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具有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以图明史等重要的价值，这些价值正日益为学界所认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大量珍贵明清舆图及奏折附件地图，是研究明清历史的重要史料，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对于这批舆图，目前已经有一些整理与研究成果问世，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舆图仅有简单的文献信息著录，尚缺乏深入研究。《云南舆地图说》系藏于该处的清代中期舆地图册，卷帙浩大，内容丰富。笔者在对其内容进行考辨时，发现该图册可能是学界普遍认为久已失传的《伯麟图说》中的《舆地图说》部分。而结合目前发现的档案材料与其他版本图册，可以初步考订出《伯麟图说》的版本谱系。

一、图档信息与内容考订

《云南舆地图说》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文献编号为平图021302－021303。该图为纸本彩绘，单册30开，装裱尺寸35.5×52cm，方位为上北下南。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图目为：元江州、镇沅州、临安府、普洱府、景东厅、蒙化厅、永北厅、楚雄府、顺宁府、永昌府、丽江府；下册图目为：武定州、曲靖府、澂江府、广西州、开化府、广南府、东川府、昭通府、大理府、云南府、云南全省舆图。地图前有总叙，后有图说，一图一说，先图后文。图中以红线标示行政区划界线，红线界外墨书四至相邻州厅县界。图册按中国传统舆图方法绘制，无比例尺，亦无计里画方。图说内容详述清代云南省的建置沿革(含改土归流)，包括与省城的相对方位、里程，相邻四至，治所选址形势，属县山川形胜，巡检、土司设置，矿厂、盐井设置，官兵数额，当地民俗等重要信息。

从其编号平图021302－021303可知，该图系承继自民国时期北平图书馆的旧藏舆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著录此图信息：“《云南舆地图说》二册，清代纸本彩绘，三五·五×五二公分，北平。”这一信息亦证其源自原北平图书馆，而北平图书馆藏图来源更可上溯至清代内阁大库藏图，透露这一图说的官方背景。但原图的著录信息过于简单，既无著者题名、年代记载及印章等信息，亦未见于有任何研究成果，仅能从图说中“改土归流”“滇铜京运”等信息判断其时期大致在清代中期前后。而关于该图册的作者、具体年代及相关历史信息的考证，尚付阙如。也正由此，学界对此图尚无相关认识。

通过对图册内容的仔细考索，笔者尝试挖掘出其中的历史信息。该图册卷首有文字长达1800馀字的叙说(以下称之为“总叙”)，虽略有破损，部分字迹漫漶不清，但基本不影响阅读。总叙云：“圣天子乾乾保泰，烛万里于户闼。诏以三迤山川、人物、设险、经野诸大政，拈举梗概，登之图绘，用佐乙览。臣检校既竣，谨以图所未能备者，胪举申系于简末。”从文字内容来看，其位置当位于图末，此处显然排列有误。而“圣天子”“诏”“臣”等字样显示，此图册系地方官员应皇帝诏命完成的官修之作。其中所叙云南三迤山川、人物、设险、经野诸项，涉及清代云南的行政区划、建置、边务、夷人诸项事宜，时间多下迄至清嘉庆年间。

在总叙与各府厅州舆图图说中，记述了嘉庆时期云南各地诸事，如嘉庆十七年戛于腊与缅甸的争战、嘉庆十七年至十八年张辅国叛乱等，其中时间最晚的是嘉庆二十三年临安府高罗衣、高老五叛乱事件：“丁丑、戊寅，逆夷高罗衣、高老五怙其山峻瘴浓，再烦张钺。仰秉圣谟指授，不稽旬月犁穴歼渠，江澨内外莫不洗心震慑。今复议增置旧汛一于斗母阁，添置新汛二于簸岩、一碗水，联络塘哨，用资控驭。”其内容与《清实录》所记嘉庆年间高罗衣之乱基本相同。多种证据结合在一起，可推测图册绘制时间当在嘉庆二十三年之后。

总叙作者自称“臣”，又云“受恩深重，职任封疆”，极有可能是当时任职云南的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考清嘉庆年间任职云贵总督者，有鄂辉、书麟、觉罗琅玕、伯麟等人；任职云南巡抚者，则有江兰、初彭龄、永保、孙玉庭、陈若霖、李尧栋等。其中任职时间最长者为伯麟，自嘉庆九年至二十五年任云贵总督，计十七年。巧合的是，在《〔道光〕云南通志》中收录有《进云南种人图说》一篇，作者正署名为“国朝云贵总督大学士伯麟”。将《进云南种人图说》与《云南舆地图说》的“总叙”对比后可以发现，前者几乎是直接截取了后者中间部分的900馀字，除部分语词差异外，两者的内容与文意大致相同。依此推测，则《云南舆地图说》作者极有可能就是嘉庆年间长期担任云贵总督的伯麟。

伯麟(1804－1820)，字玉亭，瑚锡哈哩氏，满洲正黄旗人。嘉庆年间长期担任云贵总督，老于边事，时人评价颇高，“初任晋抚，继滇南制军，几二十年。乃能以廉洁自矢，重待儒士，虽才具拘阖，而实心蒞政，二省居民爱戴如父母焉”。以伯麟为线索，通过查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嘉庆年间督抚云南诸臣的奏折档案，可以确认参与此事的有伯麟、李尧栋、陈若霖等官员。清嘉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新任云南巡抚李尧栋奏称：“(前任云南巡抚)陈若霖传述面奉谕旨：‘令伯麟将云南山川、民风、土俗、外番夷地、铜厂各情形分类绘图贴说进呈。此系督抚应办之事，伯麟与汝俱正途出身，办理此事尚属容易。钦此。’今臣蒙恩补授巡抚，自应会同办理。虽甫经抵任未能熟悉，正可藉以周知一省情形。容臣会同伯麟详查确访，考订纂成恭进。所有陈若霖传旨交办缘由，理合附片具奏。”李尧栋此折上奏后，得嘉庆皇帝朱批：“此事缓办，务须详细。”由此不难推断，将“云南山川、民风、土俗、外番、夷地、铜厂各情形分类绘图贴说”的任务，系由嘉庆皇帝诏命任职云南的伯麟、陈若霖等会同办理，后陈若霖去职，由李尧栋接办。嘉庆二十四年二月初六日，伯麟、李尧栋联名具奏，对此图说的来龙去脉有了更清楚的记载，折云：“嘉庆二十二年四月内，调任广东抚臣陈若霖奉命来滇恭传面谕，令臣等将云南山川、民风、土俗、外番、夷地、铜厂各情形，分类绘图贴说进呈……凡山川疆域之势，民风物产之宜，必考订之无讹，庶参稽之有藉。”伯麟、李尧栋接到命令后尽力完成，“不揣弇陋，谨就志乘所载，爰采旧文，参以新制。自前督臣尹继善纂修云南省志以来历年已久，增改亦多，治与道同，政因俗易。至府州志书，或有或无，僻陋之区文献更未能全备。臣等检齐陈牍，益以近日见闻，时越一年，图分四册。前二册为舆地图，省图居首，十四府、三直隶厅、四直隶州之图次之。图后系以说，叙其沿革、四至及毗连外域地界、山川、职官、营制、民风、土司、夷人名目、铜厂、铅银盐厂井之隶地者。后二册为夷人图，夷人之名不一，即其著者绘为一百八种，略识其刚柔、好尚、服饰、饮食之异宜，列之简端，敬备乙览。凡说未详，臣等复据所见，谨跋于后”。这份奏折上奏之后，嘉庆皇帝朱批“图留览”。显然，该图册工作开始时间不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四月，最终完成并上奏的时间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二月初，作者正是时任云贵总督伯麟与云南巡抚李尧栋等官员。

伯麟作为时任的云贵总督，该图册由其领衔上奏，故史籍中多称之为《伯麟图说》。但真正的绘图者显然另有其人，核诸史志资料，该图册应该是由当时云南著名画家李诂等人完成的。《〔道光〕昆明县志》记：“李诂，其(杨毓兰)弟子也，字仰亭。放达不羁，性明敏，见古画辄临摹，几逼真，后遂以老画师名。巨室豪家张之壁者，不得诂画不贵也。嘉庆二十三年，总督伯麟既平礼社江夷酋高罗衣，绘诸夷人图以献，俾诂司之。图成，神采酷肖，称善本云。”可知至少此图册中《夷人图》部分是由李诂完成的。《舆地图》的作者虽暂不可知，但清代具有较为完备的舆图绘制、报送与贮存体系，其内容显然亦是渊源有自。至此，《云南舆地图说》的时代、作者及其成图的来龙去脉已经较为明晰，即由嘉庆皇帝诏命，由时任云贵总督伯麟等人执行，李诂等人具体绘制，并于嘉庆二十四年初上奏进呈。其具体内容分为四册，包括《舆地图说》与《夷人图说》两部分。尽管目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尚未见到《夷人图说》，但《舆地图说》作为《伯麟图说》的组成部分，已经可以确认。

二、现存《伯麟图说》诸版本之比较

《伯麟图说》作为官方图册，在《〔道光〕云南通志》中曾被大量引用，此后则消失于历史的视野之外，以致学界普遍以为其书已经散佚。云南史学大家方国瑜先生论述云南史料情况时指出：“官修《职贡图》后，多有作者，或仅作图，或仅作说，或兼图说。所知者如嘉庆年间，云贵总督伯麟作《种人图》，不知何人代笔。道光《云南通志·种人》，多引《伯麟图说》，《艺文志·杂著》二十载伯麟进《云南种人图说》。”李孝友为《清代滇黔民族图谱》一书《云南种人图说》部分所作序言中认为：“《伯麟图说》早已散佚不存，故此本更弥足珍视。”萧霁虹在《古代少数民族图像著述初探》中提及《伯麟图说》：“憾此书至今传本罕见。”由上可知，学界对其认识已经非常模糊。

但近年来有学者发现《伯麟图说》可能并未完全散佚。祁庆富对清代少数民族图册深入研究后，发现有数种图册与《伯麟图说》有直接关系，或是《伯麟图说》问世同时代的抄绘本，或有可能就是《伯麟图说》的副本，或是后人据《伯麟图说》的抄写本。《伯麟图说》依然存世，其抄本或抄绘本还不止一种。其中与《舆地图说》关系最为紧密的有如下两种：

1．《滇省舆地图说》，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其文献著录信息为：“(该图)分装为上下二册，上册28面，下册27面，收录云南舆图及图说22种，彩绘。”通过对相关内容的考证与对比，祁庆富等人推断：“《伯麟图说》不是佚书，仅就目前发现可以判断，至少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抄绘本、刻本存世。《滇省夷人图说》或是原本副本，或是抄本，或是改绘抄本，三者必居其一。”这份宝贵的资料，已在2009年与《滇省夷人图说》一起公开出版。

2．《云南三迤舆地图说》二卷《百蛮图》二卷，祁庆富等指出该书为稿本图册，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由于祁氏未见到原书，相关信息皆转录自武新立《明清稀见史籍叙录》：“清道光间云贵总督奉敕绘制，进呈底稿本。四册。《舆地图》每版图一幅，《百蛮图》每半版图一幅。图说中之文字为楷书大字，无界格，厚纸折叠装，锦皮硬夹面。大本书，高三十五公分，宽二十五公分。”武新立对此书内容曾有较为详细地考订：“是书不落撰者名，也未标注时间。后附呈文中有‘诏以三迤山川、人物、设险、经野诸大政，拈举梗概，登之图绘，用佐乙览。臣检校既竣，谨以图所未能备者，胪举申系于简末’等语。所称‘臣’不知为何人，从文中自称‘受恩深重，职任封疆’判断，当是总督、巡抚一类人物。从书中各篇图说内出现的最晚时间为嘉庆二十一年分析，其成书当在嘉、道间。极有可能是在道光年间。”他又考证，“(伊里布任云南巡抚、总督期间)有一个名叫刘士珍的人调来云南任职，他是嘉庆九年举人，曾官香河知县，《云南通志》中记载他撰有《百蛮图赞》一编。因此，是书很可能是由云贵总督伊里布负责、刘士珍等人具体编绘而成的。书成之后，再经伊里布附文上报”。从其考证的成图年代、作者等信息来看，这个图册与《云南舆地图说》《滇省舆地图说》非常接近。

笔者有幸过目《云南舆地图说》《滇省舆地图说》《云南三迤舆地图说》二卷、《百蛮图》二卷三种图籍，将其图名、图序及图幅内容等逐一对比，可以发现三者的图目完全一致，主要区别在于排序不同。其中《滇省舆地图说》与《云南三迤舆地图说》二者只有临安府与普洱府、镇沅州与元江州的顺序不一致，其馀各府厅州的排序完全相同；《云南舆地图说》的图名排序虽与前二者差异较大，但其排列顺序只是将上下册的前后顺序颠倒过来而已。三图均收录了以“臣谨按”起始的长达1800馀字的总叙性文字，内容也完全相同。稍有不同的是“总叙”的位置，《云南舆地图说》与《云南三迤舆地图说》将其置于文首，《滇省舆地图说》则置之于文末。至于具体的省图及各府分幅图与图说内容，三图在整体布局、绘制风格与文字书写等方面也非常接近，显示其密切关系。

当然，将三者内容仔细比照后，还是可以发现各图在地物表示、用字等方面存在少量不同之处，兹举数例，如下表1所示：

可见《云南舆地图说》《滇省舆地图说》《云南三迤舆地图说》三本图册间存在少许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多为形近字，也多体现在小地名中，尚不影响三者间的整体相似性。从总体来看，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极有可能是同一文献系统即《伯麟图说》中《舆地图说》的不同版本。就地名准确度而言，上表中歧异之处《滇省舆地图说》与《云南舆地图说》中的标注相对更为准确，显示出两者的关系可能更加接近。

通过以上内容的考索，可以对三者的版本进行初步推测。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云南舆地图说》应该是作为伯麟、李尧栋等人奏折附件进呈，清代档案制度规定大臣奏折的舆图由舆图房收藏管理，“舆图房掌图版之属，凡中外臣工绘进、呈览后，藏贮其中。其关系经制、垂诸悠久者，特命镂版以行”。进呈《伯麟图说》的奏折上有嘉庆皇帝朱批命令“图留览”，按规定此图册当留存宫中舆图房。该图编号“平图”，显示其来自原北平图书馆旧藏，其舆图根源可能是清内阁大库。遗憾的是，笔者遍查《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地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续编》等目录文献，始终未见到《云南舆地图说》的名目，该图的具体流传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但将此本认定为最终的上奏定本，应该是合理的。

对于《滇省夷人图说》，祁庆富等人认为其“或是原本副本，或是抄本，或是改绘抄本，三者必居其一”，这一推测应该也是较为准确的。祁庆富还注意到该书钤有“华宜馆”印章，“华宜馆”即“花宜馆”，系清代吴振棫的藏书室号。吴振棫，浙江钱塘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道光、咸丰年间，在云南历任知府、巡抚、总督等职，著有《养吉斋丛录》《花宜馆诗钞》等。吴氏任职云南的时间，与伯麟相去甚近，此本极有可能是其收藏的抄本或改绘本。

武新立将《云南三迤舆地图说》作者定为道光年间的伊里布、刘士珍等人，显然是错误的；但他将《云南三迤舆地图说》认定为进呈底稿本，则是有道理的。从该书实际情况来看，某些页面字体较为潦草，页边留白甚少，文字排列较为局促，且其中地名讹误之处甚多，如景东厅中川河误标为中州河，楚雄府沙甸河误标为河甸河，永昌府杉木河误标为朽木河，干崖土司误标为千岩土司，丽江府怒人村寨错标为村塞等。种种缺陷的存在，显示其并不符合上奏本的文本规格，故将其视为底稿本或抄绘本是合理的。

三、《伯麟图说》的流传与影响

“图说”是中国古代舆图的重要表现形式，明代陈用宾曾云：“析之则地自为图，图自为说，总之则图归一说，地约一图。其间山川之分合，形势之险易，风土之善恶，利害之轻重，一披图神驰而心往焉。”《伯麟图说》正是清代中期此类图说的典型代表之一。通过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云南舆地图说》及相关的《滇省舆地图说》《云南三迤舆地图说》等文献的比对可以发现，以往学界所传《伯麟图说》久已亡佚的说法显然不准确。《伯麟图说》不但依然存世，还在流传过程中衍化出了上述诸多版本。

《伯麟图说》“舆地图”与“夷人图”相结合的形式并非凭空而来，它与云南地区历史上的舆地图及“滇夷图”有密切关系。云南地区的舆地图，至迟在南诏时期就已经出现。后世保留有相当数量的云南古旧舆图，尤以明清时期为著。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为例，出现在《伯麟图说》之前的有《云南全省道里图说》《云南省地图》《云南总图》《云南全省舆图》等，传世地理文献如历代云南方志、《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雍正〕云南通志》《〔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等亦附有云南舆图。但这些舆图多为省域范围图，以府厅州等统县政区为单位的舆图少见。同时这些舆图大多停留在中国传统舆图的框架下，缺乏详细的实地测绘，康熙年间测绘的《皇舆全览图》等成果则深藏于皇宫秘府，不易为常人所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云南舆地图说》正是《伯麟图说》的“舆地图说”部分，其内容囊括了嘉庆年间云南所属十四府、三直隶厅、四直隶州，“图后系以说，叙其沿革、四至及毗连外域地界、山川、职官、营制、民风、土司、夷人名目、铜厂、铅银盐厂井之隶地者”。清代中期将云南地区依山川、地理形势划分为迤东、迤西、迤南三道，“云南省总图说”详细解释了这种划分的依据是河流形势：“水则金沙、浪沧二江为大。金沙自塔城关以西入云南界，绕于北而会川江；浪沧自你那山入云南界，盘于南而入车里。正东之水皆汇八达河入广西，正西之水皆归潞江入缅甸，而景东河、阳瓜江贯穿腹里，疆界画然，此三迤所由分也。”三迤道所属各府厅州，再加上属粮道所辖的云南府和武定州，构成了清代中期云南的政治地理体系。《伯麟图说》对府厅州政区的排列，正是按照三迤道所属顺序而来，而《夷人图说》中各类夷人名目亦是按此政区顺序编排。伯麟久任云南，各地多曾亲至，熟稔舆地民风。从绘制规格与内容详细程度来看，《伯麟图说》中《舆地图说》远远超越了此前出现的各类云南舆地图，也较与其时代相近的道光《云南通志》所附舆图更为详细与精美。在晚清光绪年间测绘的《云南全省舆图》出现之前，《伯麟图说》可以说是表现云南地理情况最详细的舆地图册。《云南舆地图说》也对同时期其它志书、舆图的编绘产生了影响，如道光年间吴其濬所撰《滇南矿厂图略》，其中的政区图即来源于《伯麟图说》。但道光以后，该图即罕为世人所见，故其影响范围有限。

云南地区民族众多，历代描绘少数民族的“滇夷图”也源远流长。流传至今的《南诏图传》中，描绘了彝族、白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先民的人物形象。明代有宣德年间的《云南诸夷图》及万历年间的《云南诸夷图说》等图册。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皇清职贡图》，收录云南少数民族图像36种，72幅。云南地方所绘的“滇夷图”数量、种类更多，如成书于乾隆三十五年以前的《云南营制苗蛮图册》，收录夷人图67张；乾隆五十三年署名贺长庚的《滇省迤西迤南夷人图说》记夷人名目44种；稍后李诂所绘《滇南夷情集汇》更收录了彩绘夷人图108幅。据上文论述可知，《伯麟图说》的绘者也是李诂等人。根据相关研究，《滇南夷情集汇》的图像及说文与《滇省夷人图说》基本一致，只是名目排序有差异。而李诂编绘的《夷人图说》，正是以其所收藏的《云南诸夷图》为蓝本编绘插图而成的。

关注边疆夷情，正是《伯麟图说》的重要特点之一：“百蛮与汉民襍居，嗜欲习俗有相协相洽，亦有未尽协洽。其负险阻育族种，鲜闻禁教者，刚柔脆悍，聚散踪迹，什淳一浇，亦百不一律。”可见，《伯麟图说》中的“夷人图”是渊源有自的，也可以视其为传统“滇夷图”的集大成者。《伯麟图说》所绘滇省夷人名目达到108种，比《皇清职贡图》多出70种；道光《云南通志》有“种人图”141幅，有100种是采自《伯麟图说》，可见其影响之大。

根据相关民族学者的研究，以《伯麟图说》的“夷人图说”为底本抄绘、改绘的民族图册，还有相当数量存世，还有一些版本在近代流传到了英国、意大利、德国等地区，如《云南三迤百蛮图》《御制外苗图》(以上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百蛮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藏)、《夷人图说》(文存图阙，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云南三迤百蛮图全部》(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等。各图所绘制的民族种类数量略有差异，但画面风格非常相近，也反映了《伯麟图说》的流传及其对民族图的影响。或许正是由于滇夷图的传统更为浓厚并深入民间，《伯麟图说》中《夷人图说》流传的范围及版本的丰富程度要远远超越《舆地图说》。

受到《伯麟图说》将舆地图与夷人图结合形式的影响，后世云南地区还出现了一批府级图册，如光绪年间的《蒙化所属汉夷风俗及各种夷蛮情形分类图册》《大理府浪穹县所属地方风土人情及舆图清册》《云南永昌府永平县属风土人情汉夷耕读各类清册》《维西夷人图旧画本维西舆地图旧画本》等，也采用了这种表现形式。《伯麟图说》对嘉庆年间云南的军事驻防情况有详细描述，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在《伯麟图说》之后，云南地区也有一批将驻军区内的舆地图、城市图与夷人图相结合的营制图册，如道光年间的《云南昭通镇四营制》(道光二十五年)、《云南标下元江营》(道光二十六年)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这些图册与《伯麟图说》的关系，也颇值得深入讨论。

综合来看，《伯麟图说》包含《舆地图说》与《夷人图说》两部分，两种图册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伯麟图说》。通过对目前发现的《伯麟图说》诸版本的考订，可以合理地推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云南舆地图说》是《伯麟图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对档案、方志等材料的综合考察，确认这是清代嘉庆年间由伯麟等奉诏完成的一部大型官修图册。已有学者通过对相关版本图册的研究，指出《伯麟图说》的价值丰富，是研究民族史、民族学以及清代云南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地理、艺术等不可多得的图文史料。这一评价显然是准确的，从总体来看，《伯麟图说》的内容极为丰富，不啻为清代中期全面反映云南地理与民族状况的百科全书。但由于史料离散查找不易，很多版本的图册或与文字分离，或被置于高阁不为外人所知，相关研究还非常缺乏。对于《伯麟图说》所承载的清代中期云南历史、地理、民族状况及其演变信息，仍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索。

（本文原刊《文献》2022年第4期第87—9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