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华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为保证农事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要准确把握农时。在此过程申，节气成为人们的基本准则。与此同时，为弥补节气的缺陷，人们又以物候作为节气的补充。在节气、物候形成、传播与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农谚与老农又成为这些农时知识的载体。总之，节气、物候、农谚、老农相互关联，共同组成一个体系以指导着农事活动顺利地进行。

[关键词]农时；节气；物候；农谚；老农

一、      前言

二、       

  农业生产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以获取物质资源的活动，其由一系列工作环节所组成。为保证农业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一年之中，从农作物的播种到收获，各个工作环节必须要顺应农时而依次展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认识到了农时及其对农业生产的意义，相传早在尧时就曾命羲仲等人根据天象，“敬授人时”。⑴以后，《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等都曾记录一年之中各个时期的农业生产活动。至于农时对于农作物生长的意义，《吕氏春秋·审时》篇曾有集中讨论，认为“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叶世昌先生认为，“厚”在此很可能就是“候”的假借字。⑵对此，以后历代的农学著作亦都有所提及，如西汉《氾胜之书》、南宋《陈旉农书》、元《王祯农书》、明马一龙《农说》等。在这其中，又以王祯的论述最为直接明了：“四时各有其务，十二月各有其宜。先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后时而艺，则失之太晚而不

成。”⑶

    农业生产活动必须要顺应农时，那么古代劳动人民在没有今天的先进仪器条件下又是如何把握农时的呢?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督导作用可能发挥了一定的功效。如《诗经．七月》中有“田畯至喜”的记载，说明当时已有专门督导农事的官员。《吕氏春秋·十二纪》更是有详细记载：正月，天子要布告农事，命令田官“皆修封疆，审端经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植，以教导民，必躬亲之”，教导人民做好农业准备工作，并因地制宜种植作物；四月，“明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功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督导人民抓紧农时努力工作；八月，有关官员要“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督促人们要及时收获。以后封建皇帝与各级州县官吏每年春天都要“亲耕籍田”，可能就是这种传统在后世的延续。官府外，一些个人或团体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王祯就曾“取天地南北之中气，立作标准”，作授时图，“与日历相为体用”，并且主张“务农之家当家置一

本，考历推图，以定种艺”。⑷以后的徐光启等人也都曾仿效。民国时期，浙江农业协进会也曾编著一本《农家历》，目的就在于改变以前人民那种“无相当之常识，于农忙农闲，无预定之规则”⑸的状况，指导人们按时从事各项农业生产活动。

  不论政府、相关团体还是一些个人，他们可能确实在指导农民掌握农时以顺利开展农业生产活动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一方面，政府、团体或个人作为外部力量，他们的作用不宜过分夸大⑹；另一方面，同时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握农时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因此，在这背后肯定还有一套更为基本的、为大家所共同依赖的准则，那这一套准则究竟是什么呢?本文就试图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探讨一般的普通民众，他们开展农事活动的准则是什么，范围则限定在近代的江南地区。⑺

  二、节气：主要的准则

  农民主要是依靠什么来掌握农时、以保证农事活动顺利进行的呢?答案是节气。当笔者在湖州农村做实地考察、与许多老年人交谈而问到这一问题时，几乎每个人都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节气，当然是节气。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因此我亦受到了许多善意的嘲笑。对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亦早已指出过：“农民用传统的节气来记忆、预计和安排他们的农活。”⑻

    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掌握农事季节的经验总结。其一共有二十四个，所以又称为二十四节气，十二个月中每月两个。按顺序这二十四个节气依次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节气在我国很早就已出现，春秋时代就已经有二至和二分四个节气了。以后逐步

发展，至迟到秦汉时期完整的二十四节气最终形成⑼。二十四节气是农事经验的总结，其很早就被用于指导农业生产活动。如《礼记·月令》所载：“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氾胜之书》亦有论及，如耕田“凡耕之本在趣时和土，……春冻解，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王祯亦曾说：“十二辰日月之会，二十四节气之推移，七十二候之迁变，如环之循，如轮之转，农桑之节，以此占之。”⑽

    二十四气节最初是根据黄河流域的自然气候特点而产生的，由于其能反映农事季节，便于掌握农事活动而逐步向黄河流域以外的地区推广开来。但是，各地的自然气候条件是不同的，二十四节气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各地在利用二十四节气的过程中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灵活掌握与运用。如以冬小麦播种为例，在黄河流域播种的适宜时期为秋分时节，正所谓“秋分种麦，前十天不早，后十天不晚”、“白露早，寒露迟，只有秋分正当时”，而在华中就是“寒露霜降正当时”，浙江则为“立冬播种正当时”、“大麦种过年，小麦冬至前”。⑾于是，二十四节气只适用于黄河流域的情形被打破，各地人民根据本地特点，用自己积累的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来指导农事活动。总之，虽然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并没有变，但其已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在近代江南地区，人们就是用这经过调整的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关系来指导自己的农业生产活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此地流行的农谚中看出来。为保证农事活动的顺利进行，掌握好播种季节是重中之重。因为播种季节的迟早就决定了农作物整个生长发育过程的季节与气候，从而对整个生产带来极大的影响。正如农谚所云：“莳秧一日迟，十日追不到。”⑿因此，为使农事活动顺利开展，首先就是要掌握好播种时节。在农谚中，关于播种方面的最多，应该就是明证。下面我们就以江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为例来看一下。先是最主要作物一一水稻：“清明浸谷种，勿要问爹娘”(浙江)；“谷雨浸谷种，立夏落稻秧”(南汇)；“清明前后忙落谷”(松江)；“谷雨下早秧，节气正相当”(上海)；“谷雨浸种，立夏落秧”(川沙)。⒀而如果错过了最佳时节、播种延迟，结果只能是造成损失：“过伏不栽稻，栽了收不到”(苏南)；“小暑里莳秧，只捞点钱粮”(宝山)；“小暑插老秧，过年卖老娘”、“小暑里插秧，只好收点种子粮”(川沙)。其他作物，如麦类：“寒露种麦，前十天不早，后十天不迟”(宝山)；“寒露麦落泥，霜降麦头齐”(奉贤、川沙)；“大麦不过寒露，小麦不过霜降”(苏南)。棉花：“清明种棉早，小满种棉迟：谷雨立夏正当时”(上海)；“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花正当时”(奉贤)；“立夏花，大把抓，小满花，不回家”(上海)。油菜：“立冬种完麦子，小雪种完菜籽”(上海)；“冬至菜花年大麦”(川沙)。蚕豆：“寒露种蚕豆”(上海)；“蚕豆种在寒露里，一棵蚕豆一把荚”(川沙)。总之，各种作物的播种时期，都有相关节气与之相适应。

    看过播种，再来看收获。收获是农业生产大田劳作的最后环节，是农事活动的最终目的，因而也是农事中最值得重视的。因此，各种作物的收获也有一定的节气与之相关联。⒁如水稻：“寒露无青稻，霜降一齐倒”(金山、宝山)；“霜降一齐倒，立冬无竖稻”(上海)；“霜降割晚稻”(嘉兴)。麦类作物：“芒种忙，收割忙”(川沙)；“芒种夏至麦上场，家家户户一齐忙”(上海)；“元麦不过夏至”(嘉兴、湖州)；“大麦芒种忙忙割，小麦夏至无一棵”。⒂棉花：“白露三朝花上行”(嘉定)；“中秋前后是白露，宜收棉花和甘薯”(上海)；“白

露秋分头，棉花才好收”(川沙)。黄豆：“麦到芒种谷到秋，寒露才把豆子收”(上海)。油菜：“立夏三天扯菜籽”(上海)。蚕豆：“小满见三新”(小麦、油菜、蚕豆要收获了)。⒃

    播种、收获外，作物在生长过程中的管理也至关重要，因此也必须要注意。那么这些管理工作在什么时候进行最合适呢?对此，也有相应的节气与之相对应。还是先看水稻中间管理的各个环节。施肥：“处暑不浇苗(指施肥)，到老无好稻”、“处暑不放本，白露枉费心”(上海)。灌溉：“处暑勿浇苗，到老无好稻”(川沙、宝山)；“处暑里的水，谷仓里的米”(宝山)；“千车万车，不及处暑一车”(宝山)。中耕锄草：“六月田中拔棵草，冬至吃一饱”(宝山)；“大暑不耙稻，到老勿会好”(川沙)；“秋前拔稗，秋后拔坏”(宝山)；“立秋不耥稻，处暑不长稻”(川沙、宝山)。搁稻：“秋前不搁田，秋后叫懊恼”(宝山)；“秋前不干，秋后莫怨天”(宝山)；“秋前不搁田，秋后叫皇天”(上海)。麦类作物：“春肥一杓，不及腊肥一滴”(嘉定)；“小寒大寒施腊肥，油菜小麦过冬齐”(川沙)；“九九不通沟，小麦十成收”(宝山)。⒄棉花：“夏至锄三遍。胜过多施三次肥”(奉贤)；“脱花要等黄梅信，锄头落地长三寸”(奉贤)；“头时金锄头，二时银锄头，三时无用头”(上海)；“七月小暑连大暑，中耕锄草莫失时”(上海)。油菜：“小寒大寒施腊肥，油菜小麦过冬齐”(川沙)。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各种作物从播种到中间期管理再到收获都有一定的节气与之相对应，人们便可以根据这些节气来合理安排各种农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节气是固定的、必须死板的按照节气来进行各农事活动，而是应该灵活运用，正所谓“死节气，活办法”。一方面，即使对于同一种作物来说，不同的品种其各工作程序的日期也是不同的，而非整齐划一。就以水稻播种来说，如早稻“清明浸种，立夏插秧”(川沙)，中稻是“立夏种，芒种栽”(江苏)，而晚稻则是“小满种，夏至栽”(江苏)。收获也同样如此，“早稻白露收，晚稻留一留”(川沙)；“秋分割中稻”(江苏)；“寒露到，割秋稻”(指籼稻)、“霜降到，割糯稻”(川沙)。同时，由于乡间习惯，节气传统上是与阴历相对照的，因此某一节气的日期在每一年中并非是固定的，如清明就是在阴历二月与三月间摆动，而这种情况下播种也是应该有所不同的。如水稻播种：“二月清明不上前，三月清明不落后”(江苏、浙江)；“二月清明不要慌，三月清明早下秧”(江苏、浙江、上海)，就是说如果清明节落在二月份，播种就要缓一下，因为此时气温还较低，不利于播种，而如果落到三月份，此时气候已合适，因而需要抓紧农时。“四月芒种让人种，五月芒种抢来种”(松江)，亦是说得同样道理。小麦同样如此，如，“八月寒露抢着种，九月寒露想着种”(川沙)。另外，由于作物茬口不同，自然播种的日期也会不同，如棉花，“麦花立夏前，早花立夏后”(麦田里种的花叫麦花，光田里种的叫早花川沙、上海)。至于地区的不同，更是应该如此，兹不赘述。总之，对于节气应该灵活运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二十四节气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依据。解放前，在广大农村中人们是以阴历作为计时系统的，虽然民国时期，政府曾经发布命令禁止使用阴历，但这一传统并未得到改变(今天依旧如此)。阴历是根据月亮自转来规定的，而阳历则是以太阳公转为依据来实现的，因此在一年之中，阴历总是要比阳历短u天。虽然阴历通过闰月的办法弥补了这一差距，但相对应于阴历来说，在每一年中各个节气的日期则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对比之下，相对应于阳历来说，各个节气的日期则是基本固定的)。基于此，人们又是如何得知各个节气的日期来安排农事的呢?答案是传统的历书。这一点费孝通先生早就提

到过：“历本并非村民自己编排，他们只是从城镇买来一红色小册子，根据出版的历本来进行活动。他们不懂其历法的原理，他们甚至不知道历本是哪里发行或经谁批准的。因政府禁止传统历，出版这些小册子是非法的。”但这并未防止历本的普及，“在任何一家人的房屋中都可以找到这本小册子(指历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往往是家中唯一的一本书，人们通常将它放在灶神爷前面，被当作是一种护身符”。⒅別笔者本人的实地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⒆在民国以前的苏州，这种历本有官板与私板之别，最后由理问厅署铃印而在市场上发售，“纵不识丁也买”。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由各图地保以新历逐户分送人家，“必酬以钱文，如市价而倍之，号为送历本”，其“始行于乡村，后沿于城中”。⒇

另外，传统的历书外，一种称为春牛图的图画也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乡村人家，新年粘春牛图于壁，以观四时节序，籍以代时宪书，取其便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春牛图能够?示农耕早晚。凡立春在腊月中，策牛人在前，以示早也。在腊月晦，则策牛人当中，示农中也。在正月望，则策牛人在后，示农晚也”。对此，刘克庄曾有诗云：“今年台历无人寄，且就村翁壁上观。”[21]

三、物候：节气的补充

    人们以节气为主要准则来安排自己的农事活动。这样做虽然简单明了，但也存在一定的缺点。虽然节气主要是根据气候来划分的，能大体反映气候的变化，但是每一年中气候并非与节气完全相吻合，也就是说以节气来反映气候并非是时时准确的。各年之中，气候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一点节气不一定能如实反映出来。而各种生物的生长、发育都是需要一定的气候条件的，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后生长发育才能正常进行。因此，如果某一节气相对应的气候条件变化了，则相应某种生物的生长发育期也会有所变化，其总是能够如实反映气候变化的。因此，相较于节气而言，以某种生物的生长发育情况作为某项农事环节进行的标准则更为精确与安全。这种某一生物在某一阶段的生长发育的情况就是物候(当然，物候并非只有生物物候，还包括自然物候，如结冰)。于是，为了弥补节气的缺陷，人们便以物候作为补充，以求更加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农事活动。

    物候，就是受环境(气候、水文、土壤等)影响而出现的以年为周期的各种自然现象。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种植物的发芽、开花、落叶等现象；一是候鸟、昆虫及其他动物的初鸣、终鸣、离去等现象；一是一些水文气象现象，如初霜、结冰、初雪等。[22]古人对于物候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竺可桢先生认为，我国最早的物候记载，见于《诗经·豳风·七月》[23]，“五月鸣蜩”，“五月斯虫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些都是对当时一些物候现象的记载。此外，《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王祯农书》等同时或后时代的著述里也都大量记载了各月中的各种物候现象。总之，人们对物候现象的认识产生的很早，并为后时代的人们所传承．就是后世作为主要农事活动参照标准的二十四节气也受到物候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某几个节气的名字中看出来，如雨水、惊蛰、小满等，都是以物候现象来命名的。

    人们掌握物候知识的目的之一在于指导农业生产，古代人民也确实很早就这样做了。[24]如西汉时期农学家氾胜之在谈到关中地区的农事活动就曾提到：耕地时对于“软土弱土”要在“杏始华荣”时，就是说在杏花盛开时把比较松软的土地耕一遍，“望杏花落”时则需要再耕一遍；禾，即谷子，“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豆类的播种，大豆要在

“三月榆荚时，有雨，高田可种大豆”，小豆则“宜葚黑时雨注种”，就是说在桑葚黑时的雨后种植。[25]东汉崔寔亦有同样记载：“是月也(阴历三月)，杏花盛，可蕾沙白轻土之田。……时雨降，可种*[禾+亢]稻，……桑葚赤，可种大豆，谓之上时，……榆荚落，可种蓝”，“布谷鸣，收小蒜。”[26]北魏著名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以物候指导农事活动亦有记载，如种谷：“二月三月种者为植禾，四月五月种者为穉禾，……，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27]其意思就是说，二月上旬，杨树出叶开花的时候下种，是最好的时刻；三月上旬到清明节桃树开始开花时，是中等时令；如果到四月上旬枣树发芽、桑树落花时，就是最差的时令了。真正想要完全以物候来作为农事活动准则的则是太平天国颁布的《天历》了。正如1861年洪秀全颁旨曰：“特命史官作月令，钦将天历记分明，每年节气通记录，草木萌芽在何辰，每四十年一核对，裁定耕种便于民，立春迟早斡年定，迟减早加作典型，立春迟早看萌芽，耕种视此总无差。每年萌芽记节气，四十年对斡减加，立春迟些斡年减，早些斡加气候嘉，无迟无早念八定，永远天历颁天涯。”[28]其总体思想是以四十年之物候记录平均起来做一个标准的物候历，公行天下，以此作为农事活动的准则。只是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很快失败，这一历法亦没能最终推行。

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一般是较长时段)的物候现象会有所不同，因此各地利用物候来指导农业生产也会有所不同。就江南地区来说，也有自己地区性的物候现象与农业生产关系的知识，这我们同样可以从流行在各地的农谚中看出来。如以小麦生长发育的情况作为水稻播种的标准，“小麦出头好下秧”(浙江)，“不要问爹问娘，小麦出头好下秧”(浙江、上海)，“不要问爹，不要问娘，小麦伸头好下秧”(江苏、浙江)，就是说小麦出穗的时间是水稻播种的最佳时机。水稻苗田浸水：“菜子头上一撮花，种稻人家话出车”(上海)，就是说在油菜花开盛期已过、但顶心还留着少数几朵花的时候，农民就要安排水车，预备戽水种稻了。小麦的播种：“麦黄耠豆，豆黄耠(即种)麦”(上海)，就是说麦类与大豆相互间以对方的成熟期作为自己播种的时间标准。小麦的收获：“元麦一起身，蚕豆小麦落脱魂”(南汇)，就是说元麦一割，蚕豆、小麦也就快要收割了；“李树开花麦饭香”(川沙)，在李子树开花的时候正是收获麦类的时候。棉花的播种：“蔷薇花(指野蔷薇)开早种花”(川沙)，“枣树发芽好种棉”、“谷雨早，立夏迟，枣树发芽正当时”，[29]就是以枣树发芽作为棉花播种的时间标准。除以植物作为农事活动的准则外，某些动物也可以，如布谷鸟。正如一首诗所写的：“声声布谷绕村鸣，乍去还来似有情。地僻农官行不到，只凭候鸟劝春耕。”[30]另外，流传在浙江湖州一带的一首民歌对此也有反映：“布谷鸟，咕咕叫，映山红，红耀耀。种田格哥哥，秧田畈快点露露燥。今年格清明，落在三月初，你宁可赶早到田畈，勿可落后种秧苗。”[31]

  四、农谚与老农：农时知识的载体

  人们以节气为主要准则、以物候为补充，以保证农事活动的顺利进行，那么这些有关农时的知识又是以何种形式在广大民众间传播的呢?农谚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我们从上文的论述中就足以看出来。农谚，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在我国古代的许多农书中都有记载，如《齐民要术》：“一年之计莫如种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32]游修龄先生认为，农谚的起源是与农业的起源相一致的，早在文字记载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他最初是歌谣的一部分，后来随

着生产的发展而逐渐从歌谣中分化出来。[33]

    农谚是广大普通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产物，来自于群众，具有通俗性与群众性以及概括性与科学性等特点，富有泥土气息，易于理解，便于记述与口头传播。[34]作为人们生产实践的经验结晶，农谚对于农业生产必然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在以前没有温度计、湿度计等现代化仪器设备的时候。正如《中国农谚》的作者费洁心先生所言：“农谚是一种流行民间最广的谚语，它是农民经验的结晶，农民立身处世、耕种饲养，都用来做标准的。……中国数千年来，因农民识字知书的不多，农事著作的稀少，他们只知农谚是一种切合需要的知识，所以父诏其子，兄绍其弟，一切稼穑之事，都取法于农谚的。于是农谚便成为农家唯一的课本。农人虽然一字不识，却能念之成诵，脱口而出。”[35]

    农谚就相当于一本“指导手册”，指导着农民从事各项生产活动。如果我们把各种作物的全部生长过程分解为一个一个的环节，则几乎每一个环节有会有相关的农谚与之相对应。就以水稻为例，从土壤耕作，到播种、中耕锄草、施肥、灌溉、除虫，再到收获的各个工作环节都有大量相关农谚。[36]在所有的这些农谚中，关于农时的农谚又占有极大的比重，据游修龄先生的统计，大约占40％左右。[37]故而，以农谚为基础以求准确把握农时、从而保证农事活动的顺利进行是完全可行的。竺可桢先生指出，为预报农时，古今中外采用的方法主要有3个：以农谚预告农时；以积温预报农时；划分物候季和以自然历预报农时。[38]但是，就近代时期的中国普通农民来说，后两种方法几乎没有使用，因而利用农谚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最基本方法，农谚也就成为农时知识的最基本载体。[39]

    农谚是为农时知识的基本载体。但是，农谚毕竟是死的东西，自己不会自动流传散布，因而它们所承载的农时知识也就不会自动发挥作用。农时知识要想真正发挥指导农事活动的功用，还必须要有人的参与才行，有经验的老农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许多老农通过掌握农谚而掌握大量的农时知识，另一方面，他们还可以通过自己长期的农业实践积累而直接掌握一定的农时知识。

    由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时间较长，因而一般情况下许多老农都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例如《论语·子路》篇所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农’。”历代的农书写作，也往往都注意听取老农的经验。如《齐民要术》就是“採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40]《老圃良言》则完全就是依据老农的经验所写成，“村居荒僻，只邻并一二老圃相与往还，尝为余言种植之事，大要有十”。[41]张履祥亦曰：“稼穑必于老农，诗书必于宿儒。”[42]由于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因此很多老农往往是一村一乡生产上有威信的人物，他们完全可以影响其他民众。如解放初松江县在推广陈永康的先进生产经验时，城西区兴隆乡三村的老农沈金富就由于其影响力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先进经验的推广。[43]这虽然是一个反面的例子，但从中却足以看出有经验老农的影响力。

    我国古代的农业技术知识，在书上记载的并不多，并且农民也不一定能看懂，大量的农业技术知识主要是通过农民一代一代口头相传下来的。为便于流传，把农业知识浓缩成简短易懂又包含丰富内容的农谚形式是再合适不过的。在这一过程中，老农起着积极的作用。每一个地区都会有若干杰出的老农，一方面他会从上一辈人那里学到得知许多农谚，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经过许多次的反复实验后，把某一技术定型化，再运用当地的谚语编成便于流传的农业谚语，再逐渐把这些农谚传给下一代。

如《补农书》在说明某一个农业技术问题时就往往引用老农的谚语做证明，陈恒力先生曾专门从中摘录过一些以做说明：[44]

    古人云：“六月莫干田，无米莫怨天。”

    俗云：“稻如莺色红，全得水来供。”

    先农所谓“寒则浪，热则藏”也。

    老农云：“三担也是田，两担也是田，石五也是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力气又省田。”

    俗谓冬至垦为金沟，大寒前垦为银沟，立春后垦为水沟。

俗曰：“早蚕、早田为第一。”

    虽然这些广为流传的农谚不全都是关于农时方面的，但肯定不少。通过老农之口，这些农谚在广大民众之中一代代传下去，从而在总体上指导着农事活动顺利进行。

除通过掌握大量农谚以指导农事活动顺利进行外，许多老农还根据自己积累的农业生产经验以确定某一项农活在何时进行，而不是一味拘泥于节候。如《沈氏农书》所记水稻追肥的施用日期就以叶色为标准，“下接力，须在处暑后，苗作胎时，在苗色正黄之时。如苗色不黄，断不可下接力；到底不黄，到底不可下也。……切不可未黄先下，致好苗而无好稻”。[45]这必然要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才能够获得。因此，在一些地方，某些老农的农事活动会成为这个地区农事进行的标准，就因为他们掌握有丰富农业知识、能够更准确的把握农时，虽然这种情况很少见。[46]

五、结语

    为保证农事活动的顺利进行，必须要准确把握农时。在此过程中，节气成为主要的标准，人们绝大多数的农事活动都是围绕节气来展开的。即使是政府或个人在指导农事活动时，归根到底他们依赖的也主要是二十四节气。当然，节气的标准会因地域、作物品种等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必须要灵活运用。但是，节气标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那就

是节气与气候并非完全一致。于是，为弥补这一缺点，人们又以物候现象来作为节气标

准的补充，以求更加准确的把握农时。

  不论是节气、还是物候，这些有关农时的知识又主要是通过农谚表现出来的。农谚简

洁明了、包含内容丰富，同时又通俗易懂，因而便于把握。每种作物的各个工作环节，从

耕地、播种，到中期管理与最后收获，几乎都有相关的有关农时的农谚与之相对应，对农

事活动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在这些农谚的利用与传播过程中，富于农事经验的老农又

起了重要作用，把这些农谚传给下一代人，保持着完整性。

  节气为基本标准，物候为节气的补充，而农谚又充当着这些农时知识的直接载体，对

此我们可称之为无生命的、死的载体，老农又利用所掌握的大量农谚与通过自己实际劳作

所积累的经验而成为农时知识的有生命的、活的载体。总之，节气、物候、农谚、老农相互

关联，共同组成一个体系，以指导着农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注释：

  [1]《尚书·尧典》。

  [2]叶世昌：《中国古代的农时管理思想》，《江淮论坛》，1990，5期。

  [3](元)王祯《农书》卷1《授时》。

  [4](元)王祯《农书》卷1《授时》。

  [5]浙江农业协进会：《农家历·序言》，上海新学会社出版，1922年9月。

  [6]随着时间的发展，政府的作用呈日见减弱之势(当然解放后合作化运动另当别论)。就近代江南来说，政府的作用可能仅仅体现在立春时节的鞭土牛仪式中了，越来越变成一种程式化、娱乐化的东西了。

  [7]江南的界定，以李伯重的标准为准，即相当于清代的苏、松、杭、嘉、湖、常、镇、宁及太仓这八府一州。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

经济史研究》，1991，1期。

  [8]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15页。

  [9]程传颐：《二十四节气》，江苏苏州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3、32页。在节气产生的过程中，又由节气派生出了伏、九、时、霉等名称。伏：一年中最热的三十天叫伏，其又分三个阶段，从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算起，每十天为一伏，依次称为初伏、中伏、末伏。九：从冬至的第二天算起的八十一天，分成九小段，每段九天，依次称一九、二九、……、九九，是为一年中最冷的阶段。时：夏至后的十五天，可分成三个段落，每段五天，分别叫做头时、二时、三时。霉：指长江中下游春末夏初的一段潮湿多雨的时段，历法上规定，芒种后第一个丙日称“人霉”，小暑后第一个末日称“出霉”。当然，实际情况不一定完全如此。

    [10](元)王祯《农书》卷l《授时》。

    [11]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气象研究室：《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生产》，农业出版社，1960年5月，第33—34页。

    [12]苏州专署：《农谚》，江苏，苏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0页。

    [13]《中国农谚》(上册)，农业出版社，1980年5月，第23、24、28、31页。另，以下文中所引用的农谚，如不特别注名，均是出自此。

    [14]当然，收获不仅决定于所在节气的气候，而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所以收获的节气主要是依据作物的生育情况而制定的。

    [15]苏州专署：《农谚》，江苏，苏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2页。

    [16]苏州专署：《农谚》，江苏，苏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页。

    L17]九九大概在春分时期，这时麦正拔节，不宜灌水过多，所以不要通沟。

    [18]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16页。

    [19]如谢阿弟(70岁，曾长期担任千金农业社社长)老人所言：一般每家都会一本历书，农活根据这些书记载的节气来安排。见王加华：《湖州考察日记·千金》，2004年5月26日。

    [20](清)顾禄：《清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第168页。

    [21]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卷1《春牛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42页。

    [22]张福春：《物候》，气象出版社，1985年7月，第6页。

    [23]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页。

    [24]张福春认为，《诗经·七月》就对这种情况有所记载了，即“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张先生认为“黄莺(即仓庚)叫就是采桑活动的时宜标志(见张前引书第12页)。说实话，我对此表示怀疑，二者之间果真有这种联系吗?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当时存在用物候指导农事活动的可能性，而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只是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

    [25](西汉)《氾胜之书》，见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1月，第5、16、22、24页。

    [26](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见缪桂龙：《四民月令选读》，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11、14页。

    [27](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1《种谷第三》，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0册。

    [28]转引自竺可桢：《物候学与农业生产》《(新建设》，1964年第8、9期合刊，第144页。

    [29]苏州专署：《农谚》，江苏，苏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0页。

    [30]《田家杂诗》，见《横金志》(清柳商贤纂、民国孔陟山古续纂)卷19《艺文》。

    [31]浙江民间文学集成：《湖州市歌谣·谚语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3页。这首歌也正应正了前面的一句农谚：“二月清明让人种，三月清明抢着种。”

    [32](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自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0册。

    [33]游修龄：《论农谚》，见《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7月。

    [34]游修龄：《论农谚》，见《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7月。

    [35]费洁心：《中国农谚》之《自序》，见《民国丛书》第1编第64册，上海书店，1991年。

    [36]具体情况，可参见解放后农业出版社编辑部整理出版的《中国农谚》(上册)的详细记述。

    [37]游修龄：《论农谚》，见《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7月，第265页。

    [38]竺可桢、宛敏渭：《物候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3—62页．

    [39]当然，歌谣在这一过程中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就如同我们前面提及的湖州地区关于布谷鸟的那首民歌。但是，一方面这种情况毕竟不多，另一方面，就如同游修龄所认为的，农谚与歌谣之间本来就有着渊源关系。

    [40](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自序》，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0册。

    [41](明)盛止菴述：《老圃良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976册。

    [42]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4《训子语上》，中华书局，2002年。

    [43]《中共松江县委关于运用连环示范推广陈永康丰产经验的基本总结》，1952年10月31日，上海市松江区档案馆，档案号；6—4—25。

    [44]陈恒力：《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出版社，1958年4月，第126页。

    [45]陈恒力：《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7月，第35页。

    [46]如据谢阿弟老人所言，虽然从总体来说农时把握以节气为准，但有时也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即村里某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会起到示范作用，一些人家会以其标准为标准。据前引《湖州考察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