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秦汉以降，政区等级便有高低之别。学者依据官阶中州、郡、县长吏的等级与相关文献记载，复原了汉晋南朝时期政区等级的制度框架。但从历史政治地理视角出发复原汉晋南朝具体州、郡、县等级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而以政区等级为基础探讨政治地理格局的研究则更为有限，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汉初与萧梁时期。究其原因，在于文献不足征。学者复原汉初政区等级、政治地理格局得益于《二年律令·秩律》的出土，而复原萧梁政区等级则主要依靠官班制提供的制度依据。在天监七年（508）颁行的官班制中，萧梁明确将州划分为六等、郡分为十等、县分为七等，并使其长吏与内职官相通。严耕望据此提出以官员迁转分析萧梁政区等级的研究思路，并言“吾人据梁制上推宋、齐，下衡陈制，可也”。这一研究思路为南朝政区等级复原提供了可能性。在此思路的指导下，学者先后以官班制为依据复原了萧梁州、郡、县的等级，并从历史政治地理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政区等级的因素与政区等级反映出的萧梁政治地理格局。日本学者野田俊昭以官品制为基础，将严耕望提出的研究思路应用于宋、齐诸郡等级的研究。

其实，严耕望“据梁制上推宋、齐”的研究思路存在一个问题：即地方官员迁转究竟依据官品还是依据官班。以往学者多认为官班为官品的变体，故在研究南朝官员迁转时多依据官品进行推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大多认为至迟在南朝初期官员已基本按照官班进行迁转。柴芃在分析萧齐官员迁转史例后指出：“最晚到了齐代，十八班中的官职不但已经有了与后代大体相同的排序，而且其间的级差也已形成。事实上，齐代阶班的划分是十分细密的，其整体结构和梁代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在分析南朝官员转迁时应当以官班为依据。由于研究旨趣不同，学者在研究官阶制度时主要以中央官迁转为主，对于南朝前期地方官员是否依据官班迁转、政区是否已形成相对稳定的等级体系等问题则较少探讨。从相关史料来看，萧齐官员不仅在出任郡守前后的转迁轨迹基本与官班相符，而且各郡用人也已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迁转路径（详下）。《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沈文季由吴郡迁为会稽，《梁书·杨公则传》记杨公则由晋寿迁为扶风，更显示出诸郡等级体系的细密。

基于此，本文拟以《隋书·百官志》所载官班与学者对于萧齐官班的研究为依据，通过分析官员出任郡守前后所任官职的官班变化，复原萧齐诸郡的等级与等级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以郡为切入点分析影响萧齐诸郡等级的因素与萧齐政治地理格局，深化学界对于南朝政区等级与政治地理格局形态的认识。

二、官员转迁与萧齐诸郡等级考辨

通过分析官员的迁转轨迹，能够复原出萧齐时期丹阳、会稽、吴郡、吴兴、东阳、豫章、义兴、临海、晋陵、庐陵、临川、宣城、永嘉、新安、江夏、武昌、巴东、建平、南康、永阳、衡阳、马头、盱眙、晋安、建安、始兴、华山、宜都、鄱阳、安成、桂阳、零陵、扶风、晋寿等34郡的等级。

其中，等级最高者为丹阳、会稽。官员在出守丹阳、会稽前后，居官多在十四、十三班。丹阳的等级见《南齐书·李安民传》：“世祖即位，迁抚军将军、丹阳尹。永明二年，迁尚书左仆射，将军如故。”尚书左仆射在第十五班。《李安民传》既称其由抚军将军、丹阳尹转任尚书左仆射、抚军将军为迁，则丹阳尹的官班当较尚书左仆射低一班，应在十四班左右。又《南齐书·王晏传》载丹阳尹与十四班太子詹事通官：“转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六年，转丹阳尹，常侍如故。”据《南齐书·萧缅传》，可知会稽太守亦与太子詹事通官：“明年，转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出为会稽太守，常侍如故。”又《南齐书·萧晔传》：“出为持节、都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军事、会稽太守，将军如故。……世祖即位，进号左将军，入为中书令，将军如故。”按中书令为十三班首。萧晔由会稽太守入为十三班中书令而军号不变，则会稽太守当与中书令官班相当。综合以上史例，可知丹阳、会稽的等级在十四、十三班间。

其次，为吴郡、吴兴、东阳3郡，等级在十三、十二班之间。《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沈文季由吴郡太守迁为会稽太守：“出为左将军、吴郡太守。三年，进号平东将军。四年，迁会稽太守，将军如故。”可见，吴郡等级低于会稽。又《南齐书·褚澄传》：“为吴郡太守，……寻迁左民尚书。”左民尚书在第十三班。褚澄由吴郡太守迁为左民尚书，则吴郡等级当在十三、十二班之间。东晋南朝时期吴、会二郡并称，《隋书·百官志》所载陈官品亦将二郡列为一等。但从上引史料来看，会稽郡的等级应在吴郡之上。其实，南朝前期会稽郡用人确较吴郡为重。《宋书·刘义康传》载刘义康为其党羽刘斌求丹阳、会稽郡之事：“义康欲以（刘）斌为丹阳尹，……上觉其旨，义康言未卒，上曰：‘以为吴郡。’后会稽太守羊玄保求还，义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启太祖曰……上时未有所拟，仓卒曰：‘我已用王鸿。’”元嘉中主相相疑，文帝不欲刘斌出守丹阳、会稽故以吴郡处之。可见，会稽郡较之吴郡更为重要。又《宋书·顾觊之传》载宋孝武帝欲拔吴郡太守顾觊之为会稽太守之事：“加左军将军，出为吴郡太守。八年，复为吏部尚书，加给事中，未拜，欲以为会稽，不果。还为吴郡太守。”由此来看，南朝前期会稽郡的地位、用人实在吴郡之上，上文所见官员迁转正反映了二郡的地位差异。

吴兴郡的等级见《南齐书·谢㵸传》：“迁司徒左长史，出为吴兴太守。”由谢㵸从十二班司徒左长史出为吴兴太守，可以推断吴兴郡的等级当在十二班左右。又《南齐书·徐孝嗣传》：“转充御史中丞。……出为吴兴太守。……在郡有能名。……上征孝嗣为五兵尚书。”按御史中丞为十一班首，五兵尚书在第十三班。吴兴太守既居二者之间，则其等级应在十三、十二班。又《南齐书·萧惠休传》：“迁侍中，领步兵校尉……永元元年，徙吴兴太守。”侍中为十二班首。萧惠休以侍中、领步兵校尉，则其官资应在十二班之上。其既由此转任吴兴太守，则吴兴的等级亦应与之相当。综合以上史例，吴兴郡的等级当在十三、十二班之间。东阳郡的等级见《南齐书·褚炫传》：“复为侍中，领步兵校尉。以家贫，建元初，出补东阳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还，复为侍中，领步兵。”褚炫以侍中、领步兵校尉转任东阳太守，与上引萧惠休转任吴兴之例相同。由此推断，东阳郡的等级当与吴兴相同。又《南齐书·萧惠基传》载东阳太守与十二班卫尉通官：“太祖即位，为征虏将军，卫尉。……服阕，为征虏将军、东阳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则东阳郡的等级当在十三、十二班之间。

再次为豫章郡，等级在十二、十一班之间。据《南齐书·顾宪之传》：“历黄门郎，吏部郎。永元中，为豫章内史。”与《梁书·袁昂传》：“服阕，除右军邵陵王长史，俄迁御史中丞。……出为豫章内史。”可知顾宪之、袁昂分别由十一班之吏部郎、御史中丞出为豫章太守，则豫章太守当在十一班左右。但因《南齐书》以顾宪之附《陆慧晓传》后，故其所记顾宪之的任官经历较为简略。据《梁书·顾宪之传》，顾宪之在由吏部郎转任豫章太守前，曾受征为十二班廷尉：“永元初，征为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由此来看，豫章郡的等级当在十二、十一班间。

再次为义兴、临海、晋陵、庐陵、临川5郡，等级在十一、十班之间。义兴郡的等级见《南齐书·王秀之传》：“世祖即位，为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为义兴太守，迁侍中祭酒。”由此可知，义兴太守与吏部郎通官，而略逊于十二班侍中祭酒。又《梁书·张充传》载张充由义兴太守入为十一班太子中舍人：“明帝作相，以充为镇军长史。出为义兴太守，为政清静，民吏便之。……除太子中庶子。”据此，义兴郡的等级当在十一班左右。临海郡的等级见《南齐书·沈昭略传》：“南郡王友、学华选，以昭略为友，寻兼左丞。元年，出为临海太守，御史中丞。”按皇弟皇子友在第八班，但南郡王府贵重加它王二等。因此，沈昭略是由十班南郡王友出为临海太守，后入为十一班御史中丞。又《南齐书·孔琇之传》载孔琇之由临海太守转任十班皇弟皇子府长史：“出为临海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除武陵王前军长史。”由此推断，临海郡的等级当在十一、十班间。晋陵郡的等级见《南齐书·徐孝嗣传》：“建元初，国除。出为晋陵太守，还为太子中庶子，领长水校尉。”与《梁书·王亮传》：“迁给事黄门侍郎。寻拜晋陵太守。”据此可知，晋陵太守与十一班太子中庶子、十班给事黄门侍郎通官，故其等级当在十一、十班间。庐陵郡的等级见《南齐书·纪僧真传》：“永泰元年，除司农卿。……出为庐陵内史。”大司农在第十一班，故庐陵郡的等级亦当在十一班左右。临川郡的等级见《梁书·谢朏传》：“寻迁给事黄门侍郎。出为临川内史。”据此可知，临川内史与十一班给事黄门郎通官。又《南齐书·何昌寓传》载何昌寓出任临川内史前后居官为十一班太子中庶子、十班皇弟皇子府长史：“迁太子中庶子，出为临川内史。除庐陵王中军长史。”由此来看，临川的等级当在十一、十班之间。

再次为宣城、永嘉、新安、江夏、武昌、巴东、建平、南康、永阳、衡阳、马头、盱眙。官员在出守此12郡前后，居官多在十、九班。宣城郡的等级见《梁书·王志传》：“入为中书侍郎。寻除宣城内史，清谨有恩惠。……征拜黄门侍郎，寻迁吏部侍郎。”从王志出任宣城太守前后居官为九班中书侍郎、十班黄门侍郎，可知宣城郡的等级在十、九班间。永嘉郡的等级见《梁书·范述曾传》：“明帝即位，除游击将军，出为永嘉太守。……明帝闻甚嘉之，下诏褒美焉。征为游击将军。”按梁官班游击将军在第十一班，但据《隋书·百官志》：“（天监六年）改旧骁骑曰云骑，游击曰游骑，降左右骁、游一阶。”可知南齐游击将军即为萧梁游骑将军，在第十班。从范述曾出入于游击、永嘉之间，可以推断永嘉太守当在十班左右。新安郡的等级在十、九班之间，见《南齐书·萧颖胄传》：“上以颖胄勋戚子弟，除左将军，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出为新安太守，吏民怀之。”按左将军当为左军将军，在第九班。从萧颖胄由左军将军出为新安太守，可知新安郡的等级当在九班左右。又《南齐书·蔡约传》载蔡约由十班黄门侍郎出为新安太守：“黄门郎，领本州中正。出为新安太守。”由此可知，新安郡的等级当在十、九班之间。

江夏郡的等级见《梁书·刘季连传》：“建元中，季连为尚书左丞。永明初，出为江夏内史，累迁平南长沙内史……入为给事黄门侍郎。”按平南长沙内史当为平南长史在第十班，尚书左丞在第九班，黄门侍郎在第十班。江夏内史居于其间，故其等级当在十、九班。武昌郡的等级在萧齐有所变动，齐初丘巨源以七班越骑校尉出为武昌太守：“建元元年，为尚书主客郎，领军司马，越骑校尉。除武昌太守。”其后，武昌用人转重，在十、九班之间。伏曼容以九班大司马谘议参军出为武昌太守，后入为十班中散大夫：“会（王）俭薨，迁中书侍郎、大司马谘议参军，出为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巴东、建平二郡的等级，见《梁书·王珍国传》：“冠军长史、钟离太守。仍迁巴东、建平二郡太守。还为游击将军。”如上所述，萧齐游击将军在第十班，冠军长史在第八班。钟离为北兖州治所，王珍国当是以冠军长史领钟离太守。故其当由八班冠军长史迁为巴东、建平太守，则巴东、建平的等级当在九班左右。又从其入为十班游击将军推断，巴东、建平的等级当在十、九班间。

永阳郡的等级在十、九班之间，《南齐书·陆澄传》：“时东海王摛，亦史学博闻，历尚书左丞。……世祖大悦，用为永阳郡。”按尚书左丞在第九班，王摛以应对称意出为永阳。此任免当含有褒奖之意，故永阳郡之等级当不低于九班。又《南齐书·张欣泰传》载张欣泰由永阳太守转为十班皇弟皇子府司马：“四年，出为永阳太守。……除辅国将军、庐陵王安东司马。”由此推断，永阳郡之等级在十、九班之间。南康郡的等级见《南齐书·刘绘传》：“转太子洗马，大司马谘议，领录事。……绘苦求外出，为南康相。”刘绘所任为九班皇弟皇子府谘议参军，故南康的等级亦应在九班左右。衡阳郡的等级在十、九班之间，《梁书·王亮传》：“迁中书侍郎、大司马从事中郎，出为衡阳太守。……迁给事黄门侍郎。”又《梁书·顾宪之传》：“齐台建，为中书侍郎。齐高帝即位，除衡阳内史。……还为太尉从事中郎。”皇弟皇子府从事中郎、中书侍郎在第九班，黄门侍郎在第十班。从王亮、顾宪之任衡阳太守前后迁转于皇弟皇子府从事中郎、中书侍郎、黄门侍郎之间来看，衡阳郡的等级应在十、九班间。马头、盱眙2郡等级，见《南齐书·张冲传》：“迁左军将军，加宁朔将军，辅国将军。……出为马头太守，徙盱眙太守，辅国将军如故。永明六年，迁西阳王冠军司马。”张冲由九班左军将军出为马头、盱眙太守而军号不变，其后又入为十班皇弟皇子府司马，则马头、盱眙2郡当在十、九班之间。

再次为晋安、建安、始兴、华山，等级在九、八班之间。晋安郡的等级见《梁书·王份传》：“迁太子中舍人，太尉属。出为晋安内史。累迁中书侍郎。”王份由八班太尉属出为晋安太守，后入为九班中书郎。到坦亦由晋安内史入为九班皇弟皇子府谘议、中书侍郎，《南齐书·到坦传》：“出为晋安内史，还又为大司马谘议，中书郎，卒。”由此二例，可推断晋安郡的等级在九、八班之间。建安郡的等级见《南齐书·王思远传》：“迁太子中舍人。……思远求出为远郡，除建安内史。……除中书郎。”王思远的任官经历与上引王份相似，均由八班出为远郡，后入为中书侍郎。所不同者一为晋安，一为建安。从二人出守前后的任官经历推断，建安的等级当与晋安相同，俱在九、八班间。始兴郡的等级见《梁书·范云传》：“明帝召还都，及至，拜散骑侍郎。复出为始兴内史。”据此可知，始兴内史与八班散骑侍郎通官。范云后由始兴内史迁为广州刺史，在广州任上因事免官，后起为九班国子博士。由此来看，始兴的等级当在九、八班之间。华山郡的等级见《梁书·康绚传》：“迁前军将军，复为华山太守。”从康绚由九班前军将军出为华山太守来看，华山郡的等级似在九、八班之间。但由于华山郡太守例由豪族世袭，故其用人是否按照官班规则运行，尚有待探讨。

再次为零陵、桂阳、鄱阳、安成、宜都，等级当在八、六班之间。零陵郡的等级见《梁书·范云传》：“寻授通直散骑侍郎、领本州大中正。出为零陵内史，……明帝召还都，及至，拜散骑侍郎。”按通直散骑侍郎在第六班，散骑侍郎在第八班。范云由通直散骑侍郎出为零陵太守，后入为散骑侍郎，则零陵郡的等级当在八、六班之间。

桂阳郡、安成郡的等级见《梁书·王珍国传》：“永明初，迁桂阳内史，……还为大司马中兵参军。……复出为安成内史。入为越骑校尉。”时大司马为萧嶷，故王珍国所任当为六班皇弟皇子府中兵参军，则桂阳郡的等级应在六班左右。安成内史在大司马中兵参军与七班越骑校尉之间，则其等级当在七、六班间。《梁书·王瞻传》载王瞻出守鄱阳前后分别出任六班太子洗马、八班太子中舍人：“累迁太子舍人、太尉主簿、太子洗马。顷之，出为鄱阳内史，秩满，授太子中舍人。”由此可知，鄱阳的等级当在八、六班之间。又《梁书·柳恽传》：“累迁太子洗马，父忧去官。服阕，试守鄱阳相……还除骠骑从事中郎。”此处鄱阳相当为鄱阳内史。太子洗马在第六班，时骠骑将军当为王晏，故骠骑从事中郎应在第八班。由柳恽前后任官来看，鄱阳的等级当在八、六班之间。宜都郡的等级见《梁书·范缜传》：“建武中，迁领军长史。出为宜都太守。”按领军长史在第七班，宜都太守既与领军长史通官，则其亦当在七班左右。

再次为扶风、晋寿，据《梁书·杨公则传》：“历官员外散骑侍郎。……除晋寿太守，在任清洁自守。永明中，为镇北长流参军。迁扶风太守，母忧去官。”按员外散骑侍郎在第三班，杨公则由员外散骑侍郎转任晋寿太守，则晋寿郡当在三班左右。其后，杨公则又由晋寿入为镇北长流参军。时镇北将军当为萧子良，故此参军当为四班皇弟皇子府正参军，由此推断晋寿郡的等级当在四、三班之间。从其由镇北长流参军迁为扶风太守，可知扶风郡的等级当高于晋寿郡，应在五、四班之间。

三、齐、梁诸郡分等的因与革

天监七年，梁武帝在整理前代班例的基础上颁行官班制，明确划分了州、郡、县的等级。据学者研究，萧梁“郡守及丞，各为十班”的具体划分方式是依据诸郡人口数量、政治地位、开发程度将之分为十四、十三班，十三、十二班，十二、十一班，十一、十班，十、九班，九、八班，八、六班，六、五班，五、四班，三班10个等级。

通过上文对萧齐诸郡等级的考证，可以看到萧梁官班“郡守及丞，各为十班”的制度在萧齐时期已具雏形。首先，萧齐诸郡等级大致分布于十四班至三班之间。等级最高的丹阳尹、会稽太守，往往由十四班太子詹事、十三班尚书转任，此正与萧梁时期丹阳、会稽“同太子詹事、尚书班”相合。而等级最低之晋寿郡恰在四、三班，亦与萧梁小郡“三班而已”的记载相符。其次，萧齐诸郡内部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细密的等级序列。如上文所考，萧齐诸郡大致有十四、十三班，十三、十二班，十二、十一班，十一、十班，十、九班，九、八班，八班至六班，五、四班，四、三班9个等级，已十分接近萧梁天监七年“郡守及丞，各为十班”的制度。

就政区等级体系而言，齐、梁二代无疑具有相当的连续性。但这种连续性是否在诸郡具体等级与诸郡等级的地理分布上得到延续，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从《隋书·百官志》来看，梁武帝在即位之初便对中央官官班进行过一些调整，即所谓“革选”，其目的是使中央官系统更加系统化、条理化。由于《隋书·百官志》以中央官为主，故对于梁初“革选”是否涉及地方官系统，则付之阙如。在比较齐、梁江表诸郡等级之后，可以发现梁武帝亦对地方官系统进行过调整。现以本文与《萧梁江表诸郡等级考论》所考齐、梁江表诸郡等级为依据，以见梁初革选之迹（见表2）。

如上表所示，齐、梁江表诸郡等级可资比较者共18郡，其中等级发生变化者有吴郡、吴兴、东阳、宣城、临海、晋陵、豫章、临川、南康、鄱阳等10郡。以上等级变化，固然与各郡政治、经济、人口、区位等因素变化有关。但从齐、梁鼎革过程中江州刺史陈伯之望风而降、东土诸郡“莫不膝袒军门”的情况看，江表诸郡受战乱影响并不大，社会所受到的冲击也较为有限。因此，以上10郡等级变化的主要原因似非人口流徙、社会经济变动，而是梁初“革选”的结果。从史书记载来看，江表诸郡等级调整与梁武“革选”基本同步发生，如天监元年（502）吴兴郡等级与萧齐相同，《梁书·柳恽传》：“天监元年，除长兼侍中，与仆射沈约等共定新律……二年，出为吴兴太守。”而至迟在天监九年（510）时，其等级已升至十四、十三班。又如晋陵的等级亦于梁初提升至十四、十三班，《梁书·张充传》：“（天监初）寻迁吏部尚书，……俄为散骑常侍、云骑将军。寻除晋陵太守，秩中二千石。”细绎之下，豫章、宣城、东阳、临川诸郡等级的变化亦在梁初。比较调整前后诸郡等级与地理分布，可以看出距离都城较近的吴郡、吴兴、晋陵、宣城、东阳、鄱阳等级均有所提升，而僻居江州南部、距离都城相对较远的南康、临川二郡的等级却有所下降。经过此次调整，萧梁诸郡等级较诸萧齐更为整齐地呈现出圈层式特征，即以都城为中心各郡等级渐次降低。由此来看，齐、梁江表诸郡等级调整应当是梁初“革选”中的一环。经过此次“革选”，萧梁诸郡等级与内职官班同样变得更为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

四、萧齐政治地理格局探析

萧齐诸郡等级的形成是人口、政治、经济、区位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而人口在其中又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萧齐时期各郡的户口数史书并无记载，但《宋书·州郡志》中所保存的刘宋大明八年（464）户口距萧齐立国仅十余年。从《南齐书·崔祖思传》“今户口不能百万”来看，萧齐时期的户口数亦与《宋书·州郡志》所载的九十余万户相近。因此，以《宋书·州郡志》所记户口数以况萧齐，虽不中亦不远矣。据《宋书·州郡志》，十四、十三班，十三、十二班，十二、十一班诸郡的户口数均在一万五千户以上。其中，丹阳辖四万余户，会稽、吴郡、吴兴的户数均在五万户以上。丹阳户数虽逊于吴郡、吴兴，但因其为都城所在，故其等级高于二郡。吴兴户数虽多，但因经济逊于会稽，故其等级在会稽之下，《南齐书·顾宪之传》：“会稽旧称沃壤，今犹若此；吴兴本是塉土，事在可知。”

十一、十班，十、九班所含17郡的户数大多在一万五千户至五千户之间。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头、盱眙、武昌、南康、永阳、建平诸郡的户数均在五千户以下，而等级却与晋陵、宣城同列。究其原因，在于以上诸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武昌为江道重镇，“武昌实是江东镇戍之中，非但捍御上流而已。”建平有巫峡之险，为下游屏障，《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南康、永阳分别为大庾道、桂岭道上的重要交通节点。南康居赣水之上，为江州通往岭南的要道，多以重人居之：“南康是三州喉舌，应须治干。”永阳郡治营浦，地望在今湖南道县，为湘州通往岭南的重要交通节点。由永阳顺潇水而下，经临贺可入岭南：“州接五岭之雄，挹九嶷之秀，南控百越，北湊三湘，从道州而风驰于富川、临贺之郊，则两粤之藩篱尽决矣。”马头、盱眙为缘淮重镇，马头地望在今安徽怀远，居涡口之南，为淮水的重要津渡。而盱眙更被视为淮南根本，《魏书·高闾传》：“寿阳、盱眙、淮阴，淮南之源本。”由此来看，此6郡等级较高的原因不在其户数，而在其区位。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萧齐特意提高其政区等级以委派“亲贤”“治干”出任郡守，强化对军事重镇、交通枢纽的控制。

九、八班，八、六班，五、四班，四、三班所辖11郡的户数则多在五千户以下，但其中有两个例外，一是始兴郡辖11756户，一是安成郡辖6116户。始兴、安成等级较低的原因或与其开发程度有限、萧齐对其控制力较弱有关，《梁书·范云传》言萧齐时期始兴郡内大姓专擅一方、蛮俚遍布山野：“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谋共杀害，不则逐去之。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始兴）内史皆以兵刃自卫。”萧梁时期依然如此，《梁书·乐蔼传》：“（天监二年）前刺史徐元瑜罢归，道遇始兴人士反，逐内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财产。”大同二年（536），梁武帝尚言“岭上民颇不安”。而安成郡的情况亦大致相同。从《陈书·高祖纪》中尚有以“安成所部广兴六洞置安乐郡”的记载，便不难想见安成郡在萧齐时期的情况。

此34郡户数共计三十八万余户，占总户数四成以上，分布于扬州、南徐州、江州、荆州、湘州、郢州、雍州、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梁州等11州之内。在此11州中，等级可考诸郡的分布亦不均衡。以萧齐建武四年（497）行政区划而言，扬州、南徐州共计10个实郡，其等级均可考实；江州9个实郡，除寻阳外，其余诸郡等级均可考实；荆州、湘州共计18个实郡，等级可考者近半；北徐州、南兖州、南豫州共计10个实郡，其中3郡等级可考；郢州、雍州共计21个实郡，等级可考者唯江夏、武昌、华山3郡；梁州58郡中唯有晋寿等级可考。而此11州之外的交州、广州、越州、益州、宁州、司州、青州、冀州、豫州、宁蛮府所辖百余实郡的等级则均难考证。从诸郡的分布情况中不难看出，距离都城愈近者，其所辖诸郡等级可考者愈多；而边州、远州所辖诸郡的等级或是无考，或可考者仅有一二。这种现象其实不难理解，政区等级的考证依赖于官员迁转的史例，而史例的有无多寡又与政区、官员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出守边州、远州诸郡者，多为寒人、蛮左，《南齐书·萧子良传》：“宋运告终，戎车屡驾，寄名军牒，动窃数等。故非分充朝，资奉殷积。广、越邦宰，梁、益郡邑，参差调补，寔允事机。”因其身份寒微，人员构成复杂，“且此徒冗杂，罕遵王宪，严加廉视，随违弹斥，一二年间，可减太半”，故人数虽多，但见诸史乘者少。而出守近郡者，或为门阀士族，或为心膂股肱，《南齐书·刘善明传》：“淮南近畿，国之形势，自非亲贤，不使居之。”无论是受到的关注，还是所能获得的升迁机会，均远高于边州、远州诸郡守，故相关史例较多。诸郡等级能否考实取决于史例多少，而史例的多少又取决于诸郡的重要性。因此，等级可考诸郡在各州的分布，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州在萧齐政治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综合各郡等级及其在各州的分布，可以看到萧齐政治地理格局呈现出圈层式特征：其以扬、南徐、南豫、江、荆、郢等沿江诸州为核心，构成圈层的内环；以北徐、南兖、雍、司、豫、青、冀等州为边州，梁、益、宁、湘、交、广、越等州为远州，共同构成了圈层的外环。内环与外环、核心与边缘的叠加，使萧齐政治地理格局呈现出类似于汉代内郡与边郡的政治地理形态。但不同之处在于萧齐圈层式政治地理格局中存在“打破”现象，即通过提高圈层外环中区域中心、军事重镇、交通枢纽的地位，如建平、盱眙、马头、永阳、南康，使其成为开拓边缘、控制地方的支点，进而强化对于边州、远州的统治。

五、结语

要之，本文以官员转迁之迹与官班制为依据，复原出萧齐34郡的等级。从萧齐诸郡的等级序列来看，萧梁时期“郡守及丞，各位十班”的制度在萧齐时期已基本形成，齐、梁二朝在政区等级制度上具有相当的连续性。从影响诸郡等级的因素来看，萧齐诸郡等级在以户口数量为主要依据的同时，还受到政治地位、开发程度、地理位置的影响。这反映出政区等级的形成，既是地区人口数量、发展水平的产物，又是萧齐规划政治地理格局中军事枢纽、交通要冲的结果。从诸郡等级与地理分布间的关系来看，萧齐政治地理格局不仅具有明显的圈层式特征，还存在“打破”现象。在圈层结构中，圈层的内环往往是政治地位较高、开发时间较早、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而外环则正与之相反。以州为单位考察萧齐政治地理格局，能够看到扬、南徐、南豫、江、荆、郢等州构成了圈层的内环，其余诸州共同构成了圈层的外环。但从郡的角度深入考察，则会发现各州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各郡之间政治、军事地位的差异。在圈层内环中的建安、晋安、安成诸郡，由于开发程度、地理位置等原因，其地位明显低于丹阳、会稽、豫章等郡，等级甚至在外环某些郡之下；而圈层外环中的区域政治中心、军事重镇、交通冲要，如马头、盱眙、永阳诸郡，在萧齐政治地理格局中的地位则十分突出。二者共同构成了圈层结构中的“打破”现象。“打破”现象虽使圈层结构看起来不够“规整”，但却更符合东晋南朝时期统治网络由平原向山地、由交通线向腹地逐步展开的过程。这一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南齐书·州郡志》对于东晋南朝政治地理格局“江左大镇，莫过荆、扬”的描述，为进一步探讨东晋南朝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了典型样本。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1期第69—77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