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分离，京师国库仰赖东南给养，而漕粮等物资主要靠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运输，京杭运河因而成为维系清王朝统一与繁荣的命脉。记载清代京杭运河的资料，除文字史料之外，还有较少为人关注的清代京杭运河图。所谓“运河图”就是描绘运河河道及其水利工程、运河漕运、沿线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地图。清代运河图是了解清代运河情况最直接、最形象的资料，具有文字史料不可替代的价值。通过解读研究清代京杭运河图，可以再现京杭大运河的人文景观与漕运图景，进而为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研究与保护提供鲜活而坚实的历史依据。

学界对清代京杭运河图的研究，主要包括李孝聪先生对海外藏运河图的目录编订、内容介绍与考订、对河工水利图类型及其在水利史上价值的讨论；任金城先生对国家图书馆藏运河图的介绍与清代运河图类型的探讨，文中所涉及的运河图多为乾隆朝之后所绘；王耀对清代绘本京杭大运河图进行的探讨，考证了美国所藏的两幅康熙晚期的《运河全图》①。此外，哈尔滨地图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影印出版过清代京杭运河图的局部或全部图影②。京杭运河图的披露和刊印为其研究打下了基础，而已有的研究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总体来看，受资料和研究方法所限，清代早期运河图的披露较少，著录者和研究者对舆图内容的解读和绘制年代的判定不尽准确，而对舆图绘制者、绘制背景、绘制机制的研究则基本没有展开。有鉴于此，本文选取现存年代最早的绘本《京杭运河图》，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全面考证其绘制者、绘制背景和绘制机制并揭示其历史价值。

一、两岸分藏康熙《京杭运河图》之内容与源流

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幅不具图名、作者和绘制年代的长卷式绢本彩绘运河图，被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著录者将其定名为“京杭道里图”。阎平、孙果清1995年编著的《中华古地图集珍》和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中都刊印了该图的局部图影，并将其年代判定为清中期③。安作璋2006年的《中国大运河的繁华》一文下方刊印了此图的全图缩微图影及浙江省博物馆魏萍所写的介绍，将此图命名为“清南巡道里图”或“无款京杭道里图”，并将此图的绘制年代判定为清中期④。2011年出版的《浙江古旧地图集》中刊印了此图的全图清晰图影，并对其进行了介绍⑤。

“京杭道里图”全图纵横78.5×2032厘米，从水平方向自右向左展开，卷首起自杭州湾，卷尾止于京师北京西侧的八达岭长城，方位随势变换，大势为左北右南，上东下西，即将从南向北看的运河右岸绘于图卷上方。该图采用中国传统的鸟瞰图绘制技法，以俯瞰视角，用工笔重彩，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杭州至北京间的大运河及其两岸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图中山脉施青绿色，层峦叠嶂耸峙于氤氲的云雾之中，山体明暗相间，气象万千。河流绘以双线，运河内绘水波纹，漕船扬帆其中，大海和钱塘江潮绘出波纹和浪花。堤坝用宽粗线条突出显示，以阴影表现立体感，并绘注大堤上的各种水利设施。图中出现的府、州、县城邑，均绘有城墙、城门楼阙，并注出城门名称，城中的重要建筑如衙署、寺庙、桥等均采用形象绘法一一绘出。运河沿岸的山峦、城镇、名胜、闸坝名称均用蝇头泥金小楷注于其上。总体来看，图中河道、运河及其他河流的位置关系描绘尤为详尽、清晰和准确，山脉、城池、堤坝、闸桥绘制精美，跃然纸上，是一幅极其精美的运河图，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观赏价值。

由于“京杭道里图”上未注作者与绘制年代，也没有题记和印玺，刊印此图的《中华古地图集珍》、《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和《浙江古旧地图集》中的著录者将其绘制年代定为清中期⑥。安作璋的《中国大运河的繁华》中所附魏萍撰写的说明文字也将此图定为清中期。从编排顺序和行文来看，以上三处著录都将此图判定为清乾隆时期。然而，清中期的断限过于宽泛，而乾隆时期的判定是否准确，都有待于更为精确的考证。

笔者注意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同样藏有一幅不具图名与作者的长卷式绢本彩绘运河图(台北“故宫”编号“购善002078”)。全图纵78.6厘米，横2050厘米，图上同样未注作者与绘制年代。著录者将其定名为“京杭运河图”，将其绘制年代定为康熙三十七年至雍正元年之间(1698-1723)⑦。

将台北“故宫”“京杭运河图”和浙江博物馆“京杭道里图”比较发现，两图的内容、绘法、注记、规模、质地基本一样，明显属于同一舆图的不同绘本。但从细节来看，两图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首先，两者的大小有所不同，台北“故宫”图较浙江博物馆图长18厘米，而两者宽度基本一致；其次，台北“故宫”图较浙江博物馆图上的注记为多，浙江图中不少山脉、城镇的名字并未注出，两图中同一区段运河中漕船的数量不尽相同；再次，台北“故宫”图较浙江博物馆图的绘制更为精细，浙江图中不少山脉在青绿着色后，并未用泥金点染山峰。总体来看，台北“故宫”“京杭运河图”绘制更加细致和精美，而浙江博物馆“京杭道里图”则有不少未完成之处。因此，浙江博物馆“京杭道里图”可能是该图作者绘制的稿本，而台北“故宫”“京杭运河图”则是可能同一作者绘制的定本。根据图上内容和清代舆图的命名通例，两图命名为“京杭运河图”较为妥当。

要判断海峡两岸分别收藏的运河图的绘制时间，需要对图上内容尤其是运河水利工程进行考释。首先看政区，图中的江苏“仪真”尚未因避雍正帝胤禛之讳改名“仪征”，表明该图绘制于雍正元年(1723)之前。图上的邳州城尚未迁到新的治所，表明该图绘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以前⑧。其次看水利工程，图中在江苏桃源、清河、安东段黄河北岸绘制出靳辅开凿的中河及中河口的仲家庄双闸，表明此图的绘制年代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之后⑨。综合来看，浙江博物馆藏“京杭道里图”和台北“故宫”所藏“京杭运河图”表现内容的年代在康熙二十六年至康熙二十八年之间。

除了通过地图内容本身的解读与分析之外，还可以通过其收藏记录来考订海峡两岸所藏两幅“京杭运河图”的渊源关系。首先来看两岸藏图机构的藏图目录，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近现代收藏目录中，均未著录与两图相关的信息。根据台北“故宫”网站善本古籍资料库著录信息，编号为“购善002078”的《京杭运河图》是台北“故宫”于1999年11月征购而来，而此图之前的流传经历已难以考证。清代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编纂的、迄今所知最早的清代皇家藏图目录《天下舆图总折》中所著录的与两图主题和范围相似的内容有，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一月初四奉旨交来的“京城至江南河图”一卷⑩。从其入藏时间及与此图同时入藏的江南黄河图推断，“京城至江南河图”应该是当时的河道总督张鹏翮绘呈的《运河全图》，并非浙江博物馆和台北“故宫”所藏的“京杭运河图”。可见，两岸所藏的“京杭运河图”并未在康雍年间入藏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乾隆二十六年(1761)舆图房编订的皇家藏图精华目录《萝图荟萃》中也未著录相似舆图(11)，而乾隆六十年编订的《萝图荟萃续编》中著录有“京师至杭州河图”一卷(12)，其描绘范围及长卷装帧都与两岸所藏“京杭运河图”基本一致。嘉庆十一年(1806)庆桂所编的《国朝宫史续编》中更详细记载舆图房藏有：“京师至杭州河图，绢本，纵二尺五寸，横六丈六尺”(13)。《国朝宫史续编》中的藏图目录，是在《萝图荟萃》与《萝图荟萃续编》的基础上补订而成，其所载之图与《萝图荟萃续编》所载明显是同一幅舆图。据清宫测绘丈量舆图所用营造尺折算，舆图房之图折合80×2114厘米，与两岸分藏之图大致相似。基于以上资料，从图幅大小、涵盖地域范围以及装帧方式来看，浙江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分藏的《京杭运河图》极有可能是《萝图荟萃续编》和《国朝宫史续编》所著录之“京师至杭州河图”的同源舆图。

通过上文中对地图内容的解读和相关清代舆图目录的考证，可以判定浙江博物馆所藏“京杭道里图”和台北“故宫”所藏“京杭运河图”大约绘制于康熙二十六年至康熙二十八年之间。其中《京杭运河图》的定本于乾隆六十年之前人藏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并为清代舆图房的藏图目录所著录。民国以后，原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地图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继承，但在故宫文献馆1936年所编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中却并未著录“京杭运河图”，表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所藏之图或是在1911至1925年间流出官外，或是在1932至1933年间故宫文物南迁期时运往上海或南京存放(14)，故而不在故宫文献馆之中。

二、《京杭运河图》之绘制者与绘制背景

从图上内容来看，两岸分藏《京杭运河图》上所绘的运河河道和水利工程，主要反映康熙年间的总河靳辅在康熙中期治理运河的情形，根据《清实录》和靳辅所撰《治河书》卷一《圣略》(15)以及傅洪泽《行水金鉴》卷五○《靳文襄公治河书》(16)的记载，在康熙中期受命担任总河治理黄运两河期间，靳辅曾经多次应康熙帝的要求绘呈河图，并曾于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向康熙帝呈奏一套黄运两河图(17)。两图与靳辅进呈的“恭报两河水势情形事并进河图”题本经内阁抄绘副本后，被康熙帝交由九卿讨论。

笔者业已考订现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黄河图》，即靳辅所呈奏的《黄河图》，而已公开刊印的台北“故宫”藏《黄河图》与一档馆藏图是同一舆图的不同绘本(18)。靳辅文中所载与其题本和《黄河图》一并上奏的“运河图”，极有可能就是上述台北“故宫”所藏的《京杭运河图》，主要根据如下。

首先，从绘制方法来看，台北“故宫”所藏《黄河图》与两岸分藏的《京杭运河图》均采用鸟瞰画法，全图谋篇布局、用料颜色、风格意境极其相似，图中河流、堤防、城邑的绘法基本一样，而且尺幅大小、装帧形式、注记方式也很相似，虽然山脉具体形态的画法略有不同，但明显是同一时期、同一批绘制者所绘。这一结论除了舆图自身的“本证”之外，也可以从清代的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的藏图目录中得到“旁证”。《萝图荟萃续编》中“杭州至京师河图一卷”上一条就载有“《潼关至海口河图》一卷”，而《国朝宫史续编》也有更为具体的记载。从两图的著录情况、命名方式、质地、尺幅大小来判断，两图都存在明确的同源关系，应该就是《治河书》卷一《圣略》所载“为恭报两河水势情形事并进河图”中所进的“黄、运两河图”。

同时，靳辅稿本《治河书》卷二也收录有手写彩绘、计里画方的《黄河图》、《黄河险工图》、《运河图》、《淮安诸湖图》等河渠水利图，其《运河图》的描绘范围与两岸分藏“京杭运河图”的范围和大势基本一致，也是从杭州至京师北京，而《黄河图》的绘制范围则与台北“故宫”藏《黄河图》一致，这也能从侧面佐证两岸分藏“京杭运河图”与《黄河图》同是靳辅呈进的。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谕令河督靳辅绘制更为精准的黄河图和运河图，靳辅将此事交由其聘请的幕僚著名画家周洽办理。为了绘制更准确的黄运两河图，周洽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从江苏总河衙署出发，对黄运两河的河道、堤防、水利工程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搜集了大量沿途地图，并于康熙二十三年九月考察结束后，与靳辅聘请的李含渼等山水画家一起绘制黄运河图。周洽本人的《看河纪程》(19)以及清代的《国朝画征录》、《国朝画识》等绘画史料都记载了周洽等人受聘绘制河图之事(20)。根据靳辅幕僚、周洽之友张霭生所编陈潢《河防述言》卷首《黄河全图引》记述(21)，周洽等人所绘之图将黄、运两河分开绘制，单独成图，而且绘制成稿本和定本两套四幅，定本黄河图和运河图由靳辅进呈清廷，稿本黄河图和运河图则留存在河道总督衙署之中。其中，靳辅进呈康熙御览的定本运河图极有可能就是靳辅《治河书》、《萝图荟萃续编》、《国朝宫史续编》等文献中所著录、现藏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的《京杭运河图》，稿本运河图可能就是原藏清江浦河署、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京杭道里图”。当然，这一推断目前还缺乏直接证据，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原始史料来加以证实。由于黄运两河四幅地图系由周洽、李含渼等多人分工绘制而成，各图的绘法、或是同一幅地图的不同部分绘法可能会小有差异。

1925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定本《黄河图》等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舆图归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收藏，目前贮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同样原藏舆图房的定本《京杭运河图》在清代之后的流传过程已难确知，或是在改朝换代之际即流散出内务府舆图房，或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故宫文物南迁时散落民间，于1948年前后被收藏者带至台湾。1999年，台北“故宫”以征购的方式将已经流散民间的定本运河图收购庋藏。周洽等人绘制的稿本《运河图》和《黄河图》，在康熙年间仍留存于清江浦河署之中，张霭生游幕河署时曾经寓目参照，但两图在康熙朝之后的流传情况因文献阕如已难以追索。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推断，现藏浙江省博物馆“京杭道里图”(《京杭运河图》)可能就是周洽所绘“运河图”的稿本。而稿本《黄河图》则于1929年至1932年间由北平图书馆舆图部购得，并于1948年底运往台湾，现归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收藏。

除台北“故宫”和浙江博物馆藏本《京杭运河图》外，中国国家博物馆也藏有一幅不具图题的京杭运河图，刊印此图的编者将此图定名为“乾隆十六年南巡各地详图”。该图为纸本设色，纵77.7厘米，横2038厘米(22)，清乾隆朝宫廷画家唐岱等人绘制而成。图上钤有乾隆帝御用“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等八方印玺，表明其为乾隆御览收藏本。图前有乾隆朝沈廷芳所题“山河壮观”篆书，图后有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王安国所撰跋文，其形制、尺幅、绘法、内容与台北“故宫”和浙江博物馆藏本基本相同。根据跋文可知，此图是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帝首次南巡后，宫廷画师根据康熙朝舆图和资料绘制而成的，因此极有可能也是在康熙朝周洽所绘之图的基础上摹绘而成的。

康熙帝亲自授命、由河道总督靳辅组织、吴派画家周洽等人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二十六年间绘制的两套共四幅黄、运河图，从艺术家到官僚再到清帝，从江苏淮安到京师北京再到两岸三地，由地方官衙到宫廷大内再到公共博物馆，见证了中国近现代文物的颠沛流离，见证了三百多年间中国从帝制到共和再到两岸分治的历史沧桑，最终分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浙江省博物馆，而它们一脉同源的关系，也已经因世事沧桑和岁月变迁而湮没无闻。希望有朝一日分藏两岸三地三家收藏机构、同源一脉的四幅舆图，也能够像分藏于浙江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一样，能够山水合璧，联袂公展。

注释：

①任金城：《关于清代的京杭运河地图》，《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26-130页。李孝聪：《中国传统河工水利舆图初探》，《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794-818页；李孝聪：《黄淮运的河工舆图及其科学价值》，《水利学报》2008年第39卷第8期，第947-954页。王耀：《清代京杭大运河全图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2期，第91-108页。

②李培主编：《清代京杭运河全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年。刘枫主编：《九省运河泉源水利情形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冯明珠、林天人编：《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年。

③阎平、孙果清等编著：《中华古地图集珍》，西安地图出版社，1995年，第97页说明，第169页附图87。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编：《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8年，第202-205页。

④安作璋：《中国大运河的繁华》，《中国文化遗产》2006年第1期，第10-18页。

⑤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编：《浙江古旧地图集》(上)，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年。

⑥《中华古地图集珍》(第97页)、《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第202-203页)和《清代京杭大运河全图初探》(第100-101页)都将此图著录为“京杭道里图”，78.5×1783.8厘米，将其绘制年代判定为清中期。三处对此图横长的著录与浙江省博物馆魏萍著录不同，应以魏萍的著录为准。

⑦冯明珠、林天人编：《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第80-85页刊印此图全部缩微图影，第86-87页刊印局部清晰图影，第112页有简要图说。

⑧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大清一统志》卷一○三《徐州府一·邳州》，叶四，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之《嘉庆重修一统志》第五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

⑨张鹏翮《治河全书》卷五《中河图说》详细记载了中河的来历，其文略云：“向者漕艘自清口出黄河，溯流而上，至支河口人运河。康熙二十六年，前河臣靳辅以黄河风涛之险，请自骆马湖凿渠，历宿、桃二邑，至清河仲家庄出口，名曰中河，以通行运。”(《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清康熙四十二年抄绘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11页)

⑩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天下舆图总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舆图房第一号档案。

(11)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萝图荟萃》，汪前进编：《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

(12)清乾隆帝敕编：《萝图荟萃续编》，《中国地图学史研究文献集成》(民国时期)，第1883页。

(13)庆桂等编，左步青点校：《国朝宫史续编》卷一○○《书籍二十六·图绘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19页。

(14)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6年，第3页。

(15)靳辅：《治河书》卷一《圣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绘本。《治河书》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北大图书馆藏本不避雍正帝胤禛之讳，应据康熙年间本所抄。

(16)傅洪泽编：《行水金鉴》卷五○，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27页。

(17)靳辅治河、康熙南巡、靳辅绘制呈奏河图以及靳辅《黄河图》的绘制与流传的详细情形，参见席会东：《清康熙绘本〈黄河图〉研究及相关史实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5期，第104—126页。

    (18)席会东：《清康熙绘本〈黄河图〉研究及相关史实考述》，第104—126页。

(19)周洽：《看河纪程》，《行水金鉴》卷一六三，第2367页。

(20)冯金伯：《国朝画识》卷五，清道光十一年(1833)云间文萃堂刻本，叶二十。

(21)陈潢论、张霭生编：《河防述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46-747页。乾隆三十二年(1767)崔应阶编《治河方略》卷九收录此书，但未附张霭生引文及河图。

(22)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明清档案卷(清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70-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