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峪水为灾”：明清以来的环境恶化与灾害

    光绪三十二年(1906)，毗邻晋祠的赤桥村士绅刘大鹏在太谷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完成了洋洋上千万言的《晋祠志》，其中第41卷“故事”有一则标题即“峪水为灾”，读之不禁令人悚然：

    同治十三年甲戌夏四月二十三夜半，大雨如注，倾盆而至，雷电交加，势若山崩地塌。明仙、马房两峪，水俱暴涨，马房峪更甚。晋祠南门外庐社田园，淹没大半。淹毙男女五、六十口，骡马十余匹，猪羊鸡犬数十头。他乡载煤车夫六、七口，有又许多骡马牛驴。明仙峪淹毙者惟他乡之车夫五口，骡马十数匹而已，佥谓山中起蛟，致有此患。[27]

接着，刘大鹏描述了自己亲眼目睹的灾后惨状：

当是时，余年十八，诘朝偕二三父老抵里南涧河，睹淹毙之车夫，脑浆并裂者二，死尸未损者三，且有死牛死马数头。既而诣晋祠南门外，目击死尸纵横，男女老少不一，其人有母抱幼稚子女同衾而毙者，有父子昆弟同床而殁者，有夫妇姐妹同室而殂者，有覆压于倾屋败垣者，有漂流于稻畦麦陇者。哀哭之声，惨不忍闻。百十人家只有数家被灾而未殒一命，热闹里闬，一夕遂成荒墟，令人为之怅怅。[28]

    事实上，“峪水为灾”并非始自同治年间，也不限于明仙峪和马房峪。征诸地方文献，明代以前晋水流域水灾主要是由于汾水暴涨或改道所致，明清以来则是汾水峪水交相为害，尤其是之前不见史载的峪水灾害明显增多，且为害巨大。据方志记载，明洪武、嘉靖年间，清乾隆元年(1736年)、十七年(1752年)、三十三年(1768年)、四十年(1775年)风峪都曾发生过较大水灾，其中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夜，大雨如注，风峪水暴发，浪高数丈，怒吼如雷。西郊尹公祠戏楼逐波倾圮，居民庐舍为之一空，坏西城四十余丈”。[29]当然，地处黄土高原的晋水流域明清以来也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旱灾，但“峪水为灾”却成为愈演愈烈的灾害主流。如此状况必有其特殊的自然和社会原因。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峪水为灾”现象表面上看是由于暴雨形成的自然灾害，但其背后却是明清以来本地人口、资源、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人口增长——资源紧张——无度开发——环境恶化——灾害频发是一个持续连环的过程，我们并不能因为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看似简单的排列组合而去否定其历史存在。笔者4年前曾撰文呼吁从社会史角度研究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并从区域史的角度对山西的有关问题作过简单讨论。[30]其实，晋水流域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个案。

    自明初以来晋水流域就出现了一个人口持续增长的过程，此种人口增长除去当地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外，还有一股不小的外来人口迁入浪潮。有关晋水流域36村人口增长的具体数据，文献记载缺失，看看太原县的数据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道光六年(1826)《太原县志》载明代洪武年问全县人口53719；永乐年间50228；成化年间51652；嘉靖年间79068；天启年间81200；清代顺治年间27339(丁)；康熙年间31735(丁)；雍正年间34762(丁)[31]；乾隆年问人口213434；嘉庆年间220928；道光初年224253。县志总结说，明代洪武至天启近三百年“所增不过三之一”，清代顺治至道光初年即“视明季几三倍之”。[32]可以看出，其间虽有明嘉靖年间的小幅波动，但整个趋势是一个不断增长且增幅越来越大的过程。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人口迁入首先是明洪武年间即已开始的“明初大移民”。明代初年，太原是北方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朱元璋在全国取得政权之后，即封三子为晋王，晋水流域的古晋阳城废墟及其周边地区成为明初军屯的重要场所，流域内的古城营、五府营、小站营、东庄营、马圈屯、河下屯、古寨、西寨、武家寨等村庄名称本身就与明初军屯直接相关，至今本地仍有“九营十八寨”的说法流传。按明代卫军制编制，太原驻屯一卫三千户所，粗略估计屯田数和军户数均在两万以上，占到当时太原县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强。[33]另外，在明初的移民浪潮中，晋水流域也吸收了不小数量的外来移民，尤其是自本省南部北上的“大槐树移民”。征诸地方文献，结合田野考察所得，我们可以判断晋水流域许多村落和地名的出现都在明清以后，其中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占有相当数量：

    王家庄位于风峪沟内，传说明永乐年间洪洞王姓男子率两个侄子来此定居，村随姓氏，遂名王家庄。

    南堰村位居晋水北河下游末端西北处，村中最早的家族崔姓也在明初从河北博陵郡中转洪洞大槐树而来，随后子孙繁衍，就近迁居，又有毗邻的中堰、北堰出现。

    南界冶峪沙河的吴家堡村，最早的赵姓相传也是洪洞大槐树移民。

明初白、程、李三家自外地迁至晋水南河下河的大村王郭村偏北处，遂有三家村村落的形成。

三家村附近的东庄，明代曾有高汝行任浙江按察使副使，并在村南建有花园，以此而有万花堡村。

    西山九峪之最南峪即名南峪，传说明洪武年间有名阎毡片者由大槐树迁来，故此村又称阎家峪。而位居阎家峪西边的槐树底村即以大槐树移民得名。

槐树底村再往西的圪塔村，相传最初的居民也来自大槐树。此村因附近山丘犹如圪塔，故名。

与南峪诸村隔汾河相望的高家堡、大元、田村相传都是洪洞大槐树的移民等等。

    明代初年大量军屯和外来人口的迁入，加重了晋水流域的人口压力。接踵而之的便是流域内不同利益集团对有限资源的激烈争夺，其中对人民赖以生存和生活的晋水资源的争夺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系统分析晋水开发和利用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明代以来晋水四河范围内总河与分河、同河村庄与异河村庄、上游村庄与下游村庄为争夺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各类“水案”明显增多，而且冲突的程度愈发升级。官方和民间在争夺水资源的过程中，不仅诉诸了实际的权力和武力，而且还利用了意识层面上水神的力量。[34]在严重人口压力下对水资源激烈争夺的同时，地处平原区的部分人口、尤其是不断迁入的外来人口开始向风峪、明仙峪、马房峪、柳子峪等附近山地进入，成为缓释人口压力的另外一条途径。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如前所述，西山诸山区富有煤、矾、铁、硫磺等矿产资源，不宜耕作却利于开采。大量人口由外地和平原地区的进入，首先开始了对这些矿产资源的土法开采。昔日少有人迹的宁静山区逐渐为“叱牛声、喝车声、刈煤声、运煤车马声”所替代，昔日鸟兽出没一片绿色的情景亦为“灯火荧荧，通宵灿烂”的煤、矾厂矿的火苗所取代。[35]有关西山诸峪最早矿厂的出现时间也许可能在明清以前，但具体的矿厂见诸文献的是在乾隆年间，刘大鹏在《明仙峪志》中提到一处“水窑”曰：

    据山人言：乾隆年间，太谷李某携资来峪，凿山成窑，采取煤炭，矿极精良，获利甚厚，数年于兹，被众羡慕。窑内之水另穿一穴而泄，名日水道。……水由窑出，因改李家窑之名，竞呼曰水窑。[36]

    刘氏《明仙峪志》和《柳子峪志》均成书于1920年，而且亲自在两峪分别经营石门、西坪两煤窑数年，自称“与峪人相周旋，业经数年于兹，颇于峪中情形历览焉而了然于心目。”@所记当为信史。检索此两志，可见煤、矾等厂矿已成星罗棋布漫山遍野之状。以下便是两志所载的大小矿厂：

    明仙峪：磺窑口、灰坡、水窑、矾窑崖、老窑沟、老窑、官窑坪、大小官窑、石门窑、石门沟矾厂、黄老岫煤矿、槐条沟“煤窑数座”、前当窑、后当窑、大小长沟“旧窑数穴”、造矾厂、流水泉新旧煤窑数处、前坡窑、梨树沟“煤窑两穴”、坟儿沟窑、烧饼窑、南北大青窑、得坪窑、南窑沟、悬瓮洼窑、白云窑、前后瓦窑。

    柳子峪：木鸽湾窑、娃娃窑、道德窑、大龙桥铁厂“三、四处”、红渣窑、杨杞沟窑、威坡矾厂、巍坡窑“煤矿矾矿并出一窑”、桑涧窑、鹿窑、李家窑、大眼窑“煤矾并产”、大瓦沟窑、庄子坡窑、硫磺矿窑、下水窑、窑头村煤窑、矾厂、南窑、窑头、洗脸盆窑、肥美新窑、东窑、西窑、隆庆窑、核桃树沟窑、北岔“设立煤厂数处”、上岔口窑、南坪窑、大窑沟、十字河沟“煤窑颇多”、双庆窑、西坪窑、李家窑、阜财窑、康家窑、天顺窑、新筒窑、黑山窑、肥美窑、南岔沟煤窑及矾厂、义合窑、南边窑、平地窑、宏窑、崖头矾厂、小窑、四亩地矾化博窑、杨树沟窑、上灰沟窑、下灰沟窑、东沟窑、东窨窑、西窨窑、园子窑、小南窑、大观窑、黄楼村五煤窑(隆庆窑、二泰窑、后北窑、枣间窑、南湾窑)、康屹蛆窑、庆成要、洪福窑、马家窑、石成窑、永成新窑、老窑湾、继成窑、李家窑、王家窑、水巷窑、川沙河沟共计煤窑九(敦远窑、南坪窑、北大青窑、南大青窑、中屹蛆窑、万成窑、南北洞儿窑、圪台窑、合成窑)、柳圈沟煤窑共三(西坪窑、东坪窑、肥美窑)、铲石沟“煤窑数穴”、井筒窑、石盒窑、永成窑、后菜坪窑、中菜坪窑、前菜坪窑、顶天窑、大顺窑。

    以上所摘明仙峪、柳子峪各煤矿、矾场早者起自乾隆、嘉庆年间，晚者在刘氏所记的1920年代。在此近200年中，采矿的高潮又集中在乾嘉和清末民初两个时段。乾嘉时代是有清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晋水流域明代以来又吸收了数量不少的外来移民，这是人口向山区进发的主要原因。清末民初的开采高潮则与政府鼓励有关。查清末民初各地商人在晋水流域诸峪投资煤矿者渐多，甚至有江浙一带商人“集资万金”前来开矿者，[38]正所谓“新政既兴，而矿业又盛”也。[39]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量小煤窑的开采，不仅吸收了相等数量的矿主、矿工、运煤车夫甚至骡马牛驴，加重了山区的给养能力，而且吃水乱挖、烧饭伐薪、道路开凿等等行为又恶化了山区的环境，土法开采、屡开屡废对煤炭资源造成极大浪费，以柳子峪平地窑为例：

    咸丰、同治年间出煤正旺，煤质亦佳，所出之炭均系大块，人争购运。至光绪初年，即露衰象。未及窑中不适，非但频遭火患，而且水满其中，遂成废窑，歇业二、三十年。民国成立之初，又有人开采，竟仅在近处采取遗剩之煤，不得入其煤矿实处取之。[40]

    造矾与采煤相比较，其对水和木材的消耗更其，而且制造时间较长。架锅安灶、火烧熬煮、洒硝水洗都对环境带来一定影响。这种情景在刘大鹏的一首诗中有具体描述：

太原九峪产煤优，矶矿多产柳子沟。

釜灶铺陈空谷口，池塘设置半岩中。

煎熬春季生成夏，停止冬时造作秋。

用水煮淘兼用火，加硝才使汁能稠。

柳子峪中出产蕃，厂开涧侧即逢原。

依峰靠嶂安锅灶，甃石和泥作水盆。

日日曾将硝质洒，天天竞把矿苗翻。

几经熬煮几经洗，数月方才造就矾。[41]

大量人口的涌入和煤矿、矾场的开采，使西山地区的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原来生态条件良好、植被茂密的地区在不断的人为活动中日趋恶化，这样的例子在刘大鹏的著作中可谓俯拾皆是：如槐条沟“以槐树多生于沟故也。深不盈里许，而有煤窑数座”，由此“畴昔沟中尽古槐”变为“于今树木何稀少”。[42]木林沟“一沟深邃，树木成林，故以为名”，“浓荫宏深，希见曦影。鸟则为巢栖之，兽则窟宅以胚骀。峪人恐有恶虫凶兽，潜伏其身，致遭其害，将木渐次砍伐，俾树凋零，今不成林矣”，所谓“昔日成林今不林”。[43]不该忘记的是，西山地区自北齐以来就已是著名的风景胜地，此地树高林密，草木繁盛，加之山涧溪水潺潺，经年不断，元以前仍有“路转花溪不踏尘”的景况，明清以后生态环境逐渐演化成为一幅“有草无树，草亦不繁”的童山秃岭画面，思之不禁令人长叹。

西山地区环境变劣的另一个表征就是诸峪水情的恶化。可以想见，大量煤矿、矾场的开采，尤其是井筒式煤窑的开采，必然导致地下水层的破坏。加之山区黄土极易冲刷，植被又遭破坏，一旦暴雨来临，必然形成山洪爆发，沙石俱下的状况。明清以来，为防御“峪水为灾”，各峪口普遍加修石堤，“以束峪水”。柳子峪口“盛夏大雨，山水暴涨”，“口外中为涧河，南北各甃石堤，以束峪水暴涨。石堤延袤七、八里”。[44]明仙峪也是“峪口之外，左右修筑石堤，以束峪水”。[45]风峪“遇夏暴雨，每侵城郭，筑堤障之”。[46]这里的“城郭”即指明清以来的太原县城，亦即故晋阳城遗迹。此县城地势低洼，恰处西山风峪口之下，每逢夏秋汛期，风峪山洪爆发，便有被淹之虞，至今相传农历五月二十七的城隍庙会俗称“漂铁锅会”，意即每遇洪水，锅碗瓢盆到处漂起。县城西门外“乱石滩”，也以风峪山洪冲刷河卵石而名。据县志记载，明成化年间原筑防洪沙堰被毁，正德年间重修；嘉靖七年复坏又修；二十一年又坏又修；乾隆初年堰北截冲毁85丈，十七、十八两年南截冲毁45丈，直至乾隆四十一年又大修，置地扩充，运石添灰，始少纾山洪。[47]事实上，西山诸峪口都有不同程度的沙石堆积现象，以致晋水灌区各河渠道堵塞，影响灌溉，伤农误时，终无良策。刘大鹏谈及鸳鸯口的情况时感慨良多：

鸳鸯河为中南两河要害之区，而大小神沟所退之山水适当其处，凡遇大雨，山水暴发，二沟沙石随山水而下，遂将鸳鸯口淤塞，水莫能流，两河皆涸，甚至冲坏水平及三角尖。每岁每次挑浚疏通，费工甚巨。往往际农忙之日出此巨工，中南两河人民日趋该河口挑浚，或当需水孔急之时(稻田不可一日无水，至蓝田则时时用水)，则挑浚尤不容缓，必也夜以继日。除沙石而疏水通，其害农事良非浅鲜，历年久远，无策可除。[48]

“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很简单，即在所有的地区，如果当地居民没有能力控制资源，限制外来人口，环境就会恶化”。[49]这一结论同样适合于我们所讨论的明清以来的晋水流域。人口增长、资源紧张、环境恶化三者之间有其必然的联系存在，我们并不能以其看似简单的排列而否定其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明清以来随着军屯和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晋水流域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民人赖以生活和生存的水资源日趋紧张，西山诸峪进而成为开发的对象。而西山诸峪大量煤、矾矿的土法开采，又带来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的后果，这就是明清以来西山诸峪屡次洪水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