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2003年
【文献号】79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86～102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302
【标题】明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
【作者】王洪瑞/吴宏岐
【作者简介】王洪瑞，河南安阳师范学院地理系，河南安阳，455002
　　吴宏岐，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发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内容提要】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明代是河南书院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虽然依然有47个县（州）一片空白，但先后存在的126所书院已分布于省内的大部分地区，初步呈现出片状的地域分布特征，开封府成为书院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全省书院形成斜十字状的分布格局。运用数项指标的参数值积法，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基本划定，大名府、开封府、汝州及南阳府成为明代河南书院较为发达的地区。
【关键词】明代/河南/书院/分布特征
【正文】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在地域分布上，河南书院由宋元时期呈点状分布到清代中期的全面普及，明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具有典型的过渡性分布特征。与宋元时期相比，明代河南书院的发展一波三折，虽然性质、影响等方面有所下降，但在数量和分布上却有很大发展。对于明代河南书院地域分布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这种发展的详细状况和地区差异。
　　　　　　一　明代河南书院发展的基本情况
　　元末明初，动乱不堪，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河南也不例外，绝大多数书院毁于兵燹。如南阳诸葛书院，在元代曾因规模宏敞，学田充裕，名噪一时，但元末“兵燹之余，仅存遗址”（注：雍正《河南通志》卷43《南阳府·南阳县》。）。永城浍滨书院，原为县尹张思立创建，“至正末兵乱被毁，科属民业”（注：嘉靖《永城县志》卷2 《营建志·学校》。）。嵩州伊川书院，“元末寻毁”（注：乾隆《嵩县志》卷16《学校》。）。其它大部分书院如阳翟儒林书院（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74《开封府学校考·禹州》。）、光山涑水书院（注：民国《光山县志约稿》卷2《政务·教育志》。）、睢阳应天书院（注：雍正《河南通志》卷43《归德府·商丘县》。）等，也大都毁于此时。
　　待政权稍稍稳定之后，明政府又采取了大力发展官学教育，禁绝各地书院的文教政策，使得明初书院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近百年的沉寂阶段。从太祖洪武元年（1368）至英宗天顺八年（1464），中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八朝，今河南地区仅仅新建书院2所，即天顺三年（1459）建修武集贤书院，天顺五年（1461 ）建祥符丽泽书院；重修书院2所，即永乐二十年（1424）重修嵩县伊川书院，宣德二年（1427）重修永宁洛西书院。而与此同时，官学却得到极大发展，省内各府、州、县遍设儒学，大置教官，一时形成“唐宋以来所不及”（注：《明史》卷69《选举志》。）之盛况。
　　宪宗成化以后，随着官学的日渐衰落和科举的日益腐败，书院开始渐次兴起。据《明史·选举志》载，成化二年（1466）礼部尚书姚夔曾说：“太学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岁生员，及纳草纳马者动以万计，不胜其滥，且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年老体惫、衰迟不振、纳财捐取等现象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学普遍存在。而且生员多奸惰不肯读书，仅视官学为取得应试资格的场所。学校有名无实，已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如辉县儒学，“官学渐废，公廪不续，学官奉空腹而卧，士或易衣而行”（注：嘉靖《辉县志》卷6。）。夏邑县儒学更是“环学皆水，而号舍倾圯，青衿无肄业之地，黉宫绝讲诵之声，日复一日，渐沦于废”（注：嘉靖《夏邑县志》卷4《学校》。）。而科场上亦弊端百出，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冒名顶替等现象屡见不鲜，相沿成风。在这种形势下，再加上当时一些省外知名学者如王守仁、湛若水等人的倡导，省内一些有志之士便纷纷转向学术，创建书院，授徒讲学。如成化四年（1468）襄城县邑人故户部尚书李敏于县西南紫云山之麓建紫云书院，“其制如儒学而小，精丽过之”（注：嘉靖《许州志》卷4《学校》。）。成化五年（1469）郏县人刘济建青云书院（注：《大明一统志》卷30《汝州·郏县》。），七年（1471）南阳知府段坚热心兴学，先后筹建豫山书院、志学书院，并修复诸葛书院（注：嘉靖《南阳府志》卷1《台亭》，光绪《南阳县志》卷6《学校》。）。十六年（1480）知县朱铨于宝丰建程子书院。十七年（1481）河南提学佥事吴伯通檄修伊川洛西书院，新建洛阳伊洛书院（注：乾隆《洛阳县志》卷5《学校》。）。此后，吴氏还于其它各地也檄修或修复了不少书院，比较有名的如辉县百泉书院、汝阳汝南书院和通许育英书院等。除此之外还有地方绅士如郏县王璇建符井书院，邓州廉使李让重建贾状元书院等。总之，地方官员和士绅对兴建书院的热情有力地促进了各地书院的发展。至正德末，全省共建置书院29所。正如柳诒徵先生所言：“宋元之间，书院最盛，至明而浸衰，盖国学网络人才，士之散处书院者，皆聚之两雍，虽有书院，其风不盛。其后国学之制渐隳，科举之弊孔炽，士大夫复倡讲学之法，而书院又因之以兴”（注：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
　　嘉靖、万历年间，省内书院的设置达到高潮，各地大量书院设于此时。如开封府禹州知州刘魁即在嘉靖七年（1528）到十一年（1532）的四年间先后复建和新建了儒林、西溪、白沙、东峰、仙棠等五所书院。其它诸府如南阳府、河南府、归德府等都于此时或由官吏或由士绅创办了大量书院，一时间河南书院呈现出十分繁盛的局面。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天启年间，随着宦官魏忠贤的得势和对东林书院的忌恨，发生了最为严重的全国性的禁毁书院事件。此时不仅省内一所书院未设，而且大量书院被毁。不久，到了崇祯时期，随着农民起义炮火和满洲铁骑的逼近，明王朝的局势日趋衰微，各地书院又一次趋于凋零，或遭焚毁，或充军馆，或沦为庙宇，或夷为废墟，总之到明王朝灭亡之时，河南书院已所剩无几。
　　　　　　二　明代河南书院数量的考证
　　河南地域广阔，明代历时较长，各个书院兴废不一，名称迭更，而相关文献记载缤纷杂陈，因此详细准确地统计出河南历代书院的数量，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各个学者依据的政区范围、搜索的史料多寡和采用的取舍标准各不相同，统计出来的数字便互有差异。对于明代河南书院的数量，曹松叶统计为109所（注：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0辑，第111—115期，1929年12月—1930年1月。），顾明远统计为52所（注：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词典》第8册附录“中国书院名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44－449页。），李国钧统计为112所（注：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附录3《历代书院名录》，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063－1067页。），白新良统计为99所（注：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其间最高数字与最低数字相差一倍有余。如此巨大的差异，不能不容人细加甄别。同时为了科学地分析研究，必须有一个尽可能准确的数量基础。
　　本文在统计时首先通过搜集《大明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雍正《河南通志》、乾隆《续河南通志》等各种总志和河南部分府州县明代方志（主要是天一阁藏书），以及一些笔记、碑刻等资料，将有关河南及其周边地区书院的史料一一勾出。其次采用以当时治所在今河南省范围内的行政建置为准和一所书院著录一次的原则。例如范县在明洪武十三年（1380）以前，县治在今范县张庄乡旧城村，洪武十三年因河患徙治山东莘县古城镇，直至1956年才又由古城移治今治。濮州直至明景泰二年（1451）才由今山东鄄城县旧城镇移治今河南范县濮城镇。故对所有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的范县书院和明景泰二年（1451）前的濮州书院，如范县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创办的松盘书院、濮州在元时创办的崇义书院、历山书院等，概不计入。另外许多书院在明代时段内往往有一个以上名称，以前的统计者往往不辨其详，统加著录，出现重复统计。例如淮阳县知德书院，明初建时名知德，万历间改称思鲁，清代以后又改称弦歌，其实是一所书院。故本文对每所书院在本期时段内的改建、重修、更名等情况不再额外著录，只予注明。再次本文还参考了前人的众多统计成果，如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顾明远《教育大词典》（第八册）、李国钧《中国书院史》和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等书。
　　统计结果，明代今河南地区共有书院126所，为便于查核， 现将各地区书院的名称和始建（改建）年代列表如下：
　　表1　明代河南书院分布表
　　附图
　　（注：①据嘉靖《通许县志》卷上《城池》，育英书院成化十八年建，又据乾隆《通许县志》卷2《建置志·学校》载，万历二十五年知县潘文改育英书院为咸平书院。）
　　（注：②民国《禹县志》卷1《学校志》云嘉靖十三年，雍正《河南通志》卷43云十年，今依《通志》说。）
　　（注：③据民国《淮阳县志》卷5《民政下·教育》，知德书院嘉靖七年（1528年）建，万历间改称思鲁书院。）
　　附图
　　（注：①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93，《大清一统志》卷15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92称万历三十九年。雍正《河南通志》卷43，民国《商丘县志》卷3称万历二十九年。考《通志》卷43永城县“明李荫岩太丘书院碑记”，知范文正公书院重建于崇祯二年（1629年）之前二十年，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注：②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15《汝宁府一》称成化七年（1471年）。）
　　（注：③据康熙《汝阳县志》卷5，天中书院原名笃志， 嘉靖十三年（1534年）建，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天中。）
　　（注：④雍正《河南通志》卷43谓嘉靖十二年（1533年）。）
　　（注：⑤据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13《教育志》，仕学书院正德间建，万历十九年改名子贡书院，后又改称瑚琏书院。）
　　附图
　　（注：①光绪《南阳县志》卷6称成化十年， 今采雍正《河南通志》卷43之说。）
　　（注：②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452，嘉靖十年， 参政刘漳迁建改名。）
　　（注：③《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452镇平县条载“书院，一在县治西，一在贾宋镇，明知县翁金堂建”，未明何名，今据《中国书院史》第1066页补。）
　　（注：④据《明刘咸伊川书院碑记》考得。）
　　附图
　　附图
　　（注：①光绪《畿辅通志》卷116《学校三》：“河内公书院， 在县城北街，明嘉靖八年知县王懋建，三十五年知县钟崇武重修，改名求仁书院。”）
　　（注：②民国《重修滑县志》卷10称万历二十三年，《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36称万历癸卯年，即三十一年，今采《集成》说。）
　　（注：③濮州自明景泰二年（1451年），由今山东鄄城北旧城移治今河南范县王村（即濮城镇）。）
　　说明：
　　1.书院有省、府（道）、县三级之分，今不分等级，仅按其所处地域系于各县名下。
　　2.年代数为始建或重建（修复）的最初年代。
　　3.标*号者为重建或修复前代书院。
　　4.书院的建立从开工到竣工需要一个过程，有时甚至跨一年或若干年头，因此在记载上相差一两年的数字主要以后一种年代为准，同时采用通志优先、先期优先的原则。
　　5.本表采用的建置标准为明代万历十年即1582年。
　　　　　　三　明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特征
　　　　（一）全省地域分布概况
　　明代今河南地区分属11个府（州）（以万历十年即1852年为准），其中有8个府（州）完全在今河南省境内，分别是开封府、归德府、汝宁府、南阳府、河南府、汝州、怀庆府和卫辉府；有3 个府跨今河南部分地区，即彰德府跨今河南林县、安阳、汤阴3县的部分或全部地区，大名府跨今河南长垣、滑县、浚县、内黄、清丰、南乐、濮阳等县市一带，东昌府跨有今范县、台前等地。明代今河南地区先后存在的126所书院（注：依今人白新良的统计，明代全国约有书院1962所，其中北方地区429所，河南99所，占全国0.5％，北方的2.3％，与元代相比略有上升。）就分布于以上这11个府（州）中（参见表2）。
　　根据各府（州）新建、修复书院的总数，可分三级：
　　一级——20所以上地区，有开封府（31）。
　　二级——10～20所的地区，有南阳府（17）、河南府（16）、汝宁府（15）、汝州（14）和大名府（12）五府（州）。
　　三级——10所以下地区，有怀庆府（9）、归德府（6）、彰德府（4）、卫辉府（1）和东昌府（1）五府。
　　由此可以看出：
　　（1）明代河南书院的分布已普及全省各个府（州）且由点状分布发展成片状分布。
　　（2）豫西河南府和豫西南南阳府仍然是明代河南书院发展的中心区，但重心已出现于开封府。随着书院官学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作为政治中心的开封府，人稠地密，经济发达，集中了不少书院。
　　（3）豫北五府怀庆府、彰德府、卫辉府、大名府、 东昌府的书院数量达27所，占全省总数21.4％，成为一大分布区。
　　（4）归德府地区与宋时应天书院的辉煌相比，有所下降， 一些原本落后的地区如怀庆府等已超乎其上。
　　表2　明代河南新建、修复书院一览表
　　附图
　　为了进一步说明其分布情况，需要分析其地理密度和人口密度。书院分布的地理密度易算，人口密度则较为棘手，因为首先是人口统计数字的不准确，流动人口，漏报、隐瞒人口情况各地千差万别，各府之间统计的时间又不尽一致往往导致误差较大。其次就是同一府来说，在明王朝二三百年间人口变化也非常巨大，把整个近300 年间的书院数目拉在一起摊上一个某一年的人口数字，这样算密度是否合适，还值得考虑。本文摒弃这种人口密度法，而采用一种里密度计算法，因为地方行政区划中的乡里制度，是以人口多寡而定，多少户算一里，多少户算一乡，全省全国都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与面积关系不大。比如省城开封所在县祥符县编户158里，而与其面积相当、洪水频被的延津县才编户8里。当然，采用里密度也有一定误差，比如编户时对乡里标准的执行不一，未能及时随人口变迁作出撤消或变更，有时又要考虑一定的面积因素等种种情况都可能给统计结果的准确性造成一定影响，但这种方法至少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书院分布的大致情况。因此可以说，里密度是书院人口密度的另外一种反映形式（见表3）。
　　表3　明代河南各地区书院里密度一览表
　　附图
　　（注：①据《大明一统志》卷4《大名府》、卷24《东昌府》、卷26－31《河南布政司》。）
　　（注：②此处密度意为每多少里一所书院（取整数），数字越大，表示书院密度越小。）
　　（注：③此处为平均密度。）
　　备注：标*号的后三府里数为在今河南境内所辖县里数和。
　　依据每万km[2]所设置的书院数，可分为四级：
　　一级——15～20所的地区，有汝州（19.9）、大名府（16.7）。
　　二级——10～15所的地区，有怀庆府（14.8）、东昌府（11.1）和开封府（10.2）。
　　三级——5～10所的地区，有彰德府（8.5）、河南府（6.5 ）和南阳府（5.4）。
　　四级——5所以下地区，有汝宁府（4.5）、归德府（4.1）和卫辉府（2.2）。
　　各府（州）之中，书院密度最大的是汝州，最小的是卫辉府，这与每所书院所占里数的分布是一致的。
　　由表3可以看出：
　　（1）汝州书院分布最为稠密，平均每8里1所书院。
　　（2）卫辉府书院密度最为稀疏，整个卫辉府146里只有1所书院。
　　（3）除汝州外，南阳府和汝宁府的书院分布， 也属较为稠密之列，其余各府的分布则较为平均，大致均介于每30～40里1所书院之间。
　　根据各府（州）每所书院所占的里数，可分为四级：
　　一级——20里以下的地区，有汝州（8）。
　　二级——20～30里的地区，有南阳府（20）、汝宁府（24）。
　　三级——30～40里的地区，有归德府（30）、怀庆府（30）、大名府（31）、开封府（32）、河南府（36）、东昌府（36）、彰德府（40）等七个府。
　　四级—40里以上地区，有卫辉府（146）。
　　除了书院总数、每所书院所占里数，书院的地理密度也是衡量各府（州）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见表4）。
　　表4　明代河南各府（州）书院分布密度表
　　附图
　　（注：①系今范县、台前二县面积之和。）
　　（注：②为平均密度。）
　　备注：本表面积数据系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图57～58用方格求积法求得。
　　为了更明确地看出各地书院发展的差异，我们在将表2、表3、表 4结合起来比较鉴别的同时，采用一种更为直观的量化表示，即将上述三项指标的等级作如下规定：在书院总数中一级定为3，二级定为2，三级定为1。其余两项一级定为4，二级定为3，三级定为2，四级定为1。然后将各府的三个对应系数相乘，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明代河南各府（州）书院分布参数等级值积表
　　附图
　　由各府的三个参数等级值的积我们可以看出明代河南各地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
　　发达区：汝州、开封府、大名府、南阳府；
　　一般区：河南府、怀庆府、汝宁府、东昌府；
　　落后区：彰德府、归德府、卫辉府。
　　从各府（州）所属的县（州）来看，明代今河南地区设有书院的县（州）有66个，占全部县（州）数113个的58.4％。
　　126的书院就分布在这些县（州）里，平均每县1.9所，今依各县所设书院多少将66个县（州）分为三等：
　　第一等，5所以上地区，一处，即开封府禹州，先后设置书院7所，远在其它县（州）之上，超出平均数的2.68倍，占全省书院总数的5.6％。
　　第二等，3—5所的地区，共有15处，其中，5所书院的3处，分别是祥符县、伊阳县、浚县；4所书院的4处，分别是陈州、南阳县、郏县、登封县；3所书院的8处，分别是开州、河内、洛阳、邓州、叶县、汝阳、西平、延津等8县（州）。这15县（州）在发达区的10处，在一般区的5处，与所属州府的分布基本一致。15县（州）书院总数为55所，占全省书院总数的43.6％。
　　第三等，1—2所的地区，有50处，其中有2所书院设置的14县，有1所书院设置的36县（州）。50县（州）书院之和为64所，占总数的50.8％。它们的分布是开封府10县（州），汝宁府7县（州），河南府7县，南阳府6县，怀庆府4县，归德府4县（州），大名府4县，汝州3县（州），彰德府3县，卫辉府1县，东昌府1州。
　　除以上三等的66个县（州）外，全省还有47个县（州）没有书院分布。这是一个广大的空白地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1）明代河南书院分布呈“× ”型即斜十字型，其中东北——西南走向的分布带是明代河南书院发展的中心地带。它由大名府——开封府——汝州——南阳府连结而成。这是一个宽窄相间的地带，呈宝葫芦状，其中轴线为浚县——禹州——伊阳——南阳一线。这也是河南书院发展的中心线。西北——东南走向的分布带是稍次一级的分布带，它主要由河南府——汝宁府组成，汝州刚好处于这两条分布带的交叉点，因此其书院密度最大。
　　（2）中心地带两边地区的书院发展水平相差不大， 西北边略高于东南边。
　　（3）中心地带四府（州）的书院总数为74所，占全省总数的59％，占绝对优势；两边地区的书院总数为52所，占全省总数的41％。
　　（4）两边地区沿着中心地带的走向，越向东北，发展水平越低。
　　　　（二）各府（州）内部分布特点
　　开封、南阳、汝州、大名、卫辉五府（州）的书院分布很不均衡。开封府34个州县，有书院分布的仅14个，且集中于禹州、祥符、陈州、延津等4县（州），4县（州）书院总和为19所，占开封府书院总数的61.3％，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南阳府可考书院共17所，分布于府内13个县（州）中的9个县（州），其中南阳、邓州、叶3县（州）的书院数就达10所，占全府总数的59％。汝州的书院分布亦不均衡，尽管其各州县均有分布，但伊阳、郏2县的书院设置数就达9所，占全州总数的64.3％。大名府有6县有书院分布，其中开州和浚县就设有8所书院，占全府总数的66.7％。卫辉府6县，有书院设置的仅1县，且仅1所，亦属极不均衡地区。
　　其余各府的书院分布相对较为均衡，除东昌府仅跨今省一隅，无法比较分析外，河南府14县中，9县有书院设置，且均介于1—4所之间；汝宁府14县（州）中，10县（州）有书院设置，且均介于1—3所之间；怀庆府6县中，5县有书院设置，同样均介于1—3所之间；归德府9县（州）中，仅4县（州）有书院分布，并且一方面它有广大的（5县）空白地带，另一方面有书院设置的4县（州）分布则较为均匀，介于1—3所之间。
　　从各府（州）内部的分布特点可以看出，其均衡程度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各府（州）内书院分布不均衡的地区要么是较为发达的地区，要么是极端落后的地区。各府（州）内书院分布均衡的地区，则往往是发展水平一般的地区。
　　　　（三）时间分布特点
　　明代河南各府书院有朝段可考的共102所，分布于明代17 朝中的10朝内。其中有确切年代可考者69所，占全省书院总数的55％（见表6）。
　　从总的时间分布特点来看， 在有朝段可考的102 所书院中， 前期137年间共设置书院23所，后期139年共设置74所，分别占22.55％和77.45％，后期明显多于前期，是其三倍以上。在有书院设置的10朝内，嘉靖朝最多，有34所，以下依次是万历朝（31所）、成化朝（13所）、弘治朝（6所）、正德朝（6所）、崇祯朝（5所）、隆庆朝（3所）、天顺朝（2所）、永乐朝（1所）和宣德朝（1所）。嘉靖朝和万历朝合占10朝总数的64％，从年平均设置数上看，嘉靖朝和万历朝亦是最多的，分别为0.75和0.65，远远大于其它各朝的年平均设置数。嘉靖、万历两朝时间长达93年，占10朝年代总数220年的42％，是明代河南书院发展的两个高峰期。各府内部历朝书院的分布情况亦证明了这一点。
　　表6　明代河南各府历朝书院设置一览表
　　附图
　　备注：1.洪熙（1425年）、泰昌（1620年）两朝短祚，未有建置，省去。
　　2.以弘治十八年（1505年）为界，将整个明代分前后两期，前期137年，后期139年，时段大略相等，易于比较。
　　与此相对应的是，嘉靖、万历两朝刚好是明代禁毁、打击书院较为严重的时期，嘉靖十六年（1537）、十七年（1538）、万历七年（1579）先后三次禁毁书院，但每次不是与政治斗争有关，就是与当权者个人好恶有关，因此随着政治斗争的复杂化和当权者的变更，书院便又得以恢复，特别是由于当时国学空虚，地方官学名存实亡，而创办书院的社会力量极大，加之万历七年（1579）力毁天下书院的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卒去，因此，每一次禁毁之后，都伴随着一次更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使得书院在明朝禁毁政策打击下，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很大上升。
　　同时，由于嘉靖、万历时期书院的作用已由教育、学术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因此其兴衰便不可避免地受政治斗争的影响，这为其随后的悲剧性命运埋下了伏笔。到了天启年间（1621—1627年），随着宦官魏忠贤的得势和东林党人对其的抨击，书院便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天启五年（1625年）发生的第四次禁毁书院事件，是明代书院发展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河南地区当然也未能逃避厄运，不但天启年间全省未建一所书院，而且大量的书院在此时遭到焚毁。
　　为了克服朝代时限长短不一对整个河南书院发展过程估计所带来的误差，我们将69所有具体年代可考的书院，按一定的时间段归纳如下（参图1）：
　　附图
　　图1　明代河南书院设置变化折线图
　　结合表6可以看出，明代河南书院的发展确实经历了一个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过程，这与全国的发展状况是基本一致的（注：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1页。）。
　　　　　　四　明代河南书院集中于开封、汝州等地的原因
　　前已述及，明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型即斜十字状的分布格局。大量的书院集中于大名府—开封府—汝州—南阳府一线，形成了明代河南书院分布与发展的中心地带，而河南府—汝宁府一线，则是稍次一级的分布带，处在两线间隔处的其它地区，如彰德府、卫辉府、归德府，甚至河南府的卢氏县、南阳府的桐柏县等，均是书院分布极少、发展落后的地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分布不均，仅集中于少数府州的状况呢？为便于说明和解释这个问题，以下就明代河南书院比较集中的开封府、汝州等地的区域性特征，加以分析和论述。
　　　　1.开封府
　　与元代相比，明代河南书院分布区域的最大变化便是开封府的顿然崛起。开封府之所以能成为书院分布密集区，与其政治地位的影响和儒学衰败的刺激密不可分。
　　首先，作为全省的政治中心，开封府理所当然的成为全省的首要之地和首善之区。这种优越的政治地位带给开封府的不仅有政治优势、区位优势，还有诸多相关优势。其一，它能够得风气之先，占据政策上的优势和得到官方的重视。由于明初实行兴官学、禁书院的文教政策，开封府和省内其它各府一样，书院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近百年的沉寂期。但一俟政策稍有松动，开封府往往能率先及时创办。从地方志可知，“正统、成化间，历奉礼、兵二部勘合，官为修理名贤书院”（注：嘉靖《建宁府志》卷17。），“正统九年，诏改生徒肄业之所为书院”（注：民国《名山新志》卷11。）。开封府随即由提学副使刘昌于天顺五年（1461）建丽泽书院1所，并从成化元年（1465）开始，陆续又设立了3所书院。不仅有襄城县邑人故户部尚书李敏于县西南紫云山之麓所建之紫云书院（注：嘉靖《许州志》卷4。），更有通许知县程巽亲建之育英书院和巡抚李衍改建之二程书院（注：嘉靖《通许县志》卷上《城池》，雍正《河南通志》卷43。），朝廷还为紫云书院亲赐匾额（注：嘉靖《许州志》卷4。），足见官方的重视。当然地方官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书院的兴起。如禹州知州刘魁在嘉靖七年（1528）至十一年（1532）五年间就创建儒林、西溪、白沙、东峰、仙棠等五所书院（注：雍正《河南通志》卷43，民国《禹县志》卷8 《学校志》。），使禹州顿时成长为开封府书院分布的中心。其二，书院有省级、府（道）级和县级之分，省级书院为管理方便起见，往往设于省府之地。这样，再加上开封府府属书院和下辖县级书院，其书院总数自然要多于它方。而这种区位优势纯粹是由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决定的，也是其它府州所不可能具有的。其三，政治中心往往又伴随着诸多相关优势。如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口众多、交通便利等。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45（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8页。）可知，开封府每年向朝廷输粮807900石，在河南各府中遥遥领先。雄厚的经济实力保证了书院有充足的学田和经费。名师荟萃和名院（如开封大梁书院、襄城紫云书院）的汇集，无疑增加了对周边士人的吸引力，便利的交通更是方便了省内及周边士子前来求学。而据《大明一统志》卷26可知，明代开封府编户999里，占整个河南总里数的1／3强，众多的人口加上科举的影响，产生了广泛的社会需求。中榜秀士的扬眉吐气刺激了士人求取功名的需求。落第士人的滞留再考免除了书院对生源的担忧，无形中促进了政治中心地区书院的发展。
　　其次，府内儒学经过近百年的演变后，出现了严重的衰败，已远远不能满足士人求学的需要。如通许县儒学“学圯于水，漫为薮泽”（注：嘉靖《通许县志》卷上《城池》。），禹州儒学据嘉靖中陈东光修学记言：“有司视学校不啻秦越，竟无能注意者。故栋桷蛊桡，墁瓦崩坠，诵读之地，遂成书圃，不及百年，已非其初，法久则弛，守令奉行之过也”。而书院之兴，“自儒学衰始也，儒学之士既无以教士，而士乃群移于书院”（注：民国《禹县志》卷8 《学校志》。）。正是这种衰败的刺激为府内书院的设立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其政治地位所带来的诸多优势为书院的设立提供了可能与便利，两种因素的结合自然促进了书院的兴起。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得不注意，即进入明代以后，书院的官学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官学化逐渐加深的趋势与其向政治中心的汇集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政治中心聚集不少书院反映了书院官学化程度的加深，但书院官学化程度的加深也促进了其向政治中心的汇集。
　　　　2.汝州
　　汝州是明代河南书院分布的另一个重要区域。无论是人口密度、还是地理密度，汝州的书院分布均为全省各府（州）之冠。而汝州之所以成为书院分布密集区，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发展过程有关。
　　首先，汝州地狭县少，以区区四县夹处开封、南阳和河南三府之间。北靠登禹，西接嵩洛，南依宛叶，东连襄许。深受上述诸地影响，既有伊洛之学的教化，又有密集之地的带动。故小小的汝州竟能在有明一代先后建立起14所书院，比元代整整多了13倍。
　　其次，禹州地处豫西山地与黄淮平原的交界地带，境内几乎全为丘陵地形。较之于其它地形，丘陵地形的优势在于：第一，土地零散，便于筹田。既有广大的平地良田以资民生，又有闲置或未开垦的荒田坡地可供院养，筹措学田较为方便。相反，豫西、豫南山区地带，土地有限，供养其民已显不足，何来闲田以养书院？东部广大平原地带，开发较为充分，各地良田“名花有主”，也不便遍置书院，除非有个别开明之士捐输田产，但这毕竟不是书院发展的主流。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劳动生产率又不高的条件下，书院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学田，因此，学田的多寡及便利的征集方式对书院的设立尤为重要。第二，高地广布，便于择址。丘陵地区有大量高爽的台地和冈地，不仅对书院的建筑特别有利，能够增加院舍的稳固性和耐久性，而且视野开阔，风高气爽，利于攻读。第三，环境幽雅，交通便利。丘陵地区既有山区的幽雅环境，又有平原的便利交通，无疑非常有利于周边士子攻读和求学。开封府内大部分书院集中于禹州、许州、郑州等地，与其丘陵地形也不无关系。
　　最后，从汝州书院的设置过程看，其发展一直是非常平缓的。成化、弘治、正德每朝2所，没有什么高峰期。特别是嘉靖年间仅有1所书院创建，与全省其它各府（州）嘉靖年间创办书院大都达到高潮是不相同的。这中间肯定有一定原因，在无法通过资料确知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在以官办书院为主的时期，地方官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书院的设置。但正是这种热情促使汝州成为书院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因为前期的平稳发展并没有与其它各府州拉开距离，相反却奠定了一定基础。到万历年间，伊阳知县文翔凤连置4 所书院，即小书院、伊川书院、崆峒书院和连珠书院（注：道光《伊阳县志》卷3《学校志》。），“政事之暇，课士校文”，并“捐置学田三百亩”（注：道光《伊阳县志》卷3《职官志》。），汝州书院便锋芒突现，一跃而成全省瞩目的中心之一。此外，汝州的经济实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45可知，汝州一地每年向官府输送粮食147700石，而汝州明时编户才116里（注：《大明一统志》卷26《南阳府》。），里均纳粮1273石，尚高于开封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汝州发达的农业经济。
　　　　3.南阳府
　　与河南府相比，南阳府在书院总数和分布密度上均与之不相上下，但河南府的人口基数太大，平均每36里才有1所书院， 而南阳府平均每20里就有1所书院。就人口密度而言，两者相差近一倍。除了人口因素外，南阳府之所以成为书院分布密集区，与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地方官员的热情息息相关。
　　首先，南阳“西抚商於，东临悬瓠，沧浪为隍，方城为墉”（注：嘉靖《南阳府志》卷1《形胜》。），形势险要，经济发达。 境内“山水盘纡，丘原漫衍，舟车辐辏，漕挽通达”（注：嘉靖《南阳府志》卷1《形胜》。），自古为河南重地。这里民风淳朴，“淳尚诗书，去本归末”（注：《大清一统志》卷165。），直至今日仍是省内教育发达之区。其次，南阳虽然地处盆地，但盆地不等于平地，更不等于平原。由于南阳盆地是相对于西部、北部高大的伏牛山和东部巍峨的桐柏山而言的，它内部只有一片狭小的平原，因此其大部分地区依然为近似汝州、禹州、许州等地的丘陵地形。前述“丘原漫衍”即是它的真实写照。丘陵地形对于建造书院的优势，南阳府自然也具备。特别是南阳府又处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带，山水环绕，景色优美，特别适合读书思考。如镇平县“四面耸群山之秀，三方环众水之流”（注：嘉靖《南阳府志》卷1 《形胜·镇平县》。）；唐县“群山屏绕于东南，泌水环抱于西北，古称唐邓之交，实南阳辅弼之地”（注：嘉靖《南阳府志》卷1《形胜·唐县》。）；邓州更是“山川清远，甲于南阳，又山环拱而气清，水萦回而势阔”（注：嘉靖《南阳府志》卷1《形胜·邓州》。）。第三，地方官吏的热心倡导有力地促进了南阳书院的创办。成化七年，南阳知府段坚，热心兴学，倡建书院，于是年（1472）修复元时诸葛书院。又废除僧寺，改建豫山书院，“聚教生徒，置地二十顷，以资其费”（注：嘉靖《南阳府志》卷1。）。同年，又筹建志学书院于城西， “聚军民子弟五百人于其中，举内乡柴升等五人为师。坚又时出所学，以教其不及”（注：光绪《南阳县志》卷6《学校志》。）。短短一年之内，创办3所书院，如此热心文教，与段坚的经历有关。“坚年轻时曾自齐鲁至吴越，寻访学问之人，得闫禹锡、白良辅，以溯文清之旨”（注：《明儒学案》卷7《河东学案》。）。文清即明初以程朱理学为宗的儒学大师薛＠①ｘｕāｎ薛文清，闫、白得其传，又授徒段坚，坚创办诸书院后，即“与士人讲习濂洛之书”（注：《明儒学案》卷7《河东学案》。），并由此掀起了南阳府创办书院的第一次高潮。嘉靖年间，南阳府又掀起了创办书院的第二次高潮。先后兴办书院5所，大致与成化间相当。而此次高潮又与一位地方官员的热心倡办有关，即嘉靖初的分守南汝道参政刘漳。嘉靖八年（1529）刘漳于新野县北创建白水书院（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452。），十年（1531）迁建韩文公书院于邓州西关，易名临湍书院（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452。），十三年（1534）又檄叶县知县贾枢创建问津书院（注：同治《叶县志》卷2。），十九年（1540）又建裕州堵阳书院。同时又有嘉靖九年（1530）舞阳知县任柱新建舞泉书院（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452。），一时成蔚然之势。
　　大名府由于仅有部分州县在今河南境内，且资料有限，暂不分析。
　　综上所述，明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集中于开封府、汝州等地的原因，与这一地带各府州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政治地位、经济状况和地方官的热情密切相关。当然其余各府，像河南府、归德府与宋代的相比，政治地位下降，归德府和卫辉府在明代又频遭洪水，影响了当地经济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从一个侧面也突出了开封府、汝州等地方书院发展的兴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王右加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