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岭

　　阅读新刊明清小学和笔记，时而发现有些地名因校勘不精或标点不当而致误。其中有些错误是比较明显的，如兖州误为“衮州”、茌平误为“荏平”等，稍有文化常识的人一眼便可看出。但是有的错误就不那么明显，如果不具广博的文史地理知识，不翻翻有关辞书或资料，不下一番认真思考和推敲的功夫，要想指出和改正过来还真不那么容易。底下略举数例，以期引起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者的注意。

　　直把鄚州作郑州

　　《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九回描写山东儒生败类汪为露拔去白发白须，“模样通像了那郑州、雄县、献县、阜成京路上那些赶脚讨饭的内官一般。”八九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醒世姻缘传〉校勘献疑》，对其中的地名“鄭州”作过校正，不妨照录如下：

　　“鄭”当为“鄚”字之误。雄、献、阜成三县自成一线，是通往山东的“京路”，郑州与此三县相去甚远，且不成一线。笔者曾疑“郑州”或系［与雄、献、阜城三县相去不远的］“涿州”或“景州”之误，但“涿”或“景”与“郑”不论字形还是字音都不相近，混淆的可能性不大。于是又想到“鄚州”。鄚州为一古镇，位于河北任丘境内，与雄、献、阜城同处于通往山东的京路上。清［山东］嘉祥人曾衍东《小豆棚·叶禄》云：“吾嘉邑去京师千二百里有奇，叶以七日作往返，无愆期。一日，行至夜，过鄚州洼，二十里无人居。”更可证明鄚州地处京鲁大道的要津。同德堂本此字虽较模糊，但“鄚”字之字形仍依稀可辨，而非“鄭”也。（见拙著《〈醒世姻缘传〉作者和语言考论》278页，齐鲁书社1993年）

　　拙文评改的是齐鲁书社1980年校点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校点本，因为“鄚”与“鄭”形体近似，极易相混，且有较早的同德堂本作为参证，自信结论可靠。后读袁中道《游居杮录》，记作者万历三十七年由江南经山东赴京师，入京前所走正是阜城、献县、鄚州、雄县一路，而且记载有：“鄚州，唐开元中以‘鄚’类‘鄭’，改为莫州。”（卷三）原来古人早已察觉到“鄚”与“鄭”形近易混，并早就制定出预防措施来。小修的记撰益发证明了我的结论的可靠。拙文发表以后，又有多家出版社出版了《醒世姻缘传》的校点本，其中包括鄚（莫）州所在地河北省花山文艺出版社的1994年校点本和距它极近的北京华夏出版社的1995年校点本，无一例外地一仍其旧，“鄭州”仍没有改成鄚（莫）州。

　　“鄚州”误成“鄭州”不独见于《醒世姻缘传》，《女仙外史》也有类似的错误。该书第十五回写耿炳文奉建文帝之命，北讨燕王，“从临清而入真定，自当燕军正面，令徐凯驻于河间，潘忠屯于鄭州，杨松据于雄县：四路控制，以分其势。”（华夏出版社1995年本，又齐鲁书社1995年本）耿师由临清北上，燕军自北平南下，两军会战于滹沱河以北的冀中平原。

　　耿师的四路兵马，三路均布置在冀中的真定、河间、雄县，唯独潘忠率领的一路跑到了远在河南的郑州，这又怎么能对北平附近的燕军构成“四路控制”之势？而且下文还写燕军攻下雄县，杨松被擒，离雄县“路近”的“屯于鄭州”的潘忠首先前来支援，“亦被生擒”。这说明潘忠屯兵的“鄭州”与其他三路耿师一样，同在冀中，而不可能是河南郑州。所以这里的“鄭州”同样是“鄚州”之误。

　　当然也有不错的。《岐路灯》第三十七回里有“鄚州药材，饶州瓷器，洋船苏木，口外皮货”的话头，栾星先生专为“鄚州”作出注释：“在今河北任丘县北。旧日为河北农产品、药材集散地之一……远近闻名。”（中州书画社1980年）这便为一般读者提供了方便。

误将盂城作孟城

　　《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八回写歪鳖厨子吕祥拐骡出逃，被江都县“问了三年刺配”，“定发高邮州孟城驿摆站”。自1980年以来，包括齐鲁书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内的全国十余家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有的出版社还出了不同的版本，所有出版社的所有版本此处一律印作“孟城驿”。如果不是高邮人或对高邮的历史地理有点了解的人，一般不会对这里“孟城驿”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我读过几遍《醒世姻缘传》皆因对高邮无知，未能发现这里的问题。但几年前报纸上的一篇短文使我眼界顿开，发现这里有一处因失校而导致的地名错误——“孟”应用“盂”，“孟城驿”原来是“盂城驿”。

　　这篇短文题目就叫《高邮有座盂城驿》，发表在《人民日报》华东版1997年10月30日第11版上。文章说，盂城驿位于江苏高邮南门外馆驿巷内，是我国保存最好的古代驿站，已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于盂城一名的由来，那是因为宋代文人秦少游有这样描写其故乡高邮的诗句：“吾乡如覆盂，地处扬楚背；环以万顷湖，天粘四无壁。”自此盂城便成了高邮的别名。明袁中道《游居FDA2录》卷三便有这样的记载：“过高邮，城外皆湖，一望无际。以城高而四面低如盂，故亦名盂城也。”看来，《醒世姻缘传》中吕祥发配到高邮的驿站只能是盂城驿了。为了证实我的“发现”，我又找来了该书的清代同德堂刻印本对勘，果然，同德堂本清清楚楚印着的就是“盂城驿”！但愿以后哪家出版社再出《醒世姻缘传》时，能把这个错误认真改正过来。

“淇”焉能是泗水？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校点注释本《游居杮录》(收入“宋明清小品文集辑注”第二辑)，记袁中道万历四十七年由京师南下赴徽州府教授任，途经山东兖州，“鲁王邸前有流水绕之，极清。淇，即泗水也。”（卷十二）我们知道，淇水为古黄河支流，在今河南省北部，淇县、淇门镇皆以此得名。这里为春秋时卫国地，《诗经》卫风中多次提及。如“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淇奥》）、“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氓》）、“淇水〖F862〗〖F862〗，桧楫松舟”（《竹竿》）、“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有狐》）。其中“淇”都是说的这条淇水。流经山东兖州境内的泗水是否也叫淇水呢？从来没有听说过。“淇，即泗水也。”按照古文行文章法，上文一定要有对“淇”的交代介绍才成，然而这里并没有，所以“淇即泗水”这一判断给人以无源之水、突如其来之感。这便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我怀疑此处断词、断句有误，似应改标为：“鲁王邸前有流水绕之，极清淇，即泗水也。”只看“鲁王邸前有流水绕之……即泗水也”，明封鲁王于兖州，泗水正从这里绕流而过，这一判断与客观实际相符，应当没有问题。然而中间的“清淇”不辞，怎么解决“清淇”的问题，便成了重新标点断句的关键。

　　我手头没有该书的其他版本，无法寻找“外证”加以对勘。无奈之下，迫使我在“内证”上做文章。仿佛记得小修十年前由江南北上京师时，亦曾途经东鲁，翻到卷三，果然有这样的记载：“过兖州府，城外石桥甚庄丽，鲁邸所修也。隍中流水颇清湛。”此处“隍中流水”亦即卷十二所云绕于鲁王邸前的流水，也就是泗水。形容此水清澈，此处用“清湛”，极是；卷十二成了“清淇”，相比之下，显然有误——“淇”乃“湛”字省笔之误也。“鲁王邸前有流水绕之，极清湛，即泗水也。”这便是这段文字的本来面目。该书校点者先是失校，后又误点，而此二误皆与未详淇水究竟在何处有关。

沂水，抑或汴水？

　　《金瓶梅词话》写西门庆进朝后由东京返家的路上，“刚过黄河，行到沂水县(水关)八角镇上，遭遇大风，沙石眯目，通行不得”，只好找一座名叫黄龙寺的寺院住下，次日“风止天晴”，才“起身往山东来”。此一情节首见于第七十一回（实写），第七十二回又由西门庆口说出（虚写）。查本人所能看到的《金瓶梅》的各种版本，此处均作“沂水县”，无一例外。据小说的描写，这个“沂水县”应在东京即今河南开封附近，不在山东，但却是由东京至山东的必经之地。历史地理知识告诉我们，东京附近并不曾有过沂水或沂水县。实际上的沂水及沂水县远在鲁东南沂蒙山区，《水浒》中云黑旋风李逵乃“沂州沂水县人”，又写他“沂岭杀四虎”，这沂州、沂水、沂岭，也就在这一带。而《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家则在大运河岸边的山东东平府清河县，地理位置应在鲁西一带，由东京到山东清河，照理是不会途经实际上的沂水或沂水县的。虽然是小说，有时地名不必过于较真儿，但其方位也必须大致不差，不能太离谱了。所以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疑这里的“沂水县”有校误，只是苦于没有佐证，不便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罢了。

　　以后我在读《古今小说》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条于我的怀疑极为有利的线索。这篇被认为是“宋元旧作”的小说，描写赵正去东京勾当，“明日天明，离了客店，取八角镇；过八角镇，取板桥，到陈留县，沿那汴河行。到日中前后，只见汴河岸上，有个馒头店”。经查有关辞书，知汴水（或称汴河）虽历代多有变迁，但大体不出以下范围：由荥阳流至开封，此为浪荡渠（即古鸿沟）的上段；再由开封东经今商丘、徐州入泗河、淮河，此为隋以后开凿的通济渠。汴水是唐宋时中原连接山东、江淮的重要水上通道，八角镇（今名八角店）是开封附近汴水上的一道水关。金、元以后汴水河道为黄河所夺，汴水一名遂废而不用。《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所说的“汴河”即是这条汴水，与地理实际相符。《金瓶梅词话》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样，写的也是宋朝故事，这段故事发生的地点也是京城开封附近的水关八角镇，后者此“水”作“汴河”，而前者却作“沂水”，看来《金瓶梅词话》中的“沂水县”确实可疑。“沂”与“汴”形体近似，是很容易相混的，尤其是在古籍版面漫漶不清的情况下。又，汴水也作〖B65D〗水，“沂”与“〖B65D〗”形体尤为相近，也更容易致误。所以我以为《金瓶梅词话》中的“沂”当是“汴”或是“〖B65D〗”的讹误，“沂水县”应为“汴（〖B65D〗）水县”。也许有人因历史上并不存在“汴水县”而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要知道，以某地的山名、水名等来给某地编造个假名，这是古代小说家惯用的手法。如《醒世姻缘传》的作者据绣江（〖BF73〗河的别名）编造出来个子虚乌有的绣江县（暗指章丘县），即属此种情况。即以《金瓶梅词话》而言，西门庆所在的山东东平府清河县，何尝不是兰陵笑笑生据此手法编造出来的呢？历史上大运河边有南清河和北清河二县，分别在今江苏和河北境内，而位于它们中间的山东东平附近从来没有过什么清河县，但却有一条清河（又名大清河，现主要河道为黄河所夺），小说中的清河县便是据此河名杜撰出来的。《金瓶梅词话》的传抄刻印者大概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认为历史上没有汴水县而有沂水县，于是不顾地理方位合与不合，径将原本中的“汴水县”改成了形近的“沂水县”。并且，这一错误一直沿袭至今未得更正。

只知定州，不知武定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标点出版的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收入“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二辑)卷四“明代志书佳者极多”条，所举志书中有“邢子愿武《定州志》”。定州确有其地，当然就可能有《定州志》，这样一来，书名号前边的“邢子愿武”就是该志的修订者了。那么历史上有没有“邢子愿武”这个人呢?“邢子愿武”，可以理解为此人姓邢名愿武，“子”为尊称，但史书上似乎并没有“邢愿武”这么个人的记载；也可视为此处是姓、字、名连用，即此人姓邢字子愿名武。邢子愿确有其人，而且在历史上有一定名气，他就是明朝万历年间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齐名的书画家邢侗，时有邢张米董之誉。邢尤擅书法，学二王，影响东至日本，据说现在日本还有专门的邢侗书法研究会呢。邢子愿名侗，号知吾，别号来禽济源山主，但从没听说过他还有“武”这一名号。原来，“武”应放在书名号里面，武定为明代山东济南府一直隶州。既然有武定州，就可能有《武定州志》，而且邢侗为山东济南府临邑县人，与武定比邻而居，以邢侗的声望，由他主修《武定州志》十分可能。该书标点者如能知道定州之外尚有武定，或对邢侗生平略有所闻，就不致出现以上的错误了。

　　该书该条最后还有一句：“然武功、朝邑《笔墨简括》，生动则有之，实非志体。”左看右看，“笔墨简括”都不像一部志书的名字，“武功、朝邑”也不像作者的名字。其实，武功、朝邑乃是陕西历史上的两个县，前者今仍存，后者解放后并入大荔县。这里是用县名指代志书：武功即《武功志》、朝邑即《朝邑志》。据此，该句应改标为：“然《武功》、《朝邑》，笔墨简括，生动则有之，实非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