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汉隋唐之间:都城的选建与超越
侯甬坚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7.4
本文所论都城,是指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周丰镐,秦都咸阳,西汉长安城,隋朝大兴城,唐朝长安城。隋唐并称,都城相继,却因大兴城属于“迁都”举动,应当予以格外重视。这些都城的相互位置,如明人康海为《雍录》所作序文,“谓汉、隋、唐皆都渭南,虽稍迁改,而相距不远,尚为易考……”。若勿需追寻周之八迁、秦之七徙的历史,就丰镐、咸阳位置而言,同汉唐长安城、隋大兴城的位置仍然很近。若以西汉长安城东南角(内侧为未央宫)的位置为圆心,上述都城范围全部包含进来,则同处在一个半径不到20千米的区域内,这就是“关中核心区”的范围和位置所在,也就是一般所说“八水绕长安”的地域范围。
“关中核心区”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前期王朝都城选址过程及事实的一种基本评价。既然涉及国都选建问题,那么,所讨论的内容主要限于同国家安危大计有关的政治层面。自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文王建都丰京开始,诸多都城相当集中地落脚在这一核心区内,其时代背景、个中原因及后继朝代对前代国都的诸多超越,正是本文欲以探讨的内容。
一、基本意图
史念海先生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曾简述西安地势:“南部秦岭山地,坡陡谷深,景色雄奇。北部渭河平原及中部秦岭山麓洪积扇与黄土台塬,起伏和缓,原野秀丽。特别是城区所在的西安小平原,原阜舒展,河流萦绕,土壤肥沃,气候温和,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加上四周有雄关扼守,因此自古就有‘天府’之美誉。”①渭河平原即民间所习称的“八百里秦川”。此处所说“西安小平原”,是为前面所述“关中核心区”的地理表述方式。
周人是从关中平原和渭北高原起家的,为了寻求较好的地理环境,一直辗转迁移。周文王(姬昌)时,灭掉了一个崇国,就在崇国所在之地——渭河南岸支流沣水的西岸上,建起都城丰京。到武王(姬发)时,又建了沣河东岸的镐京(宗周)。今人解释这件事情,大多着眼于周人东进灭商的趋势和结果。《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有言:“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沣河是一条不大的河流,周人从西岸的丰京,过河到东岸去活动,碰巧又有了占卜带来的吉兆,这种活动就更为自然而然了。丰镐二京一直是周人的宗庙所在,它们实际上是一座都城,周人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建筑基址、家族墓地,还有窖藏青铜器。
秦孝公(渠梁)十二年(前350),秦人出于多方面原因,已择定渭河之北、北山(北阪)之南的新都地点——咸阳,次年,便从栎阳(西安市阎良区东)回迁过来。《史记·秦本纪》记为:“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统一六国后的咸阳都市,凭藉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又扩展到渭河南岸的广阔地带。这样,秦都咸阳就已不再是“南临渭水”的局面,而是“渭水贯都”的形势了。②
周秦两代的历史较早,其都城的选择意图,史书缺乏明确记载,而西汉定都长安的过程却比较清楚,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公元前202年,天下尚未定,刘邦本来已打算定都洛阳,谁知来了个一身土气的娄敬,闪身走进刘邦的栎阳大营,向刘邦和盘托出了一个安定天下的郡国大计——应该建都关中。刘邦听了娄敬及张良的一致意见,顿悟关中地区在全国军事战略格局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即开始行动。《汉书·高帝记》记为“是日,车驾西都长安”。颜师古作注说“著‘是日’者,言从善之速也”。虚心纳言,从善如流,这正是高祖刘邦的过人之处。
到西汉晚期,王莽代汉,事在长安,一系列荒唐的改制引发出巨大的社会混乱,最终造成义军蜂起、围陷长安的形势,结果给长安城带来了一个残破的局面。之后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又陆续以长安为都,③其间前赵刘曜、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及北魏的京兆官员,对长安的宫殿、苑囿、水利续有修建,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长安城的都城面貌。
由于后出者的记述越来越细致全面,隋朝选建都城的过程就更为清楚了。隋朝新立,隋文帝(杨坚)就对西汉以来的长安城提出了不少意见,大者如“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迁”,小的方面如故城制度狭小,宫殿多有倒塌,宫内多妖异,建城历史近八百年,水质碱卤(苦),不宜饮用等等,都提出来了。既然是新朝新天子,需要换一个地方建新都,于情于理均属自然。可是,这新都位置并未走远,而是选在汉以来长安城东南面的龙首山南,就位置和距离而言,说“挪位”比“迁都”要更显恰当。新都定名为大兴城,具体负责筹建的是左仆射高颊、将作大匠刘龙等人。
隋祚短暂,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接受隋禅,也接受了大兴城,即位于宫城太极殿。清人徐松撰《唐两京城坊考》云:“唐西京初曰京城,隋之新都也,开皇二年所筑。唐天宝元年曰西京,至德二载曰中京,上元二年复曰西京,次年曰上都。”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二记,到高宗(李治)永徽四年(653),方改为唐长安城,而将西汉以来长安城改称“杨广城”。《旧唐书·高宗本纪》记,永徽五年(654)两次动工修筑长安罗郭。此外,唐代修建宫殿不断,以改善王室活动空间。
回溯关中地区都邑选择和营建的历史,其中竟有极为周密巧合的地方。起初西周丰镐都于沣河两岸,沣河北流注入渭河,过了400多年,这里不意为秦人选中,成为秦都咸阳布设之地;紧接着,西汉开国君臣浩浩荡荡从渭北进驻长安,南依龙首山,北近秦咸阳故地,建起了汉长安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也成为若干短暂朝代的都城;到了隋初,嫌长安旧城不理想,南挪至龙首山南,兴建了布局规整的大兴城;隋唐相继,都城位置不变(参考表1)。
概括地说,周秦汉隋唐五代四城(隋唐都城重叠,视为1个),丰镐在西南,咸阳在西北,汉长安城在东北,隋唐都城在东南,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至公元10世纪初(唐末)的近2000年左右时间里,其都城选择和迁建过程,是按顺时针方向转下来的,形成了一个圆圈,欲以立足关中并施展政治抱负和才华的古代君臣,都没有离开这个圆圈,这个圆圈即本文提出的“关中核心区”概念所指在的范围,也即一般所说“八水绕长安”的地域范围。我们对此的解释是,山不转水也未转,影响上述都城选择意志的是过去时代的内外部形势,在对于时局的有效把握之下,关中平原及其核心区地理位置及其条件的优越性,因得到古人的认可和肯定而得以很好地发挥。
二、“两步走”和“因地制宜”
历史上的开国君臣如何选择自己满意的国都,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如果当时的帝王有凌云之志,其臣属就可能贡献重在开拓进取的都城选择意见,并就都址的安危得失进行反复考虑;如果帝王没有太大的志向,其臣属就可能拿出比较稳妥保守的方案。④此即国都选择过程中最主要的人为因素。
一个王朝的疆域范围有大有小,只要是择都,无论其版图大小,都有一定的选法。从选建都城的步骤来说,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在全国有效控制范围内选择最合适的区域;第二步是在选定的区域内再来确定都城位置(实际上是某一地点)。第一步属于战略选择,体现的是国都定位的空间权衡能力;第二步为综合性的技术选择,体现的是因地制宜的判别技艺。排比择优,是其中最主要的博弈要领。
西汉定都关中的过程,最清楚地展现了“第一步”的走法,事见《汉书·高祖本纪》及《刘敬传》、《留侯世家》。⑤刘邦集团进入关中,先到达渭北之栎阳,又过渭河到达长安,西距秦咸阳城不远,便驻足下来。《三辅黄图》记长安“本秦离宫也”(天子出游之宫),实际上仅为秦朝的一处小地名(乡聚)。经过高祖(刘邦)、惠帝(刘启)时数次大规模的修建,帝都长安城落成。接续魏晋南北朝时局,隋朝的政治重心仍然是在关西地区,故而仍定都关中。隋朝主动放弃汉长安城,转而确定大兴城的位置,完整体现了“第二步”的走法。《隋书·高祖纪》诏曰:“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表明对新址的选择极为满意。其实这个新址的选择很简单,也就是采用“后靠”的做法来实现的。这样做,既不丧失关中核心区的地理优势,还可以进入到渭河南岸的支流散流区,获取充足的水源,满足城市社会生活的种种需要。
汉与隋唐国都的位置都同一个并不太高大的黄土台塬——龙首山有关。《三秦记》云:“龙首山长六十里,头入渭水,尾达樊川”。今人立于西汉未央宫所在的龙首原上,两座长安城一北一南,可以环视。渭河、龙首山之间地形开阔,刘邦集团北来,就选择在龙首山北面。前人留下话语,“父老传云,尽凿龙首山土为城,水泉深二十余丈。”龙首山以南也是土壤肥沃,面积更为宽广,“六坡地形”成为隋唐帝都展开的理想地域。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考论龙首山“头高二十丈,尾渐下,可六七丈”,表明位于西安小平原的龙首山山势、位置特别,具有一种类似关中核心区基座的地理支撑作用。
于此可见,任何一处都城的确定,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其选择时所体现的着眼点,就显得格外重要。受人注目的关中核心区,能成为周秦汉隋唐各代的风云际会之所,是形势和自然条件相结合的结果。在分“两步走”选择和落实国都位置后,因地制宜地营建帝王百官和民众同居一所的都城,将会凝结下那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化内涵和精华。
三、若干超越之处
漫步于周秦汉隋唐时代遗留下来的都城遗址,人们不由地会思索,对于前一时代而言,后一时代究竟有着怎样的超越?身处今日的读图时代,着眼于过去的山川地理和交通布局,我们如何读懂史念海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的都城内容?尤其是那些体现继承和递进关系的部分?
在后继王朝的都城选建中,首先是对前代同样事物的继承和学习,然后才是超越和发展,也不排除还有今不如昔的地方。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归纳下列若干超越之处,以供讨论。
1.跨河而都:从沣河到渭河
周人都于丰,之后又都于镐,丰镐二京跨河而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都城发展特点。咸阳本身即为一个津渡所在,秦人先都于渭北咸阳,至“始皇帝三十五年,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庭小,曰: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三辅黄图》告知我们,秦人在学习周人的做法。沣河是一条河道平直、水量丰富、河槽浅、河床不宽的渭河支流,周人应该建有河桥,以供人车往来。但是,秦人面对的渭河就相当宽阔了,其宽度数倍于沣河,秦人在渭南修建信宫、阿旁宫、兴乐宫后,更需要建设桥梁以沟通两岸。所以,《三辅黄图》等书籍记载,秦人在渭河上修建了一座宽6丈、长280步的横桥,供车马行人往来。可见,秦国学习西周丰镐二京跨沣水而建的做法,实现了跨渭河建立都城的想法。
2.汉隋唐三代:拥有渭河南岸开阔空间
从渭河到秦岭山地,依次排布着河滩地一河流阶地一成层黄土台原一山前洪积扇一山区,地貌变化显得颇有规律。今人从文献阅读中已了解到长安地势“南高北洼”的特点。⑥从文献中可见未央宫内有沧池,长乐宫内有酒池,建章宫内有太液池等水体,武帝时还在东南面建造出一个人工蓄水池——昆明池,既可操练水军,又是城内用水来源。龙首山南面地形略为高起,直至秦岭山麓,诸多河溪从山谷峪口东西一线齐刷刷流出,状如发辫,流散到秦川大地上,成为汉朝和隋唐帝都盛大的活动舞台。都城南面或北面未被开辟的地方,被有意识地作为帝王苑囿圈占起来,好供帝王在其中田猎。
从黄土台原的位置及其分布,与秦岭诸多河溪流出的关系上,研究者注意到,“只有灞、浐与潏、沣之间这块平原,既无河流切割,又坦荡宽广,东西宽约17公里,南北长约40公里,以龙首原为分界线,形成南北两个不同的地形单元”。⑦汉长安城选择在龙首原北,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与之相比,后靠了一段,实际上是落在了秦汉都城南面的上林苑范围内。就隋唐都城内的自然地形而言,实际上存在着“六坡”地形,即北从今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街道一带,南到大雁塔之间,连续分布着横贯东西的六条高坡,海拔高度在400—450米之间,愈到东南面,地势愈高。隋文帝时迁都,重用了颇有“巧思”的宇文恺(555—612),领营新都副监之职,“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在隋大兴城的总体布局中,宇文恺就是以六条高坡为中心来设计的,⑧成为一代杰作,体现了隋代都城设计中对地理空间的利用能力。此种做法,又为唐代所继承,其种种布设和改易,在《西安历史地图集》绘制的唐长安城“住宅图”、“商业和娱乐场所图”、“园林、池沼、井泉分布图”、“寺观图”等图幅中,对于一代帝都包含的丰富而细致的社会生活空间都做了清楚的展示。
3.包百姓于城内:民众因素在加重
对于封建王朝来说,人口虽然是一种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社会力量,在现实社会中究竟如何去对待,还是取决于时代的内容。根据勘查所得认识,咸阳初建时,是以秦孝公定下的“冀阙宫廷”为基点,逐渐向外展开的,而且仅有宫城,并不曾形成真正的外郭城,充其量只有向西南扩展的附郭,那诸多宫城的连属,也许就是咸阳的大城。⑨也就是说,百姓在都城中的安置情况,尚不清楚。在西汉长安城故地,通过考古发掘所确认的城内布局,仍然是以宫殿群为主要特色,文献中的记载也不明确,推想百姓的住所只有大致的安排,城内城外都会有。据《汉书·王莽传》所载,地皇三年(22)二月,东面的灞桥失了一次火,桥尽火灭,有司调查的结果是,“或云寒民舍居桥下,疑以火自燎,为此灾也”。从关东而来的流民临时住在桥下,城内的百姓居于何处,一向很少有人关注。
元人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二记“京城·隋唐·皇城”部分,曾云“自两汉之后,宫阙之间,并有人家。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司有办,风俗齐肃,盖隋文帝之新意也。”在汉长安城失去都城地位的年代,过去的宫殿里住起了寻常人家,这一现象为隋文帝所留意,于是,新建的大兴城有了给百姓划定的居所范围。隋大兴城为新建都城,建设的顺序是“先修宫城,以安帝居。次筑子城,以安百官,置台、省、寺、卫,不与民同居。又筑外郭京城一百一十坊两市,以处百姓。”这“以处百姓”四字,在都城建设史上来之不易,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而这种统一划分的里坊布局,后来又为唐朝统治者所继承。
隋唐都城建设中划区“以处百姓”,表达的是规划者已具有一种成熟的设计思想,即满足民众安全居住要求的想法,至于民众因素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得到加重的其他原因,还可以另外加以细致考察。
四、千年都城史提供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古代社会前期的政治漩涡中,黄河中下游地区涌现出多处政治中心,关中地区即为其中的著名地域。由于政治军事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文明富裕社会所散发出的文化吸引力,国都成为万邦景仰、万众膜拜的神圣之地。另一方面,营建都城,首先就会大兴土木,掠取自然资源,而维持豪华的帝王贵族生活,又会无休止地掠取下去。
秦人喜好治室,更遑论身居高位者。史载:秦穆公居西垂,以境地多良材,大加营建宫观,戎人之使由余观后,惊讶为: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秦人东进到了关中平原,其做法更是不断升级。《三辅黄图》原序云:“惠文王初至咸阳,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至于离宫三百。复其阿旁,未成而亡”。进入西汉时期,“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余,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锸之劳,岁月不息,盖骋其邪心亦夸天下也。”仅秦汉时之作为,即可想见渭河流域周边山地森林资源消耗之巨。这种历史现象提示我们,一个社会既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是超量的,那么,高级别行政区及高密度人口分布区,对于环境的影响程度也必然会是高量级的,因此,都城居住人群侈靡消费各种资源的行为,尤其需要予以约束和节制。
关中平原选建为都城后,在政治上出现的大起大落局面,给予当时的社会和自然景观以巨大的影响,其间带来的变化之大之速,又是极为少见的。春秋时有人路过丰镐,看到“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昔日之都城已成为“彼黍离离,彼稷之庙”的农田。秦末天下大乱,项羽入关,屠城焚宫,咸阳顿成废墟。至于王莽改制引发的社会混乱,其后果更是惨不忍睹。史载“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安史之乱后,唐长安城内忧外患不断,皇帝被迫出逃次数增多,朝内迁都之议不绝于耳。僖宗(李儇)广明年间(880—881),长安遭遇黄巢“巨盗陷覆,宫阙、居署、帑藏、里闱(里巷门)、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光启元年(885)十二月,“沙陀逼京师,田令孜奉帝出幸凤翔。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攻势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贼平之后,令京兆尹王徽补葺。至是,乱兵复焚,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宋人程大昌《雍录》记述,“凡唐世邑屋宫苑,至此时已自不存……”。元人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所吟:“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词义发人深省,寓意可谓深远。
离开周秦汉隋唐的时代,今日人们已看不全过去关中的情景了,龙首山在不断地修城取土中变低了,变成了原,又变成了坡;渭河河床因流域内的伐木和垦殖活动带来的水土流失,已变得面目全非了,诸多支流情形亦差相仿佛。关中地区自然资源耗竭过度,动物、植被和池塘大量消失,地下水也因近代以来的深度开采而急剧下降,触目皆是的黄土土壤耕作层,则成为人类收获最大同时也是景观最为单调的历史产物。
上述周秦汉隋唐五代,选建都城的结果,都进入到关中平原的核心,也就是自然条件最好的地方。无论是开展农业活动,还是联络或交通四方,这里都是最好的位置。都城位置接近,其边缘多处相连和重合,均是对“关中核心区”的认可和扩大。这也可以说明,周秦汉唐时代对这里的看重,是颇具眼光的,历史上著名朝代都城的区位优势是具有长久性的。今日西安仍然是一个大都市,咸阳也是一个中等城市,这些事实说明:关中核心区优越的地形条件并未丧失,它既可以供养众多的人民在这里生活,还是连接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一个重要枢纽,同时尚需当今社会予以百倍爱护和培育。
注释:
①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第6页。
②王学理:《秦都成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页。
③牛致功:《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据《西安历史地图集》之“西晋时期图”简介,惠帝永兴元年(304)至光熙元年(306),亦曾离开洛阳,西都长安。
④东汉初,京兆杜陵人杜笃于狱中曾撰写《论都赋》,议论“……上犹谦让而不伐勤。意以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远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的保守做法,主张弃洛阳而都长安(西都)。见《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
⑤参见侯甬坚《中国古都选址的基本原则》,刊《中国古都研究》第4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53页;《定都关中:国都的区域空间权衡》,《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44-151页。
⑥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⑦马正林:《汉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
⑧马正林:《唐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⑨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0-91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2)
转载自国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