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天津的相互关系及其功能定位，既是中国城市史和经济史学界长期关注的理论课题，也是从政府到民间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王玲著《北京与周围城市关系史》、文魁主编《首都经济研究报告》、张旭著《浅议天津与北京的发展关系》，均将北京视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天然的经济中心，把天津等其他城市看作其卫星城市，认为“天津要甘当配角，积极主动地辅助首都承担部分经济职能和对外交通职能，分担首都压力，满足首都需要”；另一类是樊如森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认为“以天津为中心，以大连和青岛为两翼，才是北方经济现代化的正确选择”。而社会实践层面的新近说法，包括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2016年2月16日前后出台的《“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则将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而把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先行示范区。可见，无论是学界的理论探索还是政府的建设规划，都希望恰当定位京津城市关系，更好地服务于北方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北京和天津的相互关系，既非平等互助的一般城市关系，也非隶属严格的中央地方关系。而是经过明清以来不同政治、经济环境的长期砥砺，始终处于磨合与调适之中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问题。按照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理论来理解，就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要素条件和产业结构作用下，某一区域城市化的路径、水平和效果，及城市体系的等级规模、职能体系和空间结构，都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进而影响到该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将华北地区城市体系的时空演变过程，同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空间结构理论相结合，或许能够对京津关系及其功能定位问题，给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

一、空间结构理论视角下华北产业结构与城市体系的变异

以探索某一区域城市化进程及其职能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内生型中心地论、外源型海港论、过渡型双核论3大类。它们均认为，不同区域主导产业结构的差异，必然会衍生出不同类型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即差异化的城市发展水平、城市等级规模、城市职能体系、城市体系空间结构。

其中最早和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在假定南德平原均质农业生境的基础上，依据市场最优、交通最优、行政最优3个中心地等级体系原则，于1933年提出的内生型中心地理论，他“将该区域城镇划分为7个组，即市场村、镇中心、地方中心、地方城市、小邦首府、省府城市和区域首府”。此后许多学者利用中心地理论，解析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及其相应城市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中国北方特别是华北清中期以前的传统农业结构和城镇格局，自然也可用该理论来阐释，进而分析以北京为中心的“都城—治所”城市体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区域经济地理基础。

然而，克氏的内生型中心地理论，在解释非农产业结构下的区域城市体系时，却遇到了困难。1963年，美国学者塔夫(Edward Taaffe)通过对西非沿海国家加纳、尼日利亚经济发展历程的考察，提出了以海港和铁路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1970年，万斯(Vance)又通过分析美国东海岸的经济进程，提出了港口主导型的区域发展模式。二者均认为，在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发展动力、以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铁路枢纽为货物集散地的城市网络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新的外源型的海港空间结构。而该种空间结构理论，也可以用来阐释近代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经济地理格局的新变动。即随着近代口岸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北方陆续崛起了59个商埠城市，以及大批新的铁路枢纽与工矿业城市，导致了当地产业结构由内生型传统农牧业、向外向型工商业的转型，进而引发了其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由北京主导的“都城—治所”体系、向天津主导的“口岸—市镇”体系的变异。

当然，华北地区产业结构从传统农牧业到近代工商业的转型，城市体系从“都城—治所”型到“口岸—市镇”型的转化，毕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复杂时空过程，这就为陆玉麒教授所倡导的过渡型双核论，即华北政治中心城市北京和经济中心城市天津的并存与博弈，在区域经济地理学的上述理论模式之外，找到了新的学理依据。不过，从笔者多年的华北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实践来看，这种过渡型的双核模式，毕竟因缺乏独立的产业结构支撑，最终依然会被以市场化工业为主导的海港型城市体系所取代。换句话说，内生型的中心地论和外源型的海港论，即可从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的视角，恰切解释京津关系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和动力机制。不过按照中国经济史的学术规范，还需要在系统梳理京津关系长期演变的时空过程中，通过实证分析才能得出充分而稳妥的结论。

二、传统内向型农耕时代：天津只是京师漕运门户与普通府城县治

今天的北京，历史积淀和政治地位都比天津要厚重许多。远在先秦时期，它就是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交错带上的军事堡垒和地方政治中心，“北京古城肇兴于周初之分封，初为蓟。及辽代，建南京，又称燕京，为陪都。金朝继起，于贞元元年即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营建中都。此乃北京正式建都之始”。自元代以至今天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它又成为全国大一统政权的首都。所有这些，都缘于它优越的交通和军事区位。然而，单纯从经济实力上讲，在当地建设大城市、特别是全国性的都城，就力不从心了；因为受周围资源条件限制，北京在作为地方政治中心时经济上就难以自给，成为统驭全国的政治中枢后财政缺口就更大了。所以自元代以降，历界中央政府无不把保障首都的物资供应，特别是解决众多官员、兵丁和市民的粮食问题，当作压倒一切的经济乃至政治大事来抓；途径就是通过开辟运河和沿海航线，把粮食等物资大量漕运到京城。为此，运河沿线的各省、府、州、县治所城市，大都被纳入到以北京为中心的漕运城市网络体系之中。而京师以南的河、海之滨城市天津，自然首当其冲，因为“先是河运，后改海运，皆须通过天津”。

天津的城市发展史要比北京简短和逊色很多。因为尽管今天的天津所在的渤海湾西岸，自汉唐以至宋辽，就出现过泉州、东平舒、军粮城、泥沽、直沽寨、海津镇等聚落形态，但是以“天津”命名的城镇，却是从永乐二年(1404)卫城修筑才开始的。而天津卫城建置的目的，就是作为“京畿门户”拱卫京师并保障漕运畅通，并从服务北京中分得余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鉴于三岔口以上北运河河道的浅狭，大型漕船抵津之后，必须把漕粮先卸到岸上的仓廒，再改用小船过驳到通州或北京官仓；这些大规模的仓储建设、装卸、驳运活动，增加了天津的人气和财富。第二，政府为了调动漕运军士的积极性，允许随船捎带一定数量的各地“土宜”在津贸易，遂使卫城东、北、西城墙以至海河、御河的狭长地带，也成了繁荣的贸易市场和非农人口聚居地，扩大了天津的城市规模。第三，地处海河尾闾和渤海之滨的天津，也是京师鱼、盐、杂货的主要供应地；来自北京市场的巨大消费需求，给天津带来了滚滚财源。然而，作为军事建置的天津卫所，其军事辖区虽东临渤海南到德州，但行政范围却仅限于城区一隅，这就给地方治理带来了很多困难。为此，清廷遂于雍正三年(1725)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属州，旋升为直隶州，下辖武清县、静海县和沧州的一部分，完成了由军事向行政建制的转变。雍正九年，再升天津直隶州为天津府，下辖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6县和沧州，进一步提高了天津的行政地位和经济影响力。再加上台湾收复后，北方内河航运和沿海航运、漕粮运输和商品运输的不断融合，天津的经济辐射范围遂由运河沿线拓展到沿海各地。总之，“天津的兴起以漕运为基础，清代沿海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天津经济的发展，使其作为商业城市迅速崛起，到清代中叶天津已是北方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

综上可见，传统农耕时代的华北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就是以京师为核心的“都城—治所”城市体系，包括天津在内的周边各城市都被纳入其中，以服从和服务于首都需求作为基本功能定位。这一首都城市圈，正如王玲先生所描绘的那样，第一个圈层“是距北京一二百里之间的各个县邑，它们大体相当于元代的大都路和明、清顺天府所辖诸州县。……由于北京这个特大城市的存在，这些城市很难继续有大的发展，但由于北京的特殊需要又使他们能够持久不衰”；第二个圈层距北京三四百里，“这就是现在的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天津(还有已消失的开平)。……它们是首都的屏障，从各方面辅助着北京，北京又提携着这些城市，影响着它们的发展。历代王朝都十分注意这个层次上的主要城市。假如把北京比作一颗最明亮的星，它们就是环绕在北京周围的主要卫星城镇。在它们周围，又有一群更小的县镇，象更小的星体被它们所吸引，环绕在这些中等城市的四周。整个北京地区的各个城镇，就象自然星球那样，相互辉映，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然而时移世易，进入近代以后，承自中国古代、以国内市场为主要依托的传统农牧业经济，逐步为源自英国、以全球市场为主要依托的新型工业经济所替代；同时，联结国际市场的远洋海运，也愈发成为最主要的长途水运方式。这样，地理区位更为优越、海上运输尤其便利的天津等沿海口岸城市，便成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扇面的交汇点，进而成为中国北方发展外向型经济和临海型经济、有效沟通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桥梁和纽带。于是，华北传统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的相应改变，已成大势所趋。

三、近代外向型工商时代：天津跃升为北方洋务中心和经济中心

导致京津传统关系、以及华北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出现重大改变的标志性事件，一是1855年的黄河大改道，二是1860年的天津开埠通商。

1855年，桀骜不驯的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段发生重大决溢和改道，使此前向东南方向夺淮河入黄海的主泓道，变成了此后向东北方向夺大清河入渤海的今黄河，所挟泥沙严重淤塞了大运河山东济宁到临清段的航道；与此同时，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对长江中下游的占领，又让清政府无法象往常那样疏浚和利用大运河；再加上沿海沙船和招商局轮船对漕运的替代效应，山东西部的传统运河航线被迫废弃；只有临清至天津的南运河(也称御河)河段，还与海河其他支流一起维系着天津与腹地间的水上航运。光绪三十年(1905)十二月，清廷将漕运官属悉行裁撤，漕运制度彻底废止，天津从海路溯海河为北京转运漕粮的使命也宣告终结；京师也丧失了对天津的最后一点传统余荫，转而沦为该通商口岸的腹地市场之一。这可视为京津经济关系反转的国内诱因。

1860年10月24日，中英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续约》亦称《北京条约》，其中第四款规定，“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画一无别”。天津由此成为中国北方继伊犁、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牛庄(实为营口)、登州(实为烟台)之后，对西方列强开放的第5个近代通商口岸；成为清政府为处理洋务而新增的北洋三口通商大臣、津海关道、直隶总督的衙署所在地；成为9国列强掌控各自租界的工部局和领事局所在地；成为晚清民国时期天津县、天津府、河北省会、行政院天津特别市的共同行政中心。这些举措，均逐步提升了天津的行政级别和政治地位，也相应拓展了天津城的物理空间和经济空间，增强了其国内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以后，京津两城已完全平起平坐。这可视为二者政治关系反转的外部诱因。

此外，开埠通商在改变京津政治和经济隶属关系的同时，也通过西方工业生产方式和商品在口岸的登陆和经济辐射，拓展了天津的国内、外市场空间范围，提高了其资金融通、商品集散、生产加工和进口替代能力，增强了对国内、外市场的商品进出口和集疏运能力，扩大了天津的城市建成区和人口规模，使天津由此前普通的府城县治，成长为引领“三北”腹地由传统农牧业经济向近代市场化工业经济转型的龙头城市。

(一)对外贸易的攀升与国内外市场的拓展

开埠通商后，天津从主要为京师服务的内贸型港口城市，转变为同时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外向型工商业都市，成为引领近代中国北方经济走向现代化的龙头。而“天津能够站立得住的基础，就是对外贸易。天津的工商业是靠着对外贸易繁荣起来的，所以，首先应该提出‘天津经济与世界的关系’这问题来讨论；同时，必须观察它与全国、尤其华北贸易间的关联”。在天津开埠的同时，烟台、营口也对外开放，清廷在天津设立了管理北洋三个口岸通商事务的大臣，北方的对外贸易进入了“北洋三口时代”。

1875—1904年的海关贸易统计显示，开埠前期的天津对外贸易净值，一直遥居另外两个口岸之上，成为“北洋三口”无可争议的领导者。进入20世纪的前后，青岛、大连等港口城市也相继开埠，它们参与了北方腹地市场的重新分割，成为环渤海对外贸易的新支点。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天津在北方进出口贸易中的核心地位。1904—1913年间，天津进出口贸易额依然占这5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仍居北方各口岸之首。

只是到了1917年之后，以内河港口为主的天津，开始受到具有水深不冻和自由港双重优势的大连挑战。比如1914—1931年18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中，大连便有9年超过了天津。但是，由于大连受到日本的严格控制，对外贸易主要面向日本和朝鲜市场，同中国本土的经济联系仅限于东北一隅。所以，它在中国北方经济发展中的整体影响和地位，尚远逊于天津。并且与华北各口岸相比，天津的外贸优势依然明显存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的建立和日本支持下的冀东武装走私，使天津失去了东北市场；同时受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天津和华北其它口岸的对外贸易均严重受挫。和1928—1931年间相比，1932—1937年间的华北口岸进出口贸易额明显下滑。不过截至1937年，天津的对外贸易额仍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正因为如此，天津才得以维系了中国北方最辽阔的腹地市场。在天津这个一级市场之下，有效辐射着郑县(今河南郑州)、阳曲(今山西太原)、张家口、西安、包头、兰州、古城(今新疆奇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8个二级市场，交织成一张严密的对外贸易网。

广阔腹地的存在，为天津港进出口贸易和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多领域、多层面的资源与市场支撑。离开了三北辽阔腹地的强力支撑，港城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即便不成无本之木，也会严重缩水。正如时人所言：“天津当河北五大河会流之点，贸易区域北至内外蒙古，西连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南及河南、山东之北部，范围之大，除上海外殆无其匹。人口75万，与武汉等。天津为北方棉花集散地，加以接近开滦，煤炭丰富，纺织业极有希望。中国羊毛十分之九，由天津出口”，是北方经济地位最高的都会。并且，“天津由于一个繁荣的商业都市，而成为一个进步的工业都市。……一天一天的增高了他在全国中所占的地位。七·七事变以前，天津的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在工业都市方面也站在与青岛竞争第二的地位；七·七事变后，上海、青岛的工厂都遭受惨重的牺牲，天津方面的工厂，不但未曾受到破坏，而且急速地增设了许多新的工厂，当时在工业都市中位居全国的首席，在贸易方面，如果包含海关统计以外的数字，进口额也非其他商埠所可比拟”。

(二)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工商经济的繁荣

开埠以后，天津的国内外贸易日益繁盛，票号、钱庄、银号等传统金融机构也得到很大发展，1900年共有300家；1922年仍有108家，广泛分布在老城、新区和租界地区，为天津城市和腹地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资金融通作用。同时，为适应港口—城市—腹地间的进出口业和工商业对外汇交易和巨额融资的需求，现代外资银行也陆续在天津出现。从1880年英国汇丰银行分行在天津设立，到1922年，天津的中外新式银行及其分行已达56家，其中三分之一分布于老城及其周边的传统商业区，另外三分之二分布在各国租界区。再到1932年，本国银行在天津设立总行的有10家，占全国总行数的7.03%；设分行的有93家，占全国所有分行数的9.43%；实收资本总额为2548万元，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12.69%，均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1934年天津本国银行的资金力量估计达32000余万元，它们在全国各大城市遍设机构，发展存放款、汇兑、押汇、票据承兑贴现业务，成为民族工商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融资和结算机构；并且通过购买企业股票和债券，直接对企业进行投资和参与管理。天津纺织业的几个大纱厂、化学工业的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以及华北几个大煤矿、铁路、公用事业的发展，都有天津华资银行从资金到管理的支持。到抗战前夕，天津国办和商办的华资银行共有33家，银号94家。加上它们遍布北方腹地的分行、分号，共同构筑起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近代金融网络，为天津和三北腹地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充分的融资支撑。

与此同时，作为全国首都和最大消费城市的北京，传统银钱业和现代银行业也有一定发展。晚清北京金融业的主体，是旧式当铺、钱庄(银号)、票号，“光绪庚子以前，统计北京当业共有二百十余家，迨民国元年壬子兵变以后，则一落为一百七十余家，后又递减为一百二十余家，目下全市仅存有八十七家”。现代金融业方面，1885年设立的英国汇丰银行分行，成为北京第一家外资银行；此后在北京设立分行的，有英国麦加利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德国德华银行、中法实业银行，以及中美合办的中华懋业银行、中日合办的义利银行、中意合办的震义银行等。1905年，中国的户部银行在北京成立，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1912年改称中国银行；1907年邮传部奏准设立交通银行，1910年设立北洋保商银行；此后官商合办的银行、商业银行等相继成立；1917年，北京成立了由金城银行、盐业银行、新华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10余家银行组成的银行公会；1925年在北京设立总行的银行有23家，是北京银行业的全盛时期；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各行总行纷纷迁往上海，到1934年北平只剩下了1家银行总行和24家分行，其中外资银行9家；1937年北平沦陷后，除以敌伪为中心的金融机构外，其它商业银行仅存10余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金融业逐渐恢复，1949年之前，“共有国家行、局、库7家，办事处14家；省市银行2家，办事处1家；官商合办分行1家，办事处1家；商业银行总行、支行23家，办事处18家；外商银行3家。在商业银行中所投资本在1亿元以上者有5家，1000万元以上者有9家，1000万元以下者有3家”。不过相比较而言，自清末开始，“天津逐渐成为华北金融中心，而北京由于缺乏近代工商业的支撑，金融业的发展受到限制，最终北京成为银行吸收存款之地，而天津成为运用存款之地”；即“各商业银行一般将北平分行置于天津分行管辖之下，以便运营北平分行吸收的存款”。

繁荣的进出口贸易和便利的融资环境，催生了天津有别于中国传统手工业的西式市场化工业企业。首先是清政府中“开眼看世界”的洋务派官僚，率先在天津投资新式军工、航运、工矿、电信、铁路等近代民族工业。同时，外国洋行也争相在津投资轮船驳运、羊毛打包、印刷、煤气、自来水、卷烟等轻工企业。随后，中国其他官僚、军阀和民间资本，也仿效投资于纺织、面粉等轻工企业，从而共同推动了津城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

到1935年，天津已成为北方最大的现代工业城市，其中中国城区以轻工纺织类的比重最大，占到56.43%，机器动力的使用率为53%，现代化的程度最高；新兴化学工业其次，整体比重和机器动力比率分别为6.18%和50%；能够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整体比率为29.66%，其余部分工业企业仍系手工生产。不过如加上各国租界区的工厂，特别是日据时期投资的一些大型工厂，天津工业现代化的程度还会再高一些；因为到1947年，天津的工厂数、工人数资本额、生产净值等主要指标都仅次于上海，占到了中国第二位。

(三)城区空间的扩大与人口数量的增长

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天津城市建成区的不断扩大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1404年的天津卫城，周长仅为九里十三步，折合1.64平方公里；后经多次重建，到1846年，天津城市建成区约达9.4平方公里。开埠之后，英、美、法、德、日、俄、意、奥、比九国，先后在天津城东南的海河两岸开辟租界，西岸扩展到海大道以东，东岸自老龙头车站以至大直沽，使1903年的建成区达到13.4平方公里。此后，各国租界均有所扩展，南马路以南形成了南市，河北区自金钢桥大经路直达北站也得到开发；到1912年天津成为河北省会后，华界和租界均利用疏浚海河的泥沙吹填洼地，到1928年，作为南京政府特别市的天津，市区面积已扩至36.2平方公里。1937到1945年，天津沦陷期间，日伪在塘沽开发新港，天津市建成区达到49.7平方公里。国民党政府接收天津后，城市建设不多，1949年1月的市区面积仅为50.3平方公里。这样，近代100年间，天津城区增加了40多平方公里，是开埠前的5倍多，为市民生活和城市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理空间。

与此相适应的城市人口数量，也随着天津城区范围的扩展而不断增加。1846年天津城区人口约19.8万人，1906年达到42.5万人，1910年为60.1万人，1928年为112万人，1936年为125.5万人，1948年达191.4万人。其中以政治、经济、社会均相对稳定的1906—1928年间为例，天津城市人口增长率为164.37%，年平均增长率达45.18‰，人口总数跃升为仅次于上海、北平的中国5大超百万城市之一，为城市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消费人群。因为天津是一个移民城市，它从出现到成长再到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与其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密切关联。近代天津的民族工商企业，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并非依靠其价高质劣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产品，而是来自周围乡村的廉价劳动力供应，节省了生产和运销的成本。

综上观之，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占全国商埠总数51%的59个北方口岸的对外开放，包括华北在内的中国北方传统农牧产业结构，渐次向新型工商产业结构转型。与此相适应，华北地区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也逐步由以北京为中心城市的政治主导型“都城—治所”体系，向以天津为龙头的经济主导型“口岸—市镇”体系转变。曾在天津城市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北京，也失却了在华北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到了清末民国、特别是1928年以后，北平在经济上已退缩为以天津为中心城市的北方进出口贸易网络的单一消费市场。它除了百万人口所产生的巨大消费能力之外，工业生产能力只限于传统手工艺品和日用小商品的加工制作；至于现代工业方面，则建树极其有限，规模较大的石景山钢铁厂，实际上是有铁无钢；清河制呢厂，年产量也不过7000米；就连普通的牙膏、香皂、钉子，也要靠天津等地供应。它对于北方广大地区近代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和市场化工业经济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

四、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时代：天津区域首位度骤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作为中央直辖市的天津，经济上依然保持了较快发展。1949—1957年间，天津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4.6%，“经济效益与上海同列全国之冠”。整体而言，直“到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达37.94亿元，比1949年增长4.8倍，平均每年递增24.6%，高于全国递增22.37%的速度”；农业和对外贸易也有了很大进步，“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全国、上海，经济效益稳步增长，这就使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然而这一时期，制约天津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也在潜滋暗长。一方面，受战时根据地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双重影响，中央和地方政府自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就陆续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其中有碍天津经济发展的做法，包括“否定商品经济；同时，又开始执行限制沿海工业发展的方针。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天津的发展。当时，国家对天津工业投资很少，重大项目均未在天津建设。就是已定的唯一的一个属于全国156项重点项目的天津115厂，又迁到了陕西。到1957年以后，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就日益明显了”。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之后，天津更“和全国一样，照搬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了产品经济的轨道”；并且自1958年2月到1967年1月期间，又将天津由中央直辖市降格为河北省省辖市(省会)，从行政层级上否决了其在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使国家计划层面“投资和物资分配的比例相应地减小，和中央各部门及各省的固有联系中断或消弱了。而北京和天津这两个近在咫尺的大城市在经济上各发挥什么作用，分工不明，致使天津的工业建设受到许多限制”。结果，1958—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6%，天津仅为0.85%；1957年，天津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56%，上海为16.1%，北京为2.9%，到1961年，天津降为4.8%，上海和北京升为18.5%和5.3%；1958—1965年间，天津新增固定资产223100万元，北京为626200万元，北京为天津的2.81倍；天津的商品流通功能也在下降，“一五”期间，商品购进总额年均递增10.2%，商品调出总值年均增长5%，到“二五”时期，商品购进年均仅递增2.1%，商品调出年均却下降4.8%。

与此同时，重新确立为国家首都的北京，其经济地位则迅猛上升，在京津关系中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自1949年5月至1953年春天，新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就反复起草和修订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后经北京市委和中央相关部门修改与补充，最终在1957年正式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多次重申其城市性质与功能定位，即“北京不仅要成为我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而且还要成为强大的工业基地”，并强调指出“北京如不建大工业基地，则只能成为一座纯消费城市，而且还会缺乏雄厚的现代产业工人的群众基础，这与首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内，“北京城市总体规模、布局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基本上是按上述原则进行的”。“一五”到“二五”期间，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支持下，北京现代工业的发展迅猛异常，“先后建成了石景山钢铁电力工业城、丰台桥梁机车制造工业区、东南郊化学工业区、东郊十里堡棉纺工业区、东郊双井机械工业区、东郊大郊亭化工工业区、东郊九龙山玻璃化工工业区、东郊垡头炼焦工业区、北郊清河毛纺建材工业区、沙河机械冶金工业区、东北郊酒仙桥电子工业区、西郊衙门口机电工业区、西南郊莲花池冶金机械工业区、天坛东侧轻纺工业区、龙潭湖电子工艺美术工业区、南苑大红门工业区、琉璃河窦店建材工业区等(六十年代又建成燕山石油化学工业城、西郊和东郊汽车工业区)。这些工业区的规模，每个少则二、三千人，多则十几万人”。结果，从1949年到1979年，“北京建成为一个包括钢铁、石油化工、机械、电子、仪表、食品、轻工、纺织、建材、医疗卫生、工艺美术等在内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新兴工业基地”；其中，重工业投资共106.42亿元，占87.6%，轻工业投资共15.07亿元，占12.4%；1979年的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3.7%，轻工业产值占36.3%，成为仅次于辽宁的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

北京建设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的结果，显著改变了华北近代以来的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消弱了天津在北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表现在金融方面，原来遍布天津华界和原租界的中外传统与现代金融机构，陆续被接管、改组、合营成隶属于国营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使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金融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天津失却了北方工商金融中心的荣光，北京则确立了其北方乃至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工业方面，北京到20世纪60年代，便“由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20世纪80年代已经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在全国统一划分的164个工业门类中，北京已有140个门类，形成了以冶金、化工、汽车、电子、机械、建材、轻工、纺织8大行业为主，各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结构”。市场方面，原来以天津为主要物流指向的“三北”腹地市场大部分丢失；这既体现在1958年2月后天津由中央直辖市变为河北省省辖市后行政层级的降低，也体现在1967年1月后虽然恢复了天津中央直辖市的地位，“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各省市革委会分地割据，中心城市的各项经济功能几乎被递夺殆尽。天津与各地区的经济联系难于得到恢复，经济难于发展，更谈不上发挥经济中心的作用了”。总之，经过计划经济年代的不断折腾，天津最终丧失了近代以来作为北方经济首城的金融、产业和市场等优势，重新屈居于北京主导的华北传统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之下。1989年，北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455.96亿元，天津仅为283.34亿元；1992年北京为709.1亿元，天津仅为411.24亿元。

客观地讲，作为北方超大城市的北京，适当发展一些轻工产业，转变此前单一消费城市的性质，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如果过多发展并没有多少合理性的重工业，以至同老化工基地天津、老重工业基地唐山争原料、争水源、争动力、争市场，结果不仅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额浪费和环境污染，也限制了北京政治、文化等应有职能的正常有效发挥。因为北京取代天津而成为华北最大工业城市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不理想。从自身经济效果看，“北京代表工业化中后期水平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的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工业增值率位居全国中下等水平，一些重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有些甚至已经被挤出市场。由于产业结构问题较多，致使工业经济效益水平较低。1997年，首都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90.9，低于全国91.28的平均水平。经过努力，虽然2001年全市工业企业效益综合指数达到了118.98，但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从自身生态效果看，“北京已经成为世界七大污染城市之一。虽然汽车尾气污染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受产业结构重型化耗能大的影响，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重化工业排放的有害气体。目前北京的燃料结构中仍以燃煤为主，工业用煤占能源消耗总量的75%，而且75%的煤炭消费又集中在6%的市区，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是世界大城市平均水平的4—5倍。同时，工业运输量占北京铁路运输总量的1/3，不仅造成空气污染，而且加剧了城市运输能力的紧张状况，造成环境噪声污染。此外，工业废水仍是水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垃圾造成固体废弃物污染”。从对华北地区的辐射效果看，“京津地区地处要冲，物产丰富，本来是极有条件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中心的，但这么多年下来，京津并未成为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不仅如此，曾经是华北经济中心的天津还更加衰落了，而怀抱京津两大直辖市的河北不仅没能沾光，反而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整个华北地区，北京看起来一枝独秀，而天津、石家庄等中心城市地位日渐式微，出现了灯下黑的现象。其实，岂止天津、石家庄这样的城市，北京同样也是不堪重负。……北京过分发展工业也让整个华北吞下苦果。放眼华北，我们几乎看不到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发达的城市群和完整的产业链，只要比较一下北京郊区和广州、深圳以及上海郊区，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北京消耗了华北平原大量的资源，不仅没有给华北平原带来富裕，相反，把生态环境恶化留给了他们”。时至2014年，按人均财政支出统计的公共服务水平，河北只分别为京、津的30%和3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河北也分别只有京、津的40.9%和57.6%。

五、改革开放新时代：天津在北方经济定位的再思考

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京津关系及其功能定位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深度探索与反思。

其中，政府层面对京津关系及其功能定位的探索，是通过一系列城市建设规划的反复调适而展开的。主要包括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做出批复，明确规定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定位为全国经济中心；国务院1993年和2004年的相关批复也是如此。天津也自1982年《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开始，主动强调其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国务院1986年、1999年、2006年对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各方也都逐渐意识到了加强京津冀等地经济合作的现实意义。以1981年京、津、冀、晋、蒙5省市区成立的华北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区为开端，1986年天津、青岛、大连、秦皇岛、唐山等14个城市成立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1988年北京与保定、廊坊、唐山、秦皇岛、张家口、承德6地市组成环北京经济协作区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1996年北京市开始探索首都经济战略，2004年国家发改委会同京津冀三方召开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2004年国家发改委启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编制工作，2009年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2013年9月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关于编制环渤海地区发展规划纲要及首都经济圈发展计划问题的请示》，2014年8月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将“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调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把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

学术界有关京津关系及其功能定位的思考，也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认知过程。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相关探索，仍难免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印痕，比如认为造成天津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于它没有虚心“走依托北京、服务北京、联合北京、繁荣天津之路”；而是不合时宜地“与北京争夺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造成两市并驾齐驱，都建立了强大的、封闭的、产业结构雷同、水平相当的独立工业体系，使这一优势不但没有起到促进天津发展的作用，反而逐渐转化为阻碍天津发展的劣势”；强调天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要充分利用毗邻首都的优越性，为首都的各种经济机构提供设立分支机构、下属机构的条件；为首都的外经活动提供国际交往阵地和商贸金融设施；为首都的高级科研部门提供实验场所并推广技术成果；为首都的生产、旅游和生活提供可靠的后方和便利的水陆运输。通过辅助首都，天津才能借助首都，得到政策、信息、科技、贸易以及人才方面的优势，从而增强天津城市在国内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再后来，随着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增强，区域经济全球化和海洋经济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有学者便运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时空视角和实证方法，长时段考察了华北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进程，得出了天津既是近代北方经济发展的龙头，同时以天津为中心也是北方经济发展的必然的结论。再此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时代，相关探索更加系统深入，有学者更通过梳理京津冀各地政府区域建设规划的变迁历程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协同发展”这一解决该区域经济难题的良方，进而“论证和提出功能主导、空间一体化、创新驱动、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和引导人口、经济向滨海地区转移的发展战略主张”。

只是在笔者看来，尽管耳熟能详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指出了“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核心任务，亦即解除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等之外的“经济中心功能”，但并未明确到底谁才是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有学者虽然提出了“优化区域分工，打造世界一流首都圈”、“引导人口和经济功能向冀中南特别是渤海滨海地区转移”等具体战略，但仍在有意无意地谈论“北京是京津冀地区功能创新升级的头雁”、北京在知识——文化经济或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高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和现代服务产业”的优势，以及天津和河北的配角地位。似乎把低附加值和高污染的传统工业转移到津冀，而把高新技术产业继续留在北京，仍旧以北京作为其“头雁”，就算有序疏解了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就算实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须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核心，就是非“经济中心”；华北地区自计划经济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种种弊端和发展瓶颈，恰恰正是北京争做“经济中心”造成的；让北京重新打着知识经济和功能创新的招牌，继续争当该区域的“头雁”，依然不能复原和理顺被计划经济年代所扭曲了的、符合近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和华北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演化趋势的、以天津等海港城市为核心的“口岸—市镇”城市体系和功能定位，依然无法真正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因为世界范围内海洋航运网络变迁的历史地理进程也表明，“亚太地区有望成为新的航运中心”，这对于包括华北在内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须知当今“世界贸易首先是海洋贸易，国际贸易货运量的85%以上是由海运完成的。海运是实现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纽带和桥梁，是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基础”。所以，以海港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临港产业集群，并由工业产业集群向航运服务产业集群的发展转型”，就成为当今欧美和中国城市经济的主要发展趋势，因而才会“形成了我国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核心都市圈。形成了全球最具规模的产业带和‘世界加工厂’；沿海地区GDP占到全国的60%以上，承担了我国对外贸易90%以上货物的进出，以及我国原油和铁矿石消费总量的45%和60%以上的进口接卸。沿海经济带在我国及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主力”。从这个意义上也说明，包括京津冀在内的中国北方区域经济发展，更应当在尊重历史、现实和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抓住机遇，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所遗存下来的不利于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僵硬做法，切实理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沿海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在北方经济现代化中的区位优势和引领作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主动对接世界经济大势，真正把环渤海地区建设成以海港城市天津为中心，以青岛和大连为两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第三极”。

综上所述，既要精准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战略方向，即把北京限定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把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先行示范区；又要以对历史和区域负责的态度，充分解放思想，明确定位和发挥港口城市天津在华北经济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和引领作用，摒弃配角意识，以有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真正疏解和中国北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正如上海已经成为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一样，天津也要作为京津冀和“三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只有这样，才是基于历史的理性回归，也是面对现实的正确决择。

（本文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第112-124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2019年4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