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简8－461“秦更名方”木牍记秦统一后对部分称谓的改动，显示重要的政治史信息。其中：“边塞曰故塞。毋塞者曰故徼。”《校释》注云：“塞，多指边界上可以据险固守的要塞……随着秦的统一，疆域的拓展，秦原来的边塞不再是边境，故而边塞称为‘故塞’。”“毋塞者，指虽是边境但没设要塞可以据守。同样由于边境线的变化，没设塞的边境被改称为‘故徼’。”大致说出了秦代“故塞”“故徼”的基本情况。不过，由于受到史料限制，以往学界较少对秦“故塞”“故徼”展开讨论。

近年陆续刊布的岳麓秦简中，出现了许多关于“故塞”“故徼”的简文，使相关问题的讨论在史料方面得到了有益的扩展。以此为背景，周海锋、欧扬等较早论及秦代的“故塞”与“故徼”，关注的方面主要集中在秦代“故塞”“故徼”的地理区位。周海锋从秦对“蛮夷”地区的控制角度进行思考，认为“徼中蛮夷”与“徼外蛮夷”都是秦代少数民族政权管辖区，二者区别在于“徼中蛮夷”服从秦统治，“徼外蛮夷”不服从；欧扬则更关注关中与关东的对立，并引入岳麓秦简所见“新地”概念，提出“秦代疆域分为两部分，函谷关以西的秦固有疆域在‘故徼’内，秦始皇兼并六国而占据的‘新地’在‘故徼’之外”。二者对秦代“故塞”“故徼”区位解释的差异，大致体现出学界对相关问题理解的两种取向：一种重视“华夏—蛮夷”的区隔，另一种强调“关中—关东”的对立。此后邹水杰、张韶光等分别对该问题有进一步论说，他们的观点虽在秦代“故塞”“故徼”地理位置的具体界定等问题上分别与周海锋、欧扬有异，所持的两种取向仍大体相同。

秦代“故塞”“故徼”的区位，是研究秦代边疆史不可忽视的内容。“故塞”“故徼”之外是“蛮夷”还是“关东”，更体现秦统治者对自身定位的认识。相关探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秦代的疆域构成等问题。

一、“故塞”“故徼”释义

如上文所引，“秦更名方”说“边塞曰故塞。毋塞者曰故徼”，显示“故塞”“故徼”都是与边境有关的词。因此，对“故塞”“故徼”词义的探析，也需在边境语境中进行。“故塞”之“塞”，《说文》土部：“塞，隔也。”《战国策·东周策》：“秦敢绝塞而伐韩者，信东周也。”鲍彪注：“绝，横渡。塞，障也。为垣垒以遮止邻国往来。”可见“塞”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垣垒”一类的大型土石建筑，一个主要功用是控制本国与邻国之间的人员往来。战国时期，各国多建“塞”为防：齐国有“长城、钜坊以为塞”，魏国也“筑长城，塞固阳”。“塞”为设在边境的土石建筑，军事意义明显，隔绝、抵御已然或尚未形成的外部威胁是其基本作用。

“故徼”之“徼”，《说文》彳部：“徼，循也。”文献常见“边徼”的说法。《资治通鉴》卷10太祖高皇帝三年十一月引《史记》：“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胡三省注曰：“徼，循也。凡边谓之边徼，盖使人循徼，机（讥）禁奸非，因以名之。”段玉裁注《说文》“徼”字时也说：“《百官表》曰‘中尉掌徼循京师’，如淳曰‘所谓游徼，循禁备盗贼也。’按引申为徼求、为边徼，今人分平去，古无是也。”“徼”本义为循行、巡察，由于边境地区多执行巡边任务，于是产生了“边徼”的概念，此后被广泛使用在各类典籍中。直至近世，“边徼”一词作为对边境的指称，仍常在史书、诗词等作品中出现。里耶“秦更名方”将“边塞”改称“故塞”，依此推导，“故徼”改名之前的称谓或许就是“边徼”。

“塞”与“徼”，有时还同时出现在关于边境的叙述中。除前举“守徼乘塞”的说法外，汉武帝逐斥匈奴：“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类似的文例还有很多。大概正是因此，注家常有以“塞”训“徼”者，似将二者视为一物。不过，里耶“秦更名方”木牍分述“故塞”与“故徼”，再加上前面对“塞”“徼”词义的考察，可以看到边境语境中的“塞”与“徼”还是有所区别的。二者的不同可能在于后者以巡边为主要工作内容，且没有像前者那样的大型土石建筑。

关于秦代“故塞”“故徼”的史料，主要出现在岳麓书院所藏秦简中，其简文常见“故徼外”“故塞徼外蛮夷”“戍故徼”等说法。欧扬指出岳麓秦简中的“故塞”与“故徼”有时合称为“故塞徼”，简称“故徼”。其实，岳麓秦简中还能看到进一步将“故徼”简称为“徼”的情况。《岳麓秦简（肆）》100简：“奴婢从诱，其得徼中，黥（颜）頯；其得故徼外，城旦黥之；皆畀主。”作为与“故徼外”相对举的概念，“徼中”显然就是“故徼中”的简称，也就是“故塞、故徼以内”的意思。

“边塞”“边徼”是设置于边境的“塞”“徼”，“故塞”“故徼”意即“以前的边塞、边徼”，也就是“以前的边境”。秦代将“边塞”“边徼”改称为“故塞”“故徼”，显示统一之后秦廷已不再认为这些“边塞”“边徼”是秦的边境了。但是，岳麓秦简似乎还呈现出与官方话语相反的另一种现象，那就是秦代的“故塞”与“故徼”实际上仍然承载着边境的职能。

二、秦代“故塞”“故徼”的边境职能

时人对于边境职能的认识，可以从汉元帝时郎中侯应的对奏中分析得出。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依附汉廷，“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并“请罢边备塞吏卒”。有司皆认为罢边可行，唯郎中侯应以为不可。侯应先是追述了周秦至汉初匈奴为祸的历史与汉武帝时对匈奴的反攻，随后列举出10条不可罢边的理由：

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

呼韩邪单于“请罢边备塞吏卒”，侯应之言也多提到边塞、障塞等，似乎这件事只涉及“边塞”而不涉及“边徼”。不过，侯应在列举不可罢边的理由之前追述武帝故事，说到“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他的第四条理由中也提到“设塞徼，置屯戍”，可见侯应所言乃是包括“边塞”与“边徼”的整个边境，而非仅指有着大型土石建筑的“塞”。

侯应反对罢边，可谓不遗余力。第一、五、九、十条是就当时的政治局势与吏治等问题而言，凸显边境作用的主要是另外六条。

第二、三条提到“夷狄”变化无常，“困则卑顺，强则骄逆”，随时存在入侵风险，这里的“夷狄”指的就是匈奴。第三条说到匈奴单于不一定能彻底约束其族人，部分匈奴人可能无视汉匈约定而侵犯边境。边塞、边徼正可以有效抵御来自匈奴方面的入侵。这体现出其军事防御职能。

第四、六、七、八条分别针对内附的匈奴故人、在匈汉人的子孙、边境地区的奴婢、盗贼与其他罪人提出。侯应指出即使不罢边，也“时有亡出塞者”；如果罢边，这些人更可能大量北逃。边塞、边徼在这时实际上承担了控制人员出入的职能。

侯应的对奏得到了汉元帝的认可。汉元帝随即下诏“勿议罢边塞事”，并传谕呼韩邪单于：“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除了“备塞外”，边境还有效控制着汉匈之间的人员往来出入。可以看到时人观念中，军事防御、控制人员出入是边境的两个主要职能。

案察秦简，秦代的“故塞”“故徼”实际上也承担着军事防御、控制人员出入的职能。《岳麓秦简（肆）》177－180简“奔警律”：

奔敬（警）律曰：先粼黔首当奔敬（警）者，为五寸符，人一，右在【县官】，左在黔首，黔首佩之节（即）奔敬（警）└。诸挟符者皆奔敬（警）故徼外盗彻所，合符焉，以譔（选）伍之。黔首老弱及（癃）病，不可令奔敬（警）者，牒书署其故，勿予符。其故徼县道各令，令守城邑害所，豫先分善署之，财（裁）为置将吏而皆令先智（知）所主；节（即）奔敬（警），各亟走，所主将吏善办治之。老弱（癃）病不足以守└，豫遗重卒期足以益守，令先智（知）所主。

律文要求符合条件的黔首“皆奔敬（警）故徼外盗彻所”，“彻”可训为“达”，这里是说“黔首奔警”的目的地是“故徼外盗”所到之处。奔警者到达目的地后要听从“故徼县道”的命令，具体任务是“守城邑害所”，而“故徼县道”需要为奔警者分配将吏作为指挥官。从奔警者听命于“故徼县道”来看，简文所说的“故徼外盗彻所”应当就是“故徼外盗”所侵犯的“故徼县道”，而奔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守卫这些“故徼县道”的“城邑害所”。在这里，“故徼”即“故塞、故徼”的简称，而位于“故徼”的“故徼县道”，就承担起了边境的军事防御职能。《岳麓秦简（肆）》还常见到“戍”故徼者，也体现这一情形。

另一方面，《岳麓秦简（肆）》099－100简：

主，不自出而得，黥（颜）頯，畀其主。之亡徼中蛮夷而未盈岁，完为城旦舂。奴婢从诱，其得徼中，黥（颜）頯；其得故徼外，城旦黥之；皆畀主。

又101简：

诱隶臣、隶臣从诱以亡故塞徼外蛮夷，皆黥为城旦舂；亡徼中蛮夷，黥其诱者，以为城旦舂；亡县道，耐其诱者，以为隶臣。

奴婢从诱，在故徼以内被捕要“黥（顔）頯”，在故徼外被捕则要“城旦黥之”；涉及诱亡隶臣时，若亡出“故塞徼”，诱者、从诱者均黥为城旦舂，未出徼则处罚相对较轻。这样的刑罚安排，有阻止奴婢、隶臣逃亡至“故塞徼”之外的意图。

此外，《岳麓秦简（伍）》045－046简说：“诸取有罪（迁）轮〈输〉及处蜀巴及取不当出关为葆庸，及私载出扜关、汉阳关及送道之出蜀巴畍（界）者，其葆庸及所私载、送道者亡及虽不亡，皆以送道亡故徼外律论之。”简文提到的“送道亡故徼外律”，或可视为秦代针对身份非奴婢、隶臣的普通民众所作出的规定。至于侯应奏对第（8）条提到的罪人群体，秦简中多见关于罪人逃亡、藏匿罪人、取罪人为庸等行为的处罚，结合秦代重视阻止奴婢、隶臣、黔首亡出故塞徼的政策取向看，彼时应当也存在针对罪人亡出故塞徼的处罚措施。可以看到除军事防御外，秦代的“故塞”“故徼”也承担着控制人员出入的职能。

秦统一后虽然已不承认“故塞”“故徼”是其边境，但“故塞”“故徼”在军事防御与控制人员出入等方面，仍然明显地承载着边境的职能。解释此间矛盾，首先要了解“故塞”“故徼”所界定的“内”与“外”究竟为何。这就涉及对秦代“故塞”“故徼”区位的考察。

三、秦代“故塞”“故徼”的区位

对秦代“故塞”“故徼”地理位置的探寻，学界已有较多尝试。如前所述，学者观点目前主要存在这样两种取向：一种取向将视线放在“故塞”“故徼”与少数民族群体的关系上。周海锋结合岳麓秦简《亡律》的内容，认为“徼中蛮夷”与“徼外蛮夷”都是少数民族政权，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服从秦的统治、后者不接受秦的统治；“徼中”“徼外”可能与地理上的远近没有关系，“徼中蛮夷”比“徼外蛮夷”离秦的核心统治区域或更远一些。邹水杰认为岳麓秦简所见“故塞徼外蛮夷”指原昭襄王长城之外的匈奴与戎羌等少数民族，相应地，昭襄王长城之内的少数民族就是“故塞徼中蛮夷”。另一种取向则主张“故塞”“故徼”是秦旧地与关东新占领地区的界线。欧扬提出秦代疆域分为两部分：函谷关以西的秦固有疆域在“故徼”内，秦始皇兼并六国而占据的“新地”在“故徼”外，“故徼”之内对应“关中”，“故徼”之外对应“关外”。张韶光认为秦简中的“故徼”是秦王政即位之前的边界，具体来说应止于秦惠文王以及秦昭襄王时期扩展的土地，即建立巴、蜀、汉中、上郡等郡时形成的边界。

此外，岳麓秦简0383简中还出现了“东故徼”：“河内署九江郡，南郡、上党□邦道当戍东故徼者，署衡山郡。”“东故徼”显然是秦代“故塞”“故徼”的一个组成部分。赵志强提出“东故徼”就是秦代南郡的东界，为南郡与衡山郡的分界线；这条“东故徼”大致形成于秦取郢置南郡之后，自秦昭王时置南郡直到战国末年，“秦楚之间没有大的战争，因此秦南郡之东界（即‘东故徼’）基本没有变化，由于两国长期对立，各自在边界地区驻兵，因此南郡东界成了一条相对固定的边界”。琴载元则认为，“东故徼”曾经是秦与六国对峙的战线，统一后成为区分秦“故地”与“新地”的界线，其概念到汉初又一次变为区分郡县与诸侯国地区的界线，成为汉郡县“徼”的一部分。琴说“东故徼”的区位，较赵说有了更为广阔的范围，同时也更具政治军事史意义。欧扬将秦“故徼”限定在函谷关附近，赵、琴则将南郡等秦国较早占领的关东之地也纳入“故徼”之内，较欧扬之说更进一步。不过，他们都认为秦代的“故塞”“故徼”位于秦旧地与关东新地之间，是战国时秦与东方六国军事对峙的产物。可以看到赵、琴之说在观点取向上，仍与欧扬一致。

以是否服从秦的统治为标准来区分“徼中”“徼外”，固然与“塞”“徼”的历史语义及其边境职能不符，而将“故塞”“故徼”“东故徼”视为秦旧地与关东新地界线的看法却也有难安之处。

首先，秦简中“故塞”“故徼”常与“蛮夷”同时出现。检岳麓秦简，涉及“故塞”“故徼”的律令简文可计20余条，其中约半数内容都明确与“蛮夷”有关，其余内容也多为“戍故徼”之类，无一例直接以新地或新黔首为对象。这样的现象难以通过史料流传的偶然性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其次，在与关东诸国的互相征伐中，战国后期秦国的东部边界一直是变化的。随着兼并战争的继续进行，秦国的边界也会不断东移。苏秦献书赵王，言“秦尽韩、魏之上党，则地与国都邦属而壤挈者七百里”，秦取上党则与赵“壤挈”，亦即“壤界”；庄襄王世，秦将蒙骜伐韩取地，“秦界至大梁”。可见边界线随领地扩张而变化是彼时通行的做法。秦王政五年，又遣蒙骜伐魏取地，“初置东郡”。“东郡”之名即暗示着此为秦国境最东之边。至于秦王政十五年“大兴兵”拉开统一战争序幕后，秦军日夜东向，其与六国之间也难以形成稳定的边界，遑论以之为基础建立秦统一后的“故塞”“故徼”。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仅是就秦王政初即位时的秦国边界而言。这条边界以东，或许可以说是秦王政时期扩张的“新地”，但不意味这条边界仍然稳固地存在着并在秦统一后变为“故塞”“故徼”。换言之，“新地”与“故塞”“故徼”不构成对举关系，秦代的“故塞”“故徼”并非秦旧地与新地之间的界线。对秦代“故塞”“故徼”区位的探寻，仍需将视线转回相关称谓产生时的政治军事背景。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等“议帝号”。里耶秦简“秦更名方”木牍所载更名信息，就是此时“议帝号”的具体政治措施之一，“边塞曰故塞”“毋塞者曰故徼”便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改称之后的“故塞”与“故徼”，在此之前应是秦“初并天下”时被称作“边塞”与“边徼”的地方。

在秦始皇晚年北击匈奴夺取河南地、南攻南越置岭南三郡以前，统一之初秦朝的疆域北部大致以燕赵长城为限，西北止于秦昭襄王长城，西南主要控制蜀郡、巴郡，南部、东南约以南岭、武夷山脉为界。这样的一条边界线，就是秦“初并天下”时的“边塞”“边徼”，亦即更名后的“故塞”“故徼”。以往研究将“故塞”“故徼”与“新地”作为对举的概念理解，其实二者产生的时间有先后之异，所涉群体亦有差别。秦王政时期所占领的关东“新地”，事实上包含在其称帝改制后的“故塞”“故徼”之内。

秦朝的这条边界线北部与西北有长城、西南有“蜀故徼”，都有“塞”“徼”一类的边防措施。而在南岭、武夷山脉一线，《淮南子·人间训》：

（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这次军事行动，大致发生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王翦平楚后。“镡城之岭”“九疑之塞”“南野之界”均位于南岭，“番禺之都”为番禺北面偏西的越人北界，“馀干之水”东临武夷山脉。五路大军“实际上是分别驻守在与越人相接触的边界上”，“与其说是突入越地的征伐，毋宁说是试图以强大武力来清除或剿服边鄙地区的越人，明确划定双方的界限”。“三年不解甲弛弩”的说法，也显示出在秦统一前后的数年时间里，这里一直是有秦军驻守的秦越边境。而武夷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此或即秦简所谓“东故徼”。尉屠睢被杀后，秦廷“发适戍以备之”。秦简常见的“戍故徼”“戍东故徼”者，部分或即与此有关。

秦越对峙的背景下，秦军在驻守之处修建军事防御设施，似乎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秦南海尉任嚣死后，继任的赵佗“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司马贞引《南康记》：“南野县大庾岭三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王先谦引沈钦韩：“广东新语、湟溪、阳山、洭口皆有秦关，清远、汇口亦有之。”南岭一带遍布秦关，而在灵渠南端附近有一处“秦城”，学者即以为是秦王政二十五年所建。这些秦关、秦城，成为统一之初秦朝南部“故塞”“故徼”的重要部分。

可以看到，秦代“故塞”“故徼”之内大体是传统的“华夏”地区，之外是匈奴、百越等聚集的“蛮夷”地区。可能正是因此，文献关于“故塞”“故徼”的记载往往才会涉及“蛮夷”。现在的问题是，既然秦代的“故塞”“故徼”有这样的政治意义，且仍然承担着军事防御、控制人员出入等边境职能，为何秦始皇要在“初并天下”时将秦朝的“边塞”与“边徼”改称为“故塞”与“故徼”？

四、“并天下”语境中的秦代“故塞”与“故徼”

秦以西北一隅并吞诸侯，首次采用郡县制的形式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对此，以往学界多使用“大一统”的概念进行考察。近年已有学者注意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并天下”而非“大一统”，或许更能凸显秦的军事成就与政治伟绩。旨在宣扬这种成就和伟绩的秦代刻石，屡言“初并天下”“兼有天下”“天下咸抚”，夸耀武功的背后，有着秦始皇君臣对于秦疆域的历史认识。“并天下”，也成为此后秦朝施政的基本历史背景。

秦始皇“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议帝号”，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廷臣皆以为秦始皇“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经君臣讨论，卒定号曰“皇帝”。随后丞相绾等请立诸子为王，廷尉李斯则力主郡县之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最终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廷尉议是。”称皇帝、行郡县的背景是“天下大定”“平定天下”和“天下无异意”“天下初定”。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影响后世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与郡县制度，都是在秦“并天下”的历史背景中商讨拟定的。秦始皇君臣对这一要素的有意强调，使“并天下”在秦始皇时期不仅以历史背景的形式发挥作用，更成为一种官方所坚持的政治语境。

何为“并天下”？邢义田认为，秦始皇以六国所在的中原为“天下”，平六国即一天下。王柯则认为，“蛮夷戎狄”在早期政治观念中也是“天下”体系的一部分。孙闻博提出“天下”概念随历史发展而有所变化，秦统一初所提到的“天下”主要指包括秦国在内的华夏诸国，秦始皇三十二年以后攻伐匈奴、百越，“天下”大致扩展到了河南地、岭南诸郡等新占领区域。

政治观念的变迁固然与领土范围的盈缩有关，但并非完全同步。中原与周边部族的冲突与合作，往往在其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而在诸子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可能并非仅存在唯一一种“天下”观念。杨振红指出，战国时既有《礼记·王制》提到的“四海、流（荒）、九州、县内”观念，又有邹衍所持“大九州”说，基于历史原因，秦始皇最终选择了《礼记·王制》所主张的理论。这提示我们，在历史的纵向“演变”视角之外，尊奉何种理念，还取决于当时人的横向“选择”。

秦泰山刻石：“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琅琊刻石：“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之罘刻石：“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东观刻石：“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此皆早于秦始皇晚年的匈奴、百越之役。其辞除重视对“六王”的“禽灭”，也强调对“四极”的“周定”。《尔雅·释地》“野”条：“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本条末，《尔雅》又书“四极”二字，郝懿行曰：“题上事也。上文复有四荒、四海，不言者，举一足以包之。”“《列子·汤问篇》云‘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不异也’，并与此义合。”“四极”指向“蛮夷戎狄”。刻石说秦始皇“周定四极”“振动四极”，是在称颂其对“蛮夷戎狄”的威服。在褚少孙所补《史记·滑稽列传》中，东方朔也形容汉武帝功业是“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秦始皇“振动四极，禽灭六王”，汉武帝“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这既是秦汉时人惯用的表达方式，也是对秦皇汉武功绩大体合乎事实的历史描述。从中也能看到，“并天下”的政治语境中，秦君臣“选择”将“蛮夷戎狄”所在的“四极”也包括在内。

这样的“选择”并非无据。李学勤据《竹书纪年》指出“对诸夷的统治是夏代的大事”；甲骨卜辞多见商王对异族邦伯的征服与诫敕；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而在战国时期，秦人也有包含“外臣邦”在内的天下观，“秦本土与臣邦构成了秦属（秦境），秦属与外臣邦又共同组成了秦国之‘天下’”。秦始皇时期，“并天下”的政治语境选择将“蛮夷戎狄”囊括进来，既承自三代，也是对战国时期秦人固有天下观的延续。

在这种天下观里，“蛮夷戎狄”地区是（或者至少应该是）已经“并有天下”的秦朝的一部分。在“并天下”的政治语境中，王朝即“天下”。泰山刻石说“化及无穷”，琅琊刻石说“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体现出秦始皇君臣一种“天下无边”的无边界性观念。如此，秦廷自然不能承认统一之初的“边塞”“边徼”是其外限，因为它们的存在意味着秦朝的权势止于此处而未能达成对“四极”的“周定”。这与秦始皇君臣所宣扬的秦朝“化及无穷”不合，也与彼时官方“并天下”的政治语境扞格不入。秦廷将“边塞”“边徼”改称“故塞”“故徼”，方才能与秦“并有天下”的格局相衬。换言之，秦统一后将“边塞”“边徼”改称为“故塞”“故徼”，反映了秦朝在政治理念层面上从“有边”向“无边”的转变。

与此同时，秦始皇君臣也清醒地知道秦并未能真正有效控制周边的“蛮夷戎狄”，匈奴、戎羌、百越等“蛮夷戎狄”群体，依然是尚未消除的隐患。因此，秦廷一方面不再承认“边塞”“边徼”是其边境，另一方面又仍然重视对这些地区的管控。改称后的“故塞”“故徼”依旧保有原“边塞”“边徼”所承担的军事防御、控制人员出入等职能。

一方面宣扬“王者无外”，另一方面依然界分“华夷”，看似矛盾的二者却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并存于秦代的边疆思想中。有学者指出，“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的两端，并被历代王朝各有侧重地付诸实践。邢义田在讨论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时也认为，中国古代一直并存着“以天下为一家”与“严夷夏之防”两种不同的想法，他说：从理想的一面看，修筑长城意味着中国的天子德威不足，不能于一统海内之余兼服八方之外，象征着无奈与屈辱；从现实的一面看，它的修筑隔绝了北方草原与南方农业地带，象征着文明与野蛮、“夷夏”之间不宜跨越的天限。秦代的“故塞”“故徼”大体亦如是：一面在理念上要彰显秦“王者无外”“以天下为一家”，于是不能继续使用“边塞”“边徼”等边境属性明显的语汇；另一面又要在现实上“严夷夏之防”，因此仍然保留了“故塞”“故徼”的边境职能。相关称谓变动背后，是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君臣在主观理念与客观现实之间寻求有利平衡的努力和尝试。

结语

综上所述，设于边境的“塞”“徼”，区别可能在于前者有大型土石建筑，后者更多以巡边为主要任务。秦代“故塞”“故徼”有时合称“故塞徼”，或一并简称为“故徼”。秦代的“故塞”“故徼”是对秦统一初“边塞”“边徼”的改称，其内大体为传统的“华夏”地区，其外为“蛮夷”地区。

秦“并天下”，也包括对“蛮夷戎狄”地区的“周定”。秦始皇君臣有一种“王者无外”的观念。以往“边塞”“边徼”的称谓与秦朝“并天下”的历史背景、政治语境不衬，因此秦将“边塞”“边徼”改称为“故塞”“故徼”。此番改称，反映出秦朝建立后在政治理念层面上从“有边”向“无边”的转变。

与此同时，匈奴、戎羌、百越等“蛮夷”群体，依然是秦朝尚未消除的隐患。因此，秦廷一方面不再承认“边塞”“边徼”是其边界，另一方面又仍然重视对这些地区的管控，并且保留了“故塞”“故徼”的边境职能。相关举措，显示出秦朝建立之初秦廷君臣在主观理念与客观形势之间探寻平衡的努力和尝试。

以“故塞”“故徼”为界，秦的疆域大体被分为内部华夏区和外部“蛮夷区”两部分。在内部华夏区，秦以郡县制控御地方。而在外部“蛮夷区”，秦或羁縻控制，或武力征讨，掌控方式有异内地。内外不同的统治策略，正以“故塞”“故徼”为分界线。这样的认识，对进一步思考秦代的疆域构成乃至秦统一的历史意义等问题，或许能够有所帮助。

“并天下”之初，以及经过随后的匈奴、百越之役，秦或许的确暂时“周定”了这些外部“蛮夷区”，并使其臣服于中央王朝。为维系这样的局面，秦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其成效却不尽如人意。秦末动乱中，西北方向的匈奴卷土重来，东南方向的越人更是直接加入到反秦浪潮中。对“蛮夷”地区的有效控制，有秦一代始终未能竟毕。而如何在“以天下为一家”与“严夷夏之防”之间找到有利平衡，从而维持中原王朝对“天下”的长久统治，也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经久不衰的议题。

（本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第59—70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