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市场整合还是分割？

市场整合是近年来经济史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市场整合代表市场的发育水平，良好的市场整合状况能够促进经济的分工水平和专业化水平，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最终促进经济增长。清代中期的中国是否存在整合的国内市场，或者说清代中期的中国是否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对中国的城乡市场体系和区域城市体系进行了深具影响的研究之后，提出了著名的大区理论(macroregion)。该理论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认为各个大区在其内部形成了一套自成一体的市场体系，并相应地在各个大区内发展出一套独立的区域性城市体系，但并未形成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城市体系。大区与大区之间由于存在自然阻隔和交通障碍，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各个大区的发展周期也是不同步的，大区之间是一种准独立(quasi-autonomous)的关系。

施坚雅的大区理论提出后，其关于大区独立性的观点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实证研究的检验。如桑德斯(Barbara Sands)和马若孟(Ramon H. Myers)的研究即指出，大区之间存在大量粮食、盐、铜、棉布等商品的流通，尤其是体积、重量较大而价格又低廉的粮食贸易，说明地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此外他们还以存在区域间价格相关性来反驳施坚雅的大区理论。罗威廉(William T. Rowe)在其研究汉口城市史的著作中也认为，“前工业化时期高效率的水运系统和特殊的商业手段，使中国克服了长距离、低技术的障碍，并在清朝中期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并且这个全国性的市场以汉口为唯一的集散中心。对于这些争论，李丹(Dannial Little)曾指出，利用存在广泛的区际贸易作为证据难以对施坚雅大区理论形成有效的反驳，因为施坚雅的命题并没有完全否定区际贸易的存在，在其理论中区际贸易的规模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此外，施坚雅的大区理论还受到研究中国传统市场的经济史学者的间接挑战。他们通过研究清代前、中期国内贸易的路径、规模和商人组织及其活动等现象，勾画了清代中期国内繁荣的贸易图景，尤其是与此前的历史时期相比，清代中期的长途贸易，无论是交易规模还是贸易的空间范围，均有很大的扩展。邓亦兵研究了清代前、中期发达的水路、陆路和海路的交通格局，认为18世纪的中国已经形成了遍布全国的交通网络和商品流通网络，为全国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交通运输条件的基础。许檀将全国市场网络划分为流通枢纽城市、中等商业城镇和农村集市三个层级，对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梳理，并认为清代中叶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而市场机制在促进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李伯重则明确提出在清代中期，“一个整合良好的全国市场，已经在中国形成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并对19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中长途贸易的规模重新进行了估计，对全国市场的空间结构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上述争论的双方其实并未就此问题进行过直接的讨论，而且他们的立足点也各不相同。施坚雅的理论是建立在其区域市场体系和城市体系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所进行的概括性总结，并未使用“市场整合”这一概念，也未对区域市场整合问题进行研究，但其观点其实是间接地对这一问题作了解答。而关于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研究则多是建立在比较不同时期描述性史料的基础上的定性结论，少数定量的实证研究也仅局限于对区域性市场的分析。因而，在双方缺乏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经验数据的直接论证的情况下，这样的争论是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清代中期的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仍然是一个需要通过经验证据进行实证检验的论题。

与以往研究者的思路不同，笔者认为市场是否统一、是否整合，应该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答案的问题，其答案不应该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存在”或“不存在”整合的市场，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市场是整合的，应该把这一问题转变成一个可测度的、具有可比性的问题。本文将通过经验数据构建出一套评价指标来测度市场的整合程度，并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中多种时空尺度的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比较，从而对清代中国的市场整合问题有一个更为详细深入的认识。

二、学术回顾

对清代市场整合问题的经验研究，绝大部分都来自对粮食价格数据的实证分析。李丹在其著作中对通过大区内价格的相关性来检验“区域作为经济体系是一种功能整合”的研究表示肯定，认为这是检验施坚雅大区理论的“一个在理论上合适的经验检验形式”。吴承明曾专文评述利用粮价数据进行清代市场整合的研究，对此做过总结性的回顾，此后学界又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观点和新研究方法，对其后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区域性粮食市场整合的研究，以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最为丰富。最早有全汉昇和克劳斯(Richard A. Kraus)对这些地区的米价差进行的分析，他们对区域间存在的大规模长距离粮食贸易进行数量分析，认为存在跨越区域的市场整合。王业键对东南沿海地区粮食市场的研究认为，18世纪中叶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市场关联性很弱，但部分府州间粮价关联性较强，显示出相当程度的市场整合。对于长江中游地区而言，濮德培(Peter Perdue)和王国斌(Roy Bin Wong)对18世纪湖南省内的粮食市场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并通过对府内和府间粮食价格变动的分析，认为在粮食出口地区的府内和府间市场整合性都很强，而在非粮食出口地区则整合性不好。

华南地区的研究，以陈春声和马立博(Robert B. Marks)为代表。陈春声对18世纪华南地区粮食市场整合情况进行了结构性分析和历时性分析，认为广东省内存在一个关系复杂的市场网络，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粮食市场，且市场整合程度的趋势越来越强。马立博认为18世纪的岭南地区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主要粮食市场和以梧州为中心的次要粮食市场，但广东东部和广西西部的府州并未整合进岭南市场。

华北地区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明珠(Lillian M. Li)对乾隆以来直隶地区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粮食流通进行的计量分析。其研究发现直隶地区内的粮食市场趋于分割的同时，与区域外的辽东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粮食市场的整合性却在加强。⑧此外，张瑞威对18世纪华北和江南的长途大米贸易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大运河和漕粮运输在北方地区大米贸易中的作用，但认为华北和江南之间的大米贸易并不是市场整合的表现，而是由诸多非市场因素所促成的，故并不能认为当时已经形成了整合的市场。

西南和西北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李中清(James Lee)分析了云贵地区粮价的地区差价和相关系数，发现云贵地区存在四个价格带，各地粮价变动存在一定的同步性，但这并不是来自粮食贸易的发达，而是来自天气的影响和战争的冲击，并且粮价的同步性在18世纪出现急剧下降，总体而言整个西南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是很差的。濮德培分析了甘肃粮价的相关系数，认为18世纪时甘肃的粮食市场具有了相当高的整合程度，并且这种整合市场的形成是和军需、仓储以及赈济制度密切相关的。

从研究方法演进的角度来看，早期研究大多采用相关系数法、回归分析等方法对粮价数据进行分析。近年来，学者们则更多地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清代中国市场整合问题进行研究，代表了近年来清代粮价与市场整合问题研究的新动向，其数据处理方法和研究思路值得关注。

薛华(Carol H. Shiue)和凯勒(Wolfgang Keller)对18世纪中国南方地区和工业革命前夕西欧的粮食价格数据进行了协整分析，比较了两个地区粮食市场的整合性。他们发现18世纪中国南方和西欧的粮食市场的整合性大体上是具有可比性的，但是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却比英格兰地区市场整合性要差，进而认为市场表现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市场整合程度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是同时发生的。

颜色和刘丛对18世纪中国南方十省和北方五省的粮食价格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和协整分析，指出南方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要高于北方，并认为地理条件尤其是河流运输网络的分布影响了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南方的河流水网密集，形成了交通网络体系，降低了运输成本，促进了市场整合，而北方的河流分布稀疏及河道不稳定，甚至成为交通运输的障碍，阻碍了市场整合。

协整分析的引入为清代市场整合问题带来新的分析方法，近年来已有学者采用协整法进行清代区域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如赵伟洪采用相关系数和协整分析方法，结合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对江西和湖南为代表的长江中游地区米粮市场的运销线路和区域市场整合情况进行研究，探讨两个地区米谷流通网络与区域市场整合的关系。此外，还有研究者采用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空间分析和空间统计学等方法分析清代粮价数据，从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角度对清代市场整合问题进行研究，丰富了市场整合问题的研究方法。

以上研究为利用粮价数据进行清代市场整合研究建立了基本的研究框架，且近年来的趋势是：研究数据更为丰富完整，研究视角更为新颖，研究方法更为精细，研究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为学术界重新看待清代中国传统经济和市场问题提供了新的认识。然而，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对于市场整合仍存在一些争议，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在数据和方法上也有待完善。

首先，就研究时空范围而言。在研究时段上，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18世纪乾隆年间的粮食市场，这一方面是由于学界普遍认为清代粮价数据质量以乾隆时期最好，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界认为18世纪是清代经济发展的高峰，市场发育程度也最高。进入19世纪后，中国和西欧的经济出现了所谓的“大分流”，中国经济进入了长时期的衰退，然而目前的研究对19世纪的市场情况关注甚少，而这一时期对于认识清代中国经济出现转折甚为关键，因此应当把研究时段延展到19世纪。另外，在研究的空间范围上，当前大多为对单一省份内或地理单元进行区域市场研究，只有少数研究关注跨区域市场。单一的区域研究可以深入分析特定区域内的市场，但缺乏全局性的视角和对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探讨。而全国范围内的研究则多以南方、北方划分，以两大地区的区域差异为着眼点，这样的区域划分仍然显得过于宏大而笼统，忽视了宏观区域内部的差异性。

其次，就数据选取而言。清代粮价数据分别记录府级单位全年分月粮食的高价和低价，然而高价和低价并不是价格在时间上的波动，而是空间上的差异，代表的是府级单位内最高价和最低价所在县的粮食价格。针对粮价数据的这一特性，王业键曾指出在利用粮价数据时，采用价格上、下限的平均值更能够代表一个府粮价的整体情况，更有助于纠正粮价数据的偏差。但已有研究在选取粮价数据时多采用最高价或最低价代表整个府的价格，甚或仅分析一年中某个月份的最高价或最低价。这种处理方法未能明确注意到粮价数据的特性。仅用高价或低价不能代表整个府的价格情况，仅用单个月份的价格则忽略了粮价的季节性波动，不能体现在特定季节和时间内发生的价格变动。

最后，就研究方法而言。上述研究对价格数据主要采用了相关系数法和协整检验法。相关系数法是一种较为简易的数据统计方法，用于探索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同步变动程度。但是，相关分析属于一种静态数据分析方法，其结果容易受到数据变动的方向和幅度的影响，易产生“伪相关”的问题，所估计的结果会有较大的偏差。协整检验法是一种动态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用于检验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可用于处理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协整检验用于粮价研究可以探测两地粮价是否存在保持联动的调整机制。然而，协整分析仅能检验两地粮价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不能对协整的程度作出动态的测度，无法对不同空间和不同时段的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这两类方法均无法对市场整合程度进行跨时间和跨地区的比较，本文采用的相对价格法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研究范围、数据处理、分析方法三个方面作出一定的改进，希望对清代市场整合问题进行新的实证分析，并从比较的视角对清代中国市场整合的结构性差异作出分析。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相对价格法

目前学界研究当代中国市场整合的方法有生产法、贸易流量法、价格法等。其中，价格法利用价格数据构建评价指标，因价格数据较容易获取，该方法已经为学界普遍采用，被视为一个具有可行性的研究方向。具体而言，价格法按其对价格数据的处理方法，又可分为相关回归法、协整分析法、相对价格法等，学界已有研究对这些方法的优缺点进行过全面的评述。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因需要展示清代中国市场整合的动态变化过程，故相对价格法是最为适用的方法。

相对价格法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一价定律”和“冰川成本”模型。根据“一价定律”，假设i、j两地间利用差价进行贸易套利，在市场“一价定律”的作用下，同一种商品在两地的价格Pi和Pj应在减去交易成本的基础上逐渐归于一致。那么，两地之间只要有差价存在，就有套利的空间，贸易就可以发生，并且随着贸易的进行，差价逐渐缩小，套利空间缩小，最终达到价格趋于一致，认为市场达到整合状态。而“冰川成本”模型对“一价定律”进行了修正，考虑了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一价定律”的条件放宽。商品在两地的价格Pi和Pj既可以同升同降，也可以一升一降，只需保证相对价格Pi/Pj(Pi和Pj的比值)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即可认为两地之间的市场是整合的。

假设商品在交易中产生的交易成本占每单位商品价格的比例为c(0＜c＜1)，则只有当Pi(1-c)＞Pj或Pj(1-c)＞Pi时，两地间才存在套利行为使贸易得以进行，用相对价格表示套利条件即Pi/Pj＜1-c或Pi/Pj＞(1-c)-1，而无套利区间为［1-c，(1-c)-1］。相对价格的方差Var(Pi/Pj)如果随时间变化而趋于减小，则表示相对价格波动的范围在收窄，无套利区间在缩小，交易成本c在降低，两地间的贸易壁垒在减少，即市场整合的程度在提高。因此，相对价格方差Var(Pi/Pj)可以作为市场整合程度的指标，Var(Pi/Pj)越小，代表市场整合越高。

相对价格法具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其以两地间相对价格的变动作为衡量两地之间市场整合的标准，更加突出了价格机制在市场整合中发挥的核心调节作用的思想；第二，相对价格法放宽了市场整合的限定条件，只要两地之间的相对价格保持在一定范围内，不论其商品价格变动的幅度和方向的变化，都可以视作市场整合的表现；第三，相对价格法可以对每个时间节点上的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测度，能够观察市场整合程度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有利于对历史时期市场整合的进程进行长时段的比较研究。

相对价格法的具体操作，本文采用帕斯利(David C. Parsley)和魏尚进(Shang-Jin Wei)的研究思路，结合桂琦寒等提出的数据处理方法，具体分为以下几步：第一步，计算在某一时间t内，i、j两地的相对价格Pit/Pjt；第二步，计算相对价格的对数ln(Pit/Pjt)；第三步，计算相对价格的一阶差分形式，即ΔQijt=ln(Pit/Pjt)-ln(Pi(t-1)/Pj(t-1))；第四步，取ΔQijt的绝对值|ΔQijt|；第五步，求|ΔQijt|的方差Var(ΔQt)，在此基础上求得变异系数CV(ΔQt)，即为市场分割指数。

(二)数据说明

近年来学界对清代粮价数据的整理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较之前人的研究条件，今日学界利用粮价数据的条件已经大为改善，使用粮价数据变得极为便利，在粮价数据的时间跨度、空间范围以及完整性上较前人有了更大的优势。为了与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本文将尽可能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粮价数据，在保证粮价数据质量的前提下，将研究范围最大限度地覆盖已有研究的时段和区域。具体而言，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738年至1820年，空间范围则包括南方的12个省和北方的5个省，价格数据采用以府为基本单元的月度数据。在粮食品种的选取上，南方以米价为主，北方以麦价为主。

确定粮价数据的时空范围后，下面说明对粮价数据的初步处理。

首先，本文使用的原始数据是按府开列的月度粮价数据，包括每月的高价和低价，前文已指出高价和低价是一府内各县的价格最高值和最低值，取高价和低价的平均值更能代表该府的粮价情况。考虑到本文分析的是时间跨度有8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且由于粮价具有很明显的季节波动性，采用年平均价格进行分析，有助于剔除粮价的季节波动性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同时又能保留粮价的年际波动特征。

其次，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进行分析，先对相邻的府进行配对，生成一个接壤府对系列，然后再计算其相对价格指数，得到一组相对价格的时间序列数据。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前人研究清代中国市场整合问题，多关注长途粮食贸易的价格相关性，以长途贸易作为全国性统一市场形成的标志，而对区域性的短途贸易关注不够。本文将短途贸易作为分析对象，因为具备发达短途贸易的地方市场是全国性统一市场形成的基础条件，长途贸易发达而地方市场分割的市场仅能称之为不完全的统一市场；其二，本文选取府对的标准并不以一定存在粮食物品的流通为标准，笔者认为价格作为市场调节的信号，其产生作用的方式不一定要通过货物本身在空间上的流动来实现，单纯的价格信息传导也能起到市场调节的作用，而且这种信息传导具有很大的空间相关性，即其影响力与距离成反比关系。其三，选取相邻府对作为相对价格数据的基本方式，便于在进行数据选取时做到研究标准的一致性。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取相邻府对的相对价格来构建测度市场整合程度的基础数据。

根据各省粮价数据质量的情况，一共有238个府被列入分析，具体数量如表1所示。

依据施坚雅对中国的大区划分，分别对各大区内相邻府对进行统计，一共产生555组府对，各大区府对的具体数量如表2所示。

经过以上方法的处理，可以得到395个府对的大米相对价格数据和321个府对的小麦相对价格数据(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6个省同时有大米数据和小麦数据)，分别代表大米市场和小麦市场。

四、市场整合的动态比较分析

(一)整体趋势

从整体趋势来看，在时间上，南方市场(包括华南、东南沿海、云贵、长江上游、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六个大区的大米市场)和北方市场(仅包括华北和西北两个大区的小麦市场)的两条变异系数曲线在1738-1820年间呈现前期平稳、后期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市场整合程度呈现出一个前期稳定、后期逐渐减弱的趋势，转折点出现在1800年左右，此后市场整合程度开始逐渐减弱并且波动幅度变大。

从空间上来看，南、北方市场在市场整合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并不呈现十分明显的差异，两者整合程度出现交替的态势。本文的结果显示，在某些时段南方的大米市场整合性要略微低于北方小麦市场，如1760-1770年间南方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而同时期的北方市场则相对平稳。这一点值得注意，与以往研究的结论相左，原因可能是本文选取的南北方区域范围广大，且南方市场的空间范围远远大于北方市场。同时，相较于其他研究，本文分析的南方市场将长江上游和云贵地区也纳入了研究范围，这也可能是降低整个南方市场整合程度的原因(这将在下文分析各区域市场整合程度时体现出来)。

如果我们按粮食品种来划分市场，比较大米市场和小麦市场，则可以检验长江上游和云贵区域市场对整体市场整合程度的影响。大米市场仍然包括上述南方的六大区域，而小麦市场则将长江流域三个大区也纳入，即小麦市场包括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和华北、西北五大区域。从图2可以看到，大米市场和小麦市场的整合程度在1738-1820年间仍然表现出长期稳定后逐渐减弱的趋势，在18世纪末出现明显的减弱趋势。大米市场和小麦市场两者的整合程度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的关系，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但我们也注意到，包括了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三大区域市场的小麦市场，较之仅包括北方市场的小麦市场，其整合程度有所减弱，可见单就小麦市场而言，长江上、中游地区市场的整合程度不如北方市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以大米为主要商品的南方粮食市场和以小麦为主要商品的北方粮食市场，在18世纪的整合程度要高于19世纪的整合程度。至于18世纪是否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整合市场)，因为无法确定一个评判的基准(这是一个难以评判的、具有相对性的问题)，因而本文只对不同时期的市场整合程度作出比较分析，并不对“是否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这一争论作出判断。

此外，从以上清代粮食市场整合程度的整体趋势可知，分析大范围的区域市场整合程度时，所选取的分析对象的范围不同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这就说明清代中国粮食市场整合程度的区域差异性极大，需要进一步细分区域分别加以分析，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整合信息。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对时间和空间进行更为详细的划分，比较在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下的市场整合程度，以对清代中国的市场整合状况作出更为全面的刻画。

(二)大区市场的市场整合程度比较

本文按照施坚雅大区理论的划分标准，对各个大区的市场整合情况分别进行比较分析。华北和西北两个大区以小麦价格数据进行分析，其余各个大区以大米价格数据作为分析对象，以相对价格的变异系数代表市场分割指数，测度各大区的市场整合程度，结果如图3所示。

从图3中可见，在1738-1820年间，岭南、东南沿海、长江下游三个区域在大部分时间内，其市场分割指数都在1.0以下，且在整个时段内波动幅度不大，可以认为其市场整合程度稳定在较高的水平。然而，云贵、长江上游、长江中游区域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且各区域的变动趋势呈现较大的差异性。云贵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在整个1738-1820年间的趋势是持续降低。在研究时段的最初50年内，市场整合程度在较高水平上小幅波动，而自18世纪中后期开始市场整合程度即已降至较低水平，此后便一直持续降低且波动幅度逐渐加大。长江上游因数据缺失的原因，分析时段仅从1764年开始，1764-1800年市场整合程度在较高的水平上小幅波动；1800-1820年是振荡式上升期，在此期内市场整合程度较前一时期降低至较低水平且波动幅度明显加剧。长江中游1740-1785年是稳定期，1785-1820年是长期缓慢上升期，尤其是1800-1820年间市场整合程度已大大低于前一时期，这意味着市场整合程度在初期平稳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持续降低过程。

以小麦市场为代表的华北和西北市场的整合程度呈现较为一致的变化趋势，1738-1800年间变异系数大体上平稳在低于1.0的水平，且波动幅度较小，这一时期的市场整合程度较好。1800-1820年间市场整合程度较前一时期降低，华北地区的降低程度和波动幅度都要大于西北地区。

以上是对施坚雅划分的大区市场整合程度进行的分析，从粮食价格变动反映的市场整合程度来看，各大区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

第一，各个大区市场整合程度的水平不一致。具体而言，按其市场整合程度可以分为三组：一是高水平整合区域，岭南、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三个大区的市场整合程度在整个研究时段一直都保持稳定且处于较高的水平；二是中等水平整合区域，长江中游和西北地区市场整合程度在18世纪也较为稳定，1800-1820年间开始逐渐降低，整合程度处于中间水平；三是低水平整合区域，长江上游、云贵和华北地区整合程度处于低水平，尤其是进入19世纪后市场大幅度波动，市场整合程度最低。

第二，各个大区市场整合的趋势和周期不一致。岭南、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三个大区在整个研究时段内市场整合程度都没有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基本稳定在较高水平上。而其余大区则在不同程度上都出现了市场整合程度下降的趋势，时间基本在18世纪末，而云贵地区下降的时间最早，在18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下降。

第三，各个大区市场整合程度的波动幅度不一致。岭南、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三个大区长期稳定，波动很小。长江中游和西北地区市场整合程度在18世纪末开始下降，云贵地区更早开始下降，但这三个大区的波动幅度不大，是持续渐进式地下降。与之不同的是，长江上游和华北两个大区在19世纪后市场整合程度下降，波动幅度剧烈，显示市场整合很不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清代前中期粮食贸易规模变化趋势的研究。蒋建平认为18世纪末期，国内粮食贸易开始低落，关于米谷贸易的议论突然沉寂，并将原因归结为正常米谷运销受到战争影响、缺粮地区调整种植结构提高米谷自给率、杂粮作物的推广减弱对外地米谷的需求等方面。邓亦兵主要利用常关的税粮数据详细估算了内陆和沿海地区的粮食运销量，发现18世纪末以来内陆水运的粮食运销量开始出现衰退趋势，与之相反，同一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运销量则有增加的趋势。此外，研究清代关税的学者也发现了清代乾嘉之际粮食贸易格局发生的显著变化。范毅军对清代沿运河、沿长江、沿海3组榷关的税收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国内贸易量在乾隆中期达到顶峰，从乾隆后期开始沿运河、沿长江的贸易开始衰退，在嘉庆时期则出现全面衰退。倪玉平也指出嘉庆年间地处粮食贸易要道的九江关、浒墅关等多个常关因粮食贸易衰减导致关税数额减少的情况。廖声丰认为乾嘉之际沿运河各关税收数量开始下降，南北之间的粮食运销出现了衰退，并且从自然灾害、运道不畅及南北粮价差异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以上这些对清代粮食贸易运销规模和粮食流通格局变化趋势的研究都表明，18世纪末内陆地区粮食贸易开始出现衰退，沿海地区有所增长，这可以印证本文的研究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清代中国是否存在整合的国内市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结论，在没有参照标准的前提下，无法得出清代中国“存在(或不存在)一个全国统一市场”的判断。因此，本文通过相对价格法分析粮价数据，对市场整合程度进行定量测度，并在具体的时空尺度下对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市场整合的程度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下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市场整合程度在18世纪中期和后期要高于19世纪前期，南方市场和北方市场的整合程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同时，各个区域市场之间的整合程度差异性较大：岭南、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整合程度最高，且长期保持稳定；长江中游和西北地区整合程度次之，18世纪后期开始持续性地降低；长江上游、云贵和华北地区最差，18世纪后期降低明显且波动较大。

前人研究整合市场问题，主要从跨区域长途贸易的规模和两地间商品价格变动的同步性两种思路来进行研究。因而对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定义，主要是以进行长途贸易的两地之间的贸易规模和商品价格变动的同步性为标准。按照这一思路，对长途贸易的研究已表明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水平达到较高水平，会得出18世纪的中国已经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的结论。然而，这一研究思路所关注的仅仅是少数几个进行长途贸易的中心市场，而对于各个区域内部的中心市场与其广大腹地市场之间的整合性则欠缺考察，如果区域内部的市场整合并未达到较高水平，而只有长途贸易市场达到发达的程度，则这种市场整合并不是市场整合的全貌，全国层面的跨区域市场整合仍然会受到区域性的市场分割的限制。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18-19世纪中国的区域市场整合程度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以往的研究在讨论清代中国是否存在统一的国内市场问题时，多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一个整体，即使注意到区域的差异性，也仅仅是较为笼统地将中国划分为南方市场和北方市场两个部分。施坚雅认为：“对整个中国一体化的历史认识，不能超越各区域的多样化，或抹煞各区域体系的总特点，相反，一个整体性的文明史建立在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明确而非偶然的历史的有机组合基础之上”，以及“历史的分析与区域的分析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讨论清代中国国内市场是否统一的问题，必须注意到中国地域广大和区域多样性的特色，笼统地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坚雅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是否存在统一的全国性市场体系的问题，但实际上正如在讨论城市化时不能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一样，研究市场体系问题时，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讨论也是不能获得全面认识的。要更加完整地认识全国市场整合的问题，在关注跨区域贸易和市场整合的同时，也须注意到不同区域内部市场在整合程度及其演变趋势等方面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全国性市场的整合和区域性市场的分割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是同时并存的现象，这是我们观察清代中期市场整合演变时须加以注意的另一面事实。

（本文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5期第95-106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