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长时段”：并未完结的演变过程

    同治十三年(1874年)明仙峪、马房峪洪水大灾才过两年，晋水流域便同样遇到光绪初年波及秦、晋、豫等北方地区的大旱灾。不同的是，虽然此次灾害山西受灾最重，但太原地区、尤其是资晋水灌溉之利的平原区相对受灾较轻，而西山诸峪及山区村庄却受到严重打击。人口亡失严重，煤窑大都荒废成为灾后山区的普遍现象。刘大鹏在《明仙峪志》中专辟户口一则，对灾前灾后户口进行比较，其问亦深切：

    明仙峪中村庄凡四：曰明仙村，曰瓦窑村，曰上白云村，曰下白云村。昔年家给人足，生齿甚繁，煤窑、矾厂，各村皆旺。至光绪丁丑(三年)岁大祲，道馑想望，晋人死亡大半，山村更甚，竞至十分之八九，而一峪人民遗留无几，数十年来元气终莫能复。辛亥(宣统三年)变后，政号共和，而峪中户口仍旧寥寥，温饱之家十之一二，穷苦之家十之八九，凋敝情形殊堪恻悯，非但无读书之士，而且无识字之人。……四村之人男多而妇少，而且有一男即为一户者。均藉开采煤矿为生计。峪中煤窑为数无多，亦无畅旺之窑，并无造矾之厂，虽有丁男，均作窑黑子，生计艰难，莫能娶妻生子，则户口何以能多，生齿何望其繁乎?[50]    应该说，山区人口灾后亡失严重且长期难以恢复，与山民只靠挖煤而无耕作直接相关。不仅如此，“峪水为灾”还给晋水流域带来了严重而长期的消极后果，这就是一些村庄的消失和大量农田的毁灭。晋祠镇和长巷村中间的西堡村就是一例。《晋水志》载，西堡村原“有数十家，后渐减少，届同治十三年仅存数家而已，是年四月二十三日夜，雷雨大作，马房峪水暴发，涧河横溢，只留一家，人仅一口。逾三岁至光绪三年大祲，一家亦亡，村随减其河务，归并于长巷村。”[51]这样一种趋势在光绪初年自然灾害后并没有停止。1921年，晋水《河册》保留了因峪水暴发和汾水泛滥而减少的村庄和田地数字，这里不妨抄录如下：

    民国期间，晋水灌溉村庄三十一个，灌溉面积二百六十顷十六亩，民国期间比清代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浇地村庄减少四个，计有西堡村、野场、东庄营、马圈屯。浇地面积减少六顷四十八亩，考察其减少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西边山各河沟山洪暴发，冲毁水地不能耕种，有八个村共减少水地面积十三顷二十亩，其中：晋祠一顷八十四亩、纸房五十三亩、赤桥一顷五十三亩、金胜一顷四十亩、索村一顷九十九亩、王郭三顷、南张二顷二十三亩、北大寺九十七亩；其二，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汾河大水泛滥，太原城郊土地被淹，十室九空，惨不忍睹。这次汾河泛滥使汾河岸边的土地大为淤高，部分土地不能引晋水灌溉，而退出晋祠水例，计有七个村庄，减少浇地面积四十九顷二十八亩，其中：小站营十顷、小站二顷五十亩、马圈四顷五十亩、五府营三顷六十九亩、万花堡二顷十三亩、东庄十一顷八十六亩、东庄营十四顷六十亩。[52]

    新中国建立之后，晋祠水权统归国家所有，1951年传统的“渠长制”为晋源县水利委员会所取代。1951年秋，灌区开展“反水霸、反封建水规、反本位主义”的三反运动，以亩计征，按作物需水轮灌、跟水行浇的灌溉办法彻底取代了旧有的浇水轮程制。同时，灌区进行了一系列渠系改建、渠道防渗、平田整地等工程建设，大大提高了晋水的浇地面积，扩大了晋水的受益村庄。据《晋祠水利志》言，灌溉面积由建国前的1733公顷发展到2800公顷；受益村庄由建国前的31个发展到42个。[53]然而，1960年代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及流域区内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晋水流域又一次出现了用水紧张的严重矛盾。1960年春，太原氮肥厂开始投产，晋祠泉水第一次大量用于工业生产，当年流域粮食即减产91万斤。1962年，氮肥厂在明仙峪、兰居寺、难老泉三处所凿7眼深井开始抽水，骤使晋水流量大幅下降。1972年，晋祠三泉中的善利、鱼沼二泉干涸。1970年代后期，清徐平泉、梁泉两个自流井及洞儿沟自流井的启用，使晋水流量进一步减少。再过20年，难老泉最终熬到老期，于1993年4月30日彻底断流。[54]如今，“晋祠大米”不仅种植面积大为减少，而且此大米已非彼大米，资晋水之利而形成的传统水磨业、造纸业也随晋水流量的减少而没落，我们只能在田野工作中寻找到零星的旧水磨和造纸工具。想想两千多年来哺育三晋文明滋养民众生产生活的滔滔晋水竟然无情断流，读读诗圣李白那“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清潭写翠娥”美妙诗句，再瞠目定睛品味至今难老泉亭明人傅山所题之“难老”匾额，真令人徒生今昔之感!

还有不能不提的是，明清以来形成的西山诸峪植被破坏、树木减少、滥采滥挖、山洪肆虐等现象非但没有停止，且有愈演愈烈之势。1920年代，刘大鹏在《明仙峪志》、《柳子峪志》中描述的许多地方仍泉水流溢、树木苍翠的情景已一去不返，甚至那些本身就富有水草之美的地名，如今乡老人山也难见其迹，或者干脆在记忆中磨灭。我们还是以当时刘大鹏眼里“九峪之最劣者”之明仙峪为例，看看80年前一些地方的生态状况。滴水岩“其水淙淙滴滴，逾崖下泄，响答山谷”；桃沟“其中桃树可数十株”；酸枣沟“沟名酸枣气澄清，荆棘纷披不可行”；姑姑洞坪“旁则老松屹峙，如掌华盖”；明仙村“层峦叠嶂间栋宇相望，桑梓接连”；柏树岩“柏树若霁，俨如翠屏”；条子洼“嘉卉灌丛，蔚若邓林”；流水泉沟“其水清洌，饮之甚甘”；梨树沟“山高沟浅白花迷，其实离离树缀梨”；下自云村“住居枣树林中”；桃园“春则桃之天天，灼灼其华；秋则桃之离离，红碧错杂”；蘑菇坪“蘑菇丛生，飑飑纷纷”；香树坪“香树灌林蔚若邓林”等等。[55]显然，民国时代明仙峪生态环境已大大不如明清之前，但较之再后的岁月仍略胜一筹。民国以来，阎锡山地方政府虽将植树作为“六政三事”来抓，但明仙峪经过明清以来数百年的滥垦滥挖，宜于植树的地方竟然寥寥无几。《明仙峪志》有“树木”一则曰：

民国成立以来，政重森林，年年官令各处栽种树木。吾晋尤重斯政，明仙峪人家稀少，虽奉官令春季栽树，究之所植无多，而宜于植树之处，亦寥寥无几，故植数年见效未多。[56]

    建国以后，虽然政府大力推进植树造林，近20年来又有专门的“植树节”，但在西山山区及诸峪效果并不明显。如今除个别如天龙山一些山间可以看到少量松柏树木外，大部分地区已无森林可言，只不过零星灌木、荆棘、杂草而已。

    更为严重的是，对西山诸峪煤、矾、石等资源的无度开采，其规模程度都大大超过以往，环境恶化的后果也更加严重。以风峪为例，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风峪八村就普遍以集体所有制形式开办煤窑，采矿的办法仍然沿用传统的“树枝状”。1960年代开始使用机械采煤。1980年代后，西山地区的矿产开发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仅风峪一地政府批准的煤矿就有近20家，私采私挖的小煤窑更是漫山遍野。现晋源区水务局局长在《风峪沙河水利资源》一文中也直言不讳地写道：“流域店头村以上为沙页岩土石山区，一般杂草、灌木植被较好，沟掌有少许森林，地下多煤层，沟底煤窑较多，约60—70座，沟内到处可见矿口、煤堆、矿渣、污水，又黑又脏。店头村以下为质岩土石山区，植被较差，因此石料场较多，可以说到处开山采石，植被破坏严重，石料场约有20余个，石膏窑6—7个，沟内开窑开矿，往来运输，甚是繁荣热闹，嘈杂和尘土飞扬。”[57]可以想见，一个流域面积只有不足40公里的风峪山区，却有百余座煤窑、石膏窑、石料场分布其间，真到了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地步。还有，1980年代后，太原市最大的煤矿集团西山煤矿集团所属官地矿和自家庄矿均在西山地区开始大型开采，造成严重地表塌陷和地面裂缝的后果。据200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要子庄和周家庄两个行政村塌陷最大长度达500—600米，宽度120米左右，要子庄东南出现严重地面裂缝，在约35米宽度范围内有四条平行排列的地面裂缝，其裂缝宽度在1米左右。[58]地表塌陷不仅使土壤退化和土地生产力下降，而且使地下水和地表水发生不同程度的泄露，进而影响水循环，导致井泉干涸，水源枯竭，环境恶化，居民生存生活的基本条件受到威胁。1980年代后，赵家山、箱子沟、店头、程家峪、王家庄、田家庄、黄冶村、要子庄、周家庄等所谓“风峪九村”至今已全部迁出山外另建新村。明清时代人口向山区进发定居开采，如今人们迫于环境的压力又不得不迁出山外，一入一出，沧桑百年。笔端至此，能不浩叹!

    晋水流域“峪水为灾”的现象建国以后也没有彻底根除。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各级政府从兴利除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局出发，对西山诸峪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治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开挖新河、疏治河道、加固堤防、植树造林、小流域治理等等措施可谓应有尽有，发动组织群众、设法筹措经费、解决木材、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问题等亦可谓不遗余力。但由于山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每遇山洪，尤其是特大山洪，仍不免造成严重水灾。现在明仙峪口河床已高出两岸村庄3—5米，柳子峪沙河下游已无固定河道，洪水漫流为三条沙河，水灾的危险仍不能免除。据新修当地方志载：1956年8月暴雨，风峪、柳子峪、开化峪三条沙河13处决口，沿线许多村庄受灾严重；1975年8月底，西山及晋祠一带两日连降暴雨，沙河决口，150余亩土地被冲毁；1981年7月，风峪沟山洪再次暴发，泥石大泄，洪流每秒40立方米。卷走马车2辆，拖拉机3台。[59]

    世纪之交，科学发展观已成为举国上下的伟大实践，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时值夏季，在驱车前往晋祠的太汾公路上，远眺西山，布满山野的幼嫩树木已依稀可见，难老泉的泉水据说也已开始复出。只是，人们在欣赏之余仍不免一份忐忑。

生态环境与自然灾害是一对互相作用的孪生兄弟。自然灾害可以造成生态环境短期或长期的危机和恶化，良好的生态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止或减缓灾害的发生和受灾程度。反之，生态环境的恶化可以促使或加剧灾害的发生，灾害的频繁发生又会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环境与灾害的演变过程，只是一个较小区域的个案，但它映照的却是一个普遍的历史事实。环境演变虽已“时过境迁”，历史的教训却应警钟长鸣。

注释：

    ①伊懋可《导论》，载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2001年12月版第1页。

    ②[德]约阿西姆、拉德卡著，王国豫、付天海译：《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页。

    ③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④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⑤参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⑥[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5月版，第8页。

    ⑦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⑧[德]约阿希姆、拉德卡前揭书，第6页。

    ⑨⑩[德]约阿希姆、拉德卡前揭书，前言第2页。

⑾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8页。以下仅以《晋祠志》出之。

⑿刘大鹏：《晋水志》卷2，旧制。稿本复印件现存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⒀《元和郡县志》晋阳县。

⒁⒄⒅《晋祠志》(上册)，第l25页，第127页，第138页。

⒂太原市南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太原市南郊区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96页。

    ⒃胡克毅、魏民主编，张德一撰稿：《晋源史话》，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⒆《晋祠志》(中册)，第953页。

⒇按，晋祠地区一担面约有168市斤。参见郝润川：《晋祠水磨》，见杜锦华主编：《晋阳文史资料》第5辑，第246页。

[21]郭华：《赤桥传统造纸》，载王海主编：《古村赤桥》，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179—188页。

    [22]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46—47页。

    [23]刘容亭：《兰村、纸房、赤桥三村之草纸调查》，载《新农村》第3、4期合刊。

    [24]见刘容亭上揭文。

    [25]道光《太原县志》卷2，山川。

    [26]引自《晋祠志》(中册)，第718页。

[27][28]《晋祠志》(中册)，第1039页，第1040页。

[29]道光《太原县志》卷2，城垣。

    [30]行龙：《要重视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光明日报》2001年12月4日。《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31]清代人口统计单位前后不一，“丁”仅指16至60岁的“成丁”。一般研究者认为，丁与口的比例约为1：5。参见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章“人口数量的演变”。

    [32]道光《太原县志》卷3，田赋。

    [33]袁汉城：《九营十八寨与明军屯考》，载《晋阳文史资料》第6辑。政协太原市晋源区文史资料委员会2002年9月印行。

[34]参见拙文《多村庄祭奠中的国家与社会——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载《史林》2005年第4期。

[35][36]《晋祠志》(中册)，第1138页，第1120页。

[37]刘大鹏：《明仙峪记序》，见《晋祠志》(中册)，第1102页。

[38][39][40][41][43][44]《晋祠志》(下册)第1247页，第1243页，第1403页，第1409页，第1406页，第1214页。

[42][45]《晋祠志》(中册)第1137页，第1107页。

[46]道光《太原县志》卷2，山川。

    [47]道光《太原县志》卷2，水利。

    [48]刘大鹏《晋水志》卷2，第10页。

[49]参见[德]约阿希姆、拉德卡前揭书，第3页。

[50]《晋祠志》(中册)第1177页。

    [51]《晋水志》卷3，水利，第12页。

    [52][53]转引自《晋祠水利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第3页。

[54]以上均见《晋祠水利志》第6章，晋祠水利大事记。

[55]以上均见《明仙峪志》，载《晋祠志》(中册)。

    [56]《晋祠志》(中册)，第1182页。

[57]见《晋阳文史资料》第7辑，2003年12月“风峪专辑”。

[58]王献民(晋源区国土资源局局长)：《土地复垦项目状况》，见《晋阳文史资料》第7辑，“风峪专辑”。

[59]太原市南郊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太原市南郊区志》，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3页。

作者简介：行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太原030006)

原载《史林》(沪)，2006．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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