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患与生态息息相关，而构成生态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核心是森林。森林具有多方面保护环境的作用，唐人对此已有认识，《唐六典》卷7《虞部郎中》条载云：
　　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异，兴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
　　法令的规定表明唐代人们认识到森林能“兴云致雨”，“有利于人”，所以“禁其樵采”，无疑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然而法令的制定与实际的操作有很大的差异，唐代特别是北方滥伐森林以至于破坏生态的问题十分严重。史念海先生曾论述过唐代黄土高原森林植被的破坏情况，指出由于人类无节制的活动毁坏了自然植被，进而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土瘠民贫”，遗害无穷（注：参见上官鸿南、朱士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9、60—70页。）。同黄土高原森林植被遭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后果相反，隋唐时代湖北的生态环境相对要好些，天然森林虽然比前代有所减少，但山地丘陵仍有成片的森林，周边山区更是“古林幽篁丛生”。玄宗时，鄂东淮南虎患成灾，以致皇帝紧急诏令境内州县长官学习捕虎的方法，“同除其害”（注：玄宗：《命李全确往淮南授捕虎法诏》，《全唐文》卷27。）。甚至湖北中部地区也有老虎出没，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江陵尹、 荆南节度使樊泽在郢州（今湖北钟祥）城东龙山打猎，捕杀一只孕虎，腹内尚有4 只未出世的小虎仔（注：符载：《贺樊公畋获虎颂》，《全唐文》卷688。）。 三年后孟郊途径郢州京山县，在《京山行》中有诗句称：“后路起夜色，前山闻虎声。”可见湖北周边及腹部地区因为林木茂密，才会有老虎藏身。这种状况甚至一直延续到宋代，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陆游入蜀，乘船路过湖北，他描述鄂东的山景说：
　　自富池（今湖北阳新富池口）以西，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涛头，山麓时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注：陆游：《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
　　不言而喻，老虎出没之地必定山林茂密，鄂西的森林也大致如此，陆游过巴东，见“南山重复，秀丽可爱”，他特别写道：
　　群山环拥，层出间见，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注：陆游：《渭南文集》卷46《入蜀记》。）。
　　陆游所见“二三百年”的“古木”显然生长于唐代。可以说，唐代长江中游的森林植被比较好，历尽沧桑变化不大，是保持良好生态环境的主要积极因素。
　　至于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超过中游，更造就了大西南良好的生态环境。
　　唐代长江上、中游森林密布，不仅有极强的吸纳雨水的能力，从而遏制洪水；而且还有极强的地表土保持能力，从而控制泥沙流失。我们虽然难以确知唐代长江的泥沙含量，但唐人的诗句留下了重要信息：李白在《荆门浮舟望蜀江》，望见的是“江色绿且明”；储光羲从北方到江夏（今武昌），在“桃花随雨飞”的时节，赋诗《汉阳即事》，描述长江“江水带冰绿”；襄阳名士孟浩然《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回忆“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如今站在洲头送友人，更赞“洲势逶迤绕碧流”（注：《全唐诗》卷181、139、159。）。 这些身临其境的唐人都说江水碧绿，至少非洪水季节是如此，足见长江含沙量之低，它表明长江流域水土流失远不及黄河严重。正因为如此，唐代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形成了以下鲜明的对照：
　　前已论及，唐代长江中游水患频率极低，相反，黄河中游水患特别多，特别大。以黄河中游的洛阳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唐代洛阳共发生大小水害22次，水害频繁的主要原因是周围几条河流特别容易泛滥，仅洛水就泛滥过16次。有学者在研究后指出，造成黄河中游河水泛滥的主要原因是过度采伐森林，致使生态系统紊乱，洛阳及其周围地区水土严重流失，河道严重壅塞，结果有雨必溢，无水不灾（注：刘俊文：《唐代水害史论》，《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所幸的是， 唐代长江流域山青水秀，还没有形成黄河那样层出不穷的深重灾难。
　　如果说唐代湖北山区森林茂密，历经沧桑而变化不大，是稳定生态环境的主要积极因素，那么平原地理环境的变迁则是影响环境变化的另一种因素。
　　湖北的平原主要是江汉平原，它的变迁以境内湖泊的消长为主要特征。江汉平原曾经有过浩瀚的云梦泽，先秦时代方圆九百里，至魏晋时期仅余三、四百里范围。到了唐代，统称的云梦泽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星罗棋布的小湖群，唐人说这些湖群有一些是“夏秋汛涨，淼漫若海；春冬水涸，即为平田”（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21《山南道二》。），看得出仍然在发挥吞吐汛期洪水的作用。不过，由于江汉平原的深度开发，云梦泽的消失，这里的洪水蓄纳量大幅度减少，作为平衡和补偿，荆江分流南注，致使洞庭湖不断扩大，形成“凡阔数百里”的最大行洪蓄洪湖泊，这种沧桑变化唐宋人曾有明确的记述（注：孙光宪：《北梦琐言》卷7《洞庭湖诗》。）， 唐朝僧人可朋也具体描述洞庭湖“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注：《全唐诗》卷849。）。 如此浩瀚的湖泊蓄调长江洪水的能力是空前的，它在减轻洪水对长江中下游的威胁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温湿多雨的唐代，长江中游水患频率不仅低于同期的北方，而且低于历史上其他时期。形成这种局面的关键是长江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极高的森林覆盖率和发育成熟的最大淡水湖群，是良好生态的标志，是驯服洪魔的法宝。可以说这是唐代留下来的宝贵启示，当传之千秋万代。此外，我们还要思考的是，生态环境的上述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人为的积极因素？有的，唐人也留下了启发性的答案。
　

三、防洪的要旨是因势利导，治水的方略当引江分流

　　我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防洪治水的经验，到唐朝已有比较系统的归纳和总结。最基本的是修缮堤防，唐朝法律对于地方官“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有严格的处罚规定。史籍亦有地方官员在长江、汉水中游修筑大堤的记载，如张柬之、徐商、卢钧主持修筑襄阳汉江大堤，李皋修复江陵废古堤等，虽说是卓有成效，但史载不过四、五例。就唐代长达289年的历史来看，仅仅五例，实在寥寥。 唐代长江中游修筑大堤的记录不多，从一个侧面证明本文前面所作的结论，即水患的频率最低。大凡水灾频繁，堤防损耗严重，大规模修缮的次数必多，反之则是一般地维修，自然不载史册。
　　私见以为，唐朝在防治水患方面最令人称道的经验是——分水势。俗话说“势不可当”，洪水即如此，来势迅猛，不可抵挡。唐人因势利导，采取分流的办法来削弱水势，达到消灾除害的目的。高宗永徽年间，沧州水潦为灾，刺史薛大鼎疏导洪水分流长芦、漳、衡等三渠，洪水分泄，破坏力大减，沧州境内因此不复有水患（注：《新唐书》卷197 《循吏·薛大鼎传》。）。滑州也多水灾，“每夏涨溢，则浸坏城郭”，万余民工开凿新河，“用分水力”，结果旧河水分流新河，该州“遂无水患”（注：《唐会要》卷89《疏凿利人》。）。这些分流洪水的实践见诸北方，长江中游虽未有记载，但荆江水分流入洞庭湖也是一种分水势，不过是自然的罢了。弥足珍贵的是，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即已有人为的分水势工程，其代表首推都江堰。李冰在长江上游的支流岷江修筑都江堰，核心就是分水势：“鱼嘴分江内外流”——因势利导分流岷江水，达到既防洪又灌溉的目的。唐代分流洪水的工程恰恰继承了都江堰所体现的人类伟大思想。它给后人以启迪：为防止洪水泛滥，当未雨绸缪，有必要修建分水势的工程，变水害为水利。这一宝贵的经验在当今仍值得借鉴。
　　当代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方面黄河连年断流，有关专家认为黄河成为内陆河已成定局；另一方面，长江水患频率加快，长江流域洪水威胁增多。这两条并行奔向大海的河流一条陷入干涸的困境，一条面临洪涝的威胁，能不能发挥我们祖先的智慧，采取分水势的办法引长江水济黄河呢？这恐怕不是痴人说梦，我们的祖先曾进行过伟大的实践或尝试。秦代的灵渠即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把两江所属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联结起来，既利于航运，又利于调节水量，既排洪，又灌溉。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不仅沟通了长江黄河两大水系，而且也沟通了海河、淮河、钱塘江水系。这些工程沟通诸多水系的巨大价值自不待言，值得提及的是，唐朝曾承袭先例，进行过沟通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水系的有益尝试——开凿丹灞水道。
　　丹水和灞水同源于秦岭东段南坡，但流向相反，丹水是汉水的支流，灞水是渭水的支流，这两条水仅有一分水岭之隔，绝水地带不过几公里，只要挖通这几公里，二水即可相通。唐代为了漕运江淮物资，曾着手开通丹灞二水，以取代东南漕运。中宗景龙年间，崔＠①建言：“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今陕西商县），自商＠②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中宗准奏、命崔＠①为专使，“开大昌关，役徒数万”，劈山凿石，终于开出了一条连接丹灞二水的挽道。后来这条挽道“为夏潦奔＠③，数摧压不通”（注：《新唐书》卷99《崔仁师附＠①传》。）。这项工程最后之所以未能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丹灞二水地势和水位的障碍。不过它所体现的沟通南北水系的设想极富启迪意义。唐代一些有识之士在不同场合也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如德宗时杜佑设计了一个沟通黄、淮、江水系的计划，大致是由汴州南行，沿蔡河到陈州（今河南淮阳）入颖水，由颖水入淮水，再从寿州（今安徽寿县）入淝水，凿开淝水上游的鸡鸣冈入巢湖，由巢湖入长江（注：《新唐书》卷53《食货三》。）。这条水道沟通水系的作用与隋代开凿的通济渠（唐代称汴河）一样，只是因故未能付诸实现，但这条水道是存在的。
　　唐代沟通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水系的计划未能成功，但它却激励后代继续尝试。北宋时曾两次开凿有关运河，企图沟通长江、汉水、白河、汝水、颖水、蔡河以达开封。据载，联系江、汉的荆襄河是开通了的，但连接白河至开封间诸水的新凿运河因山洪冲毁堤堰而湮废。这次沟通长江、黄河水系的计划以运河开成后湮废而告失败，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第一，运河能开凿成功，说明这条线路沟通长江、汉江、黄河水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二，运河虽然凿成，但终因水引不上而告失败，说明没有充分注意水位问题，以致河道湮废。如果解决水位问题，建造相应的引水工程，沟通水系的目的是可能达到的（注：参考黄盛璋：《历史上黄、渭与江、汉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地理学报》第28卷第4期，1962年。）。
　　上述事例表明，我们的祖先一直有着沟通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水系的美好愿望，他们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探索，给后代留下了有益的启示。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专家提出过南水北调的设想，其中若干调水路线的方案借鉴了上述实践和尝试，不过古代主要是解决水运问题，而南水北调的目的是要解决北方水源短缺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南水北调的设想至今还未付诸实施。今天，在战胜了1998年长江全流域特别是中游的大洪水之后，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是否也要注意吸取历史教训，抓住生态这个基本环节，同时研究引长江水接济黄河的可能性。我们坚信：一个建造了都江堰、灵渠的民族，一个开凿过南北大运河的民族，一个在当代成功地修建了红旗渠的民族，一定能够恢复长江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一定能够突破地势与水位落差的障碍，实现引江济黄的设想。
【责任编辑】黄长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江的左部右加是
　　　　＠②原字为铁去失右加才的繁体字的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