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幽云十六州”入辽，中原政权失去了长期赖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燕山山脉及古长城之险，在防御以骑兵见长的辽军入侵时常常捉襟见肘。后周世宗曾发起攻取幽燕的军事行动，仅夺取莫、瀛、易等州地。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仍有以战争夺取幽蓟的想法，但碍于北汉等割据政权的掣肘，先专注于统一战争，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宋太宗灭北汉后，对辽国发动的两次“北伐”战争（979年、986年）均以失败告终，导致北宋一方的力量遭到削弱而转入守势。辽国虽然趁势发动反击，但也顾虑拉长战线带来的风险，一般少有深入，而多利用其骑兵优势在秋冬季节发动袭扰。这种情况下，北宋与辽国主要围绕河北、河东两个交界地区展开争夺，而在渤海、黄海海面以及河套东部等地区也有较小规模的战事用来互相牵制对方，以配合在河北、河东进行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贵在出其不意，这就使得“澶渊之盟”以前宋辽战争中被双方所利用的交通道路与“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较为和平的时期相比更为复杂。

关于唐宋时期华北地区的交通研究，如严耕望、黄盛璋、李孝聪等对河东地区太原北塞交通诸道、河北地区太行山间道路、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宋辽驿道”、永济渠、登莱渡海通辽东道等重要交通道路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而漆侠、李晓波等关于宋辽战争的研究也有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目前学界对宋辽战争时期交通道路研究仍较为薄弱，也缺乏对宋初华北军事交通道路的系统梳理。本文拟由梳理历史文献入手，结合前人研究及地理分析，对“澶渊之盟”前宋辽战争中所利用的交通道路进行复原，并分析影响这一时期宋辽战争中诸道路利用频率的主要因素。

一、渤海、黄海海路

宋辽战争虽然主要发生在陆上，但双方都有海上军事行动，主要被利用的海路有如下两种。

1.登、莱等州至辽东半岛等地海路

登、莱等州位于山东半岛北部，是北宋重要的对外港口。隋唐时期，内地与东北地区的经济、军事等活动都曾取道这一海路。五代后唐时，辽国东丹王耶律倍由海道出走到登州。向北宋朝贡的女真各部、定安国、高丽国等都取海路到达登州，往来频繁。《武经总要》载：“按《皇华四达记》，（登州）北渡海至马石山五百里，旧女真国，今契丹界。开宝年以前，女真内附，产良马，通中国贸易，诏登州大谢岛人户等特免地租，令许置舟船，渡女真马往来。淳化中，契丹去海岸四百里建寨，置兵三千，女真朝贡遂绝。”辽国还以海军阻截与北宋联系的使节船只，如《宋史》载高丽使者由于受到辽国的阻挠，许久不能到达北宋，到咸平三年（1000）才派遣牙将朱仁绍“至登州侦之”。在“澶渊之盟”以后的熙宁七年（1074），高丽更是请求“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一改唐时新罗人多由海道前往登州、密州的路线。北宋后期为防止间谍刺探边事，颁布禁止东南商船向北航行到登州、莱州、高丽与辽国的禁令。北宋后期取道登、莱等州，借口到女真买马，与金国缔结“海上之盟”，共约伐辽。

辽军不仅阻截使节船只，还曾多次袭扰渤海沿岸地区。宋淳化五年（994），因辽军“泛海劫千乘县”，宋将李继宣请在海口置砦防备辽军。咸平五年（1002）三月，宋真宗在谈到海防的问题时说：“……盖近海小民，翻与戎人往还，数年前敌泛舟直入千乘县，亦疑有向导之者。”千乘县在渤海西南岸，可见当时辽军能够在渤海大部分海面航行，威胁山东半岛北部的北宋州县。北宋初，析青州置北海军，乾德三年（965）改为潍州，以防备辽国袭扰渤海南部海岸。

2.北宋乾宁军北宋乾宁军、沧州至辽国平州海路

据《辽史》载，辽统和四年（986）三月壬午，“诏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备宋。”同年五月又“以宋兵至平州，瑶昇、韩德威不尽追杀，降诏诘责。”当时正是北宋“雍熙北伐”，宋军分三路由河北、河东陆路北进。据此，则在三路之外还有宋军自海上而来攻击辽国平州。《辽史》又载统和四年（986）攻宋，耶律化哥“擒谍者，知敌由海路来袭，即先据平州要地。”宋咸平四年（1001）十月，何承矩请求在乾宁军“选锐兵，乘刀鱼船，自界河攻平州，以分敌势。”按刀鱼船是一种战船，北宋专设有刀鱼船战棹巡检。咸平五年（1002）三月，西京左藏库使舒知白“请于泥沽海口及章口复置海作务造舟，令民人入海捕鱼，因察平州机事，异日王师征讨，亦可由此进兵，以分敌势。”宋军利用此海路由沧州、乾宁军等地御河、界河航行入渤海后，沿渤海湾海岸东北航行至平州海岸登陆，以进攻平州。

“澶渊之盟”以后，北宋仍有文臣建议从沧州取道海路进攻平州，形成钳形攻势，以图收复燕地，如庆历四年（1044）富弼在奏议中称：“从沧州取海上路，以数千艘，出轻兵三万，趋平州入符家寨口，则咫尺燕、蓟矣。”《长编》注云：“沧州至北界平州，水路五百里，不数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赍。”说明宋人比较熟悉此路的情况。按符家寨口又作符家口，《武经总要》载符家口在“幽州正东三百四十里…正东至滦河即滦州，北至平州山路之西属幽州，东属平州。”《大金国志》载，符家口距燕山府四百余里。按北宋一里约合558米，今北京市市区至河北省滦州市市区距离约200公里，则符家口约在辽国滦州附近，故《武经总要》未载符家口至滦州里程。此地不仅控扼滦河与通往松亭关的山路，还控扼东西向的辽西傍海道，为辽国战略要地。北宋末期，宋金在瓜分辽国故地时，金国断然拒绝了北宋对符家口土地的请求。

二、河北平原道路

河北平原地势平坦，是宋辽战争中的主战场，按照文献记载可大致可分为以下四条交通道路，而其中太行山前道路实际是由一组道路形成的道路体系。

1.乾宁军乾宁军、沧州沿海道路

宋初，渤海湾沿海地区是一片泽卤之地。《武经总要》载：“（霸州）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近三百里，野无所掠，……朝夕有潮水，东自海岸，西距塘泊，其间葭苇蒙密，径路迂直，非鞍马驰骋之利。”按《武经总要》成书于宋庆历年间，此时塘泊体系已基本构建完毕。但在宋初，塘泊尚不完备，辽军仍能够穿越这一地带南下。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宋将李继宣曾率兵“扞契丹于乾宁泥姑海口”。宋咸平三年（1000），辽军“剽淄、齐者数千骑犹屯泥沽，”宋将王荣“不欲见敌，乃以其所部略界河南岸而还。”辽军曾攻击棣州，并渡黄河达于淄、齐、青等州，抢掠人口。宋景德元年（1004）冬，辽军进攻沧州，因沧州军民预先有备而不能下；十二月，宋廷诏令军队聚于淄州、青州，以防辽军渡过黄河。为南下进攻淄州、青州，辽军取道渤海海岸的沧州、棣州，并由此北返辽国，应是最为便捷的路径。

宋军也曾取道渤海湾海岸攻辽。《辽史》载：“宋将刘廷让以数万骑并海而出，约与李敬源合兵，声言取燕。”又载辽统和四年（986）十二月，辽军在莫州打败宋将刘廷让、李敬源。结合《宋史》刘廷让本传推测，刘廷让“并海而出”、“声言取燕”之事应在君子馆之战前，当时刘廷让应是率军沿沧州、乾宁军海岸北进，直趋幽州，为辽军所败，追逐至于君子馆。惟《长编》、《宋史》俱未载刘廷让以数万骑取燕事及李敬源事，疑是讳言宋军兵败之事。

2.永济渠水路

自隋代开永济渠后，永济渠遂成为河北地区重要的水道。北宋建立前夕的后周显德六年（959）四月，后周军沿御河（永济渠）北进，至独流口转而溯拒马河西进，夺取先前属辽国的淤口、益津、瓦桥三关。宋景德元年（1004）四月，知雄州何承矩上言：“乾宁军西北有古河渠抵雄州，可疏通，漕则不复入界河。”说明此前北宋使用界河与御河进行漕运，与后周攻占三关的路线基本相同。

此外，永济渠幽州至淤口关段是潜在的行军道路。淤口关地名中的“淤口”或即北段永济渠入界河处，隋唐时期此段永济渠大致由淤口关附近向北，经安次县治东至幽州，相较今北运河偏西，而非金代以后的白河运道。“幽云十六州”入辽后，幽州至淤口关段永济渠逐渐淤废，在后周显德六年（959）时，后周军已经不能由永济渠直达幽州，而只能向西取益津、瓦桥二关，再北进固安，以图攻取幽州。但因仍存在宋军修复永济渠故道的可能，对辽南京构成了潜在威胁，辽军曾多次阻挠北宋在益津关一带的筑城活动。

永济渠对于辽军也有潜在的利用价值。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张洞奏称：“今沧、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时以贩盐为名，舟往来境上，此不可不察。愿度形势，置帅、增屯戍以控扼之。”此处所言往来境上的辽国船只，有沿御河深入宋境的可能，沧州、永静军都位于御河沿岸，因此张洞对此表示忧虑。

3.河北中部雄州河北中部雄州、霸州间道路

位于今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文安洼东西向带状洼地中部的雄县到霸州一带较东西两侧的文安洼和白洋淀洼地狭窄，形成了联系南北的河北中部道路。早在唐代，就已有经由瓦桥的军事行动，到后唐时，辽军曾袭扰瓦桥关。辽乾亨二年（980）十月，辽军在瓦桥关连败宋军，辽将耶律休哥率军渡过南易水，追逐宋军至于莫州。

辽统和四年（986）冬，辽军再度由此道南下，败宋军于瀛州以北的君子馆。北宋在处于交通枢纽位置的瀛州置关南都部署，后改名高阳关路，又试图用塘泊来阻遏辽军南下，并在雄、霸二州间置平戎军（后改保定军）“以扼边陲之喉”。后来富弼奏议称：“景德前，（雄、霸）二州塘水不相接，因名东塘、西塘。二塘之交，荡然可以为敌骑归路，遂置保定军介于二州，以当（辽军）。”宋军还在雄州、霸州等地修地道防御辽军，现代考古调查在河北省永清、固安、雄县等地都发现了宋代所修筑的地道。

北宋也曾利用此道路进攻辽国，在“雍熙北伐”时，东路军曹彬、米信率军出雄州北上，攻克辽国新城、固安、涿州等地，在战争期间还使用了涿州至雄州间的白沟河作为运道。“澶渊之盟”以后，随着塘泊体系的完善，雄州、霸州间道

路逐渐束狭，成为两国交聘所使用的“宋辽驿

道”。北宋宣和四年（1122），宋辽在白沟等地又

发生过战争。

4.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

太行山山麓地区东接白洋淀沉降洼地的西缘，南北走向没有较大的落差，地势较为平坦。自先秦时期，这一大道就已经是河北地区的南北要道。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沿太行山东麓，经定州、岐沟关、涿州至幽州城南。“雍熙北伐”前夕，宋琪曾上书宋太宗，称应循五代时周德威攻燕故道，自易州傍太行山北进以攻取幽州。

因往返便利，辽军主要取道太行山前道路南侵。太行山前冲积平原东西跨度较大，在较为狭窄的鲍河（今瀑河）一线，现代从太行山山麓到安新县西南藻苲淀也有近40公里的距离，故辽军入侵的路线并非千篇一律。北宋中期，富弼奏议称：“景德以前，北敌寇边，多由飞狐、易州界道东西口过阳山子，度满城，入自广信之西，后又多出兵广信、安肃之间。大抵敌骑率由西山下入寇，大掠州郡。”辽军入侵路线多变，又常于冬季河流结冰时南下，这都使得宋军防守这一区域的难度增加。宋初在河北置三都部署路，分别治真定府、定州与高阳关，围绕太行山前道路呈“品”字形结构进行重点防御。定州与高阳关相距二百八十里，宋雍熙四年（987）置宁边军于两地间的定州博野县，以便两路互相接应。咸平五年（1002），宋真宗说：“每岁防秋，全师聚于定州，此国家旧制也。”次年五月，宋真宗命两府议御辽之策，“或请合镇、定、高阳三路兵据冲要，或请令三路分兵扞御，或请以镇、定两路兵陈于定州之北，又徙高阳兵于宁边军，仍别设奇兵于顺安军控扼，发强壮备城，弥缝其阙。”综合文献，辽军由太行山前地区南侵时所取的道路，又可分为如下三道：

（1）傍太行山道

阳山子一作阳山，或作羊山，在长城口北。长城口约当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瀑河乡，由此推测阳山约在今瀑河乡西北。宋端拱二年（989）以前，易州为北宋所控制，辽军取此道进军自飞狐东南进，紧贴太行山东麓南下，越过阳山，自遂城西面直抵满城，如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冬的满城之战。咸平四年（1001）冬，宋将杨嗣、杨延朗、李继宣等率军在羊山击败辽军，宋人称之为“羊山大捷”。

（2）威虏、静戎军至保州道

威虏军治所遂城正当交通要冲，在“澶渊之盟”以前至少发生过十次战争。考古调查遂城城址现存大部分城垣系宋代所建，残高仍有1—10米，可见宋人经营此城不遗余力。辽统和六年（988）十月，辽军夺取狼山，次年正月又攻占易州，此后威虏、静戎两军门户洞开，辽军直接渡过鲍河进攻两军，或越过两军南下，两军南面的保州“每戎马南牧，率师捍御，常为军烽之冠。”在穿越这一地带后，辽军便可直接攻击深、祁、宁边等州军，甚至一路向南，横穿河北。

（3）唐兴口、高阳关道

位于静戎军东南方向的唐兴口，唐代为唐兴县治，在今河北省安新县安州镇。唐兴口以东有大泥淀、小泥淀等湖泊沼泽，西有鲍河、沈水、濡水、唐河诸水汇集，因此形成了一条较为狭窄的南北通道。由于从此道南下可以到达河北中部的交通枢纽高阳关（瀛州），与河北中部道路连接，因此被辽军频繁利用。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将崔彦进在唐兴口击败企图进攻高阳关的辽军。辽统和四年（986）十一月，辽军攻宋，到达唐兴口，并分兵攻取河北州县；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辽军攻唐兴及遂城。北宋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在废唐兴县置唐兴寨，淳化三年（992）升为顺安军以抵御辽军。

三、太行山间孔道

庆历时富弼奏议称：“镇、定西山有谷口十余道，尽通北界山后之路，景德以前，不甚迹熟，盖溪涧峻狭，林木壅遏，故敌骑罕由斯路而入，虽有来者，亦不免艰阻。”结合《武经总要》的记载与前人研究，这些谷道又大体可以分为定州通易州道路、定州通蔚州与飞狐道路两种。

1.定州通易州道路

此路部分经过了太行山的东部山地，经由北平寨向北、经安阳口铺、鱼台口铺、狼山（今易县西狼牙山）东麓到易州，原为易州至定州驿路之一，在易州、狼山被辽军控制后，成为辽军侵宋的道路。

2.定州通飞狐定州通飞狐、灵丘等地道路

北宋“雍熙北伐”中，宋将田重进率军由定州进至飞狐，又由飞狐陉攻入蔚州，最远进军到壶流河下游的辽国定安县。定州至飞狐道路大致有如下几条：

（1）五回道

自定州向北，经北平寨、安阳口至鱼台口，利用徐河上游河谷至今易县坡仓乡桑冈村，西北经唐代天宝间所置五回县，越五回岭，至今涞源县杨家庄镇浮图峪村，向西溯拒马河至飞狐；或由安阳口向西北通往捉马口铺，再经灰岭，西北与前道合于徐河上游。由此路向东沿徐河河谷而下，可与前述北平至易州路会合于狼山。

（2）唐河路

由唐县（治今唐县北罗镇西城子村）溯唐河而上至花塔子铺，向北通银坊城，再由南道人谷西北通向飞狐县。宋庆历年间，辽国侵夺银坊城。

（3）军城寨、南北岭路

自唐县西北溯唐河支流恒水（今唐县通天河）谷道，经龙泉镇至军城寨，越南岭、北岭（今称老鹰架、夹子岭，在唐县倒马关乡东南）而至倒马关，再东北进至飞狐县南。北魏曾在飞狐至望都之间开“直道”，北宋时此路即在北魏直道基础上。

（4）三会口铺、岳岭路

岳岭路为倒马关与古北岳恒山间南北谷道，唐时岳岭口，当为北岳岭口，在倒马关以西；而北宋所置岳岭口铺，则当为南岳岭口，在军城寨西南。此路由南岳岭口向西北进入岳岭路，约在倒马关西北、古北岳北麓，与灵丘通倒马关之路相接。由此路可绕开倒马关而至灵丘、蔚州，也可自倒马关西侧向东北通往飞狐。

（5）和家寨、辂轳谷路

唐代时辂轳谷称辘轳谷。此谷在古北岳西南侧，既可由真定府、定州溯沙河至王柳口铺、板谷口铺，向北溯今板峪河河谷进入，也可由唐县经龙泉镇西北通和家寨，自和家寨向西北经板谷口铺进入。今板峪河上游、阜平县大台乡有各路口村，再向西北，古北岳西麓有老路口、老路渠村，地名多音近辂轳，当为唐宋辂轳谷所在。此路与现代207国道部分重合，绕开了倒马关，而自古北岳西侧向北行，通往蔚州。

四、河东山地道路

北宋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灭北汉以后，在东接真定府、中经代北雁门关、西抵黄河东岸的火山军一线与辽国直接对峙。其中瓶形寨、雁门山诸道、宁化军道与前述河北诸道路关系密切，常与河北等地的道路配合进行军事行动，根据图幅而绘制于一幅图（见图1），而草城川、火山军至朔州道路和麟府路地区道路关系较为密切，限于图幅绘制于另一幅图（见图2），互为参考。

1.瓶形寨道路

瓶形寨在今山西省灵丘县西南平型关，地处唐河流域与滹沱河流域的分水岭泰戏山，与周边军寨主要防御来自蔚州等地辽军的进攻。

宋咸平二年（999）十月，如京使柳开上言：“自八月以来，……（辽军）数侵犯雁门瓶形寨、宁化军。”咸平三年（1000）十月，文思使张从式称：“五台山西至瓶形寨有独车形、冉家庄、南倍韭、北倍韭、竹竿形、阎翁栅凡六路通契丹。”宋廷随后派殿直曹显前往勘察，又探得番家谷、法直、麻窟谷等三路，总计自瓶形寨有九路可通往灵丘。

按照《宋会要辑稿》所记载的方位、里程分析，这九条道路应当位于西起今山西省浑源县东南端、东到灵丘县南部一带，多以山间孔道为主。这些道路东南与河北定州、真定府等路寨铺可能利用了沙河上游谷地相连通。根据考古调查，今山西灵丘县西南的东河南镇周边有辽代城址两处，西南距离平型关约15公里。据清康熙《灵丘县志》载，此两城分别称作“萧太后城”和“杨六郎城”，系宋辽战争时所筑。虽然地名含有传说成分，但东河南镇恰恰位于在灵丘通往平型关的道路上。这也说明此路为宋辽曾激烈争夺过的交通要道。

2.雁门山诸道路

包拯曾说：“雁门、句注背长城而南，则地里稍广，汉与胡人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后五镇，此路尤为要害。先朝以骁将杨业守代州，创筑城垒，于今赖之。缘代州去云州数程，地又平坦，或有侵轶，此最可虞。”雁门山限隔了地势平坦的大同盆地与忻定盆地，其中雁门关自先秦时期就是晋北地区的重要关隘。在宋辽战争中，辽军多次试图突破这道防线，以深入河东地区。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三月，辽军十万余人进攻雁门关，被宋将潘美、杨业率军打败；太平兴国七年（982）五月，潘美又败辽军于雁门；雍熙三年（986）春，潘美、杨业率军自雁门北进，连克辽国应、寰、朔、云等州。在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以及雍熙三年（986）的两次战争中，都使用了雁门关西陉，这一谷道连通朔州南部与代州西部。

在雁门关以东的雁门山其他孔道也常被辽军利用，因此北宋在雁门山一线置胡谷、茹越、大石等砦，以控扼各山间孔道。宋雍熙三年（986）冬，辽军自代北湖谷穿越雁门山后向代州进攻，被北宋知代州张齐贤大败于土墱寨。按湖谷又作胡谷，在雁门关以东六十里。今山西省代县东有胡峪乡，地名与胡谷形近，而胡峪乡盆窑村附近的宋代遗址，疑为宋代胡谷寨所在。端拱元年（988）冬，辽军又从大石路进犯，被张齐贤打败。大石路在湖谷以东，今山西省应县东南有大石峪河，其河谷当为大石路所在。而在恒山另一侧的繁峙县砂河镇后河村附近有宋代城址，因此能够大致确定大石路的位置与走向。

3.宁化军道路

北宋宁化军辖境北界约当汾河流域与桑干河流域间管涔山一带，从宁化军顺汾水而下，可达河东太原府，故宁化军也是河东的交通要冲之一。宋军在“雍熙北伐”失败后，西路军将领杨业撤退路线应是由朔州南撤至宁化军，但在朔州以南的陈家谷被俘而死。宋咸平二年（999）八月以来，辽军多次侵犯宁化军。“澶渊之盟”以后，宋辽还多次在天池（今山西省宁武县天池）附近就领土归属发生过争执。

4.草城川道路

草城川位于今山西省岢岚县东北，是一处呈喇叭状向东北方向开阔的山间谷地，东北通向朔州，岢岚军正扼守其南口，早在隋代就因要冲位置而得到重视。《武经总要》载：“草城川，川口阔一里余，川中有古城，景德中筑长城，控扼贼路。”今山西省岢岚县东有北宋长城遗址，可与《武经总要》记载对应，这段长城当为增强草城川周边防御而筑。宋咸平六年（1003）二月，宋廷认为岢岚军控扼草城川要冲，自岚州徙并代钤辖屯兵于岢岚军。宋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数万辽军由草城川进攻岢岚军，被宋将高继勋打败。“澶渊之盟”以后，北宋仍然不敢松懈在草城川的防备。北宋庆历四年（1044）在“边上探得契丹遣使三道，至南山宁化军、岢岚军后面，觑步谷口道路”，可见辽国仍有偷袭宁化军、岢岚军的意图。宋神宗在与臣下讨论宋辽在河东的划界问题时，仍明确表示草城川之地决不可让与辽国。

5.火山军至朔州道路

据《辽史》载，辽乾亨元年（979）十月，“太保矧思与宋兵战于火山，败之。”火山当指宋火山军，治今山西河曲县旧县乡火山村南。今山西省五寨县韩家楼乡后兑堡村东有宋代战场遗址，位置约在宋代火山军与辽国朔州交界地区。综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推测，火山军至朔州间也存在一条道路。辽国后于重熙九年（1040）置武州于今五寨县，以控扼朔州、火山军、岢岚军之间的道路。

五、河东麟府路道路

宋初麟府路所属的丰州、府州，位于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北、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南一带，属河东路，是河东地区西北方的屏障。当时西北各族势力在此犬牙交错，形势错综复杂。北宋麟府路主要由以下数种道路与辽国相通（见图2）。

1.唐代麟州至胜州唐代麟州至胜州、振武军道路

宋开宝二年（969），原契丹右千牛卫将军、藏才族首领王甲降于北宋，宋廷以其子王承美为丰州衙内指挥使。宋太平兴国五年至八年（980—983年）丰州刺史王承美与辽军发生过三次战争。在太平兴国八年（983）三月，王承美击败来犯辽军万余人，“追北百有余里，至青冢。”青冢在今呼和浩特市南郊王昭君墓，已经逼近辽国西南面招讨司所在的辽置丰州。王承美由丰州进攻河套平原东部青冢的路线，应当沿用了唐代麟州至胜州、振武军道路。藏才、党项等部族作战方式与辽国相似而多以骑兵为主，因受当地沟壑分明的黄土地形制约，利用自然河谷作为行军道路较为便捷。麟州位于窟野河中下游，丰州则在今孤山川、清水川两河谷间台地上，自此处至唐代胜州的道路，或由窟野河支流、今暖水川河谷北上，转入今纳林川河谷，然后北上至黄河南岸的唐胜州城；或东北行转入今十里长川河谷，北上至唐胜州城东南，再北渡黄河而达辽国东胜州、振武县等地。

2.子河汊道路

子河汊又名紫河汊，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西南浑河入黄河处，为黄河河心滩地，北宋时党项部族常于此牧马，也利用此滩地作为渡口，因此成为宋辽在河套地区博弈的要津。宋至道元年（995）正月，辽将韩德威率数万骑，与党项等族自辽国振武县出发攻宋，被府州将领折御卿击败于子河汊。折御卿称此次辽军“缘山峡小径入”，而被宋军截击，说明当时双方来往道路以山峡河谷为主。据此推测，自府州到子河汊，当是先利用十里长川河谷，再向东北经山间孔道至子河汊；而子河汊到振武县一段，则利用了浑河河谷。

3.麟府路至朔州道路

除前述两条直接与辽国作战的交通道路外，麟府路还可以利用通往朔州的道路与河东的宋军相互声援。前文所述宋景德元年（1004）十月辽军进攻岢岚军而败于草城川，当时府州折惟昌率军进入朔州境，攻克狼水砦以为声援，辽军势窘而被迫退兵。这条道路或为前述河东火山军通往朔州道路的延伸。据《资治通鉴》，后梁贞明二年（916）辽太祖曾率军“自麟、胜攻晋蔚州”，胡三省注：“契丹攻蔚州，自麟、胜出诡道以掩晋不备也。”此“诡道”或与宋辽战争时麟府路、火山军、朔州间的交通道路有关，或由子河汊向东南穿越管涔山山地而抵达云、朔等州。

六、影响“澶渊之盟”以前宋辽战争交通道路利用频率的主要因素

据《长编》、《宋史》、《辽史》等文献的不完全统计，北宋建立以后至宋辽“澶渊之盟”期间，宋辽曾发生过大小战争46次。其中，战争频率最高的道路为太行山前道路，约27次，其次为雄、霸间道路，约8次；第三为雁门山道路，约5次；其余道路的有关记载均不超过4次。以地势较为平坦的河北平原地区为最。影响这一时期宋辽战争中诸道路的利用频率的主要因素包括如下两方面。

第一，自然环境的制约。宋辽战争中陆上军事道路按照地形，可分为山地孔道、平原通道等。辽国军队以骑兵为主，多在平原发动进攻。但河北平原地区东、中、西部地理环境也有差异，太行山前地区平旷而发生战争的频率最高，河北中部道路次之，渤海湾沿海地区则较不适合骑兵行动。而在河东地区，雁门山诸道路南为忻定盆地、北为大同盆地，地势都较为平坦，一旦翻越雁门山，辽军即可放纵骑兵进攻，因此争夺最为激烈；草城川、宁化军、瓶形寨等山间谷道受到的压力相对较轻。

第二，宋辽的战略意图。“幽云十六州”入辽，使中原政权失去了燕山山脉及古长城之险，因此北宋对辽国南侵仍然缺乏较为有效的防御对策，在宋太宗初期使用了以攻为守的策略。以北宋“雍熙北伐”为例，宋太宗本计划西路攻克云州，中路进至今宣化盆地一带的妫州，东路进至涿州，随后西、中两路合兵东向，出居庸关，与东路军合兵以定幽、蓟周边，并另派一部自沧州北进至平州，形成了东西两面对幽州的钳形攻势，意图夺取燕山以南的全部地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北宋利用了河北、河东等地的多条道路，还利用了渤海海路。相比之下，辽军主要进攻的目标是河北平原地区，具有一套行军制度：若辽帝亲征，则“既入南界，分为三路，广信军、雄州、霸州各一。……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以议攻取。及退亦然。”而在河东等地，辽军多以袭扰为主，少有较大规模的进攻，则与辽国骑兵不擅长在山地作战有关。

七、结语

“澶渊之盟”以前宋辽战争中使用华北地区交通道路之多，并在交界地区对道路情况勘察之细致，也接近了当时条件的极限，由此可见当时宋辽战争的激烈程度。而在五代以前，华北地区的道路多作为中原政权由中心通往边疆的道路，尚远离权力中心和国家战略的焦点。但宋辽战争争夺的焦点是今天的北京地区，而在宋辽对峙时期以后，北京的城市地位在辽国陪都基础上不断上升，华北地区交通道路战略地位也随之显著提高。冀中太行山孔道、晋北交通道路在军事上的地位日益突出，例如明代在山西岢岚、宁化、雁门山、平型关一线就继承了历代的防御体系而修筑内长城，并在紫荆关、倒马关等地严加防守，以抵御蒙古的进攻。而京杭运河、冀中南北道路和太行山前大道，则是北京向南方连通的三大主要道路，成为连接全国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命脉，在现代交通中则表现为京沪、京九、京广三条铁路干线。由此可见，“澶渊之盟”以前宋辽战争中交通道路对11世纪以来的华北交通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3期第101-111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