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直隶省津保一带淀河图》(索图号:034.315/211/1908-3,以下简称《淀河图》),纵66厘米,横249厘米,画方不计里(纵21×横81方),绢底彩色绘本,无图例、比例尺、图说。原图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右上角处破损,但从该图内容大致推测图幅范围西南可达今河北省唐县北大洋水库一带。全图西起保定府唐县西北部唐河中段,东至天津府天津县咸水沽东侧,北起易州直隶州南、保定府定兴县、新城县北及顺天府永清县、东安县南,南至任丘县、高阳县南,经纬度范围约当114°43′—117°25′E,38°40′—39°19′N,边缘地区可能由于测绘原因并不完全在同一经纬度上,例如南缘勉强绘出的金线河(约38°45′N)与绘出全部的高阳县城(约38°40′N)、北缘的艾甫庄纬度(39°19′N)高于未绘在图上的永清县城。《淀河图》还特意以棕黄和青绿两种颜色来区分水域的浊与清,如永定河、子牙河与海河干道等泥沙含量较多的河流均为棕黄色,而东淀、西淀湖泊群则主要为青绿色。除在绘制河流方面具有一定特色外,《淀河图》的山脉采用山水画法绘制,总体较为详细。《淀河图》的主要内容“津保一带淀河”及相关水系的情况在图上一目了然,对于研究清代海河水系演变、今京津冀地区的历史文化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目前国家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及《京津冀古地图集·国图卷》均认为此图绘制于清光绪年间。然而结合清代淀河及周边永定河、子牙河等水系演变过程可知,《淀河图》反映的并不是清光绪年间上述水系的情况,因此有必要通过考证分析,重新推定该图的准确绘制时间,以便学界与公众参考利用。
一、永定河河工水系演变与《淀河图》绘制时间考证
永定河是清代畿辅地区水系治理的重点,该河下游对天津、保定之间淀泊中的东淀湖泊群影响甚大。《淀河图》左下部绘出永定河下游部分河道及堤埝,故可根据永定河河工、水系演变情况考证该图的绘制时间。
《淀河图》所绘永定河河道自北向南流至冰窖村(旁注“南岸七工”)北,转而东南,流经武家庄、朱家庄、安澜城、东沽港北,小惠家庄、刘家庄、四圣口、赵家楼、陶河、范瓮口南,在范瓮口东南、王庆坨西北处折向北流,在范瓮口东北、葛渔城以东、穆家口东南分流注入沙家淀。沙家淀东南部有叶淀,两淀东南与凤河相接。乾隆三十三年(1768)陈宏谋《天津运河疏》中称永定河“始从柳叉口入淀,而胜芳一淀淤成平地。继由王庆沱入淀,而三角淀又已淤平。乾隆三年,因各处皆已淤高,惟沙家淀最洼,遂由郑家楼、范瓮口穿堤而过,漫衍于沙家淀,仍由鱼坝口归淀。”乾隆五年(1740)二月直隶河道总督顾琮在奏报中说:“永定河下游之范瓮口、郑家楼、葛渔城一带地势洼下,历年积水汪洋、常年不消。上年凌汛水由郑家楼东残废民埝缺口流出,入沙家淀、汇凤河,达津归海。”《〔民国〕安次县志》载:“(雍正三年以后)十余年来……三角淀遂成沃壤,叶淀亦淤其半。乾隆四年,下口由东安之郑家楼东溃民堤而北出,东北趋武清萧家西南等庄,归沙家淀,入凤河。出口间或西折,则逆流至东安之淘河,复折而东,经葛渔城、穆家口,仍归沙家淀,下口情形大概若此。东邑(引者按,指东安县)境内,自狼城至东沽港,永定河身长二十里,下口浑流所占,则淘河、葛渔城、于家堤三村宛在水中,田庐多被其害,后亦渐淤。”以上文献均说明乾隆四年前后的永定河下游河道已与《淀河图》所描绘内容高度相似。
《淀河图》在永定河下游地区主要绘有七条堤埝:
第一条堤埝在《淀河图》上无注记,紧贴永定河河道南岸,自冰窖村东北向东至王庆坨北而止。据《〔乾隆〕永定河志》所载《三次接堤改河图》(见图1)图说,此堤应修筑于雍正四年(1726),《四次改河加堤图》(见图2)标注为“旧南堤”。
第二条堤埝《淀河图》注记为“北岸”,紧贴永定河河道北岸,起点不详,东南至范瓮口为止。据《〔乾隆〕永定河志》所载《三次接堤改河图》图说,此堤也修筑于雍正四年,与“旧南堤”相对,《四次改河加堤图》标注为“旧北堤”。
第三条堤埝《淀河图》注记为“旧老堤”,自冰窖村东北向东南延伸至牛眼东北而止。《〔乾隆〕永定河志》所载《四次改河加堤图》上标注为“东老堤”,按照同书《二次接堤改河图》图说,此堤应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雍正初年永定河下游的东堤。
第四条堤埝《淀河图》注记为“格淀坦坡埝”,在永定河河道西侧,自冰窖村北向南延伸,在冰窖村附近逐渐远离永定河河道,向南经牛眼西北转向东面,经董家铺北、策城北、唐儿铺南、瘸柳树北、王庆坨南、三河头北,至青光以北,靠近永定河与凤河合流后的下游处为止。《〔乾隆〕永定河志》所载《四次改河加堤图》记载“坦坡埝”修筑于乾隆三年。但按照《清实录》记载,乾隆六年三月大学士等商议永定河工时曾建议“洞子门以下接筑隔淀坦坡埝至青光”。据此,《淀河图》所绘制的延伸至青光的“格淀坦坡埝”最终形成时间当不早于乾隆六年。所谓“隔(格)淀”是指将永定河下游与东淀隔开,以防河淀汇合后加剧畿辅水患。
第五条堤埝《淀河图》注记为“北大堤”,在永定河的左岸、第二条堤埝“北岸”的北面,东南经五道口北、孙家坨南,至辛庄北而止。据《〔乾隆〕永定河志》所载《四次改河加堤图》,此堤筑于乾隆三年。
第六条堤埝《淀河图》注记为“北埝四十七里”,在辛庄北接北大堤,向东经葛渔城北、穆家口南、沙家淀北,至凤河西岸的东肖家庄北而止,将永定河下游、沙家淀与永定河东北侧的减水河与哑叭河、龙河分隔在南北两侧。据《〔乾隆〕永定河志》所载《四次改河加堤图》,此埝修筑于乾隆四年。
第七条堤埝《淀河图》无注记,在凤河东岸,南起韩家树,中经双口西,北至庞各庄西而止。据《〔乾隆〕永定河志》所载《三次接堤改河图》和《四次改河加堤图》,这条堤埝应称作“东堤”,分两段修筑完成:南段筑于雍正十一年,由韩家树至双口,长十四里;北段筑于乾隆五年,由双口至庞各庄,长十二里。
《淀河图》在冰窖村附近还绘有两处减水坝,用黄底黑字注明“新建减水坝”。《〔乾隆〕永定河志》所载《四次改河加堤图》图说称至乾隆十六年时“冰窖草坝凌汛夺溜”,于是改将永定河引向冰窖东北;另据《〔光绪〕顺天府志》,乾隆十五年采纳方观承建议增筑冰窖草坝,“冰窖草坝”很可能就是《淀河图》所绘的“新建减水坝”。
根据以上《淀河图》所绘永定河下游堤埝内容考证,《淀河图》的绘制时间应不晚于乾隆六年。《〔乾隆〕永定河志》还记载乾隆初年叶淀西部原有三角淀,至乾隆十六年“淤成高仰之势”,于是永定河下游河道被引向叶淀,这就是“四次改河加堤”。虽然永定河下游沙家淀、叶淀两个主要湖泊的格局与《淀河图》相似,但是《四次改河加堤图》中所见该时期永定河下游河道却在王庆坨以南,与《淀河图》不同。《五次改下口河图》显示,到乾隆二十年时冰窖河口以北淤成南高北低,乾隆帝在亲自考察后下令在北六工处决开堤防为下口,使永定河由此东流入沙家淀。此后,永定河下游河道虽仍有改移,但基本上在范瓮口一线以北,也与《淀河图》不同。《淀河图》所绘制的永定河河道当在乾隆二十年决开下口之前,因为《淀河图》中的“北岸”绘制尚完整而无新开河口迹象。据前引陈宏谋《天津河道疏》可知,实际上在乾隆三年三角淀已经淤高,而非“四次改河加堤”的乾隆十六年前夕。而《四次改河加堤图》所见永定河河道之所以在旧南堤、王庆坨以南,是因为“冰窖草坝凌汛夺溜,河由南岸外行,东入叶淀”。《永定河志》所附舆图恰恰漏掉了乾隆三年至十六年(1738—1751)间的永定河下游情况,导致这段时间仅有文献记载却缺乏描述河道具体情况的舆图,而填补这一空白的正是《淀河图》。
综合《淀河图》所绘永定河下游地区内容,该图的绘制时间应当在清乾隆六年至乾隆十六年之间。
二、子牙河河工水系演变与《淀河图》绘制时间考证
清代,子牙河下游由东淀南部注入,也是对东淀湖泊群有重要影响的水系。《淀河图》在左上部分绘出子牙河下游部分河道及子牙河东侧的黑龙港河及其他引河与堤埝,故根据子牙河河工、水系演变情况也可以考证《淀河图》绘制时间。
《淀河图》绘制的子牙河河道起自大城县南部,东北至天津府城北、西沽以南与北运河汇流处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的《畿辅安澜志》记载乾隆十年修建隔离子牙河与东淀的格淀堤,起自大城县东北庄儿头,经静海县北,至天津西沽止,长八十四里;《淀河图》则标注为“九十里隔淀长堤”,起止点与《畿辅安澜志》略同。乾隆三十二年又自庄儿头向西修筑新堤至文安县三滩里,长二千七百七十二丈;《淀河图》却未绘出这条“格淀新堤”,而绘出自王家口向西北经由文安县土桥头、滩里、安里屯连通东淀南部的河流。这条河流在康熙年间已有记载,是子牙河的一条老河道。乾隆三十七年尚书裘日修、总督周元理曾因格淀堤被洪水冲塌,奏请将堤防改建为叠道、增建涵洞,并在坡岸种荑、稗等植物护堤;这一点在《淀河图》中也没有体现,《淀河图》中仅在靠近西沽附近的格淀堤处绘有两座桥,桥下的两条引河均为南北向,连通子牙河与淀河。
除子牙河干流河道及堤防外,子牙河东岸的引河也在《淀河图》上有所表现。《畿辅安澜志》载乾隆五年于子牙河东岸杨家口开支河,东北经阎、留二庄,再向东北流经朱家洼,分为二支,西支经王二庄西北入蒲港洼,称牛栏河;东支经三禅房入蒲港洼,称官家河。两河自蒲港洼以北至西贾口村汇入老君泊。至乾隆后期牛栏河已淤废,官家河也淤塞,仅作为发生较大洪水时的泄洪道。《淀河图》上绘出了杨家口支河,却既未标注河名,也未标注杨家口地点。这条河在广福楼北侧从子牙河东岸分出引向东北方,先过蔡家洼,经闫儿庄、刘儿庄(《畿辅安澜志》阎、留二庄)之间,东北至东子牙、汪儿庄、三户庄之间分为两支,均汇入蒲港洼,再分流由蒲港洼北流入静海县西北、独流东南的无注记湖泊,即《畿辅安澜志》所记载的老君泊。由此可见,《淀河图》所反映的杨家口支河情况与《畿辅安澜志》的记载大体相符。
乾隆十八年子牙河东堤、朱家洼西修建滚水石坝,在静海县境猫儿庄(今地约在子牙镇南、流村北);次年又采纳总督方观承建议,建石闸于子牙河东堤,在大城县阎儿庄(《淀河图》闫儿庄)。乾隆二十八年,阿桂等人认为杨家口“支河之尾归入正河,形势不顺。请于子牙河村南斜向东北挑河二十余里”。但猫儿庄滚水石坝、阎儿庄石闸与阿桂所建议的子牙河村南引河在《淀河图》中均没有体现。
在子牙河、杨家口支河东侧还有黑龙港河,是子牙河、漳河与卫河泄洪的渠道。《淀河图》绘出三支黑龙港河汇流于大城县广福桥东南方,但未标出汇流附近的地点(青县空城村、张洪桥)。青县空城村大致在大城县东南部子牙河畔的白杨桥正东略偏南方向,但《淀河图》却将其绘制到东北方向,这种绘制失准的原因大概与靠近图幅边缘、远离《淀河图》的核心河淀区域有关。《淀河图》在黑龙港河东岸自三条支河汇流处至静海县东北贾口均绘有堤防,并在黑龙港河的下游、静海县独流西南方绘有起自贾口至苟各庄为止的贾口横堤,说明《淀河图》的绘制时间不早于修筑这些堤防的清乾隆五年。
不过,《淀河图》还绘出了康熙三十九年(1700)在广福楼西南开凿而将子牙河引入黑龙港河的子牙新河。但由于这条新河受子牙河泥沙淤积,加之黑龙港河倒漾入子牙河,在乾隆五年已修筑广福楼横堤,截断子牙新河,以下河段专用于宣泄黑龙港河洪水。《淀河图》虽未绘出广福楼横堤,却将子牙新河河道绘为与黑龙港河相似的灰白色,而非子牙河干流的棕黄色。这大概是因为《淀河图》虽然体现的是乾隆五年以后子牙新河的状况,却因广福楼横堤并非主要内容而漏绘了此堤。
综合《淀河图》所绘子牙河下游区域内容,《淀河图》的绘制时间应当在清乾隆十年至乾隆十八年间。
三、淀河河工水系演变与《淀河图》绘制时间考证
现代海河水系中的大清河水系,在清代因中下游存在众多湖泊,又称淀河;而淀河的湖泊群又以顺天府保定县(治在今河北省文安县新镇镇)为界,分为东淀与西淀两部分。东西两淀的划分与影响两淀的水系相关:清代中期影响西淀的水系大致分为北面的拒马河水系,南面的潴龙河水系与西面的保定府河水系三部分;影响东淀的水系主要包括西淀的上游水系,以及北面的永定河水系、南面的子牙河水系。淀河河工与水系是《淀河图》的主要内容,也是考证该图绘制时间的关键。
《淀河图》范围西起太行山地内的唐河,绘出唐河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绘制图右上部(部分破损)的广利渠全貌。广利渠是唐河在出太行山地进入河北平原处导引出的一条灌渠,东流,经唐县县城南,至完县与放水河、祁河、蒲河汇合,下游经方顺桥通向保定府。乾隆九年,尚书兼管河道总督高斌请求扩展广利渠,将唐县、完县水导入保定府河,东流达一百二十里,两岸每五里设一处涵洞,共二十四处,以便百姓引用灌溉;新河以方顺桥北白草沟河为下游,并疏浚方顺桥南金线河作为支流,在方顺桥建有通会闸(北口)、金线闸(南口),控制方顺河分流;并修唐河渠口石闸;此即《畿辅安澜志》所谓“(乾隆)初次水利工程”。乾隆十一年允许唐、完、满城三县村民增设涵洞,不以五里为限;建木、石桥三十五座以便交通往来;在方顺桥西二里处开减河泄水;增高通会闸三尺以防方顺河涨溢;并拓宽唐河渠口至保定府河道,将金线河扩宽浚深而与白草沟河相同,以便泄水入西淀;此即所谓“(乾隆)二次水利工程”。这两次水利工程的内容在《淀河图》上多有体现。而修纂于同治十年(1871)至光绪十二年(1886)的《〔光绪〕畿辅通志》则称广利渠“今多淤塞,只至(唐县)城西三里李家庄而止”。可知《淀河图》所绘广利渠情况不应晚至同治末年。另外,唐河在《淀河图》中除广利渠分水外,进入平原后未再见其河道。而唐河在道光年间以前下游东南流入祁州境而与沙河、磁河合流为潴龙河,由高阳县东北汇入西淀,同治十年改道后经安州西部、清苑县东部,下游与望都县九龙河、保定府河合流。《淀河图》中则在安州西南方向无唐河河道,而在高阳县西、九龙河东南侧有一条注记为“干沟”的河流。尽管同治十年改道以后的唐河河道就与这条“干沟”类似,《淀河图》却注记为无水的“干沟”,说明《淀河图》绘制时唐河尚未改道,故《淀河图》绘制时间不应晚于同治十年。
《淀河图》在右下部分绘出保定府安肃县的瀑河及安肃县北(实际在定兴县境内)的萍泉、鸡爪泉,两泉分别形成萍泉河与鸡爪泉河(《淀河图》未注记两河名称),在安肃县北合流后南流入瀑河。这实际上反映了发生在乾隆十一年的乾隆二次水利工程成果,此次工程将萍泉导入鸡爪泉,再将两泉水由安肃县北导入雹河(瀑河的别称)。鸡爪泉实际上是由发源于定兴县西南部四个村落的泉水汇流而成的,因河流状如鸡爪而得名,《淀河图》中就将鸡爪泉绘制为多个泉水合流的形态。《〔光绪〕畿辅通志》则记载萍泉河(也称萍河)曾有两条河道:与鸡爪泉汇流的一条河道在光绪初年已经淤废,另有一条东南流至容城县南与雹河合流的河道;《淀河图》未绘出后一条河道,可能是为了凸显二次水利工程的成就。
《淀河图》在瀑河下游绘有新安县(见图3),而新安县于道光十二年(1832)省并入安州。新安县西北有大溵淀,《淀河图》将其绘为棕色,其间有河流穿过,应当是当时大溵淀不常蓄水,与具有较为稳定水源的西淀诸湖泊不同。《淀河图》在大溵淀北侧绘有一条自黑龙口由瀑河分出,东南流至南河注入东烧车淀的河流,但未注记河流名称。此河在《〔雍正〕畿辅通志》序图《保定府舆地图》中注记为新开河,“疏渠泄(大溵淀)水,营田数千顷,为膏腴之地”,系雍正四年怡贤亲王胤祥所开,开河同时又在新河南岸筑新河堤,起自黑龙口,至南河闸为止,“以防新引河之水泻入大溵淀”。新河自西向东建有四座水闸:新河西端设黑龙口闸,将雹河水引入新河;黑龙口东十里、新安县西北二十二里处设新河闸,半砖半石,以调节容城、新安二县积水;新安县西北二十里新堤上设四工闸,半砖半石,乾隆十年改为涵洞,引新河水南入大溵淀;新安东北十二里、新河东端设南河闸,用于发泄新河洪水入烧车淀。除新河闸外,以上工程在《淀河图》中均有反映。
《淀河图》中下部主要绘有拒马河水系内容。《淀河图》在定兴县城东西两侧绘有四条自北向南的河流,定兴县西北的三条河流自西向东依次注记为“易水”“湭澜河”“界河,拒马河支流也”,定兴县东北的一条注记为“马村河,拒马河支流”。其中的“界河”相当于现代南拒马河,与易州境内的易水、湭澜河合流,至定兴县东南又汇入马村河,随后东南经容城县北,至新城县南的白沟河镇与北拒马河汇流,以下河段应称为白沟河,《淀河图》无注记。《淀河图》上注记为“琉璃河”的河流相当于现代南拒马河,自新城县城东北向南流,至新城县南十里铺与来自新城县西北方向的紫泉河合流。琉璃河再南流至高桥,向东南方向延伸出一条河道,直抵雄县东北部,注记为“拒马河分支”,中间经过芦僧村。《畿辅安澜志》称此河为“卢僧河”,最初形成时间不详,乾隆十年曾浚治雄县东北境内河段二十里有余,并将此河作为琉璃河泄洪的引河。同治十三年(1874)自新城县十九垡起新开卢僧河,东南经雄县至保定县境与中亭河相接,应当是一条与淀河紧密相关的引河,却不见于《淀河图》。《淀河图》绘制琉璃河在高桥南与发源于西北的斗泉河合流。白沟河在雄县北的王克桥分为三支:第一支东流,至雄县东北与“拒马河分支”合流,注记为“白沟河分支”,《畿辅安澜志》称之为“王克桥引河”,乾隆十年所开;第二支为干流,东南流经雄县县城西,转而东流,经城南,在雄县东南与来自赵北口的河淀汇流;第三支则西南流入赵北口西侧的莲花淀。在《〔光绪〕畿辅通志》所附《雄县》图上,“卢僧引河”“王克桥引河”都标记为“淤”。《淀河图》在白沟第三支西侧的李郎、流通村附近还绘有两个涵洞,它们修建于雍正四年,重修于乾隆五年,作用是将白沟河洪水泄入烧车淀。实际上清代拒马河水系的泥沙含量也较大,但在《淀河图》中无论“琉璃河”还是“界河”都绘成青绿色。
《淀河图》的主体部分是位于全图中部至左部的东、西两淀。由于受到拒马河水系的直接影响,清代中后期位于任丘县赵北口以东至保定县张青口之间的西淀部分变化最大。《畿辅安澜志》记载赵北口东侧有大港淀、雄县东南有柴禾淀,均见于《淀河图》;但到光绪初年两淀已淤平。而西淀在赵北口以西、相当于现代白洋淀的部分变化相对较小,《淀河图》所绘制的西淀湖泊与《畿辅安澜志》所记载的情况基本接近。《淀河图》还用黄底黑字注记标出康熙帝在考察西淀时所置的端村、郭里口、圈头、赵北口四处行宫。西淀的南源为潴龙河,《淀河图》注记为“猪龙河”,在高阳县东部,北流汇入白洋淀;此处“白洋淀”是狭义的白洋淀,最初只指现代白洋淀湖泊群南部的一个湖泊,《淀河图》中的注记即是如此。
清代东淀最易受到泥沙影响,而先被淤平的是霸州南部、保定县东北部与文安县石沟村以西的西部湖淀。按照《畿辅安澜志》与《淀河图》的情况,列表1对比两种文献对东淀湖泊群记载的异同:
由表1可见,《畿辅安澜志》所记载的东淀湖泊群情况基本与《淀河图》相对应,说明这两种文献反映的应当是同一时期的东淀情况。《畿辅安澜志》内容的时间下限至嘉庆十三年(1808),主要反映清乾隆年间的畿辅水系情况,与前文分析《淀河图》的绘制时间相符。
而光绪年间的东淀较乾隆、嘉庆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光绪〕畿辅通志》记载东淀仍有27个湖泊,大多却是延续《畿辅安澜志》内容,而且同卷述及东淀内的“信安、盐河、褚河、长子等河皆多淤绝,即吕公、长淘等河昔为清河翼者亦成断港”。根据《〔光绪〕畿辅通志》所载《顺天府舆图》《天津府舆图》,霸州境内仅有河道而未绘制湖泊,文安县境内磨磨淀位置注记为“东淀淤”,而麻地泊、灰窝、蒿浪淀为湖泊形状,大水套则呈现为环形河道;除此之外,未见其他湖泊。实际上早在道光十年(1830),永定河下游“浑水南徙东淀,直逼千里长堤……东淀杨芬港以下逐渐淤塞,致大清河之水与永定河浑水合而为一,俱由杨芬港之岔河,经杜家沟,归韩家树正河行走,直逼千里长堤。堤出水面仅三尺许”。至光绪七年,李鸿章在奏折中称东淀周边乡民占淀为田,现存水域已不及乾隆三十七年的三分之一,“往来津沽,亲见丛芦密苇,弥望无涯,不特难容多水,即淀中旧有河道,亦因而淤垫,重烦官款挑挖。该淀既节节壅滞,上游各河遂泛滥为灾,动关全局。及今不治,再阅数十年,将东淀胥为平陆矣”。可知光绪年间东淀范围已远不如乾隆、嘉庆年间,因此《淀河图》显然不是根据清光绪年间东淀情况绘制的。
综合《淀河图》所绘淀河内容,《淀河图》的绘制时间应当在清乾隆十一年以后,而不晚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
四、《淀河图》与国图藏清光绪年间《天津至保定河图》的对比
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清光绪年间《天津至保定河图》(索图号:034.315/211/1894,以下简称《津保河图》),纵27厘米,横126厘米,一方十里,彩色绘本,无比例尺、图说。图右下部有方位注记及“每方十里”注记,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范围西起保定府城,东至天津府城东侧海河各支流水系汇流处,“图上主要绘出了大清河及东淀、西淀、沿河大堤、村庄等”,范围与《淀河图》相比较小,局限于淀河一线。从《津保河图》的索图号可推知国家图书馆将该图的绘制时间大致定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据内容初步判断,《津保河图》绘制时间系清光绪年间无误,因此可与《淀河图》相对照,佐证《淀河图》所描绘的并非清光绪年间淀河的情况,绘制时间也不应晚至光绪年间。
相较之下,《津保河图》绘出的淀河支流虽不如《淀河图》详细,但却绘出了《淀河图》中未绘出、位于千里长堤南侧的三个湖泊,自西向东分别为赵北口南侧的鄚州洼、雄县东南部与任丘县东北部的五官淀,以及保定县东面、文安县境内的文安洼。与千里长堤内的西淀、东淀不同,这三个湖泊在清代中期由于缺乏稳定的水源而难以保持稳定的湖泊形态,因此易为该时期绘制的舆图所忽略。这主要是因为清代中期滹沱河在深州武强县与滏阳河汇流而以子牙河作为下游河道,对河间、任丘等县影响不大。清同治七年,滹沱河在正定府藁城县一带改道后横穿河间府中部,由古洋河河道而下,而这条河道在《淀河图》中部任丘县附近仍注记为“滹沱河古道”。之所以《淀河图》称之为古道,是因为明代滹沱河曾由这条河道注入淀河。同治七年滹沱河改道后,由于当时西淀、东淀也已经因泥沙影响而逐渐淤高,王村口一处难以泄出滹沱河的洪水,导致五官淀、文安洼水面扩大。而鄚州洼则与西淀南侧千里长堤的溃决与西南方向潴龙河的决堤有关。清同治末年至光绪年间,文安县、雄县、任丘县等地百姓之间曾多次因积水下泄的问题爆发冲突,其中发生在光绪十八年的鄚洼(即《津保河图》中注记的鄚州洼)事件说明当时鄚洼一带积水严重。而《淀河图》中并未将这三个湖泊绘出,说明当时还未发生滹沱河改道的事件,更未出现鄚州洼、五官淀、文安洼严重积水的情况。《津保河图》中文安洼的积水已经逼近保定县东北口头村到文安县东北富贵营(傅官营)一线长堤南侧,应当是光绪年间文安洼常年积水不消带来的严重后果;而鄚州洼也几乎覆盖了赵北口十二连桥南侧的鄚州镇周边地区。就《淀河图》与《津保河图》的主要内容——东淀、西淀湖泊群(见图4)来说,两图的差异也很明显。在千里长堤内的西淀东部原柴禾淀区域,《津保河图》只绘有一个规模不大的湖泊,这个湖泊与堤外的五官淀位置相近,而与《淀河图》中的柴禾淀更靠近淀河河道不同,说明二者水源不同:柴禾淀的主要水源,乾隆年间应当为淀河,而光绪年间应当为滹沱河下泄到赵王河的积水。而在东淀区域内,《津保河图》上以文安县东北部的石沟村为界,以西多为河道而少有湖泊,湖泊集中于石沟村以东到天津西北的韩家树西侧一带,较《淀河图》的东淀、西淀湖泊群范围大幅减小。
在水系内容之外,两图所表现的政区建置内容也有差异。《津保河图》虽然绘有新安县城,但注记仅有“新安”两字,无“县”字,除此之外图上的府州县治所如雄县、保定县、安州、保定府、天津府注记均为带有行政级别的全称,因此不能认为《津保河图》是清道光十二年新安县被省并入安州之前所绘制的。这也是《津保河图》与《淀河图》的一点微小差异。绘成于光绪年间的《津保河图》之所以仍要标注省并已有数十年的新安县的旧县城,是因为此地仍驻有安州管河州判一员,负责河工等事务。
五、结论
综上所述,《直隶省津保一带淀河图》的绘制时间应在清乾隆十一年至乾隆十六年间。这段时间恰是清代中期大规模兴修畿辅水利工程的一个高潮时期:乾隆九年御史柴潮生奏请兴修畿辅水利,清廷经商议后先派吏部尚书刘于义前往保定会同总督高赋督办水利,刘于义等人“寻请将宛平、良乡、涿州、新城、雄县、大城旧有淀渠,与拟开河道,并堤埝、涵洞、桥闸,次第兴工。下廷议,如所请行”。具体工程多见于《畿辅安澜志》记载,集中于乾隆十年、十一年前后。《淀河图》的绘制应当是对这一阶段淀河流域兴修水利工程成果的总结(而稍晚开展的水利工程则未见于该图),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根据清代史料可知,乾隆年间“绘图贴说”是事关水利的奏折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方式,例如乾隆五十五年梁肯堂《奏报查明永定河两岸民户房屋情形》所附图为《大清河沿河各户搭屋居住之地形图一件》,而乾隆帝曾亲自指示修改此图标注“大清河”的错误之处。类似的,乾隆十四年陈大受《奏报办理淀河蓄水事宜》一折末尾有“将全淀形势及收蓄淀水之处绘图粘签恭呈御览”之语,结合前文所述《淀河图》内容,该图有一定可能是陈大受奏折附图,或其他同时代相关水利奏折的附图。由于近现代档案管理的原因,清代奏折的附图往往从原件中拆出另外归档,梁肯堂的奏折文本与图件分开就是一例;加之《淀河图》图幅较大,即便《淀河图》是奏报所附图件,也应归为图画而非档案管理。但这也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如梁肯堂奏折的附图由于脱离了文本,而起初管理档案者又未加详考,因此在断代时只能粗略定为清乾隆年间。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淀河图》图面并无图名标示,而在单独归入古地图管理后又因未能详考其图幅内容,导致《淀河图》长期被误认为绘制于清光绪年间。
重为考定绘制时间的《淀河图》,弥补了清代中期舆图类文献缺乏有关淀河水系内容的空白,可与乾隆间的《永定河志》、嘉庆间的《畿辅安澜志》等水利文献互为参照,史料价值丰富。《淀河图》所展现的清代中期东淀、西淀湖泊群接近全盛的格局,也是研究历史时期海河水系、今京津冀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参考。
(本文原刊《文献》2024年第2期第117—135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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