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内藤湖南与日本挑起的“间岛问题”关系密切，他曾两次被日本参谋本部和外务省任命为嘱托，分别于1905年、1906年及1908年前往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资料搜集和实地调查，提交了两份“间岛问题调查书”。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盛京翔凤阁藏“满文长白山图”，即本文所要讨论的满文“宁古塔朝鲜边境图”（后文简称“宁图”）。1905年内藤湖南第一次进入了盛京故宫，查找了大量清宫资料，此时他发现翔凤阁藏有很多满文地图，包括盛京图、宁图、盛京折叠舆图等。这些深藏内宫的地图，与康雍乾年间制作全国地图有关，内藤尤为感兴趣的是其中的盛京图和宁图，因为两图既与穆克登定界有关，也与日本准备挑起的“间岛问题”有关联。

第二年（1906），内藤湖南再次进入盛京故宫，这一次他拍摄了宁图（内藤湖南称之为“满文长白山图”）、盛京折叠舆图等。在他提交外务省的第二份“间岛问题调查书”中，将宁图的译本作为附图插入。1908年，内藤将在盛京故宫拍到的照片及其他照片共100多幅，予以公开出版，起名叫《满洲写真帖》，但是宁图并不在其中，直到他去世后的第二年（1935），由鸳渊一整理出版了《增补满洲写真帖》（收入180幅照片），才将宁图（蓝写真）作为附图收入，其规格为36cm×34cm，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宁图。然而据鸳渊一说，此时翔凤阁的原图却不知所踪了。

有关宁图的制作年代，日本学者今西春秋曾撰文指出，该图内容与康熙《皇舆全览图》的铜版图很相似，可能出自西方传教士之手，因传教士根据康熙谕旨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开始大地测量工作，康熙四十九年、五十年初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测量，所以他认为该图制作于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年初，即在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之前。此外，美国学者欧立德发表论文认为，宁图反映了康熙十六年（1677）武默讷踏查长白山的成果，其制图年份是康熙三十年（1691），表现了清朝对长白山发祥地的重视。以上两种观点，都没有将宁图与穆克登查界活动联系起来，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对图上信息解读不够，特别是对穆克登两次出边调查中朝边界的事实了解不多。

本文试分析宁图的点线标识，特别是沿鸭绿江、图们江的点线标识，并将其与韩方文献《朝鲜肃宗实录》《北征录》及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舆地图》、法兰西学院收藏的《天下诸国图》中的“穆克登定界图”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分辨出这些点线包含了康熙五十年（1711）、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两次出边考察中朝边界的路线，以及其他未被文献记录的考察路线。此外，通过分析图上的满文地名，以及大、小土门江的标注等，并与《皇舆全览图》的铜版图（康熙五十八年）、木刻版图（康熙六十年，1943年福克司影印）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宁图与《皇舆全览图》的关系，期望判明宁图的制图年代和性质。

二、用点线标注的穆克登第一次考察路线

宁图标注了很多点线，特别是沿着各河流的干流标绘点线。通过与韩方文献的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在中朝边境地区：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地区的点线分布，与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穆克登两次出边考察中朝边界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从其两次出边（柳条边）地点、渡江地点、最远到达地点、返程路线，还是从其在长白山以南的登山路线和住宿处（用圆圈表示）等来看，与韩方文献有关穆克登查界、定界的信息均相吻合。

据史料记载，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调查中朝边界共有两次，一次是在康熙五十年，另一次是在第二年即康熙五十一年，这与清廷制作《皇舆全览图》有关。在此前的康熙四十八年、四十九年康熙帝曾派西方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费隐等前往东北地区进行测量，其足迹到达图们江入海口、乌苏里江及黑龙江地区，于康熙四十九年完成了《盛京全图》《乌苏里江图》《黑龙江口图》等。当地图进呈康熙帝时，他发现鸭绿江、图们江二江之间的地方不详，即长白山地区的二江源头不详，于是在第二年密谕穆克登借调查朝鲜人李万枝越境案前往凤凰城，再从那里转往长白山调查水源。

从宁图可以看到，在鸭绿江中下游两岸遍布点线，这些点线表现的应是穆克登第一次考察路线（见图1）。这条路线出凤凰城边门，向东南行，过草河、汤山城、汤山河、永阿河，到达鸭绿江边的九连城，其对岸是朝鲜义州府。据《朝鲜肃宗实录》记载，穆克登本想在此渡过鸭绿江，从朝鲜境内前往鸭绿江上游的渭源（朝鲜境内），再从那里转往长白山，但却遭到了朝方的反对，其理由是清朝礼部并没有发送查界的咨文，因此在没有皇旨（礼部咨文包含皇旨）的情况下，让清使通过其境内，会留下弊端。由于朝鲜参核使的阻挠，穆克登未能从这里（义州附近）渡过鸭绿江，只能从中国境内前往渭源。

在宁图上前往渭源的路线为：从九连城出发，向东北行，过阿布河、浦西河、苏子街河、长店河，再向北行，到达佟家江支流大沽河、小沽河，之后向东行，到达佟家江边，再沿着叉沟（鸭绿江支流）向东南行到达鸭绿江边，其对岸是朝鲜理山附近。

据《朝鲜肃宗实录》记载，穆克登本想在理山府的云海迁（朝鲜设有把守处）越入朝鲜境内，但又遭到了朝鲜参核使、接伴使的阻挠，其理由是这里并非渭源境，于是双方相持了两日，穆克登不得已继续溯江而上，从渭源郡的乫轩堡渡过了鸭绿江。这里虽然靠近理山府却属于渭源郡，这次得到了朝鲜参核使、接伴使的同意，于是穆克登顺利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如前述，宁图上的渡江地点正是理山附近。

宁图上渡江以后的路线，都是在东南岸朝鲜境内行走，这与《朝鲜肃宗实录》记载也是相符的。穆克登本想到达案发地渭源以后，继续溯鸭绿江而上，前往长白山，却遭到了朝鲜参核使、接伴使的反对。虽然他向朝鲜国王发送咨文寻求支持，但仍无济于事，主要原因如前述，清朝礼部并没有发送有关查界的正式咨文。由于朝鲜官员阻挠其从朝鲜境内行走，穆克登不得已决定放弃考察。他乘小船溯江而上，到达满浦以北15里的狄洞，因水势太急，小船剧烈晃动，折伤了门牙。宁图上显示最远到达“废四郡”西尽头的慈城江（图上标为“gar or bira”，该诺尔河）边。或许由于他未能通过废四郡地区，图上的江两边多为空白，没有多少地理信息。另据《朝鲜肃宗实录》记载，穆克登的回程征得朝方同意，从东南岸朝鲜境内行走，安全返回了义州，渡江回到了凤凰城，再前往热河向皇帝报告。在宁图上标注的从慈城江（该诺尔河）到义州东南岸的点线（朝鲜境内），应为穆克登的回程路线（见图1）。

综上所述，康熙五十年穆克登第一次查边，由于朝鲜的阻挠使他备尝艰辛，不得不从中国境内绕行至渭源，他也未能到达长白山，但正因这次绕行，其得以考察中国境内的鸭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将佟家江下游及与鸭绿江汇流处考察清楚，这对《皇舆全览图》的制作是有益的。第二年，他又从兴京出发，出旺清边门（柳条边），将佟家江上游及鸭绿江上游的头道沟至十二道沟考察清楚。这些踏查活动丰富了《皇舆全览图》鸭绿江流域的地理信息，后来制作的《康熙分府图》设有专门的“鸭绿江图”，就是得益于这两次踏查及此前康熙二十三年（1684）驻防协领勒楚等人的踏查活动。

三、用点线标注的穆克登第二次考察路线

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第二次考察，完成了前往长白山查水源、定界的任务，特别是在长白山东南麓分水岭上树立了“定界碑”（又叫“江源碑”）。有关穆克登定界的中方资料十分有限，而韩方资料相对丰富，其中包括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的摹本即“穆克登定界图”，分别收入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舆地图》（简称“奎图”）和法兰西学院收藏的《天下诸国图》（简称“法图”，图2）中。

奎图、法图中的“穆克登定界图”（见图2），主要表现了穆克登在长白山以南的考察路线，标有两条不同的行进路线：一条是北线，即穆克登带领朝鲜年轻的军官、译官及差使官登上天池的路线；另一条是南线，即清朝二等侍卫布苏伦及朝鲜年老的接伴使朴权、译官金指南等从三池渊前往茂山的路线。图上分别用小三角形和圆圈标注了一行人的住宿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两条路线出现在了宁图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方资料中绝无仅有的，可以与韩方资料进行对照，以了解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水源及下山路线，也可以平息学界对此的争论。

宁图所反映的考察路线为（见图3、4）：从兴京（yen den hoton)出发，过旺清边门（柳条边），向东行，过英额河（佟家江支流）、鸡滩河、佟家江干流，再向东翻过一座山（佟家江、鸭绿江分水岭），到达鸭绿江上游头道沟。从这里开始溯鸭绿江而上，依次过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至十二道沟（道沟均为鸭绿江以北支流），其对岸是朝鲜废四郡地区。

从宁图上看，这个渡江点位于旧噶尔堡（旧乫坡堡）附近，应该就是废四郡东尽头的厚州，这与《朝鲜肃宗实录》及金指南《北征录》相吻合。据《北征录》记载，穆克登为了考察鸭绿江头道沟至十二道沟，费了10天左右的时间，从宁图上看共有10个住宿处（第10个住宿处位于朝鲜境内，见图3、4），可见二者相吻合。

宁图上渡江以后的路线，溯鸭绿江而上，均在朝鲜境内行走，过惠山、吾时川（图上未标地名）、建川沟以后，分作两路，一路向西溯鸭绿江而上，朝着天池方向前进，这应该是穆克登带领朝鲜年轻的军官、译官及差使官的登山路线；另一路向东南越过建川沟，折回吾时川，再翻过一座山（未标地名，应为虚项岭），到达三池渊，再顺洪丹河（红丹水）向下，到达甑山以北与北线会合，这应该是清朝二等侍卫布苏伦及朝鲜年老的接伴使朴权、译官金指南等行进路线。以上用点线标注的长白山以南的两条路线（见图3、4），与韩方的“穆克登定界图”、金指南的《北征录》及朴权的《北征日记》等相吻合。

值得一提的是，宁图上北线人员（穆克登等）的住宿处，与奎图、法图中的“穆克登定界图”（见图2）很相似。如图4所示，自建川沟到图们江发源地，其间共有5个住宿处（小圆圈），除了第二个住宿处，一个标在鸭绿江右岸（宁图），另一个标在鸭绿江左岸（奎图、法图）以外，其他都相同。

另外，宁图的标注极具写实性，提供了观察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水源及下山路线的重要依据。首先看图们江发源地。如图4所示，位于长白山及黑石沟以东，即分水岭（“budai šan”，即布达山）的东北方向，其上游共有三条支流，在中间的支流上标注了“土门江色禽”（tumen giyang sekiyen）字样，即是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源，这个源头和干流都是用粗线标示的，以区别于其他支流。对照今天已知的图们江水流，在北、中、南三条支流中，北支对应今天的弱流河，中间的图们江源对应今天的母树林河（红土水的北支），南支对应今天的红土水。由于母树林河、红土水汇合以后仍称红土水，概而言之，宁图反映了穆克登确定红土水（又叫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正源的事实。

其次看下山路线。从宁图的点线标注来看，北线人马（穆克登等）沿着红土水向下，到达甑山以北与南线人马（布苏伦、朴权等）会合，再顺图们江干流向下到达茂山。实际上，南、北两线人员的会合地点并非在甑山以北，这不过是路线重叠而已。据《北征录》记载，南线人马先于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到达这里，而北线人马于五月二十日才到达这里，他们真正的会合点是其下面渔润江边的朝方设站处。另外，宁图上从甑山往下的路线，都是沿着东南岸朝鲜境内行走，一直到达图们江入海口，其渡江回国地点则是庆源附近，对岸是中国珲春，这些与《北征录》《北征日记》所载穆克登的归程路线也是相吻合的。

四、用点线标注的沿海兰河、嘎呀河及布尔哈通河的考察路线

宁图除了标注沿中朝边界的考察路线以外，还标注了沿中国境内嘎呀河、布尔哈通河及海兰河的考察路线，这是以往史料所没有记载的，是宁图呈现的独一无二的考察信息。这三条路线都与朝鲜国境相连，其中一条在朝鲜防垣（图上标为“wang tan hoton”，王坦城）渡江，另一条在朝鲜庆源附近渡江（见图3）。在庆源附近的渡江路线，恰好是穆克登第二次考察的归国路线；另外，从防垣渡江考察，这关系到穆克登在途中是否分出一部分人马在中国境内考察的问题，然而在事无巨细都记载的金指南日记和朴权日记里都没有提及，其详情不得而知，这也可以说是宁图所呈现的又一独特的考察信息。

宁图沿海兰河的考察路线为：在防垣渡过图们江向西北行，翻过一座山（标有“jiyen men”，集延门）进入海兰河流域，再向西北翻过另一座山即平顶山（ping ding šan）进入布尔哈通河流域，这似乎是为了查看布尔哈通河，但行程就此打住，并没有继续向前，而是翻过平顶山回到了海兰河流域，沿着海兰河溯流而上查看源头，在今天的二道河（海兰河支流）上标注了“大海兰河”（amba hailan bira），即海兰河源头。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考察路线并不止于海兰河流域，而是从巴颜河上游翻过黑山、黄顶子（分水岭），进入二道松花江流域，到达长白山东北坡的三道白河（“ajige turakū”，小兔拉库）源头，可以想象考察人员肯定由此登上了长白山天池。

宁图所标注沿布尔哈通河、嘎呀河的考察路线，在朝鲜庆源附近渡江，又沿图们江向西行，再沿嘎呀河溯流而上，分为两路，一路考察嘎呀河，另一路考察布尔哈通河。这其中，考察布尔哈通河的路线为：沿着干流一直向西，从英额河上游翻过英额岭，进入牡丹江上游，再前往宁古塔城。

有资料显示，这条路线正是穆克登的考察路线，如满文朱批奏折记载穆克登从珲春出发后，经牡丹江上游的毕尔干驿站回到了宁古塔城，这出现在康熙五十一年六月十八日盛京将军唐保柱的奏闻中，其详细内容如下：

奴才唐保柱等谨奏：为奏闻总管穆克登等返回前来事。奴才等派骁骑校阿尔久，前往探穆克登等之信，阿尔久抵宁古塔这边毕尔干河驿站，与穆克登等人会合。据穆克登等之信内称，自命笔帖式苏尔产（苏尔昌，笔者注）任差以来，于五月十八日由小白山起程，二十八日抵清源（庆源，笔者注），前行抵海口查看后，于六月初三日抵珲春，我等跟随宁古塔将军孟俄洛来迎之牧群头目人等，于七月初可抵盛京，等语。为此恭奏以闻。

从引文可知，骁骑校阿尔久与穆克登会合处是“毕尔干河驿站”（见图3），其位置在毕尔干河汇入镜泊湖处，这表明穆克登经此回到了宁古塔城，再转往盛京和北京汇报。

最后，宁图上考察嘎呀河（嘎哈里河）的路线为：沿着干流一直向北，到达哈达河上游，翻过马儿呼里岭，越入牡丹江流域，前往宁古塔城。这是从图们江下游珲春通往宁古塔城的捷径，没有史料记载穆克登是否分出一部分人马从这里前往宁古塔城，其详情不得而知，但也有另一种可能：这也许是康熙四十八年西方传教士雷孝思等人的测绘路线。据记载，传教士曾到过珲春及图们江入海口，还在宁古塔城测得了经纬度，那么，他们极有可能通过这条捷径到达宁古塔城，再转往黑龙江流域进行测绘。

五、“宁古塔朝鲜边境图”的特征及地名分析

宁图系纸本，尺寸不详，也不清楚是否为彩色，其制作方式是绘画式的，突出表现了长白山（以北）地区茂密的森林，以及周围分布的山脉、水系。长白山的画法也是写实的，呈现了诸峰环绕的挺拔山脉，其中间是高山湖泊长白山天池。

宁图所表现的地理范围，并不仅仅包括长白山地区，具体而言，西边至柳条边，北边至松花江与牡丹江汇合处，东边至图们江入海口及朝鲜咸镜道，南边至朝鲜咸镜道、平安道地区。不过由于内藤湖南拍照时四个边并没有照全，留有被切掉的痕迹。宁图所绘朝鲜，只有鸭绿江、图们江沿岸地名，其他内地都是空白。这幅图实际上表现的是宁古塔将军所属地区和朝鲜北部边境的地理信息，如果把《皇舆全览图》的分府图“乌喇图”“宁古塔图”“鸭绿江图”，以及“朝鲜图”的北部（义州至永兴一线）拼合在一起，正好是宁图的地理范围。所谓“满文长白山图”也是内藤湖南命名的，此名称不符合实际范围，原图可能没有具体名称，称之为“宁古塔朝鲜边境图”更符合实际内容。

从宁图的外形上看，无论是河流的形状，还是山脉的走向，均与《皇舆全览图》相似，特别是与铜版图相似，只不过宁图并没有标注经纬度，这是与《皇舆全览图》的最大区别。以下试分析宁图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附近地名，再与《皇舆全览图》的铜版图、木刻版图进行对比，以揭示其相互关系。

宁图鸭绿江、图们江及长白山附近地名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其一是用满语拼写的汉语发音。这类地名最多，如鸭绿江上游的头道沟（teo doo geo）、二道沟（el doo geo）至十二道沟（ši el doo geo），就是典型的汉语发音。另外，大部分朝鲜沿江地名也是用汉语发音表示，如昌城（cang ceng hoton）、伐登城（fa deng hoton）、满浦城（man pu hoton）、秃鲁江（tulubira）、甲山城（jiyašanhoton）等。

其二是接近韩语发音地名。如庆源府（king yuwan fu）、庆兴城（king hing hoton）、地古尔城（“di gu el hoton”，指直洞堡）、辽郭尔城（“liyoo gu el hoton”，指庙洞堡）等。这里“古尔”（gu el）、“郭尔”（gu el）对应韩语的“gul”（굴），意思是“洞”，可见是用满语标注了韩语发音。又如图们江下游的李凤坡（li fung po），也是接近韩语发音，似指“鲤游浦”。另外，鸭绿江边的该诺尔河（“gar or bira”，慈城江）可能也是模拟韩语发音，但不清楚具体对应哪个韩语词。

其三是满语意译地名。如小白山写作“阿几个商坚阿邻”（ajige šanggiyan alin），长白山写作“安巴商坚阿邻”（“amba šanggiyan alin”，大白山），大土门写作“安巴土门”(amba tumen)，小土门写作“阿几个土门”(ajige tumen)，小土门源写作“阿几个土门色禽”(ajige tumen sekiyen)，土门江源写作“土门江色禽”（tumen giyang sekiyen），洪丹河口写作“洪丹必拉昂嘎”（hūng dan bira angga）等。以上宁图中的地名标识，与《皇舆全览图》的铜版图很相似，只是宁图的地名标识不如后者多，比如宁图的鸭绿江下游昌城以下的4个地方空着，只有小方框而没标地名，但《皇舆全览图》铜版图标注了其中两个地名“iju hoton”和“soju”。另外，宁图与《皇舆全览图》铜版图的地名拼写稍有差异，如虚川河，宁图拼写为“sioi cuwan ho bira”，《皇舆全览图》铜版图为“hioi cuwan ho bira”。甲山城，宁图为“jiya šan hoton”，《皇舆全览图》铜版图为“kiya šan hoton”。建川沟，宁图为“jiyan cuwan geo”，《皇舆全览图》铜版图为“giyan cuwan geo”等。这些地名拼写的一个特点是在韩语发音和中文发音间来回摆动，如宁图的“sioi”（虚）、“jiya”（甲）、“jiyan”（建）是中文发音，而《皇舆全览图》铜版图的“hioi”“kiya”“giyan”是韩语发音。

以上宁图、《皇舆全览图》铜版图的鸭绿江、图们江沿江地名（满文），与《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汉文）能够一一对应，但《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出现很多音相似而汉字书写错误的地名，而朝鲜地图则没有这种现象。如《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的“敖登城”正确的书写应为於汀城，“必城”应为碧团，“必东城”应为碧潼城，“未源”应为渭源，“张烋城”应为江界城，“旧噶尔堡”应为旧乫坡堡，“小辰城”为小農城之误（宁图为“siyoo nung hoton”），“谢山”应为惠山；“王坦城”为防垣城之误（宁图为“wang tan hoton”）等。

上面所举《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沿江地名的汉文书写错误，其原因一方面是将满文转写成汉文的过程中出错，另一方面是朝方提供的“朝鲜全图”信息简陋，特别是沿江地名不全，所以制图者无法参考。分析各方文献可知，《皇舆全览图》中的“朝鲜图”，是将穆克登查边图和朝鲜提供的“朝鲜全图”拼合在了一起，这项工作由传教士完成。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了汉文书写错误，未来得及校正而相沿至今。

除此以外，宁图、《皇舆全览图》铜版图及木刻版图有关大、小图们江的标注也值得关注，因为标注略有差异，反映了错误得到修正的过程。如前述，宁图的图们江干流及源头均用粗线表示，还在源头标注了“tumen giyang sekiyen”（土门江色禽，即土门江源）字样，这使得源头和干流看起来很分明，但是文字标注出现了错误，如在干流上（红旗河汇入处）标注了“小土门”，在支流（红旗河）上标注了“大土门”，另在支流（红旗河）的源头标注了“小土门源”，这就造成了图和文字不相符。如果把“大土门”和“小土门”的位置换过来，那么图和文字就相符了，这也是最符合穆克登对水源的看法和定界结果的。

前述宁图的错误标注，在《皇舆全览图》铜版图里得到了部分修正，如支流红旗河上的“大土门”被删除，但仍保留了干流上（红旗河汇入处）的“小土门”，这可能是宁图的影响。与之相比，《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修改得较为彻底，干流上的“小土门”被删除，挪到了支流红旗河上，这样就和源头的“小土门源”相对应，明确了红旗河是支流。但遗憾的是，《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在干流上并没有标注“大土门”，而是画蛇添足地在另一条支流（石乙水）上标注了“土门江”三个字，于是有人误以为石乙水是图们江正源和界河。然而如前述，标有“土门江色禽”的红土水（北支母树林河）才是穆克登确定的正源和界河，这一点通过宁图看得尤为清楚，与奎图、法图也是相吻合的。

从宁图有关大、小土门江的错误标注，在《皇舆全览图》铜版图和《皇舆全览图》木刻版图得到修正的过程来看，宁图的制作年代要早于《皇舆全览图》铜版图、木刻版图。如前述，宁图标注了穆克登两次考察路线，肯定制作于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以后，其制作下限应在《皇舆全览图》制作完成的康熙五十六年，换言之，宁图制作于康熙五十一至五十六年。宁图是在西方传教士对东北地区测绘稿的基础上，经穆克登复查中朝边界以后绘制的地图，即是制作《皇舆全览图》的图稿，或者说草图。

六、结语

“宁古塔朝鲜边境图”中沿着河流水系标有点线，这并非一般的道路信息，而是为了制作《皇舆全览图》进行测绘的路线。其中包括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穆克登两次出边考察中朝边界的路线，经过第二次考察，穆克登成功到达长白山，确定鸭绿江、图们江水源，并在分水岭上立碑定界，其结果反映在了宁图上。在中方有关穆克登定界的资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宁图无疑是研究穆克登定界的珍贵资料，可以与韩方文献如奎章阁《舆地图》、法兰西学院藏《天下诸国图》中的“穆克登定界图”，以及朝鲜译官金指南的日记《北征录》等相互印证。

宁图还揭示了以往文献所没有记载的其他考察路线，如考察海兰河、布尔哈通河、嘎呀河、牡丹江及长白山东北坡的路线。其中，从朝鲜庆源附近渡过图们江，沿布尔哈通河溯流而上，经镜泊湖的毕尔干驿站回到宁古塔城的路线，是穆克登第二次查边的后续考察。而从嘎呀河溯流而上，翻过马儿呼里岭，到达宁古塔城的捷径，有可能是此前西方传教士的测绘路线。这些都表明康熙年间对东北地区的测量，既有西方传教士在测量经纬度方面的功劳，也有包括穆克登在内的中方人员实地踏查的成果，尤其是沿河流干流及其源头的调查，多由当地中国人担当。可见，中西双方人员共同成就了《皇舆全览图》的辉煌，但以往受到史料的限制，对中方人员的考察了解不多，而宁图恰恰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总之，宁图制作于康熙五十一至五十六年。宁图是在传教士对东北地区测绘稿的基础上，经穆克登复查中朝边界以后绘制的地图，主要表现了宁古塔将军所属地区和朝鲜北部边境的地理信息。概而言之，可称之为“宁古塔朝鲜边境图”，而内藤湖南命名的“满文长白山图”则与该图的实际范围及内容不相符。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4年第2辑第29—3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