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景泰七年（1456），《寰宇通志》修成，但未及正式颁布天下。天顺二年（1458），复辟的明英宗又命重修《大明一统志》（以下简称“《明一统志》”），至天顺五年修成。两部志书（以下统称两书时均简称“两志”）为明代仅有的两部官修地理总志，历来受到学界重视，如20世纪60年代赵万里便以两志辑佚《元一统志》。但两志的史料来源研究还较为薄弱，目前仍停留在与前代地理总志的简单比对上。结论也大体相近，认为两志的史源主要来自《舆地纪胜》《元一统志》等唐宋元地理总志，也参考了历代文集、正史和明初方志。

不过，《寰宇通志》取材时未必都是直引原书，多有转引的情况，这一区别易被研究者忽视。仅刘葳通过与《永乐大典》的比对指出，《寰宇通志》转引时未注明实际出处，因此常有溢出和异文。事实上，即使内容完全一致，也仍有必要判断是否为直引。如果不加考辨，可能会将许多旧有讹误判断为修《寰宇通志》时新产生，不利于准确认识《寰宇通志》的文献价值。反之，如果能够确认某条内容为转引，进而找到转引出处并分析与原文的差异，不仅能够借以识别《寰宇通志》的史料来源，也可帮助还原元明地志的文本生成过程。因此，本文的目标首先是找到《寰宇通志》的引用规律，提供区分直引与转引的方法。

以往研究未能在此方面取得突破，其原因或可归结为三点：第一，如上文所述，两志往往不注明资料出处，或列出原始出处而隐去转引出处，这为辨别史源造成了较大困难。《寰宇通志》书首虽有引用书目，但罗列了早已失传的典籍，显然不足为据。而且其中的“国朝名人文集”“历代郡县图志”“天下府州县卫所宣慰宣抚招讨司志书”仅为类目而无细节。第二，景泰五年七月，为纂修《寰宇通志》曾颁布诏令：“命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陈循等，率其属纂修天下地理志。礼部奏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员，分行各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县，采录事迹。”这或使人误以为两志所用方志多来源于此。但《寰宇通志》仅用时两年多告成，而此次负责采录的29名进士要分别前往各地，颇费时间，恐来不及提供主要纂修材料。诏令称“采录事迹”，应是以资校订，而洪武、永乐时期朝廷收集的方志则更适合作为主要资料来源。第三，两志的纂修时间相隔仅3年，《明一统志》取材范围不会超出《寰宇通志》太多，其差异主要应由对史料的去取不同造成。但现有史源研究多重视《明一统志》而忽略《寰宇通志》，故本文考虑从《寰宇通志》入手分析两志的史源。

针对上述三个问题，本文首先将《寰宇通志》与《元一统志》等前代地理总志的相似文本聚合分析，以探索其引用规律。在此基础上，再与现存《永乐大典》的方志部分及宋元明初方志进行比对，以确定《寰宇通志》真实的史料来源。鉴于《永乐大典》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明文渊阁藏书，故还应结合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的记载。据李艳秋统计，《文渊阁书目》中“古今志”“旧志”“新志”三大类录有地志1247部，其中历代地理总志27部，杂志46部，宋代方志203部，元代方志45部，时代不明者51部，其余为明代方志。总体来看，正统年间明文渊阁中收藏了比较完备的本朝方志，也有大量宋元旧志。景泰五年上距正统六年仅13年，阁中藏书应较为完整。《寰宇通志》是否使用了这批方志？有必要回应这一问题。最后，本文还尝试根据《寰宇通志》转引来源与原文的差异，还原元明地志文本的生成过程，发掘该书对元代及明初历史研究的新价值。

本文所用两志版本均为官修初刻，即景泰七年内府刊本《寰宇通志》与天顺五年内府刊本《明一统志》。其余版本及现代整理本虽有增补和订讹，却有失原貌，无益于探寻史源。历代地理总志虽以近年研究者的整理本为主，但明人所能用者绝非今人整理精善之本，因此也注意核查其底本原貌。

二、《寰宇通志》的引用规律

如前所述，探寻《寰宇通志》的史源，首先必须区分书中的转引与直引。如果囿于书中提供的出处，或忽略没有注明出处的文字，均不利于其真实史源的判定。以往学者多将两志的内容视为直引而来，进而批评纂修者的粗疏。刘葳则认为《寰宇通志》的内容大多是从方志转引而来，并非直引，因此与原文不同。刘说确有道理，但尚需进一步论证和总结规律。

不同的引用方式下，《寰宇通志》的纂修模式可以分为“多种来源”（图1A）与“层层转引”（图1B）两种模式：

从示意图可知，两种纂修模式的根本差异在于《寰宇通志》是否直引唐宋地理总志。那么，《寰宇通志》采用的究竟是哪种纂修模式呢？

首先，据笔者观察统计，两志中各地“风俗”、“形胜”、“城池”（两京独有）三门中的条目应注明出处，其他门类的条目则无须注明出处。这或许是因为“形胜”“风俗”两门内容较少且为断语，故须有来历；“山川”等门类条目繁多，一一注明出处则篇幅骤增。因此，如无须注明出处的门类中存在出处，基本可以判断是两志转引时照录原文造成的。该规律不必赘述，仅举数例便能证明。如顺天府之山川：

西山。（在城西三十里，旧《记》：“太行山首始河内，北至幽州，第八陉在燕。”强形巨势，争奇拥翠，如云从星拱于皇都，总名之曰西山。）

所谓“旧记”的文字，实际出自东晋郭缘生的《述征记》，《太平寰宇记》（以下简称“《寰宇记》”）曾引用：“《述征记》云，太行山首始于河内，北至幽州……第八军都陉，在幽州。”层累转引之下，《述征记》可能先被略写为“记云”，后又有人误以为是某部方志而妄加“旧”字，留下了转引痕迹。《寰宇通志》的文字是多次转引后的结果。

又如顺天府之古迹：

北平故城。（在蓟州。隋《图经》：渔阳，北平故城，汉将李广出猎，昏暮遇石，谓是伏虎，射之没羽。即此地。）

《寰宇通志》纂修时已无机会见到隋代图经，此条必为转引。从上述两例可见，《寰宇通志》在转引时只会保留原始出处，而不提供实际的转引出处，目的或许是为了“文省事增”。因此可以认为，在“山川”等门类中出现的引用书名是转引而来。

那么，在必须保留出处的“形胜”与“风俗”两门中，是否转引又当如何判断？由于“形胜”“风俗”条目不多、内容集中又必须注明出处，如果纂修者曾利用过原书进行编纂，既然原书就在手边，核对原文的工作较为简易；若径直转引而不加核对，则反映出纂修者对原书的利用程度甚低。

因此可以遵循“一票否决制”，一旦确认有转引的条目，即判定为未参考原书。以下按照成书时序，对出现较多的5种前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元一统志》分别考察。

（一）《元和郡县志》

该书在《寰宇通志》中有“元和志”“元和郡志”“元和郡县志”“元和郡国志”“元和郡邑志”5种不同称呼，共出现35次。其中13条在“风俗”或“形胜”门，22条在其他门。《明一统志》中称呼略同，共出现43次，其中16条在“风俗”或“形胜”门，27条在其他门。从门类分布可见大半为转引。而“形胜”中可以确认为转引的条目有以下2条，一为汉阳府形胜：

汉口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元和郡志》。）

《元和郡县志》（以下简称“《元和志》”）原文为：

鲁山，一名大别山，在县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山上有吴将鲁肃神祠。

《元和志》并非总述该地形胜，而是论述鲁山形势。按照《寰宇通志》的体例，不会将山川的注文提取为形胜，且主语从“鲁山”变为“汉口”，也与原意不符。实际上，《舆地纪胜》最早将此条作为形胜：“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元和郡县志》鲁山下。）”其中尚保留出自“鲁山”条的痕迹，而《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以下简称“《元胜览》”）中已不见踪影：“前枕蜀江。（《元和志》：‘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寰宇通志》无疑是循此路径沿袭转引，而非直接追溯原始出处《元和志》。

二为琼州府形胜：

珠崖如囷廪大。（《元和志》：珠崖如囷廪大，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夕可至。）

本条内容今本《元和志》中已佚，见于更早的《水经注》引《交广春秋》：“清朗无风之日，径望朱崖州，如囷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元和志》中凡引他书均注明出处，此条也应注明出自《交广春秋》或《水经注》。但《舆地纪胜》却称此条出自《元和志》：“珠崖如囷廪大，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夕一日而至。（《元和郡县志》。）”无论是文字本身还是出处，《寰宇通志》都与《舆地纪胜》更为相似，很可能也是沿袭转引。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判定，《寰宇通志》并未参考《元和志》原书。

（二）《太平寰宇记》

该书在两志中有“太平寰宇记”和“寰宇记”两种称呼。《寰宇通志》中共出现165处，其中55处在“形胜”或“风俗”，110处在其他门。《明一统志》中共出现137处，其中54处在“形胜”或“风俗”，83处在其他门。门类分布与《元和志》相似，但条目数较多。可确认为转引的有以下3条，一是顺天府形胜：

一大都会。（《寰宇记》：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南通齐赵，为一大都会。）

《寰宇记》原文作：

《郡国志》云：“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其气躁急，南通齐、赵，渤、碣之间一都会也。”

《寰宇记》称引自《郡国志》。《寰宇通志》未保留《郡国志》这一原始出处，而是称引自《寰宇记》，多半是沿袭了转引来源。且该条被提炼为“一大都会”，意在突出“大”字，但《寰宇记》存世各版本均无此字。考虑到元代称北京为大都，与“一大都会”暗合，这一条或许是元代修志者改窜原文以夸耀大都，而《寰宇通志》因袭之。

二是河间府形胜：

河经武垣之北。九河之会，五垒之居。（俱《寰宇记》。）

但宋初时黄河并未流经河间府，这条明显存在事实性错误。其实《寰宇记》原文为：

滹沱河。《舆地志》云：“滹沱河在今县西二十里。”按河经武垣北，后魏太和年中，刺史王质掘直之，杨真改为清宁河。

其中“河经武垣北”的“河”显然是指滹沱河。如前所述，两志不会将前代志书中的山川注文提取为形胜。但其他志书或有将此处的“河”理解为黄河者，并将此条作为形胜，后被《寰宇通志》转引。且今本《寰宇记》中也没有“九河之会，五垒之居”内容，不知从何处引来。

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同府形胜一条：

北临广野。（《寰宇记》：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广野，封略之内，南北错居。）

《寰宇记》原文为：

然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戎狄之心，鸟兽不若……

该条《寰宇通志》与《寰宇记》歧异较多，《寰宇记》各版本并无关键词“北临广野”，却有“戎狄之心，鸟兽不若”等贬抑北方少数民族的内容。学界以往认为，元代避忌不严，言论甚宽松，但张佳指出，元代刊书时也存在大量讳阙避忌的案例。这些文字很可能便是被元代修志者有意改窜。《寰宇通志》如直承《寰宇记》，并无删改此类文字的强烈动机；但若系从元代志书转引，就说得通了。

其余数十条“风俗”或“形胜”的引用中，还有多条疑为转引，如陕西行都司风俗“其人性坚刚慷慨”，原文作“上应白虎之宿，金气坚刚，人事慷慨”。“金气坚刚”是“人事慷慨”的原因，不知何以转为描述。类似例子不再一一枚举，但众多转引条目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寰宇通志》从未参考过《寰宇记》原书，完全是转引他书。

（三）《舆地纪胜》

该书在两志中仅“舆地纪胜”一种称呼，《寰宇通志》共出现44处，其中6处在“形胜”或“风俗”，38处在其他门类。《明一统志》共出现29处，其中10处在“形胜”或“风俗”，19处在其他门类。分布比例与前两书类似，但出现次数极少。可确认为转引的有2条，一是汉中府形胜：

秦头楚尾，一大都会。金戍铁城，险固之极。（俱《舆地纪胜》。）

该条在《舆地纪胜》中分见于金州和洋州部分：

秦头楚尾，一大都会。（《图经》云……）

南接汉川，北枕古道，险固之极。（《舆地广记》云……）金戍、铁城。（《海录碎事》云……）

按照《寰宇通志》的体例，应保留《图经》《舆地广记》等出处。且“金戍铁城，险固之极”一句，将两条不同来源和地点的文字缀合为一条，也不似《寰宇通志》所为，当为转引。

二是文县形胜：

苍崖绝壁，屹为巨限。（《舆地纪胜》：乱山环合，无宽易可耕之野，自城关四出，苍崖绝壁，屹为巨限。）

该条在今本《舆地纪胜》中已佚，但《方舆胜览》尚保留了原始出处：“苍崖绝壁。《慈霈庙记》：‘自城关四出，云云，屹为巨限。’”《寰宇通志》未保留原始出处，应是从他处转引，未参考过《舆地纪胜》原书。

（四）《方舆胜览》、《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简称《元胜览》）

南宋祝穆与元人刘应李均以《方舆胜览》作为书名，两志中未加以区分，仅有“方舆胜览”一种称呼。《寰宇通志》共出现18处，其中10处在“形胜”或“风俗”，8处在其他门类。《明一统志》共出现18处，其中8处在“形胜”或“风俗”，10处在其他门类。可确认为转引的有2条，一是吉安府形胜：

五峰相次，颇类五老。（《方舆胜览》。）

祝穆《方舆胜览》原文为：

三顾山。在太和南，五峰相次，颇类五老。

《寰宇通志》不会将《方舆胜览》中山川的注文挪为形胜，且其山川门中也有“三顾山”条曰：“三顾山。（在泰和县南五十里，正当县治，三峰宛如笔架，屹然相顾。）”“五峰”与“三峰”矛盾。若两志直引祝穆，说明是将“三顾山”注文移作形胜，又从他书补入“三顾山”注文。此路径过于曲折，也不合体例，应为转引。

二是西安府风俗：

衣冠文物，俨有古风。（《方舆胜览》：华州衣冠文物，俨有古风，将相笃生，项背相望。）

祝穆《方舆胜览》无北方内容，该条只能出自《元胜览》：

衣冠文物。《郡志》：“本周初郑国也，桓公友始封此，子武公乃徙新郑，名号虽更而山川不殊。衣冠文物，俨然有古风烈。”

将相相望。吴咏《书华阴壮观碑》：“名将相笃生此邦，项背相望，棨戟盈门。”

《寰宇通志》所引文虽俱载《元胜览》，但是将两条缀合在一起，且只提取了前一条的关键内容作为大字。常理而言，缀合的结果应是“衣冠文物，将相相望”，如果仅提取第一条的关键词，完全不必再将第二条引文缀入注文中。故很可能是《元一统志》先缀合为“衣冠文物，俨有古风，将相笃生，项背相望”且省去原始出处，后被《寰宇通志》二次提取形成现在的文本状态。综合来看，《寰宇通志》应是转引两部《方舆胜览》。

（五）《元一统志》

通检《寰宇通志》，《元一统志》共有“元一统志”“大一统志”“一统志”“元志”“元某州志”5种称呼。《明一统志》因书名重复，故统一为“元志”和“元某州志”2种称呼。《寰宇通志》中共出现《元一统志》书名111处，其中84处在“形胜”或“风俗”或“城池”，27处在其他门类。《明一统志》中共出现104处，其中90处在“形胜”或“风俗”或“城池”，14处在其他门类。仅就门类分布看，两志中的《元一统志》多在“形胜”或“风俗”，而其他门类少，呈现出与前述4种书相反的面貌，这一现象提示两志很可能是直引《元一统志》。

王剑英曾以《元一统志》中保存较完整的鄜州部分与《寰宇通志》的延安府对照，认为《寰宇通志》系删简《元一统志》而成，鄜州“风俗形势”的12条在《寰宇通志》中仅保留“人性勇直，好尚武力”1条。实际上，《寰宇通志》延安府“形胜”“风俗”共9条，其中引用《元一统志》鄜州“风俗形势”达4条，但有3条保留原始出处而未提及《元一统志》这一转引来源，还有4条也出自《元一统志》延安路部分。具体情况正可说明《寰宇通志》的引用规律。现列入表1以便说明：

据表1可知，《寰宇通志》与《元一统志》重合多达8条，仅第3条内容溢出现存《元一统志》外。但溢出内容在《寰宇记》中属绥州，元代为绥德州。而《元一统志》的绥德州部分今已佚，很可能《寰宇通志》也是从《元一统志》中抄出。不仅内容重合度高，《元一统志》所引的《鄜州图经》《肤施图经》等在明代也已经失传，《寰宇通志》纂修者不可能参考原书，该部分是在《元一统志》基础上增删无疑。另外，表1中也可见《寰宇通志》在“形胜”或“风俗”门中同样是保留原始出处而删去转引来源，引文无出处时才会注明直引来源。

但是，延安路属于北方地区，而赵万里认为，《元一统志》的南方部分多取材于《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那么《寰宇通志》的南方部分与《元一统志》《舆地纪胜》究竟是何关系？

《永乐大典》卷七八九〇“汀”字册较多保留了《元一统志》中汀州路风俗形胜的内容，今本《舆地纪胜》汀州府的内容亦保存完整。因此，利用现存《永乐大典》，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寰宇通志》和《舆地纪胜》《元一统志》（也需考虑《元胜览》在《舆地纪胜》和《元一统志》之间可能的桥梁作用，故将《元胜览》与《元一统志》合为一栏，以括号附注）的引用关系。详见表2：

表2中的第2、3、4条内容均为《元一统志》的独见内容，可见《寰宇通志》南方部分也直引了《元一统志》无疑。另外2条内容虽见于《舆地纪胜》，但本表引用的《元一统志》是从《永乐大典》辑佚而来，《大典》自然不会重复抄录与《舆地纪胜》相同的内容。而《元胜览》恰好抄录了这2条内容，故《元一统志》很可能也据《舆地纪胜》抄入了。因此，汀州府的5条风俗形胜应均抄自《元一统志》，而未参考《舆地纪胜》。

综上所述，《寰宇通志》的引用规律有二：一是“形胜”“风俗”两门之外不注明出处，如果保留了出处，则说明是转引。二是转引时仅保留原始出处，不注转引出处。根据以上规律进行具体考察，可以判断《寰宇通志》采用了“层层转引”的纂修模式，在历代地理总志中仅直接引用《元一统志》而未参考其他前代地理总志。《寰宇通志》仅用两年多时间便可告成，当与这一纂修模式关系匪浅。

三、《寰宇通志》与文渊阁藏方志

除以《元一统志》为主要参考外，《寰宇通志》中还有大量取自各地方志的内容。以往研究认为这些方志基本是明初地方志。笔者认为，该认识还有待进一步具体化，其中关键在厘清《寰宇通志》与明文渊阁藏方志间的关系。

明代文渊阁的初始主要功能是藏书。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命将南京文渊阁中的藏书各取一种运往北京，此后暂存在左顺门北廊，直到正统六年移贮文渊阁之东阁，并由杨士奇等人编订了《文渊阁书目》，书目中包含“旧志”“新志”两门，著录大量宋、元及明初方志。

景泰五年《寰宇通志》开始纂修，时距《文渊阁书目》编定不过13年，阁中方志应当大体完好，纂修者不应弃此不用。而且《寰宇通志》所使用的《元一统志》很可能就是文渊阁藏书。但是，文渊阁藏方志是否为《寰宇通志》直接史源，仍是一个需要确证的问题。鉴于文渊阁藏书在编写《永乐大典》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人全祖望便认为《永乐大典》“一切所引书，皆出文渊阁储藏本”，因此在文献记载外，还有必要将《寰宇通志》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比对以解决该问题。

从记载来看，《寰宇通志》的总裁官陈循是促成该志纂修的关键人物，其年谱称：

（景泰五年八月）中贵谕旨于公：“上欲有所述作。”公曰：“永乐十六、七年之间，太宗皇帝尝命遍采天下地理古今事物之详，以命儒臣编集，共为一书，以成当代之制。臣亦在纂修列，后未成书而止。必欲有所述作，莫如成此一书，实亦继述之一端也。”中贵以言，遂命进士分投四方，续采其未备者。

这段记载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陈循曾参与过永乐朝地理总志的纂修，修《寰宇通志》也是他极力促成；其二，永乐朝已“遍采天下地理古今事物之详”，景泰朝的采集只是在此基础上“续采其未备者”。永乐朝进呈的地志收藏于文渊阁，显然《寰宇通志》无法绕开文渊阁藏方志。

不仅如此，陈循本人也与文渊阁藏书渊源颇深，年谱记载：

（永乐十九年）三月，敕南京翰林院，凡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亲送至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公如数取，共得百柜。中贵萧愚督操驾舟十艘分载，公与编修林誌、李贞、陈景著，庶吉士王翱等三十人护行，四月六日至京。书进，公等悉留京师。

陈循既然负责永乐十九年的藏书迁移事宜，迁移前势必需要清点统计藏书，并进行编目。而据刘仁考证，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成书最早，反映的是正统六年前文渊阁的藏书状况。笔者则认为，漫堂抄本《文渊阁书目》很可能是陈循在迁移前编订的书目清单，这或是他动议纂修《寰宇通志》的独到优势。

就以上记载来看，《寰宇通志》应与文渊阁藏方志间存在联系。但还应将《寰宇通志》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进行比对，以进一步确认其关联。现存《永乐大典》中，《太原志》保留最为完整，该志含有永乐元年的内容，可知修于永乐初，应即《文渊阁书目》中著录于“新志”的《太原府志》。现取《寰宇通志·太原府·山川》的前15条内容，发现均可在《永乐大典》卷五二〇二“原”字册中找到对应条目，且文字构成明显的同源关系。试列入表3以便说明：

以上15条中加着重号的文字是两书明显有歧异之处，而非仅仅缩写、删节或注明地名。今《〔永乐〕太原志》已不存，但其他尚存的明代太原方志，史源也应包括永乐旧志，结合这些史料分析歧异之处，均可以找到合理解释：

第1条“亭子山”，《寰宇通志》作“北三十里”“桃源三洞”，《大典》作“北五十里”“桃花三洞”。元好问《遗山集》中称：“近桃花之三洞，予此别业与白子西所居相近。”《〔成化〕山西通志》作“北五十里”“桃花三洞”。可知《寰宇通志》将“五”误为“三”，“桃花”误作“桃源”。

第2条“罕山”，《寰宇通志》作“东北五十里”，《大典》作“北北五十里”。显然是《大典》抄误，而《寰宇通志》不误。

第8条“婴山”，《寰宇通志》作“西北三里”，《大典》仅言“西北”。《〔嘉靖〕太原县志》亦作“西北三里”，疑为《大典》漏抄。

第9条“石室山”，《寰宇通志》作“西南七里”“壁间篆字”，《大典》作“本县西”“四旁有古字”。而《〔成化〕山西通志》作“西北七里”“壁间有古篆字”。《大典》脱漏里数记载，省“篆”字；而《寰宇通志》或误北为南，省“古”字。

第11条“象山”，《寰宇通志》作“象山”“西十五里”，《大典》作“蒙山”“西五里”。《〔成化〕山西通志》作“蒙山”“西五里”。《寰宇通志》或将“象”误为形近之“蒙”，并衍“十”字。

第13条“六台山”，《寰宇通志》作“六台山”，《大典》作“麓台山”。祁县亦有麓台山（见第15条），《寰宇通志》或因重名，而改“麓”为同音之“六”。

从以上文字歧异来看，《寰宇通志》与《永乐大典》互有正误，应是分别独立抄录了《〔永乐〕太原志》的内容。可以认为《寰宇通志》与《永乐大典》存在同源关系。

除集中出现的《〔永乐〕太原志》外，尚有许多零散条目可证《寰宇通志》与《永乐大典》有同源关系。因难以枚举，仅以表4举部分条目为例：

以上诸条在前代地志中并无记载，应是大典所引方志中独见的内容。各志书名也均见于《文渊阁书目》，证实《寰宇通志》与《永乐大典》共享相同史源，即文渊阁藏方志。

除《永乐大典》外，与现存明初方志比对，也可以找到《寰宇通志》的直接引用。如《〔洪武〕靖州志·形胜》：

按，靖州与蛮壤相犬牙，乃西南百蛮衿喉之地也。北接武陵，南亘长沙，山川险阻，自昔而然，为辰沅宝武之籓，辰沅宝武又靖之左右翼也。

该条被《寰宇通志》采纳：

山川险阻。（《靖州志》：汉牂牱、武溪之间，与蛮壤相犬牙，乃荆楚西南百蛮衿喉之地。北接武陵，东亘长沙，山川险阻，为辰沅宝武之藩篱，辰沅宝武为靖之左右翼。）

两段文字继承关系明显，《〔洪武〕靖州志》当即《文渊阁书目》“旧志”中著录的“《靖州志》二册”。“汉牂牱、武溪之间”一句，现存《〔洪武〕靖州志》为抄本，可能是流传中漏抄。长沙位于靖州东北，《寰宇通志》改“南亘长沙”为“东亘”，属合理订讹。

明代中期纂修的部分方志中，也保留有明初方志的内容，能与《寰宇通志》进行比对。如《〔嘉靖〕四川总志》的重庆府部分：

界泸渝之间。鼎山耸前，几江绕后。（俱《江津志》。）

东临赤水，西枕营山，北倚长岩，最为险固。青峦围其四畔，赤水绕乎东南。（俱《大足志》。）

风俗朴野，服食俭陋。（《南川簿尉厅记》。）

《寰宇通志》作：

界于泸渝之间。（《江津县志》。）

最为险固。（《大足县志》：东临赤水，西枕营山，北倚长岩，最为险固。）

服食俭陋。（《綦江簿尉厅记》。）

两者内容、出处均一致，表明史源可能相同，《文渊阁书目》也有“《重庆府并属县志》四册”的记载。且上引《〔嘉靖〕四川总志》中加点的文字均溢出了《寰宇通志》，这表明它的纂修者杨慎确实参考了原书，而非抄自《寰宇通志》。杨慎因其父杨廷和的关系，曾大量阅览文渊阁藏书，他对明初方志的使用或许暗示正德、嘉靖之际文渊阁旧藏方志仍然存世。

此外，为纂修《寰宇通志》，景泰五年曾诏遣进士前往各省补采事实，现存《〔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是为此而修。对比发现《寰宇通志》不用该志而是使用更早的《云南志》，如：

勤耕务实，敬释诵经。嚚讼好斗，蛮俗之常。城居偏僻，民尚质朴。水耕禾稼，火种荞菽，各得其宜。（俱《云南志》。）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中并无这些内容，因此《寰宇通志》所引的《云南志》当成书更早，为文渊阁旧藏。可见，不宜高估景泰五年所征集或编修方志在《寰宇通志》中的比例和作用。

将《寰宇通志》与现存《永乐大典》及明初方志进行对比后，除证实《寰宇通志》大量使用文渊阁藏方志、与《永乐大典》共享相同史源外，还可见其在直引时虽进行了一定删简，但并未改窜原意，基本是照录原文。这一引书规律或可总结为“删而不改”。同时，根据《寰宇通志》与文渊阁藏方志的直接引用关系来看，有理由认为它从这些方志中转引了大量前代地理总志的内容，但并未查对原书，因此产生异文。因《永乐大典》与文渊阁藏方志均大量散佚，《寰宇通志》较为忠实直引文献的特性使其对辑佚和恢复宋元明初方志乃至《永乐大典》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四、余论

《寰宇通志》的史源及与文渊阁藏书的关系被厘清后，其文献价值也得以更清楚地呈现。笔者认为，除传统的史料价值之外，《寰宇通志》的文献价值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寰宇通志》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赵万里即以《寰宇通志》辑佚《元一统志》，近年来李成晴以《明一统志》辑佚唐宋诗文，成果颇多，《寰宇通志》与《明一统志》关系密切，同样有可以进一步着力研究的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本文所分析的引用规律，《寰宇通志》采用的是“层层转引”的纂修模式，其中的唐宋地理总志内容均为转引，直接来源实际是《元一统志》和各地方志。因多次转引，其文字面貌很可能与源文献已产生较大距离。例如《寰宇通志》的徽州府部分有“小桃源”一条：“小桃源。（《舆地纪胜》：在黟县，南唐许坚有诗。）”《明一统志》更将全诗录出：“小桃源。（《舆地纪胜》：在黟县，南唐许坚诗：‘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市向晡时散，山经夜后寒。吏闲民讼简，秋菊露漙漙。’）”但《舆地纪胜》原文却作：“小桃源。（李白诗云：‘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间。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市向晡前散，山经夜后寒。’见《龙城志》。）”两志均称是许坚诗，《舆地纪胜》却称是李白诗。《明一统志》共有四联诗，《舆地纪胜》则只有三联。显然，两志的直接史源并非《舆地纪胜》，很可能是某部元明地志（或即《文渊阁书目》中的《徽州志》）。诗之末联究竟是确有依据还是元明地志编纂者妄加，则值得思考。这些佚文虽然颇具价值，但只能视为元明地志的内容，而不能视为《舆地纪胜》的佚文。鉴于古代地志多存在类似的“层层转引”情况，则利用地志进行辑佚工作时必须准确区分直引与转引，不能将之作为转引书的辑佚源文献。

有鉴于此，《寰宇通志》的辑佚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直接引用的《元一统志》和文渊阁藏方志上。赵万里云：“此书（《元一统志》）存，则无数宋、金、元旧志俱随之而存，此书亡，则宋、金、元旧志亦随之而亡。”《寰宇通志》亦有类似价值：是书存，则它所征引的明文渊阁藏方志俱随之而存，基本上可以将《寰宇通志》的内容均视为《元一统志》和明文渊阁藏方志的内容（文字略有差异）。而且，由于《永乐大典》抄入的方志也来自文渊阁藏书，这就使《寰宇通志》与《永乐大典》共享相同史源，或许能够以此帮助《永乐大典》的复原工作。

第二，《寰宇通志》反映出元明地志的文本生成过程，并且保留了元人因避忌而改窜文本的痕迹。表面上看，两志纂修者不核查原书的行为颇为不当，顾炎武便讥《明一统志》“舛谬特甚”，“千载笑端”。余嘉锡虽为之辩白，指出《舆地纪胜》等书已有同样错误，但亦认为“失在不覆检原书耳”。总之，不核查原书被视为两志的疏失。但事实上，“不覆检原书”也不提供转引出处并非《寰宇通志》的“专利”，而是元代及明初地志编写的通例。金毓黻便考证出《元一统志》“初以为必引原书，及细考之，多自《舆地纪胜》转引”，“检《舆地纪胜》（卷八十五）乃知由转钞原文，不易一字而误，是则修书者未检原书之过也”，且有“引《九域志》而实出《寰宇记》者”。可见因转引不检原书而保留疏误是元明地志纂修工作的常情与实态。了解这一历史情景后，更值得关注的反而是元明志书在“层层转引”后产生的所谓“疏误”。这些文本差异因何而成？最早出现在层累转引的哪个环节？是否是某部书纂修时有意改动？这些问题均值得继续追问。

仍以《寰宇通志》为例，目前所发现的书中“舛谬”“疏误”基本都是继承自前代志书或音近、形近的抄误。其改动则多为方位、里数的合理订讹或更正地名、删简文字，未发现有意改窜内容的现象。据此可以认为《寰宇通志》相对于它所直接引用的元明地志而言是一部非常“可靠”的文献。因此，我们在分析层累转引造成的文本差异时，往往可通过《寰宇通志》追溯到更早的源头。例如前文所引大同府形胜：“北临广野。（《寰宇记》：自代北至云、朔等州，北临广野，封略之内，南北错居。）”《寰宇记》原文却作“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戎狄之心，鸟兽不若”云云，分析《寰宇通志》与《寰宇记》间的差异，可以看出改窜者的用意是抹掉贬抑少数民族的内容，这种做法不太可能出自明人之手，更像是元代修志者所为，与张佳找到的元人刊书中的讳阙案例非常类似。正因为《寰宇通志》没有核对《寰宇记》原文，而是忠实于转引文献的文本面貌，从而保留了元人因避忌改窜文本的痕迹。这一独特的文献价值值得元代历史研究者重视。

第三，《寰宇通志》还有连接史源学、目录学和书籍史的价值。因为《寰宇通志》在纂修中使用了大量文渊阁藏方志，故其引用的方志名称可以与《文渊阁书目》进行对照。以书目同具体史源相互印证，显示出文渊阁藏书在明初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文渊阁书目》以实用为导向的分类方式有其合理性。同时，文渊阁旧藏方志在明代中后期“消失”的问题，或许也可借由《寰宇通志》的纂修得到解答。王国维曾对这一问题解释为“古地志之亡，盖以当时既收为新志，以旧志为无用，别置他处”云云。目前来看，“别置他处”是接近历史真相的，不过原因并非“以旧志为无用”。《寰宇通志》的纂修地点在左顺门的史馆，文渊阁藏方志理应被搬运至该处，以供使用，这或许是“别置他处”的真实原因，书籍史上一大疑案亦得以解释，笔者对此另有专文探讨。

（本文原刊《文献》2024年第2期第33—55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