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渭、杨椿评徐霞客“江源论”新考

周  琦

【提  要】:徐霞客著《溯江纪源》与《江源考》，一反《禹贡》“岷山导江说”，提出“江源金沙说”；在明末清初引起强烈反响。或褒或贬，众说纷纭。从钱谦益为徐霞客立《传》伊始，首肯徐霞客的“江源金沙说”。此后，万斯同、胡渭、全祖望等持反对意见，而李绂、杨椿等则持肯定意见，尤其是1718年康熙帝组织人员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印证了徐霞客 “江源金沙说” 的正确性。

【关键词】: 《禹贡》“岷山导江说”  徐霞客《江源考》  胡渭《禹贡锥指·附论江源》  杨椿《江源记》

【作  者】: 周  琦，副研究员，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浙江台州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近翻检清代康熙时代学者胡渭（1633——1714）的《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版）时，偶发现其卷14下《附论江源》中有论及徐霞客的资料；经核“上海古籍”、“云南人民”版的《徐霞客游记·附编》部分，均无收录。这是笔者十年内第四次发现有关徐霞客新史料，现谨录全文如下

清·胡渭《禹贡锥指·卷14下·附论江源》中论及徐霞客资料

钱谦益《徐霞客传》曰：霞客名弘祖，江阴人，平生好远游。其行也，从一奴或一僧、一杖，二襆被，不治装，不裹粮，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徒步数百里，凌绝壁，冒丛箐，扳援下上，悬渡绠汲，捷如青猿，健如黄犊。尝过丽江，憩点苍，由鸡足而西，出玉门关数千里，至昆仑山，穷星宿海，去中夏三万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风吹衣欲堕。又数千里至西番，还至峨眉山下。

托估客以《溯江纪源》一篇寓余，言《禹贡》岷山导江，乃泛滥中国之始，非发源也。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计其吐纳，江倍于河。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长也。

又辨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只南向半支入中国，惟南龙磅礴半宇内，其脉亦发于昆仑，与金沙江相并南下，环滇池以达五岭。龙长则源脉亦长，江之所以大于河也。其书数万言，皆《桑经》、《郑注》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余撮其大略如此。

古书言昆仑者非一处。一在槐江山南；一在西海之外；《山海经》所言是也。一在于闻，汉武所名之山是也；一在吐蕃，刘元鼎所称“紫山”者是也。霞客云“河出昆仑之北，江出昆仑之南”。其所谓昆仑者，在何地乎？据彼言：出玉门关数千里至昆仑，则昆仑当在西域玉门以东，即是中夏之地。既云出玉门数千里，何又云去中夏三万四千余里乎？即谓“星宿海”，在若是之远，亦属妄言。

昔刘元鼎奉使，自廓州、洪济梁，南行二千三百里，便得昆仑，东距长安止五千里。而都实使还，自星宿海东北至昆仑，亦不过三十日程，何至如霞客所言之远？且西域之昆仑，与星宿海绝无交涉。

万（斯同）季野云：“朶甘思去云南丽江西北，止一千五百里；去四川马湖正西，亦止三千里；苟欲穷星宿海，既至鸡足山，便当由丽江而往，不半月即可达其地”。舍此不由，而更远走玉门关，何也？玉门东距肃州之嘉峪关约九百里，嘉峪南至丽江约五千里，朶甘思去玉门，则六七千里矣。不走千五百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遥，必非人情。意者以汉武所名之昆仑，即都实所指之昆仑乎。

夫汉之昆仑在于闻，元之昆仑在吐蕃，相距可四五千里。而霞客乃浑而一之，其不学无识一至此乎？余谓霞客所言东西南北，茫然无辨，恐未必身历其地。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非但不学无识也。牧齐以为能补《桑经》、《郑注》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过矣。或曰：僧宗泐（明初台州临海籍高僧，曾奉使出使西域）云：黄河出西番抹必力赤巴山，东北流为河源，西南流为犛牛河。犛牛河即丽水，一名金沙江者；自丽江府界，东北流，合若水为泸水。又东北至叙州府，而注于江。霞客言江源自昆·之南，殆谓此耳。然抹必力赤巴非昆仑也。且岷山导江，《经》有明文，其可以丽水为正源乎？霞客不足道，牧斋一代鉅公，文采炫耀。最易动人，故吾特为之辩。

《禹贡》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公认的一部优秀的地理学名篇，被称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区域地理学著作”。它依山川地势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历数各州之方位、山川、土壤、物产，阐明各州的区域差异和区域特征，从而开创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区域性问题的研究。历代学者奉为“中国地理学之祖”，研究著述，代不乏人，胡渭《禹贡锥指》是集历代《禹贡》研究之大成。

胡渭为清朝沿革地理学开山之一。初名渭生，字朏明，一字东樵，浙江德清人。年十二而孤，随其母避寇山谷间，教以书，有志于学。年十五为县学生，其后屡试不第，遂绝功名之念，潜心专攻学术。康熙二十九年（1690），应徐乾学之请，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

从此专攻《禹贡》数十年，终成一部二十卷四十余万言的专著，取《庄子·秋水篇》“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之意，定名《禹贡锥指》；蔚为“禹贡大家”。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南巡，胡渭以《禹贡锥指》书进献，受帝嘉奖，召至南书房值庐赐馔，赐御书诗扇，并御书“耆年笃学”四字以赠。胡渭由此声誉鹊起，与万斯同、毛奇龄、朱彝尊齐名。

《禹贡》研究，除了郑玄、马融、王肃、孔颍达、蔡沈等一些著名经学家外，历代注释、疏证者不可胜数。虽各有千秋，均重在“注”，并未将《禹贡》看成是一部完整的区域地理著作。胡渭重在“解”，即视《禹贡》为一部完整的区域地理著作，非仅限于“注经”，而是触及历代国计民生，这是《禹贡锥指》的价值所在。

徐霞客西至“昆仑山，穷星宿海”，归撰《溯江纪源》与《江源考》，一反当时已流行

数千年的《禹贡》“岷山导江”说，而提出“江源金沙说”新说。这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加之著名学者钱谦益在《徐霞客传》中，高度评价徐霞客探险精神与“江源金沙说”。引起了万斯同、胡渭、全祖望（详见周琦《全祖望评徐霞客新史料〈江源考〉》，载2007年浙江徐霞客旅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等人的不满，他们并不在意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徐霞客，也不在乎“江源金沙说”，而非常在意“一代巨公”钱谦益为徐霞客作《传》，并赞同“江源金沙说”。故胡渭认为：“霞客不足道，牧斋一代巨公，文采炫耀。最易动人，故吾特为之辩。”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已认识到“岷山导江说”的局限性，如《山海经·海内经》就“有巴遂山，绳水（即金沙江）出焉”之记载。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36）记载更详（陈桥驿：《关于徐霞客与江源问题》，载《徐霞客研究古今集成》）。这说明古人长江之源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始终未能突破《尚书·禹贡》“岷山导江说”的藩篱。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对大禹的文化认同”，因大禹是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北起西戎，南至百越，均奉为“正朔”。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精神，更是历代“公而忘私”的典范。又因《禹贡》历来公认为是大禹所作，故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录有《禹贡》全文。古人也并非没认识到《禹贡》“岷山导江说”的局限性，而是出于对大禹的一种文化认同。

当然，有些学者如万斯同、胡渭等也并未认识到“岷山导江说” 的局限性，而“力辩以为（指徐霞客“江源金沙说”）妄”。清初史学家李绂(1675——1750)继钱谦益后，又肯定了徐霞客“江源金沙说”：“以源之远论，当主金沙江；以源之大论，当主鸦砻江。然不如金沙为确，盖金沙较鸦砻又远千九百里，源远则流无不盛者，若岷江则断断不得指为江源也（《穆堂初稿·卷十九·江源考》，续四库本）。”

全祖望明知万斯同、胡渭之说并未入理，而批评李绂“江源金沙说”系“乃祖霞客而复变之”；最后采取“不了而了之”的“模糊哲学”处理方式：“举其大略，而不必确求所证于大荒之外（《鲒埼亭集外编·卷48·江源辨》，四部丛刊本）。”《四库总目提要·昆仑河源考》亦认为“斯同此书，作于康熙之初。核以今所目验，亦尚不尽吻合。然时西域未通，尚未得其实据。”

对徐霞客“江源金沙说”作出客观准确评价的是清初史学家杨椿。杨椿（1676——1753），字农先，江苏武进人。幼颖异。弱冠工古文词，位姜宸英、朱彝尊所赏。康熙五十七年（1718）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分修《政治典要》。雍正初，充《明史》及《一统志》、《国史》三馆纂修官。历擢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兼修《三朝实录》。又与修《宪皇帝实录》。乾隆二年（1737）以原官致仕。家居二载，特召修《明监纲目》。前后居馆局二十余年，校理精密，为三馆所推重。晚年，留京就养，犹日研诸经不辍。杨椿所为古文，李绂、方苞皆极推服。著有《孟邻堂集》二十六卷，别集六卷，又有《周易尚书定本》、《诗经释辨》、《春秋类考》、《周礼订疑》、《稽古录》、《水经注广释》、《古今类纂》及《毗陵科第谱牒》等，（见《清史》本传）并传于世。

杨椿卒后，清代著名地理学家、《水道提纲》作者天台齐召南（1703——1768）为撰《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杨椿墓志铭》。齐召南认为：杨椿在明史学方面的学术能力，可与著名明史专家万斯同相匹敌：“公（杨椿）仕当大显，特以著作高馆局，未得展经济才。而公起草率先，同官以持论过高，总裁亦不全用。尤贯串有明一代事，可匹鄞县万季野（斯同）。”后遂翻检杨椿文集《孟邻堂文钞》（续修四库全书本），在卷十四中又发现了杨椿点评徐霞客的新史料《江源记》（“上海古籍”与“云南人民”版的《徐霞客游记》的附录部分未编入）。现录杨椿《江源记》全文如下：

江源记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23册》）

 江源有三，在在番界。黄河西巴颜哈拉岭七七勒哈纳者，番名岷营合焉，西支自杀虎塘至黄胜关亦合焉。径四川松潘卫西，又南径长宁堡，又东南径茂州西，又西南径灌县城南，分为十余水，绕成都府西至新津县南合为一。又南径嘉定府城东，又径叙州府城东南与金沙江会。金沙江一名阿达母必拉。必拉者，河也。径母鲁乌苏之拜图浑，名母鲁乌苏。又径巴塘，名巴除。又径里雍河屯，名金沙江。又径喀木，又径中甸，又径塔城关，又径云南丽江府，名丽江。其南岸则鹤庆府。又东南径北府土顺州西，与其岸则大理府、姚安府。又东径四川宁远府之红卜苴，与鸦龙江会。鸦龙江其源在青海南，有泉百余，平地涌出，西番名以查楚必拉，蒙古名以七察尔哈瑚，汇为一大川，名杂麻木特河。径里塘，纳东西大水十余，名鸦龙江。径打箭炉之米尼雅克山，名米尼雅克除。又径占对安抚司西，又径喇滚安挖墙脚司西，又径盐源县，名打冲河。又径红卜苴，与金沙江会。其河内属四川，河外属达赖喇嘛。又东径武定府北，其北岸则会理州。折而东，径东川府西，又径昭通府西，其西岸则西昌县。又径马湖府城，马湖江入之，名马湖江。又径叙州府城，与岷江会。自此东南流，径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布政司地，几十千余里，至镇洋县入于海。

明天启中，江阴徐弘祖字霞客，尝至西番，还抵峨眉山下，撰《溯江纪源》，又撰《江源考》几数万言，其书大抵以金沙江为源。德清胡氏朏明力诋之。康熙五十七（1718）年，椿初入史馆，馆师常熟蒋漱芳先生，以圣祖仁皇帝所赐《皇舆图》见示，既又伏读《御制文集》，又得桑格所撰《奉使录》观之，乃知金沙江之源至叙州府六千九百余里；鸦龙江之源至红卜苴三千四百里，又一千六百里至叙州府；而岷江之源至叙州府只一千六百里耳。则言江源自当以金水沙为主。而《禹贡》导江，但言岷山，不言金沙、鸦龙者，以岷山在五服内，金沙、鸦龙之源在五服外也。《汉书·地理志》：蜀郡湔氏道。《禹贡》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盖亦知江水源于徼外，而未穷其所在。又泥《禹贡》岷山之文，故谓岷山在徼外也。若仅今陕西、四川番界之岷山，则汉尝郡县其地矣，乌得谓西徼外乎？夫穷河源者，汉以来不一人，而江源则未有朝使究之者。我朝贡译讫于西戎，圣祖仁皇帝好学之勤，下问之初，故兼得江河之源。而谕旨所颁布乐与人同之，意尤远迈往古。

椿敬案之图录，撮其大概，恭记之如右。而徐霞客以贫老布衣、担簦蹑蹻、远涉万里之外，身殁百余年，其言始征信于圣世，士之遭际，远近固有时乎？附著之，毋使蒙不学无识，大言欺人之恶名焉。

杨椿《江源记》终于解开了长江源之谜。杨椿在《江源记》中追述了旅行家徐霞客西探江源的事迹：“尝至西番，还抵峨眉山下，撰《溯江纪源》，又撰《江源考》几数万言，其书大抵以金沙江为源。”而胡渭《禹贡锥指·卷14下·附论江源》非但不信徐霞客的“江源金沙说”，而推论徐霞客“未必身历其地”，此说是“自欺欺人”：“余谓霞客所言东西南北，茫然无辨，恐未必身历其地。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非但不学无识也。”

康熙五十七年（1718），杨椿“初入史馆，馆师常熟蒋漱芳先生”；蒋漱芳便以1718年康熙帝组织人员绘制完成的第一幅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内有分别为黄河、长江绘制的河源图、江源图）见示杨椿，杨椿既阅《皇舆全览图》，又读“《御制文集》”，“又得桑格所撰《奉使录》观之”，乃知“江源自当以金水沙为主”。在认同徐霞客“江源金沙说”的同时，杨椿亦无意否定《禹贡》“岷山导江说”：“而《禹贡》导江，但言岷山，不言金沙、鸦龙者，以岷山在五服内，金沙、鸦龙之源在五服外也。”当然，杨椿也出于对大禹的文化认同，而不愿否定《禹贡》的“岷山导江说”。

然而杨椿毕竟印证了徐霞客“江源金沙说”，推翻了胡渭对徐霞客的不实之词：“徐霞客以贫老布衣、担簦蹑蹻、远涉万里之外，身殁百余年，其言始征信于圣世。士之遭际，远近固有时乎？附著之，毋使蒙‘不学无识，大言欺人’之恶名焉！”

徐霞客的“江源金沙说”，经康熙朝《皇舆全览图》的印证，杨椿的《江源记》的褒扬，才“身殁百余年，其言始征信于圣世”。这说明真理在未被多数人接受理解的条件下，“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徐霞客的“江源金沙说”，即是非常典型的一例！

2008年浙江省徐霞客旅游文化研讨会论文

转载自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