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格舒尔”(Baghshūr拼作Bughshūr，也作B.ghsūz)，两见于10世纪佚名波斯地理学家所著《世界境域志》涉及中国地理的不同章节中。一出第6章《关于河流》介绍金萨乌河段落中，该文指出布格舒尔是金萨乌河上下游不同名称的分界点。该点之上的河段当地人称之为“河”，流过该点之后的河段被时人称作(长)江。兹引文如下：

另一条河叫金萨乌(Kisau)河，源于马尼萨山之东，流到吐蕃中央的一个地方。此河顺该山向前，在山区和耕地之间奔流，直到藏印边界的对面，然后又穿过许多山脉，到库江(Kujan)和布格舒尔(Bughshur)地区；随后经中国的Ir. Sh省和Khur. Sh省之间注入东洋。此河在注入布格舒尔地区之后，就叫做江(Ghiyan，拼作Inan)。

一出第9章《关于中国所属诸地》的城市名称及概况列举，其前为胡姆丹(长安府)，其后为库昌、删丹、甘州，表明此处布格舒尔侧重从城市角度介绍。文为：

胡姆丹(长安府)，是中国的首府。这是一个大城，为国王之驻地。该城位于海岸，有许多树木、住房和名胜……布格舒尔(Bughshur，原文如此)，是中国的一个大城。城中住着许多来自各城的商人，这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地方……库昌(Kuchan)，是一个小镇，其中住着吐蕃和汉族的商人。

根据同书第6章关于胡姆丹河的介绍，可知胡姆丹、布格舒尔、库昌等地，当位于胡姆丹河流域，文为：

东方的第一条河叫胡姆丹河，源于沙浪迪布山。此河经十二天的流程后形成一沼泽，此沼泽宽狭皆为五程，然后从此沼泽源出一条大河，随后经七天的流程达于胡姆丹城。其部分河水用于溉田，其余部分则向东注入东洋。

之所以命名为胡姆丹河，与该河流经胡姆丹(即唐首都长安)关系密切。尽管河源所出山名的波斯语源不可确知，但河流所经地物、部分里程、流经首都的情形，与汉籍文献中黄河源出葱岭，潴为广袤三四百里的蒲昌海，又自海潜流复出为中国河，流经唐都城长安以东，最后东入海的记载吻合度颇高。基于前述，推断胡姆丹河为黄河，当不致大谬。惟自大沼泽潜流复出大河至胡姆丹城需七日程，与汉籍文献记载河源复出积石为中国河至长安流程相比里程数字偏少，其缘由亦难确考。

胡姆丹河为黄河的考订，可知《世界境域志》作者以流域为限详略有别地介绍了长江流域(金萨乌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胡姆丹河流域)两个布格舒尔。就信息丰富度而言，前者比较扁平单薄，只强调了它是长江不同河段名称的区分点，而地理属性介绍模糊；后者的地理信息介绍详备，《世界境域志》明确指出是位于长安附近的城市，城中有来自其他不同城市的商人驻城，且城市友好度高。

至于布格舒尔的语源，该书的英译者米诺尔斯基考订为中古波斯语。他在英译本第9章注释中援引编纂于17世纪的波斯文词典《辞书》，循“布格舒尔”释义而英译为“盐池”。作为波斯语“盐池”专名的布格舒尔，被用以冠称唐朝境内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内两种盐资源及某个北方产盐城市，表明波斯语专名存在跨时空传播的现象，而现象背后映射出波斯商人们的流动和迁徙。

波斯商人们收集的唐王朝境内盐资源分域差异信息的可信度和精度颇高。唐代全国性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中，长江上游部分州郡内胪列盐资源为盐井，而黄河流域部分州郡内独列盐资源为盐池，同样呈现了盐资源分布具有区域差异性的客观地理事实。《新唐书·食货志》则提供了纳入国家管理，并由户部下属度支管理的盐池、盐井数量，文为“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世界境域志》和汉籍文献两相对照，可以确定长江流域的布格舒尔当是盐井的代称；而黄河流域的布格舒尔当是盐池的代称。但《世界境域志》作者对盐资源自然地理属性如大小、幅员、深浅以及产量、产能等产业信息未重墨书写，而更多倾向于城市信息的提供。

考订《世界境域志》记载分布于中国境内布格舒尔地望，需要明晰与之密切相关的两个地名，一为长江流域的库江，一为黄河流域的库昌。关于库江地望，米诺尔斯基并未作出注释，而哈密屯径直推定为黄河流域的姑臧，文为：“《世界境域志》中就对此地名(姑臧)的各种不同形式作了比较，如Kučān、Kujān、Kuaččā。”基于时空置换将音近的库江和库昌推定为同名同地的结论，缺少基本的可信度。库江空间位置邻近布格舒尔，后者地望考订有助于前者地望清晰。就长江流域布格舒尔而言，米诺尔斯基被菲茨杰拉德告知这个声闻在外的长江流域的盐井位于自流井区域，并在注文中援引L.理查德的《清帝国地理综要》对地望进行详细说明，文为“重庆是四川主要的商贸重心，自流井是一个有着1000多口盐井的大型制盐业中心，距离重庆大约200千米，位于重庆西部扬子江的支流泸江流域内”。王治来在米诺尔斯基的推断上更有“粟特人经商，到了长江流域”的断语。米诺尔斯基和王治来在注文中将布格舒尔推定至自流井地区的结论，未征引汉籍文献进行佐证。

关于长江流域重要的产盐之地，唐代文献同样提供了可资参证的信息。《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滨江之泸州辖境内有富义盐井，是整个剑南地区最大的盐井，文为“富义盐井，在县西南五十步。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其余亦有井七所”。《旧唐书·地理志》补充了富义盐井号称最大的数据依据是井深二百余尺，并介绍了县名得自盐井名的沿革信息，文为“富义，隋富世县。贞观二十三年改为富义县，界有富世盐井，井深二百五十尺，以达盐泉，俗呼玉女泉。以其井出盐最多，人获厚利，故名富世”。富义(世)盐井及井群的名声广布，或即为《世界境域志》所言长江流域布格舒尔。至于库江之唐代地望，当在泸州之左近，或为富义盐井以东“合江”县之对音。需要指出的是，富义盐井即便为波斯商人所知，但不能据此判定商人们到长江流域经商，两者之间关系还需要更多证据链。与之相比，黄河流域的布格舒尔有来自各城的商人，其中当包括波斯商人。

黄河流域的库昌，位于布格舒尔之后。哈密屯推定为武威治城姑臧的对音，文为“《世界境域志》中的Kūčān就是甘州治所姑臧的对音”。波斯文本之外，粟特文古信札中有一地名，拉丁文拼作“kc'n”，同样为姑臧的记音转写。姑臧地望的确定，可知布格舒尔列于长安和姑臧之间。哈密屯将布格舒尔推定为朔方、灵州(薄骨律镇)诸观点，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黄河流域布格舒尔前后两点地望的“确定”。

以布格舒尔作为城市的代称，说明该城临盐池且因盐而重。得名盐池并位于长安至姑臧两城之间者，有唐盐州。盐州辖境内不仅有乌池、白池、细项池、瓦窑池4个盐池，而且得名自境内盐池，文为“后(指西魏时)改为盐州，北近盐池为名。隋初废。”单纯就地理位置和得名来看，盐州及乌池可能是《世界境域志》所言黄河流域布格舒尔。但《世界境域志》所言城市规模、经商情形乃至城市友好度的信息，却在盐州城市属性中难以觅得。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陷陇右，河西之后，灵盐夏会等州成为吐蕃侵扰的对象及唐蕃拉锯的主战场。《资治通鉴》记载大历到长庆不到一甲子时间，吐蕃寇盐州、乌白池的事件有15条之多，其间持续时间较长的有大历末至贞元二、三年(777—787年)以及元和末至长庆二年(818—822年)。而其“边州”的地位，导致其盐政亦难以得到持续有效推行。谭英华对唐代边州榷盐制度推行的实态有过分析，文为“则历肃、代、德、顺四朝，凡此诸地(盐、灵、会三州之地)皆非榷课之区，逮见宪、穆两代，始见征榷记载”，但很快亦因战事纷扰，而难以为继，“可知边州盐课，非同内地，征榷之制在大中以前纵或施行，亦未尝持久”。动荡的军政环境，以及拉锯战场的处境，使得盐州很难获得较长时间段稳定发展的环境。边州的地位，榷盐制度难以为继。凡此种种，商人驻城经商的环境不容乐观，城市的评价和认可度亦不高。

与盐州相比，左近长安辖有盐池且城市规模更大者为河中府。从盐政关系角度看，河中府和长安关系非常紧密。唐时期河中两池所出盐以万斛专供京师，文为“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唐人笔下的“两池”，是河中府辖盐池的专名，与河中府的关联度密切。这种唐人专称，提供了检视《世界境域志》中出现兼城名与地物名的布格舒尔的汉语视角。

隋唐史籍中阙载了蒲州城规模的记载，而蒲州故城遗址的考古调查补充了这方面的信息，文为“蒲州故城遗址分东、西两城，东西长2.5千米，南北宽1.75千米，占地面积4.375平方公里”，“东城现存主要为唐代遗迹，西城现存主要为明代遗迹”。成化《山西通志》有关蒲州城的记载，表明东西二城原先为一城，五代时期才被对半拆分，西城沿用至明，文为：“蒲州城，蒲州守御千户所，即虞都故城。历代相因。五代汉李守贞叛据河中，尝截半为内城以守。今治城是也。元至正十八年增修。国朝洪武四年重修。周围八里三百四十九步，高四丈五尺。西临黄河。东南北三面壕深一丈五尺。”由是可知，唐河中府蒲州城周方里为十七里半。唐时河中府曾为中都，又位列四辅之一，城市规模及等级远大于《世界境域志》所提除长安外的其他丝路诸城。

虽然各地商人们，包括粟特、波斯商人群体，前往甚至居住于河中府城开展经商活动并非罕事。但很长时间内，唐代商人们却无法接触到河中两池颗盐的运销。这个现象改变的时间节点，据笔者考证在元和三年(808年)李巽任度支盐铁使之后。以波斯语盐湖之名指称河中府，波斯商人们是主体。出现前述情形，只能是在他们驻城领盐行盐并因此获利的前提下，是商人们深度接触河中两池颗盐的反映。随着就场专卖推行的深入，商人们驻城的地点亦逐步由蒲州转向距离盐池更近的解县。穆宗长庆二年(822年)湖州人沈亚之注意到此点，氏撰文“其所会贸，皆天下豪商猾贾，而奸吏踵起，则解之为县，益不能等于他县”以记。《新唐书》编者损益前者文字，用“四方豪商猾贾，杂处解县”来形容盐政改革带来商人辐集解县的情形。这里的“豪商猾贾”，与《世界境域志》中“来自不同城市的商人们”，可视作是同一群体，不过在具体城市空间上活动有先后差别而已。

河中盐院有波斯商人活动的线索，还可从宋人王禹偁“绿莎厅”典故可见一斑。宋王禹偁写诗贺柴成务高升，有句子描写后者在河中府之闲趣雅事，文为“红药阶墀曾吐凤，绿莎厅事旧鸣蛬”。对于“绿莎厅”，王禹偁引他所知晓的典故加以说明：“故事，河府院有绿莎厅，唐来治平时，好事者常加浇溉；兵兴之后，为不好事者铲去之。公好事者也，可复此景故云。”此处“河府院”，正称当为“河中院”，即“河中盐院”的省称。

王禹偁笔下“绿莎厅”得名来自可浇灌的植物——“绿莎”。葛承雍认为“唐河中府治所名为绿莎厅”，并从粟特语的译音字角度进行“绿莎”语源的探索，“推测绿莎或许是粟特语‘斯色万’(xsevan)的译音，即首脑、头子的称呼，可能为胡人比照粟特语统称州府官衙的叫法”。前述发见极具洞察力，惟斯色万的粟特语音与绿莎汉音相去甚远，不仅自身结论难言至确，对于否定王禹偁的植物说亦难言有绝对优势。

《波斯语汉语辞典》收录波斯语“”(Rusa)，即Scarf，汉译为“头巾”，此当为绿莎的中古波斯语语源。头巾是中古时期波斯男子必备的装饰，《新唐书·波斯传》对此有明确说明，文曰：“(波斯国)丈夫祝发，衣不剖襟，青白为巾帔，缘以锦。”头巾的直接关联者为波斯人，又因人而扩大到河中盐院厅房，这便是从指称角度理解绿莎厅的得名。换句话讲，用高辨识度的代表波斯族群的物品头巾，而非“王、首脑”的粟特语尊称来指称河中盐院的波斯人，应该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及政治生态。

河中府有波斯裔官员的信息，目前唯一可考是波斯人李素的墓志。元和十二年(817年)来华波斯人担任晋州长史的李素亡故，两年后(819年)刊刻的《大唐故陇西郡李公(素)墓志铭》在正文记载次子李景侁的勋秩官阶为“朝请大夫、试太常卿、上柱国、守河中府散兵马使”；三子李景伏的为“朝散大夫、试光禄卿、晋州防御押衙”。李景侁、李景伏兄弟获此勋秩的年代下限，据墓志记载是在贞元六年(790年)，即李素第一任夫人赐太原郡(君)王氏亡故时便已有此结衔。至于李氏兄弟出仕河中、晋州的上限，笔者曾撰文考证在贞元四年(788年)。值得注意的是，李素墓志铭上，李氏兄弟二人的勋秩衔名未单列志尾，可能卅年来并没有迁转。

《新唐书·方镇表》记载是年为了防止新河中节度使坐大，唐廷从河中节度使析置“晋、慈、隰防御观察使”。通过防御观察使的设立，将原先河中府节度使的军政辖区拆分。李景侁、李景伏兄弟二人，极有可能在这次军政调整后，分别以“散兵马使”和“防御押衙”的非正任的散职出任河中府和新设立防御观察使的晋州。这种散职获取路径，与贞元三年(787年)检括长安胡客入神策军不同。

而在长庆三年(823年)刊刻的李素第二任夫人《卑失氏夫人神道墓志铭》中，李景侁的结衔发生了变化，其为“右神策军散兵马使兼正将检校太子詹事景位(即景侁)”。此点表明至迟在该年之前，李景侁(景位)已经由河中府返回长安，进入神策军系统，任散兵马使正将，并检校东宫官，在官阶和待遇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而李景伏的结衔却依旧，仍为“前晋州防御押衙景复(即景伏)”。两下相较，李景侁(景位)的升迁值得关注。遗憾的是对于迁转的缘由，两方墓志皆语焉不详。

履职河中府散兵马使前后卅余年的李景侁，升迁的资历当不是贞元年间检括胡客。理解他的升迁，需要将其与前文所述河中盐院中戴头巾的波斯人关联起来考察。“就场专卖”盐法推行河中两池时，李景侁本人已在河中府散兵马使任上廿年，已经积累了一定程度的人际网络和社会资源。可以明确，他本人无法亲自从事河中两池颗盐的领盐行盐，但他勾连和维系了波斯商人的群体和网络。在网络的庇护和关照下，波斯商人们能够从事领盐行盐的活动。考虑到他终官是波斯王子、使者及其随从们组成的长安神策军散兵马使兼正将，则神策军与河中两池盐专卖、波斯商人的运销三者关系值得关注。总之，李氏为主要组织者的“招商活动”有着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仅他的迁转籍此得以实现，商人们对河中府的好感也大大提升。笔者有一个大胆的推测，“绿莎厅”得名，与卅年在此任官的李景侁干系颇大，不仅得名于斯且极有可能始于斯。

《世界境域志》收录了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大著名产盐地，并用波斯语盐湖专名布格舒尔加以冠名。井盐的介绍，选择了剑南东道泸州富义井；而池盐的强调，则为长安附近最著名和产量最大的河中两池。前者介绍仅限于盐与江两大地物，很大程度上表明商人们未曾驻足；后者则专注于两池附近的河中府城，介绍城市规模、商人驻城以及经商环境的评价，透露了波斯商人们驻城领盐行盐的信息。至于时间节点，当在元和三年盐铁使李巽将就场专卖盐法推行至河中两池之后。正史文献中，并没有波斯商人们进入中国国家盐专卖领域的任何蛛丝马迹。幽壤墓铭、王禹偁搜集的《典故》两种不同源、不同年代的汉籍材料中，都能挖掘和提取出河中府内甚至府城内河中盐院空间上与波斯有关的信息；前者能挖掘波斯裔官员任职河中府的信息，后者“绿莎”所反映指称者和在场者为波斯商人的信息。将之与《世界境域志》中布格舒尔进行拼接，可以勾勒以波斯裔官员李景侁为节点，关联波斯商人们在河中盐院的活动场景。活动的重心，必定是凭藉就场专卖盐法在河中两池政策推行的普惠，而致力于波斯商人驻城领盐行盐。波斯地志中邻近长安且辖有盐池城市为河中府蒲州考订清晰，以及盐院空间上波斯裔官员及波斯商人活动的复现，提供了认识和理解波斯商人深度参与唐朝经济、商贸活动的生动案例。唐代国家制度的包容性，亦借此而窥得一斑。

（本文原刊《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5-152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