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舆全览图》与西方对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成见

韩昭庆

自1950年代始，谭其骧在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对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形成一个看法：中国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应该把全中国历史的地图都画出来，这个全中国的范围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因为1840年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而现在的中国疆域是一百多年来列强侵略宰割我们领土的结果，不能代表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①这个看法随着1982年《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公开出版，在国内学界得到普遍认可。

但当中国学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强调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融合的同时，部分西方学者更多看到的是两者的区别，他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往往把历史上的中国等同于汉族统治的中国，并把这个区域限于长城以南、嘉峪关以东的中国，这个区域或又译为“中国本土”(China Proper)，如由哈利(J.B.Harley)和沃德伍德(David Woodward)主编的《世界地图史》，把目前中国的区域分成两个独立的文化区来叙述，分别是中国与大西藏和蒙古。②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清史研究，则把清朝的国家与民族认同问题当作新清史的重要议题。③马立博(Robert Marks)的新著《中国的环境和历史》则把居住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群分成汉人和非汉人两类，强调两者之间的差别，而且尤其关注汉人如何在历史时期改变传统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定居的农业方式和向中央政府纳税的制度重新塑造环境和族群的过程。④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中中外视角的差异？为何在西方学者眼里，长城以南的疆域才是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等同于汉人的中国？和文献相比，地图具有直观明了的特点，而科学测绘的地图更加能客观反映一定时期的地理现象，笔者拟从清初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入手，讨论它对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疆域认知的影响，并期望为以上问题提供一些解题思路和历史背景。

一、康熙《皇舆全览图》研究综述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康熙五十六年间，在康熙皇帝的要求下，主要由法国传教士主持，中国地方官员、士兵及一些辅助人员参与，对中国及其毗邻地区进行测绘编制的地图，这是我国首次利用西方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地图，由于在当时也是世界上范围最广的实测地图，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地图史上皆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此后，清朝政府以该图为基础，对新疆、西藏等地进行测绘，并结合亚洲其他地区地图绘制而成《雍正十排图》及《乾隆十三排图》，形成清廷三大实测地图。

《皇舆全览图》产生至今，将近三百年的历史，由于清政府对制图过程和成果秘不外宣，制成之后，虽然多次重印，但是主要藏于内阁大库，供最高统治者或巡抚总督及相关官员使用，故坊间流传很少，中文记载也七零八落。直到1929年沈阳故宫发现康熙时期印行的铜版《皇舆全览图》，并经重印之后，才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它的关注，翁文灏的《清初测绘地图考》是第一篇对它进行研究的文章，这篇文章借助四篇法文文献，综合介绍了康熙时期测绘地图所用的尺度、康熙年间测绘地图的次序及范围、测量的方法、康熙地图上有明确记载经纬度数的点及观察方法、北京经纬度测量的历史、西藏和新疆地图的测量等。⑤这篇文献至今仍然是国内学者研究康熙《皇舆全览图》的重要参考文献。此后对该图的介绍或研究主要集中在四方面：版本考证、⑥测绘过程的补充、⑦投影类型，⑧及其影响的研究。

以往对该图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如前述翁氏对这套图的评价极高，认为它是中国史上首次“有整个的计划和普遍的实测”，虽然清末及民国初年，中央及各省测量局也进行过许多测绘，但都是局部的修正，当时“中国地图十之七八，实尚源自清初”。一些学者认为耶稣会士的新制图技术为中国带来了“科学的制图方法”，对后世的相关测绘工作产生巨大影响。这次测量与乾隆、光绪年间进行的测量，构成了全国经纬度点控制网，为测绘全国地图奠定了控制基础。⑨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观点，他们基于康熙之后，现存多数清朝地图仍然使用山水画的绘制方法，认为耶稣会士的制图技术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⑩可是直到目前为止，鲜有学者讨论该图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它在空间视觉上，对欧洲人或西方人产生的关于清朝甚至之后中国疆域的认识的影响。

二、清朝绘制《皇舆全览图》的历史背景及其版本

康熙很早就注意到地图在军事、政治、治河、出巡等方面的作用。在平定三藩和台湾之后，康熙为了总揽万方，加强中央统治，于二十五年下令纂修《大清一统志》。由于各省绘制的舆图参差不一，有的有省图而无府县图；有的则仅有疆界轮廓而无里数距离，康熙认为“事殊重要”。(11)但让他下决心测绘中国全图，则与发生在中俄边界的一个部落的叛逃事件有关。根铁木尔是通古斯部落酋长，住在西伯利亚涅尔恰河畔。1653年，当俄国的哥萨克人向这个地区拓展后，根铁木尔为了避免俄国人向他征税，便逃到涅尔恰河南岸清政府统辖的地区，1654年哈巴罗夫(Khabarov)在根铁木尔祖先原来居住的地方建造了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军事驻地。清政府给予根铁木尔一个官员封号，他也曾参与了抵抗俄国人的战争，但是13年后，他带领部落的300多人投归俄国，清政府向俄国索回根铁木尔，俄国予以拒绝。这个事件导致中俄之间长达20年的政治危机，也让两国认识到，黑龙江地区缺乏明显的疆界以及双方对主权的模糊导致了这些冲突，而且模糊边界的存在还将继续影响人口跨境流动的管理，因此，两国都认识到，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事关重大，于是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根据该条约，当地居民的归属关系由边界决定。所有那些如根铁木尔在条约之前已经转变国属关系的人可以继续留在原地，但是此后逃亡的人将被遣返。(12)

事实上，在《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根铁木尔事件只是一剂催化剂，因为17世纪以来，在欧亚帝国之间的边疆地带签约划界是个世界趋势。如1639年，土耳其帝国和萨非王朝谈判，就他们之间有争议的边疆地带形成条约，划清界限。1683年和1699年，在土耳其帝国围攻维也纳失败之后，它与哈普斯堡皇室签订和平协议，划分它们之间的疆界，这成为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的象征。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早期，俄国与土耳其帝国、鞑靼人、卡尔梅克人以及其他住在南部边疆地区的民族签约划界，(13)随后与清廷划定疆界。在划界过程中，康熙皇帝发现了东北地区地理知识的缺乏。(14)《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次年即派遣军队，分成九路，视察黑龙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并绘制了被称为《九路图》或《九大人图》的舆图。此外，清朝还实施了定期的边界视察制度，专门视察是否有俄罗斯人越境，证明清朝当时已有很强的领土意识。(15)

此外，康熙皇帝对科学的极度热爱、与康熙同时代同样对科学痴迷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远东地理知识的渴求，以及法国传教士肩负在中国传教和收集中国地理信息的双重任务等因素，(16)加上法国当时引领了世界的制图技术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百年前史无前例的跨国界的科学合作，实为科学史上的一件幸事，故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绘制既是时代使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参加这次测绘的主要是法国传教士，他们是白晋(J.Bouvet)、雷孝思(J.B.Regis)、杜德美(P.Jartoux)、山遥瞻(Guillaume Bonjour)、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re)、冯秉正(De Mailla)、德玛诺(R.Hinderer)、儒尔·法布利(Bonjour Fabri)等，此外还有葡萄牙的麦大成(J.F.Cardoso)和德意志的费隐(X.E.Fridelli)等，杜德美编绘了总图。(17)

据冯宝琳考证，该图在国内至少有五个版本，分别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两个版本，皆为木刻墨印设色，其中一幅板框高210厘米、宽226厘米，图幅上额墨笔楷书“皇舆全览图”五个大字，无年款。关内外均用汉字注地名，于省会及主要地方复以黄纸飞签墨笔贴注，综计飞签贴注共有98条。在此图背后黄签题：“皇舆遍览全图”，是另一别名。该图东北至萨哈连岛(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至阿克苏以西叶勒肯城，北至白喀尔鄂博(贝加尔湖)，南至崖州(海南岛)。图于西藏及蒙古极西地方，绘制简略，内多空白。根据图上两条标注南北的红黄干线绘制的长度与西藏等地较为简略的绘制特点，推断为康熙五十六年刻本。另一幅《皇舆全览图》木刻墨印设色，板框高212厘米、宽340厘米，除北方、东南相同外，西北延至衣里必拉(伊犁河)，最西至塔拉赛必拉以西，西南延至拉打克河屯(列城)以西，对西藏及蒙古极西地方绘制甚详，拉萨贴黄纸签称乌斯藏，冈底斯阿林(冈底斯山)、雅鲁藏布江均加黄签标注，而珠穆朗玛峰则仅刻小字名“朱母朗马阿林”。关内外亦均用汉字注地名。图上另贴注黄纸飞签93条，墨笔注明主要地名及河源所在。图幅上额亦墨笔楷书：“皇舆全览图”五大字，无年款。根据图上两条标注南北的红黄干线绘制的长度、西藏等地绘制较详，以及地名考证等，判断该图为康熙六十年刻本。以上两幅图都是整幅大图。第三种是《清史稿》所记载的三十二帧本，即德国人福克司(Walter Fuehs)1943年在辅仁大学影印出版的分省分地区图。第四种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彩绘纸本的《皇朝舆地全图》，清康熙年绘本。图上无经纬线，共十六块合成一幅，关内地名注汉字，关外及边远地区用满文注记，此图范围与前面介绍的两幅木刻本大地图基本相同。第五种为前述沈阳故宫发现康熙时期印行的铜版《皇舆全览图》，八排四十一帧。(18)

近年来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种彩绘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分省分地区图，据考证，这套图应绘于康熙五十八年，全部用汉字标注，共18幅，分为北京城图、盛京全图、热河图、河套图、口外诸王图、山东全图、江南全图、浙江全图、江西全图、河南全图、山西全图、陕西全图、哈密全图、四川全图、云南全图、贵州全图、福建全图、广东全图，以及四幅江河图，分别为黄河发源图、乌苏里江图、色楞厄河图及岷江源打冲河源图等。(19)与福克司整理的地图相比，省图中缺少湖广和广西全图，但是绘制更加精美。

综上，国内版本至少有六种，它们的区别主要有三点：其一，或为全图，或为分省分地区图；其二，有的版本只用汉字标注地名，有的则用汉字、满文分别标注长城内外的地名；其三，对西藏和蒙古地区的绘制有详略之别。

三、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内容及其对清朝疆域的表示

本文使用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系由汪前进和刘若芳整理、以沈阳故宫发现的铜版地图为底图重新印刷出版的地图，原图有41幅，因版面所限，图集的尺寸均较原图略有缩小。(20)除个别图外，缩小的图每幅一般高32厘米，宽55厘米，列为七列、八排，如果以最大面积计算，则长2.56米，宽3.85米，约10平方米。其排号顺序按自北而南分成八排，其中除第八排之外，每排的纬差是5°，再按自东向西的方式排号，从第一号到第七号，每号的经差不一，从6°到15°不等，如图1所示。

图1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排号方式

在每幅图上，每隔经、纬差1°就标出一条经纬线，如图2所示。

图2 六排二号浙江、福建海岸带图(21)

其中以通过北京某一点的经线为0°经线，即中央经线，在其东为东经，其西为西经，在杜赫德书中，仅列出北京的经度为0°0′0″，纬度为39°55′0″，(22)并没有指明具体的测量地点，当时可能作为经纬度测量的起算点有三处，即北京古观象台、通过故宫博物院中轴线的某个地点以及今日的西什库天主堂(法国教堂，又称旧北堂、北堂)。(23)从今日Google Earth上可测得古观象台的经纬度为116°25′39″，纬度为39°54′20″，故宫中轴线上的保和殿和太和殿，其纬度分别为39°55′1″和39°54′57″，经度为116°23′27″，西什库天主堂的经度为116°22′22″，纬度为39°55′17″。以上四个地点中，太和殿和保和殿的位置与杜赫德书中北京的纬度最接近，虽然保和殿的纬度与杜赫德书中的纬度最接近，但是考虑到当时测量有一定误差，而且太和殿坐落在紫禁城对角线的中心，故笔者推测，当时以太和殿为大地原点的可能性较大。在此基础上，逐排对《皇舆全览图》进行地理配准和数字化，并把数字化之后的图叠加到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如图3所示。

图3 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今中国地图(24)

原图上赤道的纬度为0度，与今日相符，故不用计算；前述0度经线为1 16°23′27″，原图绘制的经纬网范围在东经31°至西经51°，北纬18°至北纬55°之间，折算成今日的表示方法，其范围是北纬18°～55°，东经65°23′27″～147°23′27″。第一排第一号为库页岛，其经纬度分别为北纬50°～55°，经度为143°～147°。(25)五排七号为最西，但实画到西45°，即72°23′27″。其中第一、第二排的地名全用满文标注，第三排始有少量的汉字，第四、五、六排部分用满文，部分用汉字，第七、八排仅为汉字标注(如图3)。除了西北大部、北部部分及贵州、广西等地小部分地区留为空白外，康熙《皇舆全览图》覆盖了今日中国大陆的其他地区和台湾的西部地区，且在东北和西南超出今日的范围。经计算，得出当时用汉字标识的陆地面积约为292万平方公里，用满文标识的陆地面积约为587万平方公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数字受当时测绘范围、测量精度以及笔者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误差等的影响，只是一个粗略值。

其中汉字标注的范围，北面以东起山海关，西迄嘉峪关的长城为界，最南至海南岛，最东到台湾，西面从嘉峪关往东，沿着祁连山北麓，到今武威市，折向西南到西宁，之后改向东南，经过青海、甘肃、四川等省，进入云南省之后，先往南，再折向西、西北，在宁蒗彝族自治县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间呈“U”形弯曲，往西至福贡，沿着怒江往南到泸水，西南至潞西，再东南到勐腊县，与今日云南省界差不多。在该图上叠加中国1∶100万地形图之后，可以发现，祁连山以南的这条西部界线，除了四川盆地以西地区略往西之外，康熙《皇舆全览图》上汉字标注的界线大体上沿着青藏高原的东缘地带延展。满文标注的地区包括长城以北的整个内蒙古地区和东北三省，大部分青海省、部分西藏和新疆，境外区域包括朝鲜半岛、外蒙古以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尼泊尔和印度的一部分。

图上汉字标注的范围主要是清朝(1644-1911)的前一个朝代明朝(1368-1644)直接管辖的十五省，即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当笔者把这个汉字标注的范围与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中的《舆地总图》进行比较时，会发现这个范围在北部与西部皆较《舆地总图》要小。在《舆地总图》上，不画长城，东面及东南以海为界，与《皇舆全览图》同。其余北、西及西南皆不画界，但是在《舆地总图》序中指出“大明舆地，东起朝鲜，西至嘉峪关，南滨海，北连沙漠，道路纡萦，各万余里。”如图4所示。图中显示，东北包括女直(真)、兀良哈，北边和西北为一条自东向西延展的沙漠地带，在《皇舆全览图》上，汉字标注区域的黄河只到今贵德一带，但是《广舆图》上的黄河一直画到河源地的星宿海，接近今日的河源地；在西南地区，《皇舆全览图》的汉字区域只到怒江，而《广舆图》的范围到怒江以西的大金沙江一线，南部标出了“安南”“老挝”“缅甸”等地。(26)

在对全国进行测绘前，康熙皇帝先让耶稣会士对局部地区进行了一些测绘，1700年对北京进行测绘，1707年对长城进行测绘，这两次测量结果皆得到康熙的认可之后，全国的测绘才得以展开，耶稣会士从满族起源地所在的奉天(今沈阳)、热河以及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周围地区开始测绘。然后按照自北而南，自东向西的顺序进行测绘，利用天文观察和三角测量法确定了641个点的经纬度，杜赫德书第四卷末详细列出了各个省下这些点所在府州县名称及其经纬度数。(27)

图4 《广舆图》图集中的《舆地总图》

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由41块分离的铜版地图构成，除了上述用满汉两种不同文字标注不同地区的地名之外，这幅图的内容有以下几个特点：1.重视山水、湖泊、海岸及沿海岛屿等自然地理要素的绘制，山脉采用错落有致地套叠“∧”的方式，不过“∧”宽扁、顶部浑圆，这些套叠的“∧”或呈带状分布，或形成独立的山体；河流用弯曲双线表示，河源尖细，下游交汇处变粗；除了黄河、长江的线距较宽外，其余河流的线距基本相同。山脉名称按照从东到西的方向进行标注，河名标注的位置较为随意，或在河流中游，或在河源处，或跨河标注。海岸和湖岸线采用密集的短黑线表示。2.用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图例分别表示不同级别的政区和居民地，如府、州、县的图例皆用方框“□”，不同的是，府的“□”较州县的大；其他如镇、村、墟、驿、铺等聚落用“○”圈形图例，而且圈比方框小许多。3.省之间划界，但不注省名。4.所有地名的标注均为正体，无斜体，或为自北而南，或为自东向西方向标注。5.图上无比例尺和投影方式，据汪前进研究，比例尺约为1∶140至150万，投影为桑逊投影。(28)

由于这是一幅实测地图，故实测地图的范围受到传教士们足迹的限制，对于没有测绘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到不了的地方，他们或利用其他资料，或采取留空的方式，如贵州等境内的生苗区，如图5所示。

图5 康熙《皇舆全览图》上的生苗区

四、欧洲版《皇舆全览图》的传播及对中国的绘制

《皇舆全览图》最初是通过巴黎耶稣会士杜赫德(1674-1743，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巴黎编辑出版的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得以传播的。这本书共四卷，随书出版了中国各省、鞑靼地区、西藏地区及朝鲜的地图。据杜赫德介绍，这些地图由唐维尔(1697-1782，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依据康熙《皇舆全览图》改编。

德国学者福克司认为，唐维尔的地图参考了三种《皇舆全览图》的版本，一是1717年的木刻本，包含28张图；二是1719年雕刻的铜版地图；三是1721年的木刻本，32幅。(29)康言(Mario Cams)最近的研究也证实，唐维尔关于中国十五省的地图完全是照着1718年的木刻版本绘制的，但是有的居民点没有标注地名，可能是杜德美当时没有翻译出来；鞑靼地区的地图主要参考了1719年铜版地图，其中与表示该地区的十一块地图完全吻合，唯一一块不同的地方是黑龙江下游与俄罗斯交界的地方；哈密周围的地图与1718年的木刻图相符。朝鲜半岛的地图综合了木版和铜版的绘制内容，因为木版地图只是画出范围，而铜版地图上标出了超出清政府范围的地区，而且地名也译自于满文，朝鲜半岛与西藏的图则参考了雷孝思绘制的地图。此外，唐维尔还参考了俄国圣彼得堡天文学院院长Joseph-Nicolas Delisle(1688-1768)以及荷兰人关于日本附近海域的海图。总体而言，唐维尔的地图基本上源自于康熙《皇舆全览图》，因为在他回应别人批评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的各个省图、部分鞑靼地区的地图以及西藏地区都源于中国的资料，并认为，保持原图的绘制风格非常必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向西方公众真实反映这份图的原貌。1734年1月，杜赫德与唐维尔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签约，这个合同规定了出版权和发行日期。(30)

这本书很快成为一本关于中国介绍的名著，1736年荷兰就出现了这套书的盗版，但是缺图，1737年在海牙却出版了依据该书重新雕版、略作修改的地图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除了缺少原书中38幅中国的城市地图之外，包括了所有的中国地图。海牙版的地图尽管质量不佳，但是由于价格便宜，且比书中折叠的地图使用起来更加方便，故很快在普通读者中流行开来，50年后，在阿姆斯特丹再版。1785年法国也单独出版了一套唐维尔的地图集，不过利用了原版的雕刻版本，包括38幅城市地图以及14幅书中附录的有关文化和民族介绍的插图，除了盗版图书之外，在欧洲各地还出版了许多译本。(31)据翁文灏的介绍有两个英文译本，(32)但是目前网上可以下载的1741年的电子版的英文译文已是第三版。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唐维尔有关中国及其毗邻地区的地图成为欧洲认识这些地区的重要文献。

杜赫德的书名，翁文灏译为《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英文译本译为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Historical,Chronological,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Empire of China,Chinese-Tartary,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Manners,Ceremonies,Religion,Arts and Sciences the Whole adorn'd with Curious Maps,and Variety of Copper Plates(《中国通史：包括对中华帝国、中国鞑靼、朝鲜和西藏地理、历史、纪年、政治及自然的描述以及其风俗、习惯、礼仪、宗教、艺术和科学的特别而准确的记录并配有珍奇的地图和各种铜版画》)。(33)

在杜赫德的第一卷书里，附上了18幅地图，其中两幅总图，分别是中国总图(图6)，中国与中国鞑靼及西藏总图(图7)；15幅省图，按照顺序依次为北直隶、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及贵州等十五省的省图，此外，在广东后还附有一幅沿岸图，并标出海水的深度。其中中国总图表示的区域主要是长城以南，嘉峪关以东地区，该图用粗黑线勾画出了这些区域。这个区域被当作“中国”，包括15个省，1173个县和335个州。

在第一卷的目录中依次为中华帝国的整体认识、防御中国鞑靼的长城、西番或土番人、可可诺尔鞑靼人(青海蒙古人)、倮倮人、苗子等的概述，耶稣会士从宁波到北京的路程、中国人从中国到暹罗(今泰国)的路程，中国的地理概况，接下来是十五个省的地理概况，以及自夏朝到清代的历史。第二卷和第三卷叙述了中国的政治、军事、政策、风俗、习惯、礼仪、法律、土壤、农业、贸易、经济、语言、宗教、艺术、科学、音乐、数学、天文、儒家思想及医学。第四卷是对鞑靼地区、满洲、蒙古部落、朝鲜国以及西藏等地区历史和地理的叙述。

在第四卷中，附有25幅地图，第一幅总图表示的范围是中国山东半岛及其以北区域，东到库页岛，包括日本和朝鲜，西至嘉峪关，北到贝加尔湖，其余为分图，包括一幅表示西藏、哈密和喀什噶尔等地区的地图和一幅朝鲜半岛的分图。

图6 杜赫德书中的《中国总图》

图7 杜赫德书中的《中国与中国鞑靼及西藏总图》

值得指出的是，本书第一卷第一小节的标题是“中华帝国(Empire of China)概述”，但文中一开始出现的却是对“中国”(Kingdom of China)的介绍，从文中的介绍可知，它由前述长城以南的十五省组成，基本是明代的疆域。接下来的小节讨论的是把中国和鞑靼地区区别开来的长城，紧随其后的是紧邻中国西部的西藏、青海蒙古、西南的倮倮和苗族的介绍。在第一卷书一开始就同时出现了“中华帝国”和“中国”，作者如此安排，反映出他已经认识到“中华帝国”有别于“中国”。

据欧立德的研究，第一部正式提出“中华帝国”的著作，是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以西班牙文撰写的《中华帝国以及耶稣会士的传教文化》(Imperio de la China i cultura evangelica enel por los religios de la Compaia de Iesus)。曾德昭是继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开拓者利玛窦之后的一代人，该书1642年在马德里出版，但当时并没有立即为欧洲人认同。1644年满洲入关建立大清王朝，是欧洲论述里以中国从王国一跃而成为帝国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大清国同时统治汉人及满洲人，这就是帝国理论中述及帝国是统治不同民族政体的一个重要条件。此后，西方有关中国的论述渐变得一致：中国是一个“帝国”，它的统治者为“皇帝”。(34)

同样，杜赫德在书中明确提出了“中华帝国”，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清政府是一个统治多民族的政府，除了第一卷包括了明朝疆域周边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介绍，在书中第四卷又专门讨论鞑靼、蒙古和西藏等地区的情况，而且他还明确了“中华帝国”的范围是，除了前述十五个省以及第一卷书中谈到的地区之外，还包括长城以外臣属于满人的鞑靼地区。书中还谈到，当他们一开始绘图时，皇帝就要求他们用满文标注鞑靼地区，用汉字标注汉语地名。依据他本人的推测，很难用汉字来标注鞑靼地区的地名，因为汉语很难表达有的满语或蒙古语的发音，而且这些地名译成汉字后，还会失去原来的意思，变得难以理解。(35)而满文却便于转译蒙语地名，乾隆皇帝也曾谈到这点，“且国语(指满文)切音，实能尽各部转韵曲折之妙”。(36)

由上可知，当杜赫德作书，唐维尔作图时，已经认识到清朝的疆域不只是明朝统治的版图，而是包括了鞑靼即蒙古、东北、青海、西藏、哈密等地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但是如前所述，当欧洲各国在拷贝他们的著作时，或只翻印书或只翻印图，很少两者皆备，而且他们很少有人注意到书中“中华帝国”与“中国”指示范围的差别，如哈佛图书馆收藏的绘制于1749年的一幅名为L Empire de la China(中华帝国)的地图，虽然称为帝国，但指示的范围却仍是长城以南的明朝的疆域。(37)加上唐维尔的图包括了一幅只表示长城以南被标注为“中国总图”的总图，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地在翻印此图时，即沿用了这种绘制方法，始终用“中国”即明朝的疆域来表示中国。如图8所示。另一幅哈佛大学地图室收藏、1853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的中国地图也是如此。

图8 耶鲁大学地图室藏1811年中国地图

除了受到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影响，至迟到17世纪，西方已经有把长城当作中国的北部边界的习惯。据现存最早较为科学的世界地图奥特里乌斯(Ortelius)的《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70)中绘制的中国地图，并没有标出边界，也没有长城的踪影；利玛窦绘制出版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也没有标出中国的边界，但是这幅图上清晰地标出了从辽东到宁夏的长城。(38)法国制图学家桑松(Nicolas Sanson)分别于1656、1670年绘制出版的中国地图来源于利玛窦绘制的中国地图，这些地图除了增加长城之外，对于中国的北部地区与罗洪先绘制的《舆地总图》如出一辙，但是同一时期已经出现了把长城当作中国北方边界的地图，如帕恰斯(Purchas)1625年绘制的一幅名为《皇明一统方舆备览》的地图、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和曾德昭分别于1655年绘制的中国地图等都把长城当作中国的北部边界，而1683年同样由桑松绘制的中国地图也以长城为界了，(39)这或许与长城在明朝抵御北方民族的攻击的过程所起到的防御作用有关。目前所知欧洲关于长城最早的论文《中国长城》发表于1694年，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23岁的年轻学者约纳斯·卢克奈斯(Jonas )完成，由当时的哲学学院院长几何学教授哈拉尔·弗拉居斯(Harald Vallerius)主持答辩。据分析，这篇论文的写作不是出于个人因素，而是与当时的国王卡尔十一世发起的一场有关军事战略的讨论有关，当时瑞典国土东面的省份很容易受到头号宿敌俄罗斯帝国的进攻，选择像中国长城这样富有成效的当代防御系统作研究对象有参考意义。(40)

以上谈的是对“中国”北部边界的绘制，当仔细研究“中国”内部的内容时，也存在着沿袭唐维尔地图的痕迹，以生苗区为例。在康熙《皇舆全览图》中贵州境内与贵州和广西交界处留为空白的三块生苗区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用不同的语言按照“生苗子”的发言标注了这些地带，如一幅绘制于1748年的法文的中国地图在图上相应位置标注了“Sengmiaoses”“Sengmiaoses，Sauvages；Wilden”，(41)另一幅同时代绘制的世界地图集中收入的一幅拉丁文的中国地图上也把这些地区标出来，并写上“Seng-miao-se populous liber”(自由的生苗人)，(42)而1785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的中国地图受限于图上的空间，仅用A标注出来，但是在图上的左下角旁注A指“Seng-maio-sa(应为e，这里疑为拼写错误)an independent people”，(43)(生苗子，自由的人群)1842年的一幅英文的中国地图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标注了生苗区，“seng-miao-se independents”。这些地图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清朝的“中国”疆域并不等同于明朝的“中国”疆域，而且康熙之后“中国”疆域仍在发展变化中。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量地图认识到“中国”与清代中国的区别，如1811年在伦敦出版、耶鲁大学地图室收藏的《中国的鞑靼和独立的鞑靼新图》(A New Map of Chinese & Independent Tartary)，西自里海，东迄库页岛和日本，北抵俄罗斯，南部包括“中国”即明朝的中国，及其毗邻的波斯、印度、缅甸、孟加拉等国。这幅图似乎想划清中国的鞑靼与独立的鞑靼的界线，虽然没有特别说明中国的鞑靼与“中国”的关系，但是比其他同时代欧洲绘制的“中国”仅限于长城以南的地区进步，不过多数欧洲有关中国的地图还是仿照唐维尔的中国总图的绘制方法。

五、清朝疆域的变迁及清政府对国家认同的变化

康熙《皇舆全览图》全图的编绘于1717年完成，但是清朝统治中国长达267年，此图完成之时才占清朝统治时间的27%，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清朝的疆域仍然在变化。

清代疆域的形成始自辽东建州的女真，1583年，努尔哈赤统一了东北女真，后占据明代辽东都司，1644年取代明朝建立清朝，拥有明朝的版图和满洲地区，1683年平定台湾，1688年迫使喀尔喀蒙古臣服，顺治、康熙年间先后册封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达赖、班禅额尔德尼，使得以上地区皆入清的版图。(44)这些是《皇舆全览图》绘制时清朝的疆域，但是此时今新疆地区仍有强悍的准噶尔蒙古与之抗衡，西南仍有一些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的部落，这些地区在《皇舆全览图》上都被画成空白地带。

雍正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用流官取代自立为王的土司，同时把西南游离于政权之外的“空白地带”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并相继在这些地区设置了相应的政区，如雍正八年(1730)在贵州黔东南新开辟的生苗区设置了八寨(今丹寨)、都江、丹江(今雷山)、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及古州(今榕江)等六厅。(45)在《乾隆十三排图》上，这些地区已经画上了山脉、河流，并标上各个区域苗民的名称，如“九股苗”“小丹江苗”“高坡生苗”等，如图9所示。

图9 乾隆图上的贵州黔东南

就西藏地区而言，康熙时传教士没有亲自到西藏测量，而是康熙五十六年派遣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两个喇嘛以及理藩院主事胜住前往西藏测量地形。两个喇嘛从西宁入藏进行测量，后遇策妄阿拉布坦犯藏，两个喇嘛只从西宁、经拉萨测至恒河源头一段，传教士根据喇嘛绘制的地图进行编制，西藏西部没有详勘，故多错误。(46)乾隆十五年(1750)清朝在平息了颇罗草子朱尔墨特妄图割据西藏的叛乱后，命测绘人员对西藏地图重新实测，绘制了新的西藏地图。(47)

在新疆地区，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对准噶尔的征战，终于在乾隆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征服了准噶尔，平定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叛乱，清朝完全控制了今日的新疆地区，将它也纳入版图，形成清朝的领土，这个时期的疆域已较康熙时期的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

康熙时期对新疆只实测到哈密以西的乌勒图布拉克(Ourtou Poulac)，其经纬度分别为西经23°(东经93°23'27")，北纬43°48'，但是《皇舆全览图》上，却绘制到东经77°的地方。在福克司出版的地图上，有一幅图名为《杂旺阿尔布滩》的地图，主要表示哈密以西，包括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在内的西至东经77°的地方，这幅图可能来源于俄国、准噶尔部落或者蒙古等地。(48)伴随对准噶尔与大小和卓的战争，乾隆二十一年和乾隆二十四年对新疆进行过两次实测，第一次分两路进行测绘，一路从巴里坤开始，经过乌鲁木齐、精河县等地，到达伊犁再返回，一路也从巴里坤出发，经吐鲁番、焉耆、至珠尔图斯之源等地，从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1756年3月21日)离京，至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1757年3月1日)返京，前后将近一年；第二次主要是对南疆的测绘，始自哈密，经莎车、阿克苏、和田等地，自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十日(1759年6月4日)离京，乾隆二十五年三四月(1760年5—6月)间抵京。(49)

1770年左右，应乾隆皇帝的要求，蒋友仁(Michel Benoist)在康熙《皇舆全览图》和对新疆测绘的基础上绘制了两幅木刻版地图，分别利用1英寸和2英寸等于1度纬度的比例。1775年他至少又绘制了另一幅铜版地图，比例尺是2.5寸等于1度纬度。这些地图被称为《乾隆内府舆图》《清代一统地图》《乾隆十三排地图》《皇舆斜格全图》等。(50)

除了扩充、修正《皇舆全览图》，清廷还下令编纂《皇舆西域图志》，包括乾隆皇帝语录《天章》四卷共52卷，包括了天山南北的历史、地理、政区、防御民族等内容。(51)与此同时，清朝还编纂了《西域同文志》，分别用满文、汉语、藏语、蒙语、维语及托忒文标识同一个人名和地名，用三合切音注音，以解决编纂《皇舆西域图志》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中遇到的来自其他语言的地名或人名的问题。《钦定西域同文志》共两册24卷，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地名及各部统治者人名。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十三卷，它们是：卷一《天山北路地名》、卷二、卷三《天山南路地名》、卷四《天山南北路山名》、卷五《天山北路水名》、卷六《天山南路水名》、卷七、八、九、十《天山北路准噶部人名》、卷十一、十二、十三《天山南路回部人名》。其编排方式是“始以国书，继以对音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缀书。又于汉文下详注其或为准语，或为回语。”(52)目的在于统一西域地名，了解地名的词源和含义。

米华健(James A.Millward)专门讨论了乾隆时期编纂地图、地方志以及译名录三项工程的战略意义，其目的是清政府需要充分了解新疆全境的历史、地理，以便征服、统治并开发这片区域，而欧洲的制图技术在帮助清政府获得准确的信息方面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制作、收集这些信息，清政府宣称这些地区是清朝版图的组成部分，也为人们普遍接受中国的疆域远远超过明朝疆域的范围打下了基础。不过由于乾隆图开始是不公开的，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乾隆图流出宫廷，仿照乾隆图，并在图上标出国家或者帝国界线的包括新疆、西藏和蒙古的大中国的地图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同时，乾隆发现中国历史时期对西域的经营不可否认，故编绘人员还尽量使用自西汉以来一直到明代在西域地区使用的汉语地名，以显示历史的延续性，连《皇舆西域图志》也套用了唐代编纂的《西域图志》的书名。(53)《皇舆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的编绘，一方面体现清朝与前代的不同，另一方面，却又沿用前朝地名，努力体现乾隆遵循以前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从这个角度来反映清朝是中国合法的统治者。(54)

作为不同于前朝汉族统治者的清朝政府，对中国的认同虽然不是一蹴而就，但是很早它就注意到对中国的认同问题。基于汉文和满文资料，Zhao Gang(赵冈)利用“满族中心论”的方法，讨论了清廷是如何调整中国的概念使之适应清多民族帝国的发展，以及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的问题。该文作者从满文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称呼出发，指出在清夺取政权以前，他们对明代中国的认识是中国本土(China Proper)和汉族，此时，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和其他毗邻地区，如同朝鲜、越南一样是向明朝的朝贡国，中国本土指明朝管辖的十五省。随着满族政权的崛起，他们竭力与明朝划清界限，但是一旦他们夺取明朝的政权，这种态度立即改变，因为在传统中国领土上进行统治的政权绝大多数都把这块地方称为中国，这个习惯已经维持了两千多年。清朝以入关以前，曾以汉人的国家(nikan gurun)来翻译中国，等到明朝覆灭之后，清朝改用Dulimbai Gurun来译中国，这样的举动表明清廷放弃了中国含义中以汉人为中心的意思，同时，用表示清的政治领域的中国取代了原来表示儒家文化区的中国，这样，一个清帝国统辖下的新的、完全非儒家文化区的内亚(55)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通过对中国的重新定义，满族皇帝不仅让他们的统治合法化，而且还为旗人军队征服并把多民族的地区合并到其主权范围内铺平了道路。在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已把中国等同于清。据Zhao Gang统计，自1661年至1734年间清廷与俄国的外交档案中，出现160多次满文的中国(Dulimbai Gunrun)，乾隆开始频繁使用中国。乾隆时期由法国传教士绘制的《坤舆全图》以及椿园编纂的《西域总志》都显示，一旦18世纪中叶清朝官方清楚地表达了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体之后，这种观点就开始在地理和制图上反映出来。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中就已经把清朝边界的蒙古人称为“中国之人”了，在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中，再次把蒙古人看作是“中国人”，由此可见，清初，清廷就开始摆脱了把中国只当作是汉族的中国的看法，而是创造出关于中国的新定义，即中国是一个包含内亚地区非汉族的多民族实体。所以两百年前，中国与中国人的含义就与20世纪所称的中国及其公民的含义很相近了，而且自此到清灭亡，清朝的皇帝始终持这样的观点。不过当清廷持这种观点的同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官方努力让臣民认识到这一点。直到1900年，政府才开始通过学校宣传中国包括汉族与非汉族的观点，并要求学生要学维文、藏文、蒙古文及满文等。(56)

清朝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如此迅速，与它熟知汉文化有关。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七十多年前就曾指出，征服中原的少数民族并不是起源于大草原的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民族，无论是辽、金、成吉思汗，还是努尔哈赤都是在接近“汉边”地带兴起的部族，他们与大草原中只知道掠夺与入贡的真正的游牧民族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知道如何统治各种人的边境游牧民族。(57)这些部族的首领深谙中原文化，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清朝入关之初就在京城西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祭祀历代帝王，因为礼乐祀典，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顺治二年(1645)清朝祭祀的历代帝王中增加了汉族之外的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乾隆时期在辽金之外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各非正统君王，故在政治上，清统治者通过对历代帝王庙入祀标准的调整，最终建立了一个历代绵延不绝的朝代统治体系，这一统治体系不仅包括历代汉民族王朝，还囊括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58)这样既体现了治统的多元性，也以此形成清朝统治的正统性，从而巩固了中国治统的多元一体格局。

六、清朝疆域变迁未及时传播到欧洲的原因

在清朝疆域自康熙以后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很长时间来，只有清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变化，欧洲并不知晓这个过程，国内的民众也缺乏沟通渠道获得这方面的消息。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仪之争导致中西文化交流的停滞，使得中西交流从清朝康熙初期的顺畅到康熙晚年戛然而止，导致西方对清朝疆域的认识长期停留在清初水准；另一个则与在清朝统治下，满汉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对立、隔立到融合的发展过程有关。

国际方面，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天主教入华以来，应如何对待中国礼仪，一直存在论争。耶稣会允许教徒保留尊孔、祭天、祭祖，而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为了争夺教权，认为尊孔祭天是异端，不能容忍，提出“维护天主教的纯洁”来抨击耶稣会，双方在罗马教廷展开了多次争辩。18世纪初，论争发展为罗马教皇与康熙皇帝的公开冲突。1704年罗马教皇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礼仪，1720年康熙下令禁教。雍正改元，采纳臣下建议，严行禁教，在于阻止天主教的传播冲击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传统文化认同。1723年雍正即位才几个月，就在全国制造了一场大规模驱逐西方传教士的事件。散布外省的教士一律被押往澳门，教堂、住院或改为祠堂、书院、粮仓，或拆毁，大批的教徒被勒令弃教，并严禁今后再入教。此后，终雍正之朝，公开的在华教士仅余留京的戴进贤等二十余人，以修历为职，不得再行传教。(59)这一政策其后被奉行不替，直至鸦片战争后1846年3月18日，耆英在广州公布弛禁上谕，才解禁。(60)

乾隆时期，虽然宫廷中仍然有少数传教士，但是他们被严禁传教，只是充当宫廷画师，这与康熙时期的情形已截然不同。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乾隆时期虽然疆域已较康熙时期发生变化，但是西方绘图人员由于没有得到相应的地理知识，绘制中国仍然沿用旧资料，正如康熙《皇舆全览图》传入欧洲前，他们绘制中国的地图主要依靠嘉靖年间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一样。

就国内而言，自清统治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清朝奉行严格的文字审查制度，尤其是反清的作者或者书籍，以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达到高峰。马世嘉(Matthew W.Mosca)通过对明末到嘉庆时期汉文文献中对蒙古记载的对比研究，复原了汉族精英们自明末到嘉庆时期对蒙古及其他西北地区认识的转变过程，并分析了其原因。从《大明一统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陆次云的《八纮译史》一直到清初蔡方彬增辑，明代陆应阳撰写的《广舆记》都把蒙古当作外国或者外域，一直到乾隆早期，汉族学者对诸如蒙古、新疆等地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明末清初时期的阶段，除了受限于语言之外，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在早期不让汉人接触这些地区的事务，也不允许私人著述讨论长城以北地区及军事防务等方面的话题，人为制造信息交流的障碍。一直到乾隆初期由齐如南主编完成的《大清一统志》，才首次更新、充实了内外蒙古、青海、河套、哈密、吐鲁番、西藏等地的知识，这是第一部明确蒙古与清廷关系的总志，在第一章就强调蒙古经过两百多年融合，已与内地成为一体。但是很快又受到“文字狱”的影响，再次阻隔了汉族精英们对清朝已扩大了的疆域的认识，这种状况直到嘉庆之后才发生巨变。(61)到了嘉庆时期，汉族精英们获得最新最详细的信息，同时思想上也获得较大的自由，出现了印刷整个帝国地理知识的热潮，私人出版了许多高品质的尤其是关于蒙古地区的信息，再次兴起对国家有经世之用尤其是对早些被禁止的军事话题的讨论。此后受鸦片战争的刺激，更加激发了国人对清帝国疆域的认识。当一幅1842年英国绘制的中国的范围仍然在长城以南的区域时，(62)同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朝绘制的地图则是包括了今日中国与外蒙古在内的版图，如图10所示。

图10 《皇朝舆地全图》(63)

康熙《皇舆全览图》产生于一个欧亚国家开始通过战争、谈判确定国家界线的时代，当时欧洲先进的测绘手段为在地图上落实国家界线提供了技术支撑。清朝与俄罗斯为加强边界地带部落民族的管理，实行了划清界限的政策。在与俄罗斯谈判过程中，清政府发现了中国原有地理知识的贫乏和落后，加上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的热爱、法国渴望了解中国的需求，借助希望通过完成皇帝任务达到在中国传教目的的传教士之手，最终促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的诞生，这是一次中法双方为着不同的目的，在三百年前成功完成的一次国际合作。其成果仍然是经传教士之手，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国，则属于国家秘密，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有机会利用该图。

伴随着欧洲版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欧洲的流传，康熙皇帝则是在统治末年因礼仪之争开始在国内禁教，这个政策被其继承人雍正帝严格执行，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时期，西方通过坚船利炮再次打开传教之门。由于明清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主要通过传教士进行，在清初顺畅的交流戛然而止。然而，此后，雍正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乾隆继续自康熙开始的对西北准噶尔的征服，最终奠定了清朝的版图，这时的疆域与康熙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变化。在康熙时期绘制的地图上留为空白的地方，在乾隆时期绘制的地图上已被山脉、河流和地名所充实，这些地图信息由于缺乏交流的渠道，客观上造成西方对清朝版图的认识长期定格在康熙时期。对清朝已经扩展的版图茫然无知的除了西方的民众外，还有大清的普通百姓。只有清朝的上层统治人物，对清朝疆域的变迁最清楚，尽管他们一入主中国，立即从祭祀明代帝王、改称东北边界的民族为中国人，改汉人的中国为中国等，向普通民众宣称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但在清朝初期，出于政权不稳的考虑，不让汉人插手长城以外地区的事务，在全国实行严格的文字审查制度。此后随着乾隆皇帝的去世，这个政策发生了变化，边疆事务再次成为普通民众讨论的问题，而此时，人们也普遍认可这个扩大了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除了被迫割让的土地外，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时期的版图，外蒙古独立之后，除了局部的调整，形成了今天中国的版图。

不仅如此，在清朝入关前后，西方已经形成了以长城作为“中国”边界的绘图习惯，但是此时长城的位置仍显模糊，康熙《皇舆全览图》首次对长城进行全面、精确的测量，加上康熙让传教士分别用满、汉文字标注长城南北的地区，实是以科技的手段更加强化了西方制图人员对长城作为“中国”边界的意识，之后随着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欧洲的广泛传播，这种认识因为该图的科学性而更加巩固。而中西方交流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断，使得这种认识更是根深蒂固，以至于中华民国于1911年成立取代清朝，并继承了清朝的版图时，仍有人认为长城以外非中国所属。(64)

总之，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在中法两个热爱科学的君王的支持下，主要经法国传教士之手，绘制的一幅世界上范围最大、引领当时绘图技术的实测地图，但是这个成果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所用，却在西欧广泛传播。受康熙末年礼仪之争导致的与西方文化交流中断的影响，西欧绘图人员难以获得康熙之后清朝疆域变迁的情况，使得西欧对清朝版图的认识长期定格在这一时期。当我们在为康熙《皇舆全览图》所利用的先进技术而自豪的时候，其文化影响的负面意义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其后的原因则值得我们深思。

致谢：本文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以下学者的帮助，他们是剑桥大学Christopher Cullen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汪前进教授、鲁汶大学Mario Cams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郭永钦博士和刘俊秀硕士，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①参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②参见J.B.Harley,David Woodward 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2 book 2,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在关于东亚地图史的第二卷第二本书中，它把东亚分成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以及大西藏和蒙古。

③参见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见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15页。

④参见Robert B.Marks,China: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2。

⑤参见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1930年第3期。

⑥参见冯宝琳：《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l期。

⑦如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纪事》，《历史地理》第二辑，葛剑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6—212页；冯宝琳：《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

⑧有关数学要素的讨论最深入的是汪前进。他通过对从图上量取的大量数据的计算、分析，结合经纬网形状以及投影变形性质的分类，推算出该图采用的是“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即桑逊投影，修正了以往广为流传的三角投影或梯形投影的说法，极大地推进了对该图的研究(参见汪前进：《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此后，陆俊巍等的研究证实了汪前进的结论(参见陆俊巍、韩昭庆、诸玄麟、钱浩：《康熙〈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的统计分析》，《测绘科学》2011年第6期)。

⑨参见《中国测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测绘史》第二卷，北京：测绘出版社，2002年，第465页。

⑩见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姜道章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3—234页；另见Cordell D.K.Yee,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the Myth of Westernization,in J.B.Harley,David Woodward eds.,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2 book 2,pp.170-202。

(11)冯宝琳：《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

(12)参见Peter C.Perdue,Boundaries,Maps,and Movement:Chinese,Russian,and Mongolian Empires in Early Modern Central Eurasia,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1998,Vol.20,No.2。

(13)参见Carol Belkin Stevens,Soldiers on the Steppe:Army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Early Modern Russia,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Vol.26,No.4,1995,pp.969-970。

(14)参见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15)参见承志：《满文〈乌喇等处地方图〉考》，《故宫学术季刊》2009年第26卷第4期。

(16)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和介绍很多，在此不再赘述，可参见汪前进、刘若芳整理的《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序言，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

(17)参见汪前进、刘若芳：《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序言。

(18)参见冯宝琳：《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文中还提到《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的分省分府图，无经纬坐标，仍有待考证。

(19)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皇舆遐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20)该图收录于汪前进、刘若芳：《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序言。这幅图原称为《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系铜版印刷，铜版于民国初在沈阳故宫发现，共47块，其中有图者41块。据考证为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中国所刻。在沈阳发现铜版后重予以印刷，由金梁定此名。

(21)原图无图名，为笔者所加。

(22)参见Jean-Baptiste Du Halde,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Vol.4,Paris:P.G.Lemercier,1735,p.473，下载地址为：www.bium.univ-paris5.fr/histmed/medical/cote?00992×01.

(23)参见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

(24)底图出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编制的《全国1∶100万基础地理信息共享平台》，2002年6月。由于该图比例尺很小，不能表示诸如钓鱼岛等小岛。今中国地图为示意图，未标注海洋区域。

(25)今日库页岛的范围为45°～54°，经度为142°～146°。

(26)参见罗洪先：《广舆图全书》，国家图书馆藏嘉靖三十四年初刻本。

(27)参见Jean-Baptiste Du Halde,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Vol.4,pp.472-488。

(28)参见汪前进：《康熙铜版〈皇舆全览图〉投影种类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29)参见Lionel Giles,Review of Von Walter Fuchs' Book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shi-zeit(Beijing:Fu-jen University,1943),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1948,Vol.12,No.2,pp.481-482。

(30)参见Mario Cams,The China Maps of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Origins and Supporting Networks,Imago Mundi,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2014.Vol.66,Part 1,pp.51-69。

(31)参见Mario Cams,The China Maps of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Origins and Supporting Networks。

(32)参见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

(33)参见J.B.Du Halde,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Historical,Chronological,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Empire of China,Chinese-Tartary,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Manners,Ceremonies,Religion,Arts and Sciences the Whole Adorn'd with Curious Maps,and Variety of Copper Plates,London:Printed for J.Watts,the third edition,1741,Google电子书。

(34)参见欧立德：《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读书》2014年第1期。

(35)参见J.B.Du Halde,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Historical,Chronological,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Empire of China,Chinese-Tartary,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Manners,Ceremonies,Religion,Arts and Sciences the Whole Adorn'd with Curious Maps,and Variety of Copper Plates,Vol.4,pp.86-87。

(36)傅恒等：《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首一《天章一·西域地名考证叙概》，光绪癸巳季冬，杭州便益书局石印本。

(37)哈佛图书馆地图室藏中国地图，索书号为2205.1749.2。

(38)参见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附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39)图见Boleslaw Szczesniak,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ps of China:An Inquiry into the Compilations of European Cartographers,Imago Mundi,The International Joural for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Vol.13,1956,pp.116-136。

(40)参见汉斯·艾黎(Hans Aili)：《1694年的〈中国长城〉与1697年的〈中华大帝国研究〉——瑞典两篇最早的有关中国的学术论文考》，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跨越空间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118—126页。

(41)l'Empire de la Chine单张图，索书号为2205.1749.2，法文，哈佛大学图书馆地图室藏。

(42)REGNI SINA vel SINA PROPRIA，地图集中的一幅，索书号为Mt18.43，1750年，拉丁文，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43)A Map of the Empire of China(from the best authority)，《中华帝国的地图》(来自最权威的资料)，1785年，纽约公立图书馆收藏。

(44)参见邹逸麟：《论清一代关于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历史地理》第2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53页。

(45)参见韩昭庆：《清初贵州政区的改制及影响(1644-1735年)》，《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3—107页。

(46)参见黄沛翘：《西藏图考》卷五，清光绪甲午堂刊本；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

(47)参见秦国经：《18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8)参见James A.Millward,Coming onto the Map: "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Late Imperial China,1999,Vol.20 No.2,pp.61-98。

(49)参见靳煜：《清乾隆年间西域测绘再考察》，《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9—266页。

(50)参见James A.Millward,"Coming onto the Map":"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

(51)参见傅恒等：《(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光绪癸巳季冬，杭州便益书局石印本。

(52)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少数民族语文图书第726册《钦定西域同文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13页。

(53)参见James A.Millward,"Coming onto the Map":"Western Regions"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ic Nomenclature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Empire in Xinjiang。

(54)尽管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以前的政治传统，具有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同时还具备文化史上的连续性。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疆域的拓展变化是一致的，汉族与边疆民族共同促成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参见成崇德：《论清朝疆域形成与历代疆域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55)这里沿用作者的说法，称为内亚，文中指长城以外的广大区域，包括内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

(56)参见Gang Zhao,Reinventing China: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m Chinese National Identi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Modern China,2006,Vol.32 No.1,pp.3-30。

(57)参见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6—351页。

(58)参见黄爱平：《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见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第62—75页。

(59)参见陈东林：《雍正驱逐传教士与清前期中西交往的中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60)参见郭卫东：《清朝禁教政策演变的若干问题》，《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

(61)参见Matthew W.Mosca:The Literati Rewriting of China in the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Late Imperial China,2011,Vol.32,No.2,pp.89-132。

(62)Map of China and the Adjacent Coutries,1842，耶鲁大学图书馆藏。

(63)《皇朝舆地全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64)据藏于哈佛大学地图室的一幅1923年的《最新详细中华民国地舆全图》图说：“欧战以后失败各国之舆图已依据凡尔赛议案而改变，兹届太平洋会议竟有倡言长城以外非我属壤者。”

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5年第20156期 第123-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