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后建立于江南的东晋侨寓政权，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颇为特殊的意义。黄河流域传统政治、文化重心区，历史上首次被匈奴、鲜卑、氐、羌等政权统治，所谓“神州陆沉”，“翻成被发之乡”。从“中心”流亡到“边缘”的司马氏皇室和侨姓士族，一方面抱有“寄人国土”的流亡意识，另一方面也保持身份、文化上对江南人的优越感。在这种背景下，“故国”成为重要身份标识和政治凝聚象征，并由此在制度、观念和行为等层面形成一种新型王朝统治文化，显示侨民身份的侨州郡县制和黄白籍制，为“克复神州”多次进行的北伐，均为其例。

从故国情感来说，穆帝永和年间是一个重要变化期。曾有过“中朝”生活经验的第一代政治人群逐渐逝去，幼年过江或生于江南的下一代士人，对于西晋旧土的认识主要来自两种途径，一是通过阅读此前积累的史传、地志、诗赋等知识文本，一是长辈的掌故讲述。对于他们而言，西晋旧土不再像父辈那样寄托着人生重要的生活记忆，而是成为兼具文本熟悉感和现实陌生感的存在。

从永和二年（346）桓温伐蜀开始，特别是石赵末年北方动乱，东晋政权的军事行动开始取得进展，先后进军巴蜀、关中和黄河下游地区，并一度收复洛阳。这些颇受后方关注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塑造着桓温的政治声望，另一方面通过书信等形式，传递着行军途中或驻守期间的风土见闻，从而造成一种重新“发现”故国风土的文化热情。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随着刘裕北伐而臻于极盛。

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借由阅读和讲述所塑造的华夏旧土想象，如何随着外部环境变动而被激活和转化？被重新“发现”的故国风物和古迹，如何影响东晋士人的文化情感和知识生产？又具有怎样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书信、赋体文学、地志和随军征行记，是相关的主要文献。本文重点聚焦于其中三种文本——王羲之与友人周抚的通信（草书《十七帖》）、杨羲抄写的西晋潘岳《关中记》佚文、伏滔《北征记》这一最早出现的随军征行记，对上述问题试加探讨。

一、《十七帖》与王羲之的蜀地认知

被唐人张彦远称为“煊赫著名帖”的草书《十七帖》，是唐太宗整理所购求的王羲之书“三千纸”后，“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与言语，以类相从缀成卷”，该卷卷首有“十七日”等字，“故号之”。《十七帖》中的书信，大部分是王羲之写给友人益州刺史周抚的。周抚于永和二年随桓温伐蜀，之后留镇蜀地近20年。

王羲之和周抚的通信中，谈到了蜀地山川风物、古迹以及耆旧人物后裔等，内容丰富。其中有些是王羲之主动去信咨询；有些是周抚来信谈及，王羲之读后意犹未尽，又去信追问。自西晋永兴元年（304）巴氐李氏据蜀，蜀地与司马氏朝廷隔绝40多年，再加上周抚的关系，使得王羲之对蜀地充满热情，甚至有想去远游的冲动，“想足下镇彼土，未有动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已）驰于彼矣”（《游目帖》），“勿谓虚言，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七十帖》）。而除了心驰神游的情感激发外，信件透露出的王羲之的蜀地“知识储备”，同样值得关注。如《游目帖》说：

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杨（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

信中提到，王羲之阅读周抚“别疏”后，获知蜀地“山川诸奇”，很多不见于扬雄《蜀都赋》和左思《三都赋·蜀都赋》记载。据此来看，这两种赋文与当时士人的蜀地风土认知颇有关系。两赋均为人所熟知的文学名篇，内容也都是以“蜀都”成都为中心，叙述蜀地山川风物和城邑景观。如王羲之《盐井帖》提到的盐井、火井，即见于两种赋文记述（扬雄赋云“火井”、“盐泉”，左思赋云“火井沉荧于幽泉”、“墨井盐池”）。王羲之当是通过阅读两种赋文，获知蜀地有这种新奇风物，但又对赋文记述不太确信，因此特意去信询问周抚是否亲眼见过：“彼盐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见不？为欲广异闻，具示。”

两种赋文中，撰写于西晋后期的左思《三都赋》，曾让“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对于西晋末年出生的王羲之而言，尤其具有“流行阅读”的意义。该赋撰成后，很快就有张载、刘逵为其作注，卫权又为之作《略解》，后者序文说：

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借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只增烦重，览者阙焉。

后来收入《文选》的《三都赋》，保存有张载、刘逵旧注，内容确如卫权所说，对赋文提及的“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多有注解。如前面提到的盐井、火井，注文是：“蜀郡有火井，在临邛县西南。火井，盐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须臾许，隆隆如雷声，焰出通天，光辉十里，以筒盛之，接其光而无炭也。”又说：“蜀都临邛县、江阳汉安县皆有盐井。巴西充国县有盐井数十。”《三都赋》问世不久，形成正文和注释并行的阅读文化，这一点必然会影响到王羲之。换言之，王羲之通过阅读《三都赋·蜀都赋》获得的蜀地风土地理知识，自然也包括注释内容在内。

扬雄赋、左思赋没有提到的蜀地风物古迹，王羲之明显感到陌生。对周抚信中提到的成都“汉时讲堂”，王羲之回信问道：

知有汉时讲堂在，是汉何帝时立此？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画又精妙，甚可观也。彼有能画者不？欲因摹取，当可得不？信具告。

该帖首句和第二句两次出现“知”，表明王羲之此前并不了解这处“汉时讲堂”。扬雄赋、左思赋及现存张载、刘逵注释，确实均未提及。这处“讲堂”是西汉蜀郡太守文翁所立，后遭遇火灾，东汉兴平元年（194）太守高眹主持修缮。修缮后的讲堂，有周公礼殿、文翁石室、高眹石室三座主要建筑，礼殿内有壁画，柱上刻有铭文，记述讲堂由来和重修过程，建筑和铭文唐宋时期仍存。与王羲之生活时代相近的常璩，以及时代更晚的刘宋任豫和萧梁李膺，在《华阳国志》及《益州记》中对讲堂均有记述。周抚对于讲堂的始建、火灾和重修，应是清楚的，但在最初写给王羲之的信中，看来并未详细介绍。

王羲之想要“摹取”的壁画，传闻是西晋张收所画。唐永徽元年（650）《益州学馆庙堂记》称：“其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等神，及历代帝王之像。梁上又画仲尼七十二弟子，三皇以来名臣。耆旧云：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吏（史）张收笔。”张收正是与《三都赋》关系密切的张载之父。不过，此说来自“耆旧”传闻，不见于早期记载，仍有疑问；而且即便与张收有关，究竟全是张收之笔，还是在东汉壁画基础上增缮，也不清楚。

讲堂之地，当时可能还有一些“汉时”碑刻。2010年，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发现两件东汉碑刻，其一为元嘉二年（152）修葺的裴君碑，其一为李君碑。后者有本初元年（146）旁题，提到“建福学校”等事；碑阴又提到阳嘉二年（133）文学主事掾郑廉等人，“贪慕嘉化，而立石表，纪序贤君良佐，列画殿堂”。这两件德政石碑可能就是“汉时讲堂”旧址之物。

“汉时讲堂”见于《华阳国志》《益州记》等多种风土地理文献记载，是成都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古迹，而王羲之此前对其竟不了解，让人有些意外。值得注意的是，《汉书·文翁传》只是说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并没有提到“讲堂”。扬雄就是蜀人，赋文亦未提及。左思写作《三都赋·蜀都赋》之前，特意咨询过张载“岷邛之事”，张载到过父亲张收任职的成都，留有《登成都白菟楼》诗，诗中有“重城结曲阿，飞宇起层楼”、“街术纷绮错，高甍夹长衢”等句，肯定见过这处“汉时讲堂”。但不知为何，左思赋文也没有记述。或许是受限于赋文本体内容，张载、刘逵注释亦未提及。《汉书》等史传和两种赋文的“缺载”，造成王羲之的“不知”。

周抚的来信，无疑大大扩展了王羲之的蜀地风土认知，王羲之可随时去信询问，这是与赋文阅读完全不同的知识体验。有意思的是，在与周抚通信前，王羲之已有过一次向人询问“蜀中事”的经历。《成都城池帖》云：

往在都，见诸葛颙（或作显），曾具问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门屋、楼观，皆是秦时司马错所修，令人远想慨然。为尔不？信乙乙示，为欲广异闻。

这应是王羲之早年在建康之事。扬雄赋、左思赋对成都城邑均有铺陈描写，如左思赋就提到“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途”、“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但两赋都没有提到秦代筑城之事。张载、刘逵注释有简单提及，称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前311）“使张若与张仪筑成都城”，但没有提到司马错。也就是说，王羲之从诸葛颙（显）谈话中获得的司马错筑城“掌故”，是溢出扬雄赋、左思赋之外的知识。秦代所筑“成都城池”景观，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说：“周回十二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门）置观楼，射兰（阑）。”常璩也称该城是张仪和张若所筑，没有提到司马错筑城。在“门屋楼观”中，西门城楼据说保存了一些秦代风貌。任豫《益州记》：“诸楼年代既久，榱栋非昔，惟西门一楼，独有补葺，张仪时旧迹犹存。”李膺《益州记》：“少城有九门，南面三门，最东曰阳城门，次西曰宣明门。蜀时张仪楼，即宣明门楼也。”周抚当然会亲眼看到这座“次西”的宣明门城楼，但不知其在回信中如何解释诸葛颙（显）的司马错筑城之说。

相比于风物古迹，王羲之对于蜀地人物更熟悉。《谯周帖》：“云谯周有孙□，高尚不出，今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严君平帖》：“严君平、司马相如、杨（扬）子云皆有后不？”信中提到的严君平、司马相如、扬雄、谯周四位蜀地“名人”，事迹见于《史记》《汉书》《三国志》以及《益部耆旧传》等记载。诸书都是当时被士人广泛阅读的史传文献。不过，相关史传中并未记载蜀地“名人”后裔的情况，王羲之对此流露出浓厚兴趣。

如何理解王羲之在书信中呈现出的蜀地知识状态？琅琊王氏作为东晋初期最有权势的士人家族，在书籍和知识获取途径方面，处于当时文化链顶端。由此而言，王羲之对于蜀地的“知”与“不知”，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阅读史话题。

自扬雄《蜀王本纪》以来，蜀地地方知识撰述已经有很多积累。常璩《华阳国志·序志》概括说，有“本纪”，有记述人物的“史录”和“耆旧”，以及“颇言山水，历代转久，郡县分建，地名改易”的“地里志”等多种撰述形式。他还提到，汉晋时期“人君学士”了解蜀地风土地理，一个重要途径是“提封图簿，岁集司空”，也就是围绕年度上计活动的地方知识汇总。《华阳国志》提到的《巴郡图经》，可能就与此有关。这种官方性知识汇总，包括文字、地图等形式，与州郡地志、异物志、先贤传、耆旧传等地方志书编纂，均有密切关系。左思《三都赋·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其中提到的“地图”，应当来源于此。

左思提到的“方志”，从“鸟兽草木”句义看，似指“异物志”之类的撰述。左思撰写《三都赋》时代，州郡地志撰述已经流行，常璩提到“颇言山水”的“地里志”类文献，与此有关。谯周曾撰有《巴蜀异物志》，或即左思参考过的“方志”之一。

西晋永兴元年巴氐据蜀后，司马氏朝廷无法再得到与上计有关的蜀地知识，加上永嘉之乱导致文献亡失，东晋初期获取蜀地知识的途径有限。当时士人的“基本阅读”是五经、诸子、史传，此外就是带有“流行阅读”色彩和写作范本意义的诗赋名篇。被孙绰称为“五经鼓吹”的都邑赋代表——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尤其受到重视。都邑赋写实性很强，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方志性”特征，在东晋初年的知识环境和阅读状态下，其风土地理知识意义无疑会被放大。

由此可以理解王羲之对于蜀地的“知识储备”。《史记》《汉书》《三国志》《益部耆旧传》等史传中记述的蜀地先贤人物，扬雄赋、左思赋中记述的蜀地地理风物，是他耳熟能详的内容，加之听闻长辈讲述，由此积累起来的蜀地风土认知，在桓温伐蜀背景下，由于西晋旧土失而复得的社会氛围而被激活。王羲之书信中流露出的文化心理，在当时建康和江南知识界应当是普遍存在的。其他参与伐蜀以及之后有机会任职蜀地的士人，也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向建康等地传递有关蜀地的各种知识。

巧合的是，王羲之与周抚往复通信谈论蜀地风物古迹时，正是现存蜀地最重要的早期方志文献——《华阳国志》的成书时期。该书的出现，正好满足了桓温军事讨伐行动而带来的蜀地关注和知识需求。实际上，王羲之在书信中提出的问题，很多都可以在《华阳国志·蜀志》中找到相关“解答”。可能由于流传的关系，王羲之和周抚的往复书信中完全没有提及该书。此后一直到西魏废帝二年（553），蜀地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江南政权控制下。政治隔绝之感的消失，加上又陆续出现任豫《益州记》、李膺《益州记》等细节丰富的地志文本，对于南朝时期的江南士人而言，面对遥远的蜀地风物古迹时，已不会再像王羲之那样充满激动之情。

二、《关中记》抄写与神仙世界的故国

王羲之与周抚的通信，反映出永和前后东晋士人对于华夏旧土的认知状态。扬雄赋、左思赋成为王羲之蜀地认知的重要知识来源，除了都邑赋本身的“方志性”色彩和地方知识承载意义外，永嘉之乱后文献亡失和政治隔绝，导致士人获取蜀地风土知识远不如西晋时期便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永嘉之乱导致的文献典籍流失非常严重。西晋荀勖《中经新簿》著录秘阁藏书有29945卷，东晋之初“渐更鸠聚”，仅存3014卷。这是朝廷藏书的情况。流亡到江南的侨姓士族，也不可避免面临私家藏书的散失。如藏书丰富的张嶷、傅颖根两家，永嘉之乱中“避难南行”，最初携带不少书籍，由于逃难不便，只好“料简世所稀有者，各各保录”。这种情况在当时南渡士族中是很普遍的。至于江南旧族的藏书，受到战乱影响相对较小，如钱塘范氏“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因此，东晋初期实际的文献状况，不像朝廷藏书的亡散那么严重。只不过对于无法踏足华夏旧土的东晋士人而言，风土地理知识获取无疑会变得困难。

这就难免使人好奇，与华夏旧土有关的地志文献，永嘉之乱后在江南流传和阅读状况如何呢？东晋兴宁年间杨羲抄写西晋潘岳所撰《关中记》，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珍贵史料。其抄写时间，恰好在王羲之和周抚通信后不久。

杨羲抄文收录于陶弘景编纂的《真诰》卷17《握真辅第一》。兴宁年间，句容许谧、许翙父子和“真人”杨羲进行了后来在道教史上影响巨大的仙降活动。相关记录呈现为神仙来游、杨羲代言写出的片段式文本状态，后来陶弘景收集这些文本，注解整理为《真诰》一书，其中也收录了少量与仙降活动无关，但由杨羲或许谧手书的内容。《关中记》抄文就是其中一些，陶弘景按语说：

右此前十条，并杨君所写录潘安仁《关中记》语也。用白笺纸，行书，极好。当是聊尔抄其中事。

今本《真诰》在按语前，有“渭水横桥”、“阿房殿”、“铸铜人十二”、“平陵杜陵铜钟”、“鸿门”、“沛公为汉王”、“高祖自汉中北出”、“杜陵”8条抄文。陶弘景按语称“右此前十条”，明显矛盾。细读抄文，有2条当析分。其一是“阿旁殿”条，后半部分“二世为赵高所杀于宜春宫”云云，与阿房宫无关；其二是“铸铜人十二”条，最后一句“（秦）庙中钟虡四枚”云云，亦与金人无关，“（秦）庙”之前亦有“｜”符号。析分之后，抄文正好10条，与陶弘景所云相符。

陶弘景并不清楚杨羲抄写的原因，判断为“聊尔抄其中事”。不过，从“用白笺纸，行书，极好”的描述来看，杨羲抄写态度显然很认真。现存10条抄文，是按照潘岳《关中记》原本顺序抄写的。陶弘景在“平陵杜陵铜钟”条、“高祖自汉中北出”条、“杜陵”条之后，各有一条按语：

（1）此后少始皇陵一事。

（2）此后少十五六条事，当是零失也。

（3）此一条增损，语小异，不解那得始（如）此。

据此可知，陶弘景在整理抄文时，与手头潘岳《关中记》全本进行过仔细比对。杨羲是按照《关中记》原本顺序抄写的，否则陶弘景不会特意指出“此后少”某事。杨羲是抄写在“白笺纸”上，当有多张，“高祖自汉中北出”条之后缺少的十五六条，陶弘景认为“零失”，所指或许就是缺失其中几张“白笺纸”。最让陶弘景感到困惑的，是“杜陵”一条，抄文与原本并不一致。

潘岳《关中记》见于两《唐书》著录，注明为一卷。该书久已亡佚，清代以来陆续有学者辑佚，但多未利用《真诰》保存的杨羲抄文。这些抄文不仅距离《关中记》撰述年代很近，而且是按照原本顺序抄写，对于了解文本原貌极为珍贵。

杨羲抄文从“渭水横桥”条开始，然后依次是“阿旁殿”、“宜春宫”、“秦铸金人十二”、“秦庙中钟虡”、“平陵杜陵二钟”5条。除了“平陵杜陵二钟”外，其他均为秦代遗迹。而缺失的“始皇陵”条，恰好见于《太平御览》引用，可以补入。不难看出，上述条目基本是按照渭水桥、宫殿、宗庙、陵墓的顺序记述。至于“平陵杜陵二钟”一条，或是因为“钟”的原因，而列于秦庙钟之后。

接下来的“鸿门”、“沛公为汉王”、“高祖自汉中北出”3条，均与楚汉之际有关。由此推测，“高祖自汉中北出”条、“杜陵”条之间缺少的“十五六条”，内容主要应是西汉时期的文化遗迹，如宫殿、宗庙、苑囿、陵墓等内容。再结合其他文献保存的《关中记》佚文，大致可以判断，现存西汉三辅治所、长安城、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建章宫、甘泉宫、上林苑、阙，以及时间早于杜陵的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等佚文，就是中间缺少的“十五六条”。

《真诰》保存的杨羲抄文第一条，即“渭水横桥”条，并不是《关中记》文本的开始。现存佚文中还有关中地理概述、山脉、河流以及周代遗迹、秦都咸阳等内容，按照抄文呈现的体例和内容顺序来看，很可能是在此条之前。而抄文最后一条（即“杜陵”）后，或许还会有时代晚于杜陵的渭陵、延陵等内容。

杨羲抄文和陶弘景的按语，透露出东晋至南朝时期潘岳《关中记》在江南的流传和阅读状况。《关中记》是潘岳任职长安令时所撰，有很强的访古色彩，特别是经常引用文献印证古迹，如“司马相如所云‘墓芜秽而不修’者是也”、“司马相如吊二世云‘临曲江之隑洲’，谓曲池也”、“《上林赋》所谓八川分流”、“《汉书》云‘张良解厄于鸿门’者也”，让人想到他在同一时期撰写的《西征赋》。《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潘）岳为长安令，作《西征赋》，述行历，论所经人物山水也。”该赋前半部分叙述从家乡到关中上任的途程，后半部分记述任职期间在长安周边访古的情形，提到了秦汉宫殿、园林、陵墓等诸多古迹，如“骛横桥而旋轸，历敝邑之南垂。门礠石而梁木兰兮，构阿房之屈奇”，描述的是访问渭水横桥、阿房宫遗迹的经历，可以与杨羲抄文相参照。

潘岳《西征赋》是汉晋纪行赋中的名篇，阅读者众，流传颇广。赋文涉及洛阳至关中一带的大量地理信息（尤其是长安周边），郦道元注《水经》时曾几次引用。据李善所说，《西征赋》亦有“旧注”，但“释文肤浅，引证疏略”。由此引出一个问题：阅读者面对该赋中提及的大量地点和遗迹，如何有效理解？

这就很自然让人把目光投向同为潘岳所撰的《关中记》。在当时的知识环境中，二者是否有某种阅读关联性？或者说，《西征赋》读者，会不会习惯性参读潘岳《关中记》，从而扩展了《关中记》阅读受众？

杨羲“少好学，读书该涉经史”，结合《真诰》来看，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真诰》卷17《握真辅第一》在《关中记》抄文之前，还收录有扬雄《玄为论》、庾阐《扬都赋》片段。他可能读过潘岳《西征赋》，或许正是因此起意抄写《关中记》。不过，如果联系《真诰》神仙的“籍贯”，会发现还有其他原因。如最关键的神仙三茅君兄弟，“籍贯”是咸阳南关，后来南渡成为茅山之主。记载他们神仙事迹的《茅君内传》，是杨、许仙降活动中出现的，杨羲很可能就是撰作者。

《真诰》卷11《稽神枢第一》记载中茅君“诰示”说：

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关土，坚实而宜禾谷。掘其间作井，正似长安凤门外井水味，是清源幽澜、洞泉远沽耳……子其秘之。吾有传纪，具载其事，行当相示。

陶弘景指出，此条是“定录君受作，密令尔（示）许侯”。“传纪”指《茅君内传》，此时尚未出示给许谧，故仍属“秘事”。这条记载透露出神仙中茅君（定录君）对洛阳和长安地理的熟悉。《茅君内传》疑似撰作者杨羲出生于江南，没有机会亲践这些地方，阅读和抄写《关中记》，正是其了解关中地理的重要途径。

除了来自“咸阳南关”的神仙三茅君，曾在长安生活的神仙司马季主同样值得注意。当时许谧计划撰写《真仙传》，欲将司马季主置于首位，但苦于事迹缺乏，难以下笔，于是向杨羲请教。杨羲在写给许谧的一封答信中说：

羲白：汉书载季主事，不乃委曲。嵇公撰《高士传》，如为清约。辄写嵇所撰季主事状赞，如别谨呈。

司马季主不见于现存《列仙传》《神仙传》，最早记述见褚先生增补的《史记·日者列传》，据称其本是楚人，汉初“卜于长安东市”，宋忠、贾谊曾“游于卜肆中”，见到“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班固《汉书》未载其事，杨羲说“汉书载季主事”，要么是记忆讹误，要么“汉书”是指广义汉代文献。嵇康《高士传》相关佚文见于《太平御览》引用，与《史记·日者列传》基本相同。

无论是“汉书”，还是嵇康《高士传》，记载的司马季主只是一位长安卜者，未见神仙情节。许谧对他如此感兴趣，列为计划撰写的《真仙传》之首，是有原因的。在杨羲之前，许谧曾与晋陵人华侨仙降，紫阳真人周义山是来游的主要神仙之一。现存《紫阳真人内传》题为华侨所撰，可能就是当时出现的文本。该传提到，紫阳真人曾“至委羽山访司马季主”。也就是说，司马季主是因紫阳真人的关系而被许谧关注。但《紫阳真人内传》仅有短短一句话，《史记·日者列传》《高士传》等文献又难以参照。杨羲只好“求助”来访的神仙大茅君：

季主托形隐景，潜迹委羽，《紫阳传》具载其事也。昨夜东卿至，聊试请问季主本末。东卿见答，令疏如别，为以上呈。愿不怪之，省讫付火。

据神仙大茅君（东卿）“讲述”，司马季主在委羽山“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于西灵子都”，后成为委羽山“石室大有宫”的神仙主者。他在升仙“临去之际，托形枕席，为代己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盘山之南。诸葛武侯昔建碑，铭德于季主墓前”。大茅君不仅详细介绍委羽山“石室大有宫”的神仙构成，甚至还“诵读”出季主墓碑的铭赞内容：“玄漠太寂，混合阴阳。天地交泮，万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别柔刚。鬼神以观，六度显明。”这些说法完全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当是出于杨羲虚构。陶弘景也不清楚司马季主这些神仙事迹的由来，只好说“汉史既不显其终，无以别测其事也”。

许谧、华侨仙降时，来游的神仙主要有两位，除了紫阳真人周义山（汝阴人），还有清灵真人裴玄仁，他的“籍贯”是右扶风夏阳，也属于关中。据说裴玄仁先后在本郡和长安任官。许谧所熟悉的句容修道前辈鲍靓兄妹，在神仙中茅君的讲述中，前世则成为杜陵北乡人。《真诰》卷12《稽神枢第二》：

鲍靓，靓及妹，并是其七世祖李湛、张虑，本杜陵北乡人也。在渭桥为客舍，积行阴德，好道希生，故今福逮于靓等，使易世变练，改氏更生，合为兄弟耳。根胄虽异，德荫者同，故当同生氏族也。今并作地下主者，在洞中。

本条及之后“葛玄”、“左慈”两条，均为中茅君讲述、杨羲手书，以答许谧之问。许谧年轻时见过鲍靓，鲍靓之妹是葛洪之妻，葛玄是葛洪从祖，左慈又是葛玄之师。许谧的相关提问，是想了解自己所熟悉的句容修道前辈，在神仙世界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晋书》《神仙传》《道学传》等记载的鲍靓兄妹籍贯，差异很大，有东海、琅琊、上党、陈留等不同说法。中茅君则说，鲍靓兄妹是七世祖李湛、张虑的“易世变练，改氏更生”，两位先祖原是杜陵北乡人，在渭桥经营客舍。这种说法完全不见于其他文献。巧合的是，杨羲《关中记》抄文正好有“杜陵”、“渭桥”两条。

还有两位茅山中的神仙与长安有关。一位是杜契，据称建安初年到江东，先是随从孙策、孙权，曾任立信校尉。黄武二年（223）“渐学道，遇介琰先生，授之以玄白术，隐居大茅山之东面也”。另一位是京兆人陈安世，见于《神仙传》《抱朴子内篇》和《晋书·许迈传》，据称往来于茅山与洞庭之间。

总之，通过杨羲“手书”神仙诰示而构建的，以句容茅山为舞台的神仙世界，很明显存在一个“故国—江南”的地理骨架。其中，以长安、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杨羲仙师魏夫人生活过的河洛地区，尤为重要，是诸多神仙的“故乡”。由于出场的神仙都有一个明确“籍贯”，而且大部分都来自已经沦陷为胡族统治、与江南隔绝的华夏旧土，代言者杨羲需要细致了解这些地方的风土地理知识，以备许谧父子之问。这才是他抄写潘岳《关中记》的真正动机，而且他抄写的恐怕也不止《关中记》，还会有河洛等地的地志文本。这是一种与王羲之不同的故国风土认知动力。

需指出的是，“少好学，读书该涉经史”的杨羲，具有士人和修道者双重身份。许谧更是“少知名，儒雅清素，博学有文章”，后来选补太学博士，“入为尚书郎、郡中正、护军长史、给事中、散骑常侍”，长期在建康任官。许谧还把杨羲推荐给时任丞相的会稽王司马昱（后来的简文帝），“用为公府舍人自随”。许谧、杨羲开始仙降活动之前的十余年间，正是桓温北伐取得重要进展的时期，东晋军队一度进至关中，并收复故都洛阳。这必然深刻影响都城建康的政治和文化氛围，激发士人对于华夏旧土的认知热情。身处其中的许谧和杨羲，自然也受到这种氛围感染。

三、北伐与随军征行记

东晋中后期，兴起一种新型地理写作——随军征行记。可考者有伏滔《北征记》、孟奥《北征记》、伍缉之《从征记》、丘渊之《征齐道里记》、戴延之《西征记》、徐齐民《北征记》、裴松之《北征记》、郭缘生《述征记》及《续述征记》等多种，可惜均已亡佚。这些征行记大都与刘裕北伐有关。但最早的伏滔《北征记》，与太和中桓温北伐有关，对于理解这种撰述形式的出现最为关键。

伏滔《北征记》文本原貌已不得而知。现存佚文20余条，涉及姑孰、石头城、广陵、梁国、赖乡、下邳、彭城、官渡、黄河等地点，正与太和四年（369）桓温率大军自姑孰出发，经广陵、下邳、彭城等地北伐前燕一致。从内容来看，涉及山脉、河流、津渡、城垒、祠庙、墓葬、碑刻、传说等，与州郡地志类似。但在记述顺序上，是以行军路线为纲，呈现为“移动的风景”，与州郡地志差异明显。

伏滔为何要撰写《北征记》？巧合的是，当时与伏滔同在桓温幕府之中，参与了北伐行动的袁宏，曾奉桓温之命撰有《北征赋》，事见《晋书·袁宏传》及《世说新语·文学》“桓宣武命袁彦伯作《北征赋》”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宏从温征鲜卑，故作《北征赋》，宏文之高者。”又引《晋阳秋》云：

宏尝与王珣、伏滔同侍温坐，温令滔读其赋，至“致伤于天下”，于此改韵。云：“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今于‘天下’之后便移韵，于写送之致，如为未尽。”滔乃云：“得益‘写’一句，或当小胜。”桓公语宏：“卿试思益之。”宏应声而益，王、伏称善。

袁宏此赋写成后，桓温“与时贤共看，咸嗟叹之”，颇受赞誉。而伏滔正是“共看”的“时贤”之一，还奉桓温之命当众诵读过该赋。《晋阳秋》记述的赋文修改之事，就发生于此时。该赋早已亡佚，仅存少量辞句，从提及的“获麟于此野”、“背梁山，截汶波，泛清济，傍祀阿”等地点来看，是太和中桓温北伐所经之地。显然，袁宏此赋和伏滔《北征记》之间，存在某种“共生”关系。

袁宏《北征赋》属于军事征伐赋，这种题材出现于汉末三国之际，带有强烈“宣传文学”色彩。袁宏奉桓温之命撰写此赋，铺陈北伐之军威，意旨同样如此。桓温北伐作为焦点性事件，前线和后方之间存在高频率信息流动。现存王羲之书信透露了相关讯息，如《二十三日帖》：

二十三日发至长安，云渭南患无他，然云符徤（苻健）众尚七万，苟及最近，虽众，由匹夫耳。即今克此一段，不知岁终云何守之？想胜才弘之，自当有方耳。

这封信谈到的是永和十年桓温北伐关中，“进至霸上，（苻）健以五千人深沟自固”之事。王羲之从随军友人寄给后方的信件中，获知这些消息。王羲之在一些信件中，多次流露出对桓温和北伐进展的称赞。《破羌帖》云：

知虞帅云桓公以（已）至洛，即摧破羌贼，贼重命，想必禽（擒）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实著，自当求之于古，真可以战，使人叹息。

这封信谈到桓温永和十二年北伐收复洛阳的情形，消息则来自“虞帅”。此外，王羲之还收到别的来信：“得谢、范六日书，为慰。桓公威勋，当求之古，令人叹息，比当集姚襄也。”王羲之对于桓温北伐成果显然非常兴奋，在另一封信（《虞义兴帖》）中说：“虞义兴适送此，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以当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踪，使人叹慨，无以为喻。”从流动于北伐前线和后方士人间的信件不难获知，桓温北伐动向极受后方关注，前线消息传递也非常迅速，由此形成了以建康为中心的后方舆论之网。桓温的军功及声誉，正是建立于舆论之网中。桓温命袁宏作《北征赋》，是希望借助于赋体文学的铺陈功能，颂扬自己的北伐功业。

这篇被桓温等人“咸嗟叹之”的《北征赋》，在北伐进军的舆论热潮之下，必然受到东晋朝野高度关注。这对于理解伏滔《北征记》的写作契机，是一个重要线索。袁宏、伏滔同在桓温幕府之中，但袁宏性格高傲，对于幕府中将二人并称为“袁、伏”，颇感不满，认为“与滔比肩，何辱之甚”。伏滔性格则颇为不同，据《晋书》记述，太元年间晋孝武帝“会于西堂，滔预坐”，回家后对其子说：“百人高会，天子先问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从中不难想知其性格。对于桓温的“深加礼接”，袁宏想必也怀有类似自矜。其撰作《东征赋》时，“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伏滔先是“苦谏”，后“密以启温”。

就内容侧重和记述方式而言，征赋和征记存在明显区别。但铺陈风土地理信息的都邑、纪行、征伐等赋，阅读起来难度比较大。因此，与赋“共生”出现的相关地志文本，某种意义上会产生类似于“赋注”的知识效果。上节讨论的潘岳《西征赋》和《关中记》即如此。太和四年桓温北伐，从驻地姑孰出发，经建康、广陵等地向北行进。颂扬此次北伐的袁宏《北征赋》，也是从姑孰开始，按照进军路线铺陈写作。现存伏滔《北征记》佚文，同样与北伐进军路线相符。也就是说，撰写于同一次北伐背景下的袁宏之赋、伏滔之记，文本顺序是沿着同一进军路线展开的。即便伏滔之记的写作初衷并不是为袁宏之赋作“注”，但从阅读者角度来说，很容易形成类似知识关联。

宣传性的袁宏之赋、知识性的伏滔之记，对应的是后方士人对于北伐进军的两种期待。首先是军事胜利，其次则是希望获知沦陷于胡族统治数十年之久的故国现状。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关中时，有这样一件事：

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或人问之曰：“潘安仁作《怀旧赋》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丘、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对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写书误耳。”

傅亮等人在北伐进军途中讨论的问题，来自于潘岳《怀旧赋》中提到的嵩丘、太室二山。傅亮给出一个勉强解释，是否正确暂且不论，问答中透露出的士人赋体阅读以及北伐过程中的地理印证，很值得注意。这让人想到潘岳《关中记》多次引用司马相如赋和《汉书》的记述。通过史传、地志、诗赋等文本阅读而对故国风土充满想象的东晋士人，有机会随军踏上故国土地时，同样如此。

随着东晋军队不断进军，传递前线消息的书信，不仅报道着军事行动进展，也会谈到这些印证和发现，成为后方关注的热点。以往在文本中读到的风物古迹，会备受关注。义熙十二年朱超石随刘裕北伐至洛阳，在写给兄长朱龄石信中，谈到不少当地风物古迹，现存6条佚文：

（1）登北芒（邙）远眺，众美都尽。光武坟边杏甚美，今奉送核。

（2）洛下道路本好，青槐映荫可爱。

（3）桥去洛阳宫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圆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

（4）千金堤旧堰谷水，魏时更修，谓之千金坞。

（5）陵云台上有奇井，望之幽然。以一石子掷之，久方闻声。

（6）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

朱龄石奉刘裕之命留守建康，“配以兵力，守卫殿省”，兄弟二人大概就北伐军事进展时有通信。而朱超石信中所谈的，显然不止是军事消息。现存6条佚文，均为“旧都”洛阳风物古迹，时间更早的陆机《洛阳记》、杨佺期《洛阳记》等已有相关记载。朱超石兄弟或事先读过相关文献。这些原本属于私人性质、北伐过程中传递消息的信件，后来以“朱超石《与兄书》”的文本形式公开流传，与《洛阳记》《东京赋》等文本一起，为郦道元《水经注·谷水》所引用。

与此相关，同样随刘裕北伐的戴延之，在《西征记》中记述了洛阳邙山张母祠：“永嘉中，此母有神术，能愈病，故元帝渡江时，延圣火于丹阳，即此母也。”与这所祠庙有关的信仰，永嘉之乱后传入江南地区，为人所熟知，故而戴延之特别指出。由此来看，北伐随军过程中出现的征行记写作，一方面是“撰述”，另一方面跟朱超石《与兄书》一样，最初带有强烈的“新闻”报道色彩，在北伐进军带来的舆论热潮和故国“发现”氛围下，满足着后方士人的好奇心理和阅读需求。伏滔有意或无意地将州郡地志的知识记述方式，与征行赋意旨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兼具宣传功能和知识功能的地理文本，并在之后被仿效和发展，最终在刘裕北伐时期出现随军征行记写作热潮。

与桓温时期相比，刘裕北伐时期的随军征行记撰述，有更为强烈的政治宣传和“造宋”舆论营造意图。需要强调的是，在政治宣传和舆论意图背后，是东晋时期“故国”作为文化符号和政治资源的重要意义。义熙年间刘裕北伐时，经过留城张良庙，曾下教修复该庙。教文云：

途次旧沛，伫驾留城，灵庙荒顿，遗象陈昧，抚事怀人，永叹实深。过大梁者，或伫想于夷门；游九京者，亦流连于随会。拟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构榱栋，修饰丹青，蘋蘩行潦，致荐以时。抒怀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此次提到的“怀古之情”，一方面是踏上故国土地时的感慨，另一方面隐含着修复故国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刘裕大军收复洛阳后，颜延之撰有《北使洛》诗：“途出梁宋郊，道由周郑间……伊谷绝津济，台馆无尺椽。宫陛多巢穴，城阙生云烟。”同一时期奉命慰劳北伐军的谢灵运，在《撰征赋序》中写道：“沿江乱淮，溯薄泗、汴，详观城邑，周览丘坟，眷言古迹，其怀已多……于是采访故老，寻履往迹，而远感深慨，痛心殒涕。”对于东晋政权和士人而言，被北伐进军激发的“怀古之情”，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情感抒发，而是政治凝聚力的重要来源。桓温、刘裕政治权势的建立、维系和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故国”有关的政治文化氛围。

与这一政治文化氛围密切相关的随军征行记，是东晋视角下的故国风土“发现”，预设的读者主要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后方士人，记述立场和情感有一定倾向性。

有意思的是，由于同一时期北方州郡地志撰述的缺乏，这些文本后来被北朝士人广泛阅读。郦道元注《水经》时大量引用，其中夹杂着的故国“发现”情感，也因此反映在《水经注》文字之中。北朝士人在阅读中，逐渐发现这些文本的缺陷。郦道元说：“考寻兹说，当承（郭）缘生《述征》谬志耳。缘生从戍行旅，征途讯访，既非旧土，故无所究。”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对刘澄之《（永初）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的批评更为激烈：“（刘）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于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除了道听途说、记述不够准确之外，这类文本中隐含的东晋（江南）视角和潜在优越感，让迁洛之后华夏文化正统意识日益上升的北朝士人感到“不适”。

结语

依存于故国情感之中的身份标识和政治凝聚，是理解东晋侨寓王朝政治文化的关键。永嘉之乱后，沦为胡族统治的华夏旧土，对于幼年过江或生于江南的东晋士人而言，逐渐成为阅读或讲述中的想象之域，作为承载着他们文化情感的地理空间，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世界中扮演重要角色。

史传、地志以及诗赋等文本，是东晋士人了解华夏旧土的主要文献途径。其中，铺陈风土地理信息的都邑、纪行等赋，由于其写实性和广泛的阅读受众，在士人知识世界中占有重要位置。本文所讨论的三个事例，无论是王羲之的蜀地认知，还是杨羲抄写《关中记》，抑或是伏滔的《北征记》写作，背后都或显或隐浮现着赋的影子，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塑造着东晋士人华夏旧土认知的众多文本，影响力并不是等量的，受关注度更高、更方便获得的“流行”文本，在阅读上处于优势地位，更容易成为文化想象和情感共鸣的知识来源。随着学术潮流从“经史之学”过渡到“文史之学”，事类知识日渐受到重视，“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新的知识需求也在影响士人的阅读习惯。由此形成的华夏旧土想象，随着永和年间东晋军队开始不断进军到巴蜀、关中、洛阳及黄河下游等地区，被激发和转化为围绕故国风物古迹的知识热情，也营造了一种政治和文化氛围。从时间上说，桓温时期主导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对于理解这种氛围的出现尤为重要。

从前线传来的消息，可分两类，一种是军事性和政治性的；一种是知识性的，报道着行军途中的风土见闻。由这两类消息构成的舆论场，一方面塑造着北伐统帅的政治声望，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东晋士人的文化行为。王羲之与周抚的蜀地通信，作为一种收复华夏旧土背景下风土消息传递，在之后刘裕北伐时朱超石的《与兄书》中仍可以看到。杨羲抄写潘岳《关中记》，出现于桓温北伐关中、收复洛阳之后的政治环境和氛围之下，显示出江南信仰世界与“故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伏滔的《北征记》写作，作为军旅征伐赋的延伸，开启了一种兼具政治宣传性和风土知识性的新型地理写作形式，成为之后刘裕北伐的舆论营造载体。

承载着华夏旧土认知和想象的阅读、讲述和写作，对于东晋时代而言，不仅是风土地理知识的记述和流动，也是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政治资源，是故国意识、政权凝聚、身份认同、政治宣传与知识生产复杂互动的结果。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和文化机制，即从“中心”流亡到“边缘”之地的侨寓政权如何维系文化优势和政治凝聚力，是东晋王朝在中国史研究中的特殊意义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刘宋中期以后，随着北魏占领河南之地和南北格局的稳定化，建康作为华夏世界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意识日益增长，“故国”的文化符号和政治资源意义在逐渐淡化。与之相应的，则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尝试借助政治地理空间上的继承性，强化拓跋政权与汉晋王朝的联系，塑造华夏正统。南北朝后期交聘使节显著的文化竞争意识，就产生于这种背景之下。

（本文原刊《历史研究》2022年第5期第72—94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