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序言及目录

胡阿祥著

序1：继承科学考据的传统

     侨州郡县是很特殊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我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即出)里说到，行政区划的必要条件是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存在一个行政机构；而充分条件是这个行政区划一般都处于一定的层级之中，有相对明确的边界，有一个行政中心，有时有等第之别，也有立法机构。但侨州郡县却连上述必要条件亦不能满足，所以十年前我写《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时，将其称为虚幻的政区。但我自己对这些虚幻政区的具体变迁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所举实例皆取自于胡阿祥的有关论述。
     说起来阿祥研究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制度，已经有二十来年的历史了，他的硕士论文选取的就是这个课题，1987年受到论文评阅人、魏晋南北朝史权威周一良先生的盛赞，誉之“能从长期以来纷纭难解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头绪与规律来，从新的角度加以探讨，胜过了清代学者”。而谭其骧先生则吸收了阿祥的考证成果，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第四册一些地方作了修订，细心的读者当会注意到这一册有两个不同的印本存在。所谓松柏小时便有参天之势，当时阿祥不过还是一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此后，侨州郡县的研究并没有从阿祥的研究领域中消失，而是在开辟其他学术领域的同时，不断深化、扩大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乃至对于有关基础史料的全面批判，对隐藏在侨州郡县背后的侨流人口的研究，对六朝历史的整体尤其是文化史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的研究提出新思路等等，组成了目前我们面前的这部鸿篇巨制《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说其是鸿篇，并不专在字数，虽然此书也长达五六十万字，但若论字数，现时数十万字的著作比比皆是，并不特别稀奇。令人佩服的是此书完全是所谓俗称的“干货”，无有铺陈的废话，而全是实质性的考证过程与成果。读者不但可引以为据，而且有理由相信其结论是目前最好的侨州郡县的研究成果，因为其中不但是阿祥自己二十年的心得，而且吸收了前此有关这一领域的国内外的最佳最新成就。在此以前，国内外尚无一部专门研究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专著，有之，自此书始。故称其为鸿篇，决不为过。
    本书开首的引言是学术脉络的梳理，这是所有学术著作的路数。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前贤研究的严肃而认真的评骘，并非无原则的吹捧或无知的贬斥，而是以最有力的实例来进行学术性的分析。其中对钱大昕的服膺，对王鸣盛的批评，对洪亮吉的月旦，在在使人心服。学术批评看似不难，其实最不易持平公正，原因是批评者往往对批评的对象本身没有透彻的了解，而阿祥因为浸淫其间二十余载，分析自然鞭辟入里。本书的第一二两篇是全书的主体部分，详细理清了侨州郡县的来龙去脉，对其沿革变迁如数家珍。侨州郡县变迁的复杂程度使许多研究者视若畏途，所谓“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名实混淆，观听昡暋”，“地理参差，事难该辨”，统统都是前人对其复杂性的描述。因此如果不下大功夫，如果没有严密的逻辑思维，是决然做不到复原侨州郡县的变迁全过程的。
     阿祥在第一篇里还详论了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的影响。在行政区划通史的研究中，东晋南朝也是一个难点，其所以难也是与侨州郡县的复杂密切相关的。侨州郡县在土断前从政区形态而言是虚幻的，但土断割实以后即成为正式政区，因此侨州郡县的变化的复杂性直接影响到研究政区变迁的难度。可见此一时期的政区变迁研究亦非阿祥莫属。《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的三国两晋南朝部分是由阿祥负责的，相信我们将会看到另一部佳作行世。值得重点一提的还有第二篇的沿革表。治史者都明白，写史以制表最难，二十四史里只有八部有表，就是明证。我自己写《西汉政区地理》时，作沿革表花了不少时间，对此深有体会。而阿祥不惮更为繁难的侨州郡县的变迁，编制出了大规模的完整的沿革表，不能不让人佩服。
     侨州郡县表面看来是地理问题，而实质却是侨流人口问题。侨州郡县是以地理为表象的侨流人口分布的实态图。所以其骧师数十年前就以侨州郡县的分布情况为基础，揭示出了永嘉丧乱以后北方人民南迁的实况。这是一篇经典性的大作，但谭师自己并不满足，以为还有剩义可伸。而阿祥此书的第三篇正是这一剩义的发挥，我们可以看出，由此篇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由北到南的第一次大移民的细部更加清晰了。这一篇在目前还只是专题式的考证，如果循此道路走下去，全面的侨流人口原貌的再现应该指日可待。
     阿祥之所以能在侨州郡县研究方面取得前人所未曾达到的深度，是有种种原因的，而其中的一点是他极重视基础性的研究，他对于基本史料的沈潜往复，尤其是对于《宋书》与《南齐书》两部《州郡志》的用力就非寻常人可比。十数年间，他将两《志》反复研读，利用其优长之处，而揭示其错误或缺憾，不但使之成为研究侨州郡县的基本资料，而且因此而写成的两《志》的集释也成为重要的学术成果。阿祥有意将对于两《志》的研究心得作为第四篇，以见其研究侨州郡县的扎实基础何在，这对青年学子尤其有启迪的意义。
     侨州郡县一直是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个难点，其难度只要举一个简明的例子便可以明白。唐代人写《晋书·地理志》的时候，就将东晋时的一些侨州的名称加上南字，如南青州、南兖州等等，其实侨州加上南字只是南朝宋以后的事。这一错误一千二百年来没有人发现，直到清代钱大昕才悟到。唐代去东晋不远，却依然蒙昧于几乎是近在眼前的史实，须得千年以后的聪明人方能发其覆，既说明科学考据的重要也说明侨州郡县研究的不易。
     由于深知考证之不易作，所以阿祥有点忧虑目前的学术气氛，担心从今往后空谈义理的人多，而做实际研究的人少，将会对历史学的发展不利。但其实对此不用过虑。任何时期的学术界都有研究水平高下之别，更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任何时候的学术也都避免不了有泡沫或虚假伪劣的现象，这是无可奈何的。即使是号称朴学最为发达的乾嘉时代，依然有一些名不副实的名家。我曾经写过一篇学术随笔，以比较至今仍被认为是清代史学三大家的钱大昕、赵翼与王鸣盛的高下，并分别以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喻之。文中举了王鸣盛之妄的几个例子，其骧师觉得有些道理，又在《历史地理》上补充了很重要的一例，即“辨《十七史商榷》魏武有三都说之妄”。而阿祥在此书中也举出以下一个重要例证。
    《宋书·州郡志》列有各州去京都、各郡去州与去京都的水陆里程；但也有州、郡之下不记水陆里程的，其中州如秦州，郡则甚多。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五七“去州去京都若干”条中说：“南兰陵以下十三郡，阳平以下三郡，南沛以下六郡，皆无去州、去京都里数，他郡如此尚多，不可枚举，又有有水无陆者，未暇详考。”王氏此言旨在批评《宋志》的不严谨，但这真是浅人之见。钱大昕比王鸣盛深刻得多，他在《廿二史考异》卷二三“南兰陵太守”条中指出：“休文志州郡，于诸州书去京都水陆若干，于诸郡则书去州水陆若干、去京都水陆若干，唯州所治郡，不云去京都水陆若干者，已见于州也。南徐州领郡十七，南东海为州所治，此外则南琅琊、晋陵、义兴皆有实土，故有水陆里数；南兰陵以下十三郡，有户口而无水陆里数者，侨寓无实土也。他州皆仿此。”原来不注去京都里数的郡有两种情况，一是州治所在的郡，该里数已记在州下了；二是无实土的侨郡，自然没有里数。因此《宋书·州郡志》在这点上不但不是不严谨，相反，却可据其记载，来判断侨郡之是否有实土。请看，贤与不肖的差别就在于此。然而更令人气闷的是，王鸣盛虽然妄人浅见，却还要以不屑的口气说“未暇详考”，就像他胡批《汉书》时一样。
     而尽管如此，王鸣盛至今仍居于清代史学三大家之位，说明学术研究之难，说明分别良莠之不易。乾嘉的另一位名家洪亮吉在学术上有很大的成就，但在历史地理或者更具体而言，在地理沿革考证方面却是不大高明的，他的《三国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与《东晋疆域志》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并非人人都能看到这一点，必须如阿祥亲自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觉察出来。学术上的高下，并非一时就能辨别清楚的，有些窄而深的学问必须随着时间的远去，才能渐见分晓。因此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人，不但必须下“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决心，还要做“辛苦得来无人晓”的准备。更极端而言，劣币驱逐良币乃是金融史上常见的现象，学术界类似的现象亦不能免。要之，是学人自身要将学术当生活来过，将学术当成生命的一部分，则毁誉显晦自然置之度外。
    中国是有科学的考据传统的，这一传统到清代乾嘉时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以钱大昕为最杰出的代表，其后绵绵不绝，到民国时期尤以王国维为典型 。其后在历史地理领域这一传统得到特别的继承，而成就了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的煌煌巨著以及其他的优秀著作。但近年来，似乎许多人对考据这一研究历史的基本要义不感兴趣，尤其对地理沿革方面的考证更少有人愿意去做。其骧师在世时就说过在历史地理学界里，有些人对地理沿革考证不以为然，而他们恰恰在这方面没有过关。我在二十来年的教学生涯中也发现，如果长于地理沿革考证的学生，其思维必然严密而富逻辑性，对研究其他历史问题有很大的助益。我相信阿祥这部考据功力深厚著作的出现，能在年青的学子中起到样板的作用。
      做学术研究一要功力，二要努力。功力就是要有过人之处，别人看不出来的问题，你看出来了。人的头脑大都有点偏向，有的擅长考证，有的善于蹈虚。前者偏于科学，专长揭示历史事实。在别人看来是混沌一片的，在他看来清晰透彻。但功力的基础除了先天的偏向以外，还要有艰苦的努力作基础。虽然古往今来浪得虚名者有之，滥竽充数者有之，曲学阿世者有之，但与此同时锲而不舍者有之，埋头苦干者有之，拼命硬干者有之，我深信，严谨扎实的学问始终会是学术的主流。阿祥这部书将会是对这一判断的重要见证之一。


                                        周振鹤，2008年5月6日

序2：探索人类迁徙规律的结晶

历史得以发展，是人类活动的推动。人类的活动，表现为动乱与安定、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等社会现象，表现为阶级与阶层的错综关系，表现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变化。不过，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则是生息与迁徙，因生息而繁衍，经迁徙而交流。动乱、战争与分裂的年代如此，安定、和平与统一的年代未必不是如此。游牧民族如此，农耕民族并非不是如此。迁徙虽然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但是迁徙并非目的；其目的正相反，为了生息繁衍而追求安定。从个人到家族，从民族到国家，虽然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其本能却都希望安定。中外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移民浪潮，目的都是要寻找合适的存活环境。人类迁徙的宗旨在于安定，这应该是普遍规律。由于这一普遍规律的不断作用，于是不断出现侨民现象。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书稿《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正是胡阿祥教授探索人类迁徙规律的结晶。
    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现象并非东晋南朝时代所特有，却在东晋南朝时代最盛行，其原因在于西晋末年大量的北方人口南迁。西晋末年的北人南迁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它不仅促使东晋南朝社会发生巨变，导致中国古代经济南贫北富的局面发生根本性转折，甚至影响到其后的江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要深刻理解这次北人南迁运动的意义，就必须考察清楚其后出现的侨州郡县和侨流人口现象。不过，侨流人口是变化多端的现象，侨州郡县也呈现错综复杂的状态，致使文献记录参差难辨，读来如坠云雾。这样的题目，意义虽然很大，但是也因难度很大而令研究者望而却步。然而，胡阿祥教授却坚定地选择这样的题目作为研究的对象。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他终于成功了。
    胡阿祥教授成功的关键在于，遵循和利用了人类迁徙运动的普遍规律。迁徙是运动的过程，必定有最终的落脚之点。迁徙始终是动态的，如同录像一样；然而，记录迁徙的文献却是静态的，只能刻画出若干个断面，如同照片一样。依靠文献去复原迁徙的整个过程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文献记录的片段，去追寻迁徙运动的起点、终点以及中间的重要环节却是有可能做到的。就东晋南朝时代而言，侨流人口的迁徙过程虽然复杂多变，但是多数侨流人口的归宿即其迁徙的终点却是有案可稽的，那就是记载在文献之中的侨州郡县。人们虽然难以一一理清各支移民南下的具体时间与复杂途径，但是从侨州郡县的名称和设立的时间可以综合地分析出南下移民集团的总体方向和时段。胡阿祥教授正是这样，站在南下移民的归宿，即侨州郡县这个端点之上，去作逆向的推导，从而令人信服地追溯出侨流人口的来龙与去脉。诚如本书稿开篇所言：“若就侨流人口的初始研究或整体研究而言，却还是基础于侨州郡县的，因为如果不能全盘明了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则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迁移时间、迁移路线、迁移数量以及迁出地、迁入地等诸多方面就无从谈起，而这是决定于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研究在资料上与方法上的特殊性的。”这番话正是胡阿祥教授研究问题的方法论的扼要表述。
    这样的方法论，决定了研究对象的顺序，那就是先考察侨州郡县，后探讨侨流人口。本书稿的题目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确立的，谋篇布局也是服务于这样的研究思想的：在全面地考察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侨寄之地与设置经过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侨置的历史源流、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县的背景与原因、侨州郡县与原州郡县和当地州郡县的关系、侨州郡县的设官施政与户籍制度、土断与侨州郡县以及侨籍的整理、侨州郡县的地理分布、侨州郡县对政区制度的影响；进而密切结合侨州郡县的研究，讨论了研究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特殊方法，论述了侨流人口的地域选择、家族兴衰及其社会影响等方面。
    东晋南朝时代的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是相当宏大的题目，上述布局中的子题目中均有暗礁四伏。胡阿祥教授不惮费时费力，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展开缜密的个案研究，从大量具体而繁琐的考据中提炼出发人深思的观点，终于拨开迷雾达到崭新的境界。从而，在成功运用人类迁徙运动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东晋南朝时代北人南移运动的特殊规律。在近年纷呈的浮躁世风下，像这样通过扎扎实实的考据而达到崭新理论高度的书稿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提倡的。这部书稿的完成，不仅在中国沿革地理学、中国古代移民史和东晋南朝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移民数量与日俱增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和胡阿祥教授相知有年，他为人诚恳热心，处世严肃认真，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他的学术风格也一如为人处世的态度，而在严谨之中又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本书稿正是他的学术风格的体现。他繁征博引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悉心地一一梳理，善于从常见的史料之中发现问题和总结规律。如在书稿的第四篇中，对《宋书》和《南齐书》的《州郡志》所作的详尽考辨，能够由拙而获巧，从而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获得宏观的见解，并使其提出的一系列见解均符合历史的真实。他还善于通过对比发现矛盾，从解决矛盾着手获取真理。如书稿的第一篇第四章第四节中，指出侨州郡县地理分布与侨流人口地理分布的不相一致，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其结论是令人信服的。胡阿祥教授的考证不仅环环紧扣，而且绝不放过似乎纤小的问题，甚至对图表中的“附注及备考”也以审慎的态度对待。如第二篇第六章中对“侨置司州于徐”之“徐”的辨正，又如第二篇第八章中疑费县乃怀德县改名之说，都可见其用功的精细。正是通过悉心的考据，作者才烛隐探微，达到了高屋建瓴的境界。
    胡阿祥教授特别可贵的精神，是念念不忘师长的教诲和充分尊重前人和他人的劳动。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既是学术界注意的老问题，其中又不断地涌现出新的问题，对于这样的研究对象尤其应该注重前辈的研究方法，注重同行的研究成果。在本书稿中，胡阿祥教授不厌其烦地整理了从古至今与其研究相关的论述。对于同意者，忠实地引证；对于需要补正者，作出客观的分析。欲发前人所未发，须知前人之所知。在客观分析前人成果得失的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研究框架，这也是胡阿祥教授成功的重要原因。

李凭，2008年5月1日于华南雨静苑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序一  继承科学考据的传统（周振鹤）
序二  探索人类迁徙规律的结晶（李凭）

引言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文献记载与研究回顾

第一篇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述论
第一章 侨置的源流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
第一节  侨置的源流
第二节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产生背景与成立原因
第二章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立情形及其分析
第一节  侨州郡县设立的几种主要情形
第二节  侨州郡县与原州郡县的关系
第三节  侨州郡县设立后的变化
第四节  侨州郡县与当地州郡县的关系
第五节  侨州郡县设官施政的特点
第三章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籍的整理：土断
第一节  土断的概念与东晋南朝见载于史的十次土断
第二节  土断整理侨州郡县
第三节  “土断白籍”：白籍户的黄籍化
第四节  土断的意义及其不彻底
第四章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地理分布
第一节  侨州郡地理分布表
第二节  侨州郡县的地理分布格局
第三节 侨州郡县地理分布格局的形成诸因素
第四节  侨州郡县地理分布与侨流人口地理分布的不相一致
第五章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的影响
第一节  侨州郡县与政区增滥
第二节  侨州郡县与双头州郡
第三节 侨州郡县与政区制度

第二篇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考表
第六章 《晋书·地理志》司兖豫诸州之部侨州郡县考表
司州部
兖州部
豫州部
第七章 《晋书·地理志》冀幽平并雍凉秦梁益诸州之部侨州郡县考表
冀州部
幽州部
平州部
并州部
雍州部
凉州部
秦州部
梁州部
益州部
第八章 《晋书·地理志》青徐荆湘扬江诸州之部侨州郡县考表
青州部
徐州部
荆州部
湘州部
扬州部
江州部

第三篇  东晋南朝侨流人口专题
第九章 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输出与输入
第一节  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输出：以山西为例
第二节  东晋南朝侨流人口的输入：以安徽为例
第十章 永嘉乱后北方移民的地域选择：以江南地区为中心
第一节  永嘉乱后江南地区北方移民的地域分布
第二节 永嘉乱后江南地区北方移民的地域分析
附录：有关具体人物定居地史料辑录
第十一章 地域选择与家族兴衰
第一节  地域选择与家族兴衰：陈郡谢氏的情形
第二节  地域选择与家族兴衰：河东裴氏的情形
第十二章 东晋南朝人口南迁概况及其影响补说
第一节  东晋南朝人口南迁的概况
第二节  东晋南朝人口南迁之影响补说

第四篇  《宋书·州郡志》与《南齐书·州郡志》研究
第十三章 《宋书·州郡志》平议
第十四章 《宋书·州郡志》考疑
第一节  《宋书》卷三十五《志》第二十五《州郡一》考疑
第二节  《宋书》卷三十六《志》第二十六《州郡二》考疑
第三节  《宋书》卷三十七《志》第二十七《州郡三》考疑
第四节  《宋书》卷三十八《志》第二十八《州郡四》考疑
第十五章 《宋书·州郡志》政区治所今地
第十六章 《南齐书·州郡志》札记

余论：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开题

附录1：六朝概念辨析与六朝文化研究
一、六朝的概念与文化的概念
二、开展六朝文化研究的几个前提
三、拓宽加深六朝文化的研究
附录2：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地理环境述论
一、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
二、疆域与政区
附录3：论蜀汉灭国后其上层侨寓集团的解体分流
一、侨寓集团的外徙
二、侨寓集团的留居巴蜀

引用书目

后记

后记

这部书从考虑选题到写成现在这个模样，历时22年。就要交付出版社了，难免感慨系之。我一向认为，叙事本身具有解释功能；以此，这里不妨检索日记及相关材料，排列一下22年间的有关“大事”如下。
确定选题。1985年春夏间，我还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一年级的硕士生，不知何种机缘，我读了清人洪亮吉的《东晋疆域志》，并开始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问题发生浓厚兴趣，拟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9月25日，我就此征求邹逸麟先生的意见，邹先生认为：“单单花力气搞清侨州郡县意义是不大的。可以探讨侨州郡县在经济、文化、人口、作物、风俗等等方面产生的作用，所导致的对隋以后的影响；也可以选择特定的地区来做，比如江淮地区的侨州郡县及其影响。资料上可能存在麻烦，大概不多。”11月26日，导师吴应寿先生指示：“这个题目难度很大，要有思想准备。真要去做，只能做到那步算那步。首先要做的工作应该是仔细的考证，否则没有研究基础。洪亮吉的《东晋疆域志》错误不少，不可信据。还要注意侨州郡县是一回事，侨民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完全相合。在做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疆域的变化，注意侨州郡县的地区分布与文化影响。”12月4日，谭其骧先生教导：“侨置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清人做了些工作，比如钱大昕，考据是一流的，洪亮吉就属四流的了，洪齮孙也比洪亮吉高明。你一定要做这个题目，我同意，但是能做成什么样子，我也没有把握。我想有几点值得提醒。首先，现在是八十年代了，不能只局限于考据，做成洪亮吉《东晋疆域志》的补证。其次，主要的功夫应该用在侨州郡县制度，以及侨州郡县对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这两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比如有的侨州郡下，并没有人民，而是为北地来的官所立的。比如为什么要土断？土断前后的情况有哪些差别？土断的成效怎样？侨置都有哪些类型？再者，研究侨州郡县不能不联系人口迁移，人口迁移又不仅限于南迁，人口迁移都有哪些影响？我的那篇文章（笔者按：指《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是很浅的，我希望你能深入下去，哪怕取得一点点进步也是好的，不一定求其完整。总之，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材料也有限，有些方面、有些地区，讲实话，功夫到了，可能也搞不清楚，但这个题目是有意义的，我也很欣赏你的勇气。”正是在上述诸位先生以及张修桂、魏嵩山、周振鹤、葛剑雄等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我选定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作为研究方向。
初步研究。1987年4月下旬，我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研究》，并于6月16日答辩通过。答辩委员会由谭其骧、邹逸麟、王文楚、徐连达、吴应寿五位先生组成，并由吴先生代为宣读审阅人周一良先生的意见、代为提出问题。这场答辩要求之严、时间之长（近四小时），王振忠兄在《长水悠悠》（收入《走近复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文中回忆道：“研究生一年级时，适逢同门师兄胡阿祥硕士论文答辩。他的选题是魏晋南北朝的侨州郡县，写了二十万字左右，是一篇极具功力的优秀论文。那一天好像是在工会里的一间小屋，时间大概是上午的九、十点钟。一大早从市区赶来的谭先生先是闭目养神，静静地听完了开场白。其后，根据答辩程序，首先请外系（历史系）的一位教授发言。这位先生一开始就表扬了作者一通，谭先生很快便睁开眼将他打断，希望他提问题。那位先生以为谭先生只是出于客套，接着讲，还是继续表扬这篇论文。不料谭先生再次很不客气地将他打断，说论文答辩必须是提问题，而不应当是评价，并说学位论文答辩不能走过场，流于形式。故此，与会的答辩委员（包括前述的那位教授，均是谭先生的学生辈）都提了不少问题。事后师兄与我谈及，说他当时颇感紧张。后来，据吴老师说，他的老师周一良先生评价此文，说是达到了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这话应当是有根据的。几年后，周先生在《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提及最近几年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中具有新意的硕士、博士论文（全国范围内共提到十一篇），其中就专门提到本所的两篇学位论文，而第一篇就是这篇硕士论文（另一篇是师兄卢云博士的《汉晋文化地理》，后来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历史文化地理方面的专著）。……在谭先生的严格要求下，学术答辩不流于走过场，必须提问题，这一传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故而每次总是让人如履薄冰。”葛剑雄先生《最难评说是书生》（收入《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中也提到相关情况：“我们研究所吴应寿先生指导的硕士生胡阿祥的毕业论文是以东晋南朝的政区为题的，先师（笔者按：指谭其骧先生）见后相当满意，提出应请周先生审阅。周先生看后大加赞赏，……先师向校方提出应让胡阿祥留所工作，但他在半年前已确定分配南京大学。为此先师专门给当时的校长谢希德写了一封信，认为还没有见到论文写得怎么样，如何能确定分配去向？要求校方重新考虑。实际上已无能为力。先师对此一直引为遗憾，以后又与周先生提及，周先生也注意到胡阿祥新发表的论文，认为水平也很高，但他却劝先师：‘给南大送一个历史地理人才不是也很好吗？’”正是在这样的肯定与提携下，我坚定了跋涉于学术道路的决心。又犹记此前、此后拜谒周先生、谭先生的情景。1986年11月14日午后，我就论文写作中的十多个问题，闯到北京大学燕东园周先生家中请教，周先生不仅耐心细致地解答，而且对我的写作提纲，从布局、资料、观点各方面给予了总体的赞同；我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后，三、五年间曾多次到谭先生家中叨扰、或在会议期间向谭先生汇报学习与工作情况，每次谭先生与我寒暄几句，即进入学术正题，与我讨论意有不同的双头州郡问题（谭先生的观点，略见拙著《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第八章“东晋南朝双头州郡考论”之“附记：谭其骧师与笔者论双头州郡”，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太初先生与季龙老师对待学术研究的这种精神，予我以极大的影响。
相关成果。1987年7月我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以及更扩而大之的魏晋南北朝政区与人口问题，一直是我关注与用力的学术领域之一。1996年2月，依据硕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改写、发表于1993年的《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获得我至今仍然非常看重的“谭其骧禹贡基金首届优秀青年论著奖”论文一等奖。1992年底，费时半年的长篇论文《中古时期郡望郡姓地理分布考论》完成。又1993年夏，受卞孝萱先生之约、费时两年的《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书稿完成，我也于该年秋在职进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卞孝萱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并于1997年底完成题为《魏晋文学地理研究》的学位论文（2001年5月取论文部分内容而成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直到1999年底，我断断续续地再费时近一年，修改《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书稿，直到2001年底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林頫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史学专辑”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评价说：“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在取得这些具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爬梳史料、总结前人特别是清人的论著得失，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着手，撰著出版《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全面系统地分析、论证了这一时期的疆域与政区问题，‘发前人所未发’，‘基本上解决了六朝三百余年疆域政区的演变这一复杂问题’，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著作。”又2001年，许辉、邱敏两位先生与我共同主编的《六朝文化》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并于2003年荣膺江苏省第八届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而在做中古家族地理、魏晋文学地理、六朝政治地理以及六朝文化的过程中，我进一步深深地感受到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以及相关的侨流人口问题的复杂与重要，甚至觉得研究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各类问题，都绕不开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这个前提。于是我下定决心，要从基本史料做起，以求逐步把这个问题研究透彻。本着这样的想法，2001年11月，我集中全力于已经开始了六年、而并未抓紧的《宋书州郡志汇释》，历经十个月的辛劳，完成了约40万字的书稿；至于《南齐书州郡志汇释》，经过十多年的积累，也已形成了约20万字的初稿。
申请项目。2001年6月，因为手头承担的其他国家级与省级研究课题都已完成结项，我尝试着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为题，申请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由于是相对冷僻、“经世致用”意义也不明显的自选课题，所以我并不抱有什么期望。大出意外的是，是年9月，该课题竟得批准，虽然资助经费只有一万元。受此鼓舞，12月，我又以《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使我信心倍增的是，2002年6月，国家课题也得立项，而且资助经费超过了我的申请额度。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我不知名的评审专家，感谢江苏省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这种感谢，不仅是感谢评审专家与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基础研究的扶持；也感谢正是由于课题的立项，才促使我除了必须完成的教学、科研与社会工作外，尽量排除其他各种干扰，努力完成心中悬望已久的学术目标。
撰述成书。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完成了与本书有着密切联系的两项成果。一是《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的增订本（学苑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是《宋书州郡志汇释》的修改定稿（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前者是挚友、中国人民大学华林甫教授与学苑出版社郭强编辑主动邀约的（未曾谋面的郭强编辑已于2006年9月22日英年早逝，行文至此，不胜唏嘘），后者使我见识了极为认真负责的奚正新、刘洪权两位编辑。《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能出增订本，说明真正的学术著作其实仍有市场；奚、刘两位编辑，则使我感叹在浮躁的今日，也仍有可贵的认真负责。而也正是在认真负责的撰述态度、没有顾虑的出版信心中，经过五年、特别是近两年的矢志钻研、潜心写作，我终于完成了这部篇幅不小的书稿。
一部书稿，从满头浓密黑发的青年学生，做到谢顶而两鬓也已斑白的渐衰中年，现在追问起来，我真的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起稿时节，是由着兴趣与勇气；结稿时节，则看重责任与承诺。然而，当中年的我践行着力所能及的对学术的责任与承诺时，却不能同时负起对父母、对妻儿的责任与承诺。因为繁重的教学任务、科研工作与不便推脱的各种社会事务，十多年来，我几乎没有了周末，没有了休息身心的习惯；与此同时养成的习惯，则是买书、读书、写书，抽着烟、喝着酒、品着茶、遛着狗、逗着猫地思索文章、构思书稿。近两年来，我越来越感到愧对父母与家人，探望父母的时间少了，陪伴家人的心思少了。我真的想把这些兼顾起来，可是太难！
我的人生已经过半或者近半，而这部即将面世、交由读者评判的书稿，又伴我已经走过的人生之半。人生苦短，悲凉弥漫心中。然而也有慰我心者，我有那么多优秀的学生，有那么多真诚的学术界与出版界的良师益友。学术界良师，如为本书题签的文史大家卞孝萱师，一直提携着我、关怀着我；而为本书赐序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鹤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凭先生，则时时警励、处处指导着我的学术与人生。出版界益友，如南京大学出版社黄继东、湖北教育出版社陆才坚、山东画报出版社傅光中、安徽教育出版社刘洪权、湖北人民出版社王建槐、学苑出版社我永志怀念的郭强，正是这些朋友，把我的成熟或欠成熟的书稿推向社会，使我不断获得学术界的肯定、建议与批评；同样，这部书稿，如果没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徐宗文总编的大力推荐，也就无缘结识读者，结识同行。谨此，我真诚地感谢这诸位良师益友！

2006年12月6日深夜，胡阿祥记于三栖四喜斋
2008年5月15日改定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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