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七年（1374），明朝设陕西行都司于河州，洪武九年（1376）罢撤。洪武十二年（1379）复设于庄浪，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于甘州。学界对陕西行都司已有一定的研究，如梁志胜以洪武十三年（1380）改大都督为五军都督时，并未出现陕西行都司为据，推测复设于庄浪卫的陕西行都司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虚置机构，无官员、无所司，亦无属卫。郭红等人通过梳理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及所属卫所建置沿革，进一步证实了梁志胜的观点。马顺平则认为明代陕西行都司的设置是对元朝西北统治体系的承袭，并始终与明朝整体军事战略相统一。但以上研究仅限于设置在庄浪卫的陕西行都司，并未涉及设置于河州的陕西行都司。实际上，陕西行都司设置的最初目的是扩展河州卫的治藏能力，突出河州卫在甘青民族走廊中的中心地位，所以它一开始就是为明朝治藏方略而设置，并伴随明初治藏方略的确定而罢撤。陕西行都司虽然运行时间较短，却反映出明朝治藏策略形成与转变的复杂过程。

一、从河州卫到陕西行都司

探究洪武七年设置的陕西行都司，绕不开河州卫。明初的河州卫不仅是甘青民族走廊中的重要防御据点和支撑点，同时也肩负着明朝治藏的重任，是中央王朝通往各涉藏地区的桥头堡。

河州卫设置于洪武三年（1370）五月，管辖岷州、洮州、必里，以及由元代岷州、常阳、铁城等元帅府改置的土千、百户所和新设的蒙古军、灭乞军、招藏军等千、百户所。此外，明初的河州卫还辖有两个归附的羁縻卫，即武靖卫与岐山卫。明初河州卫的辖地范围甚至超过了元代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非腹里一般指挥使司可比。

明初河州卫除防边，还担负着联络与代管吐蕃事务等职责。明初朝廷治藏策略与措施多是通过河州卫完成的，如洪武三年五月，邓愈在河州招谕吐蕃。同年八月，遣河州藏族首领巩哥锁南以通事舍人身份由河州前往“西番之地”诏谕吐蕃。洪武五年（1372），依河州卫官员之议，朝廷诏令章阳沙加仍袭灌顶国师称号，居报恩寺。报恩寺是河州地区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洪武六年（1373），明朝命河州卫镇抚韩加里麻等持敕同喃加巴藏卜等前往“西番”，诏谕未附之吐蕃首领；同年九月，河州卫推荐朵甘司宣慰赏竺监藏举西域头目可为朵甘卫指挥同知、宣抚司、万户、千户者22人，明太祖诏从其请。洪武七年（1374）正月，“故元甘肃行省平章汪文殊奴及左丞朵儿只星吉、副使失宁卜班、经历普烟不花、副使薛彻里、司卿倒剌沙、监丞那速立丁、元帅禄禄等挈其家属自河州来归。诏长兴侯耿炳文等遣人送京师”。引文表明，明初的河州卫或向朝廷反映朵甘藏区的情况，或受朝廷委派诏谕吐蕃首领，甚至一些国师、卫所官员的任命亦由河州卫拟请。即使在永乐年间，明朝仍“敕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斯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由此可见，正是河州所拥有的地缘政治优势使得河州卫在明初朝廷的“驭番”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洪武六年后，河州卫的行政建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先是设河州府，专掌钱粮。紧接着明朝又对河州卫所辖土千、土百户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置洮州、常阳、十八族等处千户所六，百户所九，各族都管十七，俱以故元旧官鞑鞑等为之”。洮州、常阳、十八族等处土千户所早在洪武四年（1371）就已设置，此次重设应与河州卫划分为南、北两大辖区有关，其中北部辖有积石州、蒙古军、灭乞军千户所、必里千户所、南加巴千户所、失保赤千户所、归德守御千户所等土千户所。南部则管辖铁城、岷州、十八族、招藏军、洮州、常阳等土千户所。面对如此众多的土千户所，仅靠河州卫实难应对，为此明朝将西安左卫调至河州，与河州卫一道担负起该地区的军政治理与防御任务。这样一来河州一地实际存在着两个指挥使司、12个正规千户所以及两个土指挥使司和数十个土千、百户，如此规模在整个明朝都是极为罕见的。为了更好地协调和管理上述庞杂机构，洪武七年（1374），明朝设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以统辖河州的两个指挥使司，这是明代历史上出现的唯一一个行都卫。翌年，改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新改设的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不仅统领着河州左、右两个指挥使司，同时也将明初负责吐蕃事务的机构规格大为提升。至此，明初河州卫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达到顶峰。

然而位于河州的陕西行都司仅仅存在了14个月即罢撤。为防止陕西行都司罢撤后河州境地出现管理混乱，明朝保留了河州左、右二卫的建制，改属陕西都司管辖。洪武十一年（1378），明朝设岷州卫，将阶州、汉（常）阳、礼店、洮州、岷州、十八族番汉军民千户所、招藏军千户所等原本由河州左卫管辖的千户所统统转归于岷州卫节制。次年，改河州右卫指挥使司为河州军民指挥使司，革河州府。“河州西卫军马止留一卫在河州，拨一整卫守洮州”，设洮州卫。

二、陕西行都司的设立与初衷

明朝将陕西行都司设置于河州主要出于巩固、扩大“两线一点”治藏方略的考量。两线即“驭番”与“防边”，一点即河州卫。“驭番”是以河州为桥头堡，进而向乌斯藏、朵甘斯地区纵深进取，以控驭吐蕃。明初被贬至河州的解缙曾云：“国朝初置陕西行都司于河州，控西夷数万里，跨昆仑，通天竺，西南距川，入于南海。”“防边”是指以河州卫为中心，沿甘青民族走廊构筑河、湟、岷、洮防御带。“两线”一纵一横交于河州卫。明朝意在将河州卫打造成内地通往吐蕃等地的桥头堡，以及河、湟、岷、洮防御带上的支点。然而事与愿违，陕西行都司仅设置一年多便被罢撤，其缘由颇为费解。不过仔细分析，仍有脉络可循。

（一）“驭番”中心

河州作为安多地区的“驭番”中心始于元朝。元朝始终将河州作为向其他涉藏地区纵深发展的通道与基地，并在此驻扎了大量蒙古军队。元明之际，众多蒙古将领由山、陕等地退守河州一带，企图将河州作为最后的防线和反攻大本营。这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凸显出河州自元代以来在安多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地缘政治优势，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远高于周边。

明初安多与内地的联系颇为紧密。安多的向背直接影响到明朝的治藏成效，所以明初的河州作为经略安多涉藏地区的政治中心，也被视为中央王朝治藏的重中之重，只有治理好河州，才能进一步将中央王朝的势力深入乌斯藏等地。

（二）统合军政资源

元朝对于甘青地区的行政治理主要有三大体系：一是甘肃行省管辖下的河西走廊及西宁、庄浪州；二是位于河州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三是陕西行省管辖的路、府、州、县。洪武初年，上述体系统属于陕西行省，这导致陕西行省管辖的地域十分辽阔、分散，且边界距省府西安的路途崎岖遥远，联系极为不便。因此，如何加强边远地区的管理一直是陕西行省施政的重点。河州卫作为洪武七年（1374）前陕西行省设置在河、洮、岷地区惟一的指挥使司，尽管拥有近万名旗军，但要管理好如此众多的土、流机构和广阔的边地仅靠一个远离指挥中心的指挥使司难以应对。其间，明朝虽然派冯胜、邓愈等将领深入吐蕃，但均为临时出征，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机制。而设置于河州的陕西行都司则恰恰统合了乌斯藏、朵甘斯、安多等地以及河州二卫的军政资源，强化了明朝在该地区的综合治理能力，缓解了陕西行省鞭长莫及的困境，促进了明朝向乌斯藏、朵甘斯等地的纵深发展。

三、陕西行都司罢撤的多重考量与治藏策略的调适

对于设置在河州的陕西行都司为何在设置不久即被罢撤，陈梧桐认为是洪武九年（1376）明朝强化中央集权、改革地方行政的结果；梁志胜则更倾向于罢撤系明朝决策失误；而马顺平强调由于洪武初年陕西行都司体制的不完善，罢撤亦在情理之中。这些分析虽然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均未切中要害。

（一）自身不足

明朝设陕西行都司于河州，原本是想沿袭元朝的治藏模式，但事实证明难以奏效。要知道元代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只是元朝宣政院下三大治藏宣慰司之一，仅仅管辖着安多地区，乌斯藏、朵甘斯并不在其管辖范围内，而明初以陕西行都司管辖乌斯藏、朵甘斯、安多地区，无论是交通，还是军政管理都远远超出了陕西行都司的能力，极不现实。更为关键的是，元朝对于朵思麻、朵甘斯、乌斯藏等地的管控并不完全取决于三大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主要依靠的是元朝出镇的诸王。在朵思麻以及朵甘斯地区，元世祖忽必烈曾封其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驻军于“汉藏交界处”，开府“朵哥麻思地之算木多城”。大德元年（1297），奥鲁赤又将西平王辖地分封给两个儿子，长子铁木儿不花为镇西武靖王，幼子八的麻剌袭封西平王。早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朝曾封昌吉驸马为宁濮郡王，镇守西宁州，活动范围大体在湟水与庄浪河一带。大德十一年（1307），昌吉驸马之弟脱帖木耳受封濮阳王，后晋封为岐王，镇守在庄浪河一带。终元一代，这两大军事系统，尤其是镇西武靖王，基本控制着包括今甘肃、青海、四川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藏部分地区，如至元九年（1272），“敕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帖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部下，并忙古带等十八族、欲速公弄等土番军，同征建都”。至元十二年（1275），“近时悍匪犯边”，“敕安西王忙兀剌、诸王只必帖木儿、驸马长吉，分遣所部蒙古军从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至元二十五年（1288），“也速不花以昔列门叛。甘肃行省官约诸王八八、拜答罕、驸马昌吉，合兵讨之”；元贞二年（1296），“土蕃叛，杀掠阶州军民，遣脱脱会诸王铁木而不花、只列等合兵讨之”；至大二年（1309），“诏改松、潘、迭、宕、威、茂州安抚司为宣抚司，迁治茂州汶川县，秩正三品以八儿思的斤为宣抚司达鲁花赤，蔡懋昭为副使。”泰定三年（1326），“阶州土番为寇，武靖王遣临洮路元帅盏盏谕降之”。明朝初年，武靖王卜纳剌率众归附，并很快调往杭州都卫任指挥同知，其所部十营则继续驻扎在河州城东，由其子答里麻剌咂率领。

设于河州卫的陕西行都司虽然也拥有两个卫的军队，但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一支像镇西武靖王、昌吉驸马那样具有强大机动性的军事力量，且无权领衔更多的军队。这使得陕西行都司的作战能力与元朝诸王出镇相比有着很大差别。这种本质上的差异却是陕西行都司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使得陕西行都司设置的初衷——以河州为基地，向乌斯藏、朵甘斯等地纵深发展，以便控制吐蕃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明朝之所以很快罢撤了陕西行都司，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进而否定了陕西行都司设置的必要性。

（二）“防边”考量

既然无法实现“驭番”的目标，陕西行都司只得退而求其次，解决好“防边”的重任。然而在“防边”过程中，陕西行都司以点带面的防御模式所带来的种种不适也日渐显现。笔者曾多次踏勘甘青民族走廊，观察到从河州到西宁、岷州、洮州等地，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沟壑纵横，道路崎岖，穿越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高山峻岭之间，交通极为不便，尤其是岷州、洮州一带，其后方支援更得力于巩昌卫，而不是河州卫。如果仅考虑“防边”的需要，以河州卫为中心，进而以点带面的防御模式显然不应是明朝的最佳选择。所以在“驭番”难以实现的情况下，明朝于洪武十一年（1378）始，迅速将纵深进取的态势调整为“尺进寸取”的收敛性治藏策略，在甘青民族走廊相继设置了岷州卫、洮州卫，并联合之前设置的西宁卫，组成了以河、湟、洮、岷诸卫与当地“土官”交织在一起的网状防御带，河州仅仅是这一网状防御带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而这应是陕西行都司旋即罢撤的又一个解释。

（三）中心不再

随着明军在四川站稳脚后，明朝不再更多地依赖于陕西行都司以西控乌斯藏、朵甘斯，而是通过四川、陕西两个方面共同完成对朵甘斯与乌斯藏的羁縻管理。明朝为此升朵甘斯卫、乌斯藏卫为行都司，直接由朝廷统领。河州卫不再是治藏的唯一中心，其在治藏战略中的重要性大为削弱。同时，随着明初征讨北元的相继失利，北元蒙古势力逐渐上升为明朝的头号防御对象，明朝不得不将防御的重心向北部疆域转移。在此背景下，明朝于洪武十二年（1379）复设陕西行都司于庄浪卫，又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徙置于甘州。自此陕西行都司的主要职责不再是“防番”，而是以防御蒙古南下，阻断蒙古、吐蕃联合为主要职责。只是这一转变不应成为解释陕西行都司罢撤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陕西行都司自身机制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外部。整体军事策略的转变更多的是陕西行都司复设的缘由。

（四）现实困扰

明初朝廷之所以放慢了向西纵深进取吐蕃的步伐，除上述因素外，粮饷转运艰难而产生的畏难情绪也是重要原因，如洪武十二年（1379），明军攻占洮州后，曹国公李文忠曾上疏称“官军守洮州，馈运甚艰，民劳不便”，建议朝廷放弃洮州。朱元璋为此敕曰：

郑佛儿至京，将到曹国公书，所言事多系大概。内言转运艰辛，民力生受。更言洮州不守，恐久远难为转运。

然此处地方，皆系汉唐备边御侮要地，既逐去本处贼徒，若不守御，将久又为后患，必须守御。其地方人民，一户也不要留在那里。如今守洮州，就将所得牛羊多拨些与军，折作二年军粮也可。

在朱元璋的坚持下，明朝设置洮州卫，敕李文忠、沐英曰：

捷音至，知番寇溃散，大军见追余党。西番已定，河州二卫之兵止留一卫，以一卫守洮州，其岷州守御士卒未可轻动，宜留以镇静之。铁城诸地民多蓄积，军士可以自供……事在乘势，毋至再三……敕曹国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中国所乏者马，今闻军中得马甚多，宜趁此青草之时牧养，壮盛悉送京师。犏牛则于巩昌、平凉、兰州、洮、河之地牧之。所获西番土酋遣人送至，毋容在彼为边患也”。

明朝马匹资源十分匮乏。尽管明军在洮州等地缴获了大量马匹，但缺少战马始终是明军的软肋，也是制约明朝向西纵深进取吐蕃的恻隐之忧。

在河州，大都督冯胜曾先于邓愈克河州，但他认为河州乃“化外之地”不可守，遂将城楼、仓库、房屋尽行焚烧殆尽，拘虏南归。致使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这一行为直接导致邓愈、韦正等再次率兵进入河州后，为粮食匮乏所困扰。邓愈、韦正虽与何锁南等苦心筹集，但粮荒并未真正缓解，以至于士兵斗志溃散，大量不辞而遁。《纪事录》记载：

河州军士饥甚，夜逾城而遁者七百余人。是夜三鼓，骑士俞本谓韦正曰：“兵志不固，奈何?”正起云：“汝呼千、百户来，集旗军于门下，待吾语之。”比晓，官军列侍，正扬声言：“圣天子养吾等数十年，托守边城，汝等不受暂时饥寒!吾自武安州与汝等败元游兵，擒李二左丞，曾蒙主上重赏。汝等思归，我当独守此土，以待转运。”遂泣拜入内，将士感泣。令各百户具所逃士卒名数，遣人于临洮、结河二桥，凡见逃者，即以正语告之，闻者复回。民间讹言，官军某月某日弃城去矣，人心不安。正即遣军占荒田屯牧，民心遂安。

根据这一记载，明初随韦正镇守河州的士兵有来自江淮的戍边将士，他们远离家乡，征战、镇守于西北边地，其生活之艰辛难以言表；也有刚刚归顺不久的降兵，他们军心未稳，骑墙两望，稍有不测，溃散在即。所以处在如此畏难氛围下的军队，让他们继续向青藏高原纵深进军显然是困难重重，极不明智。

综上所述，洪武初年位于河州的陕西行都司虽设置一年多即被罢撤，甚至被视为一次失败的经历，但是经过深入分析和探讨得知，明朝的这一举措并非失败之举，设置于河州的陕西行都司曾一度代表朝廷行使统辖吐蕃事务的职权，解决了洪武初年吐蕃事务由不同机构处理的困局，同时又在实施过程中发现了陕西行都司以点带面治藏策略的种种不适，促使明朝迅速将纵深进取的战略调整为“尺进寸取”的收敛性治藏策略。

（本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1期第79—85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