝置，晚清以降，学者以为秦置淮阳郡，郡名或称陈郡，主要的依据是《史记·陈涉世家》记陈胜起事时“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的记载，但也有学者认为“陈守”是指陈县的长官(守)而非郡守，从而否定秦置陈郡。在出土文献方面，淮阳郡最坚实的证据来自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称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淮阳守行县掾新郪狱”，则至迟汉初已有淮阳郡之目，与《汉志》的说法相合。秦封泥另有“淮阳发弩”“淮阳弩臣”，云梦睡虎地秦木牍家书中有“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等记录，但学者对这些新出文献中的“淮阳”是否为郡名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秦是否置淮阳郡就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根据里耶简牍，可以确认秦设淮阳郡，则此前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就可以涣然冰释了。

《汉志》沛郡有城父，颍川郡有父城，杨守敬以为颍川郡之父城最初亦名城父。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有“城父”县，从县名排列规律看，城父应属颍川郡，其时《汉志》沛郡之城父当属淮阳国，不在《秩律》记录之列。这是我们此前将城父县归属颍川郡不属沛郡的一个重要理据。现在我们既知城父属秦淮阳郡(宣帝时改属沛郡)，里耶简另有“成父”(8-26+8-752)，则可能是颍川郡的属县。

二、南阳郡属县与文书传送路线

南阳郡始置于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史有明文。新见里耶简有如下简文：

十月辛丑，南阳守衍下县：听书从事，以律令、道次传别书。都官、南阳尉、都吏□□□县及诸【田】在县界中者各下之。邓下南郡守。书到相报。宛、新野、比阳、阳成(城)、雉各言书到，署旁曹发。以邮行。它如律令、邯郸书。俱手。

十月己酉，邓守丞尚敢言之：下，报署□曹发。敢言之。履手。

十一月乙卯朔丁巳，南郡守恒下真书洞庭守：书到为报，署户曹发。佗手(9-2076)

丁四。(9-2076背)

该件是南阳守“衍”下发所属各县，并由邓县(今湖北襄阳北)传送南郡、再由南郡传送至洞庭郡的文书传输方式和传输路线的记录摘要。其中宛县、新野、比阳、雉县、邓县皆见于《汉志》南阳郡，为秦南阳郡属县无疑。简文中的“阳成”，亦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我们曾据简文排列规律，并引谭其骧先生说，认为简文中的“阳成”即《汉书·曹参传》之“阳城”，亦当《汉志》南阳郡之“堵阳”县，应属秦南阳郡。最近，但昌武亦据该简，并结合北京大学藏水陆里程简册，对秦及汉初的阳成(城)县进行综合讨论，认为秦南阳郡确有阳城县。凡此皆可证明，谭其骧先生早年关于陈胜故里在南阳郡阳城县的看法确然可信。

该件文书是由南阳郡下发所属各县以及由邓县发往南郡的摘录，何以会出现在洞庭郡的迁陵县？这就涉及秦文书传递的方式及路径问题。我们在里耶简中找到下列文书：

六月壬午朔戊戌，洞庭叚(假)守下【县】：听书从事。临沅下索，门浅、零阳、上衍各以道次传别书；临沅下洞庭都水，蓬下铁官，皆以邮行。书到相报，不报追。临沅、门浅、零阳、上衍皆言书到，署兵曹发。如手。道一书。以洞庭候印【行事】。(9-713)

迁陵报，酉阳署主令发。

充报，零阳金布发。恒署。丁四。

酉阳报，充署令发。

七月己未水十一刻刻下十，都邮人鬾以来。□发。(9-713背)

该件文书是由洞庭郡发往所属各县的文书传输路线及传送方式的摘要，传送路线和传送方式有二：一是由临沅下索，以及洞庭郡发往门浅、零阳、上衍，并“各以道次传”，也就是逐县依次下传，从文末的“报(回复)”来看，传到迁陵县的一路为：(洞庭郡)—零阳—充县—酉阳—迁陵；二是临沅下洞庭都水和蓬下铁官，是“以邮行”。里耶秦简牍涉及的时间范围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之间，在此期间，能满足“十一月乙卯朔”的只有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满足“六月壬午朔”的也只有始皇三十一年，可见两件文书都在秦始皇三十一年。此外，两件文书背面都有“丁四”字样，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其中的确切含义，但不妨推测此二件文书可能属于同一性质。按秦始皇三十一年十月乙酉朔，则辛丑为十月十七日，己酉为十月二十五日；七月辛亥朔，己未为七月九日。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如此我们便可推导文书的传输时间次序为：秦始皇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南阳郡守衍下达郡属各县文书，十月二十五日由南阳郡最南边与南郡接界的邓县将文书传送南郡，十一月三日南郡守将文书传输洞庭，六月十七日由洞庭假守(代理太守)齮将文书下发所属各县，七月九日文书传达里耶所在的迁陵县。从文书传递的时间来看，由南阳郡(治宛县，今河南南阳)传达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共用时17天，而从南郡到洞庭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却历时半年以上，从南郡江陵到洞庭临沅的距离要短于从南阳宛县到南郡江陵，为何历时如此之久，看来这两件木牍所记恐非同一件事；再从两件木牍书写的行文格式和文字风格看，亦非同一次传递文书所为。但秦始皇三十一年秦文书传递无论是制度还是路线，都已形成固定的模式，我们通过这两件木牍，不难看出秦文书传递的路径和方式：文书先由郡到郡之间跨郡传送，郡再发往所属县道并由各县道下发所属乡里，层层逐级下传，以至帝国的行政末端。而从文书的传输环节看，应另有木牍记录南郡下发各县和南郡传输洞庭郡的信息，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抑或是尚未刊布。

另外，里耶16-52号木牍第二栏记有从鄢县到迁陵县的里程：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

销到江陵二百卌六里

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

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

索到临沅六十里

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凡四千四百卌四里(16-52)

该件木牍上栏残缺，据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从邓到鄢一百卌里。木牍总计里程数为4444里，残简从鄢县到迁陵总里程为1805里，所以该牍所记应该是从秦都咸阳到里耶所在地秦迁陵县的分段里程及总里程数。秦文书传递常称“以道次传”或“以次传”，这是一种逐县(道)依次接力下传的一种传送方式，亦即文书是在县(道)与县(道)之间传送，至于县(道)以下，则或“以邮行”或“以门亭行”。因此该里程简牍应该是与文书传输简册配套使用的。

上件木牍里程简从文末里程统计数看应是从秦都咸阳出发，相应地，里耶简亦有从咸阳发布的文书记录：

庚寅，内史守衷下县：以律令传别【书】

县界中当用者，县各别下书焉。□

丞相。书到皆相报，【咸】阳言书到，

□九月有手商丞□下报商书到

十月丁巳南郡守恒下真书洞庭

发。□手。(8-228)

该件文书由内史发出，咸阳系首站。文书要求收到后回复(报)，所以首个回复的是文书的始发地咸阳(“咸阳言书到”)。下面的“商书到”，是指商县收到文书后的回复，商县属内史，是与南阳郡邻近的边县，文书由商县下传给南阳郡。但在该件木牍的第五行，却写有“十月丁巳南郡守恒下真书洞庭”，中间遗漏了南阳郡这一中间环节。从首都内史咸阳下发各地的文书只有一件，是为“真书”；“真书”下达各郡后由各郡抄录一份下发各县道，县道又另行抄录，又依次下发各乡里，是为“别书”。从简牍照片看，这个“十月丁巳”的释文没有问题，它与前两件文书(9-2076、9-713)在时间上有冲突，可见并非同一次传输文件的记录，二者没有实质性关联。下面一件则可能与之相关：

□□□令【传】别书。道□

□别下书□□下书郡守□

相报，杜阳言书到，廷署主令

内史行廷事。

□下报商书到，署主令发。敢言(9-1950)

简文残缺，大意谓：内史发文到所属各县及外郡县，简文所见有杜阳(从文书体例看应为咸阳)和商县，杜阳《汉志》属右扶风，秦属内史。商县亦属内史，由商县东南行，正可入南阳郡，所以该件文书应该是内史下传到南阳郡中属内史的那一枚木牍，从该简及9-2076和9-713等简牍看，这一类简牍专记文书传输的对象、方式及路线，具体文书内容则另件书录，附在其后，一并传送。

三、镡成县与洞庭郡属县及治所

镡成，或写作“镡城”，《山海经·海内东经》后附《水经》称“沅水出象郡镡城西”，《汉志》镡成县则属武陵郡，治所在今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南，确地无考。周振鹤先生据《山海经》，以为镡成县属秦象郡；辛德勇先生则从《汉志》，将镡成县归属秦洞庭郡。里耶8-1373号简有“镡成”，我在《郡县名录》中把镡成当作洞庭郡属县，后来的修订稿《郡县志》改隶秦象郡。彼时发表材料不多，仅存“镡成”二字，难免猜测成分。现据新发表里耶秦简牍，镡成县还是归属洞庭郡为宜。

【卅四年七月】甲子朔戊子，洞庭□□□下县，各以道次传别书。洞庭尉、吏执法属官在县界中【者，各】下书焉。洞庭尉下洞庭除道尉，除道尉下当用者；镡成以便近道次尽下新县；皆以邮行。书到相报，不报者追。临沅、门浅、上衍、【零阳】(9-26)

运食乡部卒及徒隶有病及论病者即，县及其部固皆上志治粟府。卅四年五月乙丑朔丁亥，趣劝通食洞庭守叚(假)卫可哉移镡成、沅(9-436+9-464)

上举前件文书是洞庭郡下发各县文书的传送路线及传送方式的摘要，其中一条传输路线是“镡成以便近道次尽下新县”，可见镡成县当属洞庭郡。后件文书大概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五月二十三日“洞庭守假卫可哉”移书镡成等县，要将“运食乡部”的卒和徒隶有病者送往治疗场所的记录，从中亦可见镡成县属洞庭郡。

里耶秦简的出土地为秦迁陵县，而迁陵县上属洞庭郡，所见洞庭郡属县最多，我们曾有过归纳总结；《里耶秦简(贰)》刊布后，陈伟、郑威等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进一步讨论。现参据各家之说，可以确定秦洞庭郡的属县计有：临沅、索县、门浅、零阳、上衍、蓬县、迁陵、酉阳、充县、沅陵、沅阳、辰阳、无阳、新武陵、上軴、镡成、安阳、义陵、益阳，数量十分可观。过去我们估计秦县的数量，一是根据《汉志》所载西汉末年的1587(或1578)县往前逆推，二是根据春秋战国县邑向后顺数，得出秦县的数量大致在1000个左右。这里面有个思维定式，总以为历史的发展越往后越发达，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相应地，县的数量也是越到后来数量越多。但假如我们拿秦洞庭郡和汉末武陵郡比较，就会发现秦县的数量远多于汉县，这就提醒我们注意：第一，秦县的数量可能并不像以前估计的那样少，尤其是在南方山地；第二，秦县多来自战国，多为军事防御性的城邑，军事功能强而经济功能弱，待天下大势已定，经济愈加发达，有些军事性质的县邑往往就被裁省归并，县的数量反而减少了。

上述里耶简所见的秦洞庭郡属县，只是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到秦二世三年16年间所有县目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县的兴废裁并以及改属等复杂情形，例如上軴，原为新武陵县的一个乡，后升格为县。安阳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上举镡成县从简文看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应为洞庭郡属县，简文说“镡成以便近道次尽下新县”，可见镡成县周围的新设县还有不少。我们知道，秦始皇三十三年灭南越设象郡，而秦洞庭郡设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已有近十年之久，假如这些县在设置洞庭设郡之时便已存在，就很难说是新县了，最大的可能是，秦始皇三十三年灭南越设象郡，同时又新出现了一些县，这也就是“镡成以便近道次尽下新县”之“新县”。由于新设不久，行政机构还不太完善，而由洞庭郡的南边镡城县代为传送文书。此后不久镡城县便改属象郡了。

我们此前曾推测秦洞庭郡应治临沅县，上述文书传递过程中，“报”的首县在南阳郡为宛县、在内史为咸阳、在洞庭郡则为临沅，而宛县为南阳郡治所、咸阳为内史治所，由此亦可证明临沅县应为洞庭郡治所。但在里耶秦简中，讲到洞庭郡文书传递时还有“新武陵布四道”，新见里耶9-1861号简既说“新武陵布四道”，又说“新武陵言书到”，可见新武陵作为洞庭郡的文书传布中心，是可以视作洞庭郡治所的，而在文书下发传递时，新武陵也是要“报”的。查考已有的里耶简牍，新武陵作为文书传布的中心集中在廿六、廿七、廿八年，而临沅作为文书传布始发地和中心地，则早不过卅一年。从二者的传输路径看，无论是从新武陵出发还是从临沅出发，下传到迁陵县的前一站都是酉阳县。文书传送到迁陵县所需时间，从临沅县出发的完整记录有两条：一是简9-713，三十一年六月戊戌(十七日)，洞庭假守发布文书，七月己未(九日)“都邮人鬾以来”，相距22天；二是简8-159，三十二年三月壬辰(十六日)，洞庭郡发文，四月癸丑(八日)到达迁陵，相距也是22天。新武陵有6条：(1)简9-1861：二十六年二月庚申(八日)，洞庭假守高发布文书，“新武陵布四道”，五月甲申(四日)“焦士五(伍)阳里鼠以来”，历时85天。(2)简9-23：二十七年十一月癸亥(十六日)，洞庭假守昌发布文书，“以新武陵印从事”，十二月丙申(二十日)“库佐黑以来”，历时34天。(3)简9-2283：二十七年二月庚寅(十五日)，洞庭守礼发布文书，三天之后的二月壬辰(十七日)，洞庭守礼再次发文(重书)，“新武陵别四道”，三月丁巳(十二日)“隶臣移以来”，历时26天。(4)(5)两条看起来应该是与(3)为同一份文书的不同记录，其中都没有提及洞庭守礼“重书”和“新武陵别四道”，从收文的时间看则有三个，一见于简16-6，是为三月戊申(三日)“士五(伍)巫下里闻令以来”，如果以洞庭守礼初次发文的二月庚寅起算，历时19天；另两个收文时间皆见于简16-5，一是“三月癸丑水下尽，巫阳陵士五(伍)匄以来”，二是“三月癸卯水十一刻刻下九，求盗簪袅阳成辰以来”，如果把前一个时间看作是针对洞庭守礼第一次发文的收文时间，则相距24天；后一个时间视作是针对洞庭守礼第二次发文的收文时间，则相距32天。(6)简8-657：二十八年六月乙未(二十七日)，洞庭守礼发文，“新武陵别四道”，“【八月】庚午水下五刻，士五(伍)宕渠道平邑疵以来”，前后相距96天。可见从新武陵发布的文书传到迁陵县的时间从19天到96天不等，其中二十六年传送的时间为85天，可能与秦新立洞庭郡之初，文书传递制度执行不严，地方官吏对当地情况不熟悉有关。最后一次历时96天，文书的内容是琅邪假守告内史、属邦、郡守主有关“琅邪尉徙治即墨”事，从文书加盖“以苍梧尉印行事”来看，与一般文书从北方南郡下传入洞庭郡不同，该件或系从东方苍梧郡传来。简末“八月”残缺，是根据“八月甲戌迁陵守丞膻之敢告尉官主”推导补出的，也许是事有缓急，也许是月份干支有误，总之，这次文书传输时间之长久，显得不可思议。排除这两个特长的时间，其余5个时间分别为19天、24天、26天、32和34天，假如取其中间值，则与临沅传到迁陵所需时间相差不多。另从迁陵县在洞庭郡所处的位置看，新武陵不会位于迁陵县的东、西两面，因距离狭窄，不至于传送文书历时那么久，而只可能位处迁陵县的南方和北方。从文书传送的来源方向看，郡外文书多来自北方的南郡，偶尔会来自东方的苍梧郡。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看，新武陵可能就在临沅县附近，确址待考。总之，秦洞庭郡先治新武陵，后迁临沅，迁移的时间当在秦始皇二十九、三十年间。

新公布的里耶秦简中，除上文已述之淮阳郡、南阳郡外，另有东晦(海)郡(9-497、9-2475)、折(浙)江郡(9-1444)。此外还有一些县、道记录，多为片言只语，其归属亦多据《汉志》推定，今连同上述，将新见县道一并如表1所示，以便学者参考。

（本文原刊《历史地理研究》2019年第1期第50-57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