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汉简中有两枚简记载了驿置里程，即ⅡT0214①:130（以下简称“里程简甲”）和VT1611③:39（以下简称“里程简乙”），习称悬泉里程简。其中前者又常被称为《传置道里簿》，系一木牍，分三栏，每栏各书四行，记载河西传置道里，应有别牍与之相缀联构成完整道里簿；后者则分两面书，记载悬泉置至长安等地总里程，最后有部分文字漫漶不清。兹先将二简文字誊录如下：

ⅡT0214①：130（A）

仓松去鸟六十五里，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第一栏）

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第二栏）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第三栏）

VT1611③:39（A）

张掖千二百七十五，冥安二百一十……

武威千七百二，安定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　三……

VT1611③:39（B）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东南去刺史□三千……一八十里……

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东南。长安四千八十。

这两枚简弥足珍贵，对探索、研究汉代河西地区地理有重要价值。前人对悬泉里程简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学者主要根据里程简甲，对其所示县邑和其他驿置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订，进而对相关驿路展开讨论。目前，对此简所涉多数地点的大致地望和相关驿路复原已取得共识，少数地点的地望和局部驿路复原仍存分歧。而对里程简乙的利用和探讨目前所见还比较零散。

其实，二简本身蕴含地理价值尚可进一步发掘，将二简所载里程相结合并加以演算，可得出对汉代河西史地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笔者拟从里程简书例出发，以政区地理的视角切入，对二简所载里程与路线比较和计算，从而对里程简所反映的驿置和交通路线等问题提出浅见，以就教方家。

一、觻得县至悬泉置间驿路走向和途经驿置

里程简甲称“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是总结酒泉郡县置道里总程之语。此条文字在“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之后。两汉乾齐属酒泉郡，渊泉属敦煌郡，则所谓“六百九十四里”包含了酒泉郡最西端一置乾齐到敦煌郡最东端一置渊泉的驿路里程。《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等文献皆载表是属酒泉郡，故研究者皆以表是为酒泉郡最东端一置，即汉简所载说明表是至渊泉为694里。表是到渊泉694里，玉门到沙头99里，沙头到乾齐85里，乾齐到渊泉58里，里数相减，可知表是到玉门452里。汉表是县故城应在今高台县西北的黑泉镇定安村一带，玉门县故城在今玉门市赤金镇附近。然而，据里程简所载，高台县西北到玉门市赤金镇间即使是直线距离即已达200千米，合汉里481里，已超452里之数。若再考虑上地形导致驿路之曲折，两地交通距离当更远。显然，既有认识有误，悬泉里程简所示此段驿置位置及道路走向须作重新考量。初世宾、贾小军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点，但他们归因于里程简所载数目有误，恐亦非。其实，严格依据里程简所载，此问题依然可解。笔者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对酒泉郡最东端一置的误判，亦即酒泉郡最东端一置并不在表是。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先以“酒泉郡最东端一置是表是”为前提进行假设推导。根据这一假设，可计算出渊泉至冥安的距离。里程简乙载“张掖千二百七十五”，可知悬泉置至张掖1275里。以里程计之，此处的“张掖”，应指张掖郡治（即里程简甲所见小张掖），而非远在武威郡的张掖县。里程简甲在“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下有“府下”二字，标明了张掖郡治所在。前述里程简“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之载在“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之后，乾齐属酒泉而渊泉属敦煌，则里程简中的说明文字似以“去”字之前的地点为依托，是“府下”二字所注应为觻得，意指觻得为张掖郡治。悬泉汉简ⅡT0114③:447明载宣帝黄龙元年（前49）时张掖郡治觻得，《汉书·地理志》张掖郡首列觻得县，皆可以相照。据里程简甲，觻得到昭武62里，昭武到祁连置61里，祁连置到表是70里，加上表是到渊泉的694里，可得张掖郡治到渊泉的驿路里程为887里。里程简乙又载“冥安二百一十”，指悬泉置到冥安县的距离为210里。用悬泉置至张掖的里程1275里减去张掖到渊泉的887里和悬泉置到冥安的210里，可得冥安到渊泉的里程为178里。据研究，汉冥安县城即今瓜州县锁阳城镇南坝村东南的南岔大坑城址，其说颇可信从。今瓜州县境内存有汉代道路遗址，称“冥安故道”，可为冥安县周边驿路之参照。略循此道路，南岔大坑城址西去悬泉置遗址恰符210里之数。自南岔大坑城址略循冥安故道东行178汉里（合74千米），约可抵今三道沟镇附近。据此假设可推出汉渊泉县治所在，一些关于渊泉县治的考证也支持此观点。不过，既有研究对敦煌郡境内驿置已有较成熟的认识，虽然有些分歧，但依据悬泉汉简等材料，可以确认渊泉至冥安之间并无驿置。倘渊泉至冥安间驿路里程为178里，就远远超出了汉简所示驿置间的最大距离（99里），显然不可能。

又，倘酒泉郡最东端一置是表是，那么只能修改既有关于汉玉门县地望的观点，认为其县治在今玉门市赤金绿洲东部的清泉乡一带。这一假设虽与《十三州志》和《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关于汉玉门县方位的记载①不相乖违，但与相关史籍对延寿县方位的记载却相左。西汉设天䧇县，东汉改延寿县。根据西晋张华《博物志》关于延寿县“南山”有“石漆”的记载和《太平寰宇记》引北魏阚骃《十三州志》关于延寿县“金山在其东”的记载，可判断此县位于玉门县东。换言之，此县领域当包括今玉门市老君庙石油矿藏（即《博物志》“石漆”）一带和今黑山（即《十三州志》“金山”）西麓。核诸地形可知，今清泉乡一带是联系这两块地区的交通要道，应属天䧇县辖，不应为玉门县治所在。这样看来，汉玉门县治还应在今赤金镇一带。

既然以“酒泉郡最东端一置是表是”为前提得出的渊泉、玉门位置都不合理地偏东，那么这一假设就不能成立。换言之，在里程简甲中，表是县当仍属张掖郡，酒泉郡“六百九十四里”的总里程，应从表是以西的某置（权称为“酒泉东置”）算起。相应地，上文计算所得178里，并非冥安至渊泉的距离，而应是冥安至渊泉的距离与表是至酒泉东置的距离之和。《汉书·地理志》等文献中记载的表是属于酒泉郡的情况，反映的是与里程简甲不同时间断面的情形。

以赤金镇附近的玉门为基点往西推算可知：沙头当在今玉门市区南，或以为即今中渠村古城遗址；乾齐当在今瓜州县三道沟镇附近，或以为即今四道沟村古城遗址；渊泉当在今瓜州布隆吉乡、双塔乡一带，或以为即今双塔乡旱湖脑古城遗址。那么，渊泉到冥安的距离为85里许。所以，表是至酒泉东置的距离为93里左右。

经由以上考述，可进一步推考表是至玉门间驿路与驿置。首先可以确定，位于今酒泉市区、汉代长期为酒泉郡治所在的禄福县一定为驿路所经。由于地形影响，禄福以西的驿路必然较为曲折，需要在今嘉峪关市以西转弯穿过相对曲折的石关峡，在石关峡至玉门间也需要循河流与山间谷地蜿蜒而行，这一段需行经约270—275汉里。则禄福以东的道路里程约177—182汉里，这也与这段道路相对平坦易行的情况相符。今酒泉市到定安村的直线距离为106千米（合255汉里），参考以上则表是至酒泉东置93里左右，可见表是至禄福驿路270—275里许，明显较为顺直。

基于以上原则，可以对这段驿路重做细部考证。表是、禄福间有乐涫县。根据《旧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相关记载可知，汉乐涫县即唐福禄县城，亦即今酒泉市肃州区下河清皇城遗址。新近在肃州区三坝湾魏晋墓中出土的买地券载墓主系“酒泉乐涫南乡朋里”人，该墓葬位于下河清皇城遗址南不远，这就为皇城遗址即汉乐涫县城之说更添确证。皇城遗址恰位于表是、禄福中点附近，三城大致在一条直线上，且之间地形平坦，推知驿路应经过乐涫。悬泉汉简VT1311④:82记载乐官（涫）令充遣军人、马匹护送冯夫人西行事，亦可证之。

表是、乐涫间有两座小型汉代城址，习称明海（子）城和新墩城，可能是驿置所在。其中，新墩城与表是（定安村一带）距离恰为93里左右，或即上文所述酒泉东置。而明海城则可能是张掖郡最西一置。若然，这两座驿置较为接近，可能与此段道路自然条件相对恶劣有关。

乐涫、禄福间相距50千米（合120汉里）许，道路平夷，以距离度之，其间宜设有一置。一般认为，乐涫、禄福间有绥弥县（东汉更名“安弥”），故此置当即绥弥。据《宋书·氐胡传》“（沮渠）蒙逊袭李暠，至安弥，去城六十里”的记载，似可判断绥弥县治距酒泉郡治禄福60里许。若然，则绥弥县治当在今肃州区上坝镇附近，亦即表是、乐涫间置所在。今上坝镇附近有密集的汉墓群，亦可资参证。

禄福、玉门间，有天䧇县，前文已大致叙其县境。《太平寰宇记》载：“延寿城中有山，出泉注地，其水肥如牛汁，燃之如油，极明，但不可食。此方人谓‘石漆’，得水则愈炽也。”“石漆”即今玉门市老君庙一带石油矿藏，据之，则延寿（天䧇）县治似即在老君庙一带。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不过《寰宇记》“城中有山”的记载颇为可怪，也不符合老君庙一带地理形势，难以遽信。小方盘汉简T14Ｎ3载：“酒泉玉门都尉护众候畸兼行丞事，谓天䧇以次为驾，当舍传舍，诣行在所。”据之可知，天䧇确为驿道所经，且是玉门都尉府（很可能在玉门县）以东的第一处驿置。一说以今清泉乡东的骟马城当天䧇县治，或是。

以上已得酒泉郡八置（酒泉东、乐涫、绥弥、禄福、天䧇、玉门、沙头、乾齐），依道里、地形度之，剩余三置应都在禄福、天䧇间，大约分别位于今嘉峪关市区、石关峡西口和新民堡东南。冥安至悬泉置间，有广至县与鱼离置，悬泉汉简多有记载，前人研究亦已甚详，其间道路也比较明确，兹不赘。广至县，据悬泉汉简，“冥安去广至八十里”，县治当即今瓜州县锁阳城镇破城子遗址；鱼离置则可能为南岔镇的老师兔城址。

二、悬泉里程简所示武威郡治与仓松—觻得间道路

里程简乙载“武威千七百二”，按照这则简的书法，这里的“武威”一定指武威郡治，而不会就武威郡所辖武威县而言。《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武威郡下首载姑臧县，一般即认为两汉武威郡治姑臧。按，悬泉置至张掖郡治觻得的道路，甲乙两简可相契合，经计算可得张掖郡治到武威郡治距离427里。然而，前文已述，觻得治今黑水国北城，姑臧治所虽然有不同认识，但一般都认为在今武威市附近，这两个地方直线距离达230千米（合553汉里），同样远超427里之数，所以，既有认识必有误。既然悬泉汉简所指张掖郡治觻得所在已可确认，那么产生错误认识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姑臧地望考证有误，二是“武威”所指不是姑臧，亦即武威郡治不在姑臧。

首先，姑臧在今武威附近，有比较丰富的史料支持，很难推翻。居延新简E.P.T59:582是另一重要的西北里程简（以下简称“居延里程简”），其中载有汉代媪围至小张掖路线，与悬泉里程简所载道路可相衔接。可知，姑臧以东的小张掖一定是两条道路汇合处，结合地形，倘姑臧远在今武威市区之西，距其一置之地的小张掖是无法成为两条道路交汇处的。另外，媪围县治虽有异说，但根据相关史料可以判断其县治最北也只能在今景泰县境，而结合悬泉里程简与居延里程简可知，媪围距姑臧417里，则姑臧必然只能在今武威市区附近。所以，姑臧的大致地望并无可疑。

那么，里程简这条记载的唯一解释就是，这里所指武威郡治并不在姑臧。前文已述，里程简甲在“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下有“府下”二字，说明张掖郡治觻得，但“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下并未注“府下”二字，可见此简书写时武威郡治确不在姑臧。有学者已经指出，根据居延新简T53·63提及元康二年（前64）有“武威库令”和T58·29“武威郡姑臧别库”的记载可判断当时武威郡治不在姑臧。武威郡始置时，当治武威县，西汉末则治姑臧县，其后数代相沿不改。西汉河西四郡领域变动甚巨，郡治也相应地多有迁徙。悬泉里程简为西汉成帝时期或更早之前资料，其时武威郡治完全可以与西汉末情形相异，可以摒姑臧而另寻之。

所以，悬泉里程简的武威郡治，当为姑臧以西某县。依照里程简所记载悬泉至高平、长安的里程可知，张掖、武威间驿路应该也相对顺直，不会有大的弯道。以道里量之，“武威”应该在今天的永昌县附近。据考，今永昌县附近为汉番和县所在，番和县故城或即今永昌县西寨古城。颇疑悬泉里程简“武威”所指即就番和县治而言，即其时武威郡治番和。番和县附近有骊靬县，此时应亦属武威郡。其后，番和、骊靬划属张掖而武威郡治迁姑臧，乃成《汉书·地理志》所示情形。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推求张掖、武威间驿路。悬泉里程简载有觻得至氐池间驿路，氐池以东南驿路则见于居延里程简，即氐池至屋兰50里、屋兰至钧著置50里、钧著置至日勒50里、日勒至删丹87里。其中，觻得、氐池、屋兰、钧著置、日勒一线，经学者考订，已基本明晰，故不再赘述。但自日勒至删丹驿路，需要重新考虑。删丹县治，一说在今山丹县南双湖古城，一说在今山丹县东南老军乡峡口一带。倘若驿路经由双湖古城，则需要绕经焉支山南，这样，自悬泉置行2830里，是无法到达天水平襄的，所以删丹不可能在双湖古城，而只能在日勒东南往番和方向的主驿路上。峡口村的地理位置符合这一要求，可当删丹县治所在。前文已述，觻得至番和的距离为427里，减去悬泉里程简所示觻得至氐池的54里和居延里程简所示氐池至屋兰的50里、屋兰至钧著置的50里、钧著置至日勒的50里、日勒至删丹的87里，可得删丹与番和的距离是136里（合56.5千米）。峡口村至西寨古城的直线距离为47千米，可见这段驿路较为迂曲。核诸地形，峡口村至西寨古城间交通，须先往东南行绕过焉支山，再折向西南绕过今永昌县北侧山地，道路长度与上述里程基本相符。根据居延里程简，自番和东南行之驿路经过显美而抵姑臧，番和、显美间驿路约50千米（120汉里）。

姑臧东南，据里程简甲，可经小张掖（即张掖县，治今武威市东南）、鸟（即鸾鸟县，治今古浪县北）而抵仓松（即苍松县，治今古浪县黑松驿）。此即南越乌鞘岭往金城郡道，前人研究亦已甚明，不再赘述。

三、悬泉里程简所示武威至天水、金城、安定驿道

上举里程简乙除载有悬泉置至冥安、张掖（觻得）、武威（番和）驿道里程外，尚载有至安定高平、金城允吾、天水平襄、凉州刺史治和长安的里程，其中至凉州刺史治里程有残缺，其余则均大致可以辨识。里程简乙载张掖、武威皆就其郡治言，故所载高平、允吾、平襄似皆应相应为安定、金城、天水郡治，这也与对西汉这三郡治所的一般认识相符。里程简乙记载的悬泉置至此三地里程，对认识汉代河西驿路亦颇有价值，已为学者所注意。但前人研究往往以此简所载通允吾、平襄者为河西通长安南道，而以通高平者为河西通长安北道，恐非。笔者认为，里程简乙所载道路与传统认识的“南道”（即自武威经金城、天水至长安）无涉，而记载的是从武威通天水、安定的道路（接近传统认识的“北道”）及其沟通金城的支线。以下试略加考说。

里程简乙载“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即悬泉置到天水郡治平襄县2830里。与悬泉置至武威的1702里相减，可得武威郡治（番和）到平襄的距离为1128里（合469千米）。汉平襄县治所，研究者有争议，但多认为在今通渭县北境。今永昌县至通渭县北境的直线距离约440千米，可知武威至平襄驿路较为顺直。悬泉里程简和居延里程简分别记载了自小张掖南行经鸾鸟、苍松翻越乌鞘岭往金城郡方向的道路和东南行经揟次、媪围往天水、安定郡方向的道路，以路程计之，只有自小张掖东南行直抵天水的道路才能符合简VT1611③:39所载里程。该简在“天水平襄二千八百卅”特记有“东南”二字，指的或许就是自小张掖东南行的支路（此简所载张掖、武威等地亦在悬泉置东南方，而不注“东南”二字，可资参证）。沿此驿路自媪围渡河，翻越今哈思山，循黄河、祖厉河谷地东南行，可抵今通渭县北境。以里程量之，平襄县治更可能在今通渭县北部的义岗川、寺子川一带。此处距冀县（治今甘谷县西南）山道二百余里，与《汉书·五行志》所载“天水冀南山大石鸣，声隆隆如雷，有顷止，闻平襄二百四十里”相符。

里程简乙载“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即悬泉置到金城郡治允吾县2880里。与悬泉置至武威的1702里相减，可得武威郡治（番和）到平襄的距离为1178里（合490千米）。汉允吾县治所，研究者亦有争议，但总之不出甘肃永靖县与青海民和县境。今永昌县至永靖、民和一带的直线距离约250千米，可知武威至允吾驿路较为迂曲。悬泉汉简所示小张掖南行经鸾鸟、仓松翻越乌鞘岭至金城道到允吾似乎最为近便，但倘行此道，则武威至允吾路程将不足400千米，不符合简VT1611③:39的记载。或以里程简乙所载里程有讹，似亦失之无据。今按，“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后同样有“东南”二字，依上文理解，则从武威至允吾，也当行小张掖东南行经揟次、媪围的道路。沿此驿路自媪围渡河，翻越今哈思山，沿黄河谷地西南行，可抵今永靖、民和一带，所行里程与简文所载相符。据理而言，武威以西地区与金城郡之交通，似应行鸾鸟、苍松南通令居道较为便捷。事实上，这条道路在西汉开拓河西之初，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从屡见于《史记》的汉军“出令居”的记载便可看出。里程简所示绕行媪围之道，可能开拓较晚，但由于不必翻越高峻崎岖的乌鞘岭，所以在沟通金城郡与河西四郡时也有其优势，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里程简乙载“安定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即悬泉置至安定郡治高平3151里。与悬泉置至武威的1702里相减，可得武威郡治（番和）至高平为1449里（合602千米）。高平县治今宁夏固原市，向无异说。今永昌县至固原市的直线距离约450千米，可见武威至高平驿路较为迂曲。居延里程简记载的道路，即从长安西北行，经高平、媪围抵小张掖，似与悬泉里程简乙所示道路可以相应，惜其高平、媪围间简文缺失，无法具考。或以为，高平到媪围道路，当先循乌水北上，再西行渡河至媪围。此道确实近便，但丈量可知，循此道高平至番和里程仅得540千米许，与里程简乙所载不符。倘自平襄县所在的今通渭县北境起，略循今葫芦河谷地东北行，经130余千米，可抵高平县所在的固原市。里程简乙所示高平至悬泉置的里程，较平襄至悬泉置的里程远321里，恰合133千米。所以，里程简乙所示的悬泉置至高平道路，似乎是至平襄道路的延伸。此道虽然迂远，但有史籍为证。《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西行“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逾陇，登空同”就在高平附近，欲自此到祖厉县河畔，似确当绕道平襄走祖厉河谷一线。平襄至高平山道在秦昭襄王长城以内，似乎确实是较传统而安全的道路，途中还置有阿阳县（治今静宁城川镇）。相较之下，自高平沿乌水北行而西向，地形相对平坦，道路似较便捷，但汉代一直未在此区域设置县治，似开发程度较低，也可能并不安全。里程简乙“安定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后似有残缺，或者原本亦有“东南”二字，说明所行驿路方向，与“平襄”“允吾”同。

里程简乙所示“东南”驿道，可能有很长一段与居延里程简相合，其干道基本即传统认识的长安至河西的“北道”。这条驿道所经驿置，在小张掖以东南，只能借助居延里程简知道有揟次、䚢里、居延置、媪围等，在渡河之后，则不可考，仅知约在今靖远县附近枝分，一条往东南至天水、安定、长安，一条往西南至金城。

四、悬泉里程简佚文蠡测及所载驿置情况复原

通过以上讨论，悬泉里程简所示河西驿置与道路概貌已经清晰。唯显美、删丹间驿置情况尚不清楚。在上文基础上，可以对悬泉里程简甲佚文进行推导，并对其所载驿置数量进行复原。

由第三栏第四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可知，此行之右，当有11行记述“酒泉郡县置”的文字，其中3行已知（即“玉门”“沙头”“乾齐”3行），则其上尚有8行未知。第二栏“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行后，至少有“表是去×置××里”一行及“右张掖郡县置若干，××××里”一行。上文已述，表是与酒泉东置之间可能尚有一置（明海城），若然，则第二栏“祁连置”行与第三栏“玉门”行之间，应尚有11行文字。以残牍宽度作为参考，11行文字应书于三片牍上，其中两牍各书4行，一牍书3行。所以第一栏“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与第二栏“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之间亦应有11行文字。根据居延里程简，可补其中后4行文字，即“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钧著置五十里”“钧著置至屋兰五十里”“屋兰至氐池五十里”，另7行文字中，应有一行为“右武威郡县置若干，××××里”，则“姑臧”至“删丹”行间，应尚有6行文字，即显美与删丹间，尚有5处驿置。

这一推论经由对居延里程简佚文的复原可验证。居延里程简存1牍，上下分4栏，亦有缺佚。其牍由长安起首，知所佚牍在左。由上文可知，高平至媪围道路甚迂远，可达七百余里，以里程简所见驿置间距离量之，至少需8程。所以，居延里程简所佚，至少应为2牍，每牍至少也应书写4行。由此可知，居延里程简第三栏“揟次至小张掖六十里”与第四栏“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之间也应有8行文字。其中前两行根据悬泉里程简甲可知应为“张掖至姑臧六十七里”“姑臧至显美七十五里”，“姑臧”至“删丹”行间余6行文字，恰与以上推导完全相符。居延里程简的可能全貌，如图1所示。

由此，悬泉里程简甲的佚文面貌大致可以揭示，如图2所示。由上文可知，显美与删丹间的5处驿置，其居中者当是番和。显美、番和间有2处驿置，平均距离为40里左右；番和、删丹间有2处驿置，平均距离为45里许。其余驿置情况上文已备考，兹不赘。驿置属武威郡者，有仓松、鸾鸟、小张掖、姑臧、显美、番和6置及显美番和间2置，依地理度之，应还包括番和以西1置，共9置，里程约470里；属张掖郡者，有删丹、日勒、钧著置、屋兰、氐池、觻得、昭武、祁连置、表是9置及删丹县东1置、表是县西1置，共11置，约570里；属酒泉郡者，有乐涫、绥弥、禄福、天䧇、玉门、沙头、乾齐7置及乐涫东1置、禄福天䧇间2置和天䧇玉门间1置，共11置，694里；属敦煌郡者，包括悬泉置及以东的渊泉、冥安、广至、鱼离置4置，以及悬泉置以西的遮要置、敦煌和龙勒，若以龙勒为终点，则共8置，约600里。

结论

本文对悬泉里程简所载地理内容进行了探讨，得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主要集中在河西驿道与政区两方面。相关结论的呈现，如图3所示。

将两种悬泉里程简所载内容结合讨论，对其所载里程进行计算与比对，可以获得对河西驿道和驿置有较完整的认识。自悬泉置至武威郡张掖县（小张掖）之驿路确为河西交通干道，其整体较为顺直，所经县治甚多。自张掖县东南行至河畔媪围县的道路在一个时期内似为河西交通干道，在媪围渡河之后，不仅向东南连通安定、天水等郡而远通长安，而且向西南连通金城郡。基于以上认识，通过对里程简书例的研究和与居延里程简的比对，可以对里程简甲的完整文本进行探索，进而深化对驿路与驿置的认识。自悬泉置至媪围干道途经驿置为：悬泉置—鱼离置—广至—冥安—渊泉—乾齐—沙头—玉门—天䧇—某置—某置—某置—禄福—绥弥—乐涫—某置—某置—表是—祁连置—昭武—觻得—氐池—屋兰—钧著置—日勒—删丹—某置—某置—番和—某置—某置—显美—姑臧—小张掖—揟次—䚢里—居延置—媪围，或共经38置，总里程约2300里。其中小张掖往南有支路，可考驿置为小张掖—鸾鸟—仓松。各置间里程多有可考者，特再绘制概念图一幅，以呈现之（图4）。

西汉河西四郡境域变迁复杂，提取悬泉里程简所反映的政区信息，或可对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新的认识。对简文辨析可知：在悬泉里程简甲成文时，张掖郡领有表是县；在悬泉里程简乙成文时，武威郡领有且治于番和县。这两种情况与《汉书·地理志》所载皆不同，反映的当是同一时间或相隔较近的两个年份的情况，大约在西汉元、成之际或更早。这一结论可略加延伸。西汉张掖郡领有居延县，其县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附近，根据地形地貌可知，张掖郡治觻得与居延的交通，显然应循弱水（今黑河）而行。不过，弱水侧的表是、会水（治今金塔县东北）二县，《汉书·地理志》属酒泉郡，这样，居延就成了张掖郡实质上的飞地，殊为可怪。今既知表是原属张掖，可知这一地带曾有过政区改划，颇疑会水原亦属张掖，张掖郡境原本连为一体，这符合汉代渐进拓边置县的常理。又，番和县附近的骊靬、显美两县，《汉书·地理志》载属张掖郡，但骊靬与番和同在一地理单元，显美更在二县之东，此时理当皆属武威郡。颇疑当时武威、张掖两郡以焉支山为界，这与焉支山在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也相符。

（本文原刊《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3期第42—53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