鄠县(1964年改称户县)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是一座具有2000年左右历史的古县。关于鄠县的始置时间，历代地理文献与方志多以“汉代置县”为准;但也有若干研究认为，鄠县始置于秦代。近年来陕西省、西安市及户县当地的一些志书与研究成果，均以秦代置县为词，似已成为定论。然核诸史料，秦代置县说仍显乏力，具体考辨如下:

一秦代置县说之不成立

秦代在关中地区广泛置县，见于《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是为关中置县之始。至孝公十二年(前350)，开始大规模置县，“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史记·商君列传》则记为:“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惜司马迁没有具体记载诸县名称，为后人留下了诸多谜团。

欲考察鄠县的始置时间，最重要的资料依据当是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现存最早的资料见于《汉书·地理志》，其文曰:“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酆水出东南，又有潏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汉书·地理志》此例不纯，没有统一标注各县的始置时间。总体来看，它所反映的是西汉末年元延、绥和年间(约公元前8年左右)的政区设置情况，只能证明西汉末年时鄠县已经存在，却仍然不能知晓鄠县最早设置的确切年代。因此，将之作为汉县是可以确定的，秦县说却于史无证。之后的《续汉书·郡国志》亦未提及置县时间。

历代地理总志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载:“鄠县。本夏之扈国，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地理志古扈国，有户谷、户亭，又有甘亭。扈至秦改为鄠邑，汉属右扶风。自后魏属京兆，后遂因之。”之后的历代地理总志多因袭此说，记为汉初置县。记载最为权威的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述为:“(鄠县)本夏时扈国，秦为鄠邑，汉初置县，属右扶风，后汉

因之。”

显然，在历代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中，或未提及置县时间，或直言为汉初置县。《三辅黄图》《长安志》《类编长安志》、嘉靖《陕西通志》、康熙《陕西通志》、乾隆《西安府志》、康熙《鄠县志》、乾隆《鄠县新志》、光绪《鄠县乡土志》、民国《重修鄠县志》、《户县志》等志书均记为汉始置县。

记载鄠县为秦代所置的方志有两部，明崇祯《鄠县志》卷5《官师》记:“秦设县，汉因之。”清雍正《陕西通志》卷2《建置一》“秦郡县考”目中列有鄠县，同书卷3《建置二》云:“鄠，明属西安府，本朝因之。《释名》鄠，秦县名，古扈国，秦改为鄠。”崇祯《鄠县志》所载为历代鄠县方志中之仅见，不见于政区沿革设置的记叙，也没有被前后诸次《鄠县志》所采，孤证难信。雍正《陕西通志》所引内容不见于今本《释名》，且前后记载混乱。既云秦代置县，同书卷2“鄠县条”又作:“鄠邑，秦改扈为鄠。鄠县，(汉)初置县，属右扶风。”如此前后矛盾，显为众手成志所致。

显然，依照传统史料，鄠县秦代置县说是难以成立的。在清代地理考据中，诸多名家之作如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钱坫《新斠注地理志》、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汪士铎《汉志志疑》、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等，对于汉代置县说均无异词。证诸于出土文物，历年出土的秦代竹简、封泥中，并无鄠县名目;对于研究汉初政区地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亦无鄠县之记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图组—秦蜀”中在鄠县附近无聚落标注，第二册“秦图组—关中诸郡”中有地名“鄠”，但并不作为县级政区对待，而是标注为普通聚落。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先秦”“两汉”两卷均将其认定为汉县。证之以上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鄠县置于秦代说之不能成立，应该是明确的。

二汉县说及其可能性

既然秦代置县说难以成立，则汉县说自可无疑。唯《汉书·地理志》所载已至西汉末年，鄠县的始置时间尚不清楚。今据相关材料，探讨其可能性。

(一)酆县改鄠县说。秦代在关中地区置县，始见于《史记·秦本纪》。至商鞅变法时，并乡聚为县，在关中地区大规模置县，有三十一年(前506)(见《商君列传》《六国年表》)和四十一年两说。学者考证研究后得出的数量也有差异，依时间排列如下:史念海《秦县考》36县(1937年)，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27县(1982年)，马非百《秦集史》40县(1982年)，王遽常《秦史》34县(2000年)，周晓陆《秦封泥集》24县(2000年)，徐卫民44县(2005年)，后晓荣41县(2009年)。数量差异之外，诸家对于鄠县始置年代的认定也大相径庭。

史念海、马非百、徐卫民等皆以鄠县为秦县，核其资料依据，均不出《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及《大清一统志》等，然所用材料或仅云秦改扈为鄠，或作汉置县，与所得结论显然不合。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依汉代置县说，在秦、汉各册图中做了不同标识。后晓荣依据秦代封泥资料“酆丞”印及战国秦封宗邑瓦书，提出新的见解:秦代所置为酆县，并一直存至西汉初年，鄠县或为西汉中后期所改名。^④丞是县令(长)之佐官，“(县)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其封泥资料，收录于前所引周晓陆、傅嘉仪等人所编之封泥资料汇编，人所共见。秦封宗邑瓦书，1948年出土于陕西鄠县，瓦书铭文曰:“(惠文王)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胙)。冬十一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取杜才(在)酆邱到于潏水，以为右庶长歇宗邑。”^⑥秦惠文王四年为公元前334年，距商鞅变法大规模置县为时不远。其中所言之“杜”，即为秦代所置之杜县，其地约在今西安南郊山门口乡沈家桥村一带。所言之“酆”，亦常简作“丰”，其地原为商代有崇国，后为周初之豐京，即《诗经·文王有声》所云:“既伐有崇，作邑于豐。”《尚书·毕命》云:“(成)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此处之“豐”，在《说文》中作“酆”。《括地志》载:“周豐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鄠县东三十五里。”所指均为此地，约在今陕西户县东秦渡镇一带。潏水即著名“八水绕长安”之一水，《汉书·地理志》“鄠县”云:“酆水出东南，又有潏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此酆水即沣河，所指甚为明了。

与此相对应，反映汉初政区地理设置的重要出土文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瑏瑡载有“酆县”，与新丰二县同列，其丞皆秩四百石，且丰字不同。可证西汉初，至迟到吕后二年(前186)，仍有“酆县”之设置。据周振鹤考订，《二年律令·秩律》所列的百余县名，大多是承秦而来，而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但《二年律令·秩律》只列酆县，却没有鄠县，其承继关系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鄠县及其周边地区，自古竹林密布，为历代所重视。《史记·货殖列传》中记有:“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书·地理志》亦云:“(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唐六典》载:“汉官有司竹长、丞……(唐)司竹监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需簾笼筐箧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时供尚食。”宋代《长安志》云:“司竹监，在(盩厔)县东南三十里。”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云:“司竹都尉治其园，周百里，以供国用。”司竹监在今周至县东之司竹乡附近，管辖之区为今周至县东部与户县西部地区，距离“酆”所在秦渡镇约40千米。巧合的是，在北京文雅堂所藏秦代封泥中，正有“都竹丞印”，从其名不难判断，当是历代司竹监的前身。竹园方圆周百里，已经相当于“百里之县”的规模。若酆县可以得到确认的话，其辖区与“都竹丞”辖区当可相接。考诸当时的区域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在距离如此之近的区域内，也很难再容纳一个县级政区的存在。鄠县在秦代为酆县，或改于汉代之说，其可能性是存在的。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酆附近开凿昆明池，周回40里，其治所也不可避免要迁移，酆县改鄠，可能就在此时。

(二)置县时间推定。《汉书·地理志》所记，只能确定西汉末年已经设置有鄠县，其始置时间，自当在此之前，但因史无明载，只能做如下推定。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反映了汉代吕后二年之前的政区地理设置。其中既无鄠县之名，则置县时间又当在吕后二年之后。

此外，《汉书·东方朔传》中也可寻得蛛丝马迹，其文曰:“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称平阳侯。旦明，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相聚会，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谒平阳侯，诸骑欲击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猎者数骑见留，乃示以乘舆物，久之乃得去。”此处记载了汉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出猎，提到因游猎扰民，惊动了地方官员“鄠杜令”，引起了一定的麻烦。《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既云有令，置县可知。其后武帝在设立上林苑时，因范围广大，占用民田较多，“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鄠杜之民。”杜县之设，始于秦，汉因之，汉宣帝时改为杜陵，已为诸史所证。汉唐之间，鄠杜二县多并称，其意不言而喻。若此言可信，则鄠县之设，当在此前。

总而言之，若无有力证据(如新出土文献)佐证，鄠县置于秦代之说难以成立，汉代置县说不可轻易否定。鄠县的前身可能为秦代之酆县。鄠县置县的具体年代，或在西汉吕后二年至武帝建元三年之间。对于鄠县而言，即使坦言为汉初置县，其历史亦超过2000年，丝毫不影响其千年古县的历史地位。

鄠县(1964年改称户县)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是一座具有2000年左右历史的古县。关于鄠县的始置时间，历代地理文献与方志多以“汉代置县”为准;但也有若干研究认为，鄠县始置于秦代。近年来陕西省、西安市及户县当地的一些志书与研究成果，均以秦代置县为词，似已成为定论。然核诸史料，秦代置县说仍显乏力，具体考辨如下:

一秦代置县说之不成立

秦代在关中地区广泛置县，见于《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是为关中置县之始。至孝公十二年(前350)，开始大规模置县，“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史记·商君列传》则记为:“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惜司马迁没有具体记载诸县名称，为后人留下了诸多谜团。

欲考察鄠县的始置时间，最重要的资料依据当是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现存最早的资料见于《汉书·地理志》，其文曰:“鄠。古国，有扈谷亭。扈，夏启所伐。酆水出东南，又有潏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汉书·地理志》此例不纯，没有统一标注各县的始置时间。总体来看，它所反映的是西汉末年元延、绥和年间(约公元前8年左右)的政区设置情况，只能证明西汉末年时鄠县已经存在，却仍然不能知晓鄠县最早设置的确切年代。因此，将之作为汉县是可以确定的，秦县说却于史无证。之后的《续汉书·郡国志》亦未提及置县时间。

历代地理总志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1载:“鄠县。本夏之扈国，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地理志古扈国，有户谷、户亭，又有甘亭。扈至秦改为鄠邑，汉属右扶风。自后魏属京兆，后遂因之。”之后的历代地理总志多因袭此说，记为汉初置县。记载最为权威的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述为:“(鄠县)本夏时扈国，秦为鄠邑，汉初置县，属右扶风，后汉因之。”

显然，在历代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中，或未提及置县时间，或直言为汉初置县。《三辅黄图》《长安志》《类编长安志》、嘉靖《陕西通志》、康熙《陕西通志》、乾隆《西安府志》、康熙《鄠县志》、乾隆《鄠县新志》、光绪《鄠县乡土志》、民国《重修鄠县志》、《户县志》等志书均记为汉始置县。

记载鄠县为秦代所置的方志有两部，明崇祯《鄠县志》卷5《官师》记:“秦设县，汉因之。”清雍正《陕西通志》卷2《建置一》“秦郡县考”目中列有鄠县，同书卷3《建置二》云:“鄠，明属西安府，本朝因之。《释名》鄠，秦县名，古扈国，秦改为鄠。”崇祯《鄠县志》所载为历代鄠县方志中之仅见，不见于政区沿革设置的记叙，也没有被前后诸次《鄠县志》所采，孤证难信。雍正《陕西通志》所引内容不见于今本《释名》，且前后记载混乱。既云秦代置县，同书卷2“鄠县条”又作:“鄠邑，秦改扈为鄠。鄠县，(汉)初置县，属右扶风。”如此前后矛盾，显为众手成志所致。

显然，依照传统史料，鄠县秦代置县说是难以成立的。在清代地理考据中，诸多名家之作如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钱坫《新斠注地理志》、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吕调阳《汉书地理志详释》、汪士铎《汉志志疑》、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等，对于汉代置县说均无异词。证诸于出土文物，历年出土的秦代竹简、封泥中，并无鄠县名目;对于研究汉初政区地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亦无鄠县之记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图组—秦蜀”中在鄠县附近无聚落标注，第二册“秦图组—关中诸郡”中有地名“鄠”，但并不作为县级政区对待，而是标注为普通聚落。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先秦”“两汉”两卷均将其认定为汉县。证之以上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鄠县置于秦代说之不能成立，应该是明确的。

二汉县说及其可能性

既然秦代置县说难以成立，则汉县说自可无疑。唯《汉书·地理志》所载已至西汉末年，鄠县的始置时间尚不清楚。今据相关材料，探讨其可能性。

(一)酆县改鄠县说。秦代在关中地区置县，始见于《史记·秦本纪》。至商鞅变法时，并乡聚为县，在关中地区大规模置县，有三十一年(前506)(见《商君列传》《六国年表》)和四十一年两说。学者考证研究后得出的数量也有差异，依时间排列如下:史念海《秦县考》36县(1937年)，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27县(1982年)，马非百《秦集史》40县(1982年)，王遽常《秦史》34县(2000年)，周晓陆《秦封泥集》24县(2000年)，徐卫民44县(2005年)，后晓荣41县(2009年)。数量差异之外，诸家对于鄠县始置年代的认定也大相径庭。

史念海、马非百、徐卫民等皆以鄠县为秦县，核其资料依据，均不出《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及《大清一统志》等，然所用材料或仅云秦改扈为鄠，或作汉置县，与所得结论显然不合。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依汉代置县说，在秦、汉各册图中做了不同标识。后晓荣依据秦代封泥资料“酆丞”印及战国秦封宗邑瓦书，提出新的见解:秦代所置为酆县，并一直存至西汉初年，鄠县或为西汉中后期所改名。^④丞是县令(长)之佐官，“(县)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其封泥资料，收录于前所引周晓陆、傅嘉仪等人所编之封泥资料汇编，人所共见。秦封宗邑瓦书，1948年出土于陕西鄠县，瓦书铭文曰:“(惠文王)四年，周天子使卿大夫辰来致文武之酢(胙)。冬十一月辛酉，大良造庶长游出命曰:取杜才(在)酆邱到于潏水，以为右庶长歇宗邑。”^⑥秦惠文王四年为公元前334年，距商鞅变法大规模置县为时不远。其中所言之“杜”，即为秦代所置之杜县，其地约在今西安南郊山门口乡沈家桥村一带。所言之“酆”，亦常简作“丰”，其地原为商代有崇国，后为周初之豐京，即《诗经·文王有声》所云:“既伐有崇，作邑于豐。”《尚书·毕命》云:“(成)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此处之“豐”，在《说文》中作“酆”。《括地志》载:“周豐宫，周文王宫也，在雍州鄠县东三十五里。”所指均为此地，约在今陕西户县东秦渡镇一带。潏水即著名“八水绕长安”之一水，《汉书·地理志》“鄠县”云:“酆水出东南，又有潏水，皆北过上林苑入渭。”此酆水即沣河，所指甚为明了。

与此相对应，反映汉初政区地理设置的重要出土文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瑏瑡载有“酆县”，与新丰二县同列，其丞皆秩四百石，且丰字不同。可证西汉初，至迟到吕后二年(前186)，仍有“酆县”之设置。据周振鹤考订，《二年律令·秩律》所列的百余县名，大多是承秦而来，而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但《二年律令·秩律》只列酆县，却没有鄠县，其承继关系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鄠县及其周边地区，自古竹林密布，为历代所重视。《史记·货殖列传》中记有:“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汉书·地理志》亦云:“(秦)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唐六典》载:“汉官有司竹长、丞……(唐)司竹监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需簾笼筐箧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时供尚食。”宋代《长安志》云:“司竹监，在(盩厔)县东南三十里。”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云:“司竹都尉治其园，周百里，以供国用。”司竹监在今周至县东之司竹乡附近，管辖之区为今周至县东部与户县西部地区，距离“酆”所在秦渡镇约40千米。巧合的是，在北京文雅堂所藏秦代封泥中，正有“都竹丞印”，从其名不难判断，当是历代司竹监的前身。竹园方圆周百里，已经相当于“百里之县”的规模。若酆县可以得到确认的话，其辖区与“都竹丞”辖区当可相接。考诸当时的区域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在距离如此之近的区域内，也很难再容纳一个县级政区的存在。鄠县在秦代为酆县，或改于汉代之说，其可能性是存在的。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酆附近开凿昆明池，周回40里，其治所也不可避免要迁移，酆县改鄠，可能就在此时。

(二)置县时间推定。《汉书·地理志》所记，只能确定西汉末年已经设置有鄠县，其始置时间，自当在此之前，但因史无明载，只能做如下推定。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反映了汉代吕后二年之前的政区地理设置。其中既无鄠县之名，则置县时间又当在吕后二年之后。

此外，《汉书·东方朔传》中也可寻得蛛丝马迹，其文曰:“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常称平阳侯。旦明，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相聚会，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谒平阳侯，诸骑欲击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猎者数骑见留，乃示以乘舆物，久之乃得去。”此处记载了汉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出猎，提到因游猎扰民，惊动了地方官员“鄠杜令”，引起了一定的麻烦。《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既云有令，置县可知。其后武帝在设立上林苑时，因范围广大，占用民田较多，“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鄠杜之民。”杜县之设，始于秦，汉因之，汉宣帝时改为杜陵，已为诸史所证。汉唐之间，鄠杜二县多并称，其意不言而喻。若此言可信，则鄠县之设，当在此前。

总而言之，若无有力证据(如新出土文献)佐证，鄠县置于秦代之说难以成立，汉代置县说不可轻易否定。鄠县的前身可能为秦代之酆县。鄠县置县的具体年代，或在西汉吕后二年至武帝建元三年之间。对于鄠县而言，即使坦言为汉初置县，其历史亦超过2000年，丝毫不影响其千年古县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