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林 甫

清人著述之体，有叙述、议论、考证诸形式，叙述见体系而为学恐不深，议论显观点而嫌证据不充分，惟独考证于史实、逻辑、观点兼而备之。故学风朴实之有清一代，考证之学诚为发达。其中，舆地之学蔚为大观，考据学大师钱大昕乃其中之佼佼者也。

钱大昕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雍正六年正月七日（1728年2月16日）出生于太仓州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望仙桥河东宅。乾隆十六年（1751）特赐举人，三年后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一统志》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晚年长期执教于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1804年11月21日）卒于苏州紫阳书院，享年77岁。他“深于经史之学”，“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被后人视为“开国以来尉然一代儒宗”[1]。

钱大昕在舆地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集中在他的著作如《潜研堂文集》、《廿二史考异》、《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十驾斋养新录》、《十驾斋养新余录》、《<通鉴注>辨正》等著作中。

首先，钱氏总结了考证政区沿革应遵循的普遍原则，其《秦四十郡辨》[2]开篇有云：“言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他认为秦郡数目当以班固《汉书·地理志》为据，而阚骃、《晋书》的秦四十郡说均系后出，不足信[3]。与此同理，他论述了《水经注》可否补汉初侯国地名问题。有人问：汉初功臣封侯者140余人，封邑所在班固已不能言，郦道元《水经注》始考得十之六七，可否补孟坚之阙？钱氏答道：“此史家之谨慎，即其阙而不书，益知其所书之必可信也；郦氏生于后魏，距汉已远，虽勤于采获，未必皆可尽信。”接着他列举了九个实例，如刘苍封安成侯，《赣水篇》以为长沙之安成，而《汝水篇》以为汝南之安成；又如刘拾封建成侯，《赣水篇》以为豫章之建成，而《淮水篇》以为沛之建成；更有甚者，郦道元以东晋侨置之山阳郡当作汉刘荆所封山阳公之邑，从而认为“班氏得古史阙文之遗意矣”，而郦注“其误更不待辨矣”[4]，因而在汉侯国地名记载方面，钱大昕的结论是：“《水经注》难尽信”[5]。

其次，钱氏在进行政区沿革的考证中，具有两大重要发现。一是晋侨置州郡无“南”字。他在深入钻研东晋南朝侨置政区的基础上，发现晋室南渡后在南方侨置的州郡并非如《晋书·地理志》所说的那样冠有“南”字，侨置政区地名前加“南”字实始于永初受禅以后。唐初修《晋书》不察，遂有此误，至钱氏始正之。他说：“唐初史臣误认宋代追称为晋时本号，著之正史，沿讹者千有余年，至予始觉其谬”，从而认为“史家昧于地理，无知妄作，未有如《晋志》之甚者”[6]。二是阐发《宋书·州郡志》去京水陆里程的含义。他论述道：“案休文志州郡，于诸州书去京都水陆若干，唯州所治郡不云去京都水陆若干者，已见于州也。南徐州领郡十七，南东海为州所治，此外则南琅邪、晋陵、义兴皆有实土，故有水陆里数；南兰陵以下十三郡，有户口而无水陆里数者，侨寓无实土也。诸州皆仿此”[7]。这一发现，为后人根据《宋书·州郡志》所载水陆道里判断州郡是否侨置、侨置是否割实提供了重要依据[8]。

再就具体的政区沿革研究而言，贯彻了“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等原则，可举汉庐江郡为例。当时，桐城名家姚鼐的观点是：“夫庐江者，其水出陵阳东南，而西北流经彭蠡，以入于江，至今犹命彭蠡之山为庐山云。”到了汉武帝时，“江南遂无庐江名矣，其后改衡山郡曰庐江，然后庐江之名遂移于江北也，然则衡山之为庐江，其昭、宣间乎？”[9] 据其所考，庐江郡初在长江以南，汉武帝后此名称移植到了长江以北，移置时间推测为昭、宣年间。此论一出，反响甚大，然则钱大昕颇有疑义，他写信给姚鼐说：“庐江之为郡，在孝景初，自后别无废省之人。伍被说淮南王安云：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是衡山与庐江绝非一地。今欲并而合之，难矣”。就在这封信中，钱大昕结合汉庐江郡的考证，阐述了乾嘉学派进行地名沿革考证的一条重要原则：“读史之病，在乎不信正史，而求之过深、测之太密。班孟坚志郡国沿革，精矣；间有未备，以纪传考之，无不合也。孟坚所不能言，后儒阙其疑可矣。谓汉初之庐江在江南，武帝时已罢，昭、宣之间改衡山为庐江，皆孟坚所未尝言。所据者仅庐江出陵阳一语，然陵阳乃鄣郡之属县，非淮南故地，恐难执彼单辞以为定案也”[10]。

钱大昕对正史《地理志》的地名用字发表过一些精辟的见解。《汉书·地理志》丹阳郡胡孰，宋祁曰：“胡当作姑”，《廿二史考异》卷七：“按胡孰，《续志》作湖熟，今上元县东南五十里有湖熟镇，即汉故县所在。自汉至晋有湖熟县、无姑熟县，宋说非是”。《晋书·地理志》武威郡有揖次县，《考异》卷十九：“当作揟次，汉隶胥、咠二字多相乱，故讹为揖；隋开皇初改广武县曰邑次，又因揖、邑同音而讹也”。《魏书·地形志》南青州州治作“國城”，《考异》卷29：“國城，《通鉴》作圂城，胡三省云：圂城，当在唐沂州沂水县界；圂，户困翻。予按：《高闾传》以本官领东徐州刺史，与张谠对镇團城；《刘休宾传》亦云东徐州刺史张谠所戌團城，领二郡。则‘國城’当为‘團城’之讹，或作‘圂城’亦误”。《隋书·地理志》清河郡有清泉县，《考异》卷三十三：“本清渊，史家避唐讳追改”。

同样，钱大昕在地名读音方面也发表了较多意见。《汉书·地理志》千乘郡溼沃，《廿二史考异》卷七：“溼当作湿，音它合反”；齐郡钜定，《考异》卷七：“《水经注》作巨淀，定有澱音，语之转也，后人又加水旁”。《续汉书·郡国志》卷县有垣雝城，或曰古衡雍，《考异》卷十四：“垣、衡声相近”；陈留郡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考异》卷十四：“古音蟲如同，《诗》‘蕴隆蟲蟲’，徐仙民：音徒冬反，《韩诗》亦作烱烱，故蟲牢转为桐牢也”。《魏书·地形志》太原有靡沟，《慕容白曜传》作糜沟，《考异》卷二十九：“靡、糜，音相近”。《旧唐书·地理志》歙州黟县：“汉县，属丹阳郡，晋同医县”，《考异》卷五十八：“按晋无同医县，当是‘音’字之讹，谓黟音近医耳，‘县’字衍”。

钱大昕发明的“古无轻唇音”之说，在地名读音上也有四例：（1）“古读文如门，《水经注》汉水篇：文水即门水也。今吴人呼蚊如门。《书》：岷嶓既艺，岷山之阳，岷山导江，《史记·夏本纪》皆作汶山。《汉书·武帝纪》文山郡注，应劭曰：文山，今蜀郡崏山”。（2）“古读汾如盆，《庄子·逍遥游篇》‘汾水之阳’，司马彪、崔譔本皆作盆水”。（3）“古读房如旁，《广韻》：阿房，宫名，步光切。《释名》：房，旁也，在堂两旁也。《史记·六国表》：秦始皇二十八年为阿房宫，二世元年就阿房宫，宋本皆作旁。旁、房古通用”。（4）“古读望如茫，《释名》：望，茫也，远视茫茫也。《周礼·职方氏》：其泽薮曰望渚……即宋之孟渚，古音孟如芒”。

他也探讨过音译地名问题，认为译音地名无定字。例如蒙古语地名“插汉”，《明史·李成梁传》作“叉汉”，《张学颜传》作“察罕”，《大清一统志》又作“察哈尔”[11]。又如北朝时北方有一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柔然”，他说：“按柔然，北方之国，不通中华文字，史家据译音书之，或称茹茹，或称芮芮，其实即柔然二字之转也。柔然、茹、芮，同属日母。明元（帝）易茹为蠕，不过借同音字寓蚩鄙之意，元非改其国号”[12]。后来的发现证明，钱氏的见解非常正确，顾颉刚曾写到：“北方有柔然国,史官易其名为‘蠕蠕’,显然视为虫，我曾游大同云冈石窟,在刻石上见其自称为‘大茹茹国’,则以北魏建都大同,彼国使臣至此，□往瞻拜，遂得留此美名，致正汉文史籍之侮辱。” [13]

钱大昕考证地名，用力最勤、研究最深的当推各正史的《地理志》，指正政区地名错误、不当、衍脱及释疑等情况共有895处，兹统计如下：

表1  钱氏考证中的地名订误与释疑

至于钱大昕指正各正史《地理志》地名不当甚至错误之处，那更是俯拾皆是，兹于各正史《地理志》均仅举一例，列表说明如下：

表2   钱氏地名订误举例

钱大昕治学文、史兼通，功力深厚。他全数列举了《广韻》所载唐代州名，共计平声89个、上声15、去声29个、入声22个，发现这155个州名“皆唐开元以前之疆域”，从而认为《广韻》“盖承《唐韻》旧文”[15]。即使很小的学术问题，他也不轻易放过。例如《汉书·地理志》有误字“渽水”，胡渭考证了“渽水”实为“涐水”之误[16]，此说得到了钱大昕等学者的同意和肯定[17]，可为定论。然而，今《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仍从《汉志》误字作“渽水”。

当然，学者非圣人，孰能无过？在沈垚考定六镇确数之前，钱大昕犯过“当时名为六镇、实不止六矣”的错误[18]。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的编成，令钱大昕“叹其奇绝”，钱氏认为该书“胜仆数倍”，因而放弃了“留意三国疆域有年、常欲作志”的打算[19]，并在序中认为“其才大而思精，诚史家不可少之书也”，又说：“稚存生于千载之后，乃能补苴罅漏，抉摘异同，搜郦、乐之逸文，参沈、魏之后史，阙疑而慎言，博学而明辨，俾读者了然，如聚米之在目前，讵非大快事哉！”[20]。据研究，钱序多溢美之词[21]。

除此之外，钱氏因考《通鉴》胡注地名之误而著有《<通鉴注>辨正》两卷，指正胡注地名72处错误；又因参加《鄞县志》的编纂而指出了小江湖非西湖、甬桥非甬水桥等三则地名错误[22]。

当然，钱大昕在古代地名问题上发现前人这么多错误，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挑剔前人，而是让它们更加完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23]，“去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齮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24]。

他说的“嘉惠后学”、“开导后学”，诚非虚语。周振鹤教授曾受钱氏关于推恩法蚕食王国领地别属汉郡论述的启发，逆向还原了西汉初年王国状况[25]，因而称《廿二史考异》是“点石成金之作”[26]。敝人颇有同感，发表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上的拙文《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实系受其《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汉地理志县名相同”、“后汉县名相同”、“唐县名相同”、“宋县名相同”、“元州县名相同”、“明县名相同”等一组札记的启示而撰成。

钱大昕博通群籍，治学严谨，逻辑思维严密、考据思辨发达，因而在舆地学上的贡献是同时代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就是后人也难望项背，他的学术观点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辉。今年幸逢钱氏逝世两百周年，因撰此文，以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