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由农业垦殖导致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被广泛认为是全球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土地利用变化过程重建是构建全球环境变化模型的基础，只有建立长期的土地利用驱动力模型才能促进综合的环境评估和预测。因此，历史时期土地的利用凸显出特定的学术价值。

相较于平原地区，高原、山区历史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和驱动机制显得更为复杂。云贵高原并非简单的统一高原地貌，环境变迁的内部差异性突出，“个体区域”小范围内环境变动剧烈。同时，云贵高原地处西南边疆，区内不同族群和文化交织，社会差异性较大。自元代以来，云贵高原内部的大规模开发，引发土地利用模式剧烈变化，农业耕地成为最主要、分布最广的土地利用形态。杨伟兵利用历史文献对云贵高原土地利用过程及其生态后果进行研究，提出盆坝基本经济区、山林经济区和矿业经济区等区域的不同驱动模式。李柯、李士成等通过量化地形、气候生产潜力、人口密度等因子与耕地空间分布的关系，重建了清代云南和西南地区的网格化耕地数据集。霍仁龙则以云南掌鸠河流域为例，在重建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基础上，复原连续时间断面的聚落耕地数量，进而形成流域尺度具有明确时间和空间属性的云南山地地区耕地网格化数据。这些工作很好地推进了云贵高原历史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深入。

坝子是云贵高原山间相对低平的区域，面积仅占云南省国土面积的6.52%，却是主要的人口聚集区与农业主产区。受自然地貌条件限制，天然湖沼在云贵高原坝区多有分布，是重要的地表覆被类型之一。过去600年间，人类对天然湖沼沟洫系统进行修筑与整治，极大促进了坝子农业快速发展，也造成天然湖沼数量和面积的大规模萎缩。湖沼作为流域内重要的物质和能量交换界面，是研究云贵高原坝区土地利用演变的重要媒介，利用多学科方法对高原坝区湖沼水环境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可进一步推进对历史时期云贵高原坝区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和驱动力机制的认识。

历史地貌学对复原历史时期湖沼演变已形成较成熟的研究方法，邹逸麟、张修桂等学者通过历史文献考据方法对历史时期湖泊范围做出定位，并结合地质钻探和地图资料成功复原了华北湖沼平原地貌以及太湖、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历史演变过程。近年来，古旧舆图资料在湖泊研究中也得到开发利用。云贵高原区因相关历史文献缺乏，单纯利用历史文献资料难以保证湖沼复原精度，故方国瑜通过地名考证与等值线结合的方法，复原了元代以来滇池水域的演变过程；陆韧等以滇池流域为例，系统分析了人类活动影响滇池流域水环境演变的过程与动力；崔乾、杨煜达在地名考证基础上，利用GIS和RS技术手段，成功复原了明清以来垂直分辨率为1m的嵩明嘉丽泽湖泊演变过程。

曲靖坝子位于云贵高原东北部，是云南与内地交通的“锁钥之地”，开发历史悠久，人口稠密。本文拟利用地名考订和古旧舆图方法，结合GIS和RS技术，对1368—1945年间曲靖坝子湖沼湿地水环境的时空演变过程进行多时间断面复原，分析其演变驱动力，深化对云贵高原坝区近600年间土地利用模式改变与湖沼演变之间关系的认识。

二、区域概况

曲靖坝子位于云贵高原东部，为断层凹陷的山间盆地，面积387.4平方千米，为云南省第5大高原坝子（见图1）。曲靖坝子的形成经历了渐新世、上新世、第四纪3个时期，第四纪以来受区域应力场转换和前期挤压应力释放的影响，盆地发生弱沉降，广泛接受第四系湖泊相沉积物和近代冲、洪积物，进入了稳定沉降和改造阶段。根据地层的沉积特点及构造展布规律，曲靖坝子可分为3个二级构造单元：东部断阶带、中部坳陷带和西部缓坡带。

曲靖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受季风环流影响，干湿分明。年平均降水量1044.8毫米，降水年际变化大，全年四季降雨不均。每年5-10月为雨季，雨季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87%，多以强降水、暴雨形式出现，由于降雨过分集中，5-10月时常有洪涝灾害发生。

曲靖坝子底部地势平坦，水系发育（见表1）。南盘江发源于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马雄山东麓水洞，经天生坝瀑布进入曲靖坝子。南盘江河床平缓，沿坝区中部坳陷带流过。白石江、潇湘江等支流发源于西侧山地，横流汇入南盘江，对干流顶托作用明显。每遇汛期暴雨，南盘江干、支流河道行洪压力大，易溃堤泛滥。历史时期南盘江于曲靖坝中低洼处流过，河道两侧沼泽湿地发育，呈现“枯水一线，洪水一面”的高原湖沼湿地水环境特征。

三、资料与方法

（一）资料情况

本研究利用资料有历史文献、现代专志、地图与遥感影像和田野调查四类，现对以上资料情况及用途进行说明。

（1）历史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历史档案、碑刻和游记、诗文集等，内容涵盖河湖变迁、水利修筑、土地利用以及人类活动影响等，是研究历史时期南盘江曲靖段水环境变化的主要资料。其中，方志是基础资料，包括全国地理总志、省志和府州县志三类，方志资料记录时间连续性高，内容丰富。

档案资料是复原曲靖坝子水环境演变的重要资料，对清代以来曲靖南宁县、沾益州的水患灾害呈报、荒地开垦情况以及民国时期制定的“南盘江水利计划”等内容有详细记载。本文使用档案资料分三类，见表2。

碑刻资料，方志和《曲靖石刻》中收录了一些重要的碑刻资料，例如《雷公墓碑》《乡规十戒碑》等，对曲靖军屯和水利社会相关内容有一定记录。此外，部分碑刻是河道复原的关键资料，如《西闸坝碑记》对新桥河河道改易有详细记录。游记和诗文集资料，包括历代官员、文人创作的曲靖相关诗文，内容涉及曲靖坝子中相关聚落信息、景观描写和水道情形等，如《徐霞客游记》中“滇游日记”部分对明崇祯十一年其所见的曲靖坝子景观有详细记录。

（2）现代专志资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编纂的县级政区部门类志书，涵盖县域内自然、经济、文化各要素。地名志是20世纪8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民政部门为推行地名标准化工作，组织编写的分县专志，《云南省曲靖市地名志》记录了曲靖坝子聚落名称、形成时期、位置、人口和民族组成等内容，资料来源于一手调查，认真辨析后可为本文提供最基础的历史地名数据。

土壤志是在全国土壤普查工作基础上编纂的专志，现有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两套调查资料。1986年刊发的《曲靖土壤》和《沾益土壤》对区内土壤种类、分布情况以及土壤成因等数据记录详细，是土壤数据主要来源。

（3）地图与遥感资料，包括传统舆图、近代地形图和遥感数字高程模型。传统舆图无明确比例关系，但可提供地物的相对位置，经考证后可进行精确定位。近代地形图具有明确的投影体系和比例关系，部分地图利用航拍校准，图中地理信息准确。本文所用地图资料见表3。

遥感地形数据，本文选用美国太空总署全球数字高程模型（NASADEM），该数据以STRM数据为基础，通过纳入ASTER GDEM、GDEM V2 DEM和GLAS等三种数据集作为辅助，对部分数据进行修正以提高精度，水平分辨率30米，是本文基础地形数据之一。

（4）田野考察资料是研究的重要补充。作者于2021年3月赴曲靖市实地考察，使用便携式GPS对相关聚落、地物的经纬度进行测量，对部分数据进行修正。期间与石喇村居民胥某进行访谈，增加对曲靖聚落、地物和水环境演变的了解，加深了对当地社会的认识。

（二）研究方法

1.历史地名考订与时空定位

历史地名考订与时空定位是历史时期云贵高原湖沼复原的基础方法。本研究以《云南省曲靖市地名志》为基础，将相关信息录入形成《曲靖坝子历史地名ACCESS数据库》，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对历史地名进行考证，重建连续时间断面的坝子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状况。云南地名普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可通过聚落名称确定聚落出现时间。本文按曲靖地名特征，将聚落地名分为四类：民族语地名、明初军事移民地名、军民屯地名以及圩田地名，详见表4。其中，据《滇南水利策》记载，隆庆元年（1567）前后曲靖卫所制度弛坏，屯田政策衰落，坝子中大量修筑圩田对沼泽进行围垦，故以1567年作为屯田聚落和圩田聚落起止时间节点。

曲靖坝子的圩田聚落多为一村一圩，呈具有明确边界的面状分布。受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因素限制，圩田形态在1949年前并未出现较大变动，故以1945年《云南陆测地形图》中记录的圩田形态和分布情况视作其原始状态。

2.土壤分析与沼泽湿地洪/枯水期水面边界划定

云贵高原湖沼水位受季风气候影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动特征。湖沼湿地洪/枯水线边界的划定与提取,对提高复原结果水平分辨率十分重要，但因缺乏相应的研究条件，前人对此问题未做进一步研究。曲靖坝子地貌分区明显，湖盆区内土壤受地表、地下水位季节变动影响，物理性状具有一定差异，并按一定海拔分布，为该问题解决提供了必要条件。

曲靖坝子高程1850-1865米间为湖盆区，区内土壤以湖积物发育的泥田土为主，受区域积水水位的年际、年代际变动影响，土壤水型会发生潜育化或脱潜潴育化的变动。以北海为例，明代中期因人类筑圩挡水，北海土壤脱潜潴育，于小春一季可种植油菜，后土壤熟化程度加深，小麦种植逐步取代油菜，但清康熙时期受河流改道泛滥影响，季节积水水位抬高，湖内土壤潜育为沼泽土，故而停止耕种。

地表和地下水位季节变动致湖盆区泥田土形成了胶泥田、泥田、青胶泥田、青泥田和烂泥田5种不同水型的土壤亚类，具体分布情况见表5。各亚类土壤分布情况可作为湖沼水位变动的判断指标，确定湖盆内季节性积水水位高程变动范围，从而对湖沼洪/枯水期水面边界高程进行划定与提取。

特定时间断面的水面边界提取还需借助区内地物进行参照。若区内无相关地物参照，洪/枯水线以各区最小值为准；若存在聚落、堤和圩等地物，则参考其性质和出现时间，对洪/枯水期各区水线情况进行确定。

3.数字高程数据和地形图信息源处理

研究区域内高分辨率地形数据是本文的数据基础，利用DEM数据生成区域高分辨率等高线可较好解决这一问题。NASA30mDEM数据在Qgis3.16软件环境下，可支持生成垂直分辨率达1米的等高线数据。但曲靖坝子底部有较多坑洼，生成等高线分布细碎，故将同值等高线边缘视为该高程的最大范围。

本文为契合历史时期地貌状况对现代DEM数据进行了一定修正。文献梳理和考察结果表明，曲靖坝子中部的现代地貌数据与历史时期情形的歧义主要源于南盘江河道淤高与圩田圩堤堆积。据圩田特性判断，默认圩底高程为区域原始高程，河道与圩岸受泥沙淤积和人类堆积影响出现抬升，民国时期圩堤、河道高于圩底1-3米。本文将圩堤高程统一调整为区内原始高程，而河道区域高程则整体调低2米，以拟构区域原始等高线数据。地形图信息通过地图数字化方法提取。本文将地形图在Qgis3.16环境下进行数字化，对地形图内圩田、堤坝等地物进行提取，结合现代DEM模型资料矫正，提高数据提取精度。1937年五万分之一《云南陆测图》与1954年美军用实测地形图都有经纬度标识，但和当代地形图相比误差较大。本文以2020年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数据作为平面控制，通过采集同名地物点，用多项式纠正模型，在Qgis3.16环境下对所用图件进行配准，实际配准水平误差在20米以内，满足研究需求精度。

四、1368—1945年间曲靖坝子高原湖沼演变过程复原

经复原，本文共获得1368—1945年间5个时间断面的曲靖坝子高原湖沼湿地变化复原图，分别为洪武二十三年（1390）、成化二年（1466）、隆庆元年（1567）、康熙五十八年（1719）和1945年曲靖坝子水环境演变情况，复原结果见图2。

第一阶段为1390年以前，参见图2a。明代初期曲靖坝区开发程度有限，聚落由民族语地名聚落和军事移民聚落组成，现存聚落地名32个。聚落主要分布于1865米高程以上的盆缘坝区，仅个别民族语地名聚落分布于湖盆区内。聚落高程最低点为下木龙、雨钵村，海拔高程1857米，“雨钵”为彝语，意为水边有寺庙的村落，其位置当位于湖沼草甸区边缘。

南盘江于下木龙村以下低洼处漫流，河旁有沼泽与草甸发育。腊溪、潇湘江、白石江3大支流自西向东汇入南盘江，但河道不稳定，雨季易泛滥。南盘江东部有一个引流泄洪渠道体系称三岔河，洪水经沟渠引流，至石喇落水洞下泄。

第二阶段为1390—1567年间，参见图2b、c。该时期曲靖坝区聚落地名共66个，较上一阶段增加34个。聚落分布高程最低点为余家屯和张刘屯，海拔高程1852米。1390—1466年间，屯户沿草甸区边缘以及支流河道两侧修筑大量防洪堤坝，以控制洪泛区面积。随着屯田、水利发展，大量军民屯聚落出现并逐步向草甸区发展。

1466年石喇落水洞受地质灾害影响，地下暗河崩塌，三岔河体系失效，致曲靖坝子内季节积水水位升高，草甸区出现明显的沼泽化趋势。据堤坝位置和聚落筑圩情况推测，坝内湖沼湿地的最高季节积水水位高程上升至1855米，水域面积明显扩大。曲靖府城东出现季节性河成湖沼，如东海子、西湖等。

第三阶段为1567—1719年间，参见图2d。该时期曲靖坝子聚落地名共108个，较上一阶段增加42个，皆为圩田聚落，高程最低为1850米，如马王圩、容家圩、恭家圩等。隆庆元年（1567）曲靖坝子开始大规模筑圩，圩田修筑深入湖沼内部，东海子面积大幅萎缩，被分割为北海、谢家海、红花海和南海4个荒海，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疏通亮子口，大量洪水排出。南盘江受圩堤束缚形成固定人工河道，通过跨江桥梁修筑时间推测，倮倮桥至龚家桥河道于明末清初基本形成，详见表6。此外，腊溪阿幢桥故道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淤塞，后改道南流至新桥，形成新桥河。清康熙二十六年修筑西闸引水东流灌溉，与南盘江会于梅家闸，南流则过暗洞堤与白石江十字相交。

第四阶段为1719—1945年，参见图2e。该阶段曲靖坝子可考聚落地名134个，较上一阶段新增26个。受下游尾闾持续疏浚以及围垦的影响，曲靖坝子湖沼湿地全部消失，雍正二年（1724）围垦红花海；雍正三年（1725）北海开始围垦；雍正十二年（1734）修筑三圩新堤，南海排干；道光年间（1821—1850）修筑长河圩，谢家海围垦。

曲靖坝子各支流因人类治理发生改道，其中，清乾隆十一年（1746），开子河引潇湘江南流，于陶家坝汇入南盘江，东、南两支并存。清嘉庆十五年（1810）筑柳家坝，白石江改南流至黄家庄，东流于新口桥汇入南盘江。光绪三年（1877）新桥河东流淤塞，由沈家桥、丰登圩开河引灌各村田亩，于三孔桥以上复入江中。

南盘江河道中泥沙淤积严重，河床抬升致部分河段形成地上河，详见表7。地上河导致了严重的环境后果，据1926年调查报告显示，曲靖坝子的圩田因涝渍灾害影响，可耕圩田仅占三成，每年夏耕需经修圩、撤圩、守圩，难度极大。清光绪年间（1875—1908）当地乡绅提出串圩排水，但因尾水仍低于河床而宣告失败。

五、曲靖坝水环境演变的驱动因素

（一）自然因素

1.常态制约

自然因素的常规制约是云贵高原基本自然、地理环境的写照。曲靖坝子为南北向，呈卵圆形，南与越州坝子相接。受东山断层影响，第四纪以来曲靖、越州坝子持续处于弱沉降过程中，导致曲靖坝子既有高原湖盆景观，又有河流泛滥堆积的特征，在长时段水环境演变和人类土地利用过程中，发挥着持续的制约作用。

南盘江沿曲靖坝子中部凹陷区南流，受持续沉降影响，南盘江未能形成天然固定河道，而于区内漫流，沿江地带沼泽发育。云贵高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南盘江雨季泛滥，形成季节性河成沼泽湿地，即历史文献中所记的“巨浸”“大水”。后受人类修筑堤坝和圩田影响，南盘江干、支流形成人工固定河道，在河流堆积作用影响下，河床逐渐淤高，河曲发育，雨季河水泛滥，且达到一定阈值后，会出现河流改道的情况。人类不断加筑堤防以减轻河流泛滥影响，进而导致河底淤积愈高，形成地上河。

2.灾变影响

自然灾变会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环境造成局部、短时段变异，产生严重环境后果，引发区内水环境与人类土地利用过程产生新变化。曲靖坝子岩溶地貌广布，有多处落水洞分布，落水洞地质结构稳定性差，受自然灾害影响易发生垮塌而无法泄水，对曲靖坝子水环境产生突变型影响。

石喇落水洞是曲靖坝子内涝积水的重要排泄暗道，于1959年曲靖县水利设施普查中发现。石喇落水洞系圆形石洞，宽约3米，深10余米，洞内有洪水下泄形成的浪渣层，经勘探表明，因地下暗河崩塌，落水洞已无法泄水。明中期以前，人类通过三岔河沟渠体系将洪水引流至落水洞下泄，三岔河由曲靖坝子东部的毕家沟、紧水口、上河头等多条河渠组成，渠道内筑有洪水启闭闸，以调节落水洞下泄水量。

据《曲靖府落洞记》及所附地图表明（见图3），明成化二年（1466）曲靖朗目山受地质灾害影响出现严重滑坡，“山崩树倒”致石喇落水洞阻落。曲靖坝中洪水自此全由南盘江越州段泄出，下泄速度减缓致“夏秋淋雨，水忽泛渟为巨泽”，引发坝子内水环境出现剧变。洪水滞留坝内形成了东海子、西湖等季节性湖沼湿地，严重阻碍了人类开发进程，增加了人类对环境干预的成本。

（二）人文动因

1.边疆开发战略驱动

元代于云南设立行省，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并施行屯田政策加强边疆开发与管理。但元代屯田依靠土军、土民开展，多以“自备己业田为主”，新垦耕地数额有限。明代继续于云贵高原施行屯田，由外来移民主导，大量荒地的开垦使云南耕地数额出现大规模增长。

明初大量军屯、商屯移民迁入，使云南人口大幅上涨。据曹树基估计，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云南在册军籍与民籍人口合计约有70万人，其中军籍系统人口可达45万，比民籍人口多20万。曲靖地处交通要道，为重要戍守区域，进驻人口较多，明初曲靖卫原额官数有110人，军实9557人，若与家属合计，军事移民可达2.9万余人。曲靖卫屯田主要位于曲靖坝内，以明万历年间（1573—1620）屯田数据分析，曲靖卫屯田面积达到650.35顷，是曲靖府辖区内屯田最多的卫所，而曲靖府官民田总计仅837.03顷，远少于军屯耕地。大量军屯的开垦使人类垦殖范围不断向低洼湿地区域拓展，造成土地利用类型发生重大转变。

移民屯田修筑大量水利工程，对曲靖坝子的水环境影响剧烈。曲靖各军屯点由卫所世袭千（百）户进行管理，军屯将领对士兵的组织能力强，故修筑了大量水利设施，例如潇湘江大坝、交水坝等，改善了坝内农业灌溉条件，也有效控制了洪泛区面积。卫所建立之初，屯聚大军在曲靖府城四周屯田，随着曲靖坝子水利条件改善，曲靖卫屯田范围逐步向坝子中部的原野区域纵深发展。明正德年间（1711—1716）曲靖卫屯仓由府城迁移至何家屯、东山堡屯等处，分别位于府城东十里和三十里的位置，军屯点化整为零，散为村落。

清代实施改土归流与招民垦荒政策，促使人类垦殖活动遍布曲靖坝子及周边山区。雍正元年（1723）沾益州改土归流，大量荒地招民开垦，沾益州人口迅速增长。乾隆三十一年（1766）检查沾益州零星散户已有37500余，“多系粮册无名，贫乏不能立户者，所有输纳俱归亲族户下”，此类散户为县域间人口内部迁移所致，在政策影响下，曲靖人口从南宁县逐步外扩遍及全流域，坝内垦殖规模明显扩大。

清雍正前后，云贵高原内部出现一次显著的水利化过程。据吴连广统计，康熙二十九年（1690）方志载云南水利工程数量有233处，雍正十二年（1734）激增至1045处，增幅约为350%。清代水利化始于康熙年间（1654—1722），在地方督抚大员号召下，于全省委任专员办理水利，因地制宜对水利设施进行筹划。平坝地区为云南主要农产区，鄂尔泰、张允随等大员勘察后认为，平坝“近海临河低洼之处，下流多系小港，水发未能畅流，恐致漫淹，则当疏通水口，以资宣泄”，故对云贵高原多处滨湖和有较大河川的平坝、低地地区进行排水系统修缮工程，导致大量湖泊、沼泽被排干。康雍乾时期由地方知府主持，对曲靖坝内堤堰、坝闸及河道进行多次兴修、改筑，并疏挖下泄尾闾南盘江越州段，致大量湿地排干、圩田水网体系得到改善。

2.人口压力

随着移民进入和人口自然增长，明代以来曲靖坝子的人口压力持续上升。就云南全省而言，洪武二十六年（1393）人口有259270口，至嘉靖二十一年（1542）已增长至1431017口，增长457.9%，是全国增长最多的省份。据曹树基估算，明代云南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正德云南总人口约170万人，崇祯三年（1630）云南人口可能达到240万人。明正德年间曲靖府人口达8492户，59995口。受明末战争影响，人口出现一定损失，但曲靖是云南重要的农业区，自明初以来大量移民、流民不断进入，人口当处于持续增长过程中。

此外，明代中期内地人口压力上涨，大量流民进入云南，总数可达30万人，占当地人口5%—20%。作为内地与云南交通的“锁钥之地”，曲靖吸纳了大量外来流民，内地先进技术随同移民进入，为曲靖坝子进一步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明代曲靖垦殖区域主要集中于南宁县，人口压力上升导致耕地需求随之上升，垦殖范围不断向湖沼区推进。

清代曲靖坝子人口数量持续上升，环境承载力一度趋于峰值。据图4表明，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1949年，曲靖南宁县人口持续增长，1850年后增长速率显著变缓。曹树基认为，基于方志所载人口来看，清代曲靖府人口增长大体是人口自然增长所致。统计显示，1840—1948年曲靖坝子发生大型洪涝灾害35次，平均3年发生一次，民国沾益县长陈其栋认为，清代以来曲靖的开发加剧，南盘江上游森林砍伐殆尽，中游圈圩堵水，致“江面日窄，江底日高”，而灾害频发。分析可知，因人口压力不断上升，大量人口外溢致使曲靖坝子周边山地开发规模扩大，坝内环境承载力亦趋于峰值，1850年后受自然环境承载力限制，曲靖人口增速减缓，人地矛盾不断上升。

3.技术进步

（1）圩田技术

曲靖坝子稻作农业历史悠久，但明初以前垦殖范围有限，耕地多分布于城镇附近高程1865—1890米间的缓坡地带。坝子中部仅有部分“海地”分布，由当地“海彝”进行简单耕作，明代改称马场地，随着军屯垦殖区域扩大，部分马场地“马废不牧，地听开垦”，但大部分区域仍保持了原始湿地景观。

圩田技术引入为湿地开发创造了技术条件。圩田原产生于江南、两湖地区，是沼泽垦殖的关键技术，受明代移民活动影响，圩田技术在长江流域得到大规模发展。圩田技术传入云南时间无考，但当与明代移民进入有关，据侯一元《滇南水利策》可知，明隆庆元年（1567）前后曲靖坝子开始大规模筑圩，对坝内湖沼湿地进行开发，在10余年间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圩田技术的运用使曲靖坝子的土地覆被类型发生巨大变化。曲靖圩田通过修筑环形土埂防御洪水，圩内供水稻生长，圩外则用以行洪，冬春长野草或种植麦类。圩堤截面呈梯形，圩顶较窄，不允许耕种，房屋多筑于圩埂顶部或内侧。因缺乏统一规划，曲靖圩田互不连接，距岸远近不一，防洪等级较低，连续阴雨的背景下易导致淹圩。圩田需常年取土修缮，致圩埂内外都形成河道，圩内河道可蓄水排洪，圩外则形成人工河，即南盘江河道雏形。因泥沙大量堆积，圩外河道河床不断抬高，致使圩田逐年加固加高，南盘江在沾益老飞机场至亮子口河段形成地上河。历史时期圩堤普遍较现代圩堤高，部分区域甚至高出2-3米。

（2）排水防涝技术

云贵高原坝子是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通常在河流经过区域，因出水不畅，导致河流泛滥，壅水内涝，故十分重视排水防涝技术。南盘江越州段是曲靖坝子主要的排水渠道，越州坝子与曲靖坝子受同一断裂影响，致使南盘江河道比降较小，流速缓慢，越州坝兼有开阔河谷地貌，沙石随山水冲入而引发河道淤塞。此外，石咀山、潦浒石和黑宝滩等处河道内有石质险滩阻碍行洪，造成南盘江“仅有流量，而无流速”，泄水不畅使得曲靖坝子内涝频发。

清代由地方官府主导，开始对南盘江越州段进行疏挖并形成定例。初期疏挖以河道清淤为主，清理河道内冲淤沙石以畅泄水势。后又数次对黑宝滩、河包湾等处滩河进行疏挖，裁弯取直加快水流速度。民国时期疏浚工程南移至石嘴山、潦浒石等处，利用炸药炸凿河床以增加“河流斜度”，畅泄洪水。1928年于潦浒河段炸深河床四、五尺，后于1930、1931、1943年多次对黑宝滩、旧下桥等处河床进行炸凿。排水技术的进步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洪涝灾害对曲靖坝子的影响，但因缺乏全盘规划，未达到根治曲靖水患的目的。

（3）河道治理技术

曲靖坝子内的河流受地质沉降影响，河道易泛善徙，大量土地因洪水泛滥而抛荒。明代军屯垦殖不断发展，屯户修筑堤防以控制洪泛区范围，但大规模的河堤修筑当与灌溉坝闸兴修同步。坝闸即于河道内筑坝蓄高水位引灌农田，致河道内大量泥沙淤积，需逐年疏挑方可通流，也使河道逐步固定，清人称之为“沙淤水道，河流可做长途”。

清代河道治理重点转向南盘江干流。南盘江受圩堤束缚，河道弯曲且各处宽窄不一，部分险要河段常有泛滥。其中，南河口至恭家桥河段为众水汇流之处，向因河道狭窄，“每遇水发则泛滥无归”，雍正十二年（1734）由知府佟世荫主持对该段河道浚深疏宽，于套子圩、白夷圩和恭家圩内新筑内堤三道，以保护圩田。随着流域开发强度上升，南盘江干流形成地上河，造成曲靖坝子水患频发。1939年农贷会工程师戚葵生提出，应对南盘江河道裁弯取直和修筑石堤，裁弯取直可畅水流，修筑石质河堤则可束水归槽、束水冲沙，从而减轻地上河影响，但受时局影响，这一方案未正式施行。

六、结论

本文利用历史地貌学、地名考证和古旧舆图方法，结合GIS技术成功复原了1368—1945年间5个时间断面的曲靖坝子水环境情形，复原结果垂直分辨率达1米，水平分辨率30米。清楚反映了曲靖坝子在过去600年的开发进程，展现了曲靖坝子水环境逐步由高原湿地天然景观，演变为以高原圩田水网为主的现代农业景观。

曲靖坝子水环境变化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早期开发过程中，国家政策影响非常大，大量政策移民加速了曲靖坝子开发。此后，区域人口压力上升为水环境演变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当人口和耕地数量增长到一定限度，受坝子自然条件制约而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开发成本升高，新的技术选择成为必然。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区域环境承载力，缓解区域人口压力，加速了曲靖坝子水环境演变过程，促使现代曲靖坝子水环境成型。

区域人口压力上升导致日益激烈的人地矛盾是曲靖坝子水环境演变的主要驱动力。16世纪前曲靖坝子的开发由外来移民主导，开发区域集中于移民聚集的曲靖府城周边，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和流民进入，荒地垦殖致使湖沼区域萎缩。16世纪后，在政策鼓励下，持续上升的人口压力使曲靖地区人口出现内部迁移，垦殖区域向曲靖坝子北部和周边山区拓展，剩余湖沼荒地垦殖殆尽，致使南盘江形成地上河，造成了新的环境问题。

曲靖坝子明初以来的水环境演变与云贵高原湖沼湿地大幅萎缩的过程基本同步，其背后的人文动力机制也基本一致，可视为云贵高原湖沼湿地演变的典型案例之一。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2辑第42—54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