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峪水为灾”为中心的田野考察与研究

行龙

明清史2006．7

    摘要：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人口增长、资源紧张、开发无度、环境恶化、灾害(尤其是峪水灾害)频仍，山西省城太原南郊著名的晋祠泉水10年前已彻底断流，晋水流域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环境的演变虽然“时过境迁”，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

关键词：晋水／环境／灾害／田野考察

引言：“时过境迁”环境史

    全球范围内的环境和生态危机使现代意义上的环境史学科应时而生。

    然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却比环境史要早了许多。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研究领域，它的(笔者按指环境史)学术思想渊源也许可以追溯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西欧，尤其是自然主义者、医官、和行政官员，他们关心全然不熟悉的热带环境，以及西欧人对这些环境之破坏”。①德国学者约阿西姆、拉德卡则认为：“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和自然的统一依然是一个古老而又十分有趣的梦。早在十九世纪的历史著作中，生物自然主义(Koselleck)就已经蔓延。批判的环境史恐怕开始于历史著作中早已存在的野史中”。②如此看来，中国环境史的学术渊源更加悠久，即以第一部真正系统的史书《春秋》算起，至今也有两千多年的时间，遑论难以胜计的神话传说和“稗官野史”。如果将环境史的视野放得更加宏阔一点，我们是否可以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有关环境变迁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已成为史书的内容之一，中国环境史的学术渊源其实比西欧要早得多。“大禹治水”、“精卫填海”这样的传说故事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不也是非常重要的“文本”吗?

    学科的产生其实是对现实的回应，亦即时代的产儿。现代学科意义上环境史的出现实在是日益严重的环境和生态危机催生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大国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发展和破坏结伴而生：一方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资源和原料的大量消耗。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物种缩减、疾病增多、土地紧张、森林萎缩等等环境和生态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繁荣背后的隐患，一种缺乏安全、甚至是危机四伏的焦灼感笼罩着地球上那块最发达的区域。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氛围中，人们开始反思自己赖以生存和习以为常的工业文明，以及这种文明带来的幸福与不幸。由是，席卷西方的“环境主义运动”越卷越大，以环境主义为理论指导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环境史应时而生。就像工业化的浪潮由西而东一样，环境史首先在美国呱呱坠地。包茂宏认为，以人类和环境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最早于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其标志是海斯《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和纳什《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两部著作的出版。③对中国环境史有组织的合作研究始于1993年年底由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和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联合在香港举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此会的成果便是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对环境史研究也开始重视起来，管见所及，师兄夏明芳用力甚勤，朱士光、萧正洪、王利华等人也有相关成果问世。2005年似乎是中国史学界的“环境史年”，笔者所知相关学术会议就有四个：“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南开大学)；“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对环境的作用与影响”(陕西师范大学)；“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明清以来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山西大学)。

    然而，环境史是什么?环境史研究的范畴又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些关涉学科创立的基本问题事实上仍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梅雪芹在新近出版的《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中这样评断：“由于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不长，因而尚难对环境史做出全面的总结和定论。即使环境史学家对于什么是环境史、如何界定环境史的对象等，也有各自的理解”。④1979年即出版《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并获美国历史学最高奖、近年来在国内颇得推崇的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诙谐地说：“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⑤这里我们不必过多地去讨论学科意义上环境史的定义和范畴，看看实践层面上布罗代尔那部享有声誉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环境史之“宏阔”也足以让人“头晕目眩”。众所周知，这是一部体现布氏“三时段”历史观的代表作，其中“第一部分环境的作用”，“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⑥这里涉及的“环境”包括山脉、山区、高原、山坡地、丘陵、平原、大海、海峡、陆地、岛屿、沙漠、绿洲、大西洋、气候、灾害、季节、流行病、交通、航运、道路等等，甚至还有资源、山民、水利、迁徙、城市、贫困、商队、侨商、经济、人口、粮食等内容。国内的环境史研究也相当宽泛，一篇综述“生态环境变迁史”的文章就涉及到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关系、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灾害与疾疫问题、气候变迁等5个方面。⑦可以说，“很久以来，环境史常常以色彩斑斓的大杂烩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⑧也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环境史学科尚在成型的过程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环境史只有在研究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形成自身的学科理论体系，并且确定其在史学园林中的地位。

    环境史首先是一种“时过境迁”的环境史。结合国内环境史研究的现状，笔者以为，在环境史研究的起步阶段，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应当引起研究者警觉。第一，环境史应当“走向田野和社会”。“环境史的主要魅力在于，它激励人们不只是在‘历史的遗迹’，而是在更广袤的土地上发现历史”。⑨环境史研究需要“流浪者的目光”，需要研究者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去发现、去体验环境变迁的历史。如果说，有些学科、包括历史学的一些专门领域可以在书斋和图书馆做出一流学问的话，环境史这样的实证性学科脱离开田野和实践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连现实环境状况都没有亲身体验、甚至“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怎样悬想和构筑出优秀的环境史著述来。第二，环境史研究要从区域史做起。环境几近无所不包，一个地区与另外一个地区也许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各种自然环境条件错综杂陈的国度。所以，“环境史的真正突破恐怕只有通过对各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才能实现”。⑩选择一个具体的区域进行田野考察和研究，也许是起步阶段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正途之一。第三，环境史研究要有“长时段”的眼光。环境变迁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缓慢过程，现实环境的恶化是长期积累和演变的结果。环境变迁过程中虽然不排除有地震、火山爆发等突发的灾难，但此类生态灾难往往会带来深远的环境影响。因此，环境史研究应关注自然环境长时期的演变过程，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视角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当是很好的借鉴。

基于以上对环境史的初步认识，本文试图在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的基础上，对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环境变迁与水灾、特别是“峪水为灾”现象进行个案研究。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一“枕水际山”：晋水流域的环境要素

    “环境”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它既属自然，又属人文。气候、土地、山脉、海洋、河流、森林、矿产、生物、作物、灾害等等都与之直接或间接相关。然而，对于一个具体的区域而言，除了气候这样的大环境变迁之外，每一个不同的区域都有其自身的环境特性，亦即决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环境史的研究应避免罗列各种环境因素的弊端，而应抓住区域环境要素，凸现区域特征，真正找出环境与区域社会变迁的脉络。“南涝北旱”本是一般意义上中国南北方的主要差异，但在北方也不排除发生严重水灾的可能。地处北方黄土高原的晋水流域历史时期也曾发生过严重的水灾，其环境要素就是方志中历来引以为豪的“枕水际山”的描述。

    晋水流域以晋水得名，晋水即至今仍颇负盛名的晋祠园林中以难老、鱼沼、善利三泉汇合而成的泉水。此区域地处山西省会太原西南部，今属太原市晋源区，包括金胜、晋祠、姚村三镇和晋源、罗城、义井三个街道办事处。鸟瞰太原市区图，汾河自北而南贯穿其中，西南部晋水流域背靠西山，中有晋水四河穿流其间，再东即濒临汾河。“枕水际山”四字确是其地形特征的简要概括，同时也是决定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要素。

    晋水的开发和利用历史悠久。史载，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晋世卿智伯联合韩魏欲取赵氏晋阳城(今古城营村遗址)，然晋阳城固若金汤，“三月不拔”，于是开渠决晋水而灌之，城中“悬釜而饮，易子而食”。后赵襄子与韩魏媾和反攻智伯，智伯兵败身亡，晋阳解围，三家分晋，战国纷争的局面由此拉开序幕，“智伯渠”也由此得名。汉代以后，当地民人开始利用“智伯渠”渠道旧迹，灌溉田亩。隋唐时期，晋水进一步得到开发，溉田面积进一步扩大，又两次修建跨越汾河的渡槽工程，将晋水引入对岸的东城。至此，北河、南河、中河、陆堡河四河渠系基本形成。同时，晋阳城经历代增充扩建，至唐代已形成横跨汾河两岸、由都城、东城、中城组合而成规模宏壮的“龙城”。

    宋代晋水灌溉系统进一步完善，溉田面积达到鼎盛时期。时，太原尉陈知白鉴于“晋水奔流，溉田无多，诸多田畴，水虽能及，乃民皆惧以水增赋，悉不敢溉之为用，水竟付之东流”的现状，剀切晓谕，浚晋水水源为十分，并划定三七配水比例，使晋水管理有了简而易行的制度。于是，“凡溉田数万亩，民利于是大溥”。⑾

    唐宋以后直至元末，太原城郊成为中原统治者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争夺交战的重地。923年李存勖建后唐定晋阳为“西京”；936年石敬瑭建后晋在晋阳称帝；947年刘知远建后汉又称帝于晋阳；951年刘崇建北汉也在晋阳。少数民族政权一溜烟的南下称雄，晋阳城郊一系列的建设与毁坏，真应了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名句。尤应指出的是，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光义第三次征讨北汉，竟放火焚烧经营千年的晋阳古城，次年又复演智伯旧剧，引晋水、汾水狂灌晋阳废墟，晋水又一次扮演了变利为害的角色。连绵不断的战事，使晋水渠系遭到严重破坏，争水冲突日趋激烈，所谓“水利虽云溥博，而水争则极纷纭”。⑿

    宋毁古晋阳城后，筑平晋县城于今汾河东岸小店区城西村之东，明洪武初年平晋县城又被洪水所没，复徙县治于汾水以西晋阳古城遗址。洪武八年(1375)，太祖朱元璋废平晋县为太原县，清代仍袭之。在晋水利用方面，明清两代用水制度更加严密，尤其是清雍正七年(1729)，太原知县龚新特设晋祠总河渠甲一名管理晋水全河事务，同时增定禁饬事宜7款，从各方面限制规范渠甲权力，并通令各河一体执行，至此晋水流域各河渠及村庄普遍丈量田亩、清造《河册》，晋水总河及四河溉田村庄进一步明确：

    总河：晋祠、赤桥、纸房。

北河上河：西镇、花塔、硬底、南城角、沟里、壑里、杨家北头、县民、古城营、罗城、金胜、董茹。

北河下河：赤桥、硬底、小站营、五府营、马圈屯。

南河上河：索村、东院、枣园头。

    南河下河：王郭、南张。

    中河：长巷、西堡、南大寺、三家、东庄、万花堡、东庄营。

    陆堡河：纸房、塔院、北大寺、东庄。

    以上赤桥村得总河、北河下河之水，硬底村得北河上、下河之水，东庄得中河和陆堡河之水。又，新庄村地处南河末梢，濠荒村、野场村位居四河退水的清水河畔，此三村虽无水例却沾晋水灌溉之利。这样，晋水实际灌田波及到流域共36村。晋水泱泱，惠泽三晋，历来是该地区经济发展民生富足的根本。乾隆年间以力争总河利益而“名扬乡里”的杨廷璇曾作一长联，表达的正是乡民对晋水恩泽的无限情怀：

    溉汾西千顷田三分南七分北浩浩同流数十里淆之不浊

    出翁山一片石冷于夏温于冬渊渊有本亿万年与世长清

    杨氏这里所谓的“冷于夏温于冬”确是晋水的特质。现代科学测量表明，晋水水温常年为17.5摄氏度，并含有丰富的钾、矾等矿物质，加上晋水流域土壤肥沃而略带碱性，是北方地区少有的宜于农耕的“水田沃土”。晋水浇灌了源远流长的三晋文明，同时赐给了晋水流域特有的水利产业。

    晋水流域最负盛名的农作物是因晋水浇灌的晋祠大米。晋祠大米在此特定区域水土的滋润下，洁白纤长，“味殊精美”。至今乡民仍称它与天津小站大米一样同为华北地区的米中珍品，甚至一度曾作为“贡品”。按《元和郡县志》“隋开皇六年，引晋水溉稻田，周回四十一里”⒀的说法，晋祠大米至少也有1400年以上的历史。当地人称稻田为水田，又称稻畦。四周筑埂排列整齐依次灌水的一块块稻畦在晋水流域远看不可望极，刘大鹏说：“晋水所溉稻畦甚多，无虑数千百亩”。⒁据载，1936年，晋祠大米种植面积共4319亩，平均亩产125公斤，总产量达100万斤以上。⒂

与晋祠大米一样得益于水土而闻名的是大寺莲藕。大寺以北齐创建崇福寺得名，分南大寺、北大寺两个村庄，毗邻晋祠，中河、陆堡河分别灌之。“大寺荷风”为晋祠著名的外八景之一，清代杨二酉“莲村千顷色，真作万荷庄”的诗句，描写的正是大寺莲藕景色。据称，大寺莲藕切开后丝长尺余，可谓“藕断丝连”，制成凉菜可存放七八日而色香味不变。旧时祁县、太谷、平遥一带商家字号逢年过节总要专程前来购买，甚至远销张家口、内蒙、北京、天津等地。⒃大寺莲藕通常在春季芒种前后埋莲秧于稻田，故而有“水地则种稻与莲”之说。⒄

水磨业是得晋水之利的一大产业。据嘉祷八年《重广水利记》“碾竖之具鳞次而动”推断，晋水流域的水磨业至迟在宋代已经出现。晋水流域地势西高东低，水流湍急，利用水流的重力势能带动石磨加工粮食的水磨业由此形成。刘大鹏《晋祠志》载，晋水流域计有水磨65盘，其中北河13盘，南河10盘，中河28盘，陆堡河15盘。水磨加工粮食需经过水洗、去皮保持纯净，食品品质不易破坏，且有营养高、味道正、口感柔软香醇等特点，加之明清以来晋祠地区商业繁盛，人口集中，水磨业也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粮食和米面遂成为晋祠商业交易中的重要部分。“晋水之俗，富者以有水磨为美产，商人以守水磨为良业”，⒅且“凡磨系面商居之，生意兴隆者，多日日磨面”⒆。若按每盘水磨每天加工2担面，碾3担米，大磨可磨面400～500斤计算，⒇65盘水磨每年加工面粉至少当在500万斤以上，其数量也不可谓不大。

    晋水流域另一个水利产业是传统的造纸业。由于造纸的原料主要是当地的稻秸和麦秸，故又称草纸。这种草纸的制作一般要经过石灰水浸泡原料、蒸草、洗草、粉碎制浆、水洗纸浆、手工捞纸、室外晒纸、整纸成型8道工序。[21]可以看出，造纸的整个工序需要充足的水量来保证。这样，在晋水流域拥有特殊权利、地处晋水出口的总河流域便在造纸业方面具有了“近水楼台”的便利，其中纸房、赤桥历来造纸业十分发达。世居赤桥的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多次提到“里人生涯资耕作者十之一，资造草纸者十之九”以及乡民忙碌于造纸的情状：

    吾里人民，皆资造纸为生，每岁秋季，家家户户各修晒纸墙，馆之左右，其墙甚多。日来里人鸡鸣而起，即来此间挑水和泥，天晓涂抹，一家抹墙，邻人相助，每日凌晨，馆之左右即人声鼎沸，亦里中幸事也。[22]

    民国以后，造纸业虽有衰败之相，但仍为当地农业生产之余的收入之一。1935年的一份社会调查显示：时，纸房村制纸家数21家，占全村家数的47.73％，年收入6720余元；赤桥村78家，占全村家数的61.4％，年收入在2万余元[23]。造纸业虽系“小规模之手工业副业”，但一般家庭也没有足够的固定资本，“各村的资本，多数皆系他人投资，如纸房之资本，半数均系晋祠商人、农人所投”。[24]赤桥村里没闲人，春夏秋冬生意浓。刮风下雨不能息，男女老幼作纸忙”。这首流行在当地的民谣，既道出了造纸人的辛劳，又蕴涵着温饱生活的惬意。

“枕水际山”的晋水流域，西面背靠的是吕梁山脉的东翼云中山。云中山所属太原地区的大小山脉，自南而北依次有苇谷山、蚕石山、尖山、象山、悬瓮山、天龙山、卧虎山、龙山、太山、婴山、蒙山等，当地人呼为“太原西山”，海拔一般在800～1800米之间，其中婴山石千峰1860米，系西山最高峰。西山诸山脉皆东北西南走向，由此形成大致呈东西走向线性排列的九条山峪，当地人又称“西山九峪”。西山九峪自南而北依次是南峪、黄芦峪、柳子峪、马房峪、明仙峪、风峪、开化峪、冶峪、西峪，其中柳子峪、马房峪、明仙峪、风峪四峪位居晋水流域正西面。步入晋祠，拾级而上，对面群山耸立，一望无际，山与山之间宽度不一的深沟，即民人所称之“峪”。

西山诸峪富有矿藏，尤以煤、矾、铁、硫磺等矿产闻名。道光《太原县志》有卧虎山出“石炭”；尖山“产矾出石炭”；风峪“出石炭石灰”；明仙峪“出石炭”；马房峪“出矾”；柳子峪“出石炭出矾”的记载。[25]位居晋水流域的西山四峪除马房峪稍短外，其它三峪一般在10公里以上，峪底宽度在40～100米左右，其实也是一种季节性的河流。

    枕水际山的特定自然环境，长期以来是晋水流域乃至整个山西境内最美的胜景之一，它带来了美景，也带来了富足，其景其状历来为文人墨客赞叹不已。明代曾官至尚书的太原人王琼有一首《刘大尹邀游晋祠次韵》的诗篇，道出的就是乡人的满足与快乐：

    山城西去未十里，风景倚然趁野心，古寺楼台行处近，前村烟树望中深。

    闲情似可忘声利，世事何劳问昔今，珍重吾邦贤令尹，四郊春雨布棠荫。[26]

然而，特定的环境既可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利弊之间其实也只是在特定的时空之间。如果说，宋元以前晋水流域或占地肥水美之位，或得政治中心之利，大体是处于相对繁盛上升时期的话，那么，明清以来“枕水际山”的环境要素就给晋水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特别是频仍不断的“峪水为灾”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