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

潘晟

有关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一般将注意力着重于地图发展和地图绘制的科学意义和科学史价值，如王庸《中国地图史纲》（注：王庸：《中国地图史纲》，三联书店，195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注：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科学出版社，1984年。）、曹宛如等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注：曹宛如、郑锡煌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一元）、（明）、（清），文物出版社，1990年，1994年，1997年。） 等。 著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其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注：（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科学出版社，1976年（内部）版。），与中国古代地理学真正有关的是科学的制图学，并把制图学作为其论述的核心。由此他对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所作的论述自然着重于地图学科的科学发展历程和它在科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近年来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姜道章先生在讨论中国传统地图学时，在着重于地图绘制特征的同时，也关注形成这些特征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并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注：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7卷，第3期（1998），第262—272页。）。而李孝聪先生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流散欧洲的中文古地图（注：李孝聪：《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同样的工作，近期有华林甫《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叶凯蒂先生从社会学角度精彩地剖析了近代上海地图所具有的民族、政治、文化意义（注：叶凯蒂：《从十九世纪上海地图看对城市未来定义的争夺战》，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8—121页。）。此外20世纪90年代前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地图学史巨著《地图学史》，该书第二卷第二部《东亚和南亚传统制图学》用大量的篇幅，从政治、经济、宗教、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地理学、天文学和测量技术等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书中专门讨论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使用与宗教和战争的关系、地图管理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考据学与制图学、地图中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制图中的视觉艺术、地图体现的宇宙观、西方实测技术对中国制图学的影响等等。该卷还把中国古代地图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古地图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阐明地图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社会功效（注：朱竞梅：《清代北京城市地图研究的总结与思考》，载《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第77—85页。此处引文笔者依据自己的理解作了一定的改动。由于该著笔者没有亲见，所以不能够做深入的评价。正文所言乃依据朱文提供的内容所做的推测。不当之处，文责自负。有关《地图学史》的出版和分卷情况参阅该文注释24，另参考姜道章：《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回顾》，载《汉学研究通讯》第17卷第2期（1998年），第169—177页。）。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地图学史研究的社会政治视角和文化视角。

在有关中国地理学的研究中，李约瑟先生虽把制图学作为其论述的核心，由于他的目标是比较中国古代地理学与西方地理学的发展，自然以主流的科学认识层次上的制图学作为论述的对象，因此在这一巨著里也还没有讨论大量的方志地图。国内有关地方志地图的论述主要关注于地图绘制自身的技术性问题以及文献学意义的讨论，如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注：曹婉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严州图经〉》，《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3卷第4期（1994），第374—382页。），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注：阙维民：《中国古代志书地图绘制准则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5卷第4期（1996），第334—342页。），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注：苏品红：《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载《文献》2003年第3期，第267—284页。）等。国外相关的研究则比较注重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如上述芝加哥大学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地图学史著作《地图学史》，在其第二卷第三部《东亚南亚传统制图学》即专门讨论了中国古代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的关系。美国明史专家范德（Edward L.Farmer）《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一文同样从帝国权力与文化建构的角度对明代方志地图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做了诠释。他认为：方志提供的地方图景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观所涂抹，所以我们在其中发现许多一致因素，这些共同点向我们暗示作者们急于在更宠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己的地区要求一席之地（注：（美）范德（Edward L Farmer）著，吴莉苇译：《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他的这一视角虽然有助于从帝国整体的文化与权力建构的高度把握明代的方志插图研究，然而这种研究视角，在试图提供新的历史解释方面，主要局限在国家—文化—权力这一模式之内，与传统的政治史相比只是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案例和较多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提供丰富多彩的历史认识，而且无意中概念化了文化的政治权力色彩。从国家、地方、权力与文化角度出发的社会史研究模式往往容易走入这一困境。

地图和图形作为一种地理陈述，与其他地理陈述形式如地理志、地方志、诗文等一样，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多样的主观意向所呈现的不同的地理知识。因为谁要想表述一个地区或者一种现象，就必须象艺术家一样在头脑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图象：并且必须象艺术家有能力把他所看到的东西用手表现出来一样，地理学家也必须能够把思想上存在的图象用文字或者用画笔在地图上表述出来（注：（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王兰生译：《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13页。关于地理学中地理研究工作的表述形式，赫特纳在该书第五编“地图与图片”，第六编“文字表述”有十分详细经典的论述。）。这种地图形式的地理陈述，它在被绘制出来的过程中，融入了绘制者的视觉、感受和历史性观念。它作为一种陈述，并不一定与实际空间重叠和等同，毕竟它是人们对意识中的空间的复述（注：有关地图叙述与社会思想之间关系的论述参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11—113页；《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0—379页。）。它反映了绘图者、编绘者对当时当地的生活空间的感知和创作时代的社会需求，是地图陈述者的地理空间认知和空间意向的呈现（注：李孝聪：《古代中国地图的启示》，《读书》1997年，第7期，第140—144页。）。这些主观意向与意图往往集中体现在与地图编绘有关的陈述中，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这一侧面的把握，为进一步理解方志地图在地理学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新的思路。为此，以现刊天一阁明代方志为基础（凡现刊天一阁方志皆不再注明版本），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作一初步的个案分析。

一 明代方志地图编绘的政治意向及其认识差异

明代十分重视地理志的编修。明太祖洪武三年、六年、九年、十一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七年分别诏令天下纂修志书（注：黄苇等：《方志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7页。）。明成祖同样重视纂修地方志书。永乐十年颁布《修志凡例》十六则（注：万历《寿昌县志》卷首，万历十二年刻本。），永乐十六年再次颁布《修志凡例》二十一则（注：正德《莘县志》卷首。）。从明中央颁布的相关文献对修志的规定来看，永乐朝与洪武朝相比，对方志的纂修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永乐后相对忽视地图的绘制。洪武年间比较重视地图的绘制，如洪武六年明令各府州“绘上山川险易图”，洪武十一年亦令天下郡县纂修图志。而永乐时似乎较少强调地图的绘制，如永乐十六年颁布的《修志凡例》十六则中尚有涉及，而永乐十六年颁布的《修志凡例》二十一则则已经不再规定绘制地方地图。可见地图的绘制在永乐朝的官方标准之内并不十分重要。这一点可能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明代方志地图和明代地图学史。二，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方化，即政治意志对地方的控制。这与明代国家权力在全国范围内的建构和推行的步伐是一致的。它具体地体现了国家、地方和权力的网络在文化上的互动。《东亚和南亚传统制图学》与范德的《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都是试图揭示这一关系的具体研究案例，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明确的揭示。

既然明代方志修撰凡例突出强调了方志的政治功能，那么当时的方志编撰者或方志地图的编绘者又是如何规定并解释地方志地图与政治功能的具体关系的呢？另一个问题是，他们的陈述所规定的地方志舆图的图景果真都是这种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话语？这些我们只有到“他们”的陈述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对广阔的国家疆域的图绘，是政治大一统的形象体现。《大明一统志图叙》所精心构筑的便是这一主观意图权威而标准的官方陈述：

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统天下而后为盛。羲农以上疆理之制，世远莫之详矣。其见诸载籍者谓：黄帝……元氏以夷狄入主华夏……其地西北虽过于前，而东南岛夷则未尽附。惟我皇明诞膺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庭。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东，曰河南，曰陕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广，曰四川，曰福建，曰广东，曰广西，曰云南，曰贵州，以统诸府州县。而都司卫所则错置其间，以为防御。总之为府一百四十九，为州二百一十八，为县一千一百五。而边陲之地，都司卫所及宣慰招讨宣抚安抚等司与夫四夷受官封执臣礼者皆以次具载于志焉。顾昔周官诏观事则有志，诏地事则有图。故今复为图分置于两畿各布政司之前，又为天下总图于首。披图而观，庶天下疆域广轮之大了然在目，如视诸掌。而我皇明一统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万世有足徵云。（注：《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卷首。）

上述陈述中规定了舆图不仅要能够反映明代政治地理大一统的空间格局和其统辖范围内政区分布的空间格局，而且还把它作为其统治盛况在后世可资考察的凭证。

其次，地图的重要政治功能就是能够直观深刻地表现地理空间的军事价值和作用。这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在明代方志的相关陈述中对此有着明确的表达。如崇祯《吴县志》修志编例云：“志必有图，盖古人左图右史之为学尚矣。说者谓张华能记千门万户，武平一能记三桓七穆，皆图学得之。今山川险要城郭桥梁道路并有绘图，似可于几案间阅历四境。方今昔对比，南北多警，修炼储备谨慎。故形胜、城池、仓储、兵防诸类特加详核，而于图与说尤相为表里，考据无患不确。”又嘉靖《青州府志》凡例云：“诸莒图矣。图所何？严兵防也。颜神镇、塘头寨类也。图沂山何？表名镇也。”又李汛后序云：“自昔方舆有图有志，所以资政治也，非但备遣忘，广见闻……夫据形胜，饬兵防，以备四方之警，举可按图而知。然则志之系于治体不亦重且大哉。”从上述陈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陈述主要侧重于稳固王朝内部统治的军事目的，即对内的政治控制功能，在王朝的统治体系中它与地方行政并行。

第三，地图高度概括的表现形式和巨大的信息承载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在有关地图的陈述中，陈述者正是依据地图的这种特性而赋予其更多的地方统治功能。方志中府、州、县地图的绘制具有的重要政治功能之一，就是使地方官熟知其管辖区域的历史与地理形势。这些地图被看作是地方官的施政参考图。在明代的士大夫看来，欲有效地治理地方，必须习知地方的历史，其中包括地方政区的历史沿革。因为这是理解地方事物和政治渊源的基础。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有着渊源流长的传统，是理想的政治时期周代所确立的统治准则，它是驾驭政务的首要工作。嘉靖《淄川县志》《图考》所作表述即秉承了这一旨趣：

图考者何，尚象也。盖志以记事，图以模形。志之所不能言者，不先之以图则罔以考方辨域。故《周礼·大司空》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用此道也。惟淄川旧属青齐，秦汉而下沿革非一，而封疆变更亦因之。兹据皇朝疆域及历代图经，证以诸家纪传，作为图考。俾阅之者披图则可以知一邑之概。图其可以已乎？政之首务莫斯为要。

对于地方政府官吏而言，周知地方地理形势、民情风俗与地方物产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这首先体现在形象地认知地方的地理形势，以便按地施治。嘉靖《广平府志》卷一《封域志》对地图的陈述即以此为重：

叙曰：地重夫志，志重夫图。神农白皋受书，圣禹括地成象，即小形大，可不出户庭因迩知遥，但取诸指掌。辨方经袤，兹务惟先。广平郡延抵二百里，袤抵百四十耳。然左接山东，右邻南河，要冲扼塞亦系咽喉矣。乃上稽乾文，下列坤势，中画民邦。俗俾狄之而星土昭，近之而城邑各，旁之而形势存。仰观俯察，矩合三才，受土界民，制联九县，于是乎图封域。

而嘉靖《归州全志》《图考》同样注重于地图对了解地方地理形势和民情风俗的作用：

马缓聚米为山谷，遂成服远之功。张贵画地作城池，卒定安邦之策。然轸盖辅轮之广，山川为之限隔，风气为之不通，而民生其间亦各异俗，不可以一人理而一日周也。君子之于列国，夫岂能一一预履其地。粤瞻归郡宁无纪耶。是用作图考志。

嘉靖《宁州志》之《舆地图》中的陈述认为舆地图的功能在了然地形物产之外，还在于理解其厚德载物的生民之道：

按《修水备考》首先舆地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亦《周礼》属司险之遗意欤。夫抟厚载物，地之道也，资生之功与乾为匹。是故治于人而食人，治人而食于人，皆惟其地以有生焉。此宁四境之治所以裕民也。

上述对地方志舆图的陈述，虽然都强调了地图有助于地方统治与治理的功能，但是它们所反映的地理知识的传统和施政旨趣却有着一定的差异。就上述相关陈述而言，其地理知识的传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以《周礼》为源流， 主要侧重于政治地理的空间认知。上引嘉靖《淄川县志》与嘉靖《宁州志》的相关陈述皆追述了《周礼》的传统。2、以《禹贡》为源流， 主要侧重于所属空间的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的认知。上引嘉靖《广平府志》卷一《封域志》对地图的陈述似可看作这一传统的表现。3、以历史实践为源流， 这是一种相对比较朴素的地理认知传统，其侧重点也在于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地理景观的认知。上引嘉靖《归州全志》以马缓张贵事功之典故为论述之凭证，即是以史为鉴这一传统资治思想和实践的表现。4、在上述陈述中，同时还反映了《易》的思想影响：所谓坤之道，乃厚德载物，有资生之功；仰观俯察，矩合三才，强调天、地、人的自然性。其施政旨趣大致的差异表现为：在勤政的基础上，或强调治民，注重形胜，以控制为上；或注重天、地、人的自然性，虽然也是为了便于更好的统治，但是带有一定的富民思想。这些施政思想虽然并不与各自所陈述的知识传统绝然相关，但是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二者之间还是有着细微的关联的。

以上有关方志地图的陈述还只是笼统地表达地图所具有的统治功效，在明代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有关方志地图所具有的具体政治功能的陈述，并且对地方志中不同类型的地图赋予其各自相应的政治功能和用途，使其理论显得系统而完善。嘉靖《太仓州志》（崇祯刻本）之《图考》就全面、详细地陈述了志中所绘各图的原因和各图应有的政治作用，堪为代表：

或问于寅（按：该志篡修张寅）曰：子为太仓志而冠以六图者其义何（邑）（耶）？寅曰：夫图也者志之纲也，政之方也。是故先之以州境者，则南襟娄江，北带茆蒲，沧溟缭其东，工峰枕其西，地里至到，幅员延袤，山川险易之（处），（封）疆扼塞之故，皆可经略之矣。先王封遂之职，（守）（国）之制，斯其义也。次之以州城者，则雉堞相望，启（闭）从时，公署诸司，兵农杂处。建制虽出于僭伪，保（守）永赖于承平。关隘以扼其（），坼冲以御其侮，（亦）（海）滨之巨防矣。王公设险守国，以逸待劳，（斯）（其）（义）（也）。次之以州治者，则都图之割据，丘圩之分列，贡赋转输，川陆所至，村社连络，鸡犬相闻，风气之淳厌，民情之勤惰，皆可鼓动之矣。古者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沟洫，卢中有伍之类，斯其义也。次之以昆山、常熟、嘉定分界者，则远近之相距，多寡之相扼，蜿蜒之相形，犬牙之相制，豪强不得以兼并，贪暴不得以多取，逋逃不得以遁匿，追捕不得以侵扰，慎其疆埸之事，严为瓯脱之防，则先王建邦启土，疆理天下，此其大端也。是故以率民物，以同（民）利，政教施为之（所），道化转移之机，有不疾而速之神，有不行而至之妙。知者观其图而玩其义，则思过半矣。是图也，其有裨于政也夫！作图考。

然而无论是形象地认知地方的地理形势，还是了解地方民情风俗，以地生民，其表达的都是按图施治的主观意向，其陈述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努力服务于王朝统治的地方官吏。

第四，明代方志地图的编绘者认为，地图的编绘不仅有利于直接的地方统治这一有形政治活动，而且在无形的意识形态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首《如皋县志图志》云（注：此处篇题为笔者据文所加，这段文字附于原志舆图后，无文题。）：

作《周易》者必冠之先天，而作《易通》者亦首之以太极，是书之贵有图也，尚矣。皋诚小邑，要亦有江山之秀丽，而江海之茫洋载在斯乘也。苟不图之于编首其何使人开卷而了然耶。然非直以江海为观美已也。按县治图者可以使治民不入郑侠安上门图，按学校图者可以使校士多入仲淹百官图矣。则是图也，宁不其所阙者大乎噫。此萧相国所以不取金帛而必收图籍也。志如皋县志图。

这段序文认为，地方志中的舆图不仅可以使人开卷有益，了解地方自然景观之美，其重要的作用则在于，通过县治图可以达到使人安分守己的风教效果，而学校图（儒学）则可以达到引导士风的作用。当然这只是明代士人对地图风教作用的一种陈述。“他们”对于地图的政治教化作用的认识是各不相同的，有着一定的差异。

就政治教化的对象而言，上引《如皋县志图志》表达的是对治民、生徒的政治风教意向。一定程度上把普通百姓和学校儒生看作陈述的阅读对象。这种陈述在明代方志中虽然并不多见，尤其是把“治民”，即老百姓看作其陈述的阅读对象更为少见，不论其具体的实效，单就其陈述的意图来说，所表明的已经是一种不同的意识取向，值得我们体会。而嘉靖《漳平县志》卷首《漳平县图说》则陈述了通过地方舆图来启迪地方父母官仁爱勤政思想的主观意图。该文的作者用问答的表达形式来突出这一主题：

或曰：敢问所以刻图者如何？余曰：孔子之重民，则于负版者而必式之。子朱子谓君子之于禽兽，施恩于见闻所及，则是图也，非吾民之所寓止者乎，非鸟兽草木之所附丽者乎？故阅是图者不独知固城池，谨山隘，熟邑之形胜而已。盖举目而漳之民物莫不悉于是具焉，则其仁爱之心岂不油然生乎。推而至于人民，育鸟兽若草木裕。实此图启之也。君子曰图方寸而得一邑之故为智，究图而使漳之民物各得其所为仁。仁、智县而治道毕矣。图信不可以不刻。

第五，明代方志编绘者往往从地方政治的角度规定地方舆图编绘的图幅和次序，并对这种主观意向作了相应的陈述。明代方志中编绘的舆图数量和各种舆图在方志中的位置并没有固定的和统一的标准。就现存明代方志的舆图数量而言，目前还没有一个可靠的统计数据。依据对明代方志阅读的感性认识，我们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明代地方志没有绘制舆图。而在编绘舆图的方志中，其数量的差异相当大：从一、二幅到数十幅不等，甚至有多至百余幅者。但是方志中最基本的县志的舆图数量有相当一部分是按一定的程式编绘的，主要包括县境（疆域）、县治（县城）、官署、儒学这几类图，有些还包括地方景致图（一般是八景）。这种程式化的舆图编绘模式不仅表现在舆图的图幅数量和类型上，而且还表现在舆图所具体表述的内容和图例上。对于后者，范德《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一文从帝国权力与文化建构的角度做了诠释。他认为：方志提供的地方图景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预设和价值所涂抹，所以我们在其中发现许多一致因素，这些共同点向我们暗示作者们急于在更宏伟的明朝方略中为自己的地区要求一席之地（注：（美）范德（EdwardLFanmer）著，吴莉苇译，《图绘明代中国：明代地方志插图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事实上，这种程式化的舆图编绘所表达的主观意图并不止此。这种千篇一律的地方舆图，给我们的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方志地图编绘只是应景之作，它所体现的似乎是地方政治的因循守旧与敷衍了事。这些近乎一致的方志地图编绘体例所暗示的是一种有关政治意识、权力与文化之间的陈述契约。但是我们在看到明代方志编撰者们对舆图编绘的图幅数量和次序的认识的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的同时，更要看到“他们”的陈述在具体的观点和理解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如果说其内在的政治意识、权力与文化更多的是“我们”的阅读的话，那么对于其差异的关注，则更多的可以体现出“他们”的意图。

一部方志需要多少舆图才能够达到其相应的政治目的，不同的方志作了不同的陈述。嘉靖《太平县志》（注：嘉靖《太平县志》，卷首《太平县志图》。） 认为有县境和县治两图便可。嘉靖《吴邑志》（注：嘉靖《吴邑志》，曹自守序。） 认为需要疆域、城郭、官署、儒学四图。嘉靖《仪封县志》（注：嘉靖《仪封县志》，图考。） 也认为应该有县境、县城、县治、县学四图。而嘉靖《威县志》（注：嘉靖《威县志》，卷首，威县志图经叙言。） 认为需要星象、县境、县治、县城、儒学、书院六幅。无论对舆图图幅的陈述在数量上有多大的差异，但是其陈述的核心在于疆域、城池、官署和儒学，其陈述意图都是为了突出图的政治功能，然而各种陈述对不同舆图政治功用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显然也不会一致。

如嘉靖《威县志》卷首《威县志图经叙言》认为：

按《周礼》九州之图掌于夏官，此后世图经所由出也。志纪事而先以图，义亦如此。图分星象，天文也。图县境，比地理也。仰观俯察，事从出也。图县治而别为城图，事从理也，笃近以举远也。图儒学，重育贤也。图书院，寄正道也。贤才自出之关，事从以叙焉者也。六图县而志之事概可考矣。故详为图，列之左方。

而嘉靖《仪封县志》《图考》则认为：

二气末剖，万品亡形。亡形亡象，害图害名。形象既立，图数始存。龙马负之以出，伏羲则之而画。凡得名必得象。仿舆图志图考志曰：县必有境，匪图无以观广轮。县必有城，匪图无以观向背。县必有治，匪图无以观其政。县必有学，匪图无以观其教。绘图于册，展卷而视，不问不步，举在目中。

而嘉靖《吴邑志》曹自守序又有差异：

始得王吴二先生所作《姑苏志》，继得杨南岸先生所作《吴邑志》。而杨志则专于吴邑者也。惜其词例颇善而有书无图。夫疆域旷狭，道里延袤，非图莫见也。乃请助于太学吴君补作疆域及城图。二以有官必有署，署所以临民而出政者也；有邑必有学，学者联之师儒，使业有定所者也，亦不可无图。是故四图既具而各为之说焉。说者所以尽图之蕴也。夫观疆域则胜概风景在目矣；观城郭则金池闾阖可识矣；观治署与学知有以绎之。则吏可循而士可贤矣。然则图其可以已乎？说其果皆迂言妄说乎？

上面这几段引文所包含的县级地方志舆图的内容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是其中都有县境图，县治图，县城图，儒学图，而对这四种类型舆图作用的陈述却有着一些差异：以县境图为例，嘉靖《威县志》从传统地理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区域内地理景观所以然之理，而嘉靖《仪封县志》则只是表达了反映其管辖区域地理范围大小的意图，嘉靖《吴邑志》则更为特别，认为县境图（疆域）反映的是区域内地理景观的呈现，尤其要呈现具有美学观赏价值的地理景观。撇开各自所绘地图精粗不论，我们从这些对地图的陈述出发的话，可以发现上述三者的陈述旨趣有着明显的差异，分别体现了三种不同的知识和价值取向。一种是中国古代早期地理知识兴起的传统，是对自然现象的直接的体察和认知，并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推理。一种是相对较为笼统的，被简化了的，日常化的地理空间知识，并不追求准确，精致的空间和地理认知，只是要获得一种大致的地理空间形象和概念，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有点“懒惰”的知识。一种是有着一定“新”义的知识兴趣，即更多地强调反映地理景观真实的自身，尤其是突出地理景观的美学价值。这一知识兴趣和价值取向虽然并不是始自明代，它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中也有着比较悠远的传统，但是在明代它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顶峰。它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泛政治化和权力化的樊篱，但是它已经开始缓慢地发展出具有“新”的，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产生“知识型”变革的科学兴趣的汇聚。

从上述引文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明代方志在陈述有关地方舆图编绘意图时除围绕着政治和权力表述以外，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向我们展示了明代方志地图编撰意向中所流露的丰富的一面。它也是我们深入全面地阅读、理解明代方志舆图的兴趣和警惕所在。下文对这种丰富性作一初步的呈现。

二 明代方志地图编绘中值得重视的其他意向

首先值得我们给予充分关注的是，有部分明代方志舆图的编绘陈述注重于表达让舆图描绘区域自然地理的真实和优美的风景名胜。如崇祯《吴县志》舆图即注重于区域自然地理的图绘，而且经过比较认真的野外测量和勘测。据该志卷首郑敷教《重修吴县志序》云：“绘图书策，使浏览斯篇者收百里于几席，则布衣徐霖度量地势，绕山涉水之力亦末可泯也。”又知县牛若鳞所作的序中记载该志纂修经过时说：“纂修经始于崇祯辛已孟春之溯，脱稿善本于壬午仲春之望，周一岁逾四十有五日，寒暑昼夜无间。编摩摹写各图则辛已孟夏月溯出郭，绕境涉湖，舟中吮墨，再扃户，凡两阅月五易楮始成。布衣徐霖竭心目之力多焉。”由此：（1）该舆图的绘制首先作了实地勘察，前后经历整整两个月。（2）在实地调查中，对局部地区进行了测量，并随即绘制了草图。（3）野外工作后，又经过室内清绘，且五易其稿才最后成图。（4）野外勘察与实际绘图主要由徐霖主持操作。这表明崇祯《吴县志》舆图的绘制是在野外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绘制草图，最后经过室内清绘成图。其舆图的成图过程已经和现代实测地图的绘制相近。这在明代方志中是难得的精品，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地理研究价值。

这种追求真实形象地反映区域地理景观的意图，在当时并非孤悬。如嘉靖《江阴县志》之《凡例》即云：“志有图有表，图仿唐十道，著山川境土城廓厢舍。”而嘉靖《太康县志》《图叙》更为明确：“人物户赋类非言无以尽其详，惟言已记之，无事于绘状。若夫集店之坐落，疆域之界限，山川城池之巍睿，至于景致之物色，非图无足以见其真。故以列于志，复绘图于其首。邑境总绘一图，后分绘诸图。先之以城池街巷坛掸一图，次以县治学校二图，行司二图，府馆置邮二图，又次以景观八图。俾阅志者一邑之规模指掌（/）（/）于斯矣。”

明代方志舆图注重地方风景名胜并不仅仅表现在所谓的地方八景或十景的陈述和图绘上，而且直接表现在舆图编绘者的主观陈述中。如《天启平湖县志》卷首《平湖县志图引》即云：“志有经必有图。吾湖介三山九水之间，坦远疏秀视他邑尤胜，善画者莫能图。顾使拙笔为之，山川有灵，不且笑我唐突乎。用是不敢以己意点缀。聊于历览之余，略纪其梗概如此。姚瑞桢识。”依据该志舆图绘制者姚瑞桢的这段夫子自道，我们可以发现他绘图的目的并不在于体现地方政治、权力、治理与教化，而是试图突出表现地方上秀美的自然景观，而且他的图绘是建立在“历览”的基础上的，与上述崇祯《吴县志》舆图的绘制有着同样的实地考察的基础和追求真实的意识取向。显然它与一般方志中程式化的八景图十景图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强烈的自然地理景观意识，虽然与他自身的乡土感和士绅审美意向以及晚明士风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这种地方图绘去政治化的认识对于弥漫着浓郁的政治意图的明代方志舆图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冲决。这种陈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泛政治化社会的冲决。这种意识在明代方志舆图中的表现并非孤例。上引嘉靖《吴邑志》曹自守序即云“夫观疆域则胜概风景在目矣”，已经潜在地表露了这一意识。

其次，地图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反映地理景观的变迁。我们可以通过绘制当下的地图来记载地理变迁，也可以通过绘制历史地图来反映地理变迁。在明代方志中用历史地图的形式反映政区地理变迁和城市地理变迁的情况比较多见。

用历史地图的形式反映政区地理变迁。一般认为裴秀《禹贡地域图》可能是最早的历史地图集，但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则是北宋时税安礼所编之《历代地理指掌图》，图的质量虽然较差，但是对此后的历史考证地图集的编制有着较大的影响（注：前揭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1984年，第204页；《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292页；唐锡仁、杨文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8页。）。明代，利用历史地图集编纂自己所需的地图，在方志舆图的编纂中得到表现。正德《颍州志》（注：刘节纂修，（正德）《颍州志》。） 凡例“引用”下列有《二十一史》，《一统志》《中都志》以外，还列有《历代舆地图》，这表明该志地图的编绘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对当时有关历史地图研究成果的利用。该志现刊天一阁本已无舆图，无从考见其详情。但明代方志卷首所列地图往往有称“古今图”“图考”者，亦可为之旁证。有些方志卷首列的地图篇幅较多，其地图包含古今，可视为该地的历史地图集。如嘉靖《惟扬志》（注：朱怀干修，盛仪纂，（嘉靖）《惟扬志》。）、隆庆《仪真志》（注：申嘉瑞修，李文纂，（隆庆）《仪真志》。）。嘉靖《惟扬志》卷一《古今图》后的“图说”对此有明确的陈述：“益地括地圣德肇图，司徒司空周官载籍。汉收秦藏而知扼塞，魏据县志以决纷争。唐列国要国照之名，宋存方域方物之曲。远概全物之旧迹，近睹宝佑之遗编。扬州代起夏商，仪真朝自南北。宋之府域，虽悉推之，州县犹远。因列绘于篇端，用存羊于既往。扬子虽废，一迹尚留；海门屡坍，三迁互见。考今古而县参，庶展阅之了然。岂曰沈括图草之成适符兴国闰年之贡云尔。”

这一类型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其辖区同属今安徽境内的嘉靖《宁国府志》（注：李默纂，（嘉靖）《宁国府志》。） 与嘉靖《池州府志》（注：王崇纂修，（嘉靖）《池州府志》。）。两志所列舆图皆起于秦终于明。嘉靖《宁国府志》卷一《郡地图》列明以前地图七幅：秦鄣郡县图、汉丹阳郡县图、晋宣城郡县图、隋宣城郡县图、唐宣州县图、宋宁国府县图、元宁国路县图。嘉靖《池州府志》卷首列明以前地图共六幅：秦鄣郡图、汉丹阳郡图、隋宣城郡图、唐朝始立池州图、宋池州图、元池州路总管府图。比较两志，其中秦汉图幅的地物描绘与图注说明基本相似，而隋唐宋元各图则随政区变迁而依次变化，两志所图内容也因政区所辖不同而大异。然依据其秦汉两图，我们似可推测两志在编辑方志地图时所参考的历史地图资料是相同的，或属于同一历史地图系统。

用历史地图的形式反映城市地理变迁。明代编绘方志地图时往往利用唐宋旧志，而明初新修方志中的地图也往往是续编方志时地图编撰的资料来源，同时这些旧志中的地图也往往被保存在新方志中。嘉靖《惟扬志》之崔桐《嘉靖惟扬志叙》云：“是志也，蜀岗盛大卿……溯诸二十一史，踵诸宝佑遗志，参诸先儒绪论，遮诸乡达私录，宏致而慎取之。”另据该志卷十二《经籍志》载有《地图志》，《淮南路图经》九十卷，《扬州图经》，宝佑《惟扬志》三十六卷，《扬州府志》十五卷，等旧志。其书凡例又言：“今搏采诸史传文集为历代志，庶古今扬事一览可见其概。”又言“宝佑志等书，中间繁简不一。今取其善，补其遗，而削其无益劝戒者。”由此可见，旧志图是嘉靖《惟扬志》编纂舆图的主要资料来源。该志卷一《郡邑古今图》共载有图二十一幅，其中“宋江都县图，宋城成图，宋大城图，宋真州图”即应是宋代旧志图，表现了宋代扬州城的面貌。隆庆《临江府志》在这方面更为突出，该志卷一《舆图》直接道明了这一点：“临江新辑郡乘舆图要矣，追刻而编次之者，怀古重始之微也吁”。（注：管大勋修，刘松纂，（隆庆）《临江府志》。） 该志除新刊各图外尚有：《重刊宋临江军旧城图》、《重刊宋临江军旧治图》《重刊洪武己巳疆域图》、《重刊洪武己巳郡城图》、《重刊洪武己巳郡治图》、《重刊弘治壬戌志郡城图》，《重刊弘治壬戌志郡治图》诸图，很清晰地展现了临江府舆图的“层累”过程和临江（今江西樟树临江镇）城市地理的历史变迁。

第三，为了记载当时当地特殊的人文地理景观变迁。嘉靖《建阳县志》凡例云：“建阳县之图仍旧，不必更画。但廓图如儒学，昔在廓内，今迁溪之东北，扣水寺今改为西察院，水陆寺今改为公馆，故不得不更画以便稽考。若儒学书坊，亦宋儒经履之区，故特附云。”由此可知该志编者对区域内重要人文地理景观的变迁较为敏感，希望在舆图的编绘中能够如实地加以反映。所云“不得不更画以便稽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求真的态度，为的是能够达到反映具体的人文地理景观的空间位置的变化，便于后人考古。

而嘉靖《萧山县志》对儒学的图绘还有另一层意图。该志《儒学图》后有文云：“衙门基地无不方正者，而儒学不然，以法令无施而人易欺侵也。萧山儒学基地见侵于民者颇多。嘉靖三十二年，察院陈公尝经断之参，而竟末复旧，事属相沿，法难尽执尔。侵者既已坐罪，复令有司筑墙以界限之。夫民之所以能侵学地者，乘墙之倾垣也。使时加修葺岿然不变，欺侵其永绝矣乎。时移势改之后，或恐前弊复生，爰书此以告后之尹萧山者。岘山魏堂识。”从这一陈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该图编绘者对于儒学遭受欺侵命运的哀怨与爱莫能助的无奈，希望能够通过图绘和图说来达到记载其具体的空间位置，并引起地方官吏的重视，从而使它的生存空间能够在得到维护。（这里所言儒学基地受到侵夺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官学地位的变化，即由明初之盛到中后期日趋无足轻重）

第四，地域的简单区别。如嘉靖《袁州府志》严崇《重修袁州府志序》所言：“是故首之图，境土别矣。”嘉靖《福宁州志》目录通叙云：“是故按迹以图，先其概也，故冠诸篇。”正德《云南志》《修志义例》云：“志首总图以著各府州县方位，各府及直隶州司并军民卫司又各图以别之。”上述陈述体现了比较简单的意图，就是给人一个直观的概念以区别反映辖区的空间概貌，而且是比较简单的概略性的空间。

第五，传诸久远，便于后世考证。希望使区域内的地理景观，尤其是当时人认为有重要价值的地理景观能够通过图绘的形式流传后世，这是当时人赋予地方志舆图的一个常见的功能。嘉靖《云阳县志》修志义例云：“志也者志也，谨识遗忘而用传永久者也。故经之以天，纪之以地，列之以人，三才备而事情著矣，事情著而道法行矣。是故首图绘而嗣以谱、城池、疆域、山川，形胜概备焉。”据此，图绘是和地方志中的其他内容来共同承担传诸久远的功能的，是一种符号形式的传承。与传诸久远相关或相类似的是便于后人考证。如上引嘉靖《建阳县志》所言“不得不更画以便稽考”。便于稽考的意图之一是为了向后人展示当时之“盛”。这种盛观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表示地方统治的所谓政通人和。嘉靖《淄川县志》图后附论，便是此类陈述的一个例子。其文云：“诸方封域类有志，然多无图。士君子生于其时者皆得以观其盛，惟出于其后者莫得以究其详。故观《泰山记》可以考帝王巡狞之方，观阙里图可以识圣贤宫墙之类，此其选也。夫淄川在昔为国州为路，其变易之繁，分属之迹，不可得而图也。据今之为邑，而县境县治学校列为三图。山川流水城郭之分，公署学校之设，使旷世之下，可以知建置，可以示殊方，不必旁搜浩索，其欲观约以见博者，皆据图可考焉。”在此，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明代方志中的相关陈述比较注重其便于考证的功能，其所言之考证与清儒所重之考据很为相似，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第六，便于浏览。地图作为地表形态的直观呈现，它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可以让观者通过形象的图案和符号快速有效地掌握某一地区的概貌。这可以说是地图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功能。对此，明代地方志中多有陈述。如嘉靖《天长县志》叙志之缘由云：“地舆志首疆域……县治学宫县城县境有图，便观览也。”嘉靖《邓州志》潘诞楠《邓州志自序》：“是故志之首图也，邦国之故，分合互呈以标大意，括繁辞，为郡县五图。”嘉靖《永丰县志》卷一图表：“志作而首图表何也？图以形之，图见而地舆可坐知也。”

第七，懒惰型，以之聊备一格。有些明代地方志对舆图的编绘并不重视，在方志中编绘舆图只不过是聊备一格，使体例相对完备而已。因此这类方志舆图的编绘就比较简单和粗略。如隆庆《赵州志》“赵州志图引”云： “右州县图疆里略备，其诸城邑之方位具在志中，已可考见。固无矣悉图也。今止录其封疆之界云。”而更为偷懒的是用绘工手中之旧本稍加编排便作为新图了。如万历《会稽县志》云：“右图凡五，聊以似邑治之概，亦多从绘工之旧本而稍次之耳。大而详于书者此不能尽画载，或细而略于书者此顾载之，亦不为一一琐较以务求其合也。”如此编绘的舆图自然很难起到真实反映地理景观的作用，比起没有编绘舆图的地方志并不高明多少。然而从上述方志的陈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动向，即在明代地方志的编撰中，至少从隆嘉万时期开始，地图的编绘作为地方志中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一思想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方志编撰者的一种共识，基本改变了永乐以来的状况。

三 小结

通过上文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初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地方志的编撰者和地方志舆图的编绘者对于地图编绘的态度和认识是丰富多彩的，是生动活泼的。在他们的陈述中，我们既可以发现某些共同之处，如相当数量的陈述突出地强调了舆图的政治功能，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异，如对舆图的政治功能的认识就各不相同。而更值得考察的是在此之外的差异，如对区域地理景观自身的关注。通过对明代方志地图编绘意向的重新呈现，我们已经可以大致地得到从中所体现的当时人的地理知识的不同传统和一些虽然微弱但却是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变革萌芽的知识兴趣。这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般的地理学观念与知识系统，同时表现出方志地图在地理学史和地理学思想史中所可能具有的地位和意义。这些还有待于我们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知识背景以及世界图景中做更为细致的考察。

原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2005年第04期 第115-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