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日本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大量消耗日本战争能力，以此支援太平洋战场。中国军队还远征缅北出击日军，最早发动反攻，一举改变了东南亚战局。特别是日本基本控制东北地区后，中共在蒙疆地区的抗战就成为持续打击、牵制日军的主力。

进入蒙疆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又一战略步骤。日军控制内蒙古西部后即扶植伪蒙疆政权、组建驻蒙军，以此作为其建立针对苏联和中共的所谓“防共回廊”前沿基地。中共在蒙疆开辟大青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团结蒙汉人民共同抗战，沉重打击了驻蒙军和伪蒙疆政权，有力阻挡了驻蒙军“防共回廊”的构筑，从战略上牵制、打乱了日本对苏作战计划的准备和实施。这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直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一、“防共回廊”计划的缘起

近代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竭力推行扩张政策并与俄国展开争夺，虽然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但依然把俄国作为其在东北亚的主要潜在敌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军部认为，虽然苏俄新政权建立初期的远东政策是消极的，但“鉴于斯拉夫民族对于东方经略的历史，应把苏俄作为不可避免的假想敌国，日本陆军更要把苏军作为将来非常可怕的对手”，为此，“在作战计划上必须预定将陆军主力推进到满洲与苏军决战”。由于苏俄是共产主义国家，日本的对苏战略特别强调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色彩。为对抗苏俄的所谓“革命输出”，日本制定《治安维持法》，将共产主义定为非法。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将中国的对日抵抗说成是“共产化”的结果，要求国民政府摆脱苏联，与日本合作反共；宣扬只有日本才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最大堡垒，提出要与苏联以中国为舞台展开政治战和思想战，把侵华战争说成是一场从中国扫清苏联势力的“圣战”。日本强调共产主义与其国体根本对立，把防共作为其重大国策和长远目标。日本不仅从国体观念上主张反共就是日本精神的一部分，而且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同盟，共同防共。其实，这种“防共外交”也有日本摆脱其孤立境地的用意。尽管近代日本外交上防共概念的内涵有所变化，但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一直将苏联作为主要威胁。

“防共回廊”计划肇始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期间。当时日本陆军为了从侧翼威胁苏俄，打通从华北进入蒙、俄的通路，对连接张家口与库伦以及恰克图的张库大道进行调查。日军组成临时土地调查班，在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广泛开展测量活动，绘制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及其以南地区的详细地图。1919年日军绘制张家口到库伦间道路概况图，1920年东亚同文书院的小西茂提交《入蒙旅行日志附张库间交通状况》，陆军会计员山田久太郎根据实地调查撰写报告书《外蒙古(张家口—库伦)情况》。这些调查的结论是，张家口—乌兰哈达—布隆—图克里克—赛尔乌苏间的道路，除一部分车辆通行困难外，大部分地段基本都可以通过野炮。沿途多是沙砾土质丘陵地带，各兵种运动皆无障碍。由此，日本军方开始重视从南线威胁苏联的路径。

首先倡导“防共回廊”计划的是曾任日本陆军大臣和首相的林铣十郎。他在日俄战争期间作为陆军大尉出征，并结识大陆浪人山冈光太郎。山冈是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科出身，对俄罗斯问题颇有研究。山冈认为，日本虽然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但俄国绝不会放弃远东。为了阻止俄国的进攻，日本必须同从土耳其到东突厥地区的伊斯兰势力合作以对抗俄国南下和东进。1913年林铣十郎到德国留学，他对英国建立的对德包围网战略以及德国军方对于中亚伊斯兰地区的调查颇感兴趣，曾经写下大量研究札记。这是他形成“防共回廊”计划的开始。

回国后的林铣十郎大力推进日本在内蒙古和伊斯兰地区的活动。他首先关注到了在中国从事蒙古族教育活动的笹目恒雄。笹目1925年设立“戴天义塾”，专门招收、培养蒙古族留学生。时任日本陆军大学校长的林铣十郎在会见笹目时说：“由于共产革命，帝制俄罗斯已被推翻。受其影响与其最接近的哈鲁哈蒙古已经独立。如果这两方的国内形势得到安定，其思想的攻势必然会波及四邻。其东部是大兴安岭，西部是昆仑山脉，中间是戈壁大沙漠和黄河弯曲地带的鄂尔多斯，我们必须将这一带作为对付共产主义的防波堤。所以，你今天所涉足的蒙古是最重要的右翼防波堤前线。”由此，笹目的教育活动得到军方和财界支持。1933年，林铣十郎帮助其成立“善邻协会”，开展在内蒙古的活动。1937年，林铣十郎又指导成立“大日本回教协会”，积极介入国际伊斯兰运动，欲将日本势力扩大到东亚、中亚和东南亚回教地区。其首要目标是实施对苏联的分裂和抵制活动，建立起从满蒙到甘肃、新疆、中亚的“防共回廊”。

日本陆军长期把苏联作为主要敌人，关注内蒙古西部的战略地位。昭和初期，日本陆军中央部的中坚幕僚组成革新组织，重点进行国防战略研究。他们把苏联作为最大的假想敌，并力求把战场设在国外，即在满蒙地区阻止苏军入侵。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太平洋战争时，都制定有对苏作战计划。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关东军负责对苏作战，制定了详细的对苏作战计划。该计划不仅重视北满，也十分重视内蒙古西部，认为在这里扩大亲日势力对于将来的对苏作战十分必要。1933年到1936年的对苏作战计划提出，欲武力屈服苏联就要确定最终作战范围，以此作为政治和军事战略的最高原则。考虑到日军作战能力，作战计划决定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作为最终作战范围。从地形上看，这里适合长期持久战，既可以从政治上给苏联施压，还可以确保日本及满洲的安全，并将内、外蒙古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进攻西伯利亚地区，日本制定了满洲和内蒙古的两条战线计划。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回忆称：“当时的关东军正专心全力准备对苏作战。从大的视野看满蒙的地形，如果苏军优势的机械化部队从库伦向察哈尔和热河方向南下，关东军的左翼便暴露出重大危险。如果苏军进入承德或四平，占领秦皇岛或塘沽港，把这一地区设为空军基地，那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所以关东军要在内蒙古西部得到有利的作战基地以确保左翼安全。”后来的伪蒙疆政府日本人总务科长也提到，关东军为了保证伪满洲国和中国边界地带的安定，“特别是对苏作战上的必要性，需要在与外蒙古接壤的内蒙古地区建立一个亲日满的政权”。战后重光葵总结称：内蒙古西部是指以察哈尔为中心，位于外蒙古、伪满洲国、华北之间的长城以北地区，这里有从北京到包头的铁路贯通，向西可以连接新疆等广大地区。内蒙古在地政学上具有影响东亚全局的地位，这里既是中国本土与伪满洲国的利害冲突点，也是中、日、苏矛盾冲突的交叉点。特别是中共，为了联系苏联，把在内蒙古建立根据地作为重点，竭力抵抗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另外，当地的蒙古族与外蒙古、满洲以及贝加尔湖布里亚特的蒙古人是同一个民族，他们的理想是要在中亚建立一个蒙古人国家。这些因素使日本对于内蒙古西部势在必夺，以此作为对苏作战的重要侧翼和扩大侵华的切入口。

面对苏联这个强大对手，关东军在对苏作战计划中提出，除正规战外还要开展“谋略战”，即搅乱苏联后方，包括煽动民族对立和实施破坏、恐怖活动等。“谋略战”的活动范围不仅是与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还要扩展到内蒙古、新疆以及整个欧亚大陆。当时派往“满铁”的日军苏联问题专家神田正种在《对苏谋略大纲》中提出，要制造苏联境内的民族对抗，支持反共势力。在苏联邻接地区即南满洲、朝鲜、库页岛、西伯利亚、高加索地区以及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和东欧扶植反共势力，引诱其对苏联构成威胁，掣肘苏军行动。他主张，一旦战争爆发，首先要破坏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中心的交通通信设施，阻止其战争动员和军需供应。为此，他在内蒙古、新疆和中亚进行情报搜集活动。1927年，神田用四个月时间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铁路，对沿线交通状况和运载能力进行实地调查。他在《关于满洲沿海地区经略的思考》一文中强调，一旦战争爆发，破坏西伯利亚铁路极为重要。日本军方很早就重视西伯利亚铁路的作用。早在俄国开始修建这条铁路时，他们就派出间谍侦察，日军在日俄战争期间对铁路的破坏大大牵制了俄军。明治时期曾任日本驻俄武官的田中义一就提出，如果截断这条唯一的通路，俄国在远东的庞大军队将失去抵抗能力。日军要破坏西伯利亚铁路，就必须进入内蒙古西部、新疆，以便从南侧入手。这也是日本建立“防共回廊”的目的之一。

二、“防共回廊”计划的实施与建立伪蒙疆政权

“防共回廊”计划是逐步形成和实施的。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随即开展所谓“内蒙工作”，扶植伪蒙疆政权，以此构筑“防共回廊”的前沿基地。首先策划西进内蒙古的是关东军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他是日本陆军中的“蒙古通”，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进入骑兵部队，后入陆军大学，毕业后到参谋本部任职即被派到张家口和北平做“中国研究员”。日军占领热河后，松室被调到关东军司令部，1933年4月赴承德任职。其工作目的是：“迅速建立安定的满洲西部边境，通过经济文化工作，使与热河相邻的察哈尔东部民众形成附满亲日的气氛”。到承德后，他广泛拉拢内蒙古西部王公和蒙古族人士，召开蒙古王公会议，威胁利诱，迫使其依附关东军。1933年10月，松室制定《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对建立“蒙古国”的必要性和实施计划作了详细论证。

松室提出，日本把“满洲国”作为生命线来建设，如果再以同样方法建立“蒙古国”，就可一扫亚洲各民族对日本的疑虑。受此影响，甘肃、新疆的回族必将兴起建立“回回国”。进而，西藏也会与日本相提携。这样一来，环绕中国外围以日本为中心的“满洲国”“蒙古国”“回回国”“西藏国”等国家联盟一旦形成，就会迫使中国不得不与日本合作。通过该环状联盟还可以给外蒙古、中亚、波斯、印度、安南等极大政治影响。他断言：“若如此，帝国成为真正的盟主，达成世界的雄飞，就不是迷梦。”松室还分析了建立“蒙古国”的几个有利条件，如蒙古民族意识的复活与对汉族的反感，蒙古族与清朝的历史关系及对溥仪的恭慕，蒙古族是天生的骑兵，内蒙古西部是民族聚居区以及历史上大元帝国的传统和喇嘛教的影响等。

实际深入内蒙古西部开展活动的是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1935年田中到关东军任职后便潜入内蒙古西部，拉拢蒙古王公，培植亲日势力。田中熟悉内蒙古情况，他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曾作为参谋本部的“中国研究员”在北平和张家口活动过。他策划在百灵庙、额济纳、定远营以及青海建立特务据点，认为这里是北上库伦攻击赤塔和进入新疆、中亚的基地。他曾说，在内蒙古活动的目的就是建立打通欧亚的“防共回廊”，秘密建设空军基地并与德国、意大利合作，新疆以西由德、意两国负责。“防共回廊”建成后，如果将来日本对苏开战，不但可以从侧面袭击西伯利亚铁路，还可以摧毁苏联的库兹巴斯工业基地。

库兹巴斯工业基地的中心城市伊尔库茨克位于贝加尔湖南端，这里既是开发西伯利亚的前沿基地，也是连接西伯利亚铁路和安加拉河航运的水陆交通枢纽。日本认为，从蒙古方向进攻贝加尔湖南端的这个铁路枢纽和工业基地最为便捷。

为了将“防共回廊”继续向西延伸，进入内蒙古西部后，日本又开始关注新疆和回教问题。当时积极主张介入“回教圈”的是日本驻阿富汗公使北田正元。北田提出，日本进入新疆便可在“有事”时很容易地从这里进攻苏联托木斯克州，并迅速切断西伯利亚铁路，扰乱其后方。这是苏联最担心的。他还提出《关于新疆及其重要问题的文件》，主张新疆的地位与日本对满洲的情形类似，日本应以援助回教徒名义“道德地”进入新疆。染指回教运动就可以对苏联、印度、英国以及中东、荷属印度等产生影响。其后北田将其“回教圈”战略系统化，认为“回教运动”已经是国际重大问题，日本应从全局考虑并积极介入，通过蒙疆继续向回教地区发展，以便构筑全面的“回教防共线”。日本还有人提出，中共从苏联获得援助的“赤色通道”经过回族伊斯兰地区，中共为确保这条红色通路必然要与回教徒发生冲突。日本还可以利用共产国际和中共非宗教的唯物主义与回教之间的对立。

20世纪30年代，日本竭力向内蒙古西部、新疆发展，是因其愈益感受到了苏联的强大威胁。斯大林当时意识到，如果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地区，破坏西伯利亚铁路，外蒙古将成为重要的缓冲地带，所以必须把外蒙古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35年1月，苏军正式进入外蒙古并援助蒙古边境部队，提供先进武器，并派出大量教官和军事顾问。同时，在斯大林的强力领导下，苏联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国防力量不断增强。苏联在远东地区增强军力的同时，还加紧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复线，并在边境地带修建军事设施。日本获悉，苏联将把西伯利亚铁路连接到乌兰巴托且已开通了从乌兰乌德到恰克图段，认为这将成为苏联进入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重要通道。

从日本陆军1935年到1937年的作战计划看，日军始终对在远东与苏军正面对抗感到把握不大，为此必须设法破坏西伯利亚铁路，并与德国合作，会师中亚，共同建立防共地带。1937年的对苏作战计划提出，在伪满洲国的“东西正面”外，还要进行切断西伯利亚铁路的空中作战，并与德国加强合作以牵制苏联。这些都要求日军尽快掌握内蒙古西部并进入新疆和中亚。

日本建立“防共回廊”的另一个目的是封锁所谓的“赤色通道”。“赤色通道”一词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时期，是指苏联通过海参崴和西北通道支援国共合作北伐。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与苏联建立联系后，这一词汇又被重新提起。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通过西北通路援助中国抗战也被视为“赤色通道”。日本有分析认为，内蒙古是“赤色通道”的关键，比苏联沿海州更为重要，因为这里是苏联从新疆和从外蒙古向华北发展的十字路口。如果说苏联沿海州一线是固定的，那么蒙古一线的态势则是变化的，将来日苏决战的重点不是东部的满蒙边境而是蒙古方面。1937年国共实现合作，中共陕甘宁根据地得到巩固，这让日本更加感到“赤色通道”的威胁。有分析强调，把外蒙古和新疆连接起来的苏联包围网，已经可以进入到黄河流域。日本智囊机关提出，要把蒙疆作为截断“赤色通道”的前沿。

中国国内共产党势力进入西北并得到苏联支援也是日本担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中共的动向，当红军还在长征期间，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就连续电告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称红军北上陕北要进入绥远、察哈尔以及准备东渡黄河、西通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中共中央1935年到达陕北后即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提出，要着手绥远方面的部署，组织蒙古游击队，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1936年7月，

中共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接通并得到苏联援助。中共开辟陕北根据地后即开始向北进入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组建游击队，成立乌审旗、鄂托克旗党委，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日方担心红军接近内蒙古西部地区，既便于中共与莫斯科取得联络，苏联也可以将中共作为其对日政策的一环加以利用。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更加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认为中共作为苏联的“别动队”将进入对日战争的前线。

日本十分关注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发展。日本的中国研究者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剧变，中共广泛动员农民推进社会变革，这使得中共力量不断扩大，这也意味着苏联影响力的增强。

由此，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中心便是要求中国政府“共同防共”。1935年出台的“广田三原则”第三项提出，鉴于来自外蒙古等的赤化威胁已经成为“日满华”三方的共同威胁，中国要对日方在与外蒙古接壤地区为排除这种威胁而采取的诸种措施进行合作。1936年10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表示，日本对于中国的要求就是防止赤化运动，即从对苏关系考虑，在中国北部建设机场、架设无线电通信设施，全面防止赤化。日本将华北和内蒙古西部作为防共的重点区域。

关东军推进“内蒙工作”的具体内容就是扶植伪蒙疆政权。日本利用百灵庙“自治”运动，帮助德王和王英建立武装，诱其脱离国民政府。受日军特务机关拉拢，主导百灵庙“自治”运动的德王走上了分裂国家的道路。1935年11月，德王访问伪满洲国，标志着其与日本合作的正式开始。12月，关东军经由张家口赠给德王步枪5000支、子弹200万发。得到关东军的支持后，德王便放弃国民政府此前设立的蒙政会，先后自行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蒙古军总司令部和蒙古军政府，与国民政府彻底决裂。

面对辽阔的内蒙古、新疆以及苏联远东地区，日本把开辟空中航线和建设空军基地作为进入内蒙古和新疆的重要手段。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的《对蒙(西北)施策要领》提出，建立“对蒙工作”的主要空中航线，以多伦、西苏尼特、张北机场为基地，在百灵庙、绥远、包头、宁夏、阿拉善设立航空站，再寻机向青海发展。1936年2月，根据关东军的命令，满洲航空公司组成调查队从百灵庙出发，乘骆驼向西到达阿拉善定远营，寻找建立航空基地的场所。8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乘飞机到达定远营进行考察，他希望把这里作为日本空中航线最西端的基地，并试图说服达王合作。同行的满洲航空公司人员认为这里可以起降重型轰炸机。由此，关东军便把定远营作为欧亚航线的中转站和日苏战争爆发时轰炸西伯利亚铁路的空军基地。9月，满洲航空公司组成运输队，驼载9000升航空汽油从张家口出发，40天后到达定远营。由此该机场具备了飞机编队飞行条件。

为对抗苏联，日本着手与德国建立同盟，共同建设“国际反共新秩序”。两国合作的具体内容就是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空中航线。1936年11月，日德缔结防共协定后又签署秘密文件《欧亚联络定期航空协定》，决定由满洲航空公司和德国汉莎公司合作，开通由新京(长春)经包头、阿拉善、额济纳，直至“东土耳其”再到阿富汗喀布尔的空中航线，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形成日德合作通道，以此与当时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西伯利亚铁路和英国的印度航线抗衡。不久后德国进行的从柏林到安西的试飞，成功飞越了帕米尔高原，使得这一计划成为可能。

绥远事件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日本西进航线计划受挫。在绥远事件中，日军及其所扶植的蒙古军受到沉重打击，阿拉善特务机关不得不从定远营撤退，额济纳特务机关和航空联络据点也退到商都。包头、百灵庙的机场均无法使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满洲航空公司向额济纳运送航空汽油的骆驼队被宁夏当局捕获，日本在宁夏、新疆设立航空据点已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进入内蒙古西部，单独从陆路开辟“防共回廊”并建立航空基地，从侧翼威胁苏联的计划就显得更加急迫。

日军对苏作战计划一直把蒙疆作为重要的侧翼阵地。诺门坎事件使日军深刻认识到，苏军在满洲正面战场实力强大。为了获得对苏作战的侧翼保证，日军1941年到1945年的对苏作战计划将满洲方面作为主要战场，其侧面作战则包括北萨哈林、勘察加、沿海州和蒙疆四个方向。北萨哈林作战以驻扎北海道的第7师团为主；勘察加作战预计用一个联队，但一直没有制定出具体作战计划；沿海州作战则由釜山和大连出动军队并由海军打击苏联沿海军港；蒙疆地区则要牵制在外蒙古的苏蒙军队以便关东军作战，拟动用一个师团和一个骑兵集团的兵力。

在日军占领苏联远东地区的作战计划中，蒙疆是从南侧出击苏联的基地。日本早在出兵西伯利亚期间就制定有占领苏联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扶植亲日政权的计划。1942年2月，日本陆军制定的《对苏战争指导要纲》提出，战争目的是将苏联远东斯塔诺夫山脉以东地区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作为非武装地带，接收贝加尔湖以东直到沿海地区的交通机关，使内蒙古、外蒙古合作并独立，西伯利亚铁路由轴心国管理等。11月，日本陆军省制定《远东苏联领土经略要纲案》，设想将苏联勘察加、北库页岛和沿海洲编入日本领土，将斯塔诺夫山脉以东地区编入伪满洲国，在贝加尔湖以东到斯塔诺夫山脉附近的赤塔州大部和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建立亲日政权，让蒙古成为“大东亚”的侧翼以协助日本。根据这一作战计划，东面从伪满洲国出击，内蒙古西部地区则是从南面和西面攻击苏联远东地区的基地。

日军侵入内蒙古西部后即迅速扶植伪蒙疆政权。七七事变后，关东军通过“察哈尔作战”占领察南、晋北和绥远，建立伪政权，将这一地区建成“防共线”。1939年5月，日本派往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顾问泉名英在《蒙疆政权强化策》中提出关于蒙疆建设的方针，主要目的是连接防共通路而“复兴”蒙古、确保日本获得资源和掌握中国周边其他民族以牵制汉族。防共反苏是伪蒙疆政权的基本政策。

为解决关东军和驻中国华北方面军在蒙疆地区的交叉，日本陆军中央部专门组建驻蒙军，作为日本统治蒙疆的代表。1938年1月，以第26师团和骑兵集团为核心组建直属天皇的驻蒙军，其防区是内蒙古和晋北、察南地区，也就是伪蒙疆政权范围内。

驻蒙军将建设对苏作战基地作为其在蒙疆统治的主要使命。1940年4月，驻蒙军在给陆军省的报告中称：“蒙疆北部通过外蒙古连接苏联，直接面对西北‘赤色通道’，南边与中国本土接壤。外蒙古的动向足以决定日苏关系大局。谋求中国本土赤化的中苏交通要道即西北‘赤色通道’正在向蒙疆发展，其势力也逐步向西发展，(驻蒙军)必须要将其阻断。”基本作战方针包括按照对苏作战的要求巩固边境地区，将这里作为掌握、收揽外蒙古人和西北回族民众的基地。1939年3月，驻蒙军司令官莲沼蕃下令，要求在伪蒙疆政权辖区以及陕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外蒙古和苏联这一广泛区域内搜集对苏、对华作战情报，加紧对西北回教徒首领的工作以引导其“亲日反共反蒋”，完全截断西北“赤色通道”。

日本将占领蒙疆作为国策之一。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贵族院会议上提出，日本要援助坚持防共主义的蒙古“自治”政府。该政府作为亲日防共的独立政权，对日本和世界局势都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基于防共需要必须扶植这一亲日政权，把蒙疆地区作为对抗苏联、针对中共的所谓防止“赤化”的前沿阵地。

三、中共创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战略目的

早在抗战初期，中共高层就关注到蒙疆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八路军在该地区陆续开辟了北岳、平北、平西、西雁北和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其中建立在蒙疆西北端的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

大青山位于阴山山脉中段，东起集宁以北的灰藤梁，西接包头以西的乌拉山，东西长七百余里，南北宽一百余里，横跨绥远地区中部。大青山北侧与蒙古高原相接，比高不大，起伏平缓，形成辽阔的乌兰察布大草原，草原北部与外蒙古接壤，是联系内、外蒙古的重要通道。大青山南麓是平坦的土默川平原，由华北通向大西北的交通动脉平绥铁路从其间穿过。由于大青山南侧与河套平原的比高较大，山势陡峻，因此这里历来是中国西北地区南北交通的阻隔和东西来往的走廊，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在经济社会方面，大青山向南俯视土默川平原，这里有当时绥远地区的三大城市归绥、包头和集宁，地跨乌兰察布盟、察哈尔部和绥远省，总面积达9.3万平方公里，人口140万，占绥远省总人口的60%。土默川平原土地肥沃，便于灌溉，农业开发较早，是绥远的重要粮仓。大青山北侧的乌兰察布大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畜牧产品丰盛。大青山区还蕴藏有煤、铁、石棉、云母等矿。日本对此进行过多次调查，把这里作为掠夺内蒙古经济资源的重要基地。

在战略形势上，大青山是日军入侵大西北的要冲。如果日军向宁夏、甘肃、青海以至新疆、西藏扩展，必须经过大青山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同时，日军要南渡黄河，入侵伊克昭盟，进攻陕甘宁边区，威胁西安、再下四川，也必须以大青山为依托。大青山北麓直到中蒙边境是平坦的大草原，日军向北进攻外蒙古和苏联也必须将此地作为战略集结和支援基地。

日军占领蒙疆之后便开始构筑对苏作战设施。1938年2月，日本驻中国华北方面军命令驻蒙军修筑机场，即在1939年末或1940年6月前完成在大同、平地泉、厚和、包头、张家口、阳高、朔县、张北、多伦、阿巴嘎、德化、商都、西苏尼特、乌兰花和百灵庙修筑重型或轻型轰炸机以及战斗机、侦察机机场。同年，驻蒙军修筑两条对苏作战公路，一条是从张家口经张北、德化到西苏尼特，另一条是从张北经多伦到贝子庙。

随着战局的变化，1943年以后日军的对苏作战计划转为以守为主，提出要将蒙疆地区建成对苏持久战的阵地。1943年5月，为制定对苏作战计划，日本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对大青山及其以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制定驻蒙军作战要领。其核心是在这一地区进行持久战，为此必须将军队进抵到阴山山脉前方即大青山北面地区。持久战的关键是在各据点构筑城防工事，部署兵力使其具有独立作战能力。计划筑城的据点包括阿巴嘎、西苏尼特、百灵庙、多伦、德化、平地泉、包头、张北等地。为确保筑城所需大量物资，日军对蒙疆地区的建筑材料供给状况进行过详细调查。

此后因形势的变化，日军再次修改蒙疆作战计划。1943年7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蒙疆方面作战准备要纲》，规定驻蒙军的作战任务是与外蒙古苏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持久战，防守蒙疆和华北地区并协助关东军。具体包括：一是驻蒙军(主要是第26师团和坦克师团)在阴山以北地区作战，击破苏蒙军队的进攻，确保阿巴嘎、西苏尼特、百灵庙一线以南地区，并采取各种手段防止其航空基地向前推进。当外蒙古苏军主力向关东军进攻时，以适当兵力进入蒙古东部，努力牵制更多敌军，协助关东军作战。对于国民党军队，则要确保包头地区并捕捉时机歼灭。二是在适当时机，即在华北日军空中部队与关东军空中部队共同攻击外蒙古的苏联空中力量时，驻蒙军通过发动地面作战以达成上述目的。但是，由于部分驻蒙军抽调其他战场，获取筑城材料也越来越困难，1944年日军不得不再次改变计划，决定将对苏作战的主阵地放在阴山山脉，尽量利用天然山地有利地形进行持久战。日军提出以阴山山脉为基地，主要是指大青山地区，这凸显了该地区在日军对苏作战准备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而中共恰恰就是在此建立了大青山游击根据地。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人就考虑在大青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1938年3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贺龙等人询问：“能否沿大青山脉创立一个游牧性质的骑兵游击支队，如可能则该支队西走新疆边境，东迄满洲，整个内外蒙交界区域均可为其游击地区，亦盼考虑见告。”4月18日，又致电询问：“关于平绥线路以北包括丰镇、集宁、天镇、阳高之北部及兴和、尚义、商都、康保、新民、陶林、武川诸县直至东边的张北县这一广〔大〕地区，能否创造建立游击根据地。”5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说：“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6月10日，朱德、彭德怀根据贺龙等的调查结果电告毛泽东，“大青山、青龙山地区建立根据地，为将来得到某种补充很重要。惟该地带甚寒冷，我们意见组织骑兵前往为宜”，并提出由于宋时轮支队已开赴冀东，“如因某种关系在大青山脉非去步兵不可，再由120师另派为宜”。中共中央决定迅速开辟大青山根据地。1938年6月，120师、晋西北区党委开始组建挺进大青山的部队和干部队伍。

对于挺进大青山部队的组成和干部人选，毛泽东等十分重视。1938年6月1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指出：“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应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依据情况处理之。惟开始建立根据地时，敌人知其重要意义，必多方破坏，故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6月15日，朱德、彭德怀也致电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要求他们做好部队休整工作，准备若干地方干部特别是蒙古族干部，并要注意保密。根据中央要求，120师迅速组建了大青山支队，由358旅政治委员李井泉任司令员，358旅参谋长姚喆任参谋长，彭德大为政治部主任。战动总会第四支队同行。为配合大青山支队行动，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建立了中共大青山特委，以指导大青山地区党的工作。以上军队和地方党政干部、战士共计2300余人。

1938年7月，中央军委指示：大青山支队于8月挺进大青山，进入大青山后应先以主力进入归绥、武川、陶林、集宁之间地区，另外一个营活动于平绥路南，以保证大青山与雁北的联系。7月29日，大青山支队由原活动地右玉、左云、平鲁一带北上经杀虎口，准备越过平绥铁路。大青山支队的行踪引起日军高度警觉，蒙疆日伪军迅速组织5000余人分七路对大青山支队进行围堵。为保存力量，避免与敌决战，大青山支队决定返回晋西北，在平鲁以南地区待机。8月下旬，大青山支队再次北上，部队迅速到达平绥铁路以南的蛮汗山主峰下的太平寨。9月1日夜，大青山支队在旗下营和三道营间越过平绥铁路，到达大青山北麓的大滩和甘沟子一带，与在此活动的中共蒙汉抗日游击队会合并迅速建立了武川三区动委会。中共绥远省委也随即成立，领导汉蒙民众开展创建大青山根据地的斗争。大青山支队全部进入预定地区后很快就袭击了大青山重镇陶林和乌兰花，并在归(绥)武(川)百(灵庙)公路的险要处蜈蚣坝伏击日军车队，迅速打开了抗战局面。

四、大青山游击根据地重大战略作用的实现

八路军挺进大青山的战略目的，是依靠精干武装长期坚持，打击、牵制日军，从战略上为应对国际局势的演变积极布阵。当大青山根据地初步开辟后，1938年11月10日，贺龙等在致李井泉等的电报中表示，大青山物资与兵员补充困难，兵团大，只留下一个营与四支队，配合地方武装，支持长期游击战为宜。12月9日，又致电说，在大青山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完全可能，希望大青山支队领导做好长期坚持的准备。12月22日，彭德怀致电贺龙、关向应，命令大青山主力返回晋西北，只将一部留在大青山。1939年初，留在大青山的八路军进行改编，新组成四个大队(后编为三个营)，分别在绥南、绥中和绥西活动。1941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对大青山工作的意见中特别提到，为求得长期生存，目前不要过分刺激敌人，应麻痹敌人，对于大青山游击区不应在报纸上宣传。在蒙民地带应加强对蒙民统战工作，要加强一元化领导。

为适应当地草原辽阔、人烟稀少的状况，大青山支队不久即改编为骑兵，提高对敌机动作战能力。八路军进入大青山后即认识到，由于敌伪军常常是以骑兵对付游击队，这里地形平坦，群众习惯于骑兵，步兵在酷寒的冬季活动困难，所以不得不由步兵迅速改变为骑兵。1938年底，中共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在这一地区的战斗，非有骑兵不行。大青山支队通过战斗缴获以及向蒙汉民众收购、征集得到军马，经过艰苦训练，战士们不久便掌握了骑兵战术，大青山支队迅速由步兵改编为骑兵。1940年初，李井泉奉命调回晋西北，由姚喆任支队司令。根据部队的发展情况，1940年大青山支队所属三个营升为团建制，另有教导大队和四支队(1941年12月改为骑兵支队)。

大青山根据地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对敌斗争，积小胜为大胜，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仅1939年，大青山骑兵部队就袭击敌人28次，埋伏7次，急袭5次，扰敌3次，被袭17次，反袭击6次，遭遇战9次，合计达75次之多;伤毙日军483名、伪军155名，俘虏日军2名、伪军141名;破坏铁路6段、铁桥3座、电线22里;破坏敌机1架、汽车11辆、坦克1辆。这些战斗沉重打击了蒙疆日伪军，但八路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牺牲班长以下战士88名，排长10名，连长、营长各1名，还有政教员等6名;负伤干部战士135名。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8月在关于大青山工作的意见中对大青山根据地的斗争予以高度肯定，指出：“最后中央特向大青山军政党民各工作同志致慰问之意。你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斗争，获得了成绩。”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游击根据地不断稳固、扩充。1941年，绥察行政公署正式成立，下辖4个专员公署，还成立了武归、武固、萨拉齐、武川、归武、陶林、归凉、丰凉、和林和托和清等(联合)县级游击政权。这些政权一直在大青山核心地区活动，组织民众抗战。

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以西雁北为依托，得到了晋西北根据地的战略支援。进入1942年后，大青山根据地出现困难局面，日军不断发起“扫荡”，特别是1942年日军进行了大规模的“阴山山脉内肃正战”。对此，八路军决定将大青山地区主力转移至西雁北，以便在更大范围内与敌周旋。12月1日，晋绥军区司令部发布通令，决定大青山部队与五分区(西雁北)合并为塞北军分区，以姚喆为司令员，统一领导大青山和西雁北军民抗战，大青山的游击战争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在关键时刻从战略上起到了打击、牵制日军发动对苏作战的作用。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战争初期苏军被动，日本陆军认为这是进攻苏联、一举解决“北方威胁”的绝好时机。6月24日，大本营陆海军部迅速制定的《伴随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要纲》提出，在强化南进政策的同时，准备一举解决北方问题。进攻苏联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秘密进行对苏作战准备，二是如果苏德战场出现极为有利的局面时即刻出兵。秘密进行对苏作战准备，包括在进攻苏联时必须减轻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德军发动闪电战是抵近苏联国境发动突然袭击，但日本并不具备相同条件，大量日军在中国战场受到牵制和消耗，特别是活跃在蒙疆地区这一对苏作战前沿的八路军对日军构成了重大威胁。虽然当时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竭力主张发动对苏战争，日军也进行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调集军队准备随时进攻苏联，但最后不得不放弃。其原因主要是远东苏军并没有大规模调往欧洲，而且中国战场对日军的打击、牵制，打乱了其突然袭击计划的准备和实施。大青山八路军开展的游击战争就充分发挥了这种战略牵制作用。

首先，当驻蒙军发现进入大青山的是八路军李井泉部正规部队后，即将其视为重大威胁，反复进行“围剿”，但都没有赶走八路军，使蒙疆这个日军对苏作战前沿始终未得安宁。1938年11月驻蒙军参谋部绘制的《蒙疆地区敌情要图》指出，在巴彦塔拉盟以北阴山山脉中的共产党军队，由于后宫部队在大滩地区的“扫荡”而分散活动，但其后又开始集结。八路军120师358旅515团在厚和与武川间领导着京包线以北地区的“赤化工作”。另外，李井泉部的游击支队在百灵庙方面活动。蒙疆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大力恢复老地盘并开辟新区。他们放弃了向东部发展，改为向西活动。驻蒙军作战警备报告称，大滩附近有八路军李井泉部2000多人，对此，26师团和蒙古军第3、第7师在京包铁路沿线和武川、乌兰花地区进行“围剿”。1939年2月，驻蒙军司令部的《敌情要图》称：“在厚和北部阴山山脉南侧有小股共产党游击队秘密活动，扩大共产党政治势力，收容其他抗日武装。其动向值得注意。”1939年5月，驻蒙军司令部战报称，4月间26师团主力从丰镇、卓资山、厚和、凉城方向合围，八路军主力虽然受到打击，但逃出包围转移到了厚和、大滩、武川三角地区。八路军始终坚持在大青山活动，日军并未达到将其驱逐或歼灭的目的。

其次，大青山支队不但没有被驻蒙军打垮或逐出，反而经常开展交通破袭战，不断扩大活动范围，使日军在整个蒙疆地区都受到威胁。确保交通运输是日本进攻苏联的重要条件，根据日军于苏德战争爆发后制定的《在中国紧急陆路交通对策》，驻蒙军迅速对蒙疆地区的交通资源进行调查。但是，大青山支队对日军交通线造成严重破坏和威胁。原驻蒙军特务机关的军官回忆称：“京包线以北的大青山地区是八路军的巢穴，他们利用一切机会袭击铁路沿线的车站，仅仅依靠少数的日军根本无法捕捉并歼灭他们。”八路军的活动威胁到蒙疆全部地区，曾任伪蒙疆政权晋北警察厅长的平下喜代吉称：“中共军队开始是在与华北交界的山区进入蒙疆地区内活动，但后来日益扩大势力，从南向东发展，挺进到蒙疆北部。1940年又将其势力向蒙疆西部扩大。国共协力向西部发展，再由蒙疆北部山区向东迂回，从南到东包围蒙疆，使蒙疆孤立起来。”八路军对蒙疆地区的日军形成了严重威胁。

再次，为了防止大青山八路军与苏军和外蒙军的相互呼应，驻蒙军将对付八路军作为“治安讨伐”的重点，由此大量日伪军受到牵制。1939年7月的驻蒙军报告称，诺门坎事件爆发后，外蒙古在锡林郭勒盟北部的监视兵力逐渐增加，中共军队则要利用这个机会试图进军热河，其一部已经在京包线水灾后开始北上。晋西北八路军1000余人在长城一线两侧活动，其意图不明。1941年日本陆军省制定的《驻蒙军兵力配备要图》也标注强调：“蒙疆的共产党军队按照延安的指示建立起了由厚和与外蒙古方面的联络。”1941年3月，驻蒙军在一份报告中称：以诺门坎事件为契机，外蒙古的苏联军队显著增加，“虽然目前形势尚不紧迫，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必须应对紧急事态的发生，要着力于对苏作战的准备。”而在对苏蒙前沿的蒙疆地区，“共产党方面的军队约5000余人，主要在察南东部、晋北西部、巴盟蛮汉山、阴山山脉内潜伏活动。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涉及到全蒙疆地区，不但其活动日益剧烈，而且有与外蒙古联系的动向，必须全力扫荡、讨伐。”由此，“驻蒙军的治安重点是共产党及其军队，要积极不断地讨伐并进行各种顽强的剿灭共产党的特殊工作。”驻蒙军还提出：“要在军方指导下进行经济封锁，由政府负责，重点指向共产地区。”八路军成为牵制驻蒙军的主力。

大青山游击根据地通过游击战打击、牵制和消耗日军，以此达到战略上配合、支援苏联的目的。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急切要求中共采取积极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比如出动兵力牵制日本军队向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等。对此，毛泽东认为，八路军目前只能做战略的配合，不能做战术的配合。八路军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的、亦不消极的熬时间的游击战争，具体行动上只能通过破袭战和情报战的方式来帮助苏联。毛泽东请周恩来转告对此颇为焦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弹药日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对敌作战及其效果证明，中共领导人通过灵活、广泛的游击战大量牵制敌人，从战略上支援苏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不仅牵制日军并坚持下来，还较早地发动了对日战略大反攻。进入反攻阶段后，中央军委为加强大青山地区的对日作战和反顽斗争，于1945年2月派晋绥军区步兵9团进入大青山。7月又派步兵27团入绥，统归塞北军分区指挥。同时，晋绥军区决定将塞北军分区改为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绥蒙军区率先开展了对日大反攻，将大青山地区敌人压缩到平绥铁路沿线。八路军不但对归绥发动攻势，解放伪蒙疆政权首府张家口，还配合苏蒙联军作战，在商都、百灵庙和张北与苏蒙联军胜利会师，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贡献。

近代日本与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在远东争夺、对抗，日军除在中国东北与苏军对峙外，还在中国西北地区构筑所谓“防共回廊”，计划由内蒙古西部进入新疆、中亚，与德国联手，从南线威胁苏联，在战时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孤立其远东地区，配合关东军进攻苏联。这是日本对苏作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领导的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军民顽强抗战，积小胜为大胜，从战略上沉重打击了日本从中国西北、中亚威胁、包围苏联的作战部署，牵制了日军对苏作战的准备和发动，这是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又一重大贡献。

（本文原刊《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第13-26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19年11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