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地图的研究、改绘以及数据化的过程中，绘图面临着如何将地理空间数据向地图符号体系转化的问题。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因素的影响，历史舆图的绘制在不同时期呈现为地理信息表达上的差异性和趋同性。而对这种差异性和趋同性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可以视之为客观复原历史时期地理环境诸要素的基础。

蒙陕边界带在历史时期是中原汉族农民与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民交互活动的地域，多次战争间隙中，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在地域组合上迭为交替，从而具有善移多变的鲜明特性。自清初已降，蒙古族游牧民在清政府的治理下“分旗划界”，逐步开始驻牧生产，迁往该地的汉族移民也日益增多，从而引起这一地区土地的权属关系、伙盘地移民社会的营建过程和具有“地方经验”的农牧民生产环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选取清代中央、省、府、州、县以及乡堡等各级舆图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分析舆图的编绘过程及绘图者对特定区域的处理方法，对演变中的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做出深刻解读和准确判断。

一、康雍乾国家舆图所见蒙陕边界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国家舆图主要指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十排全图》和《乾隆十三排地图》(亦称《乾隆内府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正式开测，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完工。图上所反映的疆域为东北至萨哈连岛，东南至台湾，西至伊犁河，北至贝加尔湖，南至崖州(海南岛)。此次测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范围大面积的实地测绘图工作。《雍正皇舆十排全图》是雍正帝责令怡亲王允祥等组织绘图人员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采用以北京为经、纬线中心的方格绘法，绘制了北起北冰洋，南到中国南海，东起太平洋，西到地中海的全国性舆图。而《乾隆十三排地图》也是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加上实地测绘的西藏、新疆地图，形成新的全国实地测绘舆图。该舆图的图幅范围基本上和雍正图相似，北尽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本文选取康雍乾三朝《皇舆图》的“陕北、河套”部分进行比较。如图1-1、图1-2和图1-3所示。

图1-1 康熙《皇舆全览图》之“蒙陕边界”

图1-2 《雍正皇舆十排全图》之“蒙陕边界”

图1-3 《乾隆十三排地图》之“蒙陕边界”

由上述三图可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绘制的《皇舆图》都对毛乌素沙地南缘地区加以持续关注。《雍正皇舆十排全图》和康熙《皇舆全览图》相比，虽在汉字标注的地名上出现异体字，但所表述的地点基本相同。由于《雍正皇舆十排全图》完成于雍正七年(1729年，实际上雍正五年以前的政区改置并没有都在地图上反映出来)，因此，榆林、定边、靖边、怀远等地的行政变革尚未在此次地图的测绘中加以体现。《乾隆十三排地图》成图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后，因此较为系统地将康熙、雍正和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前的行政区划变革在地图上进行标绘。另外，《乾隆十三排地图》和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十排全图》相比，对陕北边墙以北地区的蒙古族游牧区域进行了记音汉字的标注，如通哈拉克鄂谟、苏海阿鲁阿林、额图浑必拉、西拉乌苏必拉、纳领必拉、哈柳图必拉、他克拉布拉等。这些记音汉字的标注对于解读频繁出现在《清实录》、方志中的河套地区的水系、地表植被等情况有了较好的理解。通过对上述三朝《皇舆图》的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陕西北部沿边各行政区的北界都是以边墙为界址，而且并未在榆林卫改榆林府的过程中发生变化。

二、陕西省府舆图所见蒙陕边界

(一)康熙《延绥镇志》之《延绥镇全边图》

与毛乌素沙地南缘有关的省府舆图中，康熙《延绥镇志》之《延绥镇全边图》是较为准确体现清朝初年陕北边墙内外的军事方面的舆图。如图2所示。

图2 康熙《延绥镇志》之《延绥镇全边图》

图2所标示的信息主要体现了康熙初年谭吉璁等地方官员对边墙以外河套地区聚落、山川、河流以及湖泊等人文和自然地理状况的掌握。康熙初年，鉴于李自成农民军残余力量、明政府旧有的反清武装仍处于此起彼伏的状况，因此，延绥镇的军事功能得以保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加强。这也就导致康熙《延绥镇志》的编修者多是从军事角度来绘制全边图。其中，聚落多是历史时期遗留下来的城墙故址，仍可以承担行军作战和屯兵防御的军事功能。而山川、河流、湖泊的详细记录，则有助于军事后勤水源的补给和军事纵深战略的把握。也正是在此情况下，边墙外并没有标注民众移民聚落的情况。

(二)道光《榆林府志》舆图

道光《榆林府志》由时任延榆绥兵备道、榆林府知府的李熙龄主持编修。李氏于卷首《凡例》中提及在《榆林府志》的编修过程中曾经遍查府属各州县的志书编修情况，“榆林县无志。神木志乾隆年旧有志稿，未刻亦未善，现王矞亭明府新立志书。府谷志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太繁亦多讹，乾隆间，杨氏有续府谷稿，未全。葭州志成于嘉庆十四年，以后缺。怀远志成于乾隆十二年，以后缺。俱未尽善”。有鉴于此，李熙龄采取了“其有可采者，盖录之”。同时，李氏提出对“边外山川、堡寨、古迹等概不列”。因此，对于榆林府边外仅涉猎了九股水、屈野河、秃尾河、葭芦河、芹河、三岔河等河流的基本情况，如图3所示。

图3 道光《榆林府志》之《榆林府属疆域图》

同样的，在其所属榆林县、怀远县、神木县和府谷县的舆图编绘中，道光《榆林府志》的编修者依然遵循前例，对各县边外的“山川、堡寨、古迹等”采取不予标示的方式。

(三)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

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由时任陕西巡抚的魏光焘主持编修。该图集中的府州图均有图说，主要内容是叙述本府州历史沿革，与邻府州县的方位、距离、山水、关隘隋况；县厅图均有沿革、疆域、天度、山镇、水道、乡镇及职官七格表。本文选取与毛乌素沙地南缘有关的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之《延安府图》和《榆林府图》举例。如图4-1、图4-2所示。

图4-1 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之《延安府图》

图4-2 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之《榆林府图》

从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的《榆林府图》《延安府图》所显示的地理信息来看，该图和康、雍、乾三朝《皇舆图》相比，存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中，陕北边墙外侧出现了大量非军事性质的乡镇和村落，如宁条梁镇、柳林口、四十里铺、梁湾河、沙窝等，这些乡镇、村落呈现出以旧有的军事要塞、特殊的地貌地形部位、民众姓氏和以记音汉字标注的满蒙语为基础的移民聚落。这样的聚落共有72处，这与光绪年间边外聚落的实际情况显然不符，即便是登记数量最多的靖边县边外，也存有较大的登记缺漏，其原因在于尽管从清中叶起，清政府在移民较集中的内蒙古南部边缘地带陆续建立了一些厅、县治所，实行蒙汉分治。蒙陕交界带先后受宁夏理事厅、神木理事厅等机构管理。其中，神木理事厅“系乾隆八年新设，驻劄县治，专管蒙古鄂尔多斯六旗伙盘租种事务”。但是，“蒙古鄂尔多斯六旗伙盘”的土地权属在蒙古贵族一方，而且该机构官员与蒙古王公相比，并不占优势，不仅不能过多地查问旗方事务，反而时常要承受来自于旗主方面的种种压力。因此，陕北沿边地方政府并不具有对边外土地、民户的实际管辖权。这也就导致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对边外情况语焉不详，甚至成为边界划分和管理的禁区。

此外，在图中登载的72处聚落中，靖边县边外移民聚落有49处，远多于其他各县边外登记聚落，其原因为靖边县边外有宁条梁镇，该镇位于红柳河与草路的交会点，是西起宁夏府、东至归化城的交通枢纽。早在明代嘉靖年间，即为明政府延绥镇的边防重地。卷二七九至清乾隆初年，“嗣因道路崎岖”，来往客商“改由宁条梁进口”，并从“宁塞堡拨出把总一员，带马守兵四十名移驻”。后经“陕西巡抚台柱”提议，在“延安府属靖边县口外宁条梁地方，蒙古汉人交集，距县远，仅把总一员驻防，请将凤县留坝司巡检裁汰，添设宁条梁巡检”。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宁条梁镇很快成为毛乌素沙地南缘的一座重镇。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载，“宁镇夙称繁富，客商辐辏，民人数十万，为延绥边外第一大汎”卷七一，其中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由于蒙汉民间的贸易，或坐庄收购，或输转运销，或就地加工成成品转输，其规模之大，景况之繁荣，在全国颇有名气。可见，正是由于宁条梁镇的特殊地理条件和相应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因此，在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中则将宁条梁镇及其周边地区的移民聚落的状况进行适度表达。

三、陕北沿边六县方志舆图所见蒙陕边界举例

1.定边县

定边县现存嘉庆《定边县志》(成书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和光绪《定边乡土志》(成书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部志书中关于陕北边外的地图表述中，有代表性的为嘉庆《定边县志》之《定、靖两县界址图》。如图5所示。

图5 嘉庆《定边县志》之《定、靖两县界址图》

嘉庆《定边县志》的编修者在编绘《定、靖两县界址图》时的出发点为“左列定、靖两县界址图以定边口外系鄂套旗，靖边口外系武胜旗，为两县销售官茶之地，故统绘以备稽考”。因此，图中除了突出两县的界址外，对边外重要的自然、人文地理情况也做了较为明确的表述。如重要聚落有“陈家圈、四十里铺、十二里塘、界浑子庄、宁条梁、红柳滩塘、沙头塘、丢歌子井、石渡口、黑河子”等，重要的山川有“账房梁、草山梁”，重要的湖泊有“狗池、倭波池”，重要的沙地有“沙井则、沙边滩、更杜沙窝”。此外，嘉庆《定边县志》的编修者将乾隆年间蒙陕勘界时所设立的界堆加以标示。这也是陕北沿边六县所绘制的地图中最早对蒙陕勘界进行地图表达的一份县级地图。

2.靖边县

靖边县现存康熙《靖边县志》(康熙末年)和光绪《靖边县志稿》(光绪二十五年，1899)，两部志书中关于陕北边外的地图表述有光绪《靖边县志稿》之《县境总图》《边外总图》和“五堡分图”。上述舆图中，“五堡分图，每方十里。县总图、边外总图每方二十里，凡城堡从□，村庄从●，别堡村庄从υ，两县插花地从*，原从U，沙从，路从，边界从，山峦重叠不可备数，载其有名者大小七条，原委毕具，小水亦多照志填入，惜碍于尺幅，与村庄均难备载也……邑贡生辛居乾绘图并识”。如图6-1、图6-2所示。

图6-1 光绪《靖边县志稿》之《县境总图》

图6-2 光绪《靖边县志稿》之《边外总图》

光绪《靖边县志稿》之《县境总图》限于篇幅，重点围绕边墙以南的疆界而展开，对于边外情形的标示，主要有“宁条梁、草山梁、红柳滩、壕沟口、小桥畔、丢哥井塘、石渡口塘、马鞍山”等乡镇村落、山梁关隘等。此外，该图还将边界从沿边墙而划逐步转变为以边外移民聚落实际掌控区域为界。

相对而言，光绪《靖边县志稿》之《边外总图》和“五堡分图”则较为详尽地将靖边县边外的边界、聚落、关隘、山川、河湖等加以标示。从《边外总图》中不难看出，图中所标示的边界并未将靖边县边外移民聚落的实际情形全部予以表达，如城川、衣当湾、三岔河、古城子庙、大石碑、小石碑等靠近红柳河以及红柳河以北、以西的移民聚落都划在靖边县边界以外。而该图左侧的图释文字为“县接蒙地，东五胜西鄂套，然五胜西北斜入定边，由石渡口至小滩子，万木茏郁，为龙、靖两堡旺村。由红柳塘西北至梁镇，东南至西涧、长涧，地更腴沃，西三堡民人争利之。梁镇乱后，无畴，昔千百之一。然风脉究胜他处。沙界外蒙民甚稀，惟靖、定界之城川略稠，余不尽登”。该段文字中的“城川”被作为靖边县和定边县的界址标示地点，这显然与该图上城川地点不符。究其原因，图中所标示的边界和文字中所表达的边界并非同一边界，图中边界当为乾隆年间蒙陕勘界时的边界，而文字中所表达的边界则为光绪年间汉族移民越过乾隆勘界后的实际移民聚落控制线。

此外，光绪《靖边县志稿》编修者还绘制了《龙州堡分图》《镇靖堡分图》《镇罗堡分图》《新城堡分图》和《宁塞堡分图》，这五张分图是对《县境总图》和《边外总图》进一步细化。

3.怀远县(横山县)

怀远县(民国三年一月更名横山县)现存乾隆《怀远县志》(乾隆十二年，1747)和道光《增修怀远县志》(道光二十二年，1817)。两部志书中与陕北边外有关的地图表述有道光《增修怀远县志》之《怀远县治全图》《怀远县山原图》《怀远县水道图》《怀远五堡边口图》和“五堡口外牛犋伙盘分图”。其中，以道光《增修怀远县志》的“五堡口外牛犋伙盘分图”具有典型代表性。如图7所示。

图7 道光《增修怀远县志》之“五堡口外牛犋伙盘分图”

道光《增修怀远县志》“五堡口外牛犋伙盘分图”详细标示了波罗、怀远、清平、威武、响水等五堡口外的牛犋伙盘地分布状况。据统计，共有“海流兔河、硬地梁河、芹河、白城子河、三营儿河、黑河水、页河子、二道河、沙河”等河流9处，“红墩、小滩、吴家涧、黄蒿涧、高家窑子、九里滩、毛不素、白城子、毛墩、阿拉五素”等移民聚落220处，另外在移民聚落的北侧划有长条禁地。其中，移民聚落的数量和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纪要》调查资料所统计的怀远县口外移民聚落数量一致。和其他沿边五县相比，怀远县口外移民聚落标示最全，其原因为县志编修者何丙勋等人认为：“若夫封邑之疆界、里甲之坐落、建置之沿革、中外之形胜，则显而易见者，详其说，仅得之悬疑披图而稽。……按分星箕尾及山川、水道、边口、伙盘，尤为管政者之所资，不可以不志也，故增绘之”。

由于道光《增修怀远县志》编修者的细致考究，以至于民国《横山县志》之“五堡分图”皆以道光《增修怀远县志》“五堡口外牛犋伙盘分图”为基础加以改绘。略有不同的地方是民国时期引入西方测绘技术，将“五堡分图”以五十七万六千分之一的比例予以表达，并将五堡口外移民聚落的经纬度进行标示，精确度大为提高。

4.榆林县

榆林县现存道光《榆林府志》(道光二十一年，1816)、咸丰《榆林府志辨讹》(咸丰七年，1857)。这两部志书基本没有与陕北边外有关的地图表述。其原因是道光《榆林府志》的编修者在卷首《凡例》中所提出的“边外山川、堡寨、古迹等概不列”。因此，在道光《榆林府志》之《榆林县疆域图》中仅仅列出了“白海子、葭芦海、白崖河、榆溪河之头道河、二道河、三道河、四道河、五道河”等标示，如图8所示。这也影响到此后榆林方志修纂过程中的舆图编绘。

图8 道光《榆林府志》之《榆林县疆域图》

5.神木县

神木县现存雍正《神木县志》(雍正年间，1722-1735)、道光《神木县志》(道光二十一年，1816)。这两部志书中与陕北边外有关的地图表述有道光《神木县志》之《分管伙盘地图》和《河套全图》。如图9-1、图9-2所示。

图9-1 道光《神木县志》之《分管伙盘地图》

图9-2 道光《神木县志》之《河套全图》

道光《神木县志》之《分管伙盘地图》对神木县边外的标示有四类：其一为移民聚落，据统计，有孙元家梁、赵窑梁、塔出、小保当、大保当、大人窑子、五令井子、巴子梁、桑树湾、哈木塔窑子、塌土墩等19处。其二为山川，有举人山、磁窑沟山、寨峁山、阿齐图山、木瓜山等5处。其三为河流、湖泊，有勃牛沟河、沙河川、沙湾岔、可可乌素川、磁窑沟、窑渠、老龙池、黄羊城沟、草地沟、柴沟、红水池、母河儿沟、神树沟、柴兔沟、恶水沟、转龙涧沟、野麻沟、红柳河等20处。其四为该图北侧有条带状的界牌。图中所标示的移民聚落和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纪要》调查资料所统计的神木县口外移民聚落数量相比，明显不符。其原因有可能是《神木县志》编修者仅举19处主要移民村落作为代表。该图中所标示的河流湖泊多达20处之多，这可侧面看到，神木县地方政府对于边外的具体情形洞若观火。

此外，道光《神木县志》之《河套图》是沿边其他五县所不具备的，盖因清政府于乾隆八年在神木县设置神木理事厅，“专管蒙古鄂尔多斯六旗伙盘租种事务”。因此，该县志书的舆图中出现了《河套图》的编绘。从该图中，编绘者在详细编绘伊克昭盟七旗的分布情况的同时，在伊盟七旗和陕北边墙之间，自东向西划出了一条禁地，图上文字表述为“伙盘地自东至西一千二百里”。这实际上大致指出了蒙陕之间移民聚落的客观存在，而且这条禁地带的标示也明确表达了志书编修者的编绘意图。

6.府谷县

府谷县现存康熙《府谷县志》(康熙末)、乾隆《府谷县志》(乾隆四十八年，1783)和光绪《府谷县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这三部志书并无与陕北边外有关的地图表述。不过成书于民国三十三年的《府谷县志》则有多幅舆图和陕北边外有关，另有专文予以研究，此不赘述。

四、结论

在搜集、整理和解析汉籍文献所见“蒙陕边界”相关舆图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自国家至州县、乡堡的各级舆图的编绘具有较为典型的时代延续性和空间差异性，二者恰好构成了可以客观复原蒙陕边界带地理环境历史信息的基础。

就时代延续性而言，自康雍乾三朝皇舆图至道光《榆林府志》之《榆林府属疆域图》，再到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之《延安府图》《榆林府图》，上述各级舆图都基本体现了清初中央政府对蒙陕边界地带在疆域治理和行政区划方面的制度延续性。这一延续性揭示出清代陕西沿边六县地方政府在蒙陕边界地带仅具有协助蒙旗王公处理蒙古民人交涉事件的职责，因此，有相当一部分舆图在编绘过程中对边外移民聚落、土地状况等内容隐而不录。如道光《榆林府志》的编修者直接在编修凡例直接明言“边外山川、堡寨、古迹等概不列”。“隐而不录”的舆图编绘态度引发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民国时期，甚而新中国成立前后，相关地图的编绘工作受到延续性的影响，并未真实表达蒙陕边界带的实际情形；其二，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前后关于蒙陕边界的纠纷层出不穷，为该区域经济建设和地方社会事务管理等方面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就空间差异性而言，陕北沿边六县地方政府的方志编修者在具体编绘县级和乡堡级舆图的态度上存有较大的不同。有的志书采取“隐而不录”的态度，并在编写的志书中也一以贯之。有的志书采取“录而不详”的态度，只标示界堆(界牌)、关隘、山川等内容，而对于移民聚落则“能略则略”。不过这类志书在“地理”“保甲”“民口”“民俗”、“艺文”等篇章中则对边外情形多有提及。也有的志书则采取“录而能详”的态度，不仅在舆图上标示界堆(界牌)、关隘、山川、移民聚落等具体内容，并且用文字的形式直接录在舆图上以示用意。

其实，无论是“隐而不录”“录而不详”，还是“录而能详”，皆代表志书编修者在绘制舆图时的基本理念和态度。这种理念、态度和志书编修者的成长背景、求学经历、为政经验和社会理想密切相关。以靖边县为例，靖边县仅为延安府十属县之一，并不具备管理边外民人土地的职责，但志书中却编绘了《边外总图》，这在陕北沿边六县所编绘的舆图中处于独特的地位。究其原因，当和时任靖边县知县丁锡奎的关系密不可分。光绪二十一年(1896)，国子司业黄思永请垦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牧地。他认为，伊、乌两盟牧地“纵横数千里，土田沃衍，河套东西，尤属膏腴。山西缠金牧地，如今民多私垦，不如官为经营，请饬筹办”，清政府责令当地官员进行实地踏勘，以作为陕北长城外伙盘地放垦与否的参考意见。靖边县知县丁锡奎奉榆林知府令，协同安边厅官员双林对蒙陕交界地带伙盘地的自然条件、土地状况及汉民垦殖情况等进行调查。他在禀文中提出了与黄思永相左的看法，他认为“陕北蒙地，远逊晋边”，自然条件相当恶劣，城川口“周围千里大约明沙、巴拉、碱滩、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仅十之二、三，此外并无森林茂树、草软肥沃之地，惟硬沙梁、草地滩，可耕者绝少。往西一带又苦无水，不能居住”。有鉴于此，丁锡奎认为如果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还要坚持放垦的话，很可能既有碍于蒙古牧民从事牧业生产，也可能带来放垦事务得不偿失。丁锡奎将在此次事件的经历表达在光绪《靖边县志稿》中，而将办理垦务过程中所调查的边外移民聚落标示于《边外总图》上。

总体而言，通过梳理、分析舆图编绘过程中的时代延续性和空间差异性，揭示舆图研究背后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如舆图内部各要素的关系、各级舆图之间的关系，以及舆图编绘者所处的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环境，可以深刻理解研究区域的经济发展特色和社会事务管理，继而将之作为我们客观复原舆图所表达的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基础。

（本文原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81-190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17年9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