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

曹树基

一 问题的提出

    鼠疫（plague）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之一。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鼠疫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中记述的恶核病：“恶核者内裹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这是鼠疫学界公认的对腺鼠疫的科学描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录之一。

    根据现有的研究，中国大范围的鼠疫流行至少有三次，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造成中国人口大量死亡；这次鼠疫通过蒙古军人的西征，传入中东和欧洲，引发影响深远的“黑死病”[1] 。16~17世纪的鼠疫大流行则与当时的旱灾与人民起义互为因果，在华北地区即造成一千万人以上的人口大死亡；其中17世纪的鼠疫流行成为导致明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 。19世纪中叶云南回民起义时期，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使人口死亡亦以数百万计[3] 。除了这三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外，历史时期，在蒙古、东北、陕西、宁夏、山西、青海、新疆、河北、云南、广西、广东、香港、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均发生过规模不等的人间鼠疫流行，累计造成的死亡人口相当可观[4] 。很显然，中国的鼠疫流行范围广阔，历史悠久，构成影响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关于中国鼠疫是内源性的还是输入性的，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的看法。以19世纪云南鼠疫为例，“几乎所有的中外学者都认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云南，并认为云南是一个古老的家鼠鼠疫疫源地；但又都断言云南不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并谓云南的鼠疫是输入性的”[5] ，即从印度和缅甸直接或辗转传入的。然而，1974年，云南鼠疫工作者从云南剑川县的中华姬鼠中分离到鼠疫菌，证实了滇西存在着鼠疫自然疫源地，学者们称为滇西纵谷大绒鼠齐氏鼠疫源地[6] 。

    在滇西纵谷大绒鼠齐氏鼠疫源地中，存在若干个鼠疫动物病的好发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地貌为山间小盆地，四周山峦环绕，中间平坦，山谷溪流汇集其间，水源丰富，土壤肥沃，利于种植粮食。鼠类经常沿山谷溪流转移到耕地觅食，从而将鼠疫扩散到家栖鼠类当中。1984年就曾发现过野鼠间鼠疫曾一度侵入家栖鼠中的事例[7] 。这一研究暗示着在今天云南境内广泛存在的居民区农田黄胸鼠疫疫源地，有可能是受到野鼠鼠疫的传染或侵入而形成的。

    什么是“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学界将“鼠疫自然疫源地”看作陆生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鼠疫生物群落：鼠及其他啮齿类动物是鼠疫菌的主要宿主；寄生性鼠疫菌是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基本成员；为了能够顺利地侵入到寄主——啮齿动物的机体，媒介昆虫——跳蚤担负起这一职责；蚤也是寄生物，靠吸吮动物的血液生活和繁殖，它的生命离不开温血动物，适宜的温度对于鼠疫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上述三个成员在它们相应的地区占据一定的地理范围，便构成了“鼠疫自然疫源地”[8] 。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是宿主、媒介、病原体经过长期的生物竞争，相互适应，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个牢固的统一体，并和当地的自然植被、气候和地理环境，构成了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仍以云南为例，1772年的鼠疫流行就是从与剑川县相邻的鹤庆县爆发并向外扩散的；1984年野鼠鼠疫侵入家栖鼠的事例可能是历史的重演。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然还从祥云、弥渡、剑川、盈江等地还能检出疫鼠或染疫蚤，但在鹤庆县却无类似的报告。这样，云南的例子给我们两个启示：其一，历史时期的鼠疫疫源地与今日已有不同；其二，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复原历史时期的鼠疫疫源地。明确这两点，对于我们把握历史时期各区域鼠疫的发生与流行，将是有益的。

二 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本文主要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册（以下简称《疫史》）讨论近代除云南以外各区域的鼠疫流行情况，并根据历史资料上溯，以复原历史时期的鼠疫疫源地。

    1. 内蒙古及东北

    近代较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有以下几次：(1) 1910-1911年内蒙古东部满州里地区肺鼠疫大流行, 死亡60468人。(2) 1917-1918年内蒙古西部肺鼠疫大流行，扩散至全区27个旗县，并传入山西，死亡14600人。(3) 1920-1921年内蒙古东部满州里地区第二次肺鼠疫大流行, 传染东北许多地区, 死亡8000余人。(4) 1928年内蒙古西部鼠疫大流行, 死亡约4000余人。(5) 1947年内蒙古东部鼠疫大流行, 死亡25098人。

    按照现代鼠疫专家的研究，今日内蒙古地区存在着范围广阔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其中有呼伦贝尔高原蒙古旱獭鼠疫疫源地，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锡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鼠疫疫源地[9] 。这一广阔的区域包括内蒙古高原的绝大部分，不仅近代中国北方几次大的鼠疫流行都源于这一区域，元代的鼠疫流行和万历年间的鼠疫流行均与这几个鼠疫疫源地有关。鼠疫史学家多斯就这样写道：

    从中国历史的记载来看，14世纪的第两个二十五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摧毁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啮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

    阿拉伯作家Ibn al-wardi亲历了Aleppo的黑死病并死于1349年。他叙述这场疾病是从“黑土地”上开始的。这一区域是中亚或蒙古，但不是中国。这场传染病在那里肆虐了15年。

    Al-Maqrizi是Mamluk帝国时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写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东黑死病的著作。尽管他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在他关于这场传染病起源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在疾病传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这一区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国。按照Al-Maqrizi的说法，这些异教徒约有300多个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们不明原因地死去：马匹、野兽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区大雨滂沱，淹死动物和牲畜。Khitai这块地方，处于燕京（Yenking）和高丽（Korea）之间，变成了沙漠。三个月中，16个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战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国王本自和他的儿子们也死于疾病。中国的人口在传染病侵袭下大量减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10]

    在《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一文中，曹树基指出，万历八年（1580年）山西鼠疫的爆发似乎是从北部大同地区开始的。这一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11] 虽然这一记载并未说明此疫即为鼠疫，但从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这两点来分析，疑为鼠疫。同一年，疫情传至山西中部，次年传入山西南部。在潞安府，“万历九年四月初一日，郡城北门无故自阖，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12] 。所谓“肿项”，是为患者颈部淋巴肿大所致，是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据此看，万历八年的鼠疫是从大同爆发且向南传播的。由此联想到在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大同路大疫”[13] ，“人死者过半”[14] 的记载，我们怀疑14世纪大同发生的大瘟疫仍为鼠疫。

    大同地区屡次成为大规模鼠疫流行的原发地，令人怀疑该地可能存在或者邻近鼠疫自然疫源地。今天乌兰察布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东南界在包头—固阳—武川—察右后—化德—康保各县、旗治所一线，距离大同已有相当遥远的距离。该线以南及大同以北，明代后期以来，大批汉族移民集聚于此，大片草场开垦成耕地，原有的生态景观发生巨大的变迁，因此，历史时期存在于此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可能北移。作为证明，该鼠疫疫源地的西南界，正好与河套北界吻合，形成一个弯弓形（见附图一）。众所周知，河套地区的开垦是清代后期乃至民国年间完成的。河套农耕区的三面皆为鼠疫疫源地，实际上意味着开垦之前的河套地区也可能是乌兰察布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的一部分。

    在农牧交错地带，农耕地带的北移使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随之北移。过度强烈的人类活动，改变了鼠疫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环境，鼠疫自然疫源地向北收缩。

    2．山西

    20世纪山西省的鼠疫来源大致有两个，一是自内蒙古传入，一是由当地的动物疫病引起。当地动物病引起的鼠疫流行主要发生在山西西北部吕梁山区的兴县、临县和保德县。据《疫史》调查，近代临县鼠疫始于1900年，兴县鼠疫始于1902年, 从这一年到1917年的12年中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流行。1918年, 当山西北部的许多地方正在遭受来自内蒙古的肺鼠疫侵袭的时候，临县和兴县却流行腺鼠疫。1918年以后, 当山西北部的肺鼠疫流行已经停息时, 临县一带的腺鼠疫流行却没有停止。如1919年7～10月在临县西沟及邻近10村发生450例腺鼠疫, 同年兴县白家山也有流行。1920-1934年，临县、兴县两县疫点多达383个（次），死于腺鼠疫的人口多达8371人。1939年以后不见此两县鼠疫流行的报导[15] 。

    显然，兴县和临县的鼠疫流行与山西省其他地区的鼠疫流行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病型来看都是不同的。这一切都暗示着这一区域存在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可能性。追溯到明代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16] 。崇祯年间山西的鼠疫大流行即起源于此。另外，据《疫史》调查，1928年鼠疫流行时，兴县逃疫的居民返回后，在屋内发现大量死鼠，且有显著生理改变。据此可判断自明代后期开始，兴、临两县属于鼠疫的原发地区，与其他被鼠疫波及的县的性质有显著区别。

    鼠疫专家早就怀疑兴县一带可能存在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伍连德认为，山陕二处鼠疫之发作乃以通常家鼠之传染,此其直接流行导引线。 山西当地的鼠疫专家们同意上述伍连德氏的意见，推测当时山西省发生腺鼠疫的地区除家鼠遭受感染外，黄鼠砂土鼠亦可能有鼠疫动物病流行。只是从1962年至1974年山西卫生防疫部门对晋北的右玉县和大同市以及临县进行了疫源检索工作, 终未发现阳性结果, 因此关于今日山西省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问题尚未确认[17] 。由于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的因素极其复杂，所以，这一结果并不能说明历史时期这一地区并非鼠疫自然疫源地。

    3.陕西

    陕西省鼠疫的来源之一是内蒙古或山西的兴县及临县，另一来源则为当地的动物疫病。据民国年间陆涤环的调查,“综合现地居民所言, 往者(20～30年前)鼠疫的初发地是本省的神木县, 尔后相继在佳县以及山西省的兴、临两县也有了流行, 想象是由神木而来。以后据传说靖边县闹灾荒，缺乏粮食，当时发现多数死鼠，居民取作食物，引起本病的大流行”[18] 。这一调查的具体年份不清楚，所以我们不知道神木县的鼠疫发生的确切年份。大致估计，当在19世纪末年或20世纪初, 比1900年临县、兴县发生的疫情要早或者同时。兴、临两县的鼠疫是否与神木鼠疫存在关系，尚不可下此结论。靖边县在疫前发现大量死鼠，表明该县也可能是鼠疫的原发地。

    与山西兴县、临县的情况一样，陕北的鼠疫在20世纪的前三个十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流行。1930-1932年陕北鼠疫流行进入高潮。1930年的流行以横山受害最深, 12个县中共死亡3107人；1931年在8县中发生患者5100人, 大部分为腺型, 秋季有转肺型的倾向。1932年以后不见有鼠疫流行[19] 。

    值得注意的是横山县, 1930-1932年的鼠疫流行均始于此县, 在流行期间有死鼠出现；1931年疫起横山石堆墙地方, 患者约1500人, 据此推测这次鼠疫也是由鼠疫动物病引起；1932年石堆墙居民移葬上一年(1931年)疫死的家长时造成鼠疫之暴发[20] 。

    1949年以前陕西省有15个县流行过鼠疫, 其中流行较频繁或严重者有横山、子洲、绥德、 子长、米脂、靖边、佳县、榆林、定边等九县，各县均分布于陕北高原上。东隔黄河自北向南与山西的河曲、保德、兴县、临县相望；北及西北为内蒙古伊克昭盟之准格尔旗、扎萨克旗、乌审旗、鄂托克旗；西及西南接连宁夏盐池县及甘肃华池县。内蒙古之鄂托克旗和宁夏之盐池县属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荒漠草原长爪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一部分，而山西的兴县和临县在历史时期有可能也是鼠疫的自然疫源地。山陕一带的家鼠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中屡屡发生鼠疫之流行，其来源极可能是由野鼠传染所致。据此可知，历史时期陕西北部也有存在鼠疫疫源地的可能。

    4. 宁夏

    在宁夏，至今仍存的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分布在盐池、灵武、陶乐和银川四县市，阿拉善黄鼠鼠疫疫源地分布在海原、西吉和固原三县市。近代鼠疫大抵在这一带流行[21] 。

    5. 河北

    河北省今天只有北端的康保县仍流行动物鼠疫, 是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一部分。近代河北可以追溯的最早的人间鼠疫发生于1888年的围场县, 这次传染来自北方, 显系内蒙古传入。然而此后的十年间不断爆发流行，病型有三分之一为肺型。因此，人们推测围场地区存在鼠疫动物病，居民发生鼠疫是由动物病引起。只是自1899年以后迄今再无流行[22] 。

    围场县分别与辽宁的喀拉沁旗、赤峰市、翁牛特旗、克什克腾旗和内蒙古的多伦、正蓝旗等地接壤，除围场旗外, 其他各旗、县今日都是鼠疫疫源地。历史时期，围场县也非常有可能是这一广阔鼠疫疫源地的一部分。清代末年，以前作为皇家猎场的围场移民开垦，大批汉人蜂涌而入，原始的生态环境得以改变，鼠疫疫源地不复存在。

    上述研究表明，历史时期蒙古高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要比今天位置靠南得多。随着明代中期及至清代，尤其是清代末年以来内蒙古地区大面积的放垦，蒙古高原南部的大片牧地或猎苑化为农耕之地，鼠疫生态系统赖以生存的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鼠疫自然疫源地不复存在。根据这一思路，可以认为历史时期北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南界即当时的农牧分界线（见附图二）。由于汉人的耕垦并未涉及青藏高源，所以，历史时期这一广阔区域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可能与今天相似。

三 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6．福建

    福建鼠疫专家认为近代福建鼠疫是外源性的。如胡济春在他的《家传医学要集》卷3中认为：“夫鼠疫之发疫，自古未闻，方书也未记载，此风系自外流滥中国”。现代医学专家们认为在《福建通志》上查不到1848年以前鼠疫发生的任何记录，故认为在近代以前的福建未有鼠疫之流行。

    1949年以后福建鼠疫疫史调查组和鼠疫疫源调查组对疫区进行了反复调查,认为近代福建鼠疫是通过海路从香港传入的。伍连德曾提出传入的时间是1894年,而调查组却有证据证明在1884年就已经传入, 首次传入的地点是厦门伍村, 当时称为“香港症”。鼠疫首先在港口居民区中蔓延流行，然后通过海岸沿线、主要水系以及陆路交通逐渐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从城镇到农村，由点到面地向全省各地传播蔓延。

    从1884年鼠疫流行开始到1952年鼠疫终止流行, 此起彼伏不断流行了68年次,当时福建区划68个县市, 而染疫县市达57个, 占全省县市数的84％。12118个村街染疫(29358疫村次), 发病825512人, 死亡712466人。

    从1900-1951年, 每年染疫达20～40个县市, 流行时间最长，疫点最多的县为莆田, 累计达65年次, 染疫村占该县总村数的94％。从历年流行过程看，病人数达2万以上的年次有1895-1898年, 1900-1903年及1945-1946年三次较大的流行, 其中特别是1898年和1902年, 发病高达4～5万人以上[23] 。

    根据《疫史》有关香港鼠疫的记载，1894年5月在香港首次发现鼠疫流行, 7月终止,死亡2550人[24] 。 厦门鼠疫于1884年从香港传来时,香港尚未发生鼠疫流行。所以，厦门鼠疫之来历颇令人生疑。“香港症”是厦门民间老人对鼠疫的俗称，并说“香港症”名称的由来，系由早年出入香港的人看到疾病与香港流行的病况相同，故而取名[25] 。

    这一记载更令人生疑，若早年出入香港的人看到香港流行疾病确为鼠疫的话，那么一定是香港鼠疫已经爆发，或已有相当规模的流行了。由于香港所处的特殊地位，这种流行不可能不为当局所知，因此，时间最早也不会超过1894年。基于此，我们认为有二种可能，一是厦门鼠疫的传入时间并不在1884年而在1894年或者更晚，一是厦门鼠疫的来源不是香港而是本地。

    历史时期福建存在大规模的瘟疫流行。最典型的事例有二。一是《明太宗实录》卷212，永乐十七年五月戊辰，“福建建安县知县张准言：‘建宁、邵武、延平三府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千六百余口’”[26] 。邵武府也是一个疫情严重的地区。永乐六年九月乙丑，“江西建昌、抚州及福建建宁、邵武等府自五年至今年正月疫，人死七万八千四百余口”[27] 。永乐八年十二月甲辰，“福建邵武府言：‘比岁境内疫，民死绝万二千余户”[28] 。永乐十一年正月己酉，“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赵升言：‘光泽、泰宁二县民五年、六年疫死四千四百八十余户”[29] 。这些记载相当混乱，兹不一一辨述。只知永乐年间福建西北部地区发生的大疫，属于烈性传染病。

    另一瘟疫带来人口大量死亡的例子发生于泉州城。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有阖户无一人存者。薰蒿凄怆，不可忍闻。市门俱闭，至无敢出”[30] 。一场瘟疫导致全城人口的70%死亡，不能将其视之为一场普通的传染病。据我所知，除了鼠疫和霍乱，尚没有能够令总人口在短时间内死亡70%的传染病。然而，众所周知，作为烈性传染病之一的霍乱，要迟至清代中期才从海外传入中国。

    明代中期以后的长时间里，福建不再发生类似的传染病。当近代鼠疫发生于泉州城以南的厦门，且流行的主要区域位于泉州城以北的莆田时，令人将其与明代中期的大疫相联系。至今能够检出疫鼠的县份有莆田、华安、古田、福州，检出疫蚤的县则有莆田、古田、福清、建瓯和福州，不能说与明代闽南沿海及闽北山区地区的两次大疫没有关系。

    7. 广东

    现代鼠疫专家们均认为广东省初期的鼠疫是从外地传入的，1867年先发生于西部的北海[31] ，后见于合浦和雷州半岛，再后见于高州、信宜山区；在东部地区则先见于汕头、潮汕平原，后见于大浦、连平山区；中部先见于香港、广州，后见于从化、清远；海南岛则仅见于沿海市县[32] 。

    廉州府之北海，是广东西部的一个重要港口。1867年开始流行鼠疫，其后隔期一发。1871-1877年每年春季北海都有鼠疫流行。 1873-1875年在遂溪县又开始流行鼠疫。19世纪的80～90年代, 在廉州(合浦)和钦州、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上不断有鼠疫流行。

    1890年开始鼠疫从雷州半岛向其他地区扩散。1893年传入高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顺德和广州。1894年广州死于鼠疫者约7万人, 同年又传入香港, 香港死亡2000余人。同年在汕头亦发现鼠疫流行，该年鼠疫流行县份达到23个。

    这次大疫持续到1920年左右, 每年有20个县或超过20个县流行鼠疫。1925年以后, 全省疫势开始下降, 1930-1939年下降到每年鼠疫流行县仅为10个左右。1940-1949年广东东部和中部地区已不见流行, 只有遂溪、廉江(石城)和海康三县连年流行[33] 。

    在广东省历史上发生过鼠疫的69个县市中，有的只流行1～2年便自然停息，有的则延续3～5年乃至8～10年, 也有的反复流行20～30或 60～70年从未间断。1894年大流行期间, 鼠疫迅速传遍全省各地。但自1939年以后，本省的东部和中部, 海南岛全境以及西北部的高州、信宜、电白、阳江一带，则再无鼠疫流行，唯独雷州半岛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因此，专家们认为这一带形成了一个比较固着的鼠疫疫源地。该疫源地主要在遂溪县的全境，廉江的九洲江下游一带[34] 。

    既然广东西部存在着一个鼠疫疫源地，该疫源地的形成时间及在广东鼠疫流行史上作用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广东省的鼠疫专家们认为近代广东省的鼠疫来源有两种可能：

    其一，可能由云南、广西的鼠疫动物病引起。线索如在1894年广州鼠疫流行之时及其以前若干年,每年都有鼠疫发见于西江之南宁与桂县(可能指广西之贵县)，有人设想是从云南、广西把鼠疫动物病传入北海。

    其二，可能从国外传入。17～18世纪, 西班牙、法国、荷兰、阿拉伯、伊朗及印度等地均流行鼠疫，鸦片商船进入广东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严格的检疫制度，所以可能将鼠疫从国外传入。[35]

    广东鼠疫专家设想的这二种可能，细考之都不能成立。他们所称广西南宁和贵县之鼠疫并没有从广西的资料中得到证实。现代的调查表明，广西近代的鼠疫疫区没有包括这两个县。通过商路从云南输入鼠疫也仅仅是一种猜测，假如这一猜测能够成立，就还要解释为什么在云南和广西北海之间，没有发现鼠疫的流行？同样，至于说鸦片商船从海外将鼠疫带入北海，为什么不早就带入贸易量更大，与世界各国往来更多的香港？

    从上引广东西部的遂溪、廉江(石城)等地存在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这一事实来看，广东近代的鼠疫不一定是外来的，很可能由本地鼠疫疫源地流行的动物鼠疫所引起，尤其我们注意到北海与遂溪、廉江毗邻，更有可能在历史时期都属于鼠疫疫源地。早在明代中期，遂溪就可能爆发人间鼠疫。道光《遂溪县志》卷2《纪事》记载明代成化元年（1465年），广西瑶民反叛，“劫遂溪，至雷州。时承平日久，民不知贼，于奔入城，相持日久，城中疫起，十死六七，田野荒芜，户口顿减”；同书又记弘治二年（1489年）“瘟疫流行，民死者以千记”，疑似鼠疫的爆发流行。这一鼠疫的流行与江西南部南安府的鼠疫流行几乎是同时代的。赣南与遂溪相距甚远，我们猜想成化年间在两县之间应当还有若干疫县的存在，构成当时华南地区的鼠疫流行区。

    17～18世纪遂溪、石城一带又爆发了一次鼠疫流行。道光《遂溪县志》卷２称：“（康熙）十九年庚申到癸亥，亢旱连岁，更经海寇蹂躏之后，复并瘟疫。耕者皆废，迫于追呼，死徙流离，荒残日甚，难乎其为邑矣。”光绪《临高县志》卷3《舆地·灾祥》记载：“乾隆二十一年疫，自二十二年至是，凡四年,疫疠流行，人畜多毙。”人畜皆毙的疫疠很可能是鼠疫。

    8．江西

    《疫史》所载民国年间江西东部地区的鼠疫流行，着眼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细菌战时期所投施的鼠疫菌及其危害。从历史的角度观察，江西赣南地区存在一个历史远较此更为久远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在两篇有关的论文中，曹树基阐述了以下几点事实：宋元之际的战争曾使赣州路人口损失超过80%，疑其中有因元兵活动带入的鼠疫。确凿的资料表明，明代前期南安府发生严重的肺鼠疫流行，人口死亡甚多。以后，南安府的大疫不断发生。虽然《疫史》中没有赣南地区鼠疫的记载，但《崇义县地名志》的《前言》（油印稿）却称1949年以前该地一直流行鼠疫。鼠疫是当地的地方病，从明代前期至此，一直没有停止过流行[36] 。

    这一事实证明，赣南山区存在着一个历时久远的鼠疫自然疫源地。

    9．安徽与浙江

    在有关移民历史的研究中，曹树基阐述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瘟疫的传播与危害。最典型的例子见于皖南地区，所谓“宁（国）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与同时代云南回民战争时期的情况相同。云南流行的是鼠疫，这已没有疑问。长江中下游地区究竟流行何疫，以前一直未获临床症状的记载，无法确定。曹树基在一篇文章中推测这场大疫可能为霍乱流行[37] 。然最近读到一些新的材料，疑此一时期的疠疫流行，在一相当大的地区仍为鼠疫。如光绪《宣城县志》卷36《祥异》在记载同治元年的大瘟疫后，又有“鼠灾”的记载。按照下文的分析，在医学专家看来，当一场大疫与“鼠灾”相联系时，就让人联想此疫即为鼠疫。清代浙江衢州的医生雷丰作《时病论》，其中有《温瘟不同论》一篇，议及咸丰、同治年间衢州发生的大瘟疫：

    咸丰八载至同治元年，粤匪窜扰吾衢，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沿门合境，尽患瘟疫。其时丰父子诊治用方，皆宗又可之法也。更有头面、颈项、颊腮并肿者，为大头瘟。发块如瘤，遍身流走者，为疙瘩瘟。胸高胁起，呕汁如血者，为瓜瓤瘟。喉痛颈大，寒热便秘才，为虾蟆瘟（一名捻颈瘟）。两腮肿胀，憎寒恶热者，为鸬鹚瘟。遍身紫块，发出霉疮者，为杨梅瘟。小儿邪郁皮肤，结成大小青紫斑点者，为葡萄瘟。此皆瘟疫之证，与温病因时之证之药，相去径庭，决不能温、瘟混同而论也。因忆又可著书，正崇祯离乱之凶年，鞠通立论，际乾隆升平之盛世；一为瘟疫，一为温热，时不同而病亦异。由是观之，温病之书，不能治瘟疫；瘟疫之书，不能治温病。[38]

    雷丰祖籍福建浦城，后随祖父转迁三衢。《时病论》一书印行于光绪八年（1882年），距离咸丰、同治大瘟疫仅次20年时光。根据上述记载，雷丰父子治病所用方法，是治疗瘟疫而不是治疗温病的方法。查明代末年吴又可著《瘟疫论》：“其为病也，或时众人发颐，或时众人头面浮肿，俗名为大头瘟是也；或时众人咽痛，或时声哑，俗名虾蟆瘟是也……或时众人呕血暴下，俗名瓜瓤瘟、探头瘟是也；或时众人瘿核，俗名疙瘩瘟是也。”两相对照，雷丰列为第一、第二的两大瘟疫，“大头瘟”和“疙瘩瘟”，都与吴又可的描述有所不同。所谓“大头瘟”，在雷丰看来，包括颈项部的肿大；而颈项部的淋巴肿大，正是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据《疫史》调查，在云南及许多地区，直到近代，人们一直称腺鼠疫为“大头瘟”，即与鼠疫的这一症状有关。另外，雷丰所描述的“疙瘩瘟”，还有“遍身流走”一说，正符合腺鼠疫患者身体许多部位淋巴肿大的特征。由于身体各部位的淋巴肿大有先有后，给人产生“流走”的印象。至于“瓜瓤瘟”，是肺鼠疫患者典型的临床症状。至于“虾蟆瘟”及其他各种瘟疫，则与鼠疫无关。

    这也就是说，雷丰观察到的腺鼠疫的症状比吴又可记载得更详细、更具体。因此，我们相信雷丰所记是根据对咸丰、同治年间衢州大疫的观察得出的。正因为雷丰将瘟疫与温病做了严格的区分，也就不至于与吴鞠通在《温病条例》中记载的一般温热之病相混淆。

    除了霍乱和鼠疫两大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外，太平天国战区还普遍流行“疟痢”。我们初步怀疑此为水污染造成的“伤寒”或“细菌性痢疾”[39] 。

    总之，历史时期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分布要比今天广泛得多。历史时期各地的鼠疫流行，大多与本地区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关。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这种分布格局，构成各区域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构成日后这些区域及相邻区域人口变动及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前提。

四 讨 论

    以上有关中国鼠疫流行的历史概述和历史时期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复原，可以给我们提供进一步展开与本次会议主题有关的新的讨论思路。

    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传统时代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积极一面。这里的“天”被视作自然意义的天。“自然天”的要素可以分解为可见的自然实体和自然现象，包括大气层、风、雪、雨、雹、霜等等。传统时代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不仅以“自然天”作为背景展开，而且在利用自然力量，改造自然等方面都有许多巧妙的构思与创举。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被视作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观的精髓，受到研究者们的大力推崇。

    研究者们还指出，与“自然天”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神意义上的天，“神的天”是不可见的，也是不可知的，它是某种意志的象征或代表。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神的天”会以人格神的形象出现。宗教在造神的同时，也在造“天”。释加牟尼、耶苏和穆罕默德不仅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创始者，而且是各自信徒们的“天”。

    其实，在传统时代，中国人对于“天”的认识还有更丰富的内涵。如《庄子 知北游》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气，神气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学者们评论道：《庄子》把气在宇宙演化序列中的次序提到天地之先。《鹖冠子》称：“天地成于元气。”认为气是天地万物的究极本原。《春秋繁露 如天之为》称：“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也，若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将“气”作为天地之间的一种存在。总之，不可见的“气”是中国古代哲人构筑万物的基本原素，它既是天地之间的存在，也是天与地的本源。所以，李约瑟称：“（气）虽然在许多方面类似希腊的空气，我还是宁肯不进行翻译，因为它在中国思想家那里的含义是不能用任何一个单一的英文词汇表达出来的。它可以是气体或水汽，但也可以是一种感应力，像现代人心目中的以太波或辐射线一样精徽。”[40] 这种气，可以称之为万物之元，是一种“气的天”，它既与可见的“自然的天”不同，更与“神的天”迥异。

    突如其来、不明底里且无药可治的鼠疫，在传统时代就成为“天”的意志的体现。直到1894年鼠疫杆菌被发现之前，没有人想到造成大批人口暴亡的瘟疫是由这种老鼠身上携带的小小细菌造成的。因此，时人多将此症称为“天行瘟疫”或“天疫流行”。这里的“天”成为一个不可知世界的代名词。

    民国年间福建医生李健硕回顾历代中医对鼠疫及疫的认识：

    吴全甫曰：“鼠死疫直断为地气”；罗汝兰云：“疫由天地之气固矣，天气下降，地气不升，热毒薰蒸，鼠先受之，人随感之”；吴又可曰，天地之淫气常有者也，“疫气者，两间之戾气浊气，不常有者也”[41] 。

    或指称鼠疫为“地气”，或指称为“天地之气”，或指称为天地之间的“戾气”、“浊气”。因此，鼠疫在许多地区被神秘化。“万历十年，林县蝗，肿项，人见病及，哭者即死”[42] 。又如在疫区，“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成为普遍现象。

    1938年，广东省卫生行政官员冼维逊在亲历遂溪县的鼠疫流行疫区后指出：

    居民于疫起时相率逃避，且更因迷信关系，恐鬼神为祸，忌讳甚深。患疫死者，家人不敢啼哭，亦不老丧，亲朋谈论亦不敢及。

    又议及廉江情况：

    地方当局以鼠疫归因于“地气”或鬼神作祟者，仍不乏其人。居民之迷信及忌讳，亦无殊于乡辟，殊堪浩叹。[43]

    乡民及地方官员都将鼠疫流行视作一种鬼神作祟或“气”之使然。因此，在我看来，传统时代人们对待鼠疫以及类似的疫病，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体现传统时代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意味着对自然的顺应和尊重，而且还意味着对自然界一切不可知事物及不可抗拒力量的屈服。

    再回到历史时期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主题上来。正如上文所述，鼠疫生态学家认为，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形成，是宿主、媒介、病原体经过长期的生物竞争，相互适应，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个牢固的统一体，并和当地的自然植被、气候和地理环境，构成了统一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相当牢固的统一体是“天”、“地”、“鼠”的紧密结合。然而，随着人类活动边界的扩大和活动强度的加强，人类愈来愈多地深入鼠疫自然疫源地，与疫鼠的接触也愈来愈多，人间鼠疫的流行也愈来愈频繁。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鼠疫自然疫源地原有的生态环境被破坏，疫源地被摧毁，“天、地、鼠”的统一体为“天、地、人”新统一体所取代。在有些地区，这一取代过程是平静的，草场开垦成良田，农业取代了牧业。在另一些地方，这一取代过程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土壤的沙化不仅消灭了牧业，也消灭了农业；不仅消灭了老鼠，也消灭了人类。直到今天，即使不用开垦的方式，生态学家对于在某些地区彻底消灭鼠疫自然疫源地的设想仍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因为，在人们消灭鼠疫菌的同时，有可能消灭自然界存在的鼠的种群繁殖的抑制力量。当一个区域的老鼠种群无节制的繁衍时，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也就是说，按照现代生态学的观点，“天、地、鼠”统一体的存在可能是“天、地、人”统一体存在的前提之一。

    附图一 鼠疫自然疫源地与河套灌区的关系（略）

    附图二 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变迁（略）

    注 释:

    [1] Michael W.Dos: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Press, New Jersey,1977.

    [2]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3] 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的变迁》，1999年复旦大学《历史时期的灾害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4]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册（内部印行本），1981年。

    [5]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

    [6]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38页。

    [7]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53~255页。

    [8]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第29页。

    [9] 参见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

    [10] Michael W.Dols(1977):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pp39-41..

    [11] 万历《山西通志》卷26《祥异》。

    [12] 万历《山西通志》卷26《祥异》。

    [13] 《元史·五行志》

    [14] 康熙《山西通志》卷30。

    [15] 《疫史》第506～511页。

    [16]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306卷《太原府部》。

    [17] 《疫史》第511～512页。

    [18] 《疫史》第566页。

    [19] 《疫史》第566～567页。

    [20] 《疫史》第572～573页。

    [21] 《疫史》第623～625页。

    [22] 《疫史》第495页。

    [23] 《疫史》第935～939页。

    [24] 《疫史》第1604页。

    [25] 《疫史》第969页。

    [26] 道光《福建通志》卷52写作“七十七万”，可能为“十七万”之误。《福建通志》中衍出了一个“七”字。另外，《明太宗实录》中提到的是三府疫情，比《福建通志》中的记载多出了一个邵武府。

    [27] 《明太宗实录》卷83。

    [28] 《明太宗实录》卷111。

    [29] 《明太宗实录》卷136。

    [30] 乾隆《晋江县志》卷15《祥异》。

    [31] 清代属广东廉州府，1952年改属广西。

    [32] 《疫史》第1469页。

    [33] 《疫史》第1460～1463页。

    [34] 《疫史》第1469页。

    [35] 《疫史》第1480～1481页。

    [36]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闽粤赣三省毗邻地区的人口变动与客家形成》，《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7]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

    [38] 雷丰《时病论·附论》，载于伯编《伤寒金匮·温病名著集成》，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6页。

    [39] 关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鼠疫、霍乱及伤寒或痢疾等传染病的流行，笔者将撰专文详加论述。

    [40]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2,pp472, 转引自程宜山《中国古代元气学说》，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41] 李健硕《鼠疫治疗全书》，余庆堂制药局、现代医药学社等发行，第19页。

    [42] 乾隆《彰德府志》卷31《饥祥》。

    [43] 冼维逊《粤南鼠疫考略》，《科学》卷25，第一二期，民国三十二年，中国科学社发行，第86页。

作者：曹树基 李玉尚

原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年12月

转载自智识学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