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之后的逐步崛起至关重要。不过，平原的地貌条件有利于日军的行动和进攻，并不利于抗日力量的防御和坚守。无疑，在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下，通过放手发动群众、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最终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平原地区立足并走向强大。但是，这种“宏大”的叙事理论，也会忽视一些微观问题：党对平原人民的组织、动员是如何落实到“地理”之上的?党和人民能在平原地貌条件下长期坚持斗争的方法或依托是什么?

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了地理、气候等在战争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自1938年以来，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改变平原地貌形态，掀起了大规模的挖道沟运动，从而为持久抗战构筑了新的地理依托。已有少数研究者注意到平原抗日道沟问题，但对于道沟的起源、规格、规模、分布、功能、效果等问题都缺乏深入而系统的分析。本文希望深化对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地理条件的认知，进而推进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史的研究。

一、道沟的兴起与空间拓展

敌后抗日根据地被认为是与游击战、正规军并列的保障中国共产党抗战持久的“三驾马车”之一。毛泽东认为抗日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不过一般来说，平地和河湖港汊地根据地都属于平原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建立、发展的过程是由山地向平原地带波浪式推进的。山地根据地是华北敌后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的原初地带和向华北平原地带推进的“发动机”，平原地区则是山地根据地空间发展的结果和战略方向。

(一)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

华北平原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能为华北敌后抗战持续性地输出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晋察冀边区为例，1940年边区总人口1200万，而冀中根据地则有700万人口，约占边区总人口的58%。晋察冀边区的兵源主要靠冀中来补充。平原地区物产丰富，又可有效支持山地根据地的发展。冀中平原盛产高粱、玉米、小麦、棉花等粮食和经济作物，“是晋察冀边区的衣粮库”。日军方面认为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带“人力、物力之补给80%依赖冀中”，将冀中区与山岳地带比作滇缅路之于中国、乌克兰之于苏联。

在军事战略上，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又可与山地根据地互相依托、相互支持。平原根据地与山区根据地是“唇齿相依不可分的关系，任何一方面孤立起来，则坚持敌后抗战的前途将成为不可想象”。聂荣臻认为冀中区是晋察冀边区西部山岳地带的屏障且与之互相依倚，又与平西、冀东、平北的游击战争密切联系和配合，在战略上的地位与重要性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愈益提高。日军也认为北岳、冀中两区“紧密结合，互相支援”。在山东，清河平原根据地领导人杨国夫与景晓村也认为，从全山东抗战形势看，如果丢了平原根据地，敌人便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山区，给山区抗战增加困难，所以平原根据地绝不能丢。

从长江以北抗战全局来看，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能有效牵制日伪军事力量，支援其他战场。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多位于津浦、平汉、陇海、胶济等重要铁路线两侧，对日军在华北、华中的控制区域形成战略包围。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对敌人的交通命脉构成致命的威胁，而且敌人要想确保华北占领区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华北平原抗日力量的顽强坚持也粉碎了日军要将华北作为“大东亚圣战的兵战基地”的图谋。

(二)平原地貌对敌后抗战的限制

华北平原地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逐步崛起，这种战略空间的经略不可谓没有丰厚的回报。但是，平原地貌对于攻守方的作用却大有不同。军事地形学认为，地貌、地表水与地下水对于平原地区战争的影响最大。在我国，南方平原被称为水网稻田地形，虽平坦广阔，但由于河湖港汊横于稻田之间，除主干道连接较大居民地外，次要道路等级较北方低，故南方平原严重影响大部队行动，特别是装甲部队的越野行动。与此相反，北方平原上旱地遍布，居民点比较集中且多形成密集街区。除干线公路外，简易公路较南方宽且直，许多道路除雨季外，一般可通行汽车，越野机动条件较好。因此，北方平原便于机动部队、装甲部队发起进攻，而不利于防御力量的坚守。

在较长时间内，华北平原抗日力量是以防御为主的，这就使得华北平原敌后游击战争异常艰难，以至于抗战初期很多人不看好在平原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毛泽东在1938年5月所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平地较之山地、河湖港汊地建立根据地的难度最大，认为“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当然，华北平原抗日军民可以利用青纱帐、地道等地物和人为工事作为作战凭据。平原高秆作物如高粱、玉米等在每年六月至十月间形成“青纱帐”，有利于敌后作战，但在其他季节则无此便利。地道开挖则首先需要考虑土质、地下水位。华北平原很多地方土质松散，地势低洼，地下水位偏高，并不适合开挖地道。其次，挖地道“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丰富的物资和众多的人口，代价高昂。程子华指出：“据一般估计，每村修筑地道，如果大部有劳动力的人民都参加，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一部顶棚所用的木料，需要1000元至2000元。”

总之，战争频繁，地形又无险可守，给华北平原敌后游击战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正如徐向前所说：“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敌人的机械化的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

(三)道沟的兴起及波浪式推进

为将平原地貌转变为于我有利之地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地形改造运动——破路、挖沟、拆墙、拆围寨等。破路即破坏铁路、公路；挖沟即开挖道沟；拆墙、拆围寨分别是指将平原城市的城墙和村寨的围墙拆除。在这些活动中挖道沟运动规模最大、分布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对平原抗日军民持久抗战作用最大。

道沟，又称凹沟、凹道、抗日沟、抗日交通沟、抗日道沟等，是抗战时期以华北平原根据地军民为代表的抗日力量在平原地区的道路或平地上开挖的深沟或壕沟。这种沟道具有一定的标准，沟内能通行农村车辆，作战时又能运输、隐蔽、转移、伏击、设防等，在平原敌后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道沟起源于冀中抗日根据地，是根据地人民创造的最显著的奇迹之一。冀中平原无山丘之阻，处于平汉、平津、石德、津浦诸铁路之中，内部又有纵贯南北的平大公路和横贯东西的津保公路。各县城之间大都可以通汽车；村与村之道路纵横交错，密如蛛网，阡陌之间，小路极多。这种异常便利的交通条件，对敌人之“扫荡”、机械化部队之进攻甚为有利。曾任山东野战军第7师19团参谋长的陈钦于1941年3月根据冀中根据地利用道沟作战的经验，写成了《凹沟“抗日沟”战术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文。该文明确指出：“凹道战术的发起，是在冀中区河北大平原”，它是抗日军民在冀中平原这种交通条件和地貌条件下不断总结对敌作战的经验教训，“掘沟破路”“构筑新道”后普遍施行的。

自1938年1月，冀中军民为迟滞、阻断日伪行军和运输，在“破路就是抗日”的口号下，对所有道路进行了全面破坏，在当年秋季基本完成任务。起初，破路是拦路挖横沟或挖方形土坑，但是群众往来和耕作、运输极为不便，且敌人部队仍可由路旁耕地绕行。后来，为“彻底改造路形”，冀中根据地军民改为顺道挖沟，即顺着道路走向在路中间挖掘一定深、宽尺寸的壕沟，敌人汽车、坦克、装甲车无法行驶，而农村大车却可通行其中，于是破路工程变成了筑沟工程，在冀中全面扩展开来。

道沟在冀中兴起后很快传入冀南，以这两块根据地为中心，逐步波浪式推进至冀鲁边、冀鲁豫、冀东、山东、淮北、苏北等平原地区。冀中、冀南两块根据地是敌人腹心之患，但却能依托道沟长期坚持，这对其他平原地区坚持敌后抗战是极好的借鉴。在山东清河区，罗荣桓在1939年春天为八路军四支队干部作的一次报告中，就专门介绍了冀中平原挖道沟的经验，给清河区地方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清河区随即发动了挖道沟运动。

再看单个根据地内道沟的扩展情况。曾任冀中军区特务营长的魏文建说，道沟是“从中心区挖到边沿区，从根据地挖到敌占区，整个平原千里纵横、道沟成网”。在山东清河平原，从1939年8月起，地方领导干部组织学习冀中挖道沟经验并动员群众挖道沟。“根据地内挖完了，再向接敌区、游击区发展，白天不能挖就夜间挖，由部队掩护着挖。”清河区临淄县县长伏伯言也说：“抗日沟在我根据地完成挖掘任务后，又从根据地边沿向敌占区逐步延伸，这使敌伪惊慌失措。”由此，单个根据地内道沟挖掘的空间推进模式为根据地—接敌区(游击区)—敌占区，也呈波浪式推进之势。

平原道沟战也得到了中央层面的认可与宣传，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道沟在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扩展。朱德曾就冀中、冀南挖道沟的情况做过汇报。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和前线高级将领为学员们讲授主要军事、政治课程，左权曾讲授《平原游击战争》《抗日道沟与地道战》。这些学员毕业后奔赴各大根据地，无疑进一步宣传了道沟的重要作用。

道沟在当时被誉为“新的万里长城”，扩展迅速，规模巨大。1941年10月前，冀中地区已将全区186000余里的乡村大道挖成了道沟。冀南区至1940年2月道沟总长度也已达到了12万里。抛开其他根据地所挖道沟里程不计，仅冀中、冀南所挖道沟的总长度就已经超过了历代长城的总长度。最终，各平原抗日根据地上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道沟网络得以建立起来，平原“道路纵横变为沟道纵横”，成为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地理依托。

二、道沟的规格、内部构造和种类

为适应战争环境，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对道沟的规格、构造等进行了必要的“设计”，这对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及各地人力、敌情、地质等因素的不同，各地道沟在规格、种类上又有变化，反映了各地军民在敌我斗争艰苦形势下对地理环境认知与改造的能动性。

(一)道沟的规格

冀中根据地挖道沟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8年1月至1940年，先横路挖沟以破坏交通，后改为顺路挖道沟。1941年秋以后为第二个阶段，道沟规格要求更高，规模更大。据吕正操回忆，冀中村庄之间的大道沟，“深达2米多，宽3米左右，大车可以通行无阻”。陈钦则指出，道沟的宽度要以“能阻止敌一切车辆而不妨碍百姓的交通”为标准，深度“挖到能隐蔽人的全体为止”，从积土到沟底深约1.8米。又据《“抗日沟”——新的长城》一文，冀中道沟“深度是3尺(连胸墙算起约五六尺)，宽度是6尺，积土叠为胸墙，背座可以行人马、自行车。沟内仅能容大车，汽车在里边不能行动。”1尺约等于33.33厘米，则道沟深度平地以下约1米，连胸墙算起则约2米，宽度约2米。据此三则材料，冀中道沟一般深1.8—2米(包括胸墙)，宽约2—3米。冀南根据地是在1938年以后大规模开展挖道沟运动的，后经过修改、确定，道沟的规格如下：深3尺(约1米)，两岸培土2尺(约0.7米)；底宽为3尺6寸(约1.2米)，上口宽为4尺8寸(约1.6米)。冀中、冀南道沟开挖的基本规格是保证道沟深度能隐蔽抗日力量，宽度要满足阻止敌人交通而不妨碍我方交通的目的。结合冀中、冀南一些县的道沟资料来看，冀中、冀南各地道沟不包括胸墙的深度一般为1米，包括胸墙则深1.5—2米不等；宽度一般为1.5—2米。部分地区道沟上下口宽不一样，下口窄于上口，上口较宽是防止道沟两壁泥土崩塌。吕正操所说冀中道沟的宽度为3米应是指道沟上口宽度。

在1941年之前，冀中道沟前期为横路挖沟，只为限制敌人交通；后期改为顺路挖沟，但又属于直线挖沟，易受敌人顺沟火力攻击。1941年以来日军对冀中根据地的扫荡更加残酷，当年秋季冀中再次掀起“整旧挖新”的挖道沟运动，以便“更好的阻滞敌人机械化部队的猖狂进攻”。于是，“新的道沟”设计更为精细化、标准化。首先，道沟两侧有胸墙、背座，形成地上隆起的景观形态。胸墙是由“挖出的积土堆于沟之两侧”形成的，便于战斗。将两侧胸墙平整，各留1尺小路，以便人马行走，从而形成背座。其次，道沟“每隔五六十公尺”挖一个方便农村大车行驶的错车处。这种错车处一般为弧形或圆形，中间为土丘，两侧是行进沟道，类似今天的交通转盘。其设计目的一是方便农村车辆往来交通，二是防止敌人顺道沟纵深射击。冀南道沟的错车处是弧形“宽沟”，中间没有土丘。

在全面爬梳其他平原根据地道沟史料后可知，各地道沟的深度一般为1.3—2米，以1.5米最多，1.5米以上者应是包括胸墙的高度；宽度一般为1.4—2米，可以满足农村大车的交通要求。3米及3米以上宽度的道沟主要是为阻止敌人骑兵通过而开挖。例如，冀东地区道沟的宽度为3米；清河区垦利县的道沟宽度竟达到5米。初看似乎不合情理，但考察其挖沟的原因和道沟的功用就会发现，冀东地区的道沟主要是为防御日伪、伪蒙骑兵，而垦利县发动群众挖沟时明确要求所挖道沟的宽度以敌人骑兵越不过去为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华北平原各抗日根据地军民是在一个不断反思、总结的过程中认识道沟并最终确立规格的。冀中军区参谋长李英武明确指出，1941年前冀中道沟不仅不利于我方人员行军、运输，也没能阻止日军汽车“由平地绕进村庄，任意抢掠”。山东平原道沟在1941年前也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前期道沟深度、宽度不够，人或大车不能在沟内通行。沟内又无会车让路的地方，民众都不从沟内走，反而在沟外另辟新路，踏毁了庄稼，引起群众不满。二是许多道沟只挖通一二条，纵横不相通，不仅民众日常走路不便，战时也易为敌人封锁。三是道沟两端没有深入村庄内或隐蔽处，暴露在外面，军民出沟、入沟易为敌人发现。因此，抗日道沟不但失去了作用，有时反而有害。究其原因，1941年前，各地主要着眼于挖掘道沟以“破路”，对依托道沟开展敌后抗战的“技术”问题认识不够深入。1941年以来，为适应抗战需要，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对道沟的认识、设计和规划逐渐成熟。道沟不仅有干沟、支沟，而且要根据适用情况来确定其宽度、深度、坡度及内部构造。同时，还必须做到“沟沟相连，村村相通”。

(二)道沟的内部构造和种类

平原道沟一方面要能御敌，另一方面要能利我，早期道沟在这两方面做得都不好。冀中根据地1939年前的道沟都是直线的，而且道沟是半地下式的壕沟，由于没有挖掘“出口和踏足孔”，危急时刻，我军不能迅速跳出道沟，易受敌人火力压制。农民日常田间劳作，从沟内进入农田也不方便。

另外，华北平原雨季集中，道沟内因没有排水井、排水沟，雨季积水严重，抗日军民只能践踏禾苗。此后，根据地军民开始在道沟内部构造上进行设计和改造。1939年4月28日，朱德就平原挖沟情况致电卫立煌，电文中描述了冀中、冀南道沟的构造：

挖成缓弯的交通沟，使敌不能通射。宽仅容大车能通行，以阻汽车通行。沟的两旁作6寸宽的踏跺，沟深约5尺，站踏跺为立射。每5里有让来往车错通的车站，每1里有上地面斜短沟，为人之待避所，以便游击队出入。无通排水沟渠者，则在待避所侧挖排水井。村落周围多挖出路。

道沟沟壁有踏跺，为沟内人员观察沟外敌情、射击之用。为方便民众出入，道沟每隔一段距离挖掘一个出入口。排水井有的文献中也叫“贮水池”，“面积2厘，深度7尺”，“如距离旧有坑湾较近，则掘一引水沟将贮水池与其连接起来”。但是，雨季中很多贮水池并没有注水，而没有贮水池的地方反而有水。最后，老百姓提出了解决办法——“下了雨再说”。雨后自然就能分辨地势的高低，再组织突击小组在道沟内存水的地方挖掘贮水池。此外，朱德这封电报还提到了冀中、冀南道沟是“缓弯”的，这就改变了此前沿道路直线挖沟的形式。弯形道沟一是更加利于隐藏，二是能有效防止敌人顺道沟射击。总之，1939年以后，冀中、冀南道沟内增加了踏跺、掩体、散兵坑、排水井、排水沟、出入口等“构件”，以适用于抗战形势，其他根据地也逐步效仿。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对道沟的认知、利用更为成熟，道沟的形式和种类也更为多样。1941年秋，冀中区从分区到县、县到乡村，普遍挖掘三类道沟：连接县、村之间的乡村大道称为道沟；联络村与村，道沟与道沟之间的人行道沟叫做交通沟；沿着村落周围开挖的用作防空游击之用的叫做围村沟。一些地方还挖了防水沟、放水沟和将敌人引入沟内便于消灭的迷惑沟。在山东，清河区于1942年春发动各县群众挖掘三种道沟：一是在村周围挖三四米宽，2米深的抗日掩蔽沟(围墙式)，便于预防敌特夜袭，叫做“抗日护庄沟”；二是顺道路挖2米宽、1.5米至2米左右深的抗日沟，把村与村、联防与联防、区与区的道路挖通，叫抗日交通沟；三是在敌据点周围及敌人经常出动行走的地方，挖抗日封锁沟，以便将敌人交通要道阻断、破坏。为防止敌人借抗日沟袭击，又把抗日沟挖成“S”形的转沟，并在沟坡挖掩蔽体、战备坑，坑下设脚踏台，以便截击或伏击敌人，或在转沟内和敌人打游击。

三、道沟的功能与实际效果

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对道沟的认识经历了由破路到构筑打击敌人的地理依托的过程。1941年之前，道沟主要是为破坏利敌之交通而开挖；1941年以来，平原敌后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各地军民更加注重道沟在隐蔽、运输、打击敌人等方面的功用，道沟成为抗日军民利己之“交通阵地”。总体来说，平原道沟主要有两大功能：破坏交通以御敌、改造交通以利己。

(一)破坏交通以御敌

日军是现代化的部队，坦克、汽车、装甲车、摩托车等在平原上横冲直闯、“速行无阻”，加上骑兵部队，日军在华北地区尽得平原地貌之利。平原道路成网，成为敌人缩小抗日根据地、扩大日伪势力范围、切断我方联络四处扫荡的凭据。为此，日军进占平原各城镇后，即以各城镇为基点“修筑交通路，以机械化部队四出扫荡”。日军所修公路主要是环状、平行、放射状道路，以便利其机动、快速出击。

道沟最初的功能就是为了破路，以便阻滞日军机械化、摩托化部队行进，为平原敌后军民御敌、转移等赢得时间，这是道沟最基本的功能。杨成武认为，在平原敌后抗日游击战中，交通战是一种日常主要的持久斗争形式，“交通破坏成功，才是完成了任务，否则，即是失职”。道沟出现以后，日军表示“平原地区之敌匪挖掘道路改成交通壕，为了做到各村之间的联络和防备我用汽车袭击”。1941年以后，随着大规模挖掘道沟，华北平原根据地道路多被改造成了“凹形道”，“车行道路遭到破坏”，“交通壕联络着各村落”，日军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各部队在推行肃正工作时极为困难”。日军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在广播谈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将一望千里之冀中平原由农地变为阵地，因之成为最大苦心者，即为交通问题。彼等为令我军行动困难，将主要道路破坏，不仅使我军不能发挥能力。彼等可以交通壕互相联络，其中且可通行车马”。伪军方面对平原道沟也大感头疼。1941年11月，河南豫东道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实施计划之第十条就是“铲平敌壕”。该计划指出，豫东“各县境内敌匪盘踞之处，附近多掘交通壕”，此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各县知事应督饬警团或联络驻军设法一律填平，“以弱匪势”。道沟阻滞敌军行进的实际效果，据1944年8月9日彭德怀对美军观察组人员的谈话，日军“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4至6公里。这样就使敌人失去了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像步兵一样的与我们作战”。

华北平原地区是日军掠夺战备物资、人力资源的主要来源地。日军依靠其现代交通工具将平原资源不断输送到各大战场和国内，道沟的出现不仅给日军后方运输补给构成障碍，也牵制了大量敌伪力量用于平原交通的恢复。为此，日军方面一直重视对中国共产党交通战方面情报的搜集，并采取措施予以打击。日军新民会在搜集到中国共产党北方局1938年9月的指示后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今后的“重点放在破坏交通及通信机关的工作上，切断我后方运输线”。1940年，日军针对当年华北地区治安“肃正”制定了根本方针，指出中国共产党交通战导致“交通运输断绝，严重影响华北建设”，“华北建设的最大障阻是交通网被破坏”。李公朴在对晋察冀边区考察后也指出，很多地方的日军“只能躲在城圈子里，没路可走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在日军看来，整顿交通运输对“肃正建设的促进，治安地区的扩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43年，日方认为该年度秋、冬两季华北治安“肃正”中军事作战的目的是强化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作用，以便将华北尤其是平原地区作为日军“取得和运输供应日本的物资”基地，确保资源地区及交通线，但中国共产党方面构筑“交通壕”等举措对这一目的的实施造成困难。

(二)改造交通以利己

抗日力量在华北平原地区作战时，除村落、城寨和季节性高秆作物外，基本无险可守。在平原抗日斗争中，有效隐蔽自己，才能有效打击敌人，道沟能有效满足平原抗日军民的这一战术需求。

首先，道沟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形态有利于增加作战隐蔽性。朱德曾明确指出平原道沟的开挖就在于“隐蔽运动作游击战”。在《华北治安战》中日方着意引用中方资料：“道沟纵横交错，修成蜘蛛网状形状，因而我方可以通行无阻。在受到敌人攻击时作为隐蔽掩护物体，便于分散退避，同时又可隐蔽地接近敌人。”抗日力量在道沟内行动曲折不定，特别是在夜间，更是来去无踪。而且己方在道沟内易于听到外来的声响，自己的声响反而不易被敌听到。因此，“在凹道中不与一般的平原相同”。

其次，道沟的深度和外观也提升了抗日力量依托道沟作战的隐蔽性。道沟的深度再加上两旁胸墙的高度能有效地隐蔽抗日力量。后来，各根据地军民还在道沟背座上种植各种树木、作物，如茵柳、高粱、芝麻、玉米、向日葵、蓖麻等，从而进一步提升了隐蔽性。时人指出：“假使农民走下了农田，在沟中，这世界无论是怎样动的，但是，在这广漠的平原上看不到一个人影。”

隐蔽自己是为保存自己，但保存自己还要消灭敌人，一味保存自己不可能长期立足于平原地区。消灭敌人就要坚持武装斗争，道沟为平原武装斗争奠定了地理依托。正如冀中军区安平县特务营营长张根生在其日记中所说，“能否坚持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关键在于能否坚持武装斗争”，为了能在平原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冀中群众“把所有的大车道都挖成了可以藏身的道沟”，为“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李公朴也说，平原根据地军民将道沟“随时可以用作阵地，攻击敌人”。

利用道沟打击敌人，首先可以隐蔽地接近敌人，发挥自身武器优势。地方军政人员指出，抗日力量依托道沟作战不易被日本飞机侦察，敌人大炮、自动火器也不易发挥其威力，而装备较差的我方军队却能道沟内“隐蔽行动，接近敌人，进行短兵器战斗。手榴弹成为在道沟内消灭敌人的主要武器”。曾在冀南坚持敌后抗日的向守志也说：“人在里面走，外面看不见”，敌人来“扫荡”，群众便从交通沟撤离，与日军在平原上展开看不见人的游击战，日军经常被埋伏在交通沟的八路军部队袭击，可就是看不见人，不知子弹来自何方。此外，利用道沟的隐蔽性也可实施伏击战、奇袭战。

其次，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依托道沟开展敌后游击战，形成了各种战术。在苏北、皖北的津浦路沿线，日军重点防控，以沟(封锁沟)、点(据点)、线(公路)相结合的方式牢牢控制所占区域。根据地民兵则以道沟为依托开展“以沟对沟，以沟破点，以沟破线”的战术斗争，对敌进行反分割、反包围，日夜轮番袭击敌人。在山东根据地，陈钦将运用道沟作战的战术归纳出来，以作山东地区坚持道沟战的借鉴，包括道沟内的通信联络、道沟侦察、道沟遭遇战、道沟进攻战、道沟防御战、撤退、特种战斗等。1945年7月，为配合主力反攻，山东省武委会指示对各根据地外的重要边沿区布置爆炸线，专门对实行抢劫、勒索、突击的敌人实行爆炸，而道沟正是设置爆炸线的有利依托。

道沟是一张张网状的结构密布于平原之上，其沟口一般与村口连接，群众赶着大车一出村就可进入道沟，形成了村村相通的道沟网。于是，道路运输转变成了以沟代路、沟沟相通的道沟运输。战时抗日军民可以在道沟内运输物资，从而避免被敌俘获，平时群众也可由道沟运输农副产品和出入农田劳作。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利用道沟进行交通运输的案例很多。1938—1940年，冀南根据地支持前线的粮食和军需，大部分是用大车、独轮车、扁担挑和人背等方式通过道沟运输完成的。1941年，冀中任丘县委发动民兵依靠道沟赶着毛驴、推着小车穿越平汉路日军封锁线，将粮食、衣服等物资运送至冀西，使山区军民度过了灾荒。

日军实施快速“扫荡”时首先会遇到道沟的阻碍，根据地军民便可抓住时机安全转移。地方干部曾做过计算，在敌人要“扫荡”之前，“没有一两个钟头的平沟是不行的，这时我们早就得到消息转移了……抗日沟不仅便利了抗战，也便利了保民和人民自保”。1940年以后，日军对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愈发“重视”，频繁“扫荡”。抗日道沟就成了平原根据地军民实施快速转移、坚持持久抗战的主要地理依托。1940年下半年，面对日军的报复性“扫荡”，冀南根据地军民依靠道沟与敌周旋。“群众抱着孩子，牵着牲口在路沟里安全转移……我们在路沟中看敌人的行动一清二楚，而敌人却看不到我们”。在危急时刻，抗日力量也可借助道沟实施突围。

应当指出，道沟也有其不足之处。陈钦归纳出六点不足：1.遇敌时指挥员不便在狭长道沟内进行前后指挥。2.联络困难，没有良好的指挥点可利用。3.各地道沟规格是“多样式的”，部队隐蔽运动中有时会受到道沟形状的限制。4.有的沟挖得很深，超过人的身长，在道沟内行动只能听到外来声音，目视困难。要想爬出沟观察敌情，则目标太大，易暴露自己。5.道沟纵横交错，若无向导，在道沟内行动时易迷失方向，多走弯路。6.若敌人事先知道我方意图，或事先占领了村落或道沟内的待避所，我方侦察不好，易发生遭遇战。此外，开挖道沟会占用一定面积的耕地，农民由地上经过半地下的道沟再入农田劳作毕竟有所不便，所以解放战争后期道沟基本被填平。

尽管依托道沟作战会有一定不足，但在缺乏山地依托和有利隐蔽条件的广阔平原上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反击敌人的“扫荡”，道沟毕竟是最好的阵地和屏障。时人认为，抗日道沟“为改造地形便利游击队之最好办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挖道沟的经验甚至为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力量所借鉴。1939年6月，苏北历经挫折的国民党“丰县义勇常备总队”领导人黄体润，在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作战经验的启发下，动员群众积极破路、挖沟，“务使全县村与村相通之道路，一概挖掘成沟，使路路变沟，条条不通，将原来一望无际的平原，变成纵横交错的蛛网式壕沟”。

四、挖道沟与社会动员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有效的组织与人力、物力等“能量”的投入，道沟在华北平原持续扩展。不过，挖道沟运动需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没有积极的动员、宣传，要完成道沟挖掘任务是不可能的。挖道沟运动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平原各抗日根据地执政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的重大考验。

(一)动员中的领导、组织与实施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思想、制度日益成熟，通过制定适宜的政策逐步确立了在华北的政权主体地位和合法性。依靠艰苦而复杂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将华北平原千百万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从而实践平原抗战的“人山”思想。黄道炫指出，冀中根据地1942年前的地道主要是各地自发挖掘，1944年后的地道挖掘高潮则更多缘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而道沟的挖掘规模更大、所需人力更多，也更易暴露。因此，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下兴起的。挖道沟运动中社会动员的主体是党的各级政权及其干部、群众组织，动员对象则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首先，党的各级政权及其干部是挖道沟运动社会动员中的第一主体，挖道沟运动落实的关键在于各级干部的组织力、执行力和创造力。其工作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先动员党、政、群各级组织开展挖沟运动，并加强行政督导。然后，各级县委、行署在动员各区、村干部后直接领导、检查督促群众挖沟。同时，在挖沟动员中地方领导干部也注意讲究效率，如组成青年破路突击组或突击队和开展青壮年挖沟竞赛等。二是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直接发布行政命令，进行强制动员。如1939年2月25日，冀南行署发出56号破路训令。大名县从接到训令起，全县一律开始破路；各村群众凡15岁以上、50岁以下者均须参加挖沟破路。

其次，党和各级政权领导下的各类群众组织是党组织、政权组织动员民众的重要助手，也是挖道沟运动社会动员中的第二主体。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遵循党的策略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组织实施民众动员的一项基本原则。抗日根据地的群众组织主要有抗日自卫队、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妇女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和商人救国会等，这些群众组织接受党的领导，政府则提供保护和帮助。以晋察冀边区为例，至1940年2月，边区各类群众组织已有一百多万会员，在每次战争动员中，“都证明他们能起绝大的作用”。各类群众组织主要是以中农、贫农为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下实行全民组织、全民抗战，积极参与发动、组织群众投入挖道沟运动之中。例如，1941年5月—1943年2月，清河区农救会组织万余群众挖抗日沟1300公里。各地群众组织在动员群众挖道沟运动中也会注重对贫苦农民的救济，具有“以工代赈”的作用。在山东菏泽，各村农救会在组织群众破路挖沟时按每户土地数额分配挖沟任务，且要求“按期完成，违者罚”。于是无地、少地的群众因受他人雇用挖沟而获得报酬，挖道沟运动也就起到了救济贫苦农民的作用。1943年12月，苏北响水县组织全县群众挖沟时从富有者2074户募捐法币、山芋干、馒头、花生饼等，救济了贫苦破路队员3300户。

在具体实施上，各地抗日自卫队是挖道沟运动的主力军。抗日自卫队即人民武装自卫队，是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半武装群众组织，分为县总队部、区大队部、中心村或大村中队部三个层级，其根基在第三个层级——下分壮年队、青年队、守护队、妇女队和儿童队，囊括了农村11—55岁的广大群众。人民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破坏敌军交通、维护我军交通以及协助构筑工事。冀中饶阳县于1939年冬和1940年春组织男自卫队18岁至55岁，女卫队员18岁至50岁轮流出勤挖道沟。日军在对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的调查中也发现，各村自卫队的活动相当活跃，“运输、通讯、挖掘交通壕以及作战正成为自卫队主要的活动”。

(二)动员中的教育与宣传

挖道沟是个巨大的人力工程，难免增加群众负担。日军方面也观察到，挖道沟运动“使村民付出极大劳力”。最初，个别地方不经深入宣传动员就强迫群众挖沟；有的地方挖道沟按人头、劳动力摊派任务。此外，挖道沟有时也会与农时冲突，一些群众不免有抵触情绪。于是有群众说：“挖路，挖路，不叫人活”，这就使群众产生误解，甚至助长了暴乱。

为此，在挖道沟运动中，一方面各级干部逐渐对群众进行耐心说服、教育，让其明了道沟的真正功用，以避免敌人造谣和群众反感。在动员中注重教育群众挖道沟不仅是战争需要，也与农民本身利益紧密相连。吕正操也指出，只有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深入政治动员，“使群众了解这一工作是与他自己切身利益有联系的”，以提高其积极性与主动性，发挥其“无限的”力量，才能保证挖道沟工作全部完成。另一方面，各级干部对道沟的作用、功能、意义进行了广泛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亲身体会到改造平原地形的重要性”。为提升宣传动员效果，中国共产党在挖道沟运动中也采取了一些具体方法。

首先，适应平原抗战的形势，党适时地提出各种挖道沟动员口号。冀中平原最初提出的口号是“破路就是抗日”，但部分群众不了解其中意义、表现得不够热心。不久，党又提出“多流一滴汗，少流一滴血”的口号，经过多次战斗实践群众体验到了这个口号的“真意”，从而积极投入到挖沟运动之中。1941年秋，冀中区在道沟“整旧挖新”运动中又提出了更为坚决的口号：“一切为着战争，一切为着胜利，不惜花费一定的土地、人力、时间！”一些地方，挖道沟口号能直观地揭示道沟与群众自身利益的利害关系，如鲁西平原的口号是“不挖道沟会死人”。

其次，通过组织编写、传播各种活泼的歌谣开展挖沟动员。抗战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新诗歌运动从延安兴起后，很快扩展到各大根据地。新诗歌的表现形式一是墙头诗，一是新民歌。墙头诗是将诗歌贴于街头或墙上，民歌则由军队文艺人员“走到一处，宣传一处”，或由农村歌咏队传唱。这些歌谣创作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和时代性，在民众间持久传唱并在社会动员方面发挥出文字宣传难以达到的积极作用。

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挖道沟运动中有大量墙头诗和歌谣被创作并用于民众动员之中，我们姑且称这些诗歌为“道沟诗歌”。道沟诗歌一方面会强调平原地貌被改造后的实际功用，具有明确的动员目的。1941年10月，欧阳平由太行山进入冀南平原后每日走在抗日道沟里，他看到冀南唐庄的墙头诗这样写道：“抗日沟千万条，平原变深山，处处像地堡。抗日沟昼夜挖，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救国又保家”。在冀鲁豫，朱毅创造了《挖路歌》教给群众，边挖沟，边演唱，成了挖路的动员令。歌词主要内容是：“大家努力挖啊，挖啊，挖啊！挖成五尺深，挖成七尺阔，挖得汽车跳不过，跳不过……平原变山区，创建根据地。”另一方面，道沟诗歌也会着重描绘道沟对日军的打击作用，语言朴实、活泼能贴近群众，从而具有很好的动员作用。冀中地区这样的歌谣很多，如：“道沟就是抗日沟，鬼子害怕我欢迎！鬼子汽车团团转，变成乌龟爬着行！子弟兵顺着道沟打日寇，神出鬼没好威风！好威风！利用道沟反‘扫荡’，狡猾鬼子难逞凶！难逞凶！”冀中群众甚至会在道沟土壁上写上自编歌谣，如：“道沟弯弯一条线，十村八村紧相连，小车大车沟中走，鬼子白脖(伪军)看不见，敌人挨打不能走，日寇见沟心胆寒”。

总体来说，道沟诗歌大都语言简洁、朴实，能切合实际和贴近民众，表达了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民众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挖道沟社会动员工作。被动员起来的乡村民众不再是革命的旁观者，他们开始立足于革命立场，以内化的革命思维方式和自然的情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念、认识社会问题、理解革命行动，最终以实际行动参与或支持革命。

(三)挖沟与填沟：动员中的敌我斗争

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依托道沟坚持斗争，并不断扩大根据地面积，日军不可能置之不顾。1940年之后，日军一方面加大对各大根据地“扫荡”的力度与频度，另一方面又不断构筑据点、封锁沟、公路网等以强力推行其“囚笼政策”。于是，以争取群众、动员群众为手段，中日双方在华北平原上演了“挖沟与填沟”的斗争。

日军方面，所谓挖沟是指在铁路两侧为割断山地与平原联系及各平原根据地之间联系而挖掘的“遮断壕”或“封锁沟”；公路两侧挖掘的护路沟；城墙外和县区交界地带挖掘的“惠民壕”或“治安壕”。日军所挖各类壕沟远较道沟为大，深宽一般“各丈余”，有的为干沟，有的直接灌水，主要目的是“交通阻绝”，以实现其封锁、分割根据地、阻断抗日力量活动的目的。各类壕沟对平原抗日力量的确产生极大的困扰，根据地不断被切割。日军指出，京汉铁路两侧的隔离壕沟切断了“冀中、冀南的丰富物资向其根据地运送的通路”；各县区交界地带所挖“惠民沟”不仅“阻止共军入侵”，还能防止中国共产党对“敌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民众的争取，促使民众向日方靠拢。

所谓填沟则是强迫民众填埋平原抗日道沟。在冀南地区，1941年以来，日军一面增修公路、碉堡、封锁沟、封锁墙，一面“大肆摧毁我之抗日道沟及天然道沟”。1942年，日军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伪河北省提出加强“剿共自卫力”，其中一条即是“敌方交通壕的掩埋作业”。在“治安强化”运动中，一些根据地军民“所掘交通沟亦大部填平”。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一方面积极研究防止日军修筑各类封锁沟及通过封锁沟的办法，动员群众填埋。另一方面，动员群众挖掘道沟，这包括挖掘新的道沟和将敌人所填道沟再次挖开。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是长期反复的斗争过程，都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会动员工作。正如刘伯承在1941年2月所指出的：“对敌人交通不断的破击，护路沟的填平，山地隐蔽小路的构筑，平原沟道的发展，这应成为抗战军民经常的职责。……交通斗争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我们对于敌人的铁路、公路及其护路沟，必须破坏一次又一次；对敌人挖断我们在山地的小路和在平原的沟道，必须修复一次又一次。敌人修破的快，我们人多破修的更快，必须顽强斗争下去。”

应当说，在广泛而形式多样的社会动员下，各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此是有深刻认识并能切实执行下去的。在晋察冀边区，敌人白天修路、挖沟，民兵们夜间去破路、填沟，破坏一夜，敌人要修3天，就这样一直纠缠下去。在鲁西郓北县，从1940年起，敌人平沟，根据地军民挖沟，这种对抗长达4年之久。根据地军民挖沟、填沟的方法灵活多样，一是发动民兵和群众夜间挖道沟，二是乘敌人白天逼迫民夫填埋道沟时组织地方民兵进行扰乱，夜间群众又重新挖开道沟。

总之，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挖沟、填沟活动是“反复连续不断的艰苦斗争，谁最后战胜了，谁就能坚持到最后”。尽管1940年以后日军在华北平原不断加强挖沟、填沟的力度，平原抗日根据地遭到封锁、分割、“清剿”和“剔块”，但在中国共产党广泛而持续的社会动员下，平原道沟一直被抗日军民维护、保存，山地与平原往来并未断绝，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也能长期坚持下去。

结语

1938年以后，当华北大部沦陷，固守山地游击战已不适合华北抗战形势，中共中央最终作出八路军向平原挺进的战略决策。不过，中央领导人主要强调动员群众、军事指挥等人为因素的重要性。如朱德说：“只要群众组织得好的地方，即依靠民众为堡垒，在平原开阔地也可以进行游击战”。相较而言，前线指挥官则着重于探索平原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将平原地形的利用与动员平原群众同等重视。彭雪枫就指出：“我们可以利用稠密的村落，利用青纱帐，依靠广大群众，纵横驰骋，与敌人周旋；采取夜袭、伏击等手段，积小胜为大胜。

毋庸置疑，将敌后千百万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坚持人民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但是，如果忽视平原人民认识地理、改造地理的作用，则有将平原抗战历史简单化之嫌。因为，任何人类活动都是在自然—社会系统之中开展的，自然与社会因素都应被充分认识和考量，平原敌后游击战也不能例外。因此，既能执行中央总的平原游击战方针，又能因地制宜地利用各地平原地貌、地物等地理条件，实施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是各平原根据地得以坚持抗战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道沟是人为创造的地上隆起物，使平原变成了“丘陵”，塑造了新的平原地貌景观形态；在空间形态上，道沟是纵横交错的“蛛网式”结构，密布于平原之上，“像捕猎的兽网”，成为打游击的好战场。

在此，我们并非宣称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在华北平原抗战中具有决定作用，而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战史的叙事和研究应补充一个重要的环节——自然地理条件及其被利用和改造的历史，从而使敌后抗战史更为丰富和完整。

（本文原刊《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16-30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