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农业是人类一项重要生产活动。依托农业，人类不但为自身繁衍解决了衣、食等基本问题，而且发展了文明进程。伴随人类社会进步，农业走过了原始、传统、近代与现代阶段。距今约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原始农业在亚洲西部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即今伊拉克、叙利亚一带)、中国的黄河流域以及其他一些被誉为古代文明起源的地区形成，这时人们所凭借的仅是石刀、石铲、木棒等最简陋的工具，工具的简陋决定了这一时期农业开垦规模与人口数量的有限性，从考古界为我们展示的史前时期的工具特征，不难想像那时人们手持笨重、简单的工具，开垦聚落周围土地的情景。当农业发展到传统阶段，铁制农具与畜力的使用成为这一阶段的显著标志。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战国至西汉时期是铁制农具推广、普及时期，最晚到西汉时期，铁制农具已普遍应用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工具的改变以及畜力的应用不但推动了整个农业生产的进程，而且为农业生产带来全新的变化，其一，铁制农具的灵巧程度与劳动效率大大高于石器，人们依靠这些工具不但可以耕垦那些早在原始农业阶段业已开发的川原阶地，而且不断将拓垦的步履迈向山地、丘陵，这一时期围绕聚落形成的小块儿农田已相连成片，无论黄河流域还是其他地方，人们步履所至，声音所及的地方皆被拓垦为田；其二，在铁制农具与畜力的促动下，伴随农业生产量的提高，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为了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衣、食需求，以在同一块土地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为前提，萌生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耕、锄、选种、施肥、浇水、轮作、复种等包含对土地资源与农作物本身整治、管理在内的配套措施，有效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同时也成为这一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近代农业阶段出现了动力机械，现代农业阶段则在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以及生物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将农业带入集约化经营与生产的轨道中。

    农业是直接依托自然环境而发展的生产部门，农业发展带来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回顾人类的农业开发历程，不难发现由生产活动而造成的环境扰动，随着农业生产进入高一层阶段而不断增强。当人们还停留在原始农业阶段，简单的石制工具不但不能对环境造成明显的影响，而且有限的人口与广袤的土地，可以使人们通过撂荒、歇种的形式修养地力。进入传统农业阶段后，铁制工具的应用不但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而且也增强了对环境扰动的幅度，由于人口增加，大片宜耕与不宜耕的土地被开垦成农田，农田侵吞着森林、草原、湖沼，农田伸向牧场、山原，在农田景观取代自然景观的同时，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天然植被的消失加大了水土流失的力度；长城沿线的开垦造成了风沙灾害；大片湖沼的湮废引起了环境失调，凡此种种，未等历史发展到今天，古人即已认识到不合理的开垦对环境的恶劣影响。

    回顾农业发展历程，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即农业的产生繁衍了人类自身，造就了人类文明，同时农业每前进一步都渗透着环境代价。农业与环境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早在传统农业阶段就有人提出环境破坏现象，但真正将其列为事关人类发展重大问题是在20世纪中期。这时数千年内人类活动积累下的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影响了整个地球的共同利益。面对这一切，全世界不但寻求整治、恢复环境的良策，同时也力图在回顾历史过程中，探求人类活动的阶段特点与教训，寻找人类活动与环境间的平衡点。

    研究农业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信息最多的地方，这里不仅仅是农牧两种生产形式的交错分布区，在自然地带上也是半湿润与半干旱、暖温带与温带的邻界带，地理学认为这一环境地带属于生态脆弱带。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之所以在环境上具有脆弱特征，与这里自然地带的过渡性直接相关。每当全球或地区出现环境波动时，气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首先发生在自然带的边缘，这些要素又会引起植被、土壤等作相应变化，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从一种自然带属性向另一种自然带属性转变。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脆弱的生态特征，对人类活动也具有敏感反映，因此这里既是人类活动对环境扰动最大的地区，也是今天亟待治理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寻求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平衡点，意义更甚于其他地区。西辽河流域处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东段，无论地理位置、生态属性以及人类活动方式均具有典型生态脆弱地区的特征。

在西辽河流域的历史全过程中，辽金时期只是农牧轮回中的一个阶段，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在不改变以畜牧业为主旋律的前提下，以移民形式将农耕民族带入草原，在草原上发展了插花式农田。四季迁徙是游牧生活的属性，安土重迁则是农业生产的本色，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区域都经历了空间变化，主要农耕区由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向老哈河流域，再由老哈河流域向大凌河流域自北向南变迁，畜群也在西辽河流域两岸的草原上往返移动。无论农业还是畜牧业都是依托生态环境而存在的生产部门，我们追述西辽河流域农牧业活动的空间历程，就是试图通过对人类活动轨迹的追踪，探寻自然环境变化规律以及人地关系互动特征。当我们解读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经历的一切，摆在面前的原因虽不止一个，但发生在10世纪中后期的气候变化与人类自身农牧业活动共同造成的环境逆转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气候变化的动因来自地球内部，农牧业活动造成的环境扰动则取决于人类自身，关注自然界本身的变化规律，减免人类不当的环境扰动，是人类步入21世纪，回顾自己走过的脚印，面对未来的心声。辽金两朝已经过去十个世纪，发生在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历程与环境变迁，提醒我们今天的行为能否造福于子孙不仅仅取决于人们的美好愿望，更多地决定于对待环境的态度。

后记

    西辽河流域是我去过多次的地方，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几乎每隔一年或数年就会“闯关”、“出塞”，来到这片被科学界称为农牧交错带的生态敏感地区。这些年间，赤峰市以及下属各旗县对我的工作给了很大帮助，其中巴林左旗阎彪书记，李国县长、王建勋秘书，旗博物馆王未想馆长、李建奎先生，巴林右旗博物馆青格勒馆长、石阳馆长，赤峰市红山区文管所赵爱民所长以及赤峰市文化局，尤其让我感念，无以回报他们的朴实、真诚，谨在此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感谢。

    我的研究涉足西辽河流域已有多年，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崔海亭先生、夏正楷先生、唐晓峰先生、周力平先生、历史系邓小南先生、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以及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的王守春先生始终在学术上给予多方面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李青淼、刘霄泉两位博士研究生帮助我清绘了书中所用的地图，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编委会以及孙晓林先生，感谢他们为审阅此稿付出的心血。

2005年11月于北京大学新地学楼

出版后记

当前，在海内外华人学者当中，一个呼声正在兴起——它在诉说中华文明的光辉历程，它在争辩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它在呼喊中国优秀知识传统的复兴与鼎盛，它在日益清晰而明确地向人类表明：我们不但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中国建设成为经济大国和科技大国，我们还要群策群力，力争使中国在21世纪变成真正的文明大国、思想大国和学术大国。

在这种令人鼓舞的气氛中，三联书店荣幸地得到海内外关心中国学术文化的朋友们的帮助，编辑出版这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以为华人学者们上述强劲呼求的一种纪录，一个回应。

    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应本店之邀，组成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完全独立地运作，负责审定书稿，并指导本店编辑部进行必要的工作。每一本专著书尾，均刊印推荐此书的专家评语。此种学术质量责任制度，将尽可能保证本丛书的学术品格。对于以季羡林教授为首的本丛书学术委员会的辛勤工作和高度责任心，我们深为钦佩并表谢意。

推动中国学术进步，促进国内学术自由，鼓励学界进取探索，是为三联书店之一贯宗旨。希望在中国日益开放、进步、繁盛的氛围中，在海内外学术机构、热心人士、学界先进的支持帮助下，更多地出版学术和文化精品!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九七年五月

来源于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