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西北界图》（收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藏书号：古4709—89）是朝鲜“彼我”类关防地图，“彼”指清朝，“我”指朝鲜，既包括中国地图，也包括朝鲜地图，类似于1706年李颐命制作的《辽蓟关防图》，反映了中朝两国陆海相邻地区的关防形势。《西北界图》的制图年代要晚于《辽蓟关防图》，图上不仅标注了中朝两国毗邻地区的城市、道路、镇堡、驿站、柳条边边门及烽燧等信息，还用点线标注了中朝两国的陆海界线，既是关防图，又是反映此疆彼界的界图。

有关《西北界图》的图源，韩国学者裴佑晟在《朝鲜后期国土观与天下观的变化》中有论及，他指出该图基于郑尚骥（1678—1752）的《东国地图》编纂，同时参考了《古今图书集成》（1728）职方典地图，以及参考了朝鲜官撰《海东地图》（1750年代）。笔者对《西北界图》朝鲜图的图源无异议，但是对《西北界图》中国图的图源提出商榷。因为笔者发现《西北界图》的东北三将军辖区图，无法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地图一一对应，尤其《西北界图》包含了《古今图书集成》所未有的“乌苏里江图”“鸭绿江图”及“黑龙江图”的内容，说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地图并非《西北界图》的真正图源。

另外，裴先生还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收藏于朝鲜王室图书馆（奎章阁），一般人无法看到，指出《西北界图》属于官撰地图，笔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一方面《古今图书集成》并非《西北界图》的图源，另一方面朝鲜当朝官员可以出入王室图书馆查阅资料，所以不能排除私撰的可能性。再者《西北界图》笔体粗糙、色彩单调，图上文字错误百出，不具有官撰地图的特性，所以笔者认为这是私撰地图。

本文试对《西北界图》中国图的图源进行再探讨，分析其与《皇舆全览图》小叶版及《盛京通志》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这些版本输入朝鲜的时间，考察其制图年代，从中可以了解清初的地理调查成果借助《皇舆全览图》小叶版及《盛京通志》等对朝鲜产生的影响。另外，《西北界图》的左上端和右下端都有题记，除了记载清朝东北三将军辖区的地理信息以外，还记录了历史上女真部落及清军对朝鲜的军事攻伐路线，朝鲜称之为“贼路”，表现出对清朝的防备意识，通过分析该图题记内容，既可以了解其制图背景，还可以辨别制图年代。

《西北界图》上的穆克登碑址受到一些人的关注，认为是穆克登立碑于小白山的新证，但是笔者发现这是极个别的例子，大部分朝鲜古地图都将碑址标在了长白山东南麓，只有与中国地图有关的少数几个“彼我”类地图，才标在了小白山附近，笔者认为这是受到了中国地图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了《皇舆全览图》小叶版的影响。针对此问题，本文试从《西北界图》的中方图源入手，分析穆克登碑址标在小白山附近的原因，以及该图所表现的中朝边界认识。

二、《西北界图》中国图的图源

《西北界图》是折叠式彩色地图，是纸质笔写本，现收藏于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共由6幅图构成（见图1），折叠起来是6个小册子，全部展开则是一个完整的地图。每幅图可对折为8面，折叠后的规格为23.5cm、17cm，6幅图全部展开后的规格为141（23.5×6）cm、136（17×8）cm。另有封面和封底，封面竖排写着“西北界图”四个字，以此标示图名。

从《西北界图》的构成来看，包括朝鲜西北地区和陆海相连的中国地区，其中，朝鲜图包括咸镜道、平安道及黄海道的一部分，中国图则包括东北的黑龙江、宁古塔、奉天三将军辖区，以及环渤海的府州县、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图上用点线标注了此疆彼界，故被称作“西北界图”。

《西北界图》的中国东北三将军辖区图，从河流的外形及山川名称来看，与康熙《皇舆全览图》（康熙五十六年，1717）很相似，这在朝鲜“彼我”类地图中是少见的。众所周知，《皇舆全览图》秘藏宫中，朝鲜人无法看到，但是《皇舆全览图》的小叶版仍传入了朝鲜，包括《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地图及《康熙分府图》等。其中，《古今图书集成》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朝鲜使臣徐浩修在北京购得，收藏于朝鲜王宫图书馆奎章阁。至于《康熙分府图》何时传入朝鲜无明确记载，但考虑到此版本在清朝民间有流布，通过一年数度的朝鲜使行，估计在编纂后不久传入了朝鲜，并成为《西北界图》的重要图源。

在《皇舆全览图》的小叶版中，《西北界图》参考的并不是《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地图，而是《康熙分府图》，这一点从《古今图书集成》不包含“乌苏里江图”“鸭绿江图”便可知。与之相比，《康熙分府图》一方面包含了“乌苏里江图”“鸭绿江图”，另一方面不包含“黑龙江图”，这恰好满足了《西北界图》的图源条件。考察《西北界图》，其乌苏里江、鸭绿江部分与《皇舆全览图》相似，但黑龙江部分与《皇舆全览图》不同，表明另有图源。

那么，《西北界图》黑龙江部分参考的是哪一幅地图呢？笔者发现从河流的外形及地名的汉字拼写法来看，与乾隆元年《盛京通志》的疆域图十分相似，参考了其中的“黑龙江将军所属形势图”和“盛京舆地全图”等。只是《西北界图》黑龙江入海口的流向，与《盛京通志》（南流）不一样，参考的是《康熙分府图》的“山海舆地全图”，即呈现东北流向。总之，《西北界图》的黑龙江部分，既参考了《盛京通志》，也参考了《康熙分府图》。

另外，在《盛京通志》诸版本中，《西北界图》参考的是乾隆元年本，而不是乾隆四十九年本，这一点从地名的汉字拼写法可以看出。比如《西北界图》的黑龙江西岸标有“古雅克萨城”“乌尔苏河”“鄂尔多浑河”“鄂尔河”“大格尔必齐河”“卓洛克七河”“格尔毕齐河”等，另在格尔必齐河（应为大格尔必齐河）的东岸标注了“鄂罗斯界碑”（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所规定）。这些名称的汉字拼写法与乾隆元年本《盛京通志》完全相同，而与乾隆四十九年本《盛京通志》有差别。在四十九年本里，这些名称分别标注为“鄂尔多库尔河”（指鄂尔多浑河）“安巴吉尔巴齐河”（安巴的满语意思是“大”，指大格尔毕齐河）“济鲁克齐河”（指卓洛克七河）“吉尔巴齐河”（指格尔毕齐河）等。

此外，《西北界图》的奉天、宁古塔部分，无论是河流的外形还是山川名称，特别是地理名称的汉字拼写法，与《康熙分府图》的“盛京全图”“宁古塔图”“鸭绿江图”“奉天府北分图”“奉天府南分图”等相同，尤其鸭绿江支流名称的汉字拼写法，二者几尽相同。比如《西北界图》的佟加江水系（鸭绿江支流）标有如下名称：“佟加江源”“伊尔哈雅范（山）”“哈尔敏河”“额尔敏河”“红石拉子”“吴儿江”“马察河”“清河”“拉哈”“瓦尔哈什”“李雅达河”“董鄂”（误标为“薑鄂”）“阿母八鸦儿浒”“阿几个鸦儿浒”（误标为“阿几罗鸦儿浒”）“小沽”“大沽”“唐石河”等，这些名称与《康熙分府图》的“鸭绿江图”相似，而前面提到的《古今图书集成》因不包含“鸭绿江图”，所以没有这么详细的支流名称，说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地图虽是《皇舆全览图》的小叶版之一，但并非《西北界图》的真正图源，《康熙分府图》才是其真正图源。

《西北界图》的乌苏里江部分，也参考了《康熙分府图》，包括绥芬河（标作“隋分河”）、兴凯湖（标做“兴开湖”）、乌苏里江，以及其间（流入日本海）众多小河流的外形、地名的汉字拼写法，二者都相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西北界图》抄错了其中不少地名，如“呼閑哈达”误写成了“呼蘭哈达”，“乌鸡米河”误写成了“乌鸣米河”，“甫尔单城”“甫尔单河”误写成了“南尔单城”“南尔单河”，“木下河”误写成了“水下河”，“浑大河”误写成了“浑木河”等等。这些相近汉字的书写错误，估计与《西北界图》所参考底图的清晰度有关。由于底图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再加上制图者并没有对照其他志书，所以出现了一连串的错误标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北界图》属于私撰地图，并非精致的官撰地图。

除了以上东北三将军辖区以外，《西北界图》环渤海区的中国图，则参考了《康熙分府图》的“锦州府图”“直隶全图”“永平府图”“顺天府图”“河间府图”等，辽东半岛则参考了“奉天府南分图”，山东半岛参考了“山东全图”。尤其《西北界图》环渤海区的海岸线走向，以及海上密密麻麻的岛屿和名称，均与《康熙分府图》相同。比如《西北界图》的辽东半岛南端，自东向西有如下岛屿：“大孤山”“王家岛”“八岔岛”“海洋岛”“石城岛”“无名岛”“大鹤子岛”“塔连岛”“小长山岛”“舍利岛”“长子岛”“海仙岛”“光禄岛”“大长山岛”“瓜皮岛”“葛藤岛”“光头岛”“马鞍岛”“古娄岛”等，这些名称与《康熙分府图》的“奉天府南分图”完全相同。

《西北界图》的朝鲜图则包括西北三道，即咸镜道、平安道及黄海道，其底图是郑尚骥的《东国地图》。从图的轮廓、河流形状及山川名称来看，二者都相似，只是鸭绿江边的所谓“贼路”（指明初女真部落的侵袭路线及后金、清的军事攻伐路线）以及对岸女真部落的名称，则参考了《海东地图》平安道的郡县图，后面分析题记的部分，将对此进行详述。

总之，《西北界图》中国图的底图是《康熙分府图》和《盛京通志》（乾隆元年）疆域图，而朝鲜图的底图是郑尚骥的《东国地图》，同时参考了官撰《海东地图》，反映了18世纪初期中朝两国毗邻地区的地理信息，特别是吸收了清朝为制作“一统志”和《皇舆全览图》所进行的地理调查的成果，这与以往朝鲜“彼我”类地图是不同的。《皇舆全览图》的小叶版《康熙分府图》输入朝鲜，对朝鲜士人正确认识毗邻中国地方的地理信息以及认识中朝边界提供了参考依据。

三、题记的内容及制图年代

折叠式的《西北界图》展开以后，在左上端和右下端都有题记（见图1），左上端（图1第1—3幅图）是有关清朝东北三将军辖区的内容，包括名胜、四至范围、柳条边边门信息及盛京的沿革历史等，右下端（图1第5—6幅）是有关鸭绿江边“贼路”（贼指女真部落、后金及清）信息。以下试对题记内容进行分析，这对了解18世纪朝鲜士人对清认识及判明制图年代会有帮助。

第1幅图的题记：参考《盛京通志》（乾隆元年）记载了东北三将军辖区的名胜，包括长白山、医巫闾山、松花江、镜泊湖、德林石及海眼等，选取了与清朝发祥有关的山川名胜。如记载长白山，从金代山，与长白山一起夹护盛京。另记混同江：“金册混同江神，为兴国应圣公，金亡庙废。”此外，还记载了宁古塔城附近三处由火山喷发形成的自然景观，包括镜泊湖、德林石及海眼等。在三处景观中，镜泊湖和德林石经常出现在18世纪朝鲜“彼我”类地图中，如《辽蓟关防图》（1706），《朝鲜女真分界图》（1750年代），《西北疆界图》（18世纪中期），《西北彼我两界万里一览之图》（18世纪中期）及《西北彼我交界图》等。表明这两处景观作为宁古塔城的象征为朝鲜士人所熟知。朝鲜人之所以关注宁古塔城，是因为将其视为清朝发祥故地，盛行所谓“宁古塔败归说”，认为清朝作为夷狄入主中原，早晚要败归老巢宁古塔，这是朝鲜士人“华夷观”的典型表现。

第2幅图的题记：分为上半部和下半部，上半部题记概述了盛京统部、奉天将军、奉天府、锦州府、宁古塔将军及黑龙江将军的四至范围及东西、南北距离。下半部题记，记录了柳条边的边门信息，共分为三部分。其一是盛京兵部管辖的6边门，包括凤凰城门、河门、兴京边门、碱厂门、英额门、威远堡门等，指出这些边门与朝鲜江边邑镇（义州、玉江、昌城、理山、满浦及废四郡）相通。其二是奉天府管辖的11边门，包括发库门、彰武台门、白土厂门、清河门、九官台门、松岭子门、长岭山门、新台门、碾盘门、宽邦门、明水堂小门等，记载了这些边门与附近的开原、广宁、义州（锦州府）及锦州等城的距离，这是盛京老边。其三是宁古塔将军管辖的6边门，包括半拉山门、克勒苏门、布尔德库门、黑儿苏门、易屯门、发忒哈门等，记载了这些边门与永吉州的距离，这是吉林新边。以上柳条边边门信息，参考了《盛京通志》的兵防、兵制，不过也有信息抄错的，如凤凰城边门位于城南十里，误写成了“城南三十里”。

第3幅图的题记：概述了盛京即沈阳的沿革历史，包括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攻取抚顺、沈阳，移都沈阳称之为盛京，以及1644年入关定鼎北京的过程。不过也有史实和年份搞错的，如记载努尔哈赤在天命年间定都俄多里城，这与史实不符，其定都位置应该在赫图阿拉即兴京。又如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改元天命是在1616年，称帝是在1619年，但题记均记作1619年（万历己未），即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年份。又如后金移都沈阳是在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但题记误写成了1628年（崇祯戊辰）等。

以上有关东北三将军辖区的名胜、四至、柳条边边门及盛京沿革等内容，主要参考了乾隆元年《盛京通志》，要么照抄原文，要么简单概述，并无多少创新内容，不过从所选取的内容看，主要关注与清朝发祥有关的名胜及关防形势。另从题记照实记录清朝发祥地的山川名胜，特别是圣山长白山和陪都盛京来看，表明制图者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明清易代，而不具有朝鲜士人普遍的贬清意识。

图1的第5—6幅图的题记：记述了鸭绿江边的所谓“贼路”，指明初女真部落侵袭朝鲜的路径和后金（清）的军事攻伐路线。众所周知，朝鲜初期开拓西北边境是在驱逐女真人的基础上完成的，双方之间的冲突和战斗不断，在女真部落的反击下朝鲜曾让出鸭绿江边新设的四郡，朝鲜历史上称之为“废四郡”。有关“贼路”就是复原了这一段历史记忆，其内容主要来自《海东地图》（18世纪中期）的题记，抄录了其中的平安道“义州府图”“昌城府图”“碧洞郡图”“理山府图”“渭原郡图”的题记。有趣的是，《海东地图》有关“清人”及“采猎胡人”的内容被删除了，代之以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清军（后金军）丁卯（1627）、丙子（1636）之役时进攻朝鲜的路径；后金与明朝进行“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将领姜弘立率军渡过鸭绿江的路径；以及明将毛文龙渡江攻打女真部落的路径等。

以上有关东北三将军辖区的内容，以及鸭绿江边的贼路信息，凸显了朝鲜士人对清防备意识。到了18世纪中期，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已步入正轨，距离丙子年（1636）清军攻打朝鲜，国王被迫出南汉山城表示臣服，已过了一百多年，但是朝鲜士人对丙丁之役的历史记忆尚存，对清朝仍存有戒心和防备意识，这诚然与朝鲜吸取“丙子”下城的历史教训，不断讲求“阴雨之备”和“内修外攘”有关。如前述，《海东地图》有关采参清人的活动及往来路线都被作者删除，表明作者要说的“贼路”，并不是这些和平采参者的往来通道，而是曾给朝鲜带来战争创伤的清（后金）的军事攻伐路线，这些内容为《西北界图》增添了关防色彩，同时也给该图打上了英祖时期（1724—1776年在位）的时代烙印。

有关《西北界图》的制图年代，韩国学者裴佑晟认为制图上限是乾隆四十二年，其依据是《西北界图》的重要图源《古今图书集成》是在该年输入朝鲜的，所以他将这一年作为制图上限，但是笔者对此提出商榷。如前述，《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地图并非《西北界图》的真正图源，因为缺少了“乌苏里江图”和“鸭绿江图”，其真正图源是《康熙分府图》，因为既包含了“乌苏里江图”和“鸭绿江图”，又不包含“黑龙江图”，恰好满足了《西北界图》的图源条件。可见，《古今图书集成》输入朝鲜的年份1777年不能作为制图上限。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其制图年代呢？这要从分析中朝双方图源入手。如前述，《西北界图》的图源及所参考的文献，既包括中国文献，也包括朝鲜文献，中国文献包括《康熙分府图》和乾隆元年《盛京通志》，而朝鲜文献包括郑尚骥的《东国地图》和官撰《海东地图》。以上中朝两国文献的编纂时间，特别是中国文献传入朝鲜的时间，会对《西北界图》的制图年代产生影响。

在《西北界图》所参考的文献中，《康熙分府图》制作于康熙六十一年以前。这是为了适应行政管理的需要，由清内府从《皇舆全览图》中精心编制分省、分府政区图而成，共有227幅图。在今天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此康熙刻本。另外，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有《康熙内府分省分府图》（231幅，1939年石印本），据图前的夏孙桐序，在道光初年坊肆间有销售，但价格昂贵，后在光绪年间编制会典时又从厂肆购得，系乾隆以前的旧装，即康雍旧本。既然在北京厂肆有销售，那么，凭借朝鲜使行员役搜集情报的超强能力，估计很快传入了朝鲜，并成为《西北界图》的重要图源。在今天韩国的岭南大学博物馆仍能找到《康熙分府图》的版本信息，如该博物馆收藏的《舆图》中，包括“宁古塔图”“乌喇图”“鸭绿江图”“热河图”等，即是《康熙分府图》的彩色摹绘本。此外，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还藏有《皇舆全览图》的抄本，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也有相关资料。总之，《康熙分府图》在编纂后不久的康雍年间可能传入了朝鲜。

《西北界图》的另一个图源——乾隆元年编纂的《盛京通志》，传入朝鲜是在乾隆六年。据《朝鲜英祖实录》记载：“新增盛京志自彼国出来，人物官爵皆具载。领议政金在鲁请备睿览，上命入之。”这个盛京新志，应该就是乾隆元年编的《盛京通志》。另从《西北界图》的题记内容看，所参考的《盛京通志》也都是乾隆元年本，而不是乾隆四十九年本。乾隆元年本《盛京通志》在朝鲜士人中流布较广，如洪良浩写的《北塞记略》（1778），丁若镛写的《大东水经》（1814），以及李圭景写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19世纪）等，所引《盛京通志》基本都是此本。

《西北界图》朝鲜图的图源——郑尚骥（1678—1752）的《东国地图》，从郑氏生卒年月看，制作于1752年以前。图上标有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的信息，如在天池东南麓标有“分水岭”“立碑”字样，另有“土门江源”“分界江”等字样。可见《东国地图》制作于1712年穆克登定界以后，即是1712—1752年的作品。

《西北界图》的另一个参考文献《海东地图》（官撰），据考证也是1750年代的作品，即是利用朝鲜备边司收藏的郡县图加以校对后编纂的，不但包括朝鲜八道郡邑图，还包括“朝鲜女真分界图”“辽蓟关防图”“中国十三省图”及“琉球图”等。图上贴有标签，属于尚在编纂中的未完成品，不过地图的质量和完成度相当高。

综合分析以上图源，《西北界图》的制图上限应该是1750年代。至于制图下限，从该图的题记内容看，大篇幅描述鸭绿江边的所谓“贼路”，凸显了朝鲜士人对清防备意识，这反映了朝鲜英祖时期（1724—1776）的时代特性，而与其后的正祖时期（1776—1800）有区别，正祖时期随着“北学派”的兴起，清朝成为朝鲜学习的对象而不是防备的对象。因此，笔者认为制图下限应该是英祖在位的1776年。总之，《西北界图》是制作于1750—1776年的朝鲜私撰地图。

四、穆克登碑址和中朝边界认识

《西北界图》所标注的穆克登碑址，与一般的朝鲜地图有别。18世纪大部分朝鲜地图，包括官撰和私撰地图，都将穆克登碑址标在长白山东南麓，如郑尚骥的《东国地图》、官撰《海东地图》、官撰《舆地图书》之“北兵营地图”（1765）、官撰《朝鲜地图》（1770）及《北关长坡地图》（1785）等。但是《西北界图》是个例外，将碑址标在了虚项岭、小白山之间。笔者通过韩国影印古地图集《白头山古地图——韩国古地图中的白头山》来考察，在所收录的247幅古地图中，除了《西北界图》以外，只有另一幅《西北两界图》（18世纪，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将碑址标在了小白山附近。而这两个地图的共性是属于“彼我”类地图，既包括中国地图，也包括朝鲜地图，那么不禁要问这两个地图的小白山碑址是否受到了中方图源的影响？

笔者认为《西北界图》的小白山碑址（见图2），可能受到了《康熙分府图》的（“鸭绿江图”“盛京全图”）的影响。参考“鸭绿江图”（见图3）和“盛京全图”，从河流的详略画法来看，小白山北边中国境内的河流详细画出，而南边朝鲜境内的河流省略掉了，以此表明小白山以北属于中国，其以南属于朝鲜。如果说，《康熙分府图》是借助河流的详略画法表现边界的话，那么《西北界图》和《西北两界图》则直接在小白山附近标注了碑址，这在朝鲜古地图中实属特例。

以上所述，《西北界图》除了在小白山、虚项岭附近标注穆克登碑以外，还用点线标注了中朝两国界线。如果通过点线考察两国边界，无论是鸭绿江、图们江边界，还是长白山地区边界，基本与穆克登定界结果相吻合。首先，在鸭绿江（废四郡漏标）及图们江全段标注了点线，以此表明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其次，长白山地区的点线，从图们江上游开始，紧贴大角峰（黑石沟）和天池以南穿过，连接到了鸭绿江上游，以此表明长白山以北属于中国，其以南属于朝鲜。

不过，这里发现一个问题，在《西北界图》上，点线所标注的中朝边界和穆克登碑址不相统一，如图2所示，碑址离开点线标在了其南边的朝鲜境内，如果作为分界标志的碑址位于朝鲜境内，那就丧失了分界的意义，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的标注呢？笔者认为这可能糅合了两种不同的边界观，即以长白山东南麓为界和以小白山为界，这主要是受到了中朝两国不同图源的影响。一方面点线穿过天池东南麓，这是朝方图源的标注（碑址位于天池东南麓），如郑尚骥的《东国地图》《海东地图》等，另一方面，穆克登碑址标在了小白山附近，这是中方图源如《康熙分府图》的影响。

这种调合两种不同观点的做法，在《西北界图》的其他地方也有显现。如朝鲜一直有所谓先春岭位于图们江以北七百里，是高丽尹瓘开拓的北境的说法，意指朝鲜疆界曾到达图们江以北七百里，这是朝鲜初期被夸大的疆域观，但在朝鲜士人中影响颇广。《西北界图》克服了这种不正确的疆域观，承认以图们江（朝鲜称为“豆满江”）为界，在图们江全段标注了点线，与此同时，在图们江以北仍标注“先春岭高丽界碑，去庆源六百里”的文字信息，即保留了朝鲜初期被夸大的疆域观。

五、结语

《西北界图》是编纂于1750—1776年（英祖26—52年）的朝鲜私撰地图，属于“彼我”类关防图，既包括中国地图，也包括朝鲜地图，是将中朝两国陆海相邻区的地图组合在了一起。该图中国图的河流外形及地名标识，具有明显的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影子，但其底图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是1777年输入朝鲜的《皇舆全览图》的小叶版《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地图，而是在之前已经输入朝鲜的另一个小叶版《康熙分府图》，后者由朝鲜燕行使带入朝鲜。虽然地图是违禁物品，但是朝鲜使行员役对中国地图的购求从未停止过，由此成就了清代中朝两国的地图交流史。《康熙分府图》传入朝鲜，扩大了朝鲜士人的眼界，提高了对中国地理的认知水平，特别是吸收了清朝地理调查的成果，这些直接反映在了《西北界图》中。

《西北界图》不但标注了城市、道路、镇堡、驿站、柳条边边门及烽燧等信息，还用题记记录了鸭绿江边的所谓“贼路”（女真、后金及清的侵袭路线）信息，凸显了朝鲜士人对清防备意识，也为该图增添了关防色彩。这诚然与朝鲜王朝吸取“丙子下城”（1636）的历史教训，不断强调“阴雨之备”和“内修外攘”有关，这也是包括《西北界图》在内的“彼我”类地图不断被创制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图的制图年代应该在强调“内修外攘”的英祖时期（1724—1776），到了其后的正祖时期，随着“北学运动”兴起，清朝成为学习的对象而不是防备的对象。

《西北界图》名副其实是一个界图，图上不仅用点线标注了中朝两国边界，还标出了穆克登碑址，反映了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对朝鲜的影响及边界意识的强化。尽管如此，由于受到双方图源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中方图源《康熙分府图》（“鸭绿江图”和“盛京全图”）的影响，穆克登碑址被错误地标在了小白山附近。如果说《康熙分府图》是通过河流的详略画法来表现边界的话，那么《西北界图》则将穆克登碑址标在了小白山附近。因此，通过《西北界图》考察中朝边界时，既要注意点线穿过天池东南边，也要注意穆克登碑址被错误地标在了小白山附近，即调和了两种不同的边界认识。即便如此，点线贯穿鸭绿江、图们江全段及长白山以南，这才是该图想要表现的中朝边界，这与穆克登定界结果也是相符的。

（本文原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53—161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