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王堆汉墓“驻军图”应正名为“箭道封域图”

                                  邢义田

【内容提要】从一开始“驻军图”、“守备图”或“防区图”这些命名，就造成了大家认识此图性质的框框。唯有跳脱出来，才看得见其他的可能性。对照马王堆地形图和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来看，这幅“驻军图”有可能是一张汉代郡国常有普通的箭道行政区地图，在汉代或应名为箭道图或箭道封域图。如此一来，“驻军图”上一些难解之处，或许可以得到较合情理的解释。
【关 键 词】驻军图/马王堆/箭道封域图/地形图

　　马王堆三号墓墓主是长沙国相轪侯利仓之子。其墓东边厢的漆盒内出土了共约十余万字的古佚书，也包括三幅帛画地图。除去其中一幅仅勾画建筑，所谓的城邑或园寝图，真正具有地图性质的是所谓描绘长沙国南部的地形图（图1）和驻军图（图2）。学者据字形、避讳各种线索研究的结果，证明这个漆盒中的古佚书应是由不同的人抄写于汉代以前至汉初文帝初元三年左右。① 这些地图的制作时代一般认为和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南越王攻打长沙国南部边境到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罢兵以前的长沙国紧张情势有关。② 换言之，这些书和地图一般认为都不是为陪葬而特别制作的明器，而是墓主轪侯之子生前所喜爱或所需，搜集和曾使用的实用品。果如此，这两幅地图就有了更能反映真实情况的价值。
　　
　　
　　这两幅地图的具体内容，大家耳熟能详，不必多说。因我对所谓驻军图的性质有些不同的看法，不得不多说几句。汉代沿边的行政单位因边防需要，一直有较为强烈的军事性，在行政上常常军、民政合一，有时仅以军事性的都尉为首长，不置一般的县令、长，或甚至可以同时有两个以上的都尉。李均明先生曾比较汉西北边塞居延地区和箭道的防务布局，有力地证明了在这类边防地带，军事民政的合一特色。③ 李说也可以有力地证明驻军图上“箭道”的道是县、道的道，是县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当边地出现军事情况时，它也就成为边防中心。
　　过去大家因图上有“周都尉军”、“徐都尉军”、“司马得军”等等注记，将此图定名为驻军图。因为地图周边有一圈略呈长方形的红色线，又有人名之为防区图或守备图。④ 此外，大家注意到南越国在汉初曾攻陷长沙国数县，普遍认为周、徐都尉军或是为此，由中央调派而来此驻扎，也有学者认为不是中央军，而是长沙国本身的军队。⑤ 不论如何，几乎没有例外，大家一致认定因为南越国的入侵，长沙国或中央调派防军，因而绘制了这幅守备图或驻军图。
　　这是一条理解此图的思路，说来不是全无道理。地形图只是长沙国南部的一个区域，所谓的驻军图又是地形图所示区域的一部分，这两图和墓主有特殊的关系，应是合理的推想。但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有很多可能。命名为驻军图，强调了其军事性，大家在思考时，有意无意之间，不免受到局限，会排除从其他角度去理解此图的可能性。这样是否能掌握到此图的真正性质？不无疑问。
　　第一，将这幅图的绘制和高后至文帝时期汉与南越国的冲突联系起来，并没有真正直接的证据。图上里户注明有若干“不反（返）”或“今毋人”，或某里并某里，其原因可以很多，不一定非是因南越国攻入所造成。秦楚之际，百姓多逃离乡里，汉定天下之初曾令百姓返还故里，复其故爵田宅。百姓归返故里的速率，迟速不一。此图假使如大家所说绘于高后至文帝时期，离刘邦定天下仅只二三十年，有些逃户不堪一迁再徙，索性落户不归，也是常事。长沙国南部或许就有这样的情况。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这些不返的多为汉化尚浅或尚未汉化的越人，还算不上是秦汉治下稳定的编户齐民，而是游离于“编户”与“蛮夷”之间的“新黔首”。他们像张家山《奏谳书》秦始皇时代南郡文书中的新黔首，因不堪边吏役使而逃亡。
　　第二，如果驻军图真的是在汉和南越国冲突的时期所绘，或如有些学者所说是“前线指挥中心”使用的地图，⑥ 图上似乎应该注记“敌军”之所在，或者注记其兵力布署。这是所谓守备图、驻军图或防区图不可少的内容。这幅图上却完全没有和南越国军事行动或部署相关的标示或文字注记。曾有学者表示：“根据马王堆古地图不成文的体例规定，凡属南越境内的县城村里聚落均不予以表示。”⑦ 姑不论如何能得知马王堆地图绘制时的不成文体例规定，仅仅从许多学者认定的此图是“前线指挥中心”所使用的这一点看，就可以判定其上不可能不注记敌营何在。《管子·地图》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利，此地图之常也。”《管子》一书汉世十分流行，其所说地图要素，颇可以和所谓的驻军图相互印证。如要“行军袭邑”，怎可能不在图上标出欲袭之“敌邑”位置？以下再举一个汉代地图上明确绘有“敌邑”山川要塞的例子。武帝欲征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反对。上书中说：“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 . . 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汉书·严助传》，页2778）淮南王知道闽越没有像中国一样的城郭邑里，是听说的；他了解闽越的山川要塞，却是从地图上得知。他的地图明显不是“前线指挥中心”的军图，而是诸侯王所能有的一般地图。这样的图上不但可见闽越的山川，还可见到要塞！果如此，岂能想象一张前线指挥中心的地图，反而一无敌人要塞的踪影？如果是因南越国入侵而绘制的地图，图上无论如何应有入侵者的相关注记。
　　第三，退一步说，如果这是一张不注记“敌军”，仅注明本国军队的驻军图，最少也应注记各都尉和司马军的装备或兵力人数。此图没有这方面的注记，却注记几十个里的里名、户数和户口动态，不是奇怪吗？
　　从一开始“驻军图”、“守备图”或“防区图”这些命名，就造成了大家认识此图性质的框框。唯有跳脱出来，才看得见其他的可能性。对照地形图来看，这幅“驻军图”不无可能是一张汉代郡国常有，普通的箭道行政区地图，在汉代或应名为箭道图或箭道封域图。⑧ 如此一来，以上不可解之处，或许可以得到解释。
　　第一，箭道是县一级单位，汉代郡、国、县、乡都有行政地图，清楚标明郡、国、县、乡之界。⑨ 傅举有先生曾清楚指出沿箭道图边缘有用红色线标出的近乎正方的长方形，方形红线旁有七个红色三角形表示封界线的标示以及文字注记“居向封”、“昭山封”、“满封”、“武封”、“留封”等。四周的封名是县道封域的重要线索。傅先生指出所谓的封不是烽隧的烽，而是封界，完全正确。古代封疆以人为的列树、界石、沟壑、土堆等作标识，或以自然地形如某山、某川为界线。这幅图上的封恰恰都在红色线框的边上，有些是山，有些是水，又标注为某某封，可能是该处有特别树立的标识。封界线之内就是箭道的行政辖区。因为箭道处在边境，军事颇重，都尉之军布置各处，称它为箭道防区图，也无不可。但所谓防区，和行政辖区无疑相互重叠。张金光先生论先秦封疆之制，曾有这样的总结：“办理封疆过程及手续，除了履勘正定封界，并为文说明四至疆境封识外，还要立誓，并交付封域图。《散氏盘》言“受图于豆新宫东廷”可证。图当绘以封疆界识之形象，文则以说明其四疆封识及其特点。图文相辅。⑩ 汉武帝在立三子为王的制书里，曾提到丞相等建议的礼仪中有“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史记·三王世家》）。御史之所以要奏舆地图，就是要划定诸王所领的封域。马王堆三号墓主是长沙国相之子，出土的这两幅图，正可以证明自先秦而来的封域图，到汉世仍基本上沿袭未替。
　　第二，因为是县道一级的行政区域图，因此不仅以特别的符号，明显标出行政中心的所在（即图中央以三角城堡形状标注“箭道”二字之处），也清楚绘出区域内外主要的山脉和水系等自然环境，以及道路、聚落、户数、驻军地等人为环境情况。县、道和邻近县份不可能没有往来，所谓的地形图，主要标示了箭道和邻近地区大范围内的大致形势，因仅为示意，标示的内容较为简略。令人较不解的是行政中心箭道不画成方形而画成三角形。按汉代县城一般呈方形，不论汉代河南县城遗址或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里的县城图，基本上都是方形。这幅帛图上几个都尉军所在基本上也以方形呈现。箭道作三角形，或因为写实，箭道之城真的筑成此形，各边墙上更有供眺望的角楼或亭；也不排除另一可能，即在地图标示法上，为突出箭道行政中心和周边单位不同的等级，而用了唯一且不同的标示符号。
　　第三，如为县道行政图，为何标示有“里”，却没有“乡”？或许不是没有标示，而是几个都尉军的所在，就是乡一级单位的所在。这只要看看各军分布，即可猜得一二。汉代一县一般分为四或五乡。在位居图中央的箭道首府之旁，有长方框注明周都尉军。这应是都乡之所在。箭道以东，有长方形框，注记“徐”，东北又有长方框，注记“徐都尉□”，北边和西北另有长方框，注记“徐都□军”、“徐都□别军”，再偏西一点有长方框，注记“周都尉别军”、西及西南有框，注记“司马得军”。西边封界之外另有注记“桂阳□军”。此军注记“桂阳”，表明属桂阳，不属箭道。就箭道封域内，可以清楚看出各军布局，除中央都乡一支，其余各军分属周、徐两都尉。如果自图西北角到东南角划一线，周都尉各军刚好布置在箭道首府及箭道西南半部，徐都尉各军在东北半部。几个“别军”应是都尉军的分遣单位，二司马军应是周都尉的下属。汉道编制于文献无征，应如李均明先生所考，较类似于西北边地县或侯官一级的组织，也就是在都尉之下，置司马、千人等等。严耕望先生在讨论县廷组织时，曾指出“尉常以部为称，故多与令长别治”，又指出县常有左右二尉。（11） 在地形图和箭道图中都有注明的“部”，已有学者指出这应相当于乡。（12） 驻军须要粮草和民夫担任后勤，只可能驻扎在人户较集中的乡部所在之地。
　　现在无法断言箭道有几乡，以意忖度，除了中央的都乡，东北三个徐都尉军之间应有一乡，西北徐都尉别军和周都尉别军之间有一乡，或即在图上的“ ”，西南角两司马得军一带应也有一乡，东南角不见驻军，情况不明。如此或许最少有四乡。长沙国这时仍多蛮夷，箭道的组织当然不必全同于一般的县，或根本没有乡名，而由“道”内各“部”驻军首长兼领相当于一乡之民。周、徐二都尉正是县道之二尉，在他们之外，箭道或另有长，无以确定。墓主利仓之子以这样的地图陪葬，生前曾在此任这一等级的职务，应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必须回答：如果推定这张图不是驻军图而是箭道行政区域图。这个区域有多大呢？幸好此图西南角注明有“龁障”、“龁里”，可知箭道西南应大致和龁道相邻，此图正东注明桂阳某军，亦即东应与桂阳相邻。可惜曾踏查地图上古城址的周世荣先生没有能找到汉代桂阳和龁道的明显遗迹，（13） 否则即可根据桂阳和龁道的所在位置，较准确地估计出箭道的方位和大小。张修桂先生曾努力比对今天这一带的地图，指出驻军图各部分精确度不一，比例不同，其主区只可能在今日辇江以东的码市盆地内，主区方圆一百六十里，面积约八百五十平方公里。（14）
　　张先生极尽地理学家计算之能事，得出以上的结论。可是细读其文，不难发现为维护这两张珍贵古地图的“精确性”，曲加弥缝的斧凿之痕处处皆是。他将一张图辛苦地分为较精确的主区、次之的南邻和北邻区，以及无精确度可言的“装饰区”。又发现驻军图在某些地区的准确性，甚至不如比例尺大甚多的地形图。例如他说：“永丰河自东南流向西北，合沙田河之后才折向西流注入大宁河的平面形态，在地形图上反映极其准确，但在驻军图上基本改为东西流向，具有极大的变形。其原因盖受南部图框限制，不可能按其真实流路绘制。因此，驻军图永丰河上游河段，仅属示意性质，绝不能和沙田河、福水，尤其是蕃水，延水和袍水的精度相提并论。”（15） 大家不要忘了驻军图南部正是和南越国接界的“最前线”。
　　依常理，越是接敌的前线，越须要小比例尺，精确详细的地图。这样一幅前线指挥中心使用的小区域地图，某些“最前线”部分的准确度，反比不上大比例尺的地形图，甚至“受南部图框限制，不可能按其真实流路绘制”而有“极大的变形”，这合适吗？
　　迄今所有企图找出马王堆地图和今天地图关系的努力，都遇上一个共同的心理障碍，即大家都不太愿意承认这两幅图“基本上不精确”；即使承认某些部分有误差，甚至有较大的误差，也要咬定和证明所谓的“主区”或某些部分相当精确。张先生作了十分细心和专业性的努力，指出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及一些其他学者在估计地图比例尺和地理位置比定上的错误，承认某些部分存在较大的误差，推定驻军图的主区在今码市盆地之内。（16） 不过他的论证基本上仍建立于两图皆经“实测”的假定上，将驻军图上的山川形势区分为几个精度不一的区块，再套叠在今天这一带最相近的区域，其中若有不合，则加弥缝解说。正因为经他如此细致努力，仍须费辞弥缝，反而使我肯定相信，这两幅图恐怕都仅仅是示意图，大致勾勒了这一带的山川地貌和人为建置的相对位置而已。想确切地比定它在今天地图上的位置，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恐属徒劳。（17）
　　因此，与其费力比定今天的地图，不如利用图上提供的线索去估计它所打算示意的大致范围。怎么估计？图上有些有用的注记。关键的注记出现在地图西南角的石里和南部约略中央位置的封里（以地图所标南北方位为准）。据帛书整理小组的释文，石里旁的注记是：“到乘五十里，并石，到廷六十里”，封里注记作：“到廷五十四里，并 里，到袍廷五十里”。“袍廷”二字并不很可靠。袍字因原帛破损，极残，几不可释。其旁有“袍水”，南方不远有“袍里”，两相比对，或可推测为袍字。廷字笔画和图上其它廷字颇有出入，比较像是封里南方的“延里”的“延”字（图3）。张修桂在其大作中即释为“延”字。（18） 换言之，这一注记似应释为“到廷五十四里，并 里，到袍、延五十里”。所谓袍、延，或指其南方距离约略相等的袍里和延里（图4）。唯果然如此，其里数又和图上其它注记的里数，在比例上差距太大。思之再三，因无原帛图可以参看，对封里注记中“袍延”二字的隶定只能暂时搁下。
　　
　　
　　又图上石里、封里注记中的“廷”字，也有不同的隶定。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释作“廷”；张修桂先生却将“廷”一律释作“延”，认为即延里、延水的延，并作为推定驻军图主区范围的一个依据。（19）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 战国-元》附有一张驻军图复原释文，也一律将“廷”改释为“延”。（20） 这一出入关系重大，可惜目前无法据原帛图，直接审定。我手边能有的最好的资料是1977年文物出版社《古地图》中所附的原帛拼复照片和线描摹本。从照片和摹本看，整理小组所释似较为正确，应作廷而不是延，尤其是石里注记中的“廷”字，完整清晰，可以确认为廷字无疑（图5）。由此推定封里注记中，上半残，下半和“廷”字相近的字，应也是廷。如果“廷”字之释可以接受，接着要问“廷”何所指？又该当何处？
　　
　　在回答之前，须要先判定图上的另一定点，即石里注记中“乘”的所在。一旦找到两、三个定点，就可以依据注记的里数，推定整个区域的大致面积和范围。在图的东南角，有用红色和某某里相同的圆圈注明的“故乘城”，在箭道的西南方另有“乘阳里”。张修桂先生认为“到乘”的“乘”是指乘阳里，（21） 我认为从里程和比例尺看，应指故乘城。原因很简单：“乘阳里”可简称为“乘阳”，却无法简称为“乘”。所谓的故乘城，“故”字是形容词，和图上另一注记“故官”的故一样，都是指曾经设置而今已废除的单位；“乘城”，依汉世语言习惯（汉简中书爵里，每省略县邑乡而仅书其名，此图中袍里、延里即可省作袍、延），则可简称为“乘”。因此将石里注记中的乘推定为故乘城，较为合理。
　　如果从石里到故乘城为五十里，即可进一步去推算和封里相距五十四里，又和石里相距六十里的“廷”，应大致在什么方位。推算的结果，此“廷”似乎只可能是指居于全图中心，特别画成三角形城堡的箭道。第一，从距离来说，图上标示的里数无疑不是直线距离，而是汉代简牍文书中常见的“道里数”，也就是图上以虚线表示的交通线长度。石里在箭道的西南，封里约在箭道的正南，石里距箭道稍远有六十里，而封里相距五十四里，相对距离大致合理。其次，依汉代习惯，地方政府可以称为“廷”的只有郡廷和县廷，又廷、庭相通。《后汉书·马援传》谓马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此庭指县庭，十分清楚。哀帝时拜龚舍为太山太守，《汉书·龚舍传》谓“使者至县请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绶。”这一句，荀悦《前汉纪》作“使者到县，请舍到庭受拜。”“至廷”也就是“到庭”，即到县庭。去廷（庭）和到廷（庭）都是汉世常词。这幅图上的“到廷”也不例外。道相当于县，箭道应该就是所属乡里所谓的廷。
　　箭道之名不见于传世文献。从马王堆帛图和其他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可证，传世文献失载的地名或行政单位名称极多，不能因此认为箭道不是地方行政单位——道。（22） 就这幅图来说，箭道居于全图的中心，以最细致和特殊的三角形带角楼的城堡形状被标示出来，甚至标示其有门，其旁有复道和塘陂（波），其重要性可谓一望可知。学者早已正确指出，地形图的绘制时间要比驻军图早，在地形图上没有标注箭道。这意味着箭道设置的时间明显较地形图上注明的泠道、龁道等为晚。箭道和泠道、龁道同名为道，可知应是和泠、龁二道同级的地方行政单位。
　　如果以上的推定可以成立，也就是从图西南角的石里到故乘城有五十里，到图中央的箭道有六十里，封里到箭道也是五十里，那么就可依比例推估略呈方形的箭道封域边界，一边长度约在百里左右。所谓依比例，仅是大略言之。由于这些标注的里数是交通线的长度，非直线距离，又全图仅仅是示意大致的相对位置，因此不能要求完全合于比例。箭道封域方百里左右，恰恰合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说的县“大率方百里”。如果这一估算尚非无理，也就可以证明所谓的驻军图，在性质上，更准确地说，应是箭道图或箭道封域图。
　　假使承认所谓的驻军图仅仅是一般县道一级的封域图，第一，就比较容易理解其上为何没有一般军事守备图、驻军图或防区图上不可少的要素。其次，也比较好理解地形图和箭道封域图上的两个重要歧异。其一，大家都注意到“深平”在地形图上是用和里相同的圆圈表示，封域图却用方框，更注明为“深平城”，为何有此差别？其二，为何封域图标注了“箭道”，地形图却不见其踪影？过去学者一致认为地形图的绘制较早，但因南越国的冲突，两图绘制的时间相去不应太远。这样思考，完全是因为大家都摆不脱两图和南越冲突相关的这一认定。可是，如果认定两图和这一冲突有关，绘制的时间即不可能相去太远；如此，则不太好解释为何图上出现了上述的差异。
　　如果摆脱和南越国入侵事件的关联，就可假设这两图是由不同的人所制，绘制的时间可以相去较久。第一，这两图山脉的画法，完全不同。地形图用扭曲的闭合曲线画出绵延的山脉走势，其中加上斜线；封域图用相连的山字形和堆栈的三个加墨线的圆圈表示山脉。为什么短时间内产生的两张地图，会有这么大画法上的歧义？过去大家注意到了，多避而不论。如果对照甘肃天水放马滩五号西汉墓出土纸质地图上的山脉，用较为简略相连的山字形表示（图6A、B），放马滩一号墓木板地图第三块背面的山脉，也用和马王堆封域图更为相似，但较为简略的山字形和堆栈的圆圈表示（图7）。（23） 据此或者可以说，在山脉画法上，地形图是一派，放马滩地图和箭道封域图属于另一派。如果承认放马滩地图的时代（秦昭王卅八年，李学勤之说）早于马王堆的帛图，那么封域图画工所师承的画法，反而可能早于地形图。这其中隐含的问题，一时无法在此进一步讨论。无论如何，画法如此不同的两幅图，与其说是短期间内制成，不如说是在相去较久的时间内，由不同的画工所制。将两图制作的时间距离拉长，也比较好解释深平前后地位的变化，又为何箭道不见于绘制较早的地形图上。
　　
　　
　　
　　为什么箭道封域图和地形图会出现在长沙国相轪侯利仓之子的墓中？并没有直接证据，仍然无法确实回答。目前只能说，箭道一地和其周边地区和墓主生前应曾有特殊紧密的关系，或许他曾在此地任一生中最主要，或最后的官职吧。有些学者根据三号墓出土不少弓矢、剑、戈、矛等兵器，认为墓主很可能是长沙军队在这个守备地区的统帅或重要将领。（24）
　　可是汉代地方或守疆之吏，身兼文武，墓中出土兵器十分平常。（25） 利仓之子只要曾在箭道出任一地之长或其他要职，就可能拥有地图，也可以兵器陪葬。这些都不是统帅或重要将领的专利。
　　总结来说，马王堆这两幅地图的价值恐怕不在于其精确性，也不在它们可以如何复原在今天的地图上，而是帝国边陲的一位地方官员曾如此刻意地将这样的两幅图带往死后世界，而这两幅图又如何呈现了当时帝国边缘的一个小小的角落。
　　注释：
　　①陈松长，《帛书史话》（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页9-10.
　　②同上，页80.
　　③参李均明，《关于驻军图军事要素的比较研究》，收入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4），页161-165.
　　④参谭其骧，《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詹立波，《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探讨》收入《古地图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页24-40，50-56.
　　⑤不同意见参傅举有，《关于驻军图绘制的年代问题》，收入傅举有，《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9），页174；周世荣，《马王堆帛书古地图不是秦代江图》《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页167.
　　⑥前线指挥中心一说见张修桂，《马王堆驻军图主区范围辨析与论证》，收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页189.
　　⑦张修桂，《马王堆驻军图主区范围辨析与论证》，页177.
　　⑧封域为汉代常词. 《史记·秦始皇本纪》：“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 ”《后汉书·梁冀传》谓梁冀：“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 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 ”
　　⑨参邢义田，《中国古代的地图》《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6（2005），页105-124.
　　⑩参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页166；邢义田，《中国古代的地图》，页107-111.
　　（11）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三版），页220.
　　（12）参张修桂，《马王堆地形图测绘特点研究》，傅举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收入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页6、10.
　　（13）周世荣，《马王堆三号汉墓地形图古城邑的调查》《湖南考古辑刊》2（1984），页84；《马王堆帛书古地图不是秦代江图》《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页169.
　　（14）张修桂，《马王堆驻军图主区范围辨析与论证》，页188、196.
　　（15）张修桂，《马王堆驻军图主区范围辨析与论证》，页192.
　　（16）这里必须指出曾参加古地图复原工作的韩仲民先生，在十余年后回顾地图整理经过和检讨得失时，能够平心静气检讨两幅帛图在拼接复原上存在的问题，也指出两图彼此之间以及两图和今天地图比定上的矛盾. 参韩氏着，《关于马王堆帛书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页12-17.
　　（17）举例来说，张修桂认为驻军图主区在今码市盆地内，但曾调查遗址的周世荣先生发现驻军图上箭道的位置虽不能确定，但肯定离码市盆地甚远. 目前诸说少有交集或共同认可的部分. 参韩仲民，《关于马王堆帛书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页16.
　　（18）张修桂，《马王堆驻军图主区范围辨析与论证》，页175.
　　（19）参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演示文稿》，收入《古地图论文集》，页48-49；张修桂，《马王堆驻军图主区范围辨析与论证》，页175；《西汉初期长沙国南界探讨-马王堆汉墓出土古地图的论证》，收入陈桥驿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页336.
　　（20）《中国古代地图集 战国-元》，图27.
　　（21）张修桂，《马王堆驻军图主区范围辨析与论证》，页192.
　　（22）曾有学者认为箭道“当为守军训练使用弓弩、射箭之场地”，也有学者认为箭道似乎不是一般县城，地形图中没有此城，“似为战时临时建筑起来的指挥中心”，这些说法都不确. 参熊传薪，《关于驻军图中的有关问题及其绘制年代》，收入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页157；傅举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驻军图》，收入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 战国-元》，页10. 傅文又说“为何称它为道？这是因为战时的防区军政合一，它既是防区的最高军事指挥部，也是防区的最高行政机关. 取名为“道”，说明具有县级政权的性质”（页10），这是正确的.
　　（23）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2（1989），页16，图7. 曹婉如已指出它们画法的相似性，参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2（1989），页84-85.
　　（24）詹立波，《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探讨》，收入《古地图论文集》，页53.
　　（25）参邢义田，《允文允武-汉代官吏的一个典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5：2（2004），页223-282.

【原文出处】《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

【作者简介】邢义田，台湾“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　105
　　邢义田（1947—），男，贵州遵义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秦汉史研究。
转载自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