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

龚胜生  叶护平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6

    提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疫灾频度平均为21.0％，其中西晋时期疫灾最为频繁，疫灾频度高达34.6％。夏季是疫灾流行的最主要的季节，约41％的疫灾发生在夏季。疫灾周期具有波幅越来越小、波长越来越短的趋势。在空间分布上，疫灾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都城所在地为疫灾多发区，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三国时期的疫灾重心在河南，西晋时期的疫灾重心在陕西与河南，东晋以后的疫灾重心在江苏。总体来看，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稠密、战争相对频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它们之间的淮河流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主要流行区域。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瘟疫灾害／疫灾序列／分布规律／历史地理

中国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①。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这里不揣浅陋，试对该时期疫灾的时空分布规律作一探讨，请方家指正。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序列

1．三国时期的疫灾

    黄初三年(222年)九月，魏文帝命大将军曹真、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左将军张邰、右将军徐晃围南郡②。十月，孙权自立为帝，魏文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并进。十一月，魏文帝车驾至宛(今南阳)，夏侯尚等率军围攻江陵，孙吴派诸葛瑾将兵抵抗，夏侯尚火烧诸葛瑾船队，在城外大败吴军，但未能将江陵城攻下，“会大疫，诏敕尚引诸军还”。对于这次撤军，魏文帝诏曰：“孙权残害民物，朕以寇不可长，故分命猛将三道并征”，江陵城被围之后，“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污染……令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这次战争是吴、魏之间的第一场战争，因此魏文帝亲自坐镇南阳督战，江陵城内抵抗魏军者为吴将朱然，时江陵“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而城外曹真等“起土山，凿地道，立楼橹，临城弓矢雨注”，但朱然拼命抵抗，以致魏军围城“六月日”而未能将城攻下③。此处“六月日”当为“六旬”之讹，即从九月至十一月约两个月，所谓“魏兵围然凡六月”④也是错误的。这次疫灾为“肿病”，似乎是痢疾，但时值腊冬，不当有痢疾大流行，且其疫病还被魏军带到河南，导致次年春南阳和许昌大疫，因此，估计是伤寒流行。

黄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筑南巡台于宛(今南阳)。三月，文帝自宛还洛阳宫，是月大疫。“三月，宛、许大疫，死者万数”⑤。宛(今南阳市)、许(今许昌市)均为魏国重镇。这次疫灾系魏军从江陵带到南阳，再从南阳带到许昌，与战争有直接关系。

太和四年(230年)是年为吴黄龙二年。“春，吴主孙权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宣洲，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谏曰：“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欲利反害。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全琮亦谏曰：“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民出入，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但孙权不听。结果，“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绝远，得夷洲数千人还”，次年二二月，卫温、诸葛直因无攻而返被杀⑥。

    青龙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这里说大疫自冬延续到明年春，而次年的记载则明确指出春正月的大疫发生在魏京都。该年冬天的疫灾似乎与地震有关，“十一月，京都地震”。魏京都(今洛阳市)之外，孙吴军队中也有瘟疫流行。五月，孙权大举进攻魏国，除亲率十万之众从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今合肥市)进发外，又遣陆逊、诸葛瑾率兵万余从江夏、沔口向襄阳迸发，孙韶、张承向广陵、淮阴进发。不久，新城为孙权占领。七月，魏明帝也亲率水军东征，射杀孙权之弟子泰，大挫吴军锐气，加之“吴吏士多疾病”，孙权被迫撤军⑦。

    青龙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是时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⑧。

    正始三年(242年)是年为吴赤乌五年。“吴孙权赤乌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八月，立子霸为鲁王”⑨。这次大疫发生在吴军攻打珠崖、儋耳(今海南)之后，推测是恶性疟疾，首先发生在攻打海南的军士中，然后带回首都建康，所以建康后世方志载有此疫，但有方志指出大疫时间在四月，曰“夏四月旱，大疫”，或“夏四月旱，是年大疫”⑩，不知本自何处，恐不足为凭。

    嘉平五年(253年)是年为吴建兴二年。“四月，诸葛恪围新城。大疫，死者太半”。“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太半，死伤涂地”。诸葛恪围新城(今合肥市)的初始时间或曰是五月，当时城中有魏军三千兵士，加上百姓有四千余人之多，经过吴兵九十余日的围攻，至秋七月，城中兵民“疾病战死者过半”，城外的吴军也好不到哪里去，“会大暑，吴士疲劳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太半，死伤涂地”，诸葛恪撤军之时，“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诸葛恪围城之年或作太元二年(252年)，撤军之时或作八月：“夏四月，围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八月，恪引军还”⑾。此次疫灾之病为“泄下流肿”，显然是痢疾。

    2．西晋时期的疫灾

    泰始八年(272年)是年为吴凤凰元年。“吴是年改元，疫”。疫灾主要发生在首都建康，建康地区后世方志称“凤凰元年至三年大疫”⑿。

    泰始九年(273年)是年为吴凤凰二年。“吴孙皓凤凰二年，疫”⒀。

    泰始十年(274年)是年为吴凤凰三年。“吴自改元及是岁，连大疫”。“吴比三年大疫”。在南方吴国发生疫灾的时候，北方晋国也有大规模的疫灾流行。“晋武帝泰始十年，大疫。吴土亦同”。后世方志记载此次疫灾的有江苏省之苏州府⒁。

    咸宁元年(275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十二月，京都继续大疫，“洛阳死者太半”，或曰“大疫，洛阳死者以万数”⒂。此次疫灾仍然与干旱有关。

    咸宁二年(276年)正月，洛阳疾疫继续流行，宫中甚至因为疾疫流行惨烈而废朝。二月，晋武帝也感染了疾病，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连续几个月的疫灾，造成了许多家庭悲剧。《搜神记》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咸宁中大疫时，庾衮的两个哥哥相继疫死，第三个哥哥也病得奄奄一息，他的父母和弟弟都逃到城外去了，只有他守着死去的和病中的哥哥们，坚持百余天，直到疫灾平息。《晋书·庾衮传》有更详细的记载。疫灾似乎又不止限於洛阳，民国《鄢陵县志》也有“晋咸宁中大疫”的记载，但不知本自何处⒃。

    太康三年(282年)“春，疫”⒄。这次疫灾没有记载灾区，估计仍然发生在京都洛阳及其附近。

    元康元年(291年)“七月，雍州大旱，陨霜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梁州亦大旱陨霜，秋谷无成，疾疫流行。雍州和梁州均为一级政区，雍州治今西安市；梁州治今汉中市。后世方志记载此次疫灾的有陕西临潼县等⒅。

    元康二年(292年)“十一月，大疫”⒆。未言灾区，当指京都洛阳地区。

元康六年(296年)八月，关中氐和马兰羌反晋，掠寇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等郡。十一月，安西将军夏侯俊与建威将军周处率军进讨氐帅泾县齐万年，梁王屯驻好峙(今陕西乾县)，一时关中大乱。是月，“关中饥，大疫”。或曰“关中饥疫”⒆。

元康七年(297年)“五月，秦、雍二州疾疫”。“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上引史料有两处不一致：一是疫灾时间，一说五月，一说七月；二是疫灾地区，一说秦、雍二州，一说雍、梁二州。揆诸事实，秦、雍、梁三州均有疾疫发生。秦州驻天水郡，治今甘谷县。后世方志记载此次疫灾的有风翔府、咸阳县、南郑县等[21]。

元康九年(299年)正月，氐帅齐万年为孟观所擒，氐羌之乱被平定。太子洗马官江统上《徙戎论》，主张把氐羌人迁徙到内地，与汉人杂居，当时有人以“氐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愁苦，咸望宁息”为由对此提出质疑，曰：“方今关中之祸，暴兵二载；征戍之劳，老师十万；水旱之害，荐饥累荒；疫疠之灾，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恶初附，且款且畏，咸怀危惧，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诚宜镇之以安豫。”[22]这说明是年春关中仍有瘟疫大流行，或许自元康六年以来，疫灾一直未止。

光熙元年(306年)南夷校尉境内“频岁饥疫，死者十万计”，盘踞成都的李雄诱使建宁(今云南曲靖)夷攻打南夷校尉李毅，李毅病死军中，校尉城被攻克，李雄于成都即皇帝位，国号“大成”。李雄建国时间为夏六月，征南夷校尉时间在三月。南夷校尉驻宁州(今云南滇池)，故又有“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之说[23]。

    永嘉元年(307年)三月，怀帝以南阳王司马模为征西大将军，都督秦、雍、梁、益四州军事，镇守长安。“时关中饥荒，百姓相瞰，加以疾疠，盗贼公行”[24]。

    永嘉四年(310年)四月，北方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灾。“五月，秦、雍州饥疫至秋”。雍州流民四出，九月，雍州流民汇聚南阳，征南将军山简等以兵促流民归关中，流民以关中荒残，不愿返还，京兆流民王如乘机作乱。十月，汉河内王粲、始安王曜等率众四万寇掠洛阳，洛阳大饥，而王如大掠沔汉，进逼襄阳。十一月，洛阳荒馑日深，大饥引发大疫，“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襄阳亦大疫，死者三千余人。史称“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25]。

    永嘉五年(311年)十二月，洛阳失陷，怀帝被掳，洛阳城被刘曜付之一炬，晋军在长安拥立愍帝，苟延残喘。为夺取长安，刘聪命部将石勒驻军襄樊，晋将司马睿则派王导率众讨伐，石勒“军粮不济，死疫大半”，或曰“会军中饥疫，死者太半，乃渡沔，寇江夏”，然后北上攻新蔡、许昌、洛阳[26]。

    永嘉六年(312年)“大疫”[27]。这次大疫主要发生在长安。上年洛阳陷落后，骄奢淫逸的苟唏因在长安扶端为皇太子有功，比以前更加专横跋扈，大杀谏士，“由是众心稍离，莫为致用，加以疾疫饥馑，其将温畿、傅宣皆叛之”。不仅西晋军队中有疾疫流行，刘汉军队中也是如此，是年二月，石勒驻军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北)，课农造舟，准备进攻建业(今南京)，“会霖雨，历三月不止”，“军中饥疫，死者大半”，或曰“会大雨，三月不止，勒军中饥疫，死者太半”，六月，“石勒自葛陂北行，所过皆坚壁清野，掳掠无所获，军中饥甚，士卒相食”[28]。

    建兴元年(313年)正月，晋怀帝被害。三月，刘聪在洛阳欲为新立皇后建筑宫殿，大兴土木，廷尉陈元达谏曰：“陛下践阼以来，已作殿观四十余所，加之军旅数兴，馈运不息，饥馑疾疫，死亡相继，而益思营缮，岂为民父母之意乎!”或曰：“陛下龙兴已来，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兴殿观四十余所，重之以饥馑疾疫，死亡相属。”[29]陈元达所说，是指刘聪称帝(310年)以来饥疫连绵，可能当时疫灾尚未止息。建兴四年(316年)刘聪在洛阳册立第四个皇后，“朝廷内外无复纲纪，阿谀日进，货贿公行，军旅在外，饥疫相仍，后宫赏赐，动至千万”。关中饥疫，韦泓一家“丧乱之际，亲属遇饥疫并尽”。是年九月，刘曜攻陷长安，“城中饥甚，米斗直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30]。十一月，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3．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疫灾

    大兴三年(320年)在前赵，是年为光初三年。晋将李矩攻克金墉城(今洛阳市北)，刘曜以刘岳为征东大将军，从长安出镇洛阳，中途“会三军疫甚”，刘岳被迫屯军渑池。李矩时为司州刺史，占领洛阳的时间在二月。此前，李矩因大败石勒而领河东(治今山西夏县)、平阳(治今山西临汾市)太守，“时饥馑相仍，又多疾疫，矩垂心抚恤，百姓赖焉”[31]。

永昌元年(322年)东晋“冬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十一月，大疫，死者十二三。河朔亦同”[32]。“河朔”在这里是泛指东晋没有能够控制的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这次疫灾南方和北方都有流行，为全国性疫灾。南方东晋“京都大旱，川谷并竭”，建康地区为重疫区，朝中大臣也有染疫者。建康方志记载此次疫灾曰：“冬十月，京师大雾，是月大疫。”[33]北方河朔地区的东部(大致包括今山西东部，北京、天津、河北全部以及河南、山东大部)为石勒控制，当时“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致使石勒停止了徽文殿的建设，驻守在青州广固城(今山东青州市)的东晋将领曹嶷计划退守海中，也因为“会疾疫甚，计未及就”，后被石勒杀害。河朔地区的西部(大致包括今山西西部、陕西关中及甘肃东部)为刘曜所控制，也是一个疫区。二月，刘曜西征氐羌，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杨难敌率众来拒，杨难敌战败，退保仇池，而南安主杨韬投降，刘曜因迁杨韬及陇右万余户于长安，然后大举进攻仇池，“会军中大疫，曜亦得疾”，在自己身患疾病，军队“兼疫疠甚”的情况下，刘曜想要班师回长安，又怕杨难敌操其后路追击，因派使者与杨难敌议和而退。十二月，刘曜欲移葬其父于粟邑(今陕西白水县西北)，除亲自至粟邑进行规度外，还派大将刘岳帅一万骑兵迎其父亲与弟之灵柩于太原，结果“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34]。

太宁三年(325年)东晋正月至六月不雨，大旱。闰八月，明帝死，史臣曰：“帝聪明有机断，尤精物理，于时兵凶岁饥，大疫流行，死者过半。”[35]明帝在位四年，这里的“大疫”主要指首府建康地区。

咸和五年(330年)“夏五月，旱，饥且疫”。“五月，大饥且疫”。“是岁无禾麦，天下大饥”。既然大饥的范围是“天下”，发生疫病的范围也应是“天下”，当然也包括京师建康在内[36]。

    咸康四年(338年)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饥疫”，龚壮上书曰：“今霪雨百日，饥疫并臻，天其或者将以监示陛下也。”[37]该年蜀地割据政权“成”改称“汉”，这里所说的“蜀中”即成都。

    永和六年(350年)夏五月大水，“是岁大疫”。建康地区后世方志载有此次疫灾[38]。

    永和七年(351年)四月，刘显杀石祗及诸胡帅，中原大乱，“戎、晋十万数，各还旧土，互相攻略及疾疫死亡，能违者十二三”。冉闵为赵丞相的时候，“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氐、羌、胡、蛮数百万口，以赵法禁不行，各还旧土；道路交错，相互杀掠，其能达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乱，因以饥疫，人相食，无复耕者”[39]。

    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大旱。“五月，大疫”。建康地区后世方志载有此次疫灾[40]。

    永和十二年(356年)史称“永和末多疾疫”，当时朝廷规定，大臣之家如有三人以上染疫，即使本人无病，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而“疫病之年，家无不染”，以致百官多因家中染疫人多而不能进宫议事[41]。“永和”为穆帝年号，历时十二年。

    兴宁二年(364年)兴宁年间，竺法旷东游禹穴时，“东土多遘疫疾”[42]。“禹穴”在今浙江绍兴，竺法旷为于潜县青山寺僧，所谓“东土”应是指于潜县以东至绍兴之间的地区，也就是临安、余杭、钱塘(今杭州)、永兴(今萧山)、山阴(今绍兴)一线。“兴宁”年号历时三年，这里将疫灾之年系于兴宁二年。

    太和四年(369年)冬，大司马桓温征发徐州、兖州、扬州百姓筑广陵城。十二月，桓温移镇广陵城。“时行役既久，又兼疾疠，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所谓“冬，大疫”[43]，或即指此。

    太元四年(379年)三月，大疫。冬，又大疫。未言疫灾区域，可能指京都，后世方志有载[44]。

    太元五年(380年)“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绝户者”[45]。这说明先年冬天开始的大疫一直延续到该年五月。如果先年疫灾是在京都发生，本年也是如此。

    隆安元年(397年)即道武帝皇始二年。八月，北魏将领拓跋珪率军从鲁口(在今河北饶阳境)进攻常山郡(今石家庄)之九门城，“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十四五。是时中山犹拒守，而饥疫并臻，群下咸思北还”。此次疫灾“军中大疫，人畜多死”[46]，人畜共患，可能是天花。

    隆安二年(398年)隆安元年四月，王恭镇京口，起兵诛王国宝。百姓谣曰：“昔年食白饭，今年食麦麸。天公诛谪汝，教汝捻喉咙。喉咙喝复喝，京口败复败。”九月，王恭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咙并喝焉”[47]。所谓“咳疾”，应是病毒性感冒所引起的咳嗽。

    隆安五年(401年)十一月，孙恩兵败沪渎、海盐，“饥馑疾疫，死者太半”，亡奔临海[48]。

义熙元年(405年)“十月，大疫，发赤班乃愈”[49]。此次疫灾当为天花流行。未言疫灾范围，可能是指京都，但天花流行猛烈，电可能是指整个东晋。

义熙四年(408、年)刘敬宣率众五千伐蜀，七月，兵至四川遂宁，“食粮尽，军中多疾疫，死者大半”。刘敬宣伐蜀是从三峡白帝城开始的，一路上所攻皆克，但到遂宁黄虎时遇到了蜀将谯道福的顽强抵抗，“相持六十余日，遇疠疫，又以食尽，班师，为有司所劾，免官”[50]。

    义熙六年(410年)先年四月，刘裕自淮入泗，北伐南燕。六月，夺取南燕重镇临朐，围南燕主慕容超于广固城。至本年二月，广固城(今山东青州)被围半年之久，因为“城久闭，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继”，南燕尚书悦寿见大势已去，开城纳晋师，慕容超被擒，斩于建康[51]。“病脚弱者太半”，可视为瘟疫流行。因刘裕北伐，建康城中空虚。徐道覆劝卢循乘机进攻建康。卢循为孙恩妹夫，徐道覆为卢循姐夫。是年二月，广州刺史卢循反晋，兵分两路北上。西路军由卢循亲率，经始兴郡(今广东韶关)北上，沿湘江而下，直趋长沙郡；三月，至长沙，与荆州刺史刘道规军队战，大败之，进据巴陵城(今湖南岳阳)，正准备溯荆江而上，夺取荆州，碰上豫州刺史刘毅从姑孰(今安徽当涂)来讨，于是顺流而下，至寻阳与先期到达的徐道覆军会合。东路军由徐道覆率领，顺赣江而下，南康(今江西赣州)、庐陵(今江西庐陵)、豫章(今江西南昌)等郡望风而降；三月，至豫章，与江州刺史何无忌军队战，亦大败之，遂北上寻阳，占领江州(今江西九江)。五月，卢循、徐道覆合军与刘毅战于桑落洲，又败之，于是，进围建康，晋朝震动。其时，刘裕已回建康，卢循在建康城外与之周旋一月之久，因无所获，遂于七月退回寻阳。《异苑》所谓“卢循自广州下，泊船江西，众多疫死”[52]，说的就是四五月间卢循、徐道覆在江西会师之事。

    义熙七年(411年)先年十二月，刘裕大败卢循军于豫章。是年正月，刘裕回到建康。“春，大疫”[53]。未言疫灾范围，应指京都。前述卢循农民军中流行瘟疫，此疫或许是刘裕军队带回。

    4．南北朝时期的疫灾

    永初三年(422年)夏四月，魏太宗幸成皋城，观虎牢；闰四月，北魏军队攻克虎牢，但“士众大疫，死者十二三”，付出了惨痛代价。“秋七月，魏师侵宋北鄙。十一月攻滑台，克之。明年，拔虎牢，陷金墉，屠许昌，遂启河南之地……自五年八月至七年十二月，荧惑一守轩辕，再犯进贤，再犯房星，月一犯轩辕及房，皆女君大臣之鉴……或日火犯上，亢为饥疫。时官军陷武牢，会军大疫，死者十二三。是冬，诏禀饥人”[54]。滑台在今滑县，成皋城及其虎牢在今荥阳，金墉城在洛阳城北，这三城当时都在黄河南岸。武牢地望不详，疑即虎牢。

    景平元年(423年)三月，北魏叔孙建以三万骑兵进攻东阳城(今山东青州)，守城宋军在竺夔的指挥下，以一千五百人的少数打败了叔孙建的多次进攻，但损失惨重，“战士多死伤，余众困乏”。到四月，魏兵终于在东阳城北打开了一个缺口，可就在这时，瘟疫开始在魏军中流行，“时天暑，魏军多疫”，叔孙建曰：“兵人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全军而返，计之上也。”因以“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为由而撤兵。闰四月，叔孙建又与奚斤会兵，共攻虎牢。时虎牢已经被围二百日，无日不战，魏军又凿地道泄城中井水，以致“城中人马渴乏”，“重以饥疫”，不久虎牢城被攻克。疾疫不仅在宋军中流行，“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55]。

    元嘉三年(426年)刘宋自景平元年以来连续大旱，元嘉二年，范泰表贺元正，并陈旱灾，曰：“顷旱魃为虐，元阳愆度，通川燥流，异井同竭。老弱不堪远汲，贫寡惮于负水。租输既重，赋税无降，百姓怨咨。臣年过七十，未见此旱。阴阳并隔，则和气不交，岂惟凶荒，必生疾疫，其为忧虞，不可备序。”范泰担心因旱成疫，果不其然，元嘉三年六月，“大旱蝗”，“时旱灾未已，加以疾疫”，范泰又上表曰：“顷亢旱历时，疾疫未已，方之常灾，实为过差，古以为王泽不流之征。”[56]

    元嘉四年(427年)“五月，京都疾疫”。甲午日，政府“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这次疫灾由旱灾诱发，并持续到第二年春天。京都即刘宋首都建康(今南京)，建康地区后世方志载有此次疫灾，有的方志甚至直接改称“元嘉四年五月，建康疾疫”[57]。

    元嘉五年(428年)春正月，“时大旱，疾疫”，左光禄大夫范泰上表欲引咎辞职，但文帝不许。扬州刺史(驻建康)王弘也以“阴阳隔并，亢旱成灾，秋无严霜，冬无积雪，疫疠之气，弥历四时”引咎辞职。文帝则颁布诏书，以“阴阳违序，旱疫成患”求言指陈得失[58]。

    元嘉七年(430年)刘宋到彦之领兵北伐，魏军望风而逃，滑台、虎牢、洛阳三城为宋军占领。十月，魏军大举反攻，重新夺取洛阳(金墉)、虎牢两城，独到彦之所守滑台未失。十一月，“河冰将合，粮食又罄。彦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动，将士疾疫，乃回军焚舟，步至彭城”。或曰：“且将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济，南至历城，焚舟弃甲，步趋彭城。”[59]

    元嘉十二年(435年)即北魏世祖太延元年。其年夏六月，世祖诏曰：“有鄙妇人持方寸玉印，诣潞城侯孙家……印有三字，为龙鸟之形，要妙奇巧，不类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寻其理，盖神灵之!报应也。”很显然，所谓“神灵之报应”是假，而此前北魏境内有“旱疫”流行应该是真，如果不是当时有瘟疫，魏世祖恐怕也不会为此下诏令，而此诏令的作用有可能就是为了安抚处在疫灾威胁之中的百姓的心。不过，该月魏世祖又以“时和年丰”，诏祭祀百神，以答天贶[60]。

    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六月，刘宋“京邑疫疠，丙戌，使郡县及营署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京邑即首都建康，建康地区后世方志载有此次疫灾。建康又称丹阳，故有“元嘉二十四年六月，丹阳大水疫疠”之记载[61]。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正月，北魏拓跋焘攻盱眙，“凡攻之三旬，不拔。会魏军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军自海人淮，又敕彭城断其归路”，二月，魏军撤退。“疾疫死者甚众”是魏军撤军的主要原因。三月，刘宋大旱。四月，“都下疾疫，使巡省给医药”。“都下”即京畿建康地区，后世方志记载有此次疫灾[62]。

    孝建元年(454年)吴[兴]郡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大疫，有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死者；有子病而父母死不殡者；有父子并亡者；有一家六口俱得病，二人丧没者。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吴逵一家“经荒饥馑，系以疫，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63]

    大明元年(457年)“四月，京邑疾疫”；“夏，京师疾疫”。政府“遣使按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京师、京邑均指都城建康(今南京)，或称“大明元年正月，建康雨水，四月丹阳疾疫”[64]。建康指京畿地区，丹阳仅指京城。

    大明三年(459年)刘宋北境兖州、徐州、豫州多有战事。八月，孝武帝诏曰：“近北讨文武，于军亡没，或殒身矢石，或疠疾死亡，并尽勤王事，而敛槥卑薄。可普更赙给，务令丰厚”。该年在北魏为文成帝太安五年。其年“二月，荧惑入东井，占曰：‘旱兵饥疫，大臣当之’。十二月，六镇、云中、高平、雍、粱饥旱。明年，改年为和平”[65]。北魏境内可能也有瘟疫流行。

    大明四年(460年)“四月，京邑疾疫”。辛酉诏曰：“都邑节气未调，疫疠犹众；言念民瘼，情有矜伤。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加赡。”刘宋京都的瘟疫可能延续到六月，据载，该年有饥馑人相食的天象，“三吴仍岁凶旱，死者十二三”，六月，“时宋君虐其诸弟，后宫多丧，子女继天，哭泣之声相再”。南京地区后世方志记载有此次疫灾[66]。该年为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三月，吐谷浑因为旱灾开始向西迁徙；六月，魏军趁势进攻吐谷浑什寅部落；八月，魏军西征至西平，什寅部落退保南山；九月，魏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疾疫，乃引军还”。此段故事，或简单的表述为：“至六月，诸将讨吐谷浑什寅，遂绝河穷蹑之，会军大疫，乃还”；或“魏军至西平．吐谷浑王什寅走保南山。九月，魏军济河追之，会疾疫，引还”[67]。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舆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该年为北魏献文帝皇兴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68]。北魏豫州范围盈缩不常，治所常变，是时北魏都平城(今大同市东北)，尚未迁都洛阳(其迁都之年为494年)，豫州可能治荥阳，录以俟考。

    建元元年(479年)是年，顾宪之提升为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椁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69]。这里说“先是郡境连岁疾疫”，可知疫灾之年不是本年，而是之前数年，但总归在公元470年代之内，故仍系于此年。

    永明五年(487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是年，“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馁死者多”；“六月癸未，诏内外之臣极言无隐”；“秋七月己丑，诏有司开赈济贷，听民出关就食”。河北雄县、清苑县所谓“春夏大旱，牛疫民死，秋七月赈贷”[70]，所本即此。这场疫灾与大旱饥馑有关，人畜共患，流行范围主要在今河北、山西，尤其是代地(今山西大同)。

中兴元年(501年)正月，和帝受命，梁王萧衍欲自立为帝，率大军屯驻沔口(今汉口)，大举进攻郢州城(今武昌)，郢州刺史张冲拼死抵御。三月，张冲死，郢州城由薛元嗣固守。七月，东军主吴子阳率十三军救援郢州，屯驻郢州城外之加湖，萧衍遣征虏将军王茂击溃加湖援军，薛元嗣无法再坚持下去，开城投降。至是，郢州城被围困六个多月之久。“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万，闭累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辄盈满”；“郢城将佐文武男女口十余万人，疾疫流肿，死者十七八”；“郢城之初围也，士民男女近十万口；闭门二百余日。疾疫流肿，死者什七八，积尸床下而寝其上，比屋皆满”。由于“郢城内饥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殡”，直到天监四年(505年)，郢州刺史萧恢才“遽命埋掩”。“流肿”一般认为是细菌性痢疾，但死亡率这么高，可能还有其它流行病。是年冬，建康城也有瘟疫流行。其时，建康城为东昏侯盘踞，东昏侯贪婪残暴，荒淫无度。是年六月，东昏侯作芳乐苑，山石皆涂以五彩，“望民家有好树、美竹，则毁墙撤屋而徙之，时方盛暑，随即枯萎，朝暮相继”；九月，萧衍军攻建康，东昏侯听部下李居士之言，“烧南岸邑屋以开战场，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尽”；十月，李居士降萧衍，于是，萧衍坐镇石头城，命诸军进攻建康之六城门，东昏侯则“烧门内营署、官府，驱逼士民，悉人宫城，闭门自守”；十二月，东昏侯为宦官所杀，萧衍入城。所以次年四月，萧衍诏数东昏侯之罪，曰：“(建康百姓)，流离寒暑，继以疫疠，转死沟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乌眢是厌。加以天灾人祸，屡焚宫掖，官府台寺，尺掾无遗。”[71]。

    天监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诏以东阳(今金华)、信安(今衢州)、丰安(今浦江)三县水潦，漂损居民资业，遣使周履，量豁课调。是夏多疫疠”[72]。寻思文意，疫疠之地可能就是指上述三县，但后世方志以为是指京师建康[73]，也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古代史家对于发生在京师地区的事情，习惯上往往略而不言其地。

天监三年(504年)南梁“是岁多疾疫”，是年六月，梁曾下诏大赦天下。按照大赦惯例，六月份可能是疫灾高峰期。建康地区后世方志记载有此次疫灾，有的方志甚至直接改称“天监三年建康疫”[74]。该年为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时北魏已经迁都洛阳。四月洛阳地震，六月洛阳又震。北魏“旱，疾疫”[75]。

天监九年(510年)该年为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夏四月，平阳郡大疫，死者几三千人”。详细的情况是平阳郡之禽昌、襄陵二县大疫，自正月至四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76]。禽昌、襄陵二县均在今山西临汾市境。

    天监十四年(515年)三月，梁军发众两万多人，在钟离郡(今安徽凤阳东北)浮山截断淮河，以水倒灌寿阳城。四月，堰成而复溃，“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导致“沿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毕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疫灾可能由疟疾引起，也可能由细菌性痢疾引起。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江截流，“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至次年“夏四月，淮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可惜到“九月丁丑，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77]，酿成人间一大悲剧。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兴公主疾笃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是年十月，改元中大通。“都下”即首都建康，所以后世方志称“中大通元年建康、秣陵疫”，或曰“中大通元年夏六月，京师疾甚”；“中大通元年夏六月，京师疫”[78]。

    太清元年(547年)是年，梁首都丹阳(今南京)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顶上，大如两岁儿，坠地而言曰：“儿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当令我得过”。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绛帽，故当无忧”。母不暇作帽，以绛系发。自是旱疫者2年，扬、徐、兖、豫尤甚。也有人认为此年开始的旱疫与东魏大将侯景有关，自从此年侯景降梁，梁便不得安宁，首都丹阳地区自是旱疫3年。后世方志记载此次疫灾的有浙江省之湖州府[79]。

    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于寿阳叛梁。十月，侯景围攻南京，“百姓闻景至，竞人城，公私混乱，无复次第”。侯景围建康外围之台城，久攻不下，军中乏食，人相食，加之梁军援兵至，侯景招架不住，与梁议和，“求解围还江北，诏许之”，但当得知“城内疾疫，稍无守备”时，他却不想退还江北了，并有了觊觎南京之心。十一月，侯景勾结梁将萧正德围攻南京，十二月，“城中疾疫，死者大半”。其后，南京城攻守数月，城中粮绝，“军人屠马于殿省间鬻之，杂以人肉，食者必病。贼又置毒于水窦，于是稍行肿满之疾，城中疫死者大半”，被围之初，南京城有“男女十余万，贯甲者三万”，至次年三月城被攻破后，“疾疫且尽，守埤者止二三千人，并悉赢懦，横尸满路，无人埋瘗，臭气熏数里，烂汁满沟洫”[80]，南京几乎成为一座鬼城。

    太清三年(549年)春，南京城内疫灾继续流行。先年，侯景军围南京城时，屯守南京咽喉太阳门的是邵陵王长子萧坚，萧坚“终日蒲饮，不抚军政。吏士有功，未尝申理，疫疠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愤怨”，这年三月，部下倒戈，“以绳引贼登楼，城遂陷”。侯景因此得以攻入南京城，当时疫灾尚未平息，“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可谓惨绝人寰，史称：“自侯景围建业，城中多有肿病，死者相继，无复板木，乃刳柱为棺。自云龙、神虎门外，横尸重沓，血汁漂流，无复行路。及景入城，悉聚尸焚之，烟气冲天，臭闻数十里。初，城中男女十余万人，及陷，存者才二三千人，又皆带疾病，盖天亡之也。”或曰：“初，闭城之日，男女十余万，擐甲者二万余人；被围既久，人多身肿气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满四千人，率皆赢喘。横尸满路，不可瘗埋，烂汁满沟，而众心犹望外援”。其年十二月，有百济国使者来诣南京，见到城邑丘墟，竟伤心地在端门外号泣，以致“行路见者莫不洒泪。”[81]。此次疫灾由“肿满之疾”流行引起，其症状是“身肿气急”、“赢喘”，可能是肺部疾病。

    大宝二年(551年)四月，侯景发兵攻打巴陵(今湖南岳阳)，久攻不克，至五月，侯景“军中食尽，疾疫死伤太半”，或曰“军中疾疫，死者大半”[82]。

    天嘉四年(563年)是年为北周武帝保定三年。二月，北周武帝诏曰：“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顺昊天，忧劳庶政，历序六家，以阴阳为首。洎予小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厉。自顷朝廷权舆，事多仓卒，乖和爽序，违失先志。风雨僭时，疾疠屡起，嘉生不遂，万物不长，朕甚伤之。”[83]此诏说明北周境内自保定元年(561年)以来连续多年疾疫流行，查保定元年和二年北周大旱，疫灾可能与旱灾有关。北周都长安，人口相对密集的关中应为疫灾的主要流行地。

    天嘉六年(565年)是年即北齐后主天统元年。十二月，“是岁，河南大疫”。此“河南”与“晋阳”相对，约大致相当于今河南省。“是时频岁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谷价腾涌；朝廷遣使开仓，从贵价以耀之，而百姓无益，饥馑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84]。

    天康元年(566年)二月，南陈文帝诏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绪，日昃劬劳，思弘景业，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疹患淹时，亢阳累月，百姓何咎，寔由朕躬，念兹在兹，痛加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为天康元年。”[85]显然，这道诏书是在大规模的疫灾打击下宣布的，它表达了请求上天赐以健康的愿望。两个月后，文帝就病死了。这次疫灾的病种为“疹”，显然还是由天花引起。

    太建五年(573年)此年为北齐武平四年。南陈吴明彻率兵北伐，北齐王琳据寿阳(今安徽寿县)城。十月，吴明彻攻寿阳，“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肿泄，死者什六七”，或曰“城中苦湿，多腹疾，手足皆肿，死者十六七”。“城内水气转侵，人皆患肿，死病相枕”，王琳大败。陆杳当时为王琳部下，其传也载：“武平中，为寇所围，经百余日，就加开府仪同三司。城中多疫疠，死者过半。”[86]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陈军北伐北齐，诏曰：“大军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黄郭，车营布满，扶老携幼，蓬流草跋，既丧其本业，咸事游手，饥馑疾疫，不免流离。”[87]朐山在今连云港市南，黄郭在今江苏赣榆县北。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时间分布

1．朝代分布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以来的一个社会大动荡时期，安宁罕见，烽火常有。从220年曹丕称帝起，至581年杨坚篡周止，前后只362年，政局相对稳定的南方就经历了三国、西晋、东晋、宋、齐、梁、陈等朝代，平均每个朝代不过半个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并拥有年号的王侯，更是走马灯似的更换不停。由于分裂时期各朝在时间上有重迭，这里与疫灾时间序列相呼应，按照魏晋南朝世系进行分析。

    据上文引证，魏晋南北朝362年中共有76年发生过疫灾，平均4.76年发生一次疫灾，疫灾频度为21.0％，高于先秦两汉时期的任何一个朝代。其中三国魏时期(220～264年)疫灾年份7个，疫灾频度15.6％。西晋时期(265～316年)疫灾年份18个，疫灾频度34.6％；东晋时期(317～419年)疫灾年份20个，疫灾频度19.4％。刘宋时期(420～478年)疫灾年份14个，疫灾频度23.7％；萧齐时期(479～502年)疫灾年份3个，疫灾频度12.5％；萧梁时期(503～556年)疫灾年份9个，疫灾频度16.7％；南陈时期(557～580年)疫灾年份5个，疫灾频度20.8％。

    在以上各时期中，西晋末年的疫灾频度最高。葛洪(281～341年)曾经谈到，他曾“屡值疫疠”，又说“曾有大疫，死者过半”，甚至人称“李八百”的道人李宽也得“温病”死于道室之中。他还多次用瘟疫来阐明他的道家思想，曰，“夫道者，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能令七政遵度，二气告和，四时不失寒燠之节，风雨不为暴物之灾，玉烛表升平之征，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轮虹霓寝其袄，颓云商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毕遂，疫疠不流，祸乱不作”；“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无所措其锐，百害无所容其凶，居败能成，在危独安也。若在鬼庙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冢墓之间，虎狼之薮，蛇蝮之处，守一恶远进。若忽偶忘守一，而为百鬼所害”；“家有三皇文，辟邪恶鬼，温疫气，横殃飞祸。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书与持之，必不死也”[88]。他将瘟疫与祸乱、虎狼、邪恶相提并论，足见瘟疫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是多么可怕了，同时也说明当时瘟疫流行的频繁和可怕。

    晋武帝时期黄河流域多旱、蝗、雹灾，在位25年中有6年发生过疫灾(272，273，274，275，276，282年)。晋惠帝是个白痴，朝廷大权由皇后贾氏垄断，因此“惠帝之后，政教陵夷”，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展开了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与此同时，旱、蝗、霜、震、饥等灾害也相当频繁，在位17年中至少有6年发生过疫灾(291，292，296，297，299，306年)。怀帝朝“丧乱弥甚”[89]，史称“永嘉之乱”，在位7年之中有4年疫灾流行(307，310，311，312年)。愍帝在位5年，有2年发生过疫灾(313，316年)。

    刘宋统治的60年间，前后经历了8个帝王。武帝朝有1年发生疫灾(422年)；少帝在位2年，有1年发生疫灾(423年)；文帝在位30年，有7年发生疫灾(426，427，428，430，435，447，451年)；孝武帝在位11年，有4年发生疫灾(454，457，459，460年)；前废帝朝无疫灾记录；明帝在位8年，有1年疫灾流行(468年)；后废帝、顺帝朝无疫灾记录。其间疫灾多数为天花流行，特别是那些与北魏军队入侵有关的疫灾。

    萧齐统治的23年间，帝王走马灯似的换了8个。高帝在位4年，有1年疫灾流行(479年)；武帝在位11年，有1年疫灾记录(487年)；和帝在位2年，有1年疫灾流行(501年)；其余各朝无疫灾记录。

    南梁仍为多事之秋，“梁室多故，祸乱相寻，兵甲纷纭，十年不解”[90]，但政权更替相对较少。武帝在位48年之中有8年流行疫灾(503，504，510，515，529，547，548，549年)；简文帝在位2年，有1年流行疫灾(551年)；元帝、敬帝朝未见疫灾记录。

    南陈统治的33年中也是“兵无宁岁，民乏有年”[91]。武帝朝无疫灾记录；文帝在位8年，有3年疫灾流行(563，565，566年)；临海王朝无疫灾记录；宣帝在位14年，有2年疫灾流行(573，574年)；后主朝无疫灾记录。

    2．季节分布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时一年内可有多次疫灾发生，如379年春三月大疫，冬天又大疫；还有时一次疫灾可延续几个月甚至几个季节，如379年冬季的疫灾一直延续到380年的夏季五月。统计该时期疫灾的流行季节，季节不详者(多半是全年都有瘟疫流行或是战争期间发生的瘟疫)9次，春季17次，夏季30次，秋季11次，冬季15次。显然，夏季是瘟疫流行的最主要的季节，其次是春、冬季节，秋季发生瘟疫的机会相对较少。夏季较多疫灾流行而秋季疫灾较少流行的特点与先秦两汉时期有相似之处。

    3．周期规律

    从图2，10年疫灾指数及其50年滑动平均趋势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前接东汉末的疫灾周期，后接隋唐初的疫灾周期，中间又经历了两个比较完整的疫灾周期。东汉末年的疫灾周期长约180年，开始于公元80年代，结束于公元260年代。其后是两晋时期的疫灾高峰期，开始于公元270年代，结束于公元380年代，波长110年。紧接着是北魏和南朝宋、齐时期的疫灾周期，从公元390年代至公元500年代，波长110年。再接下来的是延续到隋唐时期的一个疫灾周期，该周期波动幅度很少，波长也较前面的短。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周期性变化，可以看出，它具有波幅越来越小、波长越来越短的趋势。这可能反映了疫灾的致灾因子增多或疫灾变性加大、频率加快的事实。一般而言，疫灾的发生类似于地震的发生，地壳积累的应力如果随时以小地震的方式释放，则很难发生强烈的大地震；同样，如果经常发生小的疫灾流行，就很难累积起大规模疫灾的“能量”。天花的流行尤其如此，在一个地方第一次发生天花时，其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因为那时所有的人群都是易感人群；但是，当一个地方的人群经历过多次天花的洗礼后，天花就仅对那些不具免疫力的儿童构成威胁。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的空间分布

1．疫灾频度的空间分布

三国时期共有7个疫灾年份，所有疫灾都与战争有关。其中2次仅发生在北方，4次疫灾仅发生在南方，1次疫灾南北方都有发生，南方疫灾频度自先秦以来首次超过北方。北方疫灾全部发生在河南，主要是当时人口密集的洛阳、南阳、许昌等城市。南方的疫灾主要发生在长江中游的安徽和湖北，台湾和海南由于军事介入也开始有了疫灾的记载。西晋时期共有18个疫灾年份，半数疫灾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11次疫灾仅发生在北方，4次疫灾仅发生在南方，3次疫灾南北方都有发生，北方疫灾频度高于南方。北方疫灾主要发生于黄河中游地区，洛阳和长安是疫灾重心。南方疫灾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如建康、襄樊、汉中。

东晋十六国时期共有20个疫灾年份，其中3次仅发生在北方，15次仅发生在南方，2次南北方都有发生，三分之二以上的疫灾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南方疫灾明显多于北方，南北方疫灾频度之比为3.4：1。这个比例可能由于北方诸国记载的缺、失而偏高，但该时期南方的疫灾频度超过北方，应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这是北方人口大量迁移到南方的时期，北方移民迁到南方，不仅可能将疾病带到南方，而且可能因为不服水土而染病，两种情况都可能在南方创建大量的易感人群，导致传染病的频繁流行。北方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南、山东地区的疫灾相对较多。南方疫灾主要发生在以首都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其次是长江上游的四川和长江中游的江西。

南北朝时期共有31个疫灾年份，近40％的疫灾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9次仅发生在北方地区，18次仅发生在南方地区，4次南北方都有发生，仍然是南方疫灾多于北方。北方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山西、山东、河北、青海，南方疫灾主要发生在首都建康、沿淮重镇、长江中游重镇及杭州湾。

    就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言，如图6所示，疫灾分布的范围虽然西至西宁，南到海口，北到雄县，东到沪渎，但主要分布在人口相对稠密、经济相对发达、战争相对较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之间的中国腹地，边鄙地区疫灾的流行几乎全部与战争有关。

    2．疫灾重心的空间变化

    以省域为单位，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省疫灾的年次数见表2。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疫灾的空间分布变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疫灾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疫灾累及的范围三国时期为6省次，西晋时期为26省次，东晋时期为30省次，南朝时期为39省次。

    第二，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三国西晋时期的疫灾重心在陕西、河南，东晋以后的疫灾重心在江苏。三国西晋时期，疫灾累及的范围为32省次，其中北方21省次，南方11省次，北方多于南方，北方又以分裂势力建都的河南、陕西两省为最。东晋十六国时期，疫灾累及的范围为30省次，其中北方13省次，南方17省次，南方开始多于北方，南方又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江苏(含上海)。南北朝时期，疫灾累及的范围为39省次，其中北方15省次，南方24省次，南方显著多于北方，而江苏独得15省次，疫灾重心偏于长江下游地区的特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南方地区的疫灾比重逐渐上升，北方地区的疫灾比重逐渐下降，这种变化趋势与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和人口增长密切相关。在区域经济开发初期，往往是人口运动和环境改变最为剧烈的时期，这为疾病的传播和疫灾的流行提供了条件。

第三，都城所在地为疫灾多发区，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如六朝旧都所在的江苏，曹魏、西晋都城所在地的河南，西魏、北周都城所在地的陕西。这三省累计的疫灾年次数分别为30年次、20年次、10年次，合占该时期疫灾总省次数的60％。形成这种分布格局的主要原因是它们是魏晋南北朝各时期的都城所在，不仅人口密度较高，战争也相对的多。尽管由于史家对都城事件的关注要比其它地区多，历史文献记载的不均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拔高了发生在都城地区的疫灾的比例，但都城所在地的疫灾频度相对其他地区要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四、结语

    1．魏晋南北朝时期362年中至少有76年发生过疫灾，平均4.76年发生一次疫灾，疫灾频度为21.0％，不仅高于其前的先秦两汉时期，而且高于其后的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

    2．以朝代论，西晋时期的疫灾频度高达34.6％，是我国南宋以前疫灾最为频繁的朝代。以世纪论，3世纪疫灾频度高达26％，是我国14世纪以前疫灾最为频繁的一个世纪。以季节论，夏季是瘟疫流行的最主要的季节，约41％的疫灾发生在夏季。以疫灾周期性论，疫灾周期具有波幅越来越小、波长越来越短的趋势，这可能反映了疫灾致灾因子增多或疫灾变率加快的事实。

    3．在空间分布上，疫灾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疫灾重心有由北向南迁移的趋势，都城所在地为疫灾多发区，都城区位的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三国西晋时期的疫灾重心在黄河流域的陕西、河南，东晋以后疫灾重心迁移到长江下游的江苏。这三省疫灾省次数占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总省次数的60％。

4．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主要分布于人口相对稠密、经济相对发达、战争相对较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其之间的淮河流域，边鄙地区疫灾几乎全部与战争有关。

注释：

    ①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②《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世祖文皇帝上》，(北京)华龄出版社，2000年，第840页。

    ③《三国志》卷9《夏侯尚传》，第294页；卷2《文帝纪》，第79—83页；卷56《朱然传》，第13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④《资治通鉴》卷70《魏纪·世祖文皇帝下》，第842页。

⑤《三国志》卷2《文帝纪》，第82页；《宋书》卷34《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09页。

    ⑥《资治通鉴》卷71《魏纪·烈祖明皇帝上之下》，第862页；《三国志》卷60《全琮传》，第1383页；《资治通鉴》卷72《魏纪·烈祖明皇帝中之上》，第865页。

    ⑦《三国志》卷3《明帝纪》，第101页；《宋书》卷13《天文志》，第683页；《三国志》卷3《明帝纪》，第104页；《资治通鉴》卷72《魏纪·烈祖明皇帝中之上》，第875页。

    ⑧《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09页；《三国志》卷3《明帝纪》，第104页。

    ⑨《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09页；《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1145页。

    ⑩道光《上元县志》卷1《天文志·庶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211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1页；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462页。

    ⑾《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09页；《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第1438页；《资治通鉴》卷76《魏纪·劭陵厉公下》，第922页；《三国志》卷48《孙亮传》，第1152页。

    ⑿《三国志》卷48《孙皓传》，第1170页；道光《上元县志》卷1《天文志·庶徵》，第213页。

    ⒀《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09页。

    ⒁《三国志》卷48《孙皓传》，第1170页；《资治通鉴》卷80《晋纪·世祖武皇帝上之下》，第976页；《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09页；光绪《苏州府志》卷143《祥异》，第1页；光绪九年刊本。

    ⒂《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09页；《晋书》卷3《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5页；《资治通鉴》卷80《晋纪·世祖武皇帝上之下》，第976页。

    ⒃《晋书》卷3《武帝纪》，第65—56页；[晋]干宝：《搜神记》卷11《庾衮不畏疫》，第325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晋书》卷88《庾衮传》，第2281页；民国《鄢陵县志》卷29《祥异志》，第1页。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⒄《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09页。

    ⒅《宋书》卷31《五行志》，第906页；《晋书》卷4《惠帝纪》，第92页；乾隆《临潼县志》卷9《志余·祥异》，第2页；乾隆四十一年刊本。

    ⒆《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

    ⒇《晋书》卷4《惠帝纪》，第94页；《资治通鉴》卷82《晋纪·孝惠皇帝上之上》，第1008页。

    [21]《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晋书》卷28《五行志》，第839页；《晋书》卷4《惠帝纪》，第94页；《资治通鉴》卷82《晋纪·孝惠皇帝上之上》，第1008页；乾隆《凤翔府志》卷12《祥异》，第3页，乾隆三十一年刊本；乾隆《咸阳县志》卷21《祥异》，第5页，乾隆十六年刊本；乾隆《南郑县志》卷11《纪事上》，第8页，乾隆五十九年刊本。

    [22]《资治通鉴》卷83《晋纪-孝惠皇帝上之下》，第1012页；《晋书》卷56《江统传》，第1532页。

    [23]《晋书》卷121《李雄载纪》，第3037页；《资治通鉴》卷83《晋纪·孝惠皇帝之下》，第1050页。

    [24]《资治通鉴》卷86《晋纪·孝怀皇帝上》，第1054页；《晋书》卷37《南阳王模传》，第1097页。

    [25]《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资治通鉴》卷87《晋纪·孝怀皇帝中》，第1064页；《晋书》卷5《怀帝纪》，第121页；《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1页。

    [26]《晋书》卷104《石勒载纪》，第2713页；《资治通鉴》卷87《晋纪·孝怀皇帝中》，第1066页。

    [27]《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晋书》卷5《怀帝纪》，第125页。

    [28]《晋书》卷61《苟唏传》，第1671页；《晋书》卷104《石勒载纪》，第2716页；《资治通鉴》卷88(晋纪·孝怀皇帝下》，第1074、1076页。

    [29]《资治通鉴》卷88《晋纪·孝愍皇帝上》，第1081页；《晋书》卷102《刘聪载纪》，第2663页。

    [30]《晋书》卷102《刘聪载纪》，第2673页；《晋书》卷70《应詹传》，第1861页；《资治通鉴》卷89《晋纪·孝愍皇帝下》，第1099页。

    [31]《晋书》卷103《刘曜载纪》，第2686页；《资治通鉴》卷91《晋纪·中宗元皇帝中》，第1118页；《晋书》卷63《李矩传》，第1706页。

    [32]《晋书》卷6《元帝纪》，第156页；《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

    [33]《晋书》卷94《郭文传》，第2440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第43页。

    [34]《晋书》卷105《石勒载纪》，第2740页；《资治通鉴》卷92《晋纪·中宗元皇帝下》，第1128页；《晋书》卷103《刘曜载纪》，第2691页；《资治通鉴》卷92《晋纪·肃宗明皇帝上》，第1135页；《晋书》卷103《刘曜载纪》，第2693页。

    [35]《晋书》卷6《明帝纪》，第164页。

    [36]《晋书》卷7《成帝纪》，第175页；《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晋书》卷27《五行志》，第809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第44页；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第1469页。

    [37]《资治通鉴》卷96《晋纪·显宗成皇帝中之下》，第1183页。

    [38]《晋书》卷8《穆帝纪》，第197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第45页；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笫1470页。

    [39]《宋书》卷24《天文志》，第714页；《资治通鉴》卷99《晋纪·孝宗穆皇帝中之上》，第1223页。

    [40]《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第45页；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第1471页。

    [41]《晋书》卷76《王彪之传》，第2009页。

    [42][梁]释慧皎：《高僧传》卷5《晋于潜青山竺法旷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43]《资治通鉴》卷102《晋纪·海西公下》，第1272页；《晋书》卷98《桓温传》，第2577页；《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

    [44]《晋书》卷9《孝武帝纪》，第229页；《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第45页。

    [45]《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

    [46]《魏书》卷2《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页；《资治通鉴》卷109《晋纪·安皇帝甲》，第1372页。

    [47]《资治通鉴》卷110《晋纪·安皇帝乙》，第1382页；《晋书》卷28《五行志》，第848页。

[48]《宋书》卷1《武帝纪上》，第3页。

[59]《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

[50]《资治通鉴》卷114《晋纪·安皇帝己》，第1438、1441页；《宋书》卷47《刘敬宣传》，第1414页；《晋书》卷84《刘敬宣传》，第2192页。

    [51]《资治通鉴》卷115《晋纪·安皇帝庚》，第1444—1450页。

    [52]《资治通鉴》卷115《晋纪·安皇帝庚》，第1450—1454页；《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庶徵典》卷114《疫灾部纪事》，第5472页。

    [53]《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

    [54]《魏书》卷3《太宗纪》，第63页；《魏书》卷105《天象志三》，第2399页。

    [55]《资治通鉴》卷119《宋纪·营阳王》，第1508页；《魏书》卷38《刁雍传》，第866页；《资治通鉴》卷119《宋纪·营阳王》，第1509页。

    [56]《资治通鉴》卷120《宋纪·太祖文皇帝上之上》，第1522页；《宋书》卷60《范泰传》，第1620—1622页。

    [57]《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宋书》卷5《文帝纪》，第76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第48页；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第1478页；道光《上元县志》卷1《天文志·庶徵》，第218页。

    [58]《资治通鉴》卷121《宋纪·太祖文皇帝上之中》，第1528页；《宋书》卷42《王弘传》，第1314页；《宋书》卷5《文帝纪》，第76页；《南史》卷2《宋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页。

    [59]《南史》卷25《到彦之传》，第675页；《资治通鉴》卷121《宋纪·太祖文皇帝上之中》，第1539页。

    [60]《魏书》卷4《世祖纪》，第85页；《资治通鉴》卷122《宋纪·太祖文皇帝上之下》，第1555页。

    [61]《宋书》卷5《文帝纪》，第95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第49页；道光《上元县志》卷1《天文志·庶徵》，第219页。

    [62]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第5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480页。

    [63]《宋书》卷91《范叔孙传》，第2252页；《宋书》卷91《吴逵传》，第2247页。

    [64]《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宋书》卷26《天文志》，第947页；《南史》卷2《宋本纪》，第60页；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第1481页；道光《上元县志》卷1《天文志·庶微》，第219页。

    [65]《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24页；《魏书》卷105《天象志三》，第2408页。

    [66]《宋书》卷34《五行志》，第1010页；《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26页；《魏书》卷105《天象志三》，第2409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第51页；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第1481页。

    [67]《魏书》卷5《高宗纪》，第119页；《北史》卷2《魏本纪·高宗文成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0页；《魏书》卷105《天象志三》，第2408页；《资治通鉴》卷129《宋纪·世祖孝武皇帝下》，第1639页。

    [68]《宋书》卷26《天文志》，第756页；《魏书》卷112《灵征志上》，第2916页。

    [69]《梁书》卷52《顾宪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58页；《南史》卷35《顾宪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22页。

    [70]《资治通鉴》卷136《齐纪·世祖武皇帝上之下》，第1734—1735页；嘉靖《雄乘》卷下《祥异第十》，第39页，天一阁本；民国《雄县新志》之《故实略·祥异》，(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年，第41页；民国《清苑县志》卷6《大事纪·灾祥表》，(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905页。

    [71]《南齐书》卷8《和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12—113页；《梁书》卷12《韦壑传》，第221页；《南史》卷58《韦壑传》，第1426页；《梁书》卷1《武帝纪上》，第11页；《南史》卷6《梁本纪》，第174页；《资治通鉴》卷144《齐纪·和皇帝》，第1825页；《梁书》卷22《太祖五王传》，第351页；《资治通鉴》卷144《齐纪·和皇帝》，第1824、1828、1831页；《梁书》卷1《武帝纪》，第14页。

[72]《梁书》卷2《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9页；《南史》卷6《梁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7页。

[73]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55页；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488页。

[74]《梁书》卷2《武帝纪》，第41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第55页；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第1488页；道光《上元县志》卷1《天文志·庶徵》，第221页。

[75]陈高佣：《中国历代之天灾人祸表》，(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39年暨南大学刊本)，1986年，第370页。按：不知本自何处，查《资治通鉴》卷145《梁纪·高祖武皇帝一》，只有此年六月“魏大旱”的记载，未见有疫。录以俟考。

    [76]《魏书》卷105《天象志四》，第2433页；卷8《世宗纪》，第209页；卷112《灵征志》，第2916页。

    [77]《资治通鉴》卷148《梁纪·高祖武皇帝四》，第1876页；《南史》卷55(康绚传》，第1375页；《资治通鉴》卷148《梁纪·高祖武皇帝四》，第1879—1881页。

[78]《南史》卷7《梁本纪中》，第206页；道光《上元县志》卷1《天文志·庶徵》，第221页；同治《上江两县志》卷2《大事纪上》，第56页；民国《首都志》卷16《历代大事表》，第1490页。

[79]《隋书》卷23《五行志下》，第660页；光绪《安徽通志》卷347(祥异》；乾隆《江南通志》卷197《杂类志·禨祥》；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异》，第822页；江苏古籍、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3年。

    [80]《资治通鉴》卷161《梁纪·高祖武皇帝十七》，第2034页；《南史》卷36《沈宪传》，第939页；《梁书》卷56《侯景传》，第844页；《南史》卷80《侯景传》，第2004—2006页。

    [81]《梁书》卷29《高祖三王传》，第436页；《南史》卷80《侯景传》，第2007页；《魏书》卷98《萧衍传》，第2186页；《资治通鉴》卷162《梁纪·高祖武皇帝十八》，第2044页；《梁书》卷56《侯景传》，第850—853页。

    [82]《资治通鉴》卷164《梁纪·太宗简文皇帝下》，第2069页；《梁书》卷56《侯景传》，第857页。

    [83]《周书》卷5《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68页。

    [84]《北齐书》卷8《后主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8页；《隋书》卷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8页。

    [85]《陈书》卷3《世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60页。

    [86]《资治通鉴》卷171《陈纪·高宗宣皇帝上之下》，第2181页；《陈书》卷9《吴明彻传》，第l62页；《北齐书》卷32《王琳传》，第435页；《北史》卷28《陆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19页。

    [87]《陈书》卷5《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87页。

    [88][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校釋》卷9《道意》；卷8《释滞》；卷10《明本》；卷18《地真》；卷19《遐览》，第158、159、178、298、308页。

[89]《晋书》卷26《食货志》，第791页。

[90]《陈书》卷3《世祖纪》，第59页。

[91]《陈书》卷3《世祖纪》，第57页。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47103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97CZS001)、科技部社会公益项目(2004DIBIJ032)。

作者简介：龚胜生，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叶护平，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湖北武汉430079)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2007．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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