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

绪论

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

1.历史学研究的城市

2.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

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任务

1.研究城市兴起的地理特点，为城市规划服务

2.研究城市职能及其转化的地理特点，为发挥城市的优势服务

3.研究城市结构的地理特点，为促进城市的合理布局服务

4.研究城市风貌的地理特点，为建设城市新貌服务

5.研究都市化的地理特点，为合理的都市化服务

一、中国城市的起源

1.中国城市起源的时代

2.“城市”名称的来源

二、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

1.城址选择的原则

2.城址的转移

三、中国城市的城墙

1.城墙的起源

2.奴隶制时代的城墙

3.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墙与城市

4.秦汉时代的城墙与城市

5.秦汉以后的城墙与城市

6.城墙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四、中国城市的类型

1.政治城市

2.经济城市

3.军事城市

4.文化城市

五、中国城市的形状

1.方形城市

2.长方形城市

3.圆形城市

4.不规则形城市

六、中国城市的规模

1.中国古代城市分级的根据

2.城区范围广阔

3.城市人口众多

4.城市规模宏大的原因

七、中国城市的平面布局

1.中国著名都城的平面布局

2.中国著名地方城市的平面布局

八、中国城市的水源

1.河流与城址选择

2.城址与河流关系密切的原因

3.湖泊与城址

4.水源与城市发展

5.中国城市的供水

九、中国城市的园林

1.中国著名都城的园林

2.中国著名地方城市的园林

十、中国城市的规划

1.规划思想

2.规划原则

3.规划地

后记

序

这或许是一种巧合，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中，我几乎一直与城市历史地理打交道。五天以前，我接待了我的老朋友、夏威夷大学教授章生道先生，他是一位城市历史地理学家。那天，地理系和城市科学系的数十位教师及研究生与章先生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由我主持的，一开始我就向与会者介绍：这是大名鼎鼎的城市历史地理学家，是《有城墙的都城形态》（The Morphology of Walled Capitals）一文的作者，这篇精湛的论文是收编在一本由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美国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主编的巨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之中的。“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城市的特色。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不论其研究的是历史城市或是现代城市，大家都熟悉这篇论文，而这天的与会者，除我以外，几乎都没有见过此文的作者。与慕名的同行学者见面，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座谈会开得很好，而所谈的，主要就是历史上的城市。

三天以前，我的另一位老朋友，英文《中国日报》总编陈砾先生惠临舍下，他不是一般作客，而是特地转道杭州来帮助我解决一个有关城市历史地理的困难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的出版问题。提起此书中译本的沧桑经历，不禁令人怅然，所以必须多说几句。

此书原版本是施坚雅在70年代末期寄赠给我的，当时，世界各国的城市学者已经发表了不少书评。我选择了美国和日本学者的书评各一篇，请人译出，并由我加上一个引言，在《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得到了不少城市学者的好评。接着我和施坚雅见了面，商量把此书进行中译的问题，于是，我组织了几位擅长英语的朋友动手翻译此书，施坚雅立刻为中译本写了序言。在全书基本译成以后，应他的要求，我为此书写了长篇书评。记得这是1985年春季，当时，我在国立大阪大学任教，而施坚雅则在东京庆应大学任教，我们的一位日本朋友，也就是此书中的一个名篇《宁波及其腹地》的作者斯波义信教授，当时也任教于大阪大学。2月16日是施坚雅的生日，他们夫妇特地从东京来到大阪，邀请斯波夫妇和我们夫妇在大阪市中心梅田的一家著名的餐馆共进他的生日晚宴。席间，我把即将在《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发表的我为此书所写的书评《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文的内容告诉了他。我的书评并不是一篇捧场文章，书评肯定和赞赏了一些文章和观点，例如我对施坚雅提出的关于中国“中世纪城市革命”的观点，我作了充分的肯定。又如对斯波的《宁波及其腹地》一文，施坚雅在此书《导言》称赞：“斯波关于宁波城市的经济描述，在现有叙述传统中国城市的英文著作中，很可能是最完备的一种。”我在书评中则补充了施坚雅的话：“在我所读到的有关宁波城市研究的中文著作中，像斯波这样的论文实在也是凤毛麟角。”但是我也批评了一些文章和观点，例如芮沃寿（A·F·Wright）的《中国城市的宇宙论》和牟复礼（F·A·Mote）的《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两文中都论及的所谓《宇宙论》，我认为这两位作者都没有懂得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又如对拉姆科（H·J·Lamley）的《修筑台湾三城的发轫与动力》一文，我认为作者没有学过地理学，不懂得地理环境在城市建筑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我的这些言论，施坚雅听得十分出神。不久《杭州大学学报》出版了，而且，《新华文摘》在当年第8期基本上全部转载了这篇书评。说明学术界对此书是非常重视的，可惜出版界并不完全这样。

由于此书的名声确实很大，所以有一个出版社知道我们翻译此书，立刻欣然接受，并且列入他们的所谓“重点书”。但是当全部译稿到达他们手中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学术专著，出版以后不会有很大的销路，“商品意识”促使他们把此书的出版拖下来，而且一拖十年。由于我自己没有参加此书的翻译，交稿以后，以为迟早总要出版，一直没有再关心此事。直到不久以前，朋友们下决心从出版社索回译稿与我商量之时，我才明白，此书名声在这个出版社的总编先生眼中，毕竟敌不过“商品利润”。于是我才写信求助于陈砾先生。陈砾先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并非历史地理学家，但是我深知他知识广博，眼光远大，又是多年与外文打交道，或许能够给我帮助。果然，在他接到我的信后，立刻挂电话给我，由他负责联系出版。接着，趁一次因公南下的机会，到舍下走访，说他已经找好了出版社，把译稿和原书一起带走。在搁置了十年以后，此书与中国读者见面，总算有日可计了。

就在陈砾先生离杭北返的次日，我收到马正林教授用特快专递寄来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校稿，要我为此书作序，这就是如前所述的在几天之中我和城市历史地理的第三次交道。接待章生道先生和陈砾先生的造访，应该说都是使我愉快的事情，但是当我读完了马先生的大作以后，我的愉快心情确实远远超过前述二者。因为这不仅是马先生的一种专著，而且更恰如其分地说，是一部通论性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高等学校教材。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这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又一重大进展。因为大凡一门学科的形成，开始总要经过许多学者零星分散的专题研究，积累起许多研究成果，然后再由若干学者，把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和总结，编写出有关这门学科的通论性著作，于是，这门学科就趋于成熟，从此可以加速发展。马正林教授从事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科研已经二十多年，而他之所以能编著成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著作，除了他个人的非凡努力以外，同时也依靠这门学科领域中的许多学者，上述章生道教授的《有城墙的都城形态》当然是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的一项杰出研究，而施坚雅教授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早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空前杰作。但是如前所述，所有这些，都是学者们零星分散的专题研究。马正林教授的皇皇巨著正是以许多前辈学者的专题研究为基础而编著出来的。上述我在这几天之中经历的这三件事，相互之间其实具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实在是一种学术上的令人高兴的巧合。

我之所以认为马先生的这一成就，是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重大进展，这是因为，在历史地理学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城市历史地理学显然是一个热门，不论在中国和外国都是一样。我在拙作《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6辑，1988年）一文中曾经指出：“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从5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出版了许多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在中国，50年代以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曾经一蹶不振。正如我为侯甬坚先生所著《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提到的：“人文地理学被批判、排斥。学者们对此不仅裹足不前，而且视作畏途。”作为人文地理学成员之一的城市历史地理学，直到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发展。马正林先生的《丰镐——长安——西安》一书出版于197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当时，城市历史地理著作在国内还相当少见。到80年代初期，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于1983年主编出版了《中国六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接着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于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似地萌发出来。这些研究成果仍然是专题性的著作和论文，但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所以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历史地理学的前进脚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通论性的著作，在历史地理各分支学科中，由城市历史地理学率先编著出版，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前面已经指出，此书是马正林先生在高等学校执教二十多年的成果，所以在我看来，它完全适宜于作为一种高等学校教材。作为一部教材，此书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至少具有完整、严密、创新三个特点。当然，这也是作为一部优秀教材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首先，教材不同于专题研究，教材必须为学生提供这门学科的完整和系统的知识。前面已经指出，通论性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出版，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成熟。所谓学科的成熟，主要指的是这门学科，从理论到方法，从抽象的逻辑思维到具体的资料内容，都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也就是为这门学科编著教材的基本条件。否则，凑合若干专题研究的材料，那就只能称为“讲座”。现在，我所看到的这部教材，从绪论开始，内容包括十章。在论证了学科研究的对象任务以后，分别讨论了中国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墙、类型、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作为城市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这些章节，已经具备了学科的基本内容，可以为学生提供这门学科完整而系统的知识。以第七章《中国城市的平面布局》为例，作为《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这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最具体和最基本的知识。教材把这一章分成著名都城和著名地方城市两类加以论述。前者包括13个小节，论述了不同时代的7处著名都城；后都分成37个小节，论述了不同时代的16处著名地方城市。学生学习了这二十多处历史城市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迁，则中国历史上的最主要的著名城市已经基本包罗无遗。这样的教材，如能使用得当，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不仅是完整而系统的，而且是扎实和巩固的。

作为教材，另外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科学上的严密性。因为教材的作用，不仅是为了提供学生以完整和系统的知识，并且还应引导学生日后在城市历史地理方面的继续深造，让他们懂得在这门学科中做学问的方法，所以教材在科学上的严密性，对于学生来说，实在至关重要。而此书在这方面也是值得赞许的。例子很多，不妨从卷首的《绪论》中举出一个。因为这部教材的内容集中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城市，而城市是一种特殊的地理实体，正如我为张步天先生所著《中国历史地理》（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所写的《序言》中引述的、我于1983年在日本关西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的话：“除了地理以外，以区域为基础而进行研究的学科又如此之多，在一个区域里，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比二三十年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倍。”城市也是一个区域，而且是一个人文景观特别复杂的区域。研究城市的学科及其成果，真是汗牛充栋。为此，教材必须严格区别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和其他城市历史研究的不同，让学生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不至于面对浩瀚的城市历史资料而手足无措。现在，教材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中，一开始就指出：“历史学所研究的城市与城市历史地理学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着重于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后者则着眼于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空间，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接着，教材在详细阐述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所研究的城市内容后，专门论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城市，指出：“城市历史地理学既然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所研究的城市就只能是地理实体。也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学科研究的城市区分开来。”

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是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开宗明义，是必须让学生彻底了解的问题。编著者在这方面的确下了极大的功夫，而教材在科学上的严密性也就充分地体现。

最后，教材不同于专题研究，而且也受编著出版时间的限制。在一门学科中，有的专著对其中某一问题研究得特别精深，另外，学者们每年每月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但教材属于通论性的著作，在学科领域中，它有面面俱到的任务，并不是一本论文集，不可能用大量的篇幅论述某一专题。同时，教材的更新也显然跟不上学术界随时发表的成果。不过，由于教材供教师在课堂讲授之用，所有上述缺陷，都可以通过讲授加以弥补，每一门课程都是如此，毋需赘述。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着重说明，我把马先生的《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视作一部教材，绝未忽视他在这方面的创新。尽管作为一部教材，此书以后需要不断更新，但应该说，从现状来看，这是一部有创新意义的教材。这中间的不少创新内容，对我来说，也受到很大的启发，不妨也举个例子。

历史城市的研究者，不论是研究城市史、城市地理或其他方面，长期来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即什么是历史城市？所谓城市，其本身不过是一种聚落，这种聚落能冠以城市之称，现代各国都有明确的指标，而这种指标基本上都是计量的。譬如人口指标是目前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城市的指标之一。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都有人口的计量数值。但对于历史城市，要获得各种计量数据，实在十分困难。施坚雅通过大量资料的分析计算，也无非得出了8世纪的长安（今西安）人口达100万，北宋的东京（今开封）在其最后年代人口为85万，南宋的临安（今杭州）在其最后年代人口为120万（《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一编《导言》）。中国历史悠久，城市众多，要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城市的人口计算出来，这实在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困难。在拙编《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的《序言》中，曾经引用日本学者狩野千秋综合西欧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意见，把古代城市形成的条件归纳为七个方面：即一，最原始的国家组织与王权的确立；二、稠密的人口；三、社会阶级的分化与职业的专业化；四、巨大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建造；五、文字、金属器的发明与科学技术的发达；六、由于剩余物质的生产而出现了有余暇从事知识性的活动；七、商业与贸易组织的发达。这七条，其实都是定性指述，完全没有计量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城市研究者，常常采用一种不得已的历史城市标准，即凡是历史上曾经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就作为历史城市。我曾经在拙作《聚落、集镇、城市、古都》（《河洛史志》1994年第3期）一文中，无可奈何地抱怨这种标准，我说：

一般而论，这种标准或许可以作为权宜措施，但其实存在不小的偏差。例如，40年代初期，我曾到江西省东部的一些地方居位过，在那里，浙赣铁</PGNF10.TXT/PGN>路线上有一个很小的县份横峰县。当地民谚说：‘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这个民谚显然是从明、清流传下来的（横峰原名兴安，明代始建县）。像横峰这样一个弹丸小邑可以称为历史城市，而附近存在着全国四大镇的景德镇和江西四大镇的河口镇，却因没有一个县政府而只能称为历史集镇，这当然是很不合理的。其实，像横峰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并不罕见，清佟世恩所撰的《鲊话》一书中所描述的清广东恩平县的情况就更为突出，此县：城甚小，周围只有六百四十步，仅有两个城门，城内除县衙和学宫两座砖木建筑外，其余悉是草舍。就是因为有了一栋县衙，恩平就算一个历史城市。这就是这种行政标准所存在的明显缺陷。不过，在统计资料十分缺乏的古代，要在数量庞大的县邑之中区别哪些是历史城市，哪些不是历史城市，现在看来，这是很难做到的。

现在，在马正林教授的著作中，让我看到了，他已经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撇开这种被我所抱怨的“很不合理”的标准。他在第七章《中国城市的平面布局》中，把“明清武汉三镇”作为历史上中国著名的地方城市加以论述。这中间的关键当然是汉口，这个所谓明清四大镇的著名聚落，按照行政标准，它一直要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脱离汉阳县的管辖而成为县一级的夏口</PGNF11.TXT/PGN>厅。但是马先生断然把它作为历史城市，写了二千字文章详细地记述了它在明清时代的平面布局及其发展变迁。对于历史城市的这个所谓行政标准，施坚雅实际上承认了它，而我虽然抱怨了它，却也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它。是马正林教授首先突破了这个传统的框子，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创新。

所以，《中国城市历史地理》这本专著，按照我的体会，它完全称得上是一部高等学校的优秀教材。几天以后，我将出国作一次比较长期的访问，近来公私事务都比较繁忙，但在远行前夕，能够读到这样一部书稿，并且执笔撰写这样一篇拉杂的序言，令人不胜愉快。

陈桥驿

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