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的区域观念中，行政区划被视为主要的地理区域单元，对于自然事物的叙述被分割在不同的政区中。与此相对应，地域关系也大致可以按照省级、府级、县级等主要行政层级依样画瓢。根据笔者的理解，地域关系包括地域合作与地域竞争两个层面，其表现形式大体分为三种：一是地域内关系，揭示地域社会内部的关系；二是地域间关系，展现作为整体的某一地域与其他地域的关系；三是跨地域关系，意指某地之部分区域与其他地域的关系。

就与本文相关的明清以降东南社会之地域关系而论，相关研究已较为深入。包弼德利用明代金华府方志，探讨当地士人如何界定金华府地方认同的性质。滨岛敦俊结合湖州府志书，分析晚明赋役制度的争论与方志编纂的行为异化。冯贤亮考察湖州知府宗源瀚与长兴知县赵定邦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地方行政实践与制度描述的差距。佐藤仁史利用《疁报》，对清末民初嘉定县的“城乡对立”作了深入研究。熊远报解析婺源县西关坝案卷，将乡村与县城的冲突放在城乡社会经济空间结构中加以考察。唐立宗、徐建平对民国年间的婺源回皖运动做了个案分析。关于明末徽州府丝绢分担造成各县的地域竞争，乃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所在，夫马进据此分析赋役改革与诉讼审判制度，小野和子探究地域社会领袖与国家政策的对立，余英时从中窥视晚明的士商关系，李义琼又从财政史的角度加以解读。在这其中，夫马进认为该事件反映徽州内部地域关系的紧张感，是国家政策的诸多问题以地域矛盾的方式展开。换而言之，这是一起由各县士绅参与的地方冲突，其意义在于凸显赋役制度、诉讼审理等国家力量的存在，可谓一种自上而下的“冲击—反应”现象。不过，他并未重视从地域社会内部的视角来观察该事件对徽州社会的影响，遑论在此基础上探析徽州各县的地域关系及其演变历程。在笔者看来，地域关系研究固然需要关注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过程，同时还应结合地域社会内部、周边诸层面的观察立场，尽量还原地域社会的真实层面。

客观地说，地域文化是区域社会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周振鹤指出：“现时的一些文化地理论著中往往地理意识不强，所谓地域文化不过是该地区文化史的综述而已，既未能揭示该地与全国其他地域的差异，亦未能发现该地域内部的差异。”随着近年来的研究推进，相关领域已有了一些成绩，但地域关系仍是地域文化研究的难点所在。总体上看，学界关于明清社会冲突的思考，主要以人群、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为叙事主线，对以地域为单位的社会冲突关注得还不够。本文以皖南宁国府作为分析对象，致力探讨府级政区内部各县的地域关系，还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其一，在行政权力主导的专制社会，府作为统县政区的存在时间往往比省级政区还要长，府级政区对地方社会的统合力量亦较强。周振鹤、游汝杰早年研究认为，在行政区划和人口成分长期稳定的地区，容易形成以府为单元的方言区，方言与统县政区之间存在某种契合关系。宁国府领有宣城（附廓县）、泾县、南陵、宁国、旌德、太平，一府六县的格局早在北宋初年即已形成，作为府级政区的存在时间长达933年（979—1912年）（见图1）。

其二，府志修撰作为地方社会的大事，成为属县利益的交汇点，各县士绅辅以20多部的属县方志，便于前后排比，本文核心文献即取自嘉庆《宁国府志》。

其三，目前学界对宁国府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范金民、葛庆华、吕妙芬、高杨的宏观分析，张小也、张爱华的微观研究，为本文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笔者通过研究宁国商人、宗族社会，认为该府六县大致形成三个经济区：宣城、南陵等北部平原圩区属于典型的农耕经济区，泾县、旌德、太平等南部丘陵山地是旅外经商区，东南一角的宁国县是自给自足的山林经济区，并进一步探讨旌德人的“向徽”心理，以及泾县、太平两县商人的“一体化”倾向。既有研究侧重于府内各县的地域合作，若要还原地域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需揭示不同层面上的地域关系。本文作为前期研究的延展，着重发掘宁国府的内部地域竞争之演变，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区域格局和文化传统。

一、冲突：围绕纂修嘉庆《宁国府志》发生的争执

嘉庆十二年（1807年）二月，《宁国府志》主纂洪亮吉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给宁国知府鲁铨，开头这样写道：“不晤足下者，越一年矣。此回仆抵宣城，志事已刊至十分之四。闻底本皆自芜湖发来，改窜处极多，未知尽足下所定否？窃有未喻者数事，敢更质焉！”分析这段怒气冲冲的质问之前，有必要对洪亮吉的经历略作介绍。据年谱载，他自新疆遇赦返乡后，先后担任旌德、扬州等地书院讲席之职。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受泾县知县李德淦之聘，任《泾县志》主纂，“与县人赵舍人良澍、广文绍祖、左明经煊、朱广文煐等订定志例，酬酢往还无间”。他和泾县士绅配合得力，有诗为证：“我来泾川已三月，儒流幸有赵左陈。”此处即赵绍祖、左煊和陈宝泉。因修纂之需，他先后六次奔赴泾县，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一月顺利完成任务。

差相同时，嘉庆《宁国府志》修纂工作也正式启动。原计划聘凌廷堪主事，“以目疾辞，乃延洪稚存先生主之”。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凌廷堪与洪亮吉同为河南巡抚幕僚，私交甚好，这可能是凌氏改荐他的原因。当时，洪亮吉已将个人兴趣转移到方志编纂，正在编修《泾县志》，且曾任教于旌德，对宁国府风土人情已有较深了解。因此，嘉庆十一年二月宁国知府鲁铨出面邀请时，他便应允。此时《泾县志》尚未完稿，于是命长子洪饴孙赴泾县编校，自己留守府志局订定条例。洪氏在闲暇时刻访问敬亭、南湖等地方名胜，并和当地官绅酬酢往来。在写给鲁铨的诗中，有“群仙高会今三度”之句，并自注道：“余与太守同年同门，然把晤甚少。惟已未岁太守谒选入都，会饮二次，及此而三耳。”可见两人虽是科举同年，此前交往并不密切。编修府志的因缘际会，双方会晤渐多。洪亮吉一生历经坎坷，对官场人事十分敏感，在给宣城名士张炯的信中称：“此间太守极贤。然局中同事诸君极多，亦或各存意见，他日体例恐未能画一耳。”他在高度评价鲁铨的同时，对府志局复杂的人事关系表达一丝隐忧。尽管如此，他还是踌躇满志地附上“与志事相关”的草稿。不过此后的经历表明，他所担忧的局面逐渐坐实，矛盾的源头却直指原本十分看好的鲁铨。

开头那封带有挑衅意味的信大致写于嘉庆十二年初春。其时洪亮吉从家乡赶往宁国府，发现府志已完成十分之四，篡改谬误之处比比皆是。由于鲁铨时摄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常驻芜湖，经他修改的府志底本皆由芜湖发往宣城刻印。这一绕开主纂的非礼之举，令洪氏极为恼火，决心把潜藏内心的怒气转变为公开的对抗，于是便有这封《志事将竣与宁国太守及诸同事书》，最终还收入文集，将二人的冲突公诸世人。

二、分歧：南陵与泾县的排序孰先孰后

洪亮吉在信中罗列府志底本的十条谬误，对鲁铨的改动之举逐条批驳，第一条就涉及宁国府内各县的排序：

一则府县次序。本朝宪纲与前代不同。宣城附郭下即次以南陵者，元、明两代之宪纲也；宣城下即次以泾县者，本朝之宪纲也。元、明之宪纲以元、明二史《地理志》为据，本朝之宪纲以本朝《大一统志》为据（若康熙中，府志以及吏胥文移案牍，尚沿胜朝旧例，未经改正者），固截然不紊者也。今以南陵县生员一诉呈，遽移南陵在泾县上矣。是曲畏刁生之健讼，不难移昭代之章程，此未喻者一也。

关于泾县和南陵的排序，洪氏认为将南陵置于前是“元、明之宪纲”，以《地理志》为据，将泾县置于前乃“本朝之宪纲”，以《大一统志》为据，新修府志体例应跟上时代。经他打听，发生这一变故的主要诱因居然仅是某南陵生员上书所致，心中自然增添不少反感。那么，洪氏的辩论是否言之有据？现将历代史志对宁国府各县的排序梳理如（表1）：

表１大体出自三个知识系统：一是带有浓郁意识形态的国修史志，包括历朝地理志、通志、一统志等；二是以地方性知识为主的明清宁国府志；三是乐史、顾祖禹、洪亮吉等舆地学者的私家著述。三个系统的舆地知识相互交叉，沿袭中有所变动。具体到宁国府各县的排序，可分为种组合方式。就延续性来看，Ａ的优势非常明显，元代和自明嘉靖以降的资料中，一般认为南陵排在泾县之前。就形成时间来看，Ｂ的出现时间最早，但历史延续性远不如Ａ。而Ｃ完全有别于前两者，仅出现于明代中期和清末以降。

南陵与泾县的排序置于洪亮吉所列十条谬误之首，或可表明这在他心中的重要性，这就涉及洪氏的舆地学知识体系。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馆初开，年方二十八岁的洪氏就受聘为安徽省局主事。此后他多次进京赶考，经济困窘促使他参与四库馆的校雠工作。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充任国史馆纂修官。这些独特的经历，使洪氏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宫藏地图和舆地书籍。他热衷对卷帙浩繁的官方志书做些私人性质的知识普及活动，客游陕西、河南等地期间，以《大清一统志》为蓝本，独力整理和编撰五十卷《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该书大约完成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至嘉庆八年（1803年）付梓刊印。此后该书易名《大清一统志辑要》出版，彰显出私撰舆地著作与官方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乾隆府厅州县图志》自序称：“大一统之书，内三馆所绘。秘图则流传匪易，鸿编则家有为难。非寻檃栝之方，惧启津涯之叹。臣遭逢圣世，得预儒流，四及计借［偕］，再膺里选。九州历八，亲探禹穴之书；四部窥全，曾写兰台之字。粗知湛浊，稍别方舆，阅以岁年，撰成此志。”可见洪亮吉不仅对清代舆地颇有研究，还钟情于推广一统志蕴含的官方知识体系。

理解洪亮吉的舆地知识背景，有助于分析他的提问方式和思维动机。洪氏注意到康熙《宁国府志》乃至吏胥文移案牍“尚沿胜朝旧例”的问题，却将之视作特例，这种判断依据可能来自对省志的研判。康熙《江南通志》将南陵排在泾县之前，乾隆《江南通志》则调换两县的位置，这一转换过程与《大清一统志》的兴修几乎同步，表明省级通志与国家统志的知识承继关系。由此，他认为府志有必要向国修史志靠拢，即嘉庆《宁国府志》应以康熙、乾隆《大清一统志》为参考。然而他没有提及的是，乾隆《宁国府志》仍沿袭康熙《宁国府志》，可见地方志书并未完全吸收国家统志的规则。并且，所谓“元、明二史《地理志》为据”的判断未必确切，至少嘉靖《宁国县志》“以遵时制”地采纳《大明一统志》的标准。但洪氏不关心这些反例，仅将排序之争的原因归结为南陵生员上书所致。如果这不是他对地方文献的忽视，那么就是一种辩论策略。可见洪氏尽管具备深厚的舆地学素养，又熟稔官方志书之编纂工作，在具体执行时仍有一些解释困境。

洪亮吉在嘉庆十二年初与鲁铨发生了冲突，仍三赴宁国府修志，坚守儒家人格理念，当然亦可能存在经济困难。府志告竣之时，他唯有临行前的落寞，毫无乐趣可言。在给好友胡世琦的信中，洪氏表露内心的抑郁：“急欲抵贵郡者，了文史之案，免素餐之讥。但空斋兀兀，绝少燕朋；深阁迢迢，并无巢燕。短狐射影，来自鸠兹；妖禽颤声，半出鹊岸。泮林之枭未变，蒙楚之葛堪怜。”胡世琦是泾县举人，在府志局担任“分校”一职。与上一年不同的是，高朋满座、把酒言欢的场景早已褪去，留下来的只有含沙射影之声。“鸠兹”为芜湖古称，“鹊岸”系芜湖附近古地名，此处向胡世琦明示，他的悲惨心境皆由常驻芜湖的鲁铨从中作梗所致。

泾县人认为洪志是该县有清以降质量最佳的方志：“盖北江先生以旷代鸿儒，际乾嘉之盛，旁搜远绍，悉有据依，一时分纂诸人，又皆吾乡硕彦，故条理之详，考证之密，为以前诸志所不逮。”对洪亮吉的学识、人品和修养颇加推崇，洪序也被放在嘉庆《泾县志》卷首头篇。与此相反，在嘉庆《宁国府志》中，他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洪亮吉发现精心考证的府志舆地内容竟然大半遭到修改，愤慨之下，直斥鲁铨行为之恶劣：“执笔者既以不狂为狂，主修者亦遂将错就错，是同事欲泄一时之私忿，竟忘其为六属之官书。”在给鲁铨的信末写道：“他日告竣之时，尚望于编纂内削去贱名，何敢于弁首中复加拙序。倘以为微劳可录，片善必登，即希将鄙人此书及与同事诸君书附入卷末，备刍荛之献可矣。”他旗帜鲜明地与鲁铨决裂，因而提出对方无法接受的要求。洪氏虽无法阻止篡改行为，却可以消极怠工拒绝作序甚至威胁削名，并给编纂同仁写信以争取支持，譬如在给编纂成员胡世琦的信中，就详细列出府志的数处谬误。

围绕泾县、南陵的排序争议，洪亮吉的坚持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尊崇《大清一统志》，希望推广国家统志的知识体系；二是泾县修志期间的美好经历，或许影响他的判断。不过，博弈的最终结果仍然是维持现状，除了受鲁铨的干预，应该还与各县在府志局的话语权强弱有关。在嘉庆宁国府志的纂修人员中，担任“采访”的南陵人有６位，泾县人只有４位；“六县董事”中的南陵人为6位，泾县人仅2位。需要指出，南陵人担任这两项关键性岗位的人数皆为各县之首。况且还有南陵生员的上书，这都会影响到鲁铨的决断。

针对洪亮吉的抗诉，鲁铨有所回应。嘉庆十三年（1808年）四月，以分巡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名义颁布题为“为晓谕宁郡志稿巳成，仍留辨证、补遗两待续刻事”的告示，算是卸任宁国知府后的正式答复。由此可见，围绕府志修纂的争议已经扩大化，给地方社会造成较大影响，迫使鲁铨动用行政力量加以整肃。告示开头充分肯定修志之政治正确性，随后介绍府志的开雕、印刷等具体事务，最后委婉地做出辨解，此外还顺带提出了改良办法。不过，随着他的正式调离，府志刻印和补充缺漏之事搁浅，对此他当然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鲁铨为顺应地方舆论所做的姿态性回应，并以官方告示的形式收入府志之首。

最终刊印出来的府志《凡例》，发展为一个容纳各方诉求的杂糅体，其中既有洪亮吉的修纂思路，也有鲁铨坚持的观点。《凡例》开头规定：“编纂体例虽变，而旧志所载，不敢意为去取，仍修录以存故实。”这应是洪氏锐意革新方志思想的体现。关于行文的规定：“方志行款向无定式。是书缮写，一以乾隆元年《江南通志》为准。”考察乾隆《江南通志》与《大清一统志》的内在联系，可知亦系洪氏意图。当然，也有部分凡例是回应他的质疑：“六县宪纲，《一统志》列泾县于宣城之次，《江南通志》及旧志则以宣、南、泾、宁、旌、太为序。盖视丁、地多寡而次第之。今仍其旧。”此处将各县排序与丁、地多寡相挂钩，点出排序的内在规则，属于鲁铨一方的观点。不过，这一表述存在错误，结合各县的实力对比，可见未必全然如此：康熙《江南通志》将南陵排在泾县之前，但乾隆《江南通志》已经更改了顺序；宁国排在旌德之前，但其里数一度低于旌德。《凡例》末尾一段，简直是鲁铨告示的翻版：“是书成非一手，期以二年，难免罣漏之讥，惧有踳驳之类。故《杂志》一门，先辑《纪闻》。《旧志源流》二条，留补遗以备续增，留辩证以待厘正。缓以时日，再行续刊。”

与嘉庆《泾县志》之迅速刊刻不同，府志迟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才出版。这八年间一共历经鲁铨、钟英、欧阳衡等三任知府，其时当事人洪亮吉已去世，鲁铨早已调任他乡。嘉庆《宁国府志》中的矛盾与调和痕迹，可以视作双

方斗争与妥协的产物。与《泾县志》中高调写序、署名的方式相比，洪亮吉未给府志作序，府志亦未点明他的主纂身份，仅在卷首《重修职名》将他与凌廷堪列于众人之首，各卷纂修者姓名亦分别列出。后世有不知内情者，误将这一异常现象视为榜样：“光绪△年江阴缪筱珊太史荃孙等修《畿辅通志》，每人撰稿即列入每卷之中。初以为体例甚善，可为后来修志之法。继阅嘉庆廿年十二月阳湖洪稚存太史亮吉所修《宁国府志》已是如此，缪太史稍变其例，大旨固如是也。”实际上，嘉庆《宁国府志》未注明主纂的行为十分罕见，所谓列出分卷纂者姓名的做法，亦不同于当时惯例。后世学者不察，出于对洪亮吉的景仰，以致有此误会。

三、动机：赋役、学额与地方利益

在《宁国府志》的纂修过程中，南陵生员为何上书，鲁铨为何要维持现状？洪亮吉与鲁铨之间的冲突，看似是学者文人与地方官员的理念碰撞甚或意气之争，但是其背后却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南陵与泾县的排序之争，其根源在于两县的综合实力发生了转换。这大体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单就赋役的角度审视宁国府内各县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实力，将南陵排在泾县之前的做法符合明代的实际。按照传统农耕社会以地利优先的准则，南陵的务农条件比泾县优越，承担的赋役亦较泾县为重。嘉靖《宁国府志》作为宁国府现存最早方志，据各县里数、人口数之多寡，将南陵排在泾县之前。万历《宁国府志》沿袭这一排序，符合明代人对各县实力的评判。由此可知，宁国府下属各县的经济实力和承担赋役存在显著差异，各县的政治地位亦有不同，主要表现为官方志书中的排序。

就明代中后期的情况而言，嘉靖府志对各县赋役作了描述，“六县惟南陵养马”，南陵独受马政之害，还承担繁重的赋役、接待任务。明代泾县官绅张应泰认为南陵“已代各邑遍受敝”，对该县赋役偏重表示了同情。未刊刻的嘉靖《南陵县志》收录一则颇有意味的序言：“考南陵宁郡属邑，较之宣城不及者十之七，较之泾、旌、宁、太四邑过者十之五。里以百计，编户联比，而十倍之；赋税匝地，而百倍之。山川之概有胜，民生之需有出。名宦之遗馥，乡贤之懿德，世未乏焉。然而志无完书”。就人口和赋税等重要指标而论，南陵在府内的地位仅次于宣城，居然没有一部完整的志书，与其实力不太相称。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中后期的南陵人基于地方实力，期待在宁国府内获得相应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第二阶段，随着清代以降泾县综合实力的上升，依照传统格局编排的县域地位，其均衡性逐渐受到挑战，这就牵涉社会、经济、文教等方面的综合因素，以下试述之：

其一，各县经济实力发生了巨大变化。自明代中后期以降，宁国府南部山区的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相继发展出外出经商的社会风气，其中泾县商人后来居上，在清代前期超越了旌德商人，成为宁国商人的中坚力量。在这些经商风气较盛的区域，文教资源的投入也相应更多，无论参与地方建设还是府内公共事务，宁国商人施展能力的空间越来越大。嘉庆年间的宁国府儒学重修工程，由泾县黄田朱氏族商担任，用银七千多两。宁国府试院于乾隆、道光年间两次重修，所费白金合计一万多两，皆出自商人之手。

其二，泾县在科举文教上一直保持对南陵的优势。泾县与南陵的科举成就在明代已经相差明显，据嘉靖府志统计，南陵共有举人19名，其中进士3名；泾县的举人多达40名，其中进士19名，可见两县的举人、进士数量显然不是同一水平。据万历府志载，南陵文风“视宣、泾少让”，然而两县在明代的文教差距持续扩大，南陵的乡举人数为30人，泾县则以66人高居宁国府榜首；南陵的岁贡为112人，泾县则为118人。迄于明末，南陵进士数量增长到11人，泾县达到42人。此外，明代南陵的乡举合计46人，泾县则有99人。泾县朱氏谱载：“旧谱修于嘉靖，时泾邑东路各都风气犹未开也。嗣是文风丕振，科第接踵以起，彬彬乎家有弦歌，而古学优长者，郢曲阳春，类多雅奏。”可知自嘉靖以降，该族乃至泾县地方的科举文风发生丕变。入清以后，文举的县域差异维持不变，迄至嘉庆年间，南陵进士10人，泾县高达28人。在武举方面，府志称“宁郡前朝武闱独盛于南、泾二邑”，实际上明代泾县武举人数远远超过南陵，南陵有武进士5人，而泾县为24人。至清嘉庆年间，南陵有武进士4人，泾县则有12人；泾县有武乡举68人，亦多于南陵的42人。就宁国府的整体情况而言，明清泾县文举的实力仅次于宣城，武举实力在明代为魁首，清代则仅次于旌德。可见无论是文举或武举，泾县都保持对南陵的优势。

泾县与南陵虽属毗邻县份，但透过一些文字描述，可以感受两县自明代中后期以降的地域文化差异。据嘉靖地方志书载，泾县人以“士善文章取科第”出名，而南陵“弦诵鲜闻”，文化氛围并不浓厚。宁国府作为阳明学讲会的重要基地，学者名流云集，拓展地方知识人的思维观念和文化意识，对地方文教亦发挥着积极效应。不过，宁国府阳明学讲会有显著的空间差异，以泾县、宣城和太平三县为盛，近在咫尺的南陵却显得落寞。康熙宁国知府佟赋伟指出，南陵士绅向来低调，“前朝各社大兴之时，陵人声援绝不相涉也”，其参政意识和合作精神并不强烈，在阳明学讲会中默默无闻；泾县则是另外一番风气，“明时科第之多，几与宣（城）埒，讲学亦相应和，至今民间无少长礼读书，士皆加于人一等，亦美俗也”。当然，明末清初泾县官绅赵善增说过：“囊虽人文骏发，科第蝉联。迩来文运否塞，自万历壬辰以至于今，通籍甲榜者仅四五人。”可见泾县科举在明末清初亦非一帆风顺。但就整体而言，明代至清初泾县文化风气胜于南陵当属无疑。

盛清以降，泾县继续保持对南陵的文化优势。洪亮吉对乾隆以降宁国府科举不振的情况作了概括：“自乾隆中叶后，宛陵、春谷，秦汉以来素号文薮者，至是实学渐稀，文采渐落，科第亦渐不振。”“宛陵”、“春谷”的地理或文学概念较泛，此处应该理解为宣城、南陵两县。早在康熙年间，地方名士施闰章评价南陵文风与建县历史相背离的尴尬：“县之来最古，未闻有文学之士卓然特著于册者。”乾隆宣城知县吴飞九认为，宣城当地科举之风有减弱的趋势：“宣故江南之名邑也，或以为前此毋论，即明以来科甲之盛甲于南邦。迄国初，鼎甲翰苑，联镳而起。今之少逊。”可见与南部山区相比，清中期以来宣城、南陵两县的人文风气与鱼米之乡的优越环境不太匹配。咸丰年间的安徽学政邵亨豫认为，“宁郡文风，宣、泾、旌皆优”，亦未提及南陵。西乡何氏素称南陵望族，道光十八年（1838年）旅外官绅何彤文返乡视察，发现“近年来岁科试不进一人”。

由此可以推论，泾县自明代以来在科考、讲会等方面的成绩斐然，相对于南陵的文化优势一直维持至清代。就宁国府整体而言，随着南部丘陵山地文教实力的上升，与此对应的是北部平原圩区文教的相对衰微。

第三阶段，伴随着泾县与南陵之间的实力转换，引发南陵知识人的群体性焦虑，主动采取了一些举措。康熙年间南陵争取学额分配的上书之举，即是针对地域竞争之压力而实施的改良行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月，江南督学林之浚在“为循例请广入学之额以崇文教事”的奏折中，引用宁国知府佟赋伟、南陵县学生员刘景等人的呈文，希望根据各县赋税多寡的标准来确定入学额数：“宁郡六邑，首宣城，次南陵，次泾县。查南陵额征赋税四万有奇，泾县仅二万六千两。泾县同宣城为大学，而南陵抑为中学。每遇岁科，应童子试者，南陵亦数浮于泾。数多额少，乞题改为大学等情。”由于南陵和泾县的赋税和学额差异甚大，引起林之浚的重视。经安徽布政使年希尧调查，得出“南邑钱粮较泾将倍，而人文亦盛于泾”的结论，据此引用康熙四十八年河南陕州、叶县以粮赋多于信阳而增入学额数之例，希望将南陵县学升为大学。经过一番行政运作，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获得批准，南陵县学的学额由16名升至20名。

在这场扩大南陵学额的政治运作中，宁国知府佟赋伟和南陵名绅刘楷、刘景发挥了重要作用。佟赋伟在《新定南陵县大学碑记》中，详细揭示这场行动的社会背景。他首先注意到，“学校规模多采胜国”，是为科举方面“清循明制”的结果。他接着介绍行动的缘起及关键人物：“余来守宛陵，属邑有六，而南陵居次，人文财赋，实为望县。顾宣与泾皆大学，而陵为中学。一日，与故光禄蘧庵刘公相见，公慨然曰：某于此，屡与乡人请督学诸公入告，未之行也。惟公一言以为重。余颔之。阅十年，所会莆阳林公之浚来视学，余力为请。”其中“光禄蘧庵刘公”即刘楷，出身于官宦世家，曾祖父刘有源是明末名宦，他本人是康熙朝进士，曾官至光禄寺卿，南陵知县宋廷佐在《新定大学碑记》赞扬刘楷等人对县学升格作出的贡献。

然而，南陵县学改属大学所取得的成效非常有限。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定额如下：府学25名，大学20名，中学16名，小学12名。至康熙五十七年，南陵县学由中学升为大学，学额与宣城、泾县相埒。可惜，这一格局并未持久，六年后国家再度调整了文教政策。雍正二年（1724年）出台新规：“人文最盛之地，大学照府学，中学照大学，小学照中学。”由于所谓“人文最盛之地”的标准模糊，颇具政治操作性，而学额又是极度稀缺的文化资源，势必引起各地的争夺。大概受限于经济实力以及缺乏领袖人物，南陵人已没有康熙年间的热情。与此相反，泾县人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名士胡蛟龄撰《升郡学碑记》详细记载这一经历。雍正新规颁布后，泾县绅士群集于明伦堂商议，翟思成主动请缨，最终为泾县争取5个名额，并出钱购置学田，展示泾县士绅争取文教资源的实力。与泾县绅商相似，同属南部山区的太平县亦忙于将中学升为大学，士绅谭宗缵即为典型人物，据说当地“官吏皆不善承辩，宗缵访之各属，极力襄其成，至今颂之”。

雍正学额新规颁布后，历经复杂的利益分配。当年安徽全省只有广德州和宣城、泾县、凤阳、怀宁、桐城五县获得参照府学额的资格，各取进童生25名。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南陵县学也藉此良机再次升格。雍正学额新规重新划分了宁国府的学额等级，在泾县和宣城升为参照府学资格的同时，南陵再次沦为与其他几县相等的地位，其中宁国县乃“居深山中，占毕之家尽寒畯”的科举弱县，这实际上宣告康熙年间南陵学额升格行动之失败，至少使其成果大打折扣。此后，南陵的学额始终比泾县低一个等级。

四、结论

洪亮吉作为清代著名的方志学家，认为“撰方志之法，贵因不贵创”，主张因袭而不创新。他在《乾隆府厅州县图志》中沿用《大清一统志》体例，采用布政使司而非部院来分隶府厅州县，这一做法受到同时代方志名家章学诚的批评。实际上，从洪亮吉与鲁铨围绕泾县和南陵排序问题发生的冲突可知，其基本出发点之一即是维护《大清一统志》的权威性。他在泾县修志期间的美好经历，亦可能影响他的判断，因而对泾县屈居南陵之后颇有微词。方志文本中的矛盾与异常，反映出修撰者自身的主体意识，有助于剖析矛盾表象所隐含的深层原因。

名士洪亮吉与知府鲁铨围绕《宁国府志》修纂发生的冲突，最终导致府志演变成一个自相矛盾的杂糅体。南陵与泾县的排序，表面上是官员与学者的理念与意气之争，却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南陵最初以地利占据优势，地位自然排在泾县之前。随着晚明以降泾县综合实力的上升，依传统实力制定的排序规则被打破，相应牵涉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变动。南陵人仍需承担重赋，同时在文教方面日趋没落，心理的不平衡感得到强化，引发当地知识人的群体性焦虑，最终促成康熙年间轰轰烈烈的学额升格运动。向鲁铨递交诉呈的南陵生员如此看重在嘉庆府志中的排序，也是这一心理因素的外在表现。嘉庆《宁国府志》仍将南陵置于泾县之前，表明地方性习惯的内在延续性；泾县敢于挑战既有秩序，亦是基于地方经济、文教等实力上升，需要在府内获得更多的尊重与认可。

当下学界对地域社会的研究，注意力集中在人群、阶级之利益冲突。与夫马进对徽州丝绢纷争的研究相似，滨岛敦俊认为湖州地方上对晚明赋役制度的争论，使得高级士绅阶层与低级生员、普通民众之间发生了冲突，各方都想在官方志书中获得有利的话语权，促使方志编纂的行为发生异化。但嘉庆《宁国府志》的编纂及其导致的冲突，却不是阶层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另外一种为学界忽视的类型，它实质上是宁国府内之县域冲突的外在体现。与徽州、湖州的事例不同，国家权力在宁国府各县的排序竞争中仅充当辅助性角色，雍正年间的国家文教政策之变化，仅是折射该府内部地域竞争的外部刺激而已。

总而言之，作为皖南山区经济区域代表之一的泾县，明清时期逐渐发展成商业社会；而属于沿江平原圩区的南陵，仍然维系传统的耕读之风。两县的士绅、民众基于各自的籍贯，形成超越人群、阶级范畴的集体地域意识，并敦促他们致力维护各自家乡的地方利益。泾县与南陵围绕在府志排序发生的地域竞争，作为宁国府南北区域之实力转换的缩影，有助于理解明清皖南社会变迁的时空历程，以及传统社会中的地域观念和地域关系之更替现象。

（本文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1期第99-108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