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云贵高原的农业垦殖及其土地利用问题

杨伟兵

(转自禹贡网)

元明清三代中国疆域的大一统局面和对边疆经营比以往历代更为广泛与深入，使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认为，促成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随着元朝设云南行省直到清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运动，均有着一个中央和国家制度与政策在云贵高原的逐渐深刻化的过程，这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体现；一是贯穿三代的移民及其引发下的地区开发活动，总体上使云贵高原呈现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局面。[①] 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元明清时期对云贵高原的农业开发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以往历代，从根本上看，使该地区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综合考察对云贵高原历史发展和环境变迁有着重要影响的该时段农业垦殖、土地利用等活动，探讨包括人类活动和自然地理环境变化在内能量交换系统的演进情况，是地区开发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

一  农业开发的自然环境

云贵高原主要由东部的黔中高原和西部的云南高原组成，遵义以南和苗岭以北的黔中高原，平均海拔1 100米，主要由低山、宽谷和浅盆组成；云南高原海拔在2 000-2 500米左右，西与点苍山、哀牢山及横断山为界，北与川西高原为邻，多为山原和盆地。习惯上以元江河谷和大理—剑川宽谷一线为界，将云南划分为东西两大地貌区域：东部称滇东高原或云南高原，与贵州构成整体上的云贵高原。[②] 云贵高原“地无三里平”，“尺寸皆山，欲求所谓平原旷堃者，积数十里而不得袤丈”，[③] 山原、山地约占贵州全省总面积的87%，丘陵占10%，盆地（坝子）、河谷台地和平原仅占3%；而云南山地和高原占至全省总面积的94%之多。[④] 山地多而平地少，历史上粮食产区主要集中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平坝地区，耕地面积有限，“八山一水一分田”。多山还造成云贵地区内外交通都不易，长期相对封闭。云贵高原地理环境内部差异突出，区域生态系受垂直地势、气候的影响（高度影响能源分布）呈现出不同的景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绝非是简单的气象景观，也适用于对动植物、土地利用、民族聚落分布等的描述。云贵地区岩溶地貌分布面积达222 835平方公里，占两省土地总面积的39.5%，[⑤] 伴随石灰岩地貌而来的是农地土质差和干旱化问题严重，并因人类活动增强和植被的逐渐贫乏而走向石质荒漠化（石漠化），这在高原腹地更为明显。云南高原土壤以红壤为主，其原生植被主要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现以次生植被云南松林或松栎混交林和草地为主）；红壤分布区水热条件较好，与分布有水稻土的坝区、河谷和低山丘陵地区成为历史以来云南主要的农耕地区。贵州高原以黄壤和石灰土为多，原生植被主要是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岩生性、旱生性灌丛（现次生植被多为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灌丛等）；黄壤分布区是贵州稻麦两熟重要的农耕和经济林种植地区。云贵高原植被和土壤类型多样，为发展多种农林业经营提供了条件，但由于长期以来自然和人为因素水土流失、土性偏劣、熟化程度不高等现象较为普遍。[⑥] 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年均降雨量在1 100mm左右，雨量充沛，但在云南西部河谷与地形相对闭塞的高原腹地降雨量较少，宾川—元谋、峨山—新平、威宁—赫章—毕节可为代表。虽然年降水量能够满足一年二熟制需求，但降雨季节、地域分布不均，农业易受旱灾影响。[⑦] 云南高原冬季温暖，无霜期长；而贵州高原主要是冬温较低，夏温稍高。但整体上由于海拔高，夏季高温不足，限制了喜热作物和双季稻的广泛种植。受地貌、气候、水热条件影响，高原农业呈立体分布状态，但在山多地少和人口不断增长情形下，一些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使农业自然环境受到破坏，引发生态性和结构性贫困。[⑧]

云贵高原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对于发展农业不能一概而论，内部区域差异性和生态多样性一方面能够适应和接受多种人类利用活动并提供可能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则制约了以单一或某几种为主要资源利用和开发模式在更大范围上的推广。在历史时期由于人类对自然环境改造、利用的程度，取决于人口数量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这些决定因素在云贵高原历史上也呈现出复杂、多样和多变的特征，它们同自然地理环境一道，共同制造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云贵高原生态系及其演变进程。

自然界的变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灾害反映最为直接。在云贵高原各种农业气象灾害中，旱灾是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较长、危害较重的灾种。云贵高原大旱，主要是冬季春旱连夏旱、夏季易形成的区域性插花状干旱影响最大。据历代志书统计到1949年云贵高原有史料记录的旱灾分别发生208年次、114地595次。[⑨] 历史上云贵高原春、夏两季是发生旱灾的主要时节，至今仍流传“春旱年年有”的谚语。从地域分布上来看，云南高原和贵州西部旱灾以春旱为多，而夏旱多发生于贵州北部和南部地区。这和民国至今系统的灾害记录形势较相近：云贵高原西部地区以春旱居多，而且发生面积广，破坏力较大；夏旱因受降雨季节影响，持续时间不长，影响也较小；秋旱最少，而且在空间分布上多为插花性质的小区域发生；贵州旱灾在空间分布的特征是：西部地区（毕节、安顺）同云南一样夏旱较少，危害不大，[⑩] 其他地区夏旱发生比率较高。

水灾是云贵高原农业灾害中历史上记载最多的灾种。云贵高原水灾主要发生在山区和低洼盆地，山洪盆涝特征明显。水灾发生虽然不及旱灾面积广，但短时期内在局部范围却能造成严重影响，山地在暴雨洪水冲刷下，极易引发大的水土流失；而低洼、盆地和湖滨地区的内涝，由于淹没良田，导致歉收、无收，饥荒不断。根据地方志资料统计到1949年为止，云贵高原地区一共发生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水灾340年次，174地754次。尽管历史上云贵高原水灾多发于旱灾，但洪害一般发生在山区，涝灾多出现于河谷、盆地等低洼地带，洪多涝少，极少在云贵地区出现全域性水灾。大的水灾发生多集中在雨季，多系短时间内降大到暴雨生成的洪涝。值得注意的是，单从史料记载上看，就能发现云贵高原洪涝灾害多分布于滇中、滇东北、滇东和黔西、黔北、黔东等地区（实际上代表了云南、贵州开发较早的地区），排除坝区、盆地不说，以上地区山地发生洪灾的次数明显多于边远地区（如滇西、滇南，当然这里面未排除文献记录和遗留不均的因素）。[11] 根据对建国以来水灾记录研究，此情形并没有发生改变，“洪涝灾害的分布与降水量的分布趋势呈相反状态，即降水量多的南部地区洪涝灾害反而少，而降水量较少的滇东北和东部地区，洪涝灾害反而比较频繁。主要原因是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山和谷（盆地）相对高差大，加之森林植被少，地面多裸露”，所以与相对高差小，人类活动少，森林植被多，对地表水流的有较强的截留作用的高原“边缘地区”相比，易形成洪灾。[12]

除以上两种主要气象灾害外，历史上云贵高原冰雹、低温、霜冻和大雪等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也有着一定危害。由于史料记载的局限，我们在典籍中所能爬梳出的低温、寒冻、大雪条目较之于水旱灾少之又少，但以现代研究表明，霜冻、低温和阴雨等是云贵高原地区农业生产中仅次于旱灾的主要自然灾害，民间所说的“倒春寒”、“返春”现象对水稻、小春作物和其他热带作物、经济作物生长普遍造成伤害。[13] 历史上云贵高原地区发生病疫等生物灾害记载不少，但病疫带来的危害是最为严重的，突出表现为农业人口的大量死亡。据研究，清咸同年间云南流行鼠疫，仅云南、澂江等七府、厅就死亡人口150万之多。[14] 从文献记载看，1772-1855年、1856-1937年和1938-1949年三个时期里云南鼠疫流行都比较厉害，死亡人口甚大，有的村庄甚至全部死绝，给农业社会和生产带来严重破坏。[15]自然灾害的发生是除不可抗拒的自然内力因素作用外，大多为人类活动所引发。所以自然灾害已经成为人们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界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界面，充当了衡量地区生态系质量状况的一把标尺。从以上云贵高原自然灾害特点可见，大部分水旱灾害基本上因历史以来的人为因素所致，森林植被破坏和水土保持不力又与土地的过度和不合理开发利用有关；而病疫等灾害的扩散亦与人类交往活动范围的扩大有关。

从以上地理环境与历史以来人类开发的自然条件来看，云贵高原地区开发与环境变化的生态链较为复杂，一方面自然生态环境的多样化为开展多种经济开发活动创造了基本条件，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地貌、气候、土壤及社会、人口等分布不均衡性影响，农业垦殖等开发活动极易超过地区生态平衡的临界值，使生态环境走向逆化演进，从此角度讲来，云贵高原的农业生态，特别是山区农业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二  元明时期的垦殖与土地利用变化

云贵高原具有悠久的农业开发历史，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已经证明该地区元代以前稻作、梯田、水利、农业多元经营等均有一定的成就，滇池、洱海地区的一些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接近或达到内地水平，但是由于山区历史开发相对较晚，人口稀少，使得广大山区经济结构中原生态的畜牧业、粗放型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农地中旱地作物种植仍占有很大比例。水田仅集中在开发较早、水资源丰富等农业条件较好的高原滨湖、平坝地区。这种农业土地利用格局同云贵地区社会经济开发是相一致的，即秦汉以来内地移民开发在各个时期不同程度地影响云贵地区生产力发展进程。南诏、大理虽为地方政权，但内地经济生产方面的影响并未受到阻隔，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依然在官方（如南诏掠成都的战争移民、吸收汉文化，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为清平官等）和民间（自发性移民的迁入）形式下传入滇黔地区。因此，内地移民的经济开发与生产技术不断传入，成为云贵高原农业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元明两代对云贵地区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就经济发展而言，两代对云贵高原的开发和治理卓有成效。比较两代对云贵地区的治理，各自特色鲜明：元朝中央和地方官吏高度重视对云南行省的经营，开展的户口统计[16]、交通建设[17]、兴修水利、军民屯田等活动颇有成效，官府的直接作用比较突出，而因为外来移民因数量有限，故他们的开发作用不是特别明显。明代却是在中央王朝组织下，使大规模移民开到云贵平坝、交通沿线等地区进行屯田活动，移民直接开发的色彩十分浓厚。元初统治者认为“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18] 在云南部分地区开展军民屯田活动。至元四年（1267年）张立道诏为云南忽哥赤王府文学，“劝王务农以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处劝农官，兼领屯田事”；[19] 十年“中庆路达鲁花赤爱鲁疆理永昌，田增辟，不扰。三月，以张立道为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20] 但这些事例基本上属于元初恢复生产性质的举措。直到赛典赤入滇与云南行省建立后，较大规模的屯田活动方告开始。据《元史·兵志·屯田》载元世祖至元年间在云南开展的军民屯，屯户总数已达18 315户，开垦田地341 535亩，屯田几乎遍及全省。至元年间的屯田活动是云南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垦殖运动，通过屯田使云南大量土地得到开发，突破了以往历代土地垦殖主要集中在滇池、洱海地区的格局，使农业

表1元世祖至元年间云南高原军民屯田数  单位：元亩（1双为5亩[21]）

注：1、罗罗斯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之会通、建昌及会川路、德昌路军民屯均在今四川省，不计入；

2、史料中未说明屯田自备或官给类别的田亩，均作官给新开田亩统计；

3、乌撒路屯田数取全省军民户均屯田18.5亩换算出；

4、世祖至元年间全省除罗罗斯外辖军民屯田10处，本表将威楚提举司计入威楚路中。

资料出处：《元史·兵志·屯田》。

开发局面第一次发生全局性的重大变化。《元史》记载至元年间在云南行省开展的军民屯田地来源类型是“自备己业田”和“官给田”两种，官给田主要是官府拨给的无主荒田，从土地利用角度看应是世祖至元年间重新开垦的土地；己业田是军民自带的有主田地（军屯户多由当地的“爨僰”少数民族组成，在当时应得到部分开垦[23]），官府一般就地编户，继续开垦，将之纳入屯田体系。所以世祖至元年间新增田地数主要是官给的165 700亩，可看作是云南行省建立之初主要拓殖的耕地数字。从空间分布上看，滇池—抚仙湖地区（中庆、临安）是元前期屯田的主要地带，屯田比例占40%强；大理等滇西地区（大理路、鹤庆路）约占34 %，仍是重要的农耕区。这种屯田垦殖局面同云南传统经济格局（滇池、洱海地区为经济中心）与元代云南政治经济重心东移滇池地区是相一致的。而以往以畜牧和粗放型旱地耕作为主的各路，因元朝前期的拘刷编户和军民屯田活动，也加大了农业垦殖的比重。

元代屯田主要依靠云南土军、土民进行开垦，没有更多外来移民耕种的记录，这不同于汉晋与明清时期的内地迁入的移民屯田活动，从土地利用的驱动力因素来讲是一个例外。也正因为这样，元政府对云南的统治政策和所委派的官吏在地方农业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作用就非常重要了，没有大量的移民自发组织发展生产，政府和官员“劝农”尤为必要。事实上他们做得非常出色。云南“本非立屯之地”，但出于军事政治考虑，元统治者格外重视，不仅开展军民屯，而且任命得力官吏进行治理，代表人物是张立道和赛典赤·赡思丁。他们开展的农田水利建设等活动对云南农业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张立道“劝王务农以厚民”，任大理等地劝农官，兼领屯田事；后因“熟于云南，奏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当时五百里滇池“夏潦暴至，必冒城郭”，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扩大了滇池地区耕地面积。他还教民饲养蚕桑之法，“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24] 赛典赤至元十二年行省云南，“作新于民者多矣”，[25] “立州县，均赋役；兴水利，置屯田”；[26] “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27] 督张立道等疏浚滇池海口，开辟良田；增修盘龙江松水坝灌溉水道，“民甚赖之”，使“凡数十万亩”田地受益。[28] 正因为以上水利建设的突出贡献，使得世祖至元年间滇中地区屯田大增，几近云南高原屯田的一半。大理地区的祥云、弥渡、凤仪等地，在元代兴修水利下耕地面积也有所增加。

据吴宏歧研究，经过元政府的努力经营，云南农业经济发展很快，人口、屯垦、水利建设、税粮等指标均在全国处于前列，从而使元代西南地区经济重心由四川南移到云南。[29] 这实际上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屯田基础上取得的成绩，充分表明元代云南地区农业开发和土地利用规模方面超越了先前各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是在未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进入情形下发生的，蒙元因军事移民、官宦家眷和经商活动等的迁入人口数量至多为数千人，而且次数不是多见。[30] 相反，世祖至元年间各路屯军中爨僰却占有较大比例（见《元史·兵志·屯田》）。

明代影响云贵高原农业开发主要的活动便是移民运动。元代云南设立了行省，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而贵州介于川、滇、湘之间，“其时间设流官，实同羁縻，无城郭田赋之制，无乡会宾兴之典，猶然荒服陋区也”。[31] 明代建省结束了贵州长期处于边缘区划的局面，云贵高原得到进一步有效开发。明代贵州地区屯田活动早在洪武初年就已出现。《典故纪闻》卷2称洪武三年诏令“五开、黄平、平越等卫军屯种自食”。洪武六年贵州卫、普宁、播州等地“发征粮一万二千石，军粮不敷，宜募商人于本州纳米中盐以给军食”。[32] 嘉靖《贵州通志》记载了明朝初期屯田开垦数共计878 389亩。据该志卷3《土田》载明初贵州布政司所属的贵州宣慰司，思州、思南、黎平各府与永宁、镇宁、安顺、普安各州，因“田地随山开垦，漫散不一，难以计亩”，缺乏具体耕地数据。但依思南等地“旧为荒裔，田无顷亩之制，且宣慰氏久擅其地，禁小民不得水田。……。永乐中宣慰氏以不法革去，籍其十八庄田而起科则，曰秋粮。右小民亦得稍稍开垦以为业” 的情形来看，[33] 以上“难以计亩”的地区不仅保留有一些土司庄田，而且在实行过改土归流的部分地区民田的存在，全省实际垦殖率还应高些。贵州布政司系统方面，据万历《大明会典》卷17《户部四·田土》记载，万历六年有田地516 686亩数。可见屯田在该省农业垦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洪武十九年沐英上奏“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偫”，随后在楚雄、景东等地实行屯种，[34] 并奉诏“自永宁至大理，六十里设一堡，留军屯田”；曹震在品甸，陈桓和叶昇等在定边、姚安、毕节诸卫也开展了屯田活动（《明会要》卷53《食货一》）。据《滇云历年传》卷6载在沐英及其子春镇云南的十七年里，大修屯政，累计屯田一百三十多万亩。到正德年间云南屯田额为1 276 631亩（正德《云南志》卷1）。根据所见史料，现存明代云南最早田亩数是弘治十五年的统计数字，“云南布政司田土，计三千六百三十一顷三十五亩”（ 正德《大明会典》卷37《田土》）。这一正德年间修的会典数据与黄册数据相差甚大（1 727 912亩）。[35] 明代耕地数字比较混乱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此不多论，仅用来反映发展趋势。依正德《会典》布政司田亩数，稍高于元代世祖至元年间云南军民屯田亩数（341 535亩）。笔者推测正德《会典》所载布政司系统的这一数字，估计可以反映明初云南生产初步恢复时期的户部田亩数。到弘治十五年依黄册所载，在大量人口迁入的情形下，云南田亩数超过万顷已并非不可能。[36] 至于嘉靖年后的田亩数因盛行折亩而正如何炳棣所言，更像是赋税单位，不能较理想地反映土地开垦情况。不过就军事移民大规模地进入云贵地区而言，在明前期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是客观存在着的。[37] 明初外来移民分布主要集中在卫所、治地、屯堡等地，它们基本上就是云贵地区交通要道、军事要地、重要城镇及其周边区域，较之元代分布更广、密度更大，特别是贵州地区，外来军屯可以说是几乎填补了空白。为解决军队粮食供应问题，除军屯外商屯也比较活跃。洪武十五、二十年（1382、1387年）曾两次在云南开展商屯活动，正统元年（1436年）再次大力招募商屯，大兴一时。明代贵州的许多重要卫所附近因商屯引入的汉民达10万人之多。[38] 商屯与军屯成为明代云贵高原垦殖业发展的主力，使明代云贵土地开垦面积迅速扩大。

表2   嘉靖《贵州通志》所载明初屯田数                             单位：明亩

注：1、分及其以下计量略；

    2、永宁卫在今四川，不计入；缺播州宣慰司、湖广领今贵州地诸卫资料。

资料出处：嘉靖《贵州通志》卷3《土田》。

元明两代云贵高原屯田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与中央王朝的重视、有效治理密不可分，其大规模的农地利用变化显然受到国家力量有效介入的影响。到明中期上述思南府革宣慰司后民田得以开垦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实际上正如嘉靖年间贵州都御史刘大直在清查以往荒田所遇到的问题一样，“贵州山深地僻，非无田之患，而无民之忧”，垦殖受水旱等自然灾害制约外，“盗贼”、“欺隐”及“地方多事”等社会问题使人民逃亡严重，[39] 特别是原有的屯军屯民逃亡和土司势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土地开发在明中期一度受到冲击，成为困扰政府官吏的难事。这正是地方政治和地域社会对经济开发发生作用与影响的重要表现之一。

明代流民的进入也对云贵高原地区开发和民族地区原生态产生影响，特别是部分流民为避战乱兵荒等事而深入土司统治腹地，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开发。[40] 如思南府“弘治以前，川民不入境，大率土广人稀，材木足于林薮，鱼猎易于山泽，……。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山地招佃安插，□为其业，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弃菽粟而艺棉……”。[41] 当然由于统治者防民胜于防川，深怕流民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封建生产关系，如土地买卖、租佃制度等引发的土客社会冲突，极力阻止流民进入和在个别地区维护土司利益，对山区开发和农业垦殖带来消极影响。

明代生活在云贵高原的少数民族在受汉族移民农垦殖影响的同时，不少地方仍保留着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粗放型农业垦殖和畜牧业占据主导地位，甚至还有采集、渔猎等原始生产方式。居住在滇池附近的彝族“日食生螺，出入水中得鱼换米”；陆凉州土著居民罗罗虽与汉族杂居，但在山地“力垦之，以种甜苦二荞自赡。又以畜马为生”；临安府、建水州的少数民族“採猎”、“捕鱼”为生；居住在今楚雄等山地的彝族也是“以牧养为业”；[42] 贵州苗彝之地“刀耕火种，樵猎为生”，[43] 仡佬“渔樵耕牧”，[44] 避乱进入深山的各族民众也有“以猎为生业”者。[45] 一些深山地区刀耕火种和游耕仍不占少数，甚至思南府入山的汉民“合抱连云之材，尽山伐而焚之布种”，谓之“炬田”。[46] 禾谷、荞、麦是当时山区旱地普遍种植的几类农作物，贵州毕节等地“禾米佳过中国，彼地人又以燕麦为正粮，间用禾谷”，“燕麦在罗鬼遍地有之，利赖甚多”。[47] 这些生产形态的存在表明明代对云贵高原山区的农业开发仍处于落后局面。

三  清代耕地变化与驱动问题

    清代时期农业开发带来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土地垦殖规模的急剧扩大。以《清朝文献通考》卷2所言《赋役全书》载康熙二十四年云南民赋田是6 481 766亩，贵州为959 711亩。直省以下各地耕地数虽然有相关志书分载，但由于地方志的缺失和编纂体例不同，能用来作比较研究的还比较有限。《古今图书集成》所录田赋数字相对完整，而且绝大多数地区细化到州县一级。从《图书集成》编修时代来看，其载数字是能反映康熙朝耕地变化状况的。通过整理《图书集成》云南册载实际耕地数字达660多万亩，贵州为110多万亩，两个数据介于《赋役全书》载康熙二十四年数字和《清朝文献通考》雍正二年田赋数之间，没有出现大的偏差。这说明以《图书集成》数字考察清前期耕地状况是可行的。[48] 从清前期耕地分布来看（见表3），云南传统的经济中心滇中和大理地区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分别占全省耕地面积的32%、20%以上。滇东和滇东南地区耕地面积得到很快扩展，曲靖、广南、广西和开化等府耕地面积占全省的22%，其中曲靖府所占比重达13%。贵州耕地主要集中在贵阳、平越、安顺和遵义等府，与以上地区在黔省的政治经济地位相符。清初政府在云贵地区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垦殖活动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耕地面积增长很快，康熙年间地方上报开垦田地的情形屡见不鲜。[49]  经过雍正朝改土归流后，云贵地区进入了一个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时期，清前期云贵两省经济生产的逐渐恢复无疑为这一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上谕称“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害，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50] 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云贵两省册载田土数分别达700多万亩和250多万亩，比康雍时期云贵田地数最高值多出100多万亩。据嘉庆《一统志》卷475和卷499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云南册载田地亩数增长到9 476 452亩，贵州为2 767 041亩，耕地面积又有了新的扩展。比较康熙朝和嘉庆二十五年云贵耕地状况，在分布上有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经雍正改土归流到嘉庆年间，云贵两省新开征田赋的一些府州主要是丽江、元江、镇沅、普洱、东川、昭通等康熙时原土司或未作统计的地区，它们的耕地占嘉庆二十五年云南田地总数的15.9%，其中滇东北地区的东川、昭通田地数几占一半，这显然与雍正改流及以后的招民屯垦有着直接因果关系。此外，腾越、普洱、镇沅等府厅田地纳入田赋系统，亦说明了在乾嘉时期边疆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贵州黎平府、大定府（康熙年为威宁府领）、镇远府和遵义府嘉庆二十五年田地数与康熙朝相比增幅较大，黎平府从3万多亩增至15万亩以上，镇远府从4.7万增到21万亩左右；大定、遵义两府分别增长了10万多亩和40多万亩。若以乾隆初年数据衡量，以上贵州各府田地面积实际上均在康雍年间就已经完成了大幅度增长。[51] 这应是康雍复垦的功劳。虽然存在着册载数据不尽准确和因“地瘠民贫，赋入最简”而使实际田地数据登记缺漏的情形，但以上数字的变化趋势仍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即再次验证了清前期云贵地区农业垦殖规模不断得到扩大的状况；相比较而言，乾嘉续垦的规模并不是很大。需要注意的是，黔西的大定府、兴义府、普安厅等清代新置政区的地方在清前中期耕地面积增长也是比较突出的，这主要得益于三地矿业对移民的吸引和人口较快增长。以嘉庆二十五年人口数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人口数相比，“大定府和兴义府及普安厅人口比例上升最快，清代中期以后成为贵州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52] 以上黔西三府厅占贵州全省的比重由1776年的19.6%上升到1820年的22.1%，而贵州其他绝大多数府州厅人口比重却均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53] 经清前期康雍复垦运动不断的推动，云贵两省农业土地利用到乾嘉时期已经一改以往传统经济中心区域耕地面积增长迅猛，边远地区长期维持在零星开垦的局面，广大边区、山区土地因改土归流和移民的广泛深入而得到迅速垦殖。《清高宗实录》卷764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七月丁亥上谕称：“滇省山多田少，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惟山麓、河滨尚有旷土”，但也已有“边民”耕种。在乾嘉时期册载田赋资料中，还出现了“夷田地”等记载，如嘉庆《大清一统志》云南就有“夷田地八百八十三段”的记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田地纳入田赋系统，这在先前是极为少见的，也说明了云贵边远地区农业得到进一步开发。

    另外《古今图书集成》册载耕地分田、地两类，尽管它们并非等同于现今以为的“水田”和“旱地”，但它们之间的比值仍是个非常重要的指数。[54] 一般而言，“田”都或多或少具备一些水利条件，而“地”的生产条件相对要差得多，所以我们可以大致将两者的比例关系与水旱田地之间比例做一相关分析。云贵地区山多地少，高原气候和水利条件对大面积发展水田种植有相当的制约作用，旱地比重要大得多。比如以现代云南水旱田地面积比重为

表3  《古今图书集成》载康熙朝云贵两省各府田地面积                       单位：清亩

资料出处：《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

注：* 两省册载实际耕地面积为各府累计值；    * * 大理府实际耕地数字为府志康熙二十五年册载数。

例，1952年旱地占总耕地的61.4%, 而水田仅占38.6%，[55] 水旱两者比例为0.6:1.0。以这个比值来看，与表3中所反映的“田”、“地”比例情形反差很大，甚至在贵州地区“田”亩是“地”亩的20多倍，这当然与云贵地区实际不符。不过，也应看到册载数字所能反映出的以下基本事实：一是人口分布和经济开发格局对不同类型耕地在空间分布上是有着影响的。云南、大理、临安、曲靖、贵阳、遵义、安顺和平越等府不仅是平坝等农业条件较好地区的集中分布区域，而且农业开发早，是移民和人口相对稠密地区，对于在劳力、技术和自然条件等方面比种植“地”要求高的“田”来讲，无疑具有着良好的耕种基础，耕种面积和种植面积也就不断得以扩大；相反，当时许多山区多系土司领地，移民进入少，农业开发有限，耕地面积有限；二是国家田赋制度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贵州地区。政府开征田赋主要还是集中在农耕条件较好的平坝、低山等“田”亩，故对其的统计相应充分得多。乾隆六年贵州总督张允随奏称：“黔省山鲜平畴，凡山头地角、零星地土及山石搀杂，工多获少，或依山傍岭虽成丘段而土浅力薄须间年休息者，悉听夷民垦种，永免升科。至有水可引，力能垦田一亩以上，照水田例六年升科；不及一亩者，亦免升科。无水可引，地稍平衍，或垦为土或垦为干田，二亩以上照旱田例十年升科；不及二亩者，亦永免升科”。[56] 这是在云贵农业生产已经由恢复阶段过渡至增长时期的政策，对于康熙年间恢复生产阶段而言，为鼓励垦殖，政府更有理由采取减免升科政策。《古今图书集成》中对夷地的免丈等记载实际上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这一情形，进而影响到对旱地亩数的统计不足。因此我们可以在表3中看到贵州省各府册载实际耕地数已经基本等同于“田”的亩数，这也是征收田赋的需要，毕竟“地”属“工多获少”。照常理，以上对旱地的减免升科的政策应能促使人们以更大的热情去耕种旱地，也就是说实际的“地”亩面积会很大。但正如以上所言，在清朝早期的康熙年间，政府仍以鼓励开垦荒地为主，再加上旱地收成较差，在人口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亦无必要开展大规模的旱地种植。所以，康熙朝云贵“田”、“地”亩数中，“田”的比重（主要是贵州）虽有所夸大，但仍基本反映出当时开垦的耕地主要类型是水田和一些生产条件较好的旱地，从分布上看多集中在平坝和低山地区。

    从云贵高原农地利用结构上讲，除以上实际耕地类型外还有宜农荒地类型。一般而言，原额数民、屯等田地中都有对荒地情况的说明，只不过在未对原额数来源有正确认识的前提下，评估荒地规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史书中所运用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原额数内除去实在成熟数便可得到荒地数。唯一可以稍做分析的是“熟荒地”，这类土地曾经耕种过，只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水利失修、人口迁移、地力不足或种植调整等原因而被抛荒。根据明末清初农民军大西政权末期，云南耕地面积曾达到700多万亩为基数来看，顺治年间熟荒地接近200多万亩，经康熙朝大力垦荒，以《古今图书集成》册载实际耕地面积计算，熟荒地下降到了40多万亩，这也可看作清初时期农业生产取得的成就之一。[57]

    清中期高产旱地农作物在云贵地区得到较多种植，无疑扩大了旱地耕地面积，并推动了山区开发。婺川县“产米不多”，但“有包穀杂粮等项，足敷民食，无须他处接济”；[58] 松桃厅在嘉庆初年以后，“蜀楚江西商民居多，年久便成土著”，乡民“栽桐茶诸树及种包穀、番薯等物”。[59] 黎平府一带“土人云：种杉之地，必豫种麦及包穀一二年以松土性，欲其易植也”。[60] 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6《威宁州》、卷27《兴义府》、卷29《普安直隶厅》称威宁“温饱鲜贫，人以苦荍为常食，包穀、燕麦佐之”；兴义府“至若包穀、杂粮，则山头地脚无处无之”；普安“间种黍、菽、麦、荍，包穀，俗称‘玉麦’，民间赖此者十之七”。除了以上粮食生产用地外，清前中期桑蚕、棉花、蓝靛、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和园圃种植也在云贵地区迅速开展起来。“清乾隆初，布政司陈德荣、按察使宋厚札各属教民养蚕，桐梓隶焉。故五里乡村，屋角墙阴，田塍圃畦，莫不绿枝掩映，红椹离离”。[61] 正安州“初，州地少桑”，乾隆十三年吏目徐阶平“自浙江购蚕种来州，教民饲法”后，“家皆种桑”。[62] 兴义地区在乾隆之际就已“棉可织，蓝可染，山地间亦种之”。[63] 嘉庆年间黄平州“山多田少，山间多植蓝靛、烟叶”。贵定县“清嘉道间闽广人侨寓于此，倡种菸叶”，后逐渐发展成为该县出产大宗。[64] 嘉庆时期云南普洱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普洱茶所出的六茶山一带“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规模可以想见。[65] 各地方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蔬菜瓜果等。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形成了圃田等类的田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局部范围内对城镇、乡村聚落周边和半山区、山区的农林经济开发和土地利用产生影响。

    云贵两省耕地亩数在康雍、乾嘉两个时期垦殖运动基础上，到嘉庆朝达到了一个高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云南耕地数达9 476 452亩，贵州为2 767 041亩。但从道光朝开始两省田地数字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道光至光绪年间下降幅度相当大。道光七年（1827年）云南耕地数是9 194 820亩，这一数字为各府田亩数累加总计值，而到光绪十年（1884年）这一数字惨跌至6 982 968亩，[66] 降到了康雍之际的水平。五十多年间耕地面积“消失”了220多万亩，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不过耕地面积下降是可以肯定的，咸同年间的社会动荡和军事战乱是造成以上田地数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咸丰同治年间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云贵地区早已掩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最终爆发。云南回民和贵州苗民起义在咸丰四年（1854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几乎席卷整个高原，战乱的同时还发生大规模的鼠疫，对人口和社会经济的破坏十分剧烈。贵州“估计人民死亡之数至三、四百万，公私财产损失至二万万五千万两，被兵城镇三千余处”。[67] 云南人口死亡了270万，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68] 它们对土地开垦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根据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36-38《食货志·田赋》统计，云南全省耕地数战乱后比战前下降了24.06%。光绪初年抛荒现象严重也可说明这一大幅度下降事实。同治末年上谕称：“云南甫就肃清，流亡未集，田亩半属荒芜”。[69] 以道光七年册载实际耕地数为基准，光绪十年云南省册载荒芜田地是1 544 825亩，则抛荒率为16.8%；云南府、楚雄府和澂江府等地抛荒田地均在20万亩以上，其中澂江府抛荒率高达47.9%。[70] 但由于全省耕地面积在经咸同战乱后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所以抛荒率高的地区耕地占全省比重与以往相比却没有降低多少。贵州的情形比较复杂些，这主要是文献遗留较少，无法对各府耕地面积做量化分析。民国《贵州通志》并无田地面积记载，若以其载的田赋粮银作相关分析也存在着困难，光绪年间开展的清丈土地和清查田赋工作，虽然“各团首极力搜罗”，但“无论荒熟、水旱田亩，一律开列请照，及甲戌开征时，水旱肥瘠悬殊，挑数多寡不等，实难一律摊派”。[71] 不过人口损耗严重对农业开垦和土地利用的影响仍能在一些史料中反映出来。咸同战乱，“贵州十余年乃克平定，汉人死者不下百万，川楚人陆续来填。苗种亦十去六、七”，桐梓县原来少数民族“佃汉人田土耕种。大乱后弥见稀少，盖承粮五千余户，其间不见苗民。”因人口消亡，田地无人开垦，又引发了新的移民前来开垦的行为。[72] 光绪七年官员到黔东南就职“见民物萧条，地土荒芜”。[73] 曹树基研究指出从嘉庆二十五年至1953年，“黎平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黔东南的这一人口低增长地带，构成贵州人口史上的一个特殊景观”。但将黎平府、镇远府和思州府清中期以后的人口占全省的比例下降原因，归于“人口的迁入较少，区域开发程度不高”。[74] 事实上，作为咸同年间贵州苗民起义的中心，在战乱中黔东南一带的人口损耗是相当大的。平定战乱后，同治和光绪朝一度出台恢复经济生产的政策。[75] 黎培敬任贵州布政使时，制订《清查章程》、《招耕章程》，“凡绝产、逆户、逃亡各户，均派员招集土、客各民分段承垦”（黎培敬：《使黔奏议》）；光绪时贵州各地“蒙善后局宪委员清田给照，吩示不准遗漏”（《李光乘书粮册》），为复垦创造条件。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贵州全省耕地面积为2 765 006亩，基本恢复到嘉庆二十五年的水平（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表乙61》）。

四   结  语

    元明清三代云贵地区垦殖发展史充分反映出传统社会里人口、耕地和粮食要素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耕地和田赋数变化基本上可以说明人们对云贵地区土地开发与利用的程度。那么，人类农业开发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呢？习惯上人口密度、土地垦殖率等可以用来考究地区土地、环境承载力状况。具体到云贵高原即便是到了乾嘉时期以上两个指数还比较低，但由于人口分布和地理环境的特点，各地情况差别很大。比如清代坝区的大理地区垦殖指数曾达到过4%左右，而山区居多的滇川黔边区、黔东南两区域仅为1%上下。[76] 因此农业开发与土地垦殖在各区域所形成的环境变化局面不尽一致。从农业垦殖开发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口增长和旱地高产粮食作物与技术作物的传入，清代云贵民族地区和山区得到了进一步开发，但其影响也并非在各地、各时期表现出均一的局面。

    一般认为旱地高产农作物传入云贵高原的时间大致是在明末清初，而推广种植的时间要相对晚得多。乾隆年间檀萃言：“棉花、番瓜、蕃芋、落花生同时入中国，棉花遍植于南北，南瓜亦然。乾隆初，陈榕门抚豫，募闽人种红薯，……，今闻遍种于江乡矣粤海之滨，以落花生为生涯，彼名地豆，榨油皆供给于数省。其生最易，其利甚大，江西颇种之，而吾乡从来未有种者，由于不知其利也。滇、粤相连，滇竟遗之，近来颇有”。[77] 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嘉道时期旱地高产作物才开始在云贵地区得到普遍种植，并成为许多山区居民的主食，贵州婺川县东南二乡“产米无多，有包榖、杂粮等项，足敷民食，无需他处接济”，普安直隶厅“ 地宜晚榖，间种黍、菽、麦、荍。包榖，俗称玉麦，民间赖此者十之七”，仁怀县“箐地田土气冷，有大春无小春，宜稻、菽、小榖、稗子、高粱、包榖，而民间尤恃包榖为日用之需”；黎平府“甘藷”，“亦音署，自海外得此种，又名番藷。……。一亩种数石胜种榖二十倍。闽广人以当米榖”；而地方官也“通禀红薯之利”，“劝民广种在案”。[78] 云南“薯蓣，《蒙自县志》：亦名山药，红、白二种，倘甸人王琼至坝洒携种归教乡人栽种，不论地之肥硄，无往不宜，合邑遍植，价甚廉，即以当餐，利甚溥”。[79] 清代云贵高原高产旱地作物并非像我国其他地区那样一开始就在种植和粮食结构上发生“革命性”作用，而是有着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云贵高原旱地高产农作传入早，但普遍种植是在清中期才出现，一方面是初期人口数量不大，农业生产多集中于平坝等地区，显然要受到水稻、小麦等传统作物种植的排挤；另一方面是云贵高原山地高寒气候并不是玉米等作物理想种植地带，所带来的粮食效益不如荞、麦等作物。从农学角度看，有学者已经给这种现象作出了合理的解释。[80] 清代云贵高原传统的旱地农作（荞麦等）种植基本上仍占据高山地带，马铃薯种植也在高山占有相当的空间。由于高产作物的种植和推广，半山腰、中底山等地带逐渐为玉米等作物所分布（当然还存在着与其他杂粮、经济作物、林地等间作的情况），低地和平坝主要还是水稻、玉米和其他喜热经济作物种植区。“水田皆宜稻，干田宜胡豆；山地肥者宜诸豆，高山宜包榖，山地新垦者宜小榖；冷湿地宜稗子，干松宜荍；米麦、水子稗只宜肥地，包榖、高粱、香麦、小麦、老麦、青稞、爬山豆种瘠地，亦获微收。”[81] 这在高原地区有着普遍意义。因此，我们在看到清代云贵地区农业开发和土地垦殖有了很大发展的同时，也要客观地评价旱地高产作物在山区推广和对环境的破坏作用，其影响实际上是渐进的，而非在山区出现“革命”的作用。[82] 蓝勇通过对西南地区森林覆盖率和大型野生动物的研究表明，直到清末“当时中国西南森林覆盖率可能还在50%左右，云贵地区可能会更高些”。[83] 这也可以对以上认识加以说明。

    从元大一统局面下的持续开发，直至清代大规模地垦殖活动，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制度、人口、农业作物等诸多因素在地区开发各个进程时段均对云贵高原环境及其变化产生不同程度的驱动作用。移民开发促进了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在农业垦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中体现最为明显，特别是发展到山区的土地开垦活动，其对环境的作用因植被的破坏逐渐显示出负面的影响。“小民为终岁之计，刊木垦山，种荍、粱、蜀黍及芋，雨甚沙漂，岁恒无获，且下壅田为大患，今渐率而种树矣”，[84] 山区水土流失还影响到平坝地区河流的生态，永昌“郡有南北二河，环城而下者数十里，久为沙碛所苦，横流四溢，贻田庐害岁发”，由于积患甚深，“民夫修浚动以万计，群力竭矣，迄无成功”；就其根本，在于“先是山多材木，根盘土固，得以为谷为岸藉资捍卫。今则斧斤之余，山之木濯濯然矣。而石之工渔利穷五丁之枝于山根，堤溃沙崩所由致也”，[85] 传统的农业开发局限性是明显的。对森林植被的损耗与破坏，不仅存在于山区垦殖活动，大规模的山区垦殖也有同样的情形。技术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旱地高产作物和一些经济和技术作物的种植效应上，过度引种和不合理土地利用方式使山地植被、土壤等遭到破坏，但这些情形的产生有着一个渐进的过程。当然，历史上合理的、注重生态维护的生产方式在云贵高原是存在着的，如刀耕火种、黔东南林业生产等，但它们依然时刻受到人口过密、社会经济结构贫困和山地生态脆弱性的威胁，进而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云贵高原开发与环境变迁史的演变，无论是在作用的范围，还是影响的深刻性方面，都离不开制度变革这一背景，突出的表现是改土归流的基本完成为以上开发创造了条件，也促成了云贵地区原生态的不断变化。因此说元明清时期云贵高原地区开发与环境变迁是制度变迁及其不断深刻化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深刻化背景下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得以深入发展。

 复旦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①] 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马汝珩、马大正和成崇德分别主编的《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和吴松弟、曹树基关于元明清时期相关的移民和人口等的研究是这方面的重要著述。

[②] 马曜主编的《云南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元江作为一条“边疆和腹地”的大致分界线，突出了云南高原这一“腹地”，大体符合地貌类型的区域划分。传统上人们也以元江为界，东为“迤东”、西称“迤西”。云南在清代及其以后时期也被称为“三迤”之地：雍正年间置迤东道（初治寻甸，后治曲靖），主要辖今滇东北—滇东、滇中—滇东南地区；迤西道（初治大理，后治腾冲），辖今滇西、滇西北等地区；乾隆年间析迤东道，在滇南置普洱府，辖滇中南等地，故又有“迤南”之说。

[③] （清）田雯：《黔书·序》，光绪丁酉（1897年）重刻本。

[④] 参见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卷1《地理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该志列举云南山地面积占全县（区）面积70%-89.9%的仅有4个县（区），而其余各县（区）山区面积所占比例都在90%以上，有18个县99%的地区全是山地（笔者注：截至1999年5月云南全省共有128个县级行政单位）。

[⑤] 参阅谢家雍：《西南石漠化与生态重建》，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⑥]  参阅《中国自然地理·总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自然地理·地貌》（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土壤》（张俊民等编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中国种植业区划》（中国农业科学院编写组，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贵州土壤》（贵州省农业厅、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农业地理·总论》（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经济地理研究室编，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云南农业地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贵州农业地理》（讨论稿，未刊本，贵州师范学院地理系1978年编）、

[⑦]  刘巽浩、牟正国等主编：《中国耕作制度》，农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409页。

[⑧]  历史时期云贵高原自然环境变迁问题是一复杂的课题，它不同于我国西北沙漠化地带、黄土高原、黄淮海平原那样有着明显、重大的演变景观，也不同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相对“整体性”的自然环境状况受人口密度、垦殖指数因素影响较重，而是在地势、地貌和立体垂直生态系作用下的“个体区域”小范围内变化明显的自然环境变迁，这还不一定能代表云贵“整体”状况；也就是说内部差异性非常突出，人口密度和垦殖指数因山地生态系的垂直、不均分布而难以用一个平均值加以衡量和说明。这尽管给在农业地理、土地利用和环境变迁等的量化上存在诸多不便，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得不到用来反映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的“参数”，因为对生态系因子的考察、对区域个案的分析和对生态系链流动（如农牧交错、刀耕火种休作）等的研究能够通过解剖而获得全新的环境变迁认识。这已经为一些类似研究所证实是可行的，如Hans Ruthenberg,Farming Systems in the Tropic,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0 Gerald G.Marte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A Human Ecology Perspective, West view Press, Inc.1986。

 [⑨]  此处年次是指有明确旱灾记载（不管年内发生多地、多次均为1次计）年份数统计。地次是指有明确记载的地区发生旱灾的次数（年内n地n次计）。下文各种灾害统计均作此处理。数据来源见现存云贵方志，少数数据补充参考了以下单位文献：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档案史料》第2、3、4、5、6期（1983-1984年）；贵州省图书馆编：《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473-1949年旱涝灾害资料参阅《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见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下文各类灾害数据来源同此，不再注明。 

 [⑩]  在毕节地区赫章县山区有“干旱三年吃饱饭”的说法，这种“高山怕涝”的情况实际上反映了高原地形对气候和农作的制约因素。高寒山区农作物受低温阴冷气候威胁较大，夏旱影响比春旱小得多。

 [11]  历史资料不完全统计显示：桐梓（30次）、遵义（26次）、贵阳（23次）、思南（23次）、镇远（23次）、毕节（19次）水灾频率高于周边地区。

 [12]  参见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卷1《地理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7页。

 [13] “倒春寒”、“返春”指一般出现在春季、春夏季之交的低温寒害。云南高原甚至有所谓的“八月低温”现象，属全国少有。

[14]  李玉尚、曹树基：《咸通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5]  云南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中国医学院流行病微生物研究所编：《云南省鼠疫流行史》（内部本，1965年稿，1973年修印）第1-5页（总第753-749页）。

[16]  吴松弟综合前人研究指出元政府对云南行省开展的户口统计是相当认真的，《元史·世祖纪》就记载了兀良合带驻镇云南进行过“八籍民户，四籍民田”。《世祖平云南碑》提到的户数过百万是可信的，大德年间云南全境约有128万余户（该户数多被认为有误），而这不代表云南承担赋税的户口数，是包括大多数少数民族在内全部人口总估计数（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主编：葛剑雄）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  元朝在云贵地区修建驿道，对外主要有西北道大理—丽江—大旦当（中甸）—长河西口（康定）—碉门（天全）—雅州（雅安）—成都，至元七年开置；东北道中庆（昆明）—乌蒙（昭通）—叙州（宜宾），至元十四年开置；东道中庆—普安（盘县）—黄平—镇远入湖广，至元二十八年开通；此外，还有通两广的邕州道、通建都（西昌）的清溪道、经乌撒（威宁）达泸州的通道等。内部交通主要有三条：中庆—大理—金齿（保山、德宏），中庆—蒙自，中庆—元江—车里（景洪）。（参见《永乐大典》卷19417、19418、19419《经世大典·站赤二、三、四》）。驿道体系的建立对云贵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东道的开辟，为明清两代移民的进入与开发创造了条件。

[18] 《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19] 《元史》卷167《张立道传》。

[20] （清）倪蜕：《滇云历年传》卷5。

[21]  每双为五亩。倪蜕《滇云历年传》卷5有载，兹录于下： 倪按“王庭筠诗：‘招客先开四十双。’王弇州注云：‘双，五亩也。四十双，二百亩也。’《辍耕录》谓：‘一双为四亩。佛地以二亩为一双。’（笔者注：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9《称地为双》言约有中原四亩地，并无佛地之称。）大抵各从方俗而名之，未必有定数也。又《云南杂志》云：‘俗耕田，三人使二牛，前牵、中压、后驱。犁一日为一双。’此似不然。人牛之力，强弱不齐。一日之犁，多寡难定，安可以之为数乎。南诏异牟寻定制：上官，授田二百亩，为四十双。以是为差。人无贵贱皆耕。不徭役，人岁输米二斗。然则一双为五亩无疑矣。此法沿段及元想未改动。故其立军民屯田，自二双至五双不等。则每人授田二十亩上下也。”

[22] “梁千户翼”为军屯，先于乌蒙屯田，后迁新兴州。

[23]  据表1数据可换算出当时军民屯田户均18.5亩，应得到充分开垦。另《滇云历年传》卷5：（倪按）称：“（元）立军民屯田，自二双至五双不等。则每人授田二十亩上下也。”根据《元史·兵志·屯田》数据计算应是“每户授田二十亩”。吴宏歧统计出的屯田数（含今在四川部分）为520 889亩，户为24 249，依此计算每户平均屯田约22亩。可为“每户授田二十亩”之一证。（见吴宏歧：《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103页。）

[24] 《元史》卷167《张立道传》。

[25] 《大理路兴举学校记》碑文，引自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编：《大理历代名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26]  （元）李京：《云南志略·云南总叙》。

[27] 《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

[28]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山川》、正德《云南志》卷31《新建南坝闸记》。

[29]  吴宏歧：《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30]  据估计元末云南的蒙古族官兵大约以万计，此后均落籍于滇。参见云南历史研究所编：《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1]  乾隆《贵州志稿》卷1《黔省开闢考》。

[32] 《明太祖实录》卷79，洪武六年二月壬辰。

[33]  嘉靖《思南府志》卷7《拾遗志》。

[34] 《明太祖实录》卷185，洪武二十年九月（辛已）。

[35]  章潢《图书编》为1 727 900亩，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1《图书编等三书关于明弘治十五年分区田地数字之对照》。本数字来自正德《云南志》卷1的“官民田地”数（《后湖志》卷2《董册事产》记载同），据该志《义例》所言田地数为弘治十五年黄册提供：“（户口田粮）然亦止据弘治十五年黄册，此繁不能悉”。正德《云南志》提供的云南都司屯田数为1 276 631亩，弘治年间屯田数额是1 087 743亩（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4载）。

[36]  依据明制云贵两省明朝初期的屯田面积就已超过万顷，洪武云南卫军“一军授田二十亩”，明末称贵州“旧例一军授水田十二亩，旱地六亩”（转引自王毓铨：《明代历朝各地军屯分地亩数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3-67页）。依屯军兵力两省当时至少有15万，屯田应有2万多顷。

[37]  李中清计算出1605年云南耕地面积超过一千万亩（《1250-1850年中国西南边疆经济发展史》），引自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  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⑤  嘉靖《贵州通志》卷3《土田》。

[40]  明代中后期流民进入云贵问题研究成果稀见，但史料表明有时其规模还比较大，如正德、嘉靖年间“每遇荒年，川民入境内（贵州思南府）就食。正德六年流民入境数多。……。传闻今年流民入境者络绎道途，布满村落，已不下数万，较之正德六年尤多”（嘉靖《思南府志》卷7《拾遗志》）。

[41]  嘉靖《思南府志》卷7《拾遗志》。

[42]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

[43]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2。

[44]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3。

[45]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4。

[46]  嘉靖《思南府志》卷7《拾遗志》。

[47] （明）包汝楫：《南中纪闻》，《丛书集成新编》本。

[48]  关于清代云贵土地数字变化可参见复旦大学博士论文《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变迁（1664-1911）：以土地利用为中心》（杨伟兵），2002年。

[49] 《清圣祖实录》卷12，康熙三年五月甲申。卷15，康熙四年四月壬午。卷16，康熙四年七月初八日。

[50] 《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壬午。

[51]  依据乾隆初年修的《贵州通志》卷13《食货志·田赋》，黎平府田地数为136 663亩，镇远府为134 261亩，大定府为210 782亩，遵义府甚至达到913 129亩之多。

[52]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5页。

[53] 曹树基：《乾隆四十一年、嘉庆二十五年和1953年贵州分府人口》表，见《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264页。

⑥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17：“凡地之垦者曰田，田亦曰地。南方目低田为田，高田为地。北方目水田为田，余皆为地。民间旱地愿改作水田者，听民自便。”云贵地区耕地类型依据生产条件的差异，习惯上划分为水田和旱地两大类型。

[55] 《耕地类型构成与变动状况》表，见《云南农业地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页。

[56] 《清高宗实录》卷150，乾隆六年九月初十日户部议复。

[57] 《清文献通考》卷1《田赋一》，顺治十八年云南田土面积是5 211 510亩。

[58]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16《思南府》。

[59]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20《松桃直隶同知》。

[60]  见《黔南识略》卷21《黎平府》。另道光《黎平府志》卷12《食货志·物产》：“一曰包榖，又曰玉米，高山可种，磑以为米，可作饭并堪釀酒。其糜能釀饴餳，比米更佳。今黎郡栽杉之山，初年俱种包榖，欹俟树盖地方止”。

[61]  民国《桐梓县志》卷11《实业志·蚕业》。

[62] 民国《甕安县志》卷14《农业·蚕桑》。

[63] 乾隆《南笼府志》卷2《地理志·土产》。

[64] 道光《续修黄平州志》卷1《方舆志》、民国《贵定县志稿·贵定出产》。

[65] （清）师范：《滇系·赋产》。

[66]  梁方仲所制《清代各朝直省田地数》（见《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61，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0页。）中，咸丰、同治朝云贵数字未发生变化（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丝毫没有反映出战乱对两省田亩数的影响），但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省数字却恢复到嘉庆朝水平。短短三年间云南田地数就由1884年的近700万亩上升到1887年的900多万亩！令人吃惊。云贵总督岑毓英曾奏：云南“以见在所种田地，按纳钱粮数目清册，共成熟田地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九亩……”（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36《食货志·田赋》），此数更是低得离奇。光绪十年数字存在着因战乱刚平，漏载和清丈困难而使各府上报数字可能偏低的因素，但在光绪初年应有所恢复，还不至于到十年仍比战乱前数字低200多万亩。造成这些极大的反差原因要么是《续通志》数据有问题，要么就是《会典》载的光绪十三年数字偏得太高。此存疑。

[67] （民国）凌愓安：《咸同贵州军事史·序》。

[68]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566页。

[69] 《清穆宗实录》卷374，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辛未。

[70]  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36—38《食货志·田赋》。全省册载荒芜田地亩数为各府累加值。

[71] （清）《李光乘书粮册》，民国《麻江县志》卷9《食货志·田赋附》。

[72]  （清）《王德昌碑记》，民国《麻江县志》卷9《食货志·田赋附》。

[73]  民国《桐梓县志》卷11《秩官志·土官·苗蛮附》。

[74]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259-265页。

[75]  以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的观点，这也属于“同治中兴”的组成之一。“同治中兴”是对平定咸同年间战乱和社会动荡的多方面“善后”，比如地方行政的重建、文官政府的恢复、经济生产的挽救与自强等。（Mary Clabaugh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现已有中译本：房德邻等译，刘北成校：《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对于云贵地区而言，同治末年和光绪初的一系列善后行为，实际上是清政府力图对改土归流遗留问题进行彻底解决的一种努力。云南回民起义的导因是回汉地主为针夺矿权而产生的冲突，贵州苗民起义则更多体现出改土归流未彻底化和“土客”冲突等所引发的一种“必然”。光绪十年贵州巡抚李用清奏称：“黔省情形可虑者四：曰插花、曰鸦片、曰客民、曰饷项。”（《清德宗实录》卷183，光绪十年五月十四日）其中与改土归流有关的是客民和插花问题。

[76]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变迁（1664-1911）：以土地利用为中心》。

[77] （清）檀萃：《滇海虞衡志·草木志》。

[78]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16《思南府》、卷29《普安直隶厅》、卷30《遵义府》； 道光《黎平府志》卷12《食货志·物产》。

[79]  道光《云南通志稿》卷69《食货志·物产》。

[80]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148页。

[81] 光绪《湄潭县志》卷4《食货志·农桑》。

[82] 李中清、曹树基等学者分别在人口和旱地高产作物影响研究方面，对此有精彩的相关论述，亦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这一观点。可参见（美）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3]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84] 道光《印江县志》卷1《田赋志·物产》。

[85] （清）陈廷焴：《永昌种树碑记》，（民国）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卷13。

（原载《历史地理》第2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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