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广东、江西、徽州等地区，图甲制是基层社会最基本的制度。明初订立的里甲制是户籍、赋役制度，亦是基层社会组织制度。故里甲制以自身的组织体系应对赋役、维持社会秩序。然而，由里甲制转变而来的图甲制，以田粮为主要标准进行编制，户是田产税额的集合体，早已不是一种社会组织系统。但是，赋役征派、户籍登记、基层社会治安等事务仍经由图甲体系。那么，清代图甲制以何种形态存在？图甲制下的民众如何组织起来因应赋役及社会失序？概言之，图甲制在基层社会如何运行？

图甲制的研究只有从“实际运用着的史料中才能真正了解制度运作的情况”。近年来，随着图甲文书的不断发现，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刘志伟概括性指出图甲制的运作很大程度上依靠基层社会的自治机制，是在宗族这类民间的应对办法配合下运转的。黄忠鑫、刘道胜亦认为宗族、合会等民间社会组织，对清代徽州都图里甲体系的运行至关重要。现有研究较多讨论宗族的作用，而对非宗族类会社组织如何维系图甲制的运行关注不足。清代萍乡图甲制已引起学界重视，其运行由义图组织维持。其研究或以县级区域为范围，或仅就图甲运行中的某一方面展开。然而，探究图甲制在基层社会的运行，精细的图甲个案分析是重要切入点。但是，目前“宏观勾勒较多，而精细的个案研究较为匮乏”。

本文利用新近发现的稀见图甲文书展开个案考察，在具体的时空背景下深入考察图甲的形态，更为细致地分析其运行实态。友助庄是清代至民国中期萍乡县安乐乡长平里一图（下称“安长一图”）的会社组织，其民国15年编修的《友助庄图册》，由民间人士收藏，不见于各公藏机构。幸全本被安长一图八、九甲蕉源钟氏在民国及1995年编修的《萍北钟氏族谱》收录，另成一册，才保存至今。该文献由笔者在2014年的田野调查中首次发现，目前尚未有针对于此的专门研究。《友助庄图册》可认为是县以下政区——“图”的地方志，共131页，约2万余字，图文并茂，所记事以清代为主，对地域范围、人户信息、社会组织、土地买卖等情况均详细记载。我们以《友助庄图册》为基础，并结合族谱、方志等材料，通过安长一图的个案分析，探讨清代图甲制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以推进图甲制与基层社会的研究。

一、地域、人群与结构

清代萍乡的乡里体系是典型的图甲制，康熙二十九年（1690）行均图法后，由10乡、28里、49保、111图、1074甲构成。乡、里为人文地理单元。图、甲（亦称“递”）是县以下行政体系，自下而上为甲、图、县，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

安长一图位于湘赣边区，地处东南中国典型的丘陵地带。其地为古今长平乡的中心地，唐代萍乡文人唐廪即为此地人，今为长平乡政府驻地。其地域范围《友助庄图册》配有示意图，并有文字描述：

安长一图在萍邑北鄙，图分五村。中为长平村，社祠在焉。上为芭蕉村，至本里上四保二图界。下为福寿村，至金山里尾图界。左为千方村，至遵清一图及归大四图界。右为石溪村，至本里上四保二图及湖南醴陵界。由社祠距县城四十里，距栗江镇四十里，距湘东三十里。纵十五里，而近横五十五里而遥。

据此，结合族谱、地名志等资料，其地域范围可在现代地图上较为精确地复原，详见图1。清代县以下政区的边界延续性强，“图”的边界仍为当代省界、乡界。究其原由，清代“图”的边界划定基本依据自然界限。安长一图的东、西、南面均以山川为界，东北角遵循河流的延伸范围。“山川形便”亦体现在清代“图”这一县以下政区之上。

明末清初，近百年间萍乡饱受明末“流寇”、清初“棚民暴乱”之苦。安长一图难以幸免，彭家冲彭氏、芦厦黄氏的族谱保留了相关的历史记忆：

献贼蹂萍也，大肆焚掠，十室九空……我祖自宋徙萍分为两派，遭此仳离，各适乐土。惟公与我祖和宇公、马冲宏明公等数人独守先业，九死一生，卒以自存。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据长沙，五月棚民朱益吾等蜂起响应，绵亘数百里，焚杀淫掠，所过为墟。十四年、十五年两陷萍城，以黄茅、孙家塅为老巢，三关民众全部匪化……世兴府君兄弟历年仳离，托迹他乡。

其时，民众大多离开故土躲避战乱，黄氏“各房人众皆自逃散”，而不复返者众多。社会动乱常造成区域社会中的人群更替，当彭氏、黄氏等土著逃离后，安长一图多无主田山，对移民有巨大的吸引力。如石鼓岭刘氏因棚乱自清江县出逃，定居于此。至清代中期，当地人口持续增加，田山开发殆尽，民众生存压力剧增，“我声公四子、十八孙，再行分居，寥落田园，又以层递分配，而浸寻减少，生计渐竭矣”。不少人被迫迁徙他处另择土地耕种，“天吉公诚朴勤俭，以芦厦祖业式微，家口繁殖，生计维艰……萍西黄塘洲李姓有田庄招佃……道光六年与兄天式挈眷同往赁耕”。

由此，安长一图的人群主要包括两类：1.本图人户，或居住于此或定居他处；2.寄居人群，或入籍或无籍。本图人户与寄居人群交错杂居，高度分散。福寿（一甲、九甲）文氏、四甲彭家冲彭氏、九甲芦厦黄氏、六甲石溪周氏、蕉源（七、八甲）钟氏等大族分布于盆地、平原，较为集中；而小族则较多分布于山地，更为分散。寄居人群为数不少，安长一图66个村落中寄居村落占31个，极为分散。仅石鼓岭一村就有杨氏、刘氏、何氏、颜氏、黄氏寄居于此，详见表1：

安长一图的状况是清代萍乡的缩影。其图甲人员构成与分布极为复杂。首先，人员庞杂，“图内竟有六七姓合户者，多至十四五姓合户者”。其次，高度分散，“一户而散处四乡，不相识认”。最后，寄居现象普遍，“萍乡迭经兵燹……图在此，居不必在此”。

与清代广东图甲“总户—子户”的结构相比，萍乡图甲层级更少、更为扁平，体现在无总户及子户较少上。广东的甲若有总户则仅有一个总户，若干子户隶属于这一总户。而萍乡的甲若有多个大户，则子户仅附属于某一大户，如八甲子户洪仲晖附于大户黄清安之下。大户更类似于广东图甲类型中无总户时的子户。因此，其可概括为“大户—子户”结构，大致分为3种类型：1.仅有大户且包含2个以上血缘群体的甲，如一、二、三、七、九、十甲以及调整后的八甲；2.仅有大户且只有1个血缘群体的甲，如四甲；3.有若干子户的甲，如五、六甲。其中，无子户的甲最为常见，包括第1种和第2种类型，详见表2。清嘉庆时安长一图仅有3个甲有子户，共5个子户。其后八甲的2个子户，1个升为大户，1个出户。成为子户仅为权宜之计，其并非图甲结构中稳定的一环。他们会跃升为大户，或无力当差而出户。可见，“大户—子户”的结构流动性强。

综上，安长一图有明确的地域范围，界限基本遵循“山川形便”的原则划分，延续性强。其中，移民与土著混杂，寄居与世居分散，小户与大族杂居。由此，形成了更为扁平、流动性强的“大户—子户”结构。安长一图是清代萍乡图甲的典型，亦为赣西北各县图甲的主要类型。其形态深刻影响、规范图甲的运行。

二、日常运行：赋役与义图

赋役是传统社会官民互动的主要内容。图甲制作为基层社会的行政体系，其日常运行围绕完纳田赋与承差应役而展开。目前，赋役的制度史、财政史研究受到较多关注，而民众如何纳税、应役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图甲制的个案研究是观察民众如何因应赋役的重要视角。

（一）完纳田赋

清初萍乡田赋的征收环节之中，由图甲负责催征，“先是萍邑向例，有里催，有杂差……里催者，催收一里之钱粮也”，其负担异常沉重，“一值年甲，终日奔走，追比之苦，赔垫之累，法久弊生，深为民害”。至康熙末期行“雇役之法”，由官府雇佣粮差催征，图甲差役“仅管本年户、婚、田土、斗殴诸事”。

田赋开征前粮差将易知由单交与花户，再由花户赴城完纳，如花户拖欠则由粮差上门催征，并面临数倍的苛索。萍西叶氏族谱载：“向章冬至日管粮差送清单来祠，给酒饭食，外交完封礼四百文。”《钦北二祠图册》载：“其粮差，正席日只一人来祠饮酒一餐，给差礼钱四百文。”可见，粮差与花户的互动已有固定的模式：每年冬至日粮差上门送田赋清单，花户给规费400文并留饭食。其后，花户赴城完纳田赋，安长一图蕉源钟氏的族谱载：“每年完粮，定以上忙下忙两期清完。公酌祠首一人、挑钱一人出县，不必多人拥城，限以一宿三餐，给盘钱一百二十文，挑夫力钱一百文”，其纳税成本钱220文。

田赋并不经由图甲体系逐级汇总完纳，而由花户各自负责。如钦风乡北隅二图，其图会组织钦北二祠，并不负责将图内所有花户的田赋汇总，而仅负责公田田赋的完纳，“本祠官粮共计四两四钱七分七厘，现在钦风乡北隅二图通北二户完纳。值年冬至前一日扫数清完，毋得抗延，于交盘日验票存箱备底”。安长一图的石鼓岭刘氏在入籍合约中，更是明确九甲三“姓”各户的田赋，由各户负责，不经由甲汇总，“黄、刘、文丁粮式册均合大户，各完各姓”。

田赋亦非一定经由宗族组织汇总缴纳。以上材料中，蕉源钟氏赴城交纳的田赋是族内所有花户的田赋，还是仅为公田田赋，因材料缺乏无法考明。但其他材料提示，“邑中田赋岁中未纳者，辄裁串票，由粮差向各花户催收，苛索不止数倍者。公长兄铁山素性激烈，知其违法。因邻家子为粮差所威赫，稍出公言，被执下狱”，粮差径直向花户追索，并不牵连本族。并且，民国15年安长一图尚有一半人群未建立起完善的宗族组织，“我图十递贫富不一，无祠堂者居其半”。

田赋的征收由州县代理人直接面对花户，那么图甲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史料表明，征收的前置作业——造册、稽核以及完纳的前提条件——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等事务，州县并不直接管理，而由图甲共同承担。其具体负责者即为图甲差役，“奉行编册、稽查”“管本年户、婚、田土、斗殴诸事”。

（二）差役与义图

承充图甲差务的人员多称保正、保差、社保、图总等。其费时、耗钱随各年各地事务的繁简而多少不等。如新康乡新安里六保一图补贴差费银16两，北隅二图则为钱30挂。如上节所述，清代萍乡图甲成员庞杂、高度分散，在面对需共同承担且负担不确定的差役时，图甲大多选择成立义图组织因应。义图由图会、甲会、义祠、图甲册等要素构成，设立基金补贴当差者，可凝聚涣散的图甲。相关研究已有较为详细的阐述，但仅就一般形式作考察，其复杂性有待通过个案进一步揭示。

安长一图的图会——“世荣光”在明末即已成立，“安长一图社祠自明以来，原在落星马鞍岭”，但其功能的强化则应在清代以后，“社产则创于前清”。盖于组织的运行而言，经济实力是重要基础。其公田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252年间经过13次增殖，高达2145把（约71亩）。《友助庄图册》序言载：

窃维我安长一图义祠、社会，前辈创始垂成，立章定议，由来旧矣！迄今二百余年，轮差、奉祀各递遵循无废事。而且，图谊之切，洽比若初。崇信义，修和睦，十递俨若一家。无或有浇漓争竞风，熙熙然洵仁里也。

可见，自图会创建以来，200多年间安长一图的差役任务均顺利完成。并且，十甲之间和睦相处，“俨若一家”。虽然相互间实际的关系可能并非如此和谐，这或许也仅是表达所追求的目标。但图会实际运行至民国中期，说明较为成功地实现了其功能。

图成立图会，甲亦成立甲会。安长一图九甲由黄、刘、文3姓于清乾隆年间组成。其中2支刘姓不同宗，实际共4族构成一甲。签订入籍合约时，已明确各自的差役份额，“以后轮值保差及各项抖费，一切差使俱照分出费、出身承充，不得推卸”。虽明确了各自所承担的份额，但差务负担、耗时并不确定，需由4姓共同协调派人、出钱以及其他临时事项。故九甲成立甲会处理上述问题，其石鼓岭刘氏在族人传记中载“经理甲会‘合义堂’，出奇任算，使甲会败而复兴”。

甚至，一个宗族组成的甲亦成立差会。仅由彭氏一族所组成的四甲，虽具有血缘关系且共处甚久，但仍成立差会，“先人建立祠堂，命之曰：雍睦。有丁会，以奉祭祀；有差会，以供差使。其为子孙计者，至深且远矣”。这类宗族的差会可称之为甲会，亦可认为是由四甲唯一的大户“彭祥祖”所组织的“户会”。

义图的结构似由图会、甲会所构成。然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因现实的利益关系，图内特定甲之间亦组织差会。《友助庄图册》载，“立杜卖水田契人安长一图‘九合兴’会内人等，今因会股分晰，公同商议愿将会内置买之业……请中转向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八合兴’会内人等，承买为差产公业”。可知，乾隆五十八年（1793）时，“九合兴”差会将其差产全部卖与“八合兴”差会。同治年间，四甲彭氏所倡立的“七合盛”差会，再将八甲喻氏、钟氏、黄氏排除在外，“图内惟一、六、八三递，家曾甚巨。公则纠其余，立为‘七合盛’。经理数十载，年可岁给五、六十石”。此后，“七合盛”差会与“八合兴”差会同时运行。以上3个差会，均将大族六甲石溪周氏排除在外。“七合盛”所排除的一、六、八甲亦均为大族。此类差会是图会和甲会的补充，旨在以合会立产生息的方式联合较小的宗族或势力较弱的人群，以获得经济及组织上的互助。

同时，甲内特定户之间亦成立差会。八甲大户黄氏与其附属子户洪姓捐资成立“黄洪兴”差会，“嘉庆十六年……我姓抽出树价钱二挂，并黄抖钱二挂，共成钱四挂，起立‘黄洪兴’差会。除每年用外，租买田租二硕半，今近二百年”。

同处一户、一甲、一图的民众，因共同利益，组织差会，签订合约，制定规章制度。但是，对于组织的运行，紧密的联系与共同的认同亦不可或缺。那么，安长一图的差会组织如何“修和睦”，达致“俨若一家”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在差会组织兴建的义祠中共祭先祖。如安长一图图会借用宗族的组织化形式——祠堂，兴建社祠，并于每年农历十月二十日在社祠祭祀十递各姓祖先。在共同祭祀先祖的仪式中，民众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其共同认同亦得以加强。这使得民众将“十递之社祠谓为十递之祠堂”，以致十递“众姓之子孙叙如一族”，从而能够“治公事如家事”，维持图甲的平稳运行。

综上，田赋征收中，政府与花户直接联系，并不经由图甲体系。但其前置作业须由图甲差役承担。而图甲为因应负担不确定的差役，在官方为控制基层社会所设定的图、甲、大户、子户基础上，自我组织图会、甲会、户会，形成多层次、复合型的各类差会组织，维持清代萍乡图甲的日常运行。

三、应对失序：团练与保甲

社会变动不居，全国性动荡、地方性危机及图内人群的矛盾冲突所引起的社会失序，是图甲制在运行中不得不面临的挑战。其应对方式有来自政府的政策，但更为关键的是民间社会的内生秩序。

（一）团练兴衰

太平天国军兴以来，清廷不得不借助地方势力兴办团练以剿灭“叛军”。除跨省的湘军、淮军，太平军所到之处各府、县大多兴办地方团练。甚至不少县以下政区亦组织团练。安长一图兴办团练是在太平军覆灭后。《安长一图团练会序》载：

自粤匪猖獗以来，咸丰壬子岁出广西，扑湖南道经醴邑，震动萍境……赖有湖楚援兵，围剿二三年，江省始获平……同治乙丑四年，霆营判勇鼓噪……陷萍城，杀人如草，焚劫掳掠，无所不至。我境离城较远，害幸未加……乡团之可御贼，而贼不敢久踞者，不已彰明较著哉。况历奉上宪淳淳示谕，劝民捐资练团防隘。果同井而同仇，自可战而可守，其自为百姓身家厘厪念者，至详且尽。我境五村群欲体此意而奉行之，勉相谓曰：干戈之惨，蹂躏之苦，既已望尘心惊，闻警胆怯……富输资财，贫竭勇力……因是逐户劝导，幸皆慷慨急公，捐有成数。除制造抬枪、火药外，剩有余钱八百五十六挂八比文正，起立团练一会，颜之曰：长胜。每年择殷悫领放生息……嗣后有备无患，土匪能防，巨寇可御……于地方一切公益，均可次第举行，推之尽利也。

太平军侵扰萍乡时，湘军出援，平定了江西一省的“叛军”。而萍乡民众此次所受的损失，反而比同治四年（1865）湘军“霆营”叛勇劫掠萍乡时要小。后者所造成的惨状深植民众的记忆中。其时，在萍乡已有地方的团练组织，并取得一定效果。故在官府劝谕及他处的示范之下，离城较远的安长一图，终响应官府号召，以富者多出钱、穷者多出力的原则，由本图精英倡导，于同治四年成立团练“长胜会”。彭氏族谱亦载：“同治四年，霆营叛勇窜萍。公倡立长胜会，选精壮备武器，以为堵御。”

安长一图以地域为范围组织团练，凡居住于“我境五村”地界之内的民众，无论入籍何处，均是团练募款对象。日常管理以村为单位参与。所募款项除购置武器之外，主要用于放借生息，增殖会产，并在四甲开立“长胜堂”户以购置田产作为公业和交纳赋税。其功能除抵御外敌之余，对地方的公共事务亦多有裨益。

但团练以抵御外敌为主要目的，在外部威胁减弱后，逐渐衰落。“立卖水田契，安长一图长胜堂五村人等，今因负债甚重，无从出办，公同商议，愿将会内所管之业……卖与安长一图世荣光会内”，光绪二十八年（1902）团练会难以为继，将其公产卖与“世荣光”图会。

（二）保甲会与图会

除全国性动荡外，清代萍乡地方社会内部亦危机四伏，“近载以来，凶年饥馑……近以地方大户闭粜，细民缺食，致有倡集坐吃殷实。而强暴之徒，借以讹诈抢劫”。众多社会边缘人群逸出官方的控制，成为“匪”类。在严峻的社会情势之下，官府亦重申严行保甲，“发逆倡乱而后，州县守令皆以严行保甲为安靖大端”。在响应官方兴办团练后，安长一图于同治七年（1868）设立保甲会——“友助庄”：

图人士因念公会不巨，一切使费，除取偿租息外，值年犹须垫贴。加以兵燹后，事繁用广，照派各递，丰啬不一，每有形为支绌。爰邀图众共商设法，各递量力劝输，醵金生息，另立保甲一会。

清廷规定的保甲法是重新编户，以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而地方政府在施行时，大多因地制宜。清代萍乡基层社会在践行保甲时，仅将其作为一项普通的差务。安长一图在设立保甲会之前，轮充的差务即包含保甲的任务。其图会在保甲会成立前已计划增资扩产，此时正好借官方严行保甲的名义，向十递募捐，“补社会之所不足”。至同治十二年（1873）更将图会义祠的十递各姓祖先与友助庄捐户祖先合祀，“社祠湫隘，多有不便，商将十递原主暨捐户主位移共斯寝，春祀冬烝，历久勿替”。可见，保甲在清代萍乡的推行既未重新编户，更未取代图甲制。故保甲会成立后，“与社会相辅而行，一切公用已无掣肘之虞”，与图会并行不悖。

安长一图的保甲会、图会、团练会等会社组织由民众共同参与管理。保甲会由十递各户量力捐助，具有半自愿性质。其管理由捐户轮流负责，“值年轮流管理，取定康、乐、和、亲、安、平六字号为标”。众捐户中，石溪周氏无疑实力最强，其两次捐资占比分别约为26%、31%（详见表3）。另外，《友助庄图册》的编纂由周氏族人主持。周氏一族明清两代为军户，承担漕运，为运漕而成立的漕会会产，“漕田一万四千九百余把”，约497亩。其“亲睦堂”一支即有祭田约133亩。就公产而言，周氏实力不仅远超安长一图的其他各族，亦超过图会、团练会、保甲会等会社组织。故周氏在保甲会中话语权最大，但周氏并未在安长一图的会社组织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因为团练会以地域为组织原则，以村为单位参与管理，石溪仅5村之一。图会以户籍为组织原则，由十递轮流负责，周氏仅为10甲之一。而且，与保甲会相比，图会实力更强、地位更为重要。为合祀新建社祠时，图会出资三分之二，保甲会仅出资三分之一。同时，各甲之间成立的“九合兴”“八合兴”“七合盛”差会组织，均将周氏排除在外，这亦是势力均衡的手段之一。

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保甲会与图会的轮值规则略有不同。但它们相互监督，图会值年者参与保甲会账目的核算，并规定两个组织的管理不能同时由一个甲负责，以避免徇私舞弊。其相关规定：

立仁、易字号会簿二本，仁字号本庄经理领收，义字号交“世荣光”值年人领收。每年限四月核算出入登记二簿，按新值年内拣请八人，“世荣光”值年一人。仁字号会簿，同图梓上交下接无紊。但该递或遇“世荣光”值年，则该递之人不得签点会首，以避嫌疑。

以上体现了安长一图会社组织经营管理的特点：1.轮流负责，由参与方以甲（图会）、捐户（保甲会）为单位轮流管理；2.共同管理，轮值单位派出多人同时分工管理；3.公开透明，使用账簿登录收支细目并供成员监督。

参与会社组织管理的人员，有石溪周氏族人，“公讳儒蕃……游庠序，甫弱冠……保甲、育婴、义学诸端，凡力所能逮者，无不热心”，其身份为生员；亦有经商有成的芦厦黄氏族人，“公讳士斌……乡邑公务如保甲、义仓、团练……靡不赖公为领袖”；还包括既非士绅亦非富商的石鼓岭刘氏族人，“公讳树玉……名利淡然，视不义之富贵如草芥耳。至于管理公会簿书、钱谷，公私之界必严”。其中，士绅、富商在会社组织的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会社组织轮流管理、共同负责，非绅非商者亦可参与其中。另外，常见会社账簿中某些年份的字迹甚为幼稚，可见经管会社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安长一图各人户考取科举功名人数不多、层次不高。最有实力之石溪周氏明清两代合计共32名生员，最高功名仅举人，且只有1位。相当数量的宗族从未出现考取功名者。

安长一图图内矛盾纠纷不少，“里中群姓庞杂，各挟其族众势力，互相仇嫉。每有公事，各怀私利，意气齮龁”。但以图会为核心的各类差会、保甲会、团练会等民间自我组织，各方均有权参与，管理机制较为完善，使得图内各族间的矛盾纠纷在合作中得到协调解决，亦彰显会社以各种方式将图内民众组织起来达成合作关系的必要和可贵。

由民间社会组织运行的图甲，亦可在兴办义仓等社会救济措施中发挥其组织能力。安长一图在同治年间创设义仓，“同治间，邑侯王璞夫明府谕各图创办义仓。公承其事，公一矢大公，按殷实户派捐……青黄不接之际，贫民永资利赖焉”。官府倡导兴办义仓，但具体执行由民间操办。其日常经营则与差役、保甲类似，或由民众以图甲为范围组织会社负责，或直接由图会负责，这从义图的账簿中可见。同时，各会社组织具备其他的社会功能。如资助教育，“友助庄”在清代、民国时期均对入学者进行一定程度的奖励；各类会社组织将其资产放借生息，亦可发挥金融机构的部分作用。

综上，在应对社会失序时，安长一图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成立团练会、保甲会等组织。其资金来源、管理方式与图会组织略有差别，但这类新成立的会社组织仍在图甲制的框架之下，由民众自我组织。虽图内各族实力差距较大，但仍能共同参与管理。其较强的凝聚力，使得安长一图能应对外部的挑战，亦能处理内部的矛盾，地方社会秩序“乱而不溃”。

结语

图甲制作为清代县以下行政体系，其实际运行是我们理解基层社会的重要视角。安长一图作为赣西北地区图甲的主要类型，是推进图甲制研究的重要一环。以上对安长一图的个案分析，加强了我们对图甲制运行的认识。

安长一图有明确的地域范围，其中分布着身份、来源各异的人群，形成了更为扁平、流动性强的“大户—子户”结构，深刻规范着图甲的运行。为应对赋役及社会失序，分散、庞杂的安长一图，形成了以图会为核心的保甲会、团练会、义仓等会社组织。其设立公共基金，以轮流负责、共同管理、公开透明的方式经营，通过合祀祖先的仪式塑造共同认同，使安长一图成为一个归属感强、整合性高的社区。由此，并非一家的安长一图民众，在会社组织的合作中构建了“俨若一家”的关系，较为成功地应对图甲日常运行与社会失序的挑战。以往研究忽视的非宗族类会社组织，在清代基层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引起重视。

清代基层社会往往是在政府主导的社会结构下，各方势力与专制权力共谋，呈现出复杂的面向，而非乡绅、宗族主导或乡村自治所能概括。其相关研究长期是学界热点，因其视角各异而认识不同，县域及以上的区域研究强调乡绅的主导，而宗族、乡村研究则引申出宗族主导或乡村自治的结论。本文对处于县域与乡村之间的图甲进行个案考察，是认识基层社会的另一种重要视角。在官方设定的图甲框架下，清代萍乡民众为趋利避害成立会社组织，积极回应官方各项政策与公务，以获得、维持相应的权利，如拥有土地、参加科考等。而州县赋役的完纳与社会秩序的维护等，亦依赖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并且，在各类会社组织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下，图内各族均有权也积极参与图甲运行，实力最强的宗族并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士绅、商人、普通民众均可与闻其事。

乡里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不为官方所关注。以官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其结论难免有所偏差。如萧公权认为“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整个帝国的结构（乡村控制体系是其中的一部分）处于全面衰败的状态”。但事实是，此时乡村社会的官方控制体系在民间社会力量的维系下并未全面衰败。民间的力量及其内生秩序，是我们认识清代基层社会不可忽视的内容。

（本文原刊《史林》2021年第6期第68-7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