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瘴缺是清廷于烟瘴地区设立的特殊官缺，任命方式为督抚以题本的形式请旨补授。自康熙年间设立起，始终存在于清代官缺体系之中，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当前学界对烟瘴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其一，设立原因。主要有清初烟瘴地区缺官、流官鲜难活命等观点。其二，升迁速度。主要有俸满即升，优于他缺。其三，选官权力的变更。有学者认为以烟瘴缺为代表的督抚题补分割了吏部对官员的任命权。其四，将其与“冲、繁、疲、难”及“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的关系进行探讨，进而得出清廷对边疆地区高度重视的观点；有学者从权力分配角度认为烟瘴缺不受“冲、繁、疲、难”的影响，即使仅具备一二项亦可定为最要缺。当然，也有学者对烟瘴缺的立缺前提即瘴气（病）进行分析，如从社会环境史角度探讨瘴气（病）产生的原因、种类、分布状况、变迁情况及对烟瘴地区社会的影响；还有学者从社会医疗史角度分析瘴气（病）地域知识观的形成、传播与影响。

学者从特定的角度对烟瘴缺进行分析、论证，成果丰硕，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对于烟瘴缺的研究尚有不充分、待挖掘的地方，如烟瘴缺出缺，督抚通过何种方式遴选人员补授，补授烟瘴缺的条件限制为何，以及在较长时空中呈现出何种趋势，学界探讨较少。此外，学界公认烟瘴缺题补分割了吏部选官的权力，使选官权下移，但对于地方督抚是否分担了原本属于吏部负责的烟瘴缺俸满即升的责任，学界鲜有探讨等。故本文基于已公开的档案史料，结合前人成果，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

一、康雍初立：选授条件渐宽与选补方式失衡

清廷消灭南明势力后，急于有效经略西南地方。而西南地处险远，各省诸缺无员可补，出现缺官现象。西南地处民族地区，加之烟瘴恶毒，流官视之为畏途。剿灭三藩后，“增派官员”和“畏难赴边”形成了复杂难解的供需矛盾，且这一行政管理上的供需矛盾日益加剧。为有效解决这种困境，边缺制度应运而生，烟瘴缺即为其一。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西按察使黄性震奏称，广西南宁、太平、庆远、思恩四府烟瘴甚毒，诸多官员染瘴身故，故“请敕该督抚就近选择熟悉风土廉能官员，如三年内果称厥职，照台湾例即加优升，以示鼓励”。清廷允其所请，“嗣后此四府所属各官，吏部停止铨选，令该督抚于品级相当现任官员内拣选通判、知县以上，具疏保题调补，杂职等官止令报部注册，照台湾例，论俸升转”。此为清代首次确立之烟瘴缺，且确立了烟瘴缺两个核心要素，即由吏部铨选改为督抚题补，优升。以上四府烟瘴缺出缺时，督抚应于广西“桂（林）、平（乐）、浔（州）、梧（州）、柳（州）五府内选择熟悉风土、品级相当之员调补”，调补之员须为现任官员，且品级与烟瘴缺相当。

康熙三十七年云南巡抚石文晟奏称，云南元江、开化、广南、广西四府烟瘴地方，请仿照广西南宁等四府保题之例，“于滇省郡县中选择廉能素著、熟悉风土者调补，或于滇省应升官员内升授，并照福建台湾例，三年内称职，即行升擢”。其奏请中不同于广西烟瘴缺之处为允许升补烟瘴缺，而广西烟瘴缺出缺时仅可平级调补，不得升补。吏部复议：“嗣后元江四府属知府以下、知县以上准其保题调补，教官杂职，报部调补，免其具题。”依吏部复议实施。清廷同意将元江四府定为烟瘴缺，且若烟瘴缺出缺，仅可于云南省现任官员内平级调补，不得升补。此为清代第二批烟瘴缺。综合以上史料可知，烟瘴缺中知县及其以上者，由督抚于本省现任平级官员内拣选廉能、熟悉风土之人题请调补，吏部负责审核，皇帝拥有最终决定权；教职及佐杂等出缺时，督抚于本省现任平级官员内，拣选廉能、熟悉风土之人咨请调补，吏部拥有实质审核和决定权。此后边远烟瘴省份不断援引广西烟瘴缺例，确立新的烟瘴缺。

雍正时期因推行改土归流，大量土司地区改设流官，故而烟瘴缺数量快速上升，广东首批烟瘴缺即确立于雍正时期。乾隆、嘉庆、光绪三朝《大清会典》皆记载广东首批烟瘴缺确立于雍正九年（1731），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发现该处有误。雍正元年广东巡抚年希尧奏请将琼州府知府以下、杂职以上员缺照广西等例列为烟瘴缺，吏部驳议。雍正二年年希尧依部驳议之处，分别各州县情况，重新奏请。吏部同意将水土最为恶毒之“崖州、感恩、昌化、陵水四州县正杂佐二等官照台湾及思南等府例”，三年俸满，果有政绩，保题即升，并“奉旨依议”。故广东烟瘴缺确立于雍正二年，非雍正九年。

烟瘴缺仅可平级调补，不得升补，可能引发强干之员任职烟瘴缺后“止图挨俸，无所表现”，而有志于上进之人可能生“苟且因循之念”。基于以上忧思，雍正七年雍正帝颁布谕旨，嗣后烟瘴地方“文武官员缺出，向例调补者，着该抚提镇等于属员内秉公酌量，若有可以题升之员，即具题请旨升授，若系应调之员，仍照旧调补，升调兼行，不拘一格，总期人地相宜，材职相当”。此后，调任烟瘴缺之来源更加宽泛，不拘泥于平级调补，亦可升补，使本省内符合调任烟瘴缺之员大增，有效缓解调补无员之窘境。

清代官吏能否升转的因素之一为历俸年限（特殊情况除外），历俸即官员领取朝廷所发俸禄的时间，此为官员任职的实际有效期。如雍正七年广西泗城府同知缺员，广西巡抚题请以桂林府管粮道通判张允临升补，张允临自康熙五十五年即选授此职，且“任内并无住俸停升，亦无承督事件，与例相符”，因其为升补，照例奏请给咨赴部引见。同年吏部同意该抚所请，并报雍正帝。雍正帝批示张允临可依部议，升补泗城府同知，并赴部引见。

笔者于乾隆年间边疆督抚题请补授烟瘴缺的奏折中发现大量诸如补授烟瘴缺“可不计俸”的表述，说明烟瘴缺计俸制度已被废除。对此，会典等典籍中并未记载何时废除、因何废除。乾隆十五年（1750）正月广西巡抚舒辂奉旨奏议边疆官吏“久任”之计时，在奏折中有“烟瘴各缺，仍请照臣奏准之例，不拘历俸深浅，但择才优与能耐烟瘴之员，均准升调”之语，说明最迟于乾隆十四年，清廷已对升调烟瘴缺之员，取消历俸限制。取消历俸限制，是为了“烟瘴要缺亦不致于久为悬旷”。侧面反映出清代烟瘴缺数量激增后，在其时既有的制度框架下，烟瘴省份不敷调补之窘境。

烟瘴缺题补主要由两个阶段组成：题本拜发前的督抚遴员阶段；题本拜发后吏部和皇帝的审核、确定阶段。题本拜发后吏部、皇帝处理题本的方式、流程，张振国已有详细探讨，不再赘述，本文主要探讨烟瘴缺出缺时督抚如何于现任官员内择其一员题补或咨补。康熙四十一年广西巡抚萧永藻奏言：“前抚臣彭鹏于调补各员，恐以地方之美恶为趋避，酌一掣签之法，实属至公，嗣后四府官员缺出，应仍以五府内之廉能者掣签调补，如无可调之员，请旨特简补授”，此奏获准。彭鹏于康熙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任广西巡抚，由萧永藻奏言可知，最迟自康熙三十九年起，当广西烟瘴缺出缺时，为保证公平，督抚通过抽签的形式决定由谁调补烟瘴缺。此外，康熙六十年广西巡抚高其倬的奏折更具代表性：

查广西烟瘴地方道府州县以及杂职例应调补，虽地方颇苦，而三年即升。大学士萧永藻做巡抚时，不论正印、杂职一概掣签调补，所调既公，属官毫无所费，故居官安静。嗣后杂职仍行掣签，道府州县俱不掣签。奴才愚见，同一调补，何一事两例？况烟瘴之地去省窎远，且多土司瑶僮，上司开营求之路，则地方少安静之官。适天河县知县缺出，奴才随传齐在省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于俸深之中拣选做官稍好些的三员入筒公掣，掣着上林县知县吴钟芬，随具题调补。因不系部行之例，本内不曽将此处叙入。嗣后凡有缺出，奴才俱照此掣调。倘属官之中虽有俸深合例之员，而无官好可调者，奴才即行具题归选另补，断不敢以寻常供职之人，使滥叨三年即升之例也，谨将实情具折奏闻。

通过此奏折可得知，至迟于彭鹏、萧永藻任巡抚起，佐杂烟瘴缺出缺时，一概由督抚通过掣签决定咨请何人调补。道府州县等正印烟瘴缺出缺，萧永藻亦选择掣签方式，其后任者又放弃掣签，至高其倬任巡抚时，选法同萧永藻。再者，高其倬将掣签方式交代明白，即于现任官员内选择合例且官绩佳者若干员，放入筒中，当众掣签、公示，督抚随即题、咨请其调补烟瘴缺，注重公平与预防腐败并行。选用掣签方式主要预防两类人，即畏惧烟瘴、欲逃避赴任烟瘴缺之人，利用烟瘴缺优升红利、不择手段、谋求快速高升之人。此二类人员皆可引发官场腐败，于地方吏治无益。康熙帝认同高其倬之言，使此方式实施于后世。

康熙时期，地方督抚通过掣签选人补授烟瘴缺。雍正时期人选则由督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会商”决定。题补用人“为藩司专责……府厅州县遇于应更换、迁调或年满者，藩司先就人地相需，或着有资劳之员，每缺拟具两三人后，先传首府、县至署，加以商酌……商酌后，始会同臬司诣督署请示，总督就所拟中圈出一人，即为确定”。此阶段藩臬二司拥有人选的初步筛选权，确定后会同请示督抚，督抚审核无误，即可题请补授。藩臬二司筛选人员时主要“查其政年才守及有无参罚，与例相符即行会详督抚察核”。乾隆及其后世选人方式则同于雍正时期，如其时仍定“每遇烟瘴各缺将次俸满之时，例由藩臬两司于本省现任属员内拣选，详请督抚题咨调补”。

雍正朝及以后，地方题补人选虽经地方高层会商决定，程序规范，实则取决于地方高层意志，存有相互请托现象，如“督抚欲荐人而授意于两司，两司欲荐人而请教于督抚”。高层若为廉洁奉公之员尚可，若遇营私之员，则对边疆瘴地无益。为此，雍正帝曾痛批，地方督抚等徇情受托，庇护私人，“以保题烟瘴边缺为名，俾得速于升迁，仍将其人委署近地展转留滞，而本任竟属虚悬”，并“尚有借委署他处之名，不到本任，延至数年，俸满居然得以升迁者”。如广西西隆州地因烟瘴，该知州寄寓省城，一岁中唯冬季暂驻其地。出现此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题补初期放弃掣签，失去了维护公平和防止腐败的制度保障。

综上，康熙、雍正及乾隆初期，烟瘴缺在选人方面，经历了由本省现任官员平级调补，至本省现任官员升补、调补兼行，再至升调皆不计俸的阶段。说明清代烟瘴缺候选候补人员的条件从严格限定发展为逐渐宽泛。此为清廷因地制宜，重视瘴地，变通实施的结果。雍正朝及以后，地方在题补初期放弃康熙年间的掣签方式，加之拥有大量烟瘴缺，用人条件宽泛，诱发地方高层擅权为私、吏治腐败的现象。

二、乾隆初烟瘴缺之修订：“五省籍贯制”与拣发之例

乾隆三年广东督抚奏称山东籍王锡委署崖州，“到任八十八日染瘴身亡，随后家属病故者六人，委实一贫如洗，万里难归”，又山西籍举人李寿阜署感恩县，“乾隆二年七月莅任，十一月染瘴身亡，家系赤贫，难归故土”，请求朝廷对两广、云、贵、四川五省因染瘴而亡，且官员家口无力回籍者，于存公银内发给资助，助其灵柩、家人回籍。此份奏折引起乾隆帝对烟瘴缺的关注，乾隆帝认为以上诸员任职边地，不幸染瘴而亡，实为可怜，应该予以资助。更为重要的是众多染瘴而亡的官员给予乾隆帝极大的震动，乾隆帝认为“与其加恩拯恤于身后，何如设法保全于生前”，认为如何保障烟瘴缺官员的性命远比官员殉职后的抚恤重要，将其作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此外，乾隆帝就此问题提出大致意见，即“调补人员，必其籍与两粤道路相近，水土始为相宜，未可漫无区别，概行调往也”。

大学士会同吏部依据乾隆帝的旨意，拟定：“粤西烟瘴各缺，水土最为恶毒，别省人员，不甚服习，易染瘴疠，惟广东、福建、湖南、云贵等省，其饮食起居，大概相类，请于广东等省人员内，拣发委署，以备将来调补之用。”同年规定广西 27 个烟瘴缺人选须籍隶广东、云南、贵州、湖南、福建五省。对广东烟瘴缺则规定“广东崖州、感恩、昌化、陵水四州县，别省人员不甚服习，嗣后员缺，令该督抚于本省属官内简选福建、湖南、云南、贵州、广西五省人员调补”。（本文将其称为“五省籍贯制”）此外，乾隆九年广东督抚于奏折中称“向例四州县（崖州、感恩、陵水、昌化）正杂各官缺出，俱于内地属员拣选福建、湖南、广西、云南、贵州五省人员调补”，据此可知其时广东正杂各烟瘴缺皆需籍隶福建等五省人员。两广需五省籍贯的烟瘴缺数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以实际情况变动调整，如乾隆二十一年清廷将广东廉州府属钦州知州、州判、吏目、学正、训导等 12 个官缺列为烟瘴要缺，且“正杂各员缺出，俱令该督等先尽福建等五省人员内拣选调补”。至乾隆二十一年，广东各烟瘴缺除教职外，皆需先尽籍隶福建等五省人员调补，若无，方可补授他省人员。

两广所有烟瘴缺若有缺出，应于内地现任对品官员内调补，或从内地相应的下级现任官员内升补。但《大清会典》中记载，乾隆三年，广西烟瘴缺“由部于各边省附近之广东等五省候补候选人员内简选正杂三十人，命往广西，交与该督抚，遇有调补烟瘴所遗之缺，即将发往人员委署补授，以备将来调补之用”。即广西烟瘴缺的后备人员由吏部于籍隶福建等五省的候补候选人员内选拔，预先发往广西，为广西烟瘴缺的顺利补授提供人选支撑。烟瘴缺多为紧要之缺，若有缺出，不得由试用人员委署，必须于内地现任官员内调补或升补，内地现任官员因调补或升补烟瘴缺后所遗留的官缺则由吏部选派发往广西的五省试用人员委署，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经督抚咨部可授予实职，待再有烟瘴缺缺出，则可补授烟瘴缺。

吏部于籍隶福建等五省的候补候选人员内简选何种官职的试用人员发往广西，则取决于广西督抚。如乾隆七年广西巡抚杨锡绂奏请吏部于籍隶福建等五省“候补候选州同以下杂职人员内拣选二十员，带领引见，命往粤西试用”。再如，乾隆二十年广西抚臣奏请于籍隶福建等五省候补候选人员内“拣发通判二员，州同六员，州判、吏目、巡检、典史一十二员，共二十员”发往广西试用。由以上史料可知，吏部每次发往广西的籍隶五省试用人员多为二十员，且每次所发的具体官职的种类亦不同。就督抚奏请拣发试用人员发往广西试用的奏请时间而言，并无特定的时间规定。乾隆七年、二十一年，广西巡抚杨锡绂、鄂宝奏请乾隆帝敕吏部拣发试用人员至广西时分别提到“臣查乾隆六年七月拣发来粤试用杂职人员二十员已将次用完”，“上年七月经升任抚臣卫哲治奏请拣发人员来粤试用，荷蒙皇上天恩拣发刘思诚等二十员到粤，陆续咨署得缺，并行委署理，渐已用竣，将来再有缺出，即乏员委遣”。由上可知，当前次吏部发往广西的试用人员将次用完时，即可再向清廷奏请拣发新一批试用人员，并无时间段限制。

清廷为何预先令吏部于籍隶福建等五省之候补候选人员内简选若干人发至广西？乾隆三年广东共有 16 个烟瘴缺，广西烟瘴缺则至少有 78 缺，广西烟瘴缺数倍于广东。因广西烟瘴缺数目之甚，时任广西巡抚杨锡绂曾有“内地之缺少，烟瘴之缺多，对品人员已不敷调补之用”之语。且乾隆三年后，广西 27 个烟瘴缺若有缺出须于内地择选籍隶福建等五省的现任官员，使内地现任官员中能满足烟瘴缺要求之人变少。另，大学士会同吏部奏议时认为广西烟瘴缺“为数较多，将来三年或五年俸满之时，必多选熟悉水土之员方敷补用，恐该省现在属员内一时乏人”，势必捉襟见肘，故仿照台湾例，请吏部先期于邻近广西之福建等五省候选候补人员内拣发若干人员发往广西。再者，“粤西离京遥远，自应预为筹划”，若不预先发往广西，待烟瘴缺遇有缺出时，题补无人，请吏部拣选时，山高路远，行至广西耗时甚多，于烟瘴要地无益。

乾隆、嘉庆、光绪三朝《大清会典》皆记载，清廷仅对广西烟瘴缺有此措施，对广东、云贵等省之烟瘴缺不存在由吏部预先于籍隶福建等五省之候补候选人员内拣选若干人发至本省以备烟瘴缺备用之措施，但笔者于相关奏折中发现广东亦存有相关操作。乾隆九年广东按察使张嗣昌奏言，其时广东烟瘴缺共 16 缺，除去 4 个教职缺需由本省人员担任外，尚有12缺须籍隶福建等五省人员调补。自乾隆三年至九年，此 12 缺中“染瘴身故者又有九员”，且某些杂职烟瘴缺“因乏五省合例人员，不得不于籍隶别省人员内调补，然究之水土不宜，难免染瘴之患”。张嗣昌认为广东烟瘴缺中同知及正印官员缺出，该省现存籍隶福建等五省官员足可满足升补、调补之用，惟吏目、巡检、典史等杂职烟瘴缺若有缺出，该省不敷调补。故张嗣昌奏请“照粤西之例，拣发五省候补候选年力强壮杂职十员命往广东”，且“自今年为始，嗣后三年一次，吏部先期拣选，命往备用”。张嗣昌所请源于广西烟瘴缺之例，又不同于广西。其相同点为皆由吏部先期于福建等五省候补候选人员内，按照两广督抚所请官职类别、数量，拣选发往试用。不同点在于广西随时皆可奏请吏部拣选发往，而广东则有时间限制，即三年一次。

吏部认为张嗣昌所请与例相符，应令广东督抚查明“该省如果乏广西等五省人员调补，即照例奏闻，请旨拣发”，至于所请三年拣发一次，吏部认为两广等省“可随时酌量题请拣发，若必拘定三年拣发一次，恐该省缺出多寡不齐，一时无缺可补，转有壅滞之虑”。乾隆帝同意吏部所奏，责令广东督抚详查该省烟瘴缺所缺籍隶福建等五省人员的情况，报请吏部照广西例拣发五省试用人员。同年，广东督抚在详查本省烟瘴缺后，奏请“照粤西之例，在于福建等五省赴部候补候选人员内拣选年力强壮者吏目二员、典史四员、巡检四员……同知、知州每项各二三员，命往粤东，庶敷拣调”。自此年起，广东烟瘴缺亦由吏部先期拣选籍隶福建等五省人员赴该省试用。乾隆十一年广东抚臣奏请乾隆帝敕部“于候补知县内间以福建等五省籍贯，并五省籍贯之候补巡检、典史酌量人数拣选，带领引见，恭候钦定知县八员、巡检五员、典史五员简发广东”。可知此时广东烟瘴缺奏请吏部先期拣发试用人员，已不局限于最初仅所请之杂职人员，亦包括正印官员。至此，两广烟瘴缺在奏请吏部先期拣发籍隶福建等五省试用人员方面，已完全相同。

三、烟瘴缺不得“借补”与宽泛依旧

前文已述乾隆三年时，广西烟瘴缺至少 78 缺，其中 27 缺明确规定需籍隶福建等五省人员补授。广西通省道府厅州县正印官员共 91 缺，其中 27 缺为在外题补，3 缺为请旨简用，则正印烟瘴缺缺出时尚余 61 缺可供调补。佐杂等烟瘴缺则处于不敷调补的状况，如乾隆初年时广西“内地州同止一缺，烟瘴州同有十一缺；内地州判止二缺，烟瘴州判有五缺；内地县丞止二缺，烟瘴县丞有四缺；内地吏目止九缺，烟瘴吏目有十五缺。员缺多寡悬殊，即内地之员均无罣误，尚不敷调补之用”。f烟瘴佐杂缺出，地方督抚咨请升补者，吏部概准。乾隆四年吏部认为此举“易滋冒滥”，并“将佐杂应调之缺俱令该督抚照例咨部改调”，若无调补人员，则命往该省之补用、试用人员内“有原系候补并曾经咨署得缺，以及应升人员内有曾经荐举卓异及保荐俸满即升者亦准其咨部补授”。此后烟瘴佐杂等缺亦可升补，但已有诸多的限制条件，能够符合升补烟瘴佐杂缺条件者为数不多，加剧了烟瘴佐杂缺不敷调补的困境。

为此，广西巡抚奏请调补乏员的烟瘴州同、州判、吏目若缺出，“应先尽内地对品之员调补，如无对品之员，请仍准以其次人员酌量借调，至升转时，仍照原衔升转”，如借补无员，“于奏发来粤试用之广东、福建、湖南、云贵等省人员内择其曾经委署内地一二年、品级相当者咨请署理，俟试署囗如果称职再请实授”。“借补”不同于“升补”，“借补”即衔小者任大缺，或衔大者任小缺，此处显然是奏请衔小者任大缺。升补烟瘴缺俸满后按烟瘴缺衔升转，借补烟瘴缺任满后按原衔升转。吏部坚持认为，烟瘴佐杂缺出先尽内地对品之员调补，调补无人，则于发往广西之五省试用人员中择合例者委署。且烟瘴佐杂员缺，内地对品人员不敷拣调时，“其拣发广西试用之广东等省人员亦得拣选署理，俟将次用完再行题请拣发”，故可能出现衔小者任大缺或衔大者任小缺两种情况。

乾隆七年广西布政使再次奏请以次品借补烟瘴缺，认为吏部发往广西的试用人员初入瘴乡水土万难习服，“如拣选之土思州州同杨方升、永康州吏目金志立均到任未满三月即以染瘴而故，其有幸获生全者，亦俱精神羸弱，勉强支持”。如此，不如就近拣选熟悉风土之次品人员借补。且“借调原系权宜，仍照原衔升转，似无越次优升之事”，况吏目、巡检俱属从九品，前此俱准调用，“今以吏目系巡检升缺，一概不准调补，但品级既同，无甚悬殊，且奉发之试用从九品人员亦未分别吏目、巡检，有补巡检者，有补吏目者，是亦可通融办理，似非冒滥可比”。

吏部再次驳议，认为若依次品借补，“势必至不能升转者妄生希冀之念，将从前节经奏明定例概不遵照，殊于铨政有碍”。自此，烟瘴佐杂缺出只能依据乾隆四年吏部制定的可将合例者升补，不得借补。如再无合例人员，则请旨拣发。如广东钦州州判列为烟瘴缺后，通省府属州判仅此一缺，出缺后广东多以“无对品人员堪以拣调，即应升州判之府经历、县丞等官内，现在亦无合例及能胜烟瘴要缺堪以升补之员”为由，请旨拣选人员补授。吏部不同意借补的主要原因，就是想借机缓解众多候选候补人员在吏部排队补缺的压力，此部分将在下文中探究。

雍正时期是各类特殊官缺确立、增加的阶段，因此，该阶段题调太滥，官吏不得久任现象突出。雍正五年经朝臣磋商后，“将边疆缺、边俸与选任制度捆绑在一起，以题调与否作为衡量是否为边疆缺、历边俸的唯一标准”，试图达到官员久任的目的。乾隆帝继位后，官不久任现象依然突出，其认为长此以往于吏治无益，“如何酌定年限，示以优叙，俾可久于其任之处”成为其急于解决的问题。乾隆十三年颁布“三年准调，五年准升”之例，“一刀切”式的定例使地方不敷调补，遭地方督抚非议。故部分地方督抚奏请凡题缺，欲升补者，若历俸未满年限，“俟三年边俸满后，仍请将前少历之俸补足方准升用”，即在边缺任上需历满边缺之俸，再补历前缺未完之俸，才可享受边缺优升的红利。乾隆十五年广西巡抚舒辂奏称，烟瘴之地定三年俸满撤回内地候升之例，就是因为烟瘴地方不宜久居，故欲升补烟瘴缺者，若历俸未达年限，在烟瘴缺任满后“撤回，另补内地，按照前俸所少年月，补满咨部再升”。官员久任的核心思想贯穿于这两种变通方式之中，不同的是一种为边缺任上补完前缺所少历之俸，一种为撤回内地，另补他缺，补齐前缺所少历之俸，两者皆补完前缺少历之俸后方可升迁。

乾隆十五年清廷综合各方意见后，将“三年准调，五年准升”的变通方案公布。但针对烟瘴缺特殊情况，定“若系烟瘴各缺不必计俸，惟择才优与能耐烟瘴者即准升调”。如此，在历时三年的“三年准调，五年准升”的条例修改中，烟瘴缺独善其身，不受此条例的限制。

乾隆时期清廷在事关烟瘴缺政策方面，不断地进行调整，其变动程度远超康熙、雍正两朝。乾隆初期虽然制定了五省籍贯制度，一度使烟瘴缺补授人员的来源范围受到限制，但五省籍贯制的核心是试图保障任职烟瘴缺官员的生命健康。为达到官员久任之目的，清廷确立“三年准调，五年准升”之例，而烟瘴缺可不受其限制。烟瘴缺正印官员的来源及要求与雍正时期没有变化，佐杂缺增加了调补、升补的条件，即“有原系候补并曾经咨署得缺（者可调补），以及应升人员内有曾经荐举卓异及保荐俸满即升者亦准其咨部补授”。如无原系候补及曾经咨署得缺及应升之员，则“有曾经委署一二年者，亦请准予咨署，经部复准行在案”，州同、州判两项，“曾经内地委署数月者即准咨署，俟试署一年后，如果称职，再请实授”，其任职条件在逐渐降低。总体而言，就烟瘴缺补授人员来源范围和要求而言，此时期基本沿袭了康熙、雍正时期逐渐宽泛的趋势。

四、实践与变通：“五省籍贯制”之废除

乾隆初期，烟瘴缺处于不断调整中，出现新增、撤销以及更改历俸年限等等。撤销者则缺出改由吏部月选产生，更改历俸年限者则为实现优升到久任之转变，而新增者则出现不同的表述。如乾隆三年确立广东烟瘴缺需选择籍隶福建等五省人员时，表述为“烟瘴各缺令该督抚于本省现任属员拣选福建、湖南、云贵并广西等省人员题请调补”。乾隆十九年六月吏部议复广东巡抚奏请将儋州、万州各缺列为烟瘴缺时，表述为“先尽福建等五省人员拣选调补，如无五省人员，即于内地对品现任遴选熟识风土、廉能之员酌量升调”，且朱批“依议”。乾隆二十一年两广总督奏请将钦州各缺改为烟瘴缺时，吏部复议“只于内地对品人员内酌量调补”，且朱批“依议”。综合上面三则表述，可知清廷对补选烟瘴缺者的籍贯问题区别对待，且已发生实质改变，从起初的务必籍隶福建等五省，再到先补五省人员，若无，则可选用他省熟悉风土之员，至乾隆二十一年，直接忽略五省籍贯问题。由此可知在烟瘴缺中，清廷已不太注重补选官员籍贯问题，但尚未明文废除烟瘴缺拣选籍隶福建等五省人员之例。

公开对五省籍贯制发难者为史奕昂。乾隆二十六年广东布政使史奕昂认为既有规定，粤省烟瘴缺先于籍隶五省人员内择选，如无，可于内地现任他省籍贯官员内择熟悉风土能耐烟瘴者调往，并未强调一定为五省人员，但督抚在拣选人员时“未免预存先占之心，不无辗转迁就”。

如乾隆二十一年广东督抚奏称广东所有烟瘴要缺，除教职由该省人员调补外，“同知一缺，知州、吏目各四缺，州判一缺，知县、典史各三缺，巡检十二缺，均例应于福建、湖南、广西、云贵等五省人员内拣选调补”。地方督抚把除教职缺以外的所有烟瘴缺，全部用福建等五省人员补授，将清廷区别对待烟瘴缺的原则抛之脑后。再者，烟瘴区气候变幻莫测，寒暖不时，“惟在饮食起居善为调摄，并无生而耐烟瘴之人，故虽五省人员前往，而受毒者有之，即他省人员年满而善全者有之，无他，饮食起居之慎与不慎耳”。史奕昂认为即便是五省人员亦有染瘴身亡者。此说不假，如广西烟瘴缺“土思州州同杨方升、永康州吏目金志立均到任未满三月即以染瘴而故，其有幸获生全者，亦俱精神羸弱，勉强支持”。史奕昂亦认为粤东烟瘴缺皆为黎瑶要地，皆需精明干练之员，且任满后皆为回至内地凭咨升用之人，“若拘泥于先尽五省人员之例，虽才具中平，仅以其水土服习即为调往，似于吏治难增实效”。史奕昂基于烟瘴缺五省籍贯之例的成例表述、实际成效以及后期影响，奏请撤销烟瘴缺五省籍贯限制。

史奕昂所奏照例由吏部议奏，次年吏部认为，自儋州、万州、钦州各烟瘴缺起，“案内准将别省人员拣选调补，嗣后允遇应调各缺，只据该省督抚声明，系精明强干才能出众、堪以胜任者，不拘何省人员即行调补”。此为吏部明确表示烟瘴缺出，不拘于福建等五省人员。同年成定制，烟瘴所属各员缺“嗣后统于内地现任内详加遴选，不拘何省，择其熟悉风土、才能出众者题咨调补”。至此，行之二十四年之久的烟瘴缺五省籍贯之例被废除。

虽然清廷已明确嗣后烟瘴缺出，不拘何省，择熟悉风土、才能出众者调往。但已实施二十多年的五省籍贯条例在地方根深蒂固。如此条例废除二十余年后的乾隆四十八年，广东督抚在奏请将临高县知县燕位璋调补烟瘴缺昌化县知县时，仍然强调琼州府烟瘴缺“例应于现任人员内拣选籍隶福建、湖南、云南、贵州、广西五省人员调补，如无五省人员，其各省人员亦准一体拣调”；同年，奏请定安县知县永清调补烟瘴缺陵水县知县时，亦重申五省籍贯制度；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将阳江县知县、福建籍林模升补为琼州府同知时，除强调五省籍贯制度外，还强调林模“籍隶福建，能耐烟瘴”。说明地方督抚在烟瘴缺选人问题上，还是尽可能优先考虑福建等五省人员，且把籍隶五省作为其选授烟瘴缺的优势。如无，则于别省人员内拣选。

五省籍贯制度的核心目的是保障任职官员的生命健康，表现出清廷对烟瘴缺官员前所未有的体恤。烟瘴正杂各缺人选，无论是督抚题咨，亦或吏部拣发试用，若有亲老，则可提前声明，即可免于调任烟瘴缺。清廷接连对烟瘴缺展现出的温情一面，折射出此时段烟瘴地区已处于相对稳固状态，清廷有充足的备用人员，强大的财力支撑，否则清廷将无暇或无力顾及烟瘴缺官员的感受。

五、俸满升迁之变：列于即升班内与改留本省升用

俸满优升是烟瘴缺中第二个核心要素。由前文可知，康熙时期确立烟瘴缺时，皆强调“照台湾例”，俸满即升。俸满官员经藩臬二司考核后，会署督抚题咨，经吏部和皇帝核准后，即入即升班内升用。清代部选官缺分为多班，各班需长时间排队等待。即升班，并不代表列入后立刻得到升职。因为单位时间内空出的官缺数量有限，而列于即升班者的数量往往大于所空出的官缺数量，此时入即升班者“各较奉旨先后日期，不计俸深”，谁先被列入即升班，则谁就优先升职。若一时无缺可升，只能等待有官缺出缺后，再依先后顺序升职，以此类推。即升班也需要时间等待，如崖州永宁司巡检方图相于乾隆八年六月初二日俸满离任，入于即升班内升用，至十一年正月仍未得缺升职。但相较于其他各班，等待的时间会大大缩短。也说明烟瘴缺俸满后，地方除出具考语外，官员的升迁问题已不归地方负责，而归吏部。

雍正七年烟瘴缺俸满升迁的责任归属已有所改变。该年清廷为达到官员久任之目的，规定部分烟瘴缺三年俸满之员，若情愿再效力三年以图升迁，或本省难得接任之人，或地方所留事务必须该员办理，则该员升衔再留三年，果能称职者，即可升迁，“其升用之缺，或仍以本省题补，或具题到部以他省补授，统令该督抚临时酌量具题”。此时部分烟瘴俸满人员的升迁问题可以划归吏部负责，列于即升班内，亦可由督抚负责，题请其升补本省题缺。至于具体由谁负责，主导权在地方督抚。若本省有合适官缺，督抚可将烟瘴俸满人员留于本省升迁，若无，则可将其交于吏部，由吏部负责。此为烟瘴缺俸满人员升迁责任由吏部向地方督抚转换的开端。

乾隆元年议准广东烟瘴缺崖州、感恩、陵水、昌化四州县正印官员俸满后回至内地，“督抚出具考语，具题留于本省，以该员应升之官题补”。十五年又定琼州府同知俸满后“督抚出具考语，题留本省以应升之官题补”。以上烟瘴俸满后留于本省升迁之缺，原先皆为吏部负责，列于即升班内，遇缺即升，属中途由吏部负责改由地方督抚负责。乾隆十九年议定将儋州、万州正印佐杂教职各缺立为烟瘴缺，二十一年将钦州正印佐杂教职各缺立为烟瘴缺，确立伊始即规定以上三州各缺俸满后“留于该省升用”。至此，广东新确立的烟瘴缺俸满后的升迁已由原先的吏部负责完全转变为地方督抚负责，其升迁的范围局限在本省。烟瘴俸满人员留于本省升迁与列于即升班内升迁，主要是主体责任人不同，前者责任人为督抚，后者为吏部。

至乾隆二十二年，“广西省烟瘴报满各员系由内部归于即升班内”，即广西不存在烟瘴俸满之员必须留于本省升迁者。广东则大不相同，广东所有烟瘴缺除崖州、感恩、昌化、陵水四州县的佐杂教职俸满后列于吏部即升班内，其余所有烟瘴缺俸满后皆留于本省，遇有相应缺后题请补授。乾隆二十二年署理广东巡抚周人骥奏陈，广东诸多留省升用之烟瘴俸满人员无缺可补，且嗣后陆续报满者将又接踵而至。又因广西省烟瘴报满各员皆由吏部归于即升班内，故周人骥奏请“（广）东省事同一例，可否仰恳皇上天恩，准将粤东省烟瘴正杂教职各官，于报满时容臣分别题咨统听内部归于即升班内升用”。

由周人骥奏陈可知，地方督抚不愿将烟瘴俸满人员留于本省升用，并将其作为一种负担。主要原因如下：其一，烟瘴俸满之员应升之缺，在本省多为部选缺，地方督抚无法题请补授，只能等待合例之为数不多的题补缺，但嗣后陆续报满者将又接踵而至，诸员壅滞，令留于本省升职者旷日等待，徒有虚名。其二，粤省题补缺并非仅有烟瘴缺，亦有海疆缺等，烟瘴俸满人员若再升补本省烟瘴缺，则人地相宜，但可能的确不适应本省其他的题补缺。其三，广西全省烟瘴缺皆可归于即升班内，由吏部负责其迁升，广东为何不可？针对周人骥之奏，吏部做出驳议。吏部认为乾隆初年广东确立之崖州、感恩、陵水、昌化四州县烟瘴各缺“原非一概留于本省升用，致有壅滞”；再者，乾隆十九年、二十一年新确立之儋州、万州、钦州各烟瘴缺，“因缺数较多，若再归部升用，恐碍卓异诸班，是以将新定烟瘴各缺留于该省升用，无非优异劳员，欲其各项疏通也”。清代具备做官资格者数量甚多，有进士、举人、贡生、监生、荫生、八旗官学、举荐、议叙、考职等，至雍正、乾隆时期已由顺治年间的“缺等官”转变为“官等缺”，有大量具备做官资格的候选候补官员需等数年才得一缺。如有学者考证，至乾隆时期，举人若候选知县，需等待三十年，大部分举人无官可做。清后期“仕途更加壅滞不堪 , 十几人、几十人候补一缺 , 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不得补缺的现象比比皆是”。吏部作为主管部门，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将烟瘴俸满人员留于本省升迁，则吏部即少负责一批人，在吏部排队候缺者亦少一批人，将减轻吏部压力，减缓吏部候缺者壅滞程度。再者，“统归内部，与他省烟瘴即升人员通较日期先后升用，不独即升人员过多，必致壅滞，且与卓异诸班升迁亦属有碍”。故吏部驳回周人骥所请，并获乾隆帝批准。

嘉庆元年（1796）两广总督朱珪再就烟瘴俸满人员留本省升迁一事，奏请改归吏部列于即升班内升用。朱珪认为“调回人员专留本省升补又未免后先拥挤，有即升之名无推升之实，无以鼓励人材及时效用”。朱珪的核心观点是俸满人员留于本省无法有效实现其升职目的，俸满人员留省壅滞待缺，旷日持久，日后他员见升途无望，恐皆不愿前往烟瘴缺任职。而“俱归部按班推选，似此量加变通，则激劝之道，既足以昭平允，而于铨政亦无窒碍”。吏部认为广东烟瘴俸满留省升用之正印知州、知县共 8 员，而其俸满应升之知府、同知、直隶州知州、府属同知、通判等项共 30 余缺，按缺计算，应升之缺四倍于烟瘴，尽足为俸满人员升擢之阶，故而认为广东烟瘴缺俸满人员壅滞待缺情况皆“由该督抚题升未能公允，并非额缺不敷也”。对吏部的驳议，嘉庆帝认为“部驳甚是，朱珪及历任督抚均着交部察议”，显然嘉庆帝极其认同吏部观点。吏部将部分官缺留省升用人员壅滞的原因归结为地方督抚不能秉公题补，其实还有一种情况是吏部没有意识到或刻意忽略掉的，即可能烟瘴俸满之员的确不适合升补其时该省空出的题补缺，督抚只能于该省现任官员内遴选题请补授。这也说明本省题补缺缺出时，督抚不可能一味地将烟瘴俸满人员题请升补。

广东烟瘴俸满留省升用之吏目、巡检共计 11 缺，而吏目应升之主簿，巡检应升之主簿、吏目等项仅 8 缺。吏部认为此项烟瘴各缺多于应升之缺，以致升途壅滞，应稍微变通。综上，吏部认为广东“烟瘴俸满之同知、知州、知县、州判等官仍照旧归于本省题升，毋庸更议外，其吏目、巡检各员即照该署督所奏，准其于俸满时咨部归于即升班内一律办理”。自周人骥至朱珪，历时近 40 年，吏部仅同意将吏目、巡检两项烟瘴俸满人员改归吏部铨选，足见吏部不愿进一步加剧本部僧多粥少的壅滞局面。此外，为迫使督抚尽快将留于本省之烟瘴俸满人员题请升职，以免再次以留省壅滞、无缺可升为名奏请将其改列于吏部即升班内，吏部奏请“嗣后同知、州县遇有应升缺出，将烟瘴俸满之员与内地人员分缺轮升，庶劳员不致向隅，而俸满之后计日可升”。吏部此项奏请获嘉庆帝批准。这项决定只为解决俸满人员留省升用、无缺可升的窘面。若遇题补缺出缺，俸满留省升用人员若与其不相适应，之前督抚可另选内地现任官员题补。但此后若恰轮至应题补俸满留省升用人员，不论人与官缺是否相宜，只能题请此人升补，即使内地现任官员内有合适人选，亦于事无补。如嘉庆四年两广总督题请会同县知县曹世华升补万州知州，吏部驳议，“查知州上次升用内地人员止今，此万州知州一缺，轮应升用烟瘴俸满之员，查该省现有俸满候升人员尚未升用，今该督请将会同县知县曹世华升补万州知州之处，核与原议不符，应毋庸议”。责令广东于烟瘴俸满留省升用人员中择一员升补万州知州。

由上可知，烟瘴缺俸满人员起初入吏部即升班内升用，由吏部负责，自雍正年间开始，部分烟瘴缺俸满人员出现留本省升用的情况，乾隆年间范围进一步扩大。此为清廷候补候选官员不断增加、吏部候缺严重壅滞背景下，吏部向地方督抚转嫁责任的表现。

六、结语

综上可见，以两广所属文官为例，清代烟瘴缺自初立、发展至定型，呈现出多条主线。首先，清代设立烟瘴缺的首要目的为解决烟瘴地区缺官的问题，并将吏部铨选改为督抚题补，使督抚分割了吏部选官的权力。其次，就遴选方式而言，康熙时期地方遴选烟瘴缺官员时，多采用掣签的方式。雍正时期及以后改由地方高层“会商”，由此引发大量借烟瘴缺优升之利，暂署他地坐等升迁的案例。再者，就任职烟瘴缺的条件和来源范围而言，从确立开始，基本呈现出逐渐降低和宽泛的趋势。

乾隆初年确定烟瘴缺五省籍贯制度，是两广部分瘴毒特甚之地烟瘴缺所特有的政策，学界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也极少。有学者认为广西 27 个烟瘴缺需“在福建、湖南、广东、云南等省调补人员任职，此类隔省调补的情况极少见”，该说法有待商榷。由上文论证可知，两广部分烟瘴缺需由福建等五省人员调补，并非指两广烟瘴缺出缺后，于福建等五省现任官员内遴员跨省调补，而是于两广本省内遴选籍贯为福建、湖南、广东（西）、云贵等五省的现任官员，并未出现跨省调补的情况。

在谁应对烟瘴俸满人员升迁负责一事上，学界探讨较少。在其他题补缺的研究中，学界亦将焦点集中于任期的变化、制度嬗变的过程，在谁应对俸满人员升迁负责一事上，则鲜有涉及。通过上文可知，督抚在烟瘴缺题补中分割吏部对官员任命权的同时，也被迫承担了原本由吏部承担的责任，即将烟瘴俸满人员留于本省升用，呈现出权力与责任成正比的态势。究其原因是清代缺少人多，总缺数量相对固定，候补候选之员急剧增长所致。乾隆中期以前，清廷依据实际情况不断对烟瘴缺相关制度进行调整，修改完善相关法令，从侧面反映出清廷对边疆的重视。乾隆中期以降，烟瘴缺相关制度基本稳定，未有大的变动，说明其时清廷边疆治理体系已相对成熟稳定。

（本文原刊《清史研究》2022年第1期第135-147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