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市。为了了解这条由长安至萧关的道路，就由延安之南的富县折向西南行，至于庆阳的西峰镇。西峰镇于唐时为彭原，也就是西周的大原的一部分。大原如其名称所示，原面相当广大，今泾水上游以北镇原县东西，固原和庆阳之间，都在其所包括的范围之内。唐时大原的名称早已不复存在，见于记载的只有彭原。当时的彭原南北80里、东西60里，只是大原的小部分。原面破坏，沟壑增多，道路也就不易通行。道路改易了，萧关也就失去作用，相应废弛了。

彭原后来改称董志原。名称虽有改易，残破却仍在继续。现在董志原以西峰为中心。西峰镇东西两侧的沟头，都已接近西峰镇。其他的沟壑也较前更为稠密，沟头都伸向原内，原面也相应蹙缩，蹙缩的原面上也还有不少的沟壑。据说，唐临泾城就在西峰城西南，尚有遗址。既然到了西峰镇，就应该寻访临泾城的遗址。没有想到董志原上的沟壑竟是那么的繁多。原上的沟壑并不很宽，却都相当陡峻，一路行来，不知已经过了几条沟。后来又到了一条沟底，汽车司机见告，这样多的陡坡，把汽油都快耗完了，再往前行，恐怕回去都很困难。这时恰好有一人从坡上下来，询问临泾城，说是并不很远，三五里就可走到。于是步行上沟，到了沟上，走过几个村庄，都说只有三五里。这样走来走去，不知走了几个三五里，才知道所谓三五里者，只是当地人的习惯用语，是说路程并非很远。估计可能仍非很近，又听说还要过沟，也许不止一条。这时天色已经近晚，只好半途折回。这是现在的情况，早在隋唐时候，可能不是如此。可是这样的情况不是现在才有的，很难说上推到什么时候。至少隋唐时期大原已经破坏，隋唐时期这里只有一个东西才80里的彭原，是和原来的大原不能相提并论的。

5、环县以北通往银川的道路

环县在庆阳西北，由环县西北行可以通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庆阳又位于西安的西北，这条道路是由西安通往银川的大道。和经过固原的大道一样，都是纵贯以前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之间的大道，只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较迟于通过固原的大道。银川是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这条大道发挥作用之时，只能通到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北魏隋唐时期，灵武县是灵州的治所。循名责实，这条大道应该是通往灵武或灵州的大道。

在考察萧关的过程中，了解到萧关的废圮是由于由长安通到关门的道路难于继续通行的缘故，其间关键所在应为庆阳附近的董志原。考察萧关之后，理应由固原前往庆阳。庆阳在固原的东南，可是当时却是由固原东北行，至于环县。这有两种原因：其一，是在考察的时候，固原和庆阳之间还没有一条可以通行车辆的大道，不能直接前往。其二，战国时期，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是由固原趋向东南，绕了一个大圈子，才筑到现在的环县。为什么绕这么大的圈子?以前路过固原，曾经向当地人士一再探问固原和环县之间的形势，都说当地有大片的盐碱地。以旅途匆促，迄未亲临其地一探究竟，时以为憾。既然固原庆阳之间无路可通，就可乘便了此宿愿。原来设想是由庆阳经过环县，再向北行，前往银川。既然到了环县，庆阳就在回头的路上，只好先到银川，由银川归来时，再去庆阳。

离开固原不久，就进入盐碱地区。盐碱地区相当广大，直至距环县不远的甜水沟的沟头附近。盐碱地区遍地都是盐碱，到处泛起白色，仿佛无有边际。有些地方甚至连野草都难于生长，可见当年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是深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的。秦昭襄王移筑长城，这块盐碱地区自然诿之于匈奴人。匈奴人如果攻不开长城，也难于在这里久留。秦昭襄王筑长城时虽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但也显示出当时他对于自然环境的善于利用。

由环县往北通往灵州的大道，自然条件并非很好，因而其重要性就稍弱于通过固原的大道。据说，由“庆阳环县而北，无居民，亦无树木，水草皆绝少，至灵州始有之，中间地势荒瘠，屯戍者每患无资以为固”。这话是几百年前人说的。虽然已经过了几百年，直到现在，情况竟然少有改变，依旧是无树木、少水草。不能说就无居民，不过十分稀少，少得令人感到惊奇。

更令人惊奇的则是这样无树木、少水草的地区，竟成了历来边防的要地。前人曾经说过：唐时以件p宁为重镇，宋亦以环庆为极冲。为什么能成为重镇和极冲，就是因为这里有条通往灵州的大道。大道上无树林、少水草，固然使行军感到困难，可是以强劲的骑兵冲击，在途中没有受到阻遏，还是可以疾驰而过的。明时防御鞑靼进攻，固原为陕西巡抚防边驻守重地。鞑靼为了威胁固原，动辄由花马池冲破长城内犯，环县竟成为必经之地。由固原至环县的路途中，固然有盐碱的地区，可是将近环县的一段，却行在甜水沟的谷中。谷中碉堡、寨壁林立，绵延不绝，就是环县城北近城处，还有一座大碉堡，矗立路侧，引人注目。碉堡内虽已无若何防守设备，当年却是颇费心机的。由环县通往灵武的大道上有地名惠安堡，由惠安堡东北行，经过铁柱泉，就可达到花马池。其间地势平坦，迄今仍有道路。当年鞑靼内侵，就是由这条道路，经过环县，进攻固原的。甜水沟内林立的碉堡寨壁就是具体的例证。固原既控制由六盘山下和清水河谷通往灵州的大道，已显示其重要作用，又由甜水沟和通过环庆的大道相沟通，更显出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明代更为显然。明代陕西巡抚防秋时移驻固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6．登上子午岭，探索秦始皇所筑的直道

考察直道的愿望过了很久才获得实现。那是1975年的事，已在军事地理的研究行将告一段落的时候了。

直道是由甘泉宫起筑的。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县北，由甘泉宫北行，走过一段较远的路程，才达到石门关。过了石门关，道路都相当平坦，行走却相当困难，甚至不易通过。那是因为近些年来，这条道路几乎没有人往来过，一些路段都丛生灌木，车辆无法通行。不能继续前进只好中途下山，再改道上山，如此周折并非一次，才走到富县直罗镇西北。虽然没有走到尽头处，考察整条直道的全貌，但由于仔细丈量了直道的宽度，观察了沿途的坡度，以及直道和子午岭下一些道路的关系，已经了解到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当时其他道路都难于比拟的。子午岭北段的直道遗迹，后来得到李仲立同志的考察。鄂尔多斯高原一段直道遗迹，内蒙古考古所的同志早已经确认过，就用不着再前去考察了。现在也有些人侈谈直道，话说的不少，可能就没有登上子午岭，走过这段直道，更不要说子午岭的北段了。

子午岭上的直道，都筑在近于山巅的地方。山巅虽甚高昂，道路却相当平坦，途中难免有些慢坡，坡度并非陡峻。如果直道筑在山下，就不免要越过川道或沟壑，耽误时日，是不符合军事要求的。直道是蒙恬受命并亲自指挥兴筑的。蒙恬身为大将，负荷防卫北边的重任，是不会没有这样算计的。不然山下已有通往北边的道路，何必另兴大工，修筑这条新道?

我之所以一再想登上这条直道，固然与秦始皇兴此大工有关，也是受到清初学人王夫之的启发。王夫之论《禹贡》的导山，说是古人喜行山路。为什么古时的人喜行山路，《禹贡》的撰写者还以之说山脉的体系?王夫之好像都没有作具体的解释。直道既然筑在子午岭上，就可能据以探索古人喜行山路的道路。考察了直道，才能了解王夫之所说的深合古义。蒙恬筑直道虽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也应是承袭了前人从经验中得来的道理。这样的道理就是现在走过黄土高原的人们也许都能体会得到的。黄土高原川道不少，川道上不可能都架设桥梁，行走通过自有许多困难。原上较为平坦，也难免多有沟壑，桥梁更为稀少，遇有沟壑，就须绕道沟头，沟壑不少，绕道很长，自必延长里程，多费时曰，这是现在的情形。远在古代，川道不比现在为少，原上也并非没有沟壑，为了简便易行，循山开道，显得较为捷近。根据王夫之的解释，远古的人们就已明了其间的道理。蒙恬筑直道于山上，其设计构思，应该是有所承受的。

考察了一段直道之后，由甘肃正宁、宁县西南行，经过泾川县，绕道崇信、灵台等县，对当地的良原进行了考察。良原也是陇东的大原，仅略逊于董志原。唐代后期，吐蕃内侵，其前锋所及，已近于泾州(治所在今泾川县)，泾川西门辄为之不启。良原近在泾州的南鄙，地位也相当的重要。当时陇右节度使李元谅曾在良原开垦美田数十里，岁入粟数十万斛，边地军糈得以充实，强敌也因之敛迹。崇信县城就是李元谅修建的。现在良原之上还有一个良原镇，和董志原上的西峰镇一样，作为原上的点缀。

良原在唐代可以和彭原媲美。彭原残破了，连名称都保持不住，改称董志原。良原的名称得以保存下来，似稍胜一筹。名称保持住了，却也难免残破。现在的良原也是沟壑纵横，原面不断在缩小之中，唐代的旧规也是不易重见了。

7．黄土高原上侵蚀现象的考察

黄土高原的侵蚀是悠久存在的现象。黄土高原多沟壑，就是侵蚀的具体显现。我所生长的山村，就是夹处在东西两侧的沟壑之间，所以从小时候起，对于沟壑就不感到陌生。后来外出奔波，一般走过的都是通行大道。所经过的沟壑并不很多，也就习以为常，不以为异。最初使我感到惊奇的是，1938年我初次由西安去兰州，路过华家岭的时候。在登上华家岭的途中，就已经见到数不尽的沟壑。到了华家岭上，徘徊瞻顾，极目远望，竟然都是纵横的沟壑，难得见到一块平川，不仅无树木，也几乎无绿草。那时我才感到黄土高原的特殊。后来走到的地方不断增多，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先注意到沟壑，观察它的宽度和深度，并探索沟头的所在。沟壑到处都是，仿佛成了正常的现象。黄土高原本来到处都是有原的。原是高起而上面子坦的地形。这应该是黄土高原的一大特色。可是这样的特色已经在减少，甚至已经不再具有特色。因为原上区经有了沟壑，有的还不只一条，甚至原面为许多沟壑所切割，已经不成其为原了。前面提到过太原、彭原、良原还有董志原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变迁，遭遇到破坏。黄土高原也和其他地区一样，设了许多县。县有县治。以前县治都筑有城郭，颇具规模。既已有了城郭，就不便多所迁徙，不过因人为关系，也有迁徙的情形。黄土高原的县治亦复如是，只是黄土高原县治的迁徙，人为的原因并非很多，由于自然原因却不在少数。沟壑的切割使县城内外难于有立足之地，县城也就不能不另迁新地。这样例证不少，我也多次列举过。县城迁徙，文献大都有所记载，至少地方志中都会叙述原委。至于乡镇村落那就难说了。有许多村落被沟壑冲毁了，当地的人们就只好居住到沟壑的边缘或坡道的顶上。

黃土高原的侵蚀是普遍的现象，县城和乡镇村落的迁徙只不过更为显著而已。应该说，只要地面有倾斜度，就会出现侵蚀。黄土组织疏松，也容易被侵蚀，地面有倾斜度，经过侵蚀就更显得低凹，若不予以整治，就会逐渐发展成为沟壑。这不仅地面不能耕种和从事有关的建设，而且所侵蚀的泥土必将辗转经过溪涧以及黄河的支流，汇集到黄河之中，使黄河下游河床抬高，甚至引起决口泛滥，以至于改道等灾害。这不是什么小事，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务了。

8．晋陕间黄河峡谷的考察

这次新的有关侵蚀的探索，应该说是旧时探索工作的继续。新的探索是由晋陕两省间黄河峡谷的北端东侧河曲县开始的。其时是在1976年。黄河是一条大川，晋陕间黄河峡谷也相当绵长。这次考察只限于南北两段。北段由河曲到离石，南段是由汾水入黄河处以南至于永济风陵渡渭水入黄河处。其间如吴堡的宋家川、延川的延水关、宜川的壶口、韩城的龙门，前些时候也都曾去过，有的地方去的还不只一次，因而这次考察也就不再重复了。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侵蚀具有密切的关系。就是黃河的干流也不是没有侵蚀的。河曲县隔着黄河与陕西府谷县相毗。府谷县城偏南一些，与保德县城隔河相望。河曲县城虽稍北些，有些现象还是可以互相比照的。我在府谷县考察时，府谷县旧城由黄河中取水的坡道，一再向下延伸，引起我的注意。府谷城位于高原，城中缺水，须由黄河汲引。当府谷城初建时，取水的坡道不长，还感受不到困难。取水坡道一再向下伸延，取水成了艰巨的任务。后来府谷县城的迁徙，不能与此无关。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现象?显然是黄河的下切使河谷更为深邃。河曲县城不与府谷县城隔河相对，没有由河中取水的问题。河曲县的问题，不是黄河的下切，而是黄河的侧蚀。河曲县也是明代筑建长城的重地。明代河曲县的长城是由其东北偏关县伸延过来的。并不是筑到黄河岸上即告终止，而是顺着黄河向下游筑去，直筑到其南的巡镇。就是这一段长城，到现在已多残毁不全，相当多的部分都是被河水冲毁的。当时筑长城于黄河岸边，是为了易于防守，当然筑于近水的地方。既近于河水，因而就被河水侧蚀掉了。

这样的下切和侧蚀在晋陕间黄河峡谷是相当多的，陕西宜川的壶口和韩城的少梁原皆其著者。就是汾水入黄河处附近的汾阴胎，也是明显的例证。郦道元在《水经·汾水注》中曾经说过：“(汾)水南有长阜，背汾带河，阜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从汉武帝时起，就在这里祭祀后土。汉武帝还作了一道《秋风辞》，叙述他在汾水中乘船的经历。以后许多王朝都踵行故事，相继在这里祭祀后土。这么大的汾阴雕，竟然陆续为黄河侧蚀掉了。汾阴胎的南侧黄河岸边建筑一座楼台，取意汉武帝的《秋风辞》，称为秋风楼。秋风楼经过改建，楼址也有移动。风景仿佛依旧，河岸已远非旧迹。近年在河水中淘出北宋时祭后土的诏书刻石。刻石很高大，为一代巨制。其没水处距现在河边很远，可以略知宋代河岸的所在，再往前溯，那时的河岸可能已在现在黃河的中间了。

汾阴雕以下的黄河岸边，断断续续还有这样的现象，不过不像汾阴胎那样的严重。我曾经举出过一些例证。应该说蒲州城外的黄河距城的远近最为以前一些时期的人们所关怀。蒲州城在今永济县西南黄河岸边。蒲州城以前为蒲州治所。蒲州的得名始于北周之时，州名虽然有过改变，州城却没有迁移过。永济县本来就是蒲州城郭下的首县，可是这个首县竟然也得迁徙。永济县的迁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我从河曲考察归来，路过永济县，也就到了蒲州城，才明白永济县在当时由于黄河的冲刷，是不能不迁徙的。我到蒲州城时，黄河的水势已退，城外有人在耕田，可是蒲州城西门的水痕仍依然可见。蒲州城外的黄河河身，不时东西摇摆，摇摆的幅度动辄十数公里。新中国成立以前，蒲州城西曾设过一个平民县，是属于陕西管辖的。这是因为黄河向西摆动，深入到陕西境内，所以平民县竟然改到河东。这虽然是黄河河身在摆动，但同时也是在侧蚀。蒲州城南北一些原都是这样被部分侧蚀掉的。黄河水来时，原面被侧蚀了。黄河水去后，原来原上的土地竟然都成了原下的土地了。

9．峨嵋原和万泉县旧城

晋陕间黄河峡谷之东和其西一样，不仅有原，而且还多是大原，峨嵋原就是其中之一。峨嵋原位于汾水之南，黄河之东，涉及万荣、临猗、闻喜诸县的土地。稷王山就在峨嵋原上。稷王山西南还有一座孤山。峨嵋原相当平整，可是四面沟壑的沟头都在向上伸延，就是稷王山南北向上伸延的沟头甚至都能连系起来，原面虽未残破，可是残破的趋势是难于避免的。

和峨嵋原相关的几个县中，临猗县是原来临晋和猗氏两县合起来的，万荣县也是万泉和荣河两县合起来的。其中万泉县的名称就曾经引人注意过。河东人有几句谚语，说的是当地有几个县的名不副实。这谚语是：“平陆不平，稷山无山，万泉无泉。”所说的倒也符合实际情况。平陆县位于中条山和黄河之间，山高水低，山河之间到处都是沟壑，没有平坦的地方。稷山为县是以稷王山得名的，后来稷王山划到别的县去了，稷山县竟成了无山之县。万泉县里无泉，却以万泉为名。其实这只是一般取笑的说法，原来命名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平陆县的得名，是因为唐代开凿三门砥柱时，得古铁戟，上有平陆二字，因以为名，与当地的地形无关。万泉县老城位于峨嵋原上。万泉县设于原上，是有一段曲折的。早在元魏之时，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夏国向南侵扰，有一位名为薛通的人，为了避乱，率宗族迁家，在峨嵋原筑城自固，后来就在其所筑的城设县，县城附近有井泉百余处，因称为万泉县。如果没有这样多的井泉，薛通的宗族千余家，如何能在这里筑城据守?这样的道理相当明白，是用不着解释的。

俗谚所说的“万泉无泉”，也不是无所据而云然的。因为后来万泉县城附近不仅无泉，而且还十分缺水，所以万泉县与荣河县合并成为万荣县后，就不能不另迁新城。我从河曲考察归来，特别去到万泉老城，了解到县城是不能不迁徙的。万泉县老城不仅沟壑多，而且都很深邃。这样多的沟壑，要增辟新的居住区，都会感到困难。沟壑既多又深，地下水源早被切断，怎么还能有井有泉?所以迁城之时，竟无人留在原地。迁城之后，老城已经圮毁，竟然看不出原来还是一座县城。上面所说的谚语，久已流传于人口，可知当地的沟壑不是近年才形成的。就峨嵋原说，万泉老城只是其一隅之地。这一隅之地的变化，也可预示峨嵋原以后的遭遇。

10．黄土高原治理沟壑的模式

黄土高原上这样多的沟壑，不仅阻塞交通，甚至居人都无可安身，这就不易从事生产，更难于从事建设。如何治理沟壑?在当前应列为黃土高原上的主要问题。在黄土高原上的人们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不容再事拖延。旅途中见到还在施工的地方，就有多处，治理的方法也是各尽所能，各式各样，难得都能一致。使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当时山西兴县的一处治沟工程。这项工程已经竣事，而且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事隔多年，仍使我不时怀念。这不是我过分的称道。我认为，这应是黄土高原上治沟的模式。设计和施工的人为李玉普先生。他本来是在中央水利部从事研究和设计工作的，“文革”初起时就被流放到兴县劳动改造。他在兴县设计治沟工作，很得到当地农民的敬重。他的治沟设计，是在沟口筑坝蓄水。筑坝的土取之于沟口两侧的高地。这是取土，也是平整高处的土地。我去参观时，亲眼看到坝内所蓄的一泓秋水，坝外禾苗油绿旺盛，沟口两侧的高地经过平整，已成平坦的良田，满植苹果树，树上苹果累累下垂，红艳喜人。当地农民皆满口称道，说是富裕光景指曰可期。沟口坝内所蓄的水，是降水时由沟头流下来的。由沟头流下自然难免挟带有所冲掉的泥土，为日稍久，就皆沉淀于坝内蓄水池中，一旦淤平，就不能再事蓄水。李玉普先生说，总会有这一天，也希望有这一天。坝内淤平，可以溯沟而上，再筑新坝。原来坝内就变成新田，也就是日后的一层梯田。新坝再淤平，也就要再往上筑，如此层层筑坝，一直筑到沟头。每筑成一道新坝，坝下就多一层梯田。等到筑到沟头时，全沟都改成梯田。梯田层层都可蓄水。水不外流，不虞干旱，也都成为肥沃的土地，既可播种五谷，又宜培育果树，既治好沟壑，又增加了良田，相应使农民富裕起来。我认为，这是治理黄土高原沟壑最为有效的方法，因之称之为模式，并时萦心际，期望能够予以推广，使黄土高原的沟壑都能够得以治理。减少了侵蚀，黄土高原不再残破，泥沙不再随水流下，也就不再影响黄河的安流。

11．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山脉的考察

在这几次考察活动中都有有关学人偕同往来，也获得相应机构的支持。诸多盛情我都十分感谢。由于人多，这里就不必一一称道。不过有一位学人我却不应该不特别提出，并一再表示谢意。这位就是内蒙古考古所田广金先生。广金先生从事考古工作，富有成效，著作等身，我都拜读过，十分景慕。1977年夏，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长城保护研究工作座谈会，我有幸参与末议，在会上见到广金先生。广金先生对我的考察工作颇为赞许，并且提出建议，说是既然到了内蒙古，就不应放弃这样考察的机会。广金先生为我准备考察车辆，并代邀了一位蒙古族人，以备途中翻译。有广金先生陪同远行，这应该说是难得的幸事。考察是从鄂尔多斯高原开始，由包头经过达拉特旗到了东胜，再向东直到准格尔旗。在巴龙梁上欣赏秦昭襄王修筑的长城如何跨过很深的沟壑，在十二连城领会这条长城的终点所在。

考察鄂尔多斯高原之后，广金先生还陪同我到过河套。经过乌拉特前旗时，领略了乌梁素海的风光。再往前行，穿过石兰计山谷，到了阴山山脉之北。一些学人都认为，石兰计山口就是所谓高阙故地。高阙为赵长城最西终点的地方，也是秦长城经过的重要山口，西汉时北征匈奴，高阙又为重要进军道路。郦道元撰《水经注》，更盛加称道。郦道元说：“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双阙，善能云举，望若阙焉。即状表目，故有高阙之名焉。”我们之所以穿过阴山，其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探望高阙的景象。可是到了石兰计山口反复张望，竟难得见到与郦道元所描述有相似的地方。此处山下更难得觅获长城的遗址，看来还得另行物色。

我到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已经有过两次。行经河套平原，深感土地膏腴，又有河水灌溉，故显得富庶，一方胜地，为他处所不及。鄂尔多斯高原则不然。河套平原早已成为经营农耕地区，鄂尔多斯高原仍以畜牧业为主要经营方式。可是鄂尔多斯高原的水草并非都是丰美的。早在北齐时，斛律金曾撰《敕勒歌》，歌中称道敕勒川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可是在鄂尔多斯高原用不着风吹，牛羊就到处可见。敕勒川在阴山之下，距鄂尔多斯高原较远，难免有所差别。可是秦始皇驱逐匈奴之后，以所得的新地，称之为新秦中。以新秦中为名，是当地肥沃的土地，可以和关中相媲美。以现在这样的情况而论，是不能和关中相比拟的。这其间的变迁应是秦始皇以后才显现的。如何能有这样的变迁，是足以耐人寻味的。

12．贺兰山上和洮水岸旁

离开河套平原，顺路来到宁夏。宁夏本是旧游之地，却未一登贺兰山上。这次才了此愿。登上贺兰山，极目远望，益见黄土高原的广大。宁夏亦得河水灌溉，与河套平原相媲美。由贺兰山上下望，片片水田，如锦如画，得天独厚。俗谚所说：“天下黄河富宁夏。”在河套平原开发之前，此言并非虚语。贺兰山西，黄沙遍地，一山之隔，竟仿佛天壤之别。

贺兰山至为高昂艰险。秦长城和明长城皆经过贺兰山，惟皆未筑在山上。秦长城废圮已久，无迹可寻，可能就筑在贺兰山麓，并由山麓迤逦至于阴山山脉的高阙。贺兰山北至于磴口之南的明长城却仅至于平罗县北。明长城由陕西榆林筑来，经定边至盐池，由盐池西北行，达到黄河东岸的陶乐县。陶乐县位于乎罗县东南，中间只隔一道黄河。黄河之西的长城筑于平罗，盖可与其东南陶乐的长城隔河相呼应。平罗的长城仅筑至贺兰山下的关北镇，镇西为贺兰山最高处。长城即由近山麓的高处筑起，随贺兰山势至于中卫县西南的黄河岸边。秦长城不筑于贺兰山上，以无遗迹可证，只能作此推测。明长城筑于近山麓的高处，旧迹俱在，可以覆按。揆诸一般道理，建筑长城是为了易于防守，防守以据最高处为宜。可是无论秦长城或明长城在这里却皆不筑于贺兰山上，仿佛于常理不合。其实筑长城于近山麓的高处，并非仅这里的秦长城和明长城，呼和浩特市北的赵长城也是如此。我曾于1977年亲临其地考察过，其地长城虽筑于山坡，距山巅确非很近。山势过高，筑长城于山巅，虽便于防守，给养供给也难免感到困难。山坡陡峻，往往难于立足，进犯者由山坡直下，进攻长城的守军，也并非易事。呼和浩特北的长城筑在山坡上，其间道理确是如此。贺兰山的山坡也非平夷易行。因自然形势构筑防御工事，足见其善于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

由宁夏再至兰州，颇思亲至临洮、渭源，一览秦时所筑的长城。这里的长城就是秦昭襄王所筑的陇西、北地、上郡的长城肇始的一段，仍有遗迹存留，引入瞻望。稍后秦始皇所筑的长城就由这里分出，越过黄河，经贺兰山下，至于高阙。这次能到临洮，不仅欲瞻望秦昭襄王所筑长城的遗迹，还奢望能稍觇秦始皇所筑的长城与秦昭襄王所筑的长城的分歧处。

由于行程的匆迫，途中又遇阴雨，仅至于临洮，还未能亲临长城之下，只好中途归来。不意归途中附近原上所筑的水库，由于降水量大，其中一座已经告溢，其余两座也行将告溢，溢出的水流横绝道路，车辆不易通过。幸乡间亦设有电话，只好请兰州有关方面派车来接。村中人皆恐水库再溢，逃避一空。夤夜默坐候车，也还得聆听有无水库溢水的涛声，这也是长途跋涉中少有的遭遇。

13．黄土高原其他地区的行程

这里所说的只是几次较为长途的考察。最初工作的重点是在陕西及其邻近的省区。陕西各县都曾亲临其地，有的县还曾不只是一次两次。邻省一些县市也是如此，利用一些机缘，也还曾西登乌鞘岭上(1982年)，莅临湟水和大通河畔(1983年)，东登五台山(1982年)和恒山(1991年)，出入于雁门关内外(1982年)。这些山河关隘，都是黄土高原周边之地。

周边之地也是不应该稍有遗漏的。话虽如此，太行山西晋东南各处，却还是一片空白，过了几个年头，才把这片空白填补起来。那是在1992年，为了一觇黄河入海口，遂远去山东东营市，实地考察。东营市远在渤海岸边，由西安前去东营市，自以取道河南最为便捷。归来时，为了要经过晋东南，才绕道河北省中部，经衡水到邯郸，由邯郸市经过东阳关，登上太行山，至于长治市，再经高乎、沁水，至于侯马。

太行山西长治、高平一带，战国秦汉之时称为上党，亲临其地，才感到上党的命名是十分恰当的。秦秋初年，晋国和中原诸国的往来，相当困难。晋文公时始启车道，到达南阳，这是一宗盛事。南阳在太行山之南，就是现在河南济源、沁阳等处，那时晋国仍以绛为都城。绛在今山西翼城县。由绛至于南阳，是要越过王屋、析城诸山的。晋文公开辟这条新路并非轻而易举，确实费了一番周折，所以《左传》特别记载了一笔。按说这是晋国到中原去最近的一条道路，对于地处中原的郑国来说，更是如此。可是后来中原诸国，特别是郑国，去到晋国，却是绕道铜鞮。铜疑在今山西沁县南。沁县远在长治市的西北。当时越过太行山，大约仍是取道于现在东阳关这条道路。这条道路较之越过王屋、析城两山的道路，分明是绕了极大的圈子。为什么如此?前人无说，我也不大了解。到了上党，才知道个中的原因。现在由长治到侯马，有公路可通。虽有公路，大致都是行于丘陵之间、乱山之中，曲曲折折，难得见到更多的平川。这条公路并非因袭当年晋国通往南阳的道路。以今例古，可以推知春秋时人宁可绕道于铜疑，不再走这条道路的原因。现在由长治到侯马的公路，虽较为便捷，然亦曲折辗转，多费周折。可见当年的开启东道，固为一时的盛事，也并非那么容易的。

如上所说，都是这些年来考察黄土高原所见所闻的一些琐事，写在这里，亦可略见当年雪泥鸿爪的遗痕。虽是遗痕，还是能够使人留恋不忘的。

史念海

200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