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前中期新疆普通地图的绘制脉络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刘传飞

提要：新疆地区在19世纪后期共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全疆性舆地图测绘活动。第一次是从光绪八年至十五年初，张起宇通过实地勘察，绘制了全疆地图；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所藏《新疆志》当是张起宇在光绪十年绘制完南疆部分舆图后，所撰写的图说；《新疆四道志》很大可能即是张起宇在测绘完全疆后，所撰写的全疆图说定本。第二次是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初，由于光绪《大清会典图》的需要而进行全疆性的绘图活动；国图所藏《新疆省舆地图说》当是新疆赍送会典馆的图说部分；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的《旧刊新疆舆图》应该是会典馆所藏会典舆图新疆部分经修改后的坊间刊本。

关键词：新疆；舆地图；新疆志；新疆四道志；新疆省舆地图说；旧刊新疆舆图。

作者简介：刘传飞，1987年生，山东省阳谷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边疆政治地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项目编号:12&ZD14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过去300年新疆平原区湖泊演变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项目编号:41271159)的阶段性成果。

有清一代，新疆地区在我国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到了清末，西域新疆又成为中国边疆危机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结合目前新疆的现状，中央政府在清末如何底定新疆、经略新疆，便成为我们今日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往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大多只利用了档案、地方志、政书、文集等文字材料，对舆地图史料关注和利用甚少。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海内外有关清代各类地图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形成了研究清史的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视角。如何借助各类古地图推进清代边疆问题研究已成为当前学者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但是，目前关于清代光绪前中期新疆地区普通地图绘制的过程，特别是这部分舆图与目前存世的清末新疆地理志书之间的相互关系，学界研究甚少。故而笔者在此不揣鄙陋，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台北故宫、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为主，结合国图等所藏相应稿抄本文献，对此试做梳理，以来求教于方家。

一、清代前中期新疆地区普通地图的绘制概况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正式统一西域新疆。伴随着自康熙以来长达七十余年的清准战争，中央政府势力逐步深入西域新疆。反映在舆图方面，便是自康熙年间的《皇舆全览图》开始，经雍正“十排舆图”到乾隆“十三排舆图”，西域新疆的地理情况在舆图中标注的越来越详细、清晰。从这时起，关于西域新疆的汉、满语地图开始大量出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所附一组利用何国宗等人实测成果完成的舆图。本组舆图共33幅，分布在本书卷一至卷三中。其中，在本书卷一“图考一”中共有“皇舆全图”、“西域全图”、“安西南路图”、“安西北路图一”、“安西北路图二”、“天山北路图一”、“天山北路图二”、“天山北路图三”、“天山南路图一”、“天山南路图二”、“天山南路图三”、“天山南路图四”、“天山南路图五”、“天山南路图六”14幅舆图；卷二“图考二”共有“西域山脉图”、“西域水道图”、“左右哈萨克部图”、“东西布鲁特部图”、“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那木干、塔什罕部图”、“拔达克山、博洛尔、布哈尔诸部图”、“爱乌罕、痕都斯坦、巴勒提诸部图”7幅舆图；卷三“图考三”共有“历代西域图·前汉”、“后汉”、“三国”、“晋”、“北魏”、“周”、“隋”、“唐”、“五代”、“宋”、“元”、“明”12幅舆图。由于这组舆图基本上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包括了新疆的全部区域，所以可以说是清代西域新疆地区普通地图集、乃至历史地图集的雏形。其后，在《西域水道记》、《西陲总统事略》、《新疆识略》、嘉庆《大清一统志》等书中，均带有类似《西域图志》这样一组数量不等的舆图。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清朝中叶还出现有《新疆地舆总图》、《新疆全图》、《西域舆图》、《新疆图说》等只配有少量图说文字、全部由舆图组成、更接近于今日地图集样式的普通地图集以及《新疆全图》、《伊犁至喀什噶尔新建城图》等众多新疆地区的单幅普通地图。

道光、咸丰年间之后，受内忧外患的影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二十日“奏为详考各省边界图籍，请旨饬下各将军大臣、督抚详绘图并贴说造册以备稽核”，恭亲王奕䜣在此奏折中，建议“请旨饬下各省将军大臣督抚转饬各府州县地方官，亲自履勘，加意访求，将各该省沿边及腹里并中外接壤之区绘一总图，再分各府州县，各绘细图分别于总汇为一侧。务将边界内外之山川、形势、城镇、村落、方向、道里、远近、险易一一查明载入。其居人住牧等、□台卡□汛驻扎要处、官兵数目亦必逐处援查，详注册内。此册内不能备载，即于图内逐细详加贴说，务须明白周详”。此议得到皇帝批准。受此政令影响，广西等省相继绘出本省舆图。但此时的新疆正因当地穆斯林起事及俄国威逼割地划界的内外交困之中，故而在现有的文献中，并未找到新疆进行绘制地图的记载。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随着内乱的渐渐平息，朝廷以“镇迪以东俱总督统辖之地”，命令陕甘总督左宗棠“著即详细查明绘图呈览”。左宗棠收到谕旨后，“遵即查明地势，绘具新疆图说”，但是由于“边陲军务尚殷，绘工装饰诸不合式，且地非亲历，难期确凿，亦未能仿照分率、开方诸法躬亲摹写，未便进呈。谨撮大略，绘具图、说咨送军机处，存备御览” 。由此可见，左宗棠此次绘制的新疆地图，不仅未经大量实地调查，且也仅仅包括镇迪道（大致今乌鲁木齐以东）区域。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初三，在营制更改等情况下，为了避免以往“估拨各营兵粮、脚粮往往舛错”的情况，甘肃布政使司曾札文下属各府、厅“迅将该处四至、路途里数详细绘具图说。径赉本司衙门”。由此札文，隶属甘肃布政司的镇迪道当亦遵令绘制了本区的舆图。不过，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依旧没有包含进去。新疆地区真正开始大规模系统性进行普通地图的绘制工作，已经到其准备建省的阶段了。

二、光绪八年至十五年，张起宇的舆图绘制活动

限于史料的缺乏和极其零散，学界此前并未发掘出张起宇于光绪八年（1882年）至十五年（1889年）的舆图测绘活动。得益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清代档案于近年的大规模整理与出版，笔者得以从原始档案中钩沉出此次新疆建省时的全疆性舆图绘制活动。也正因为此次张起宇舆图绘制活动的凸现，使笔者对《新疆志》、《新疆四道志》这两部结构迥异于其他地理志书的新疆地方志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一）、张起宇的测绘过程

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其后，关于新疆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朝廷上下一直没有定议。最终，朝廷于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同意了在刘锦棠、谭钟麟关于先行在南疆地区设立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以及温宿等四直隶州、库车等五直隶厅、拜城等四县的提议。刘锦棠随即将测绘南疆八城舆图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并开始派员实施：

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通政司正堂、二等男、法福灵阿巴图鲁刘为

札饬事。案据知府衔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张起宇禀称：遵檄规画南疆八城舆图。拟从喀什噶尔开办。并拟制造象限仪器以便随地窥测经纬躔度；添用书识以便帮同书画、推算等情。到辕。

据此，除批据本古为所晰，乱后沧桑更复各城堡移建易处。乾隆舆图、经纬表二此特自难据以为准。查辰朔、职方相为倚附。故圣朝舆地各以距京师道里远近为主，得其道里，然后经纬躔度可得而推、辰朔时刻分秒可得而测也。新疆舆图自乾隆四十七年重加厘定，喀什噶尔河源当极星四十度八分、中星偏西四十三度二分。惟去今已近百年，岁差累积，非参酌新历校准，则中星易位、经纬躔度互相参差自难据以测地。姑按《新疆道里表》计之，喀什噶尔距京师一万二千七百八十里，此外各城暨附郭城堡塘站均有道里可考。形势虽异，而遗址尚存，不难得其大概。

该直牧现将制造象限仪器，藉以随地窥测极星之高下、求南北之纬分，具见用心精细适中题肯深为嘉尚。务使躔度、道里亮相淹贯，自然开方计里不至大差。候此颁朔授时，即可据以为准。仰即悉心规画，经纬攸分，然反不云此劳费也。

……此札。

光绪八年十月廿六日

由此档案可知，1、张起宇具体承担了此次测绘地图的任务。张起宇大致生于道光八年（1828年），卒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湖南长沙县人。由文童于同治四年投效湘军，历保三品衔分省归军功候补班补用知府。光绪十一年（1885年），留于新疆差遣。十三年（1887年），补英吉沙尔同知。十四年（1888年），委署吐鲁番同知，九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五年（1889年）十二月十九日交卸吐鲁番同知篆务。十六年（1890年）四月初七日在乌鲁木齐病故。此点，在新疆巡抚饶应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二十日上奏“光绪七年至十五年底防军善后报销历经户部分别驳查各款清单”文稿中，亦得到了证实：“一、（光绪）十三年分第七册开支。……本案册造办理……勘绘新疆舆图委员知府张起宇，十年销案系属知州……与各上案官阶不符，究于何时升擢亦未声叙，均应行令分晰声明，以昭核实等语。查……张起宇……系新疆六载边防案内续得升阶。”。

2、此次绘制南疆地图所用的方法及其原理。在此次的绘制地图的行动中，张起宇使用专门的天文仪器—象限仪，以来测出各地“极星之高下、南北之纬分”，即经纬度数。然后根据经纬度数与道路里程、时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推算，最终通过“计里开方”的形式绘出地图。也由此，我们得以一窥时人测绘地图的具体方法。

此后不久，伴随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哈密等地划归新疆，新疆全境正式融合为一个整体。在此种情况下，接到中央命令后，刘锦棠先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札饬北疆各政区自行将本辖区“该管地方四至八到、道里远近、山川险夷、城郭、大小界址、何处毗连及驿站多寡、沿途军台存废一并详细查明，绘图贴说，妥速申覆”外，张起宇又受命绘制北疆地区地图：

钦命二品顶戴、署理甘肃镇迪道粮务兵备道、分省遇缺尽先题奏道英

为札饬事。案奉爵部院刘 札开照得南八城疆域，前经札委张直牧启宇亲历各城测量经纬度数，详加厘定，绘图呈验。旋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缄开测绘事宜五条，又准户部咨开经理疆域等六条，均经先后钞行。该直牧遵照办理各在案。

查南路业经办理完竣，其北路镇迪道各属，暨伊犁、塔尔巴哈台并哈密等属尚未接照星躔度数，计里开方仍难联络一气，了如指掌。应饬该直牧亲往各属游历，就近取阅各地方文武衙门舆图、卷宗，将各该处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及城郭、河渠、村庄、军台塘汛，并中外交界卡伦，参酌现颁台历，测准星度，逐一厘订，绘成总图，详细贴说，回销赍核。

……奉此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厅即便遵照毋违。此札。

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张起宇在绘制北疆地图时，除继续沿用在南疆时候测量经纬度的办法外，还广泛参阅了当地衙门所藏舆图、文书等资料。并且，我们明确得知张起宇不仅要绘制地图，同时还要撰写图说。同时，在所绘地图中，需要表现的内容包括了“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及城郭、河渠、村庄、军台塘汛，并中外交界卡伦”等诸多地理要素。

根据档案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刘锦棠还命令将张起宇所绘地图、图说分发各地方官核对一遍：“本爵部院前饬该守（即张起宇-笔者注）查勘各城疆域，业经同行在案。兹该守绘具图、说前来，应即饬发各属，将所辖地名称谓、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及城郭、河渠、村庄、驿站、卡伦、并中外交界地段逐一查对。如与舆图载相符，应另摹一分存案，仍将原图赍缴；如有舛错，应另摹更正，附原图赍呈核办”。由此可见，此套舆地图集至迟至光绪十五年（1889）三月时已经绘制完毕。

（二）、国图所藏稿本《新疆志》当为张起宇所测绘南疆舆图的图说

张起宇此次测绘的地图，由于资料的缺乏，其具体样式以及是否还流传至今，目前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在检索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国家图书馆藏《新疆志》极有可能是张起宇在光绪十年绘制完南疆部分舆图后，所撰写的图说。

在《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中，国图所藏本《新疆志》编号为“史81563370”，被认定为“清光绪三十二年抄本”。此本封面题为“疆志”，共上下两册，目前国图本《新疆志》已经影印出版。

之所以认为其与张起宇此次南疆地区的舆图测绘活动有关，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在志文结构上，《新疆志》是由南疆图说、喀什噶尔全境图说、英吉沙尔城图说、叶尔羌城图说、和田城图说、玛喇巴什城图说、乌什城图说、阿克苏城图说、拜城县全境图说、库车全境图说、喀喇沙尔城图说等11个“图说”构成。由此，《新疆志》肯定是与某一套舆地图集相配合而存在的。

其次，在成书时间上，《新疆志》成书日期当在光绪十年至十一年（1884-1885年）之间，与张起宇完成此次南疆地区的舆图绘制活动一致。其一，在本书中出现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最晚事件是“光绪十年，龙署丞申请于东西大道及通伊犁各山径新设稽查等卡”。故而本书当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年）后。其二，志文同样提及：“（阿克苏城郭）现新建在旧城南二十五里。俟工竣补注”，由于阿克苏城郭“（光绪）十年……始于城东南三十里择地创建新城。十一年乃将镇道以次各官移驻新城” ，即阿克苏新城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或稍早些即竣工；且本志中，南疆地区只有“军台”条目，而无“驿站”，但是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八日，刘锦棠即上奏“新疆南路军台一律安设驿站酌拟经费章程折”，申请将军台改置为驿站。中央批准此议的命令至迟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二十六日即已经传入新疆，故而，本书应该至迟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完成。由上述所引档案“镇迪道就张直牧绘测北路山川形道地图事札吐鲁番厅文”可知，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之前，张起宇正好刚刚绘制完成南疆舆图。

再次，在志文具体内容上。其一，《新疆志·南疆图说》所反映的舆图格式为：“舆图绘以方格每格定为一度，每度计二百里。旁注度数，有极星高下订南北纬度也；有偏西度数明距京师中线及东西经度也”。说明本图标识有经纬度；而且本志中对于各政区在“疆域”条目下，皆列有整个辖区的经纬度范围，如叶尔羌城“纬度自三十五度至三十九度，经度自三十六度二十五分至四十一度四十分”、玛喇巴什城“纬度自三十八度三十分至三十九度一十分，经度自三十六度二十三分至四十度一十四分”等。这种记载方式与清代前中期载有经纬度值的《西域图志》、《新疆识略》均不同，《西域图志》等书所记经纬度皆是城池等“点”的经纬度，如“镇西府治，北极高四十三度三十九分，距京师偏西二十三度”、“辟展城，其地当极星四十二度八分，中星偏西二十五度”，而非整个辖区“面”的经纬度。故而本书所载经纬度值当非因袭前人，而是是重新测绘的结果。而测量经纬度正是张起宇此次测绘的重点。其二，《新疆志》各图说的基本结构是：疆域、城郭、山名、河源水道、卡伦、军台道路等。其中，在“疆域”条目中，又包括辖境四至、南北距离，经纬度数，所辖村庄等，图说所包含条目内容与前述刘锦棠命令张起宇绘制舆图所包括的“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及城郭、河渠、村庄、军台塘汛，并中外交界卡伦”的条目内容亦属一致。同时，本志还大量引用《新疆识略》等历史文献，与刘锦棠所要求“就近取阅各地方文武衙门舆图、卷宗”亦相符合。

（三）、《新疆四道志》可能即是张起宇所撰新疆舆图图说的最终定本

《新疆四道志》被称为“新疆建省后的第一部通志”。关于《新疆四道志》的作者及成书过程，由于史料极其缺乏，目前学界一直没有定论。笔者推测此志的成书与张起宇光绪年间的舆地图测绘活动有直接的关系，有可能即是张起宇所撰新疆舆图图说的最终定本。

首先，《新疆四道志》名为志书，其实是由“图说”构成。其由镇迪道属迪化县图说、昌吉县图说、阜康县图说、奇台县图说、绥来县图说、镇西厅图说、吐鲁番厅图说、哈密厅图说；阿克苏道属温宿州图说、拜城县图说、乌什厅图说、库车厅图说、喀喇沙尔厅图说；伊塔道属绥定县图说、宁远县图说、库尔喀拉乌苏厅图说、精河厅图说、塔尔巴哈台厅图说；喀什噶尔道属疏勒州图说、疏附县图说、英吉沙尔厅图说、莎车州图说、叶城县图说、和田州图说、于田县图说、玛喇巴什厅图说，共26个图说构成。故而，《新疆四道志》实际上同《新疆志》一样是与某套舆地图集配合而成书的。

其次，《新疆四道志》的纂修时间与张起宇测绘完成的时间大体吻合。李德龙根据本书内所出现时间点及相应政区设置时间推测本书成书于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四年（1890-1898年年）。如前所述，张起宇所撰舆图、图说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曾被刘锦棠分发各属重新校订，《新疆四道志》开始动手进行修撰的时间正好在张起宇绘制完成之后。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新疆四道志》对于帕米尔地区的情形基本并未着笔，考虑到当时帕米尔局势的危急，海英、李源鈵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即开始受命勘察帕米尔地区，经过两个阶段的实地考察，直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最终结束。而《新疆四道志》中紧邻帕米尔地区的“疏附县图说”等图说内容甚少，于此二人的帕米尔地区地理考察报告并未吸收进来，可见，本志可能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甚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之前即已经完成。

再次，《新疆四道志》的南疆部分极有可能即是以《新疆志》为蓝本稍加修订而来。《新疆四道志》北疆部分的基本结构是：疆域、山川、卡伦、驿站、厂务、城郭等项，南疆部分与之相比缺少“厂务”一项，正好与前述《新疆志》内除拜城、乌什、喀喇沙尔之外的8个图说不仅在结构构成，而且在各条目叙述的先后顺序上亦基本一致。同时，除因在二志在成书间隔的时间段内，新疆政区体系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改变而导致政区名称不一、军台改置为相应驿站外，二者关于疆域、山川、卡伦等的记载在具体内容及文字上有极其明显的先后承袭关系。如在拜城县图说“疆域”中，《新疆志》记为：“拜城县东至和色尔台属可齐克滚伯斯达坂，距城二百二十里，与库车连界。西至铜厂山口，距城二百八十里，与阿克苏连界。……”而《新疆四道志》记为：“拜城县城东至和色尔台属可齐克滚伯斯达坂，距城二百一十里，与库车托和奈驿连界。西至铜厂山口，距城二百三十里，与温宿州哈拉玉尔滚驿连界。……”由于《新疆志》编纂时间在前，因此，《新疆四道志》的南疆部分极有可能即是从《新疆志》的基础上，稍加修改而来。

另外，关于《新疆四道志》北疆部分内容的来源亦当与张起宇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测绘北疆的活动有关。前述刘锦棠曾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十八日命令北疆各政区自行绘具本辖区舆图、图说后，吐鲁番厅等相继按照要求造册前来。根据前述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十二日的札文，张起宇必然参考了这批材料，从而最终形成了整个新疆的舆地图和图说。如，在吐鲁番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吐鲁番厅造赉十二驿站书夫马匹月支银两数目路程里数之清册”中，明确上报：“托克逊驿至苏巴什驿九十里……苏巴什驿至阿哈尔布拉克驿八十里……阿哈尔布拉克驿至桑树园子驿六十里……桑树园子驿至库木什阿哈玛驿七十里”，在《新疆四道志》“吐鲁番厅图说·驿站”的记载与之相符。而此四驿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二十一日方才从喀喇沙尔厅移交至吐鲁番厅，因此在《新疆志》中，此四站尚记载在“喀喇沙尔城图说·军台道里”中。张起宇当是在自己实地勘察的同时，参考这些各政区自行绘制的舆图、图说后，最终完成了本次全疆性的绘制舆图、图说的任务。

三、光绪十六年至十七年，光绪《大清会典图》新疆部分的绘图活动

（一）、新疆省赍送会典馆光绪《大清会典图》新疆部分的绘制过程

光绪十二年（1886年），会典馆开馆，开始续修《大清会典》。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会典馆上奏，建议绘制舆图。由于“现在各部院册籍未齐，图亦不全，无可据以入绘”，所以建议“应先拟就开方图式，敬请饰颁各省将军、督抚，遴派留心地理、精于测绘之官绅士子，限期一年，每省绘一省图及所属各府直隶州厅分图、州县分图，解送到馆”。不久，会典馆将画图图、说格式等咨送各地。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十九日，会典馆定《绘图章程》，其后，向理藩院等征集资料。理藩院随后行文新疆巡抚：“前准本院则例馆付，准会典馆文称，查例中所有地名，旧图无考，应于开办之初合图上地名、支河汉港，按省分边地开成详册,行文各省督抚及各将军、都统、办事大臣等访查明确绘图，将此次新增地方随时补入图册等因前来。相应咨行新疆巡抚，限文到迅速将所属新设道厅州县地图、南北路各回城查明大小地名及支河汊港，分晰详细绘画全图送院，以便转送会典馆。事关办理会典，勿迟延可也”。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会典馆颁布续颁章程五条并附表格一纸。同年七月二十六日，护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焘奏请展限延期完成。其奏折原文为：

头品顶戴护理甘肃新疆巡抚开缺新疆布政使臣魏光焘跪奏，为创办新疆省府厅州县总、分各舆图、图说尚未蒇事，请展缓期限，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光绪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会典馆咨称：现办《会典》舆图，将图式、附图说式刊刻颁发，遵照奏定期限，于一年内测绘省图、府直隶厅州图、厅州县图各一分，附以图说，解送到馆。等因。当经行司转饬各属遵办，并派员开局总纂在案。

查新疆幅员辽阔，郡县初开，画界分疆、周勘测绘均属创办，备极繁难。且沿边数千里与俄国及各外部毗连，旧界、新界卡伦、鄂博等类尤关紧要，悉应载入图中，详著为说。参稽考订，动须岁时，开办以来，竭力督催，一年之限，早经届满。现虽大致脱稿，尚须逐细详核，屈计数月以内，仍难一律办齐。

合无仰恳天恩，俯准自本年十一月起，再行展限半年解送，以期详晰核校，俾臻妥善。据布政使饶应祺详请具奏前来。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由此奏折，我们可以得知：1、新疆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收到会典馆绘制舆图咨文。2、收到咨文后，新疆省随即设局编纂。3、此番绘制地图主要难点在初置郡县后的“画界分疆、周勘测绘”以及国界、卡伦、边界鄂博等。4、与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七月，舆图已经“大致脱稿”，但尚未成熟。5、具体负责舆图绘制的为新疆布政使饶应祺。

此后，限于史料缺乏，关于新疆省绘制大清会典图到底有没有最终完成及其完成后的最后形式，学界研究一直没有涉及。笔者有幸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馆藏清内阁大库档案中发现一份新疆巡抚陶模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二十二日向会典馆的咨文，使这一问题最终得以解决，咨文内容是：

头品顶戴兵部侍郎衔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甘肃新疆等处地方陶 为

咨送事。光绪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准贵馆咨开：本馆前知照各省开办地图，奏准定限一年之期。现逾限已久，尚未咨送到馆，势难久待。相应咨催贵抚查照。先将省图、府图咨送到馆以便覆办。州县各图亦宜赶办，陆续咨送，毋再迟误可也。等因到本部院。准此。查新疆通省总散舆图前经委员设局遵照钦定章程分别办理，已于十七年冬一律绘具齐全。适因喀什噶尔道属西南边界与俄龃龉，是以未即递呈。兹准贵馆咨催，应将各图先行汇送，一俟界务定夺，另行补绘送贵馆，请烦查照施行。须至咨者。

计咨送新疆全省府厅州县舆图一分计三十四页，新疆省图说一分计二本。右咨会典馆

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

从此件咨文中，说明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新疆已经基本按会典馆要求绘制完成相应舆图。但因为中俄帕米尔争端，喀什噶尔西南边界未定，故未将所绘舆图及时咨送会典馆。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二十二日，新疆向会典馆咨送了本省绘制的地图及相应图说。随后，会典馆绘图处将之改绘，最终以“新疆省全图、迪化府图、伊犁府图、镇西厅图、库尔喀喇乌苏厅图、精河厅图、塔城厅图、哈密厅图、吐鲁番厅图、喀喇沙尔厅图、库车厅图、乌什厅图、玛喇巴什厅图、英吉沙尔厅图、温宿州图、疏勒州图、莎车州图、和田州图”等形式呈现于光绪《大清会典图》卷217-226。至此，光绪《大清会典图》新疆部分的绘图活动宣告结束。

（二）、国图稿本《新疆省舆地图说》当即新疆省咨会典馆舆地图的“图说”部分

国家图书馆藏有稿本《新疆省舆地图说》两册，目前已经影印出版。其共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新疆省全图说、迪化府图说、迪化县图说、奇台县图说、阜康县图说、昌吉县图说、绥来县图说、伊犁府图说、绥定县图说、宁远县图说、镇西厅图说、库尔喀喇乌苏厅图说、精河厅图说、塔城厅图说、哈密厅图说、吐鲁番厅图说；下册包括：喀喇沙尔厅图说、库车厅图说、乌什厅图说、玛喇巴什厅图说、英吉沙尔厅图说、温宿直隶州图说、拜城县图说、疏勒直隶州图说、疏附县图说、莎车直隶州图说、叶城县图说、和田直隶州图说、于田县图说、罗布淖尔图说，附新疆省沿边界牌卡伦字音异同考。

根据各种资料综合判断，笔者以为国图稿本《新疆省舆地图说》当即新疆省咨会典馆舆地图的“图说”部分。

首先，国图所藏稿本《新疆省舆地图说》当来自于内阁大库藏书。此书曾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之珍本，鉴于清内阁、翰林院藏书皆移往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身的京师图书馆，而在清末内阁大库藏书中，确有“新疆省舆地图说”一书，故而国图所藏此稿本极有可能即是大内旧藏。新疆巡抚陶模在咨呈会典馆时，明确云“新疆省图说一分计二本”，正与内阁大库所藏册数相同。在内容上，会典馆亦云新疆所送材料“图尚详备，说亦明晰，尚可据以绘办”，而《新疆省舆地图说》本身质量亦确实颇佳。国家图书馆在影印本稿本时，认为此书是“民国间抄本”的观点应该有误。因为查阅国家图书馆“数字方志”中此稿本的高清影像可知，新疆西南界、“疏附县图说”言及其西南界、“莎车州图说”言及其西南界、“叶城县图说” 言及其南界时，均贴签注明“待查复填注”。若是民国间抄本的话，只需直接抄录注明即可，远没有贴签的必要；同时，府级政区在言及本政区距京师里距时，“京”字抬一格书写，此点也能侧面证明此本当非民国时抄本。

其次，就内容上，光绪《大清会典图》卷217-226新疆部分各图图说与《新疆省舆地图说》结构及文字极为相似。其一，二者关于府级政区的排序完全一致，而此种政区排序方式与清末新疆其他地理志书的排序均不相同。其二，《新疆省舆地图说》与光绪《大清会典图》中每幅图说在介绍本政区距省治、京师的文字完全一致；且二者都在介绍本区湖泊、河流。虽然文字不尽相同，但主要意思一致。其三，在《新疆省舆地图说》中，“新疆省全图说”在言及新疆西南界、“疏附县图说”言及其西南界、“莎车州图说”言及其西南界、“叶城县图说” 言及其南界时，均贴签注明“待查复填注”；疏附县、莎车州与叶城均位于新疆西南方向，且紧邻帕米尔地区，此正与在咨送地图及图说时，新疆巡抚陶模明确说明喀什噶尔西南边界未定的言辞一致。

再次，《新疆省舆地图说》成书时间亦与绘制大清会典图的时间大致相符。《新疆省舆地图说》中对于行政建置记载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同时，本书中提及巴尔鲁克山借地问题：“巴尔鲁克山地方近年附俄哈萨克在此游牧。按分界约章第四条，载巴尔鲁克山为大清国地，即令该哈萨克迁居俄国属地，亦属碍难。今换此约日，予限十年，该哈萨克仍在巴尔鲁克山内游牧。一俟限满，如两国官员不另行商办，则即将该哈萨克迁回俄属地方”。巴尔鲁克山在塔城西南，在光绪九年（1883年）《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借与俄国十年。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国依据《中俄收回巴尔鲁克山文约》收回了巴尔鲁克山。故而，本书当成书于光绪十四年至十九年（1883-1893年）之间。此恰与新疆绘制大清会典图时间相符。

（三）、《旧刊新疆舆图》可能即是会典馆所藏会典舆图新疆部分经修改后的坊间刊本

台湾成文出版社于1968年曾经影印出版一本《旧刊新疆舆图》。成文出版社在影印本封面注有“据清·不著纂修人名氏，清光绪三十二年铅印本影印”字样。此图集共包括29幅舆地图。各图顺序、图名及比例尺如下表2所示：

表2： 《旧刊新疆舆图》各图顺序、图名及比例尺

目前学界对于此种地图集的绘制过程、资料来源乃至版本情况未有研究。在《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等图书目录中并也未见此时期有相类似的地图集名称著录。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此地图集很大可能是会典馆所藏会典舆图新疆部分经修改后的坊间刊本。笔者尝试论证如下：

首先，《旧刊新疆舆图》是坊间刊本。其一，本图集第一幅图“迪化府图”即产生一明显错误：图上明确标明本图“每方二十五里”（见图1），其中，迪化县南北方向占7个方格，即长275里；而在本图集“迪化县图”中，亦标明“每方二十五里”，而迪化一县南北方向却占去16个方格，即长400里。在地图集的开篇第一幅图中即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在官方正式出版的地图集中是很罕见的。其二，在具体内容上，关于昌吉县部分的洛克伦河与头屯河水系相互关系，《大清会典图•迪化府图》显示有一条较大的东北-西南向河道（即三屯河）将二者联系起来，而《旧刊新疆舆图》的《迪化府图》将之表示为两条独立的河流，遗漏了本区十分重要的三屯河。其三，《旧刊新疆舆图》各府图虽与《大清会典图》基本轮廓一致，但其精细程度远逊于会典图（见图2）。由此三点，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出《旧刊新疆舆图》并非是由官方正式出版的地图集。

图1 《旧刊新疆舆图》“迪化府图”

资料来源：《旧刊新疆舆图》，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页。

图2 《钦定大清会典图》“迪化府图一·中”局部

资料来源：《钦定大清会典图》卷218，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其次，《旧刊新疆舆图》大部分图幅当是以新疆省所赍会典馆的那三十四页舆图为原本修改摹绘而来。《旧刊新疆舆图》虽然刊印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但在本图所反映的时间段上，由于在“库车厅图”中，已经标出“焉耆府界”、“新平县界”字样，说明此时焉耆府、新平县已经成立，则说明本图集反映了光绪二十五年（1895年）三月之后情况；而“和田直隶州图”中，有玛喇巴什厅界字样、阜康县境内尚包括济木萨、吐鲁番图包括辟展，说明此时玛喇巴什厅尚未改置为巴楚州，孚远县、鄯善县尚未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设置。故而，本图所反映的时间段在光绪二十五年（1895年）三月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之间。在此地图集出版之前，除前述张起宇测绘及绘制光绪《大清会典图》的活动外，新疆地区在清末并无其他大规模组织绘制地图的行为。而《旧刊新疆舆图》是包括13个府级政区、9个县级政区舆地图的较大地图集，图上地名、地理事物繁多；且在绘制格式、图例、比例尺方面整齐划一，故而其当是以一次政府组织的系统绘制地图的成果为原型而绘成。会典馆明确规定：“图内开方，省图每方百里；府直隶州图，每方五十里；厅州县图，每方十里。疆界裹广不芥，方数不必拘定格式。大小必须遵照搬出图式，以期画一”，在《旧刊新疆舆图》中，府级政区图基本是“每方五十里”，与会典要求相符；但在县级政区图，却为“每方二十五里”，与会典图要求的“厅州县图，每方十里。疆界裹广不芥，方数不必拘定格式。大小必须遵照搬出图式，以期画一”要求并不一致，不过“每方二十五里”可能是新疆由于面积实在太过广袤而政区偏少，在县级政区图中每方十里则图上方格太多，从而影响图面的无奈画法，且会典馆在最终的《舆地图目录清单》中言及新疆所赍送舆图“新疆新图……方格亦不如法”，当即指此县级政区方格未能“每方十里”。所以本图当是以新疆所赍会典馆的那三十四页舆图为原本。

再次，《旧刊新疆舆图》内容不全，比照前述《新疆省舆地图说》，《新疆省舆地图说》由于与目录上“温宿直隶州图说、疏勒直隶州图说、莎车直隶州图说、和田直隶州图说”不同，在具体的单个图说上，为“温宿州图说、疏勒州图说、莎车州图说、和田州图说”；且图说虽然在讲述本政区建置上标明是直隶州，但是在山、水等地理事物的记叙范围亦只是其亲辖地，而非整个直隶州状况。而会典馆的绘图章程中，明确提及：“先办州县；次府，直隶厅、州；次省图；再合校总图”，《新疆省舆地图说》把温宿直隶州、疏勒直隶州、莎车直隶州、和田直隶州与其亲辖地的图说混在一起了，所以总共只30个图说，而非与舆图34页相配套的34个图说。而在舆图图幅中，按照会典馆的要求，此四直隶州当与其亲辖地相分离，各为一幅地图。照此看来，《旧刊新疆舆图》尚缺少新疆省全图、焉耆府图、新平县图、玛喇巴什厅图、英吉沙尔厅图、温宿州图、莎车直隶州图、莎车州图、叶城县图、于田县图，计10幅图；而多出阿尔泰山图、科布多南部图、俄属沙漫图、俄属宰桑图、坎巨提图共5幅图，合之《旧刊新疆舆图》原有之29幅图，与陶模所咨送会典馆的34幅图数目正好相符。而之所以多出阿尔泰山图、科布多南部图、俄属沙漫图、俄属宰桑图、坎巨提图5幅图，当是与光绪十八年洪均地图卖国案发，会典馆在绘制地图时，由此对于边界问题异常小心，制定“各省外界事关交涉，尤不可轻于更动，今以旧图为准，虽注有新界，概不绘入”的新标准有关。在会典馆《舆地图目录清单》中，明确提及新疆“新疆省全图……临边俱用新界，亦与奏章不合，据旧图、《内府图》补”、“伊犁府图……据新图增其西北外界，据旧图、《内府图》补”、“塔城厅图……据新图增其西北外界，据旧图、《内府图》补”等，而上述俄属沙漫图、俄属宰桑图由于其表示范围皆是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界约后，中国割让俄国的领土；此时中英又正在交涉关于坎巨提宗主权问题，所以此三幅图的产生当即由此机缘，会典馆增绘的结果。关于阿尔泰山图、科布多南部图、增出的原因当与其时科布多、塔尔巴哈台借地案有关。由此，我们即一方面证实《旧刊新疆舆图》的确源于会典馆所藏会典舆图新疆部分；另一方面也能侧面论证出《新疆省舆地图说》恰是新疆省咨会典馆舆地图的“图说”部分。

那么为何《旧刊新疆舆图》与会典馆最终成图相比会缺少10幅图呢？同时，国内有关大清会典图的研究成果在列举国内多个省份利用绘制光绪会典图所成舆地图出版了本省舆地图集时，皆未提及亦曾出版有新疆省舆地图集？

此中答案也许就出在新疆巡抚在提交会典馆时舆图的形态中来。如前所述，在内阁大库实录库第一六三号“大木柜”中，除存放《新疆省舆地图说》外，尚存放“3 广东舆地图说 二函”、“4 吉林舆地图 一册”、“8 湖北图表 七本”、“12 浙省舆图 六本”等全国20个省级政区的舆图集、图说等；结合本木柜中尚存放大量“1 大清会典事例清文副本 二十三函”、“5 黑龙江省应入会典事例 二本”、“7 会典馆卯簿 二十二本”、“30 理藩院造送会典稿件 十本”、“89 钦定会典图 十二本”等文件，笔者大胆猜测此木柜可能即是清宫集中存放会典馆绘图处藏各省赍送来的舆图之所。在此大木柜中，其他省份舆图皆因以册为单位而得以在单独编号而利于保存和整理，而新疆巡抚陶模是按“页”而非装订成“册”赍送新疆舆图，故陶模赍送的34页新疆舆图及会典馆增绘的舆图可能就放在了本木柜“2 各种舆图 四匣”中。不过在散页的状态下并不利于新疆舆图的集中保存。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疆省舆图开始流散，待《旧刊新疆舆图》开始编绘时，或许已经找不到那10幅舆图了。目前，在国家图书馆尚存有“哈密厅图”、“伊犁府图”、“库尔喀喇乌苏图”三幅光绪年间静电复印本舆图（原图藏于大连图书馆），此三幅图皆以“幅”为单位，计里画方，每方五十里，且大小一致，皆为22*32厘米左右。根据绘制时间和“每方五十里”的比例及大小一致，可见属于统一绘制的情况来看，其极有可能即是新疆省赍送会典馆的原图。

另外，光绪十七年（1891年）初，国史馆因续修地理志的需要，也曾咨新疆巡抚，而后饬令府厅州县将“各府厅州县之治所，疆域之四至，距府、距省、距京之远近、官司之领属，以至各府厅州之天度，各厅州县之山隘、水道、城池、村镇、边防、学校、营制、驿传、户口、田赋、物产”等详细造册外，“另绘通省总图、各府厅州及州县分图”一并咨送国史馆。可惜因为资料实在缺乏，目前已经无法得知国史馆舆地图绘制的具体情况。不过由于与会典馆舆地绘制时间，且图幅结构与会典图亦大致一致，因此也有存在有新疆将此与会典图造办合并处理的可能。此后，大规模的新疆普通地图的绘制活动便已经进入二十世纪，到了清末“新政”之后的乡土志稿编纂时期。

总之，通过对档案、政书及其他传世文字文献、舆地图的梳理，特别是清代新疆地方档案的发掘，我们重新“发现”了张起宇从光绪八年至十五年（1882-1889年）的新疆测绘活动；通过对中研院史语所、台北故宫等所藏档案的发掘，使我们清楚了从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1890-1893年）新疆省赍送会典馆舆地图的始末。这两次舆图绘制皆是因为面临重大的现实需要而进行的系统性的全省性绘制地图的行动。以这两次绘制地图的行动为发端，新疆省以这些舆图的图说，汇总成了《新疆志》、《新疆四道志》、《新疆省舆地图说》等新疆建省后最初的一批地理志书，开始了建省后的地方志编纂工程。

由此，梳理清楚19世纪后期新疆的地图测绘活动不仅具有地图学史的价值，而且对于以此为基础而梳理复原建省后新疆地理志书的发展脉络及其相互关系亦有重大的意义。文献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对历史文献进行精确定位，以及梳理清楚文献形成之间的网络关系对我们更好的认知这批文献，以及利用这批文献推动清末新疆历史地理、区域史的研习具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