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亮

    自城市诞生以来，它就和农村一样，是承载人类不同社会群体的广阔而绵长的大舞台。无论是在古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中，还是东西方社会千差万别的变化下，城市总是以领先而活跃的经济、更系统而完备的管理、更绚丽而多彩的文化以及无比富庶的物质生活和更加高远的精神境界走在时代的前面，在历史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与农村社会那种相对稳定、相对封闭的特性不同，城市似乎总是具有一种永无休止的精神，会自觉不自觉地不断修正、改造和完善自己，并在此过程中一次次创造着自己，以一种新的面貌负载人类向文明的更高阶梯一步步迈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要素，它几乎就是文明的同义语!

    在21世纪的中国，像上海、深圳等城市的进步和发展是改革开放取得重要成果的标志，但对广袤土地上更多的城市而言，城市应该怎样发展，城市走向如何，仍然是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可谓任重而道远!我们知道，尽管今天有的城市已经是绚烂夺目、规模宏大、兴盛发达，但它们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在历史上都留有自己幼年、童年和青年的足迹。像上海这座中国最繁华、最发达的都市，宋时不过是一个靠近水域的小小的市镇；像深圳这座傲立当今中国的东南都市，20世纪80年代以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渔村。这些都说明，城市和许多事物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方面的影响，有自己隐含的规律。今天的中国要发展，城市要发展，我们所需要的不仅是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还要尊重中国自己的发展历史。我们既要以坦荡、博大的胸怀拥抱和接纳一切东方的、西方的先进的东西，我们也应当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心态走进过去，寻觅那些属于自己，且不能改变也不会改变的东西。应当说，走进历史不是怀旧，而是一种必要的理性认识。只有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思索才会接近合理，只有真正认识和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放眼未来。

正因为这些，我认为研究古代城市是非常必要的。它不只是学术的需要，也是现实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

一、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现状与思考

    美国学者芒福德。刘易斯曾经说过，“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城市的现状，我们必须经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去了解城市更远古的结构和更原始的功能，这应成为我们城市研究的首要任务”①。然而，当我们面对古代城市，特别是面对那些曾经托起一个辉煌时代、一个强盛王朝、一个英雄群体的灿烂而辉煌的城市时，却有一些不能回避且必须作答的问题，即城市是什么?城市何时形成?为什么会形成城市?城市形成后怎样发展?……

    (一)现实社会与城市研究

本以为城市研究仅属于学术领域，可是走进其中就发现它与现实社会的发展、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是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由此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学术研究从来都不纯粹，无论你愿意与否，它都有与现实难以割裂、服务于现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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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美]芒福德·刘易斯：《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背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

    1949年，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历程。在此后20～30年间的学术界里，我国的史学前辈们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对中国城市的研究曾作出巨大贡献。他们的研究结论和观点反映出古代城市的一个层面，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特殊政治背景和学术氛围也影响了一代学者，当时的城市观就有不能抹去的时代烙印。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城市研究的切入点和涉及面是有限的，城市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也是比较单一的，这是我国城市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学科的一个表现。面对发展迅速和内涵丰富而复杂的城市，我们仍有进一步深入和系统研究的必要，比如，在中国城市起源问题的探讨中，我们要思考城市和城堡的差别；在探讨城市形成动因时，我们要考虑政治或经济何者为最初动因等等。

    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仅使现实社会发生巨变，也使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发生巨变。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思想解放。它不仅使我们民族的精神风貌向上扬起，也以强劲之势推动中国向世界文化敞开了国门。西方城市理论随之传入，为城市研究带来了新思维、新方法，注入了新的血液。它影响着人们，使新一代学者开始用新的视角观察城市。人们对城市的认识已不仅只局限在政治、军事或说是与阶级斗争相关的问题上，而是开始着力揭示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先进、最丰富、最复杂的方方面面。人们除了熟知它与国家与政治极为密切的一面外，更注重它与经济、文化以及人自身密切联系的方面。当人们从多元角度认识城市已经成为事实，那学术界对城市诸多问题展开讨论和研究就是必然。一批中青年学者在以往城市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理论方法，多角度考察、探讨和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城市。他们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开始了一条学术理论和研究的探索之路，力求立论科学而完善，我国的城市研究有了新的突破。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使现实中的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异常迅速。人们在社会的巨变中深深感受到城市的复杂性、多样性和重要性。一方面，在农村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城市的改革却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城市迅速发展却又暴露出城市的诸多问题，大大影响到改革开放的进程。现实社会的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城市研究，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城市，研究并探讨城市。

  短短的20年间，关于中国城市发展史、城市地理、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学、城市人类学的学术著作纷纷问世；人们不仅研究普遍意义上的城市问题，而且将研究的触角延至不同空间地域的城市，如上海、重庆、武汉、昆明、成都等单体城市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可以说，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交错而论，静态与动态相交考察，无论从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看，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城市研究更加深入了。一门关于城市的、年轻的学科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形成、发展。

    (二)城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社会载体，但它一定有一个最本质的特征

    在学术界，对究竟什么是城市的问题曾经争论了许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学者，无论是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还是城市社会学、都市人类学等，不同的学科对城市都有自己的定义和不同的解释。这是城市研究的一个起点。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或定义，研究势必陷入自相矛盾，难以继续。

    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的前辈们曾作过一些阐释，如傅筑夫先生认为：“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封建主——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①武伯纶先生说：“古代国家的职能，在城市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就这个意义上说，城市是国家的同义语。”②等等。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张鸿雁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城市首先看成是乡村的对立物，是一种不同于乡村的聚落形态。同时，对城市本质特征进行界定，认为区别一个聚落是城市还是乡村的最根本点在于它们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大农业的概念)．以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差别为基础而构成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这样的职业差别，以及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别等等。由此而澄清了一些在研究和阐述古代城市时容易混淆的概念，如军事性城堡；人口密度高，但经济未脱离乡村经济的都邑；人口密集，政治发达，工商经济成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之间的差别③。另有学者又从考古学、都市人类学的角度去探讨城市，如张光直先生，在总结了一些古城址的考古发掘资料后，将城市所必有的要素归纳为五点，即夯土城墙、战车、兵器；宫殿、宗庙与陵寝；祭祀法器(包括青铜器)与祭祀遗址；手工业作坊；聚落布局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则性④。谢仲礼等又再作深入探讨，将城市这种“高度复杂的聚落形式”的特点归纳为城市人口密度、生产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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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21～329页。下同；《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作用》，载《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②  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绪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③  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文史哲》1984年第4期；《论中国初期“城市”和城市概念问题——与张光直先生商榷》，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④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3页。以下版本同。

平、商品贸易等远高于乡村；城市布局相对规整；有一套较完备的防卫体系；城市一般是该地的政治中心；城市有为民众服务的公共设施①等。

  这些观点对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城市起源是很有启发的。由于认识城市的着力点是将城市视为乡村的对立面，以人们的经济活动差别为基点考察两个社区，不仅可以使人们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两者间的差异，也使人看到城市本质特征所在——非农经济是城市的基础。这不仅是古今城市，也是东西方城市的本质特征，也是它们的共有特点。

    (三)对城市形成而言，政治和军事是手段，获取物质利益才是初始动因

在解释中国城市形成的基本原因(或说最初原因)时，学术界一直流行城市的产生是政治或军事行为的结果的观点。如傅筑夫先生，在对城市下了一个基本的定义后认为：“城市兴起的具体地点虽然不同，但是它的作用则是相同的，即都是为着防御和保护的目的而兴建起来的。”“城市的产生完全是阶级斗争的结果。”②胡如雷先生虽然不否认“城市有十分明显的经济特征”，但“认为政治、军事需要是中国城市兴起的基本原因”。他同时强调“虽然我们认为政治、军事需要是中国城市兴起的基本原因，但并不否认这种城市一旦形成之后，内部就必然要出现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③。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的工具”④。这些说法将城市形成的最初动因都指向政治或者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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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谢仲礼：《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8期全文转载。

    ②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

    ③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下同。

    ④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

    对这个问题，英国学者戈登。柴尔德是另外一种解释①。1950年，他的《城市革命》刊行于世，提出著名的城市“十大标准”和“城市革命”的理论。前者曾对西方城市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但由于不大适合中国城市的实际则未在中国学界产生震动，甚至受到批评。他的“城市革命”理论明确认为城市是一次新的经济阶段上的“革命”，这场“革命”可以“导致社会进化”，革命的结果“是城市在人类历史上的初现”。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从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无数史实看，经济的演变从来不像政权更替或政治、军事行动那样，凡与政治有关的行为往往具有明确、果断、迅速的特点；整个过程讲求时效，通常要以最快的速度和在最短的时间内了断；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它的变化，故显性特征十分突出。经济的演变则不然，它常常是在悄无声息、循序渐进中完成。即使有某种经济制度的变革，也需要相对长的时日，如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向私有的转变、中国古代赋税从人头税向资产税的转变等等。这样，经济因素所具有的隐性特点常常会被人们所忽略。或以为，某种经济政策或制度的产生是某个个人完成的。殊不知，在此之前，经济的发展已经等待了许久，历史也早已做好了各种铺垫。

确实，许多历史事实都反映出人们为了权力、为了统治所进行的残酷而激烈的军事行动和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创建，如原始社会的部族争斗掳掠、先秦社会的兼并战争、西周为建立封建秩序而实施的封邦建国，以及秦朝郡县制的确立等等。这些活动的政治、军事性质十分明显。它们对古代城址选择、城市分布空间结构的形成、城市制度的建立等等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任何一次政治和军事行为的背后，都有明确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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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The Urban Revolution，The Town Planning Review，vol，XXL，No．1，转引自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32页。

目标。难以设想没有物质利益的争斗或战争发生；难以设想周天子之下的任何一个宗室，会接受一个全无经济利益的领地；难以设想国家的行政设治只是空间地域的政治控制。一个区域内隐含的经济因素——资源、物产、人口和经济利益才是一切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终极目标。

    可以说，政治、军事只是产生城市的一种手段，而对隐含的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形成政治、军事行动的初始动因。进而推定，经济或说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才是城市产生的基本原因。

    (四)城市的发展是历史的过程，城市的形成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对中国城市形成的时间，主要有夏代说、原始社会晚期说、早商说等。傅筑夫先生就认为，“夏代也是古代城市产生的时期”。张光直先生在对龙山文化晚期古城址中有城墙、陶排水管、铜渣或青铜鬶残片等考古发掘资料进行分析后认为，“三代时期城市型聚落在龙山晚期已具雏形”。还有观点认为，“我国的城，最初见于早商时代”①，等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可是，中国的城市究竟是产生在哪一个时期呢。这里之所以有种种争议，就是因为没有从城市的本质特征去界定城市而产生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即以非农经济的水平为基点，考察不同时期的聚落形态的变化，将城市的形成看成一个历史的过程，最终确定城市的真正形成就相对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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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页。

前辈学者在研究中已经将城市的发展看成一个历史过程，这点没有疑问；但对城市形成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点还不够明确，如张光直虽然看到了龙山晚期城址与夏商城市的延续性，得出龙山晚期城址是夏商城市雏形的结论，但是并未对此作进一步探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轻的一代学者明确地将城市的形成也看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张鸿雁明确说，城市“是在与乡村分离的过程中完善的，从乡村中分离出的城市，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由此归纳出一个中国古代城市“从单纯的带有围墙的农村城堡→城市与农村双重(中间)特征的都邑→纯粹城市生活方式的城市”的发展道路。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脉络大致是原始社会出现“城”，夏商西周时发展为“都邑”，至春秋时代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①。谢仲礼也认为“城市的准备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认为从村落到城市的道路分为三个阶段：仰韶时代的村落、龙山时代的城堡和商代的早期城市；认为由村落到城市这种巨大变化又表现在三个方面：聚落范围由小变大、防卫体系由脆弱到坚固、内部建筑及其布局由简单到复杂②。杜瑜说：“城市是个历史的范畴，因此它有发生、发展乃至消亡的过程。”在他看来，“到了战国时期，城市才发展得较为完善”。城市从萌芽状态到形成、发展“前后经历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岁月”③。

这种将城市形成和发展同样视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观点，是符合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实的。正如戈登·柴尔德指出的那样，“城市初现”这场“革命”并不是一次突然的剧变，而是一种经过渐进变化而最终形成的高潮。从我们现在了解的东、西方历史看，不仅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城市的形成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可能是数百年甚至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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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鸿雁：《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②  谢仲礼：《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8期。

    ③  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二、对云南和洱海区域古代城市研究的思考

    前文探讨的问题及种种观点多是学者依据我国腹地，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和文献记载等资料得出的。众所周知，自原始社会后期中国城市开始孕育、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真正形成直到宋代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都城作为统治王朝的中心地，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崇高地位。都城的发展代表着那一时代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在都城强大辐射力的作用下，那些地处广大区域内的、以中原王朝都城为核心的、众多的城市发展就是古代城市发展的主流。唐中、后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江南经济地位的迅速上升以及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南移，使得前此那种以都城为城市发展最高水平的历史基本结束；江南以及东南沿海地方城市在经济文化上地位的凸显，成为延续至今未曾衰败的特有现象。那是中国广大地区城市发展的普遍表现。那么，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地方怎样?云南城市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是否同步?怎样发展?有何特点?应当说，迄今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已经为云南城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云南古代城市研究简况

  在云南，洱海区域的发展与滇池区域的发展有一个共同点，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们都分别承担过云南大区域中心的角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领导核心的重要作用。李埏先生曾将今天云南省的版图看作一个威风凛凛的虎头，将洱海和滇池视为老虎明亮的双眸，可谓形象而生动地道破了以洱海和滇池为核心的区域在云南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不同区域的中心地城市，昆明和大理不仅分别承担起领导本区域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使命，而且又先后作为云南这个大区域社会发展的中心，它们的发展就是云南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对这两个区域中心城市的探讨，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继续深入，无疑也有助于云南历史研究的深入。

    在云南城市研究方面，学术界已经取得一些成果。迄今为止，像朱惠荣先生以及马长寿、李昆声、汪宁生、林荃、谢本书、李寿、何明、赵鸿昌、陈庆江、何金龙、申旭等学者都做过许多先导性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究。若以滇池和洱海两个地区的中心城市研究相比较，昆明城市的研究相对系统和深入，而对洱海区域中心城市大理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从目前已经发表的有关洱海区域城市研究的论文看，时限大多集中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城址考古方面。显然，若从日益完善的城市学科角度看，这些研究不够系统，尚不属较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研究。

    可以说，云南古代城市研究尚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

    (二)问题的提出与展开

    从上述云南城市研究简况可知，洱海区域古代城市问题的研究是云南学术领域中，特别是云南城市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今天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进入实施过程的社会背景下，洱海区域由于自古以来就地处于祖国腹地与东南亚和南亚交往、民族融合大通道的中心位置上；在城市发展史上，它始终突出体现了云南多民族融合发展的特点，又体现出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汇的特色，所以，对洱海区域城市形成、发展历史的研究可以为未来西部城市发展方向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它是有利当代云南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古代洱海区域内以大理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及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但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中国学术界对古代城市问题的研究已经为本文的深入奠定了基础。所谓城市，首先是一个以从事非农经济活动为前提的与乡村不同的聚落形态。它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无论是它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是历史的过程。无论它有多么复杂，无论它怎样变化，都离不开人的动机和活动，因此，将对城市和城市体系形成发展的考察置于人类活动之中，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城市，也有助于深层地解读人类的历史。

  第二，城市又是一个地理现象，作为人类活动的载体它有特定的位置和分布空间，从外部空间的角度可考察城址选择和分布特征、从内部空间的角度可考察城市内部的布局特点，它们都是研究城市及城市体系形成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城市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通常会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内，产生由不同职能分工、不同等级规模，联系密切、互相依存的单体城市集合而成的城市体系或城市系统。体系或系统“常常是由诸多部分的约束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以有规则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关系，构成有组织的或被组织化了的诸要素的集合”。根据现代地理学理论的解释，城市体系既具有整体性、等级性或层次性、动态性等所有“系统”的共同特征，也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从其个性特征来看，“它既不是简单的机械系统或自然系统，也不是严格的经济系统或政治系统，而是兼有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层面的社会系统”，带有“开放性”和“不稳定性”特征①。不难想见，所谓“系统”或“体系”多么庞大，要全面研究和掌握绝非朝夕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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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本文探究的洱海区域城市体系，就是以一个区域内的城镇群体为研究对象的。限于资料和个人的能力，我的研究重在考察地理、行政和市场等几个城市体系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从地域空间方面，考察城市选址、分布及其分布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从政治管理体系方面，考察城市行政层级关系的形成和变化；从市场方面，考察以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为中心地所构成的不同市场层级关系。

    第三，经济区域的形成是城市体系形成的重要基础，两者彼此影响，互为作用。这是城市起于经济并以经济发展为重要标志的又一证明。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都十分重视经济区域理论对城市研究的指导作用，对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著名学者G·W·施坚雅的区域理论。施氏以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始创的中心地学说为理论基础，对中国城市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别开生面的研究。他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将中国分为九大区域，从行政、市场以及社会生活的角度对城市进行层级考察，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他的经济区域的划分基础主要基于河川流域，这一做法已经为学术界所接受。他的研究方法独辟蹊径，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研究颇有建树，多可参见①。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又对施氏的理论加以发展和改进，在施氏强调河川流域即地域的基础上也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作用，提出“地域偏差”、“社会间比较”等理论②。我国学者邹逸麟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虑，提出人文因素在经济区划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认为：“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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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美]G·W·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G·W·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②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应当“得到历史的承认”①。这些有关经济区域的理论与方法对本文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由于经济区域的形成最初是受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的，所以，本文研究的地域范围大致以洱海湖区地面流域面积为基础，同时，考虑一定的历史因素，在洱海流域面积的基础上略向四周拓展。研究可以证明，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洱海经济区的范围实际超出了洱海湖的范围，包括有洱海湖北边的剑川和鹤庆，南面的巍山、弥渡，东面的宾川、祥云，西面的云龙、漾濞和永平。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区域的大小有变化，但考察这样一个范围内单体城市和区域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特点，有助于阐述云南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些共同规律，比如云南城市和城市体系怎样形成和发展、云南地方的中心地——古都级城市怎样成为中国大一统政权下的地方级城市、云南城市的发展水平怎样等问题。

  第四，洱海区域的城市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洱海区域，城市的孕育和形成的时间晚于中国腹地，其发展水平也低于中国腹地。但是，它作为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城市有自身形成发展的阶段，有自身特殊的价值，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为系统阐释洱海区域城市孕育、形成并发展的历史，本文择取的研究时段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9世纪末。结合云南洱海地区的资料，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以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思路来探讨洱海区域的城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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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邹逸麟：《我国古代经济区的划分原则及其意义》，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长时段研究

    通过长时段研究，将变化相对缓慢的自然地理环境、城市的最初选址以及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城市分布问题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地区发展不平衡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地理环境因素对此有很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云南以及洱海区域都有极其复杂的地质、地貌特征和立体气候等较为特殊的自然因素。由此，城市也就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中国腹地城市形成发展的因素。

    虽然大多数城市的兴起与坝子(即盆地)有关，但事实上，同一区域的城市又常常在具有相同的大地理环境的条件下，如同样是滨湖城市、同样是坝区城市、同样是河谷城市，或同样是一条地理分界线南北的城市，却由于小自然环境的差异而影响到区域内各城市间发展水平的差异。显然，若仅考察单体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难以表明在特殊地理环境下云南城市形成和发展有怎样的特殊性。

    考虑到这些因素，本文对那些分布在洱海区域内的、不同自然环境中的行政治所①作一番地理要素与城市关系的考察、比较和分析，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地理环境因素对城市形成和发展影响很大，对城市行政层级关系、对城市市场等级和规模的确定有直接的影响。

    2．中时段研究

    在本书的论述中，最主要的部分都集中在“中时段”。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9世纪末，这正是中原王朝自秦统一至清末的历史，但对洱海区域的城市而言，正好是城市孕育、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重要时期，且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划分三个“中时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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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书言及的城市多是今天市或县行政区的治所，古代城市也大体地处各级行政区治所。为行文方便，言及城市吋只以地名标出，如“云龙县”、“剑川州”等，不再注明“××县治”、“××州治”的字样，特此说明。

(1)城市孕育期研究，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8世纪左右。这个时段起自秦汉王朝开始在西南边地设郡置县，迄南诏势力的崛起。

    在中原等地区，秦朝郡县制的正式确立及实施是建立在此前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对那些地区而言，城市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孕育形成期后，在春秋战国时已经真正形成，秦汉时期的设郡置县是推动城市大踏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同样是设郡置县，可西南边疆与之相比实在是相去甚远。在洱海区域，我们几乎看不到那种区别城乡的经济特征，即便是有了行政设置，其政治控制的强度也无法与腹地城市相比。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难以将洱海区域的行政治所与城市等同。不过，由于行政因素对某一地区的介入，对那里的城市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做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预备，故可将其视为城市孕育开始的要素之一。对这一时段的研究，可大致勾勒出区域内城市从孕育到形成的过程和特点，可以看到洱海区域城市分布空间结构的基本形成。

    (2)城市形成并开始迅速发展时期的研究，其时间是公元739～1274年。这是南诏、大理国政权以大理为都城统治并发展云南，直到元朝统治进入洱海区域的一段重要历史。

    大约公元8～9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洱海区域城市形成的重要物质基础，也充分表现出城市真正形成的本质特征。中央王朝和南诏政权的统治为城市行政层级管理的不断完善积累了经验。南诏政权崛起后，推动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城市也由此进入明显的发展阶段。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今大理市)①作为统领一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时间长达515年，在领导云南社会进步发展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中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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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作为南诏大理政权的统治中心，当时有不同的名称。为了行文方便，在此一并称为“大理”，详细情况参见下文。

    这一时期，诸多的社会现象都表明洱海区域的城市形成和发展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洱海区域的城市行政层级体系也由此确立。不仅如此，就是在整个云南大区域内，城市的发展也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3)大一统政权下的郡县城市发展期研究，时间即公元1274年至19世纪末。这是自1274年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并将行省的行政中心迁离大理到清朝末年的历史。

    1274年后，大理城市就有一段从政权统治中心向大一统王朝下的地方城市发展的特殊历史。这个时期里，大一统局势下洱海区域内各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逐步成熟和发展：大理古都变为一级地方城市；区域内各城市的外部形态基本定型；城市内部的经济因素更加活跃；城市的管理更加成熟；城市市场体系也逐步确立。

    严格地说，自这一时间开始，洱海区域的城市才真正被稳定地纳入中央王朝的城市体系，洱海区域的城市才是真正的中国郡县城市。

    3．短时段研究

    短时段研究主要注重突发的历史事件、灾变、人物对洱海区域城市的作用。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部分，像皮罗阁将政治中心从今巍山迁到洱海西岸、阁罗凤大规模筑城和扩土开疆、赛典赤对云南行省行政中心的迁移等都对洱海区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突发事件或个人行为的作用几乎贯穿于每一个历史阶段。

    总之，洱海区域的城市及城市体系就是在如此复杂的历史的和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的彼此交融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为使研究成果客观公允、科学合理，本研究尽力参鉴几代学者的研究，借鉴中西方不同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尽量汲取前人所创学术论点和理论的精华。只是，当我面对分布在广袤土地上，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区域的星星点点的城市，并真正开始对其展开研究的时候，不由地想起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赛明思(Marwyn S．Samueie)教授说过的话，即“人们认识到没有一个理想的结构模式足以解释中国城市的复杂而多样的历史”。在经过对西方城市模式与中国城市比较研究后，他本人就将这一认识视为一种“更有意义的结果”①。这是20多年前他评价西方一些研究中国城市的著名学者和方法[如埃迪恩·巴拉兹(Etienne Balazs)、施坚雅(G·William Skinnner)等]时所说的一段话。可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依然有深切感受——没有一种理论或方法可以诠释中国古代的城市。

不过，沿着前人的足迹不断摸索和探究总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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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赛明思：《评<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裁《历史地理》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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