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是大型肉食动物，处于生物链金字塔的塔尖，老虎的生存与变迁代表着其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状况，是环境变迁研究常用的生态指标之一。因此，纵向研究虎分布范围的变迁过程，并探讨其背后的人文和自然原因，是目前以虎为中心的环境变迁或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路。综合来看，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虎的分布变迁、虎患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等。虎的地理分布，主要根据文献记载的老虎存在及虎患发生地来进行复原。虎是凶猛而又危险的兽类动物，人称兽中之王。人们将虎的出现及其伤人活动视为“虎患”。学者多就自己熟悉的区域进行虎患及其生态环境与社会问题的研究，此类研究较多，也最为盛行。中国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多样，历史时期大多数省份都曾是虎的故乡。本文关注的山西省，曾是华北虎的重要栖息地，前人有过相关研究①[1]，但仍有进一步深究之空间，故重新梳理文献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一、再考：山西虎的空间分布

 山西省，地处我国地貌三大阶梯的第二阶梯上，山西高原地势高昂，太行、中条横亘东部、南部，黄河流穿西部，素有“表里山河”、“襟山带河”之称。省境东部属广义的太行山系，从北到南有恒山、五台山、太行山中段和南段、中条山，以及汾河以东、上党盆地以西的太岳山脉等。省境西部为吕梁山地。北从黑驼山起，向南有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黑茶山、紫金山、关帝山、真武山等，直至汾河入黄处的龙门山。雁北的诸山，属广义上的阴山余脉。全省山地共62480km[2]，约占总面积的40％；丘陵62960km[2]，占40.3％；平川阶地30816km[2]，仅占19.7％。这一山地和丘陵约占到80％以上的独特自然环境为喜欢栖息于茂密的森林、浓密灌木丛和草丛的大型肉食性动物——老虎，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空间。

 文献记载山西境内是多虎的，关于历史时期山西境内老虎的分布，何业恒《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下简称“何氏书”)、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下简称“文氏书”)等书中有论述，并已描述和绘制出“中国虎华北亚种分布变迁图(山西地区)”。有这样的研究，似乎已经将山西虎的分布情况搞清楚了，相关研究结论可以为其他学者所直接引用。其实不然，如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两位先生采取的研究路径虽然一样，但研究结论迥异。即主要采用明清地方志资料将载有虎或虎患的省、市、县复原出来，得出山西虎的分布。“何氏书”中的结论为：山西共有68个州县有老虎分布②；而“文氏书”中则指出：历史时期，今山西省的县级区域，除新绛县外，都有文献记载虎栖息。应当说新绛县曾经(如春秋时期)也有分布。[2](P270)同为自然科学工作者(历史珍稀动物变迁研究领域专家)，采取的方法和研究路径一样，为何得出如此差距巨大的结论呢?值得深思。我们在翻阅山西地方志过程中也注意搜集虎资料，仔细对勘两书中所用文献资料并查阅核实。何氏书中的政区采用的是山西清代政区，而文氏书中则为现代山西政区，为了便于比较两书的研究情况，此处沿用清代政区来加以说明。但具体的虎记录不仅限于清代，而是以所查阅的记载所涉及的时段，如明清之前及民国时期。

 清代山西共领9府、10直隶州、6属州、85县、12直隶厅(均不在今山西境内)。此处将何氏、文氏书及本文增补的所有虎记录(限于今山西省)在“清代山西老虎分布统计表”(表1)中体现出来。

 说明：

 1.此表中山西清代政区，据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卷四《沿革谱上》、卷五《沿革谱下》整理。为表格文字简洁之便，表中所有县级政区名称，除单字县名(如兴县、临县)备录通名外，其他均未加注“县”字通名。

 2.朔州、榆社等的说明。“何氏书”中附有“中国虎华北亚种分布变迁图(山西地区)”，图中标绘有而文字描述无的州县有：榆社、芮城、古县；文字描述有而图中未标的州县有：朔州、崞县、繁峙、定襄、寿阳、大宁、虞乡、长子、石楼。据本人推测，具体原因，除因古今地名转换关系外，有漏落。

 3.清源县，乾隆二十八年降为乡，并入徐沟县；马邑县，嘉庆元年降为乡，并入朔州(今朔县)。乐平县，嘉庆元年，并为乡，入平定州。1912年复置，1914年改称昔阳县。“文氏书”中标绘的“昔阳(乐平)”，其实为清末平定州的情况。

 4.清代绛州府治为今新绛县，“文氏书”中认为新绛县无老虎。我们查核民国《新绛县志》卷三《物产略》第二动物类，其记载的大型动物只有豹，确无虎的记载。“何氏书”中，绛州的老虎记述可能有误，此处暂存疑，统计时仍看作有虎。

 根据表1可知：何氏书中有文字描述虎分布的州县有66个，加上图中标绘有的榆社、芮城，共有68个州县有老虎分布。文氏书中补充有：交城、昔阳(乐平)、夏县等，其中“昔阳(乐平)”，其实为清末平定州的情况，实际上仅补充2县。两书中合计确证有虎分布的州县应为70个。

 笔者又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继续补充有：

 武乡。有老虎分布，乾隆《沁州志》卷八《物产》“兽属”就记载有“虎、豹、狐、兔、獐”。县志纂修者还指出“以上沁源、武乡同”[3]，说明沁州(今沁县)、沁源、武乡都有老虎分布。

 沁水。康熙《沁水县志》卷四《版籍·物产》“兽属”有虎豹等记载。

 黎城。康熙《黎城县志》卷二《物产》兽之属，无老虎记载。光绪《黎城县续志》亦无记载。不过，黎城县有古迹“伏虎”，在郊西二十里岚山之麓，旧有双虎为害，伏虎禅师至，虎驯伏，旁有石，禅师尝憩此。[4]

 荣河。县治为今万荣县荣河镇，其为黄土高原，境内是没有老虎的。乾隆和民国《荣河县志》卷八《物产》兽属，无“虎”记载。但有邻境老虎闯入本县，如崇祯四年(1631)，虎入境为民所获。康熙十年(1671)，东有虎入境，人遇之弗顾，惟啮数犬而去。[5]

 河曲。同治《河曲县志》卷五《物产类》兽属，无老虎记载，似乎表明本县无虎。但在“祥异”类有两条记载：明代弘治三年(1490)秋七月虎狼噬人。弘治十四年(1501)，是年饥，有虎入境杀人，被获。[6]表明明代河曲县是有虎患的，老虎是产自本县或它县，需其他资料佐证。

 徐沟(清源乡)。乾隆二十八年，降清源县为乡，并入徐沟县。光绪《清源乡志》卷十《风俗·附物产》兽属，无老虎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虎至乔武村，人击毙之。[7]清代清源乡全境共有72村，分西、东、中三路，乔武村属于中路。“城南二十里，距县三十里”[8]，距城西南十二里的屠谷山、十八里的神会山、二十里的方山，都不是很远。此虎极可能即活动于此西面诸山中。

 临县。“境多山少原，而民尽山居”，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大旱斗米七钱余，民饥相食。南城外掘男女坑，日填饿殍。时瘟疫大作，虎狼瞰人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虎狼伤人。[9]另外有位隐逸名为刘山人，其事迹有碑记在董家墕：

 刘山人，永吉都人，躬耕食力不茹腥荤。一日有盗乘其在田，欲攘窃之，见虎守门，畏而反走。遇山人，导之至家，虎蹲如故，叱之便去。……年八十余无疾而终，乡邻感泣负土成坟。而虎亦悲号三日，死于墓侧，并埋之，号曰虎邱。[10]

 说明该县有虎无疑。

 岚县。雍正《重修岚县志》卷十五《物产》“兽属”有虎、狼等。

 保德州。乾隆《保德州志》卷三《风土·物产》兽属，无老虎记载。不过，在同书“祥异”中记有“虎至”一事，即明万历八年(1580)虎入孙家沟麻池中，民逐至西岭，千户孙光祚射获之。[11]

 至此，经过对文献的重新检阅，我们又补充了武乡、沁水、黎城、荣河、河曲、清源、临县、岚县、保德州等9县有老虎分布的记载。这样，加之何、文两书中的70县，共计79州县肯定有老虎分布。至于其他州县，我们目前尚未发现有老虎分布或发生虎患的相关记载。这些州县有：阳曲、祁县、太谷、榆次、曲沃、太平、临晋、万泉、猗氏、屯留、潞城、壶关、襄垣、平遥、高平、山阴、平鲁、偏关、神池、五寨、永和、灵石，共22个。③

 至此，至少可以确证79个州县有老虎分布，约占清代山西州县的78％④。这与“文氏书”中“除新绛县外，山西省都有老虎分布”的结论差距仍很大。为什么会出现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显然，如何收集、整理和运用文献资料记载的虎资料，是摆在不同学科研究背景的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难题。存在疑惑的地方是：文献记载某府有虎，就表明这个府属的任何州县都存在老虎吗?“文氏书”中可能就是这样统计的，此举一例：

 潞安府，治所在长治县，统辖县有长子、长治、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壶关等县。文先生在统计该府虎的分布情况时，很可能依据乾隆《潞安府志·物产》“兽属”中有虎、豹、熊之记载，将该府所辖县全部视为有虎分布之区。然而，该志亦曰：“三兽不恒有，有则惊以为异，然亦在深山绝壑中避人迹。”[12]据此，仅可初步判断老虎在潞安府辖境，处于深山老林中，且不常见，无法判断是否所有辖县都有虎的分布。再查阅乾隆《长治县志》卷八《风俗》物产“兽之属”记载有虎、豹、熊等。此志对这三种动物的附注与乾隆《潞安府志》的撰志者附注内容完全一样，即“三兽不恒有，有则惊以为异，然亦在深山绝壑中，避人迹。”这说明府志记载的老虎情况极有可能仅指长治县，不能理解为潞安府属各州县都有老虎分布。我们再根据其他资料，还可判断长子、黎城有老虎分布，显然不是整个潞安府所辖州县都有老虎分布。根据“论从史出”的研究思路，我们判断共有79州县有老虎分布是确证的，何业恒先生可能是受资料所限，而文榕生先生的统计方法，不免有夸大之嫌。

 二、复原：虎患的发生及其特征

 老虎作为一种典型的森林动物，它的分布变迁具有很强的环境指向性，历史上虎患与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环境变化关联密切。马立博(Robert Marks)甚至把虎患看成是人类入侵和破坏自然环境的晴雨表。[13](P43)明清时期山西虎患的情况，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虽有涉及山西的内容，但仅限于列举数例而已。[14]《山西森林与生态史》一书中根据地方志资料的记载，推理出“山西虎患及其消退轨迹”，是目前所见研究山西虎患较为具体的成果。[15](P462-464)我们依据相关资料，对明清时期的山西虎患问题进行了再探讨，得出了与上述研究不同的结论。

 (一)明清山西虎患概貌

 老虎的出现及其伤人，常常被称为“虎患”。明清地方志中往往将人虎相遇、虎伤人以及虎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等事例一并记载下来，资料极为分散和零碎，需要研究者花大量时间收集整理。因而，研究虎患，必须搞清楚虎患的记载情况，这需要从地方志文献中将有关记载摘录整理，并进行统计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了解虎患的概貌。如果只根据少数只言片语的记载，来论述虎患、探讨虎的灭绝过程，其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明清时期山西虎患情况，现按照山西境内主要山系，将有文献记载的出现老虎或虎伤人事件的州县，论述如下：

 1.北部阴山山脉区。

 雁北东北部的天镇、阳高、大同东北诸山，属阴山余脉。雁北西北部的右玉、左云、大同、怀仁、山阴西部，以及朔县(今朔城区)、平鲁县的部分山地为洪涛山脉，也属广义上的阴山余脉。

 大同。晋北大同县处于阴山余脉和恒山山脉山区，在乾隆和嘉庆年间出现虎伤人事件。该县南徐堡，在桑干河畔，乾隆四十八年(1783)春南山虎伤堡高姓村民。[16]嘉庆十三年(1808)，城东艾家庄村有虎害。[17]

 2.东部广义上的太行山区。

 恒山山脉，山势地跨今大同县、广灵县、浑源县、灵丘县、繁峙县、应县、山阴、代县、原平、怀仁、宁武等市县。

 灵丘。大同府的灵丘位于恒山和太行山区，在天启六年(1626)秋九月就发生“猛虎伤人”事件。到明末清初时，灵丘虎患十分猖獗，清初宋起凤在《稗说》卷一《兽食虎》记载:“大同灵丘山中数多虎，相率十数成群，当昼噬人。灵丘驻褊帅，常牧放营马山下，虎时就群中残啮去。军人相戒，捕之不得”[18]。清代康熙《灵丘县志》卷二《食货志·物产》“毛属”有老虎记载。同书卷三《山川》记载：野窝岭，县西南三十里，为行旅入铁岭口孔道……尚积林麓，地多虎，夜常突出。[19]

 代州。明嘉靖七年(1528)“春代州大疫，秋南北山多虎豹，噬樵采人”。[20]

 五台。该县东北一百三十里有射虎川，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幸台，御射殪虎而名。另外，县东北五十里深高山区香域沟“多虎豹”。乾隆《五台县志》卷四《物产》毛属，有虎豹等。同书卷八《艺文志》有巡抚穆尔赛“射虎川碑记”，记载的是康熙二十二年春二月西巡五台射虎之事。

 应州。万历《应州志》记载弘治时“南山有虎患”。[15](P462-464)

 五台山脉，山势地跨灵丘县、繁峙县、代县、五台县、原平县、定襄县。系舟山脉，五台县、忻州、盂县、阳曲、太原等市县。

 乾隆《潞安府志》记载康熙年间有一高人名为立禅，俗姓张，名加修，旧平顺人。从小就潜心内典，三十岁多一点在杜公岭出家为僧，“后至五台山石穴中闇修，有虎守门，僧人共异之，迎至寺中供养。……一小僧因取薪为虎所伤，立禅为此面壁三年。”[21]

 狭义的太行山脉，山势地跨灵丘县、盂县、寿阳、阳泉、平定县、昔阳、榆次、和顺、左权、榆社、武乡、襄垣、黎城、潞城、平顺、长治、壶关、长子、陵川、高平、晋城等市县。

 辽州。雍正《辽州志》卷五《物产》兽属有虎豹记载，说明该县肯定有虎分布的。张维榘《壅洪山记》中记载“……僧骇曰是虎目也，逐鹿不得必恋此弗去，急移诸门外，以绝其患。”[22]另据同书卷二“山川”记载“壅洪山在州东十五里许，山多古柏，岩如甕悬，两脚不入”，显然是森林茂密，有老虎生存的环境。

 寿阳。明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初四日，寿阳县西林家坡有雄虎一只，咬伤乡民，被众赶入水洞，用火熏死。[23]清康熙年间县令吴祚昌撰有《祭边山土地山神驱猛虎文》，记载康熙十年(1671)寿阳县有虎伤邑人，于是用“豕一羊一，致祭边山之土地山神……兼谕猛虎，限汝三日，即当远去。汝或不听，张弓毒矢，纠率吏民誓将杀汝……”[24]可见清初寿阳县虎患之境况。不过到清末，寿阳县可能已无老虎了，光绪《寿阳县志》在物产第三“兽属”中列有虎、豹、土豹等，撰志者在“虎”下附记为“今无”。[25]

 平顺。平顺县南三十里有打虎岭，传言李克用养子存孝曾打虎于此。[26]另外在民国《平顺县志》卷六《杂传》中有芊上人和张加修，都是记载遇虎的事情，显然平顺县是有老虎分布的。不过民国《平顺县志》卷三《物产略》动物，毛属，无老虎记载。豹，撰志者指出“前代多有，皮最贵。近因到处童山，无地藏身，悉远遁。”显然，因虎豹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急需逃往深山老林了。

 长治。潞安府，治所在长治县，统辖县有长子、长治、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壶关等县。前以论述乾隆年间长治县是有老虎分布。光绪《长治县志》卷八《风土记·物产》兽之属，已无老虎记载，说明老虎可能绝迹了。

 长子。长子临近上党盆地，有虎为害。康熙《长子县志》卷二《地理志·物产》“兽之属”有豹虎等记载。撰志者进一步指出“虎豹，惟西山中间有之，山居之民时防其害。”另外，乾隆《长子县志》载有《打虎行》诗歌，述该县打虎英雄冯根孩事迹。当时，根孩年十二，随父樵于山，父忽为虎攫去，根孩以斧斧虎额，虎怒舍其父而奔根孩，瓜批其颊而逸，父遂免。[27]

 凤台，今晋城市。凤台县是多虎的。成化三年(1467)州(泽州，治所在凤台)虎白日噬人，都御史李侃遣捕之。[28]乾隆《凤台县志》卷十五《艺文》载明代徐芳《太行虎记》云：崇祯末岁，在县西九十里太行绝顶天井关，“……虎一意啮人，往来行旅，伤害甚众。”张晋“太行虎行”同样是讲述这件事情。[29]康熙年间陈廷敬《樊山射虎记》云：“伏弩杀二虎”。[30]不过，乾隆《凤台县志》卷三《物产》已无虎记载。

陵川。乾隆《陵川县志》卷十六《物产》“毛之属”有虎、豹、豺、狼等动物记载。同书卷二十八《艺文》有明代祝允明《太行歌》“狐兔绕马蹄，虎豹嗥树旁”和王心一《上太行》“只虑虎豹骄，鲜鞍投荒驿”等诗句[31]，说明太行山绵延横跨数十州，山中有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白蒲掌村有个名为焦聚的孝子，七月十二日夜在郊外看麻，忽被虎驼去，同事者报知其家，遍寻无迹，合家号痛。迄五更虎将聚驼送其家，母惧闭门不纳，虎辄守至天明乃遁去。当聚在虎背时，闻有一老者，随虎呼曰：“此孝子，不可伤。”[32]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虎患与道德教化”的故事，从侧面可反映陵川县是多虎的。

 太岳山脉，山势地跨太谷、祁县、平遥、介休、武乡、灵石、沁县、襄垣、霍县、沁源、洪洞、古县、屯留、安泽、长子、浮山、临汾、襄汾、翼城、沁水、曲沃等市县。

 绵山，在县南四十里，递高四十里，隶县境二十五里，东接沁源，南跨灵石，形势绵亘，故名。山上有抱腹岩，由岩而西为铁索岭，自岭五里而东为银空洞，又南七里为摩斯顶，自此而东“虎狼之窟，人迹罕到”，山莫可名矣。[33]

 沁水。“环沁皆山也”，虎害甚烈，明代就有虎伤人事件，即崇祯六年(1633)猛虎食人，瘟疫太行，道殣相望。[34]康熙《沁水县志》卷四《版籍·物产》“兽属”有虎豹等记载。撰志者指出“山中有虎，近岁屡出伤人，知县赵凤诏作驱虎文，告之神，患稍息。”同书卷十载有赵凤诏“告城隍驱虎文”和“祭黑虎文”详述了清初的虎害情况。另外，光绪《沁水县志·志余》记载：“乾隆庚寅(1770)……虎噙某氏去……县令集猎户克期捕虎，连杀两虎。”

 沁州，今沁县，其山川形势为“绵山镇其北，沁河绕其南，鵰巢岭踞其东，霍太山峙其西”，东西北三面都有高山，山林茂密，是有老虎分布的，并且出现老虎伤人事件。崇祯十年(1637)十月虎入州北关，捕获之。康熙三十七年(1698)秋，州多虎。八九月间西南乡数被虎患，白日至村闾噬人畜，知州刘民瞻遣营兵猎户捕，遂乃止。[35]康熙年间的这次虎伤人事件，说明沁州老虎众多，需要军队和猎户才制止了虎患。

 沁源。沁源县“环邑皆山，沁水汇流，峰峦合拱”，森林较多且茂密，有老虎的藏身之所。雍正《沁源县志》物产条“兽类”中有“虎、豹”等大型动物记载[36]，民国《沁源县志》物产表“兽属”，仍有虎豹记载。[37]此处当注意，雍正、民国两种方志中都有“虎豹”记载，一般都可能认为是后者沿袭前志。该县的物产记载则不尽然，民国志中物产记载与雍正志的记载有变化，顺序明显不同，而且民国的撰修者对该县没有的物产会夹注出来，如“鹿”，就指出“旧志载，今无”；“麝”，也指出“今无”。“兔”还指出“家、野二种”。对于“虎豹”，撰修者未提一字，显然该县民国时期还有老虎是肯定的。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交城人褚国旺跟随邯郸县李祖师学道归来后，途经沁源县北端的涧崖底村，见村东五六里森林茂密，左右周围殆胜境也，于是留下来布化传道。“适野遇虎，遥以手指之，虎即避走。”[38]沁源县西灵空山有圣寿禅院，由县城通往灵空山，中间必须“道经五龙池，由山北至寺山之前，有虎寓焉，人莫敢行。”成章禅师，号了凡，姓氏里居不详，康熙年间住锡圣寿禅院(县志记载，雍正八年圆寂)，其“于寺之东山陡崖辟修曲径，建鼓楼于巅，至则击鼓以闻于寺，师出叱虎而去，行人始便，径之险倍于九折，至今呼为十八盘。”[38]两则仙释故事表明，沁源县西部和北部是有老虎分布的，因当时山林较多而好，故无伤人畜之载。

 霍州的霍山，是有老虎藏匿的。长治人宋道人，少孤，为人牧羊霍山中，有一天丢失了羊，“群牧皆彷徨无所措，宋年十三，独入深山中求之，行二日见一老僧在石窟中修道……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远出留宋居守，则虎狼遞迹交错于庵之前后越七日。……顾视日已晡，有虎百十余咆哮而至……翁出叱之，群虎皆弭耳去。”[39]

 赵城，今为洪洞县赵城镇。李能，桂林坊人，正德年间(1506-1520)为本县皂隶，人正直有勇。乡有猛虎为患，令能捕之，虎果随之，患遂除。殁后，邑人立庙于城东门外，俗称李将军庙。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仇池里忽有数虎为害，赴庙告祭，获之，虎患顿息。[40]仇池里，据同书卷六《坊里》记载其位于赵城县北乡，仇池里共有21村，北乡地理形势为“左山右河，地亦辽阔”，因而就有老虎下山。“文氏书”中，将此虎患资料列于霍州(今霍州市)条下，当误。

 岳阳，民国二年改称安泽，1971年析县西部置古县。安泽“辟居万山中，沁流霍峙，洋洋巨观”，境内有太行山支脉屏凤山，霍山、尖阳山、独耸峰、凤凰山、雪白山、三秣山等数十座山岭崖，是多老虎的县。因而民国《重修安泽县志》卷十四《祥异》灾祥中就指出“安泽僻处深山，旱涝无常，虎豹螟蝗皆为民害。故书之以告有民事之责者。”显然该县虎患严重。康熙和雍正年间出现猛虎伤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六月猛虎为灾。雍正八年(1730)夏猛虎为灾，伤二十余人。[41]不过就是这样山林茂密多虎的县，也因为人类活动而导致了虎的消亡。同书卷二《物产》“毛属”在记载虎时已指出：“初安多虎患，其时山深林密，猛兽易于潜踪。今则斫伐殆尽，而虎亦无复存矣。”[42]

 中条山脉，山势地跨绛县、阳城、垣曲、闻喜、夏县、平陆、运城、芮城、永济等市县。

 阳城，地处中条山和太行山山区，“县地皆山”，乾隆《阳城县志》卷四《物产》兽之属，有豹虎。撰志者指出：“西南诸山多虎，尤多豺，或言有駮。《山海经》、《尔雅》并言駮如马，食虎豹，山中往来者偶见之，不知其名。……”而且该县土风节俗，其名有与他方不同者。如“六月六日村民家家祀山神云，即射日之羿以开门即山，祀以辟虎狼。”[43]不过，到了同治《阳城县志》卷五《物产》在记载“兽”时，云“昔林木蓊密，虎易藏匿，尔年斧斤濯濯，近城五十里鲜虎迹。析城、王屋间，尚有匿者。豹仍不少。”说明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林木遭到砍伐，老虎渐趋消亡，只有析城、王屋等深山老林才有。

绛县，地处中条山区，境内横岭关、青陵山在清初虎害严重。顺治年间知县卢绛连续有“庚辰秋横岭关祭山神文”、“祭紫家青陵山神文”“牒城隍驱虎文”等三文，告祭神灵驱除虎患。祭文中有“山虎肆虐，伤人众多……樵采黎庐，屡受虎害”、“横岭关南邻邑，地方多虎为害，不是出入”、“猛虎蹲踞，商贾果足”等语[44]，可见虎灾之烈。乾隆《绛县志》卷二《物产》毛属，仍有虎豹狼记载。

 解州运城。嘉靖十一年(1532)十一月南部的解州运城发生饥荒，“虎入禁垣，踞池神庙”。[45]

 平陆。乾隆《解州平陆县志》卷二《物产》和光绪《平陆县续志》卷上《赋役·土产》的记载体例，如撰志者所言“惟以足供服食之用者，书之常畜，则不必尽纪也”，因而不见虎豹记载。不过，平陆县应该有虎的，其境北四十五里有中条山，“西起蒲州雷首，延袤数百里，迤逦而东，直接太山行”，如此广袤的山林生境能满足老虎活动的。同书“艺文”篇，有知县冯遵祖《喻虎檄》[46]，显然平陆境内虎患严重，为消弭虎患而请求神灵。

 闻喜。民国七年《闻喜县志》卷五《物产》“山兽类”虎，雨后高山脊上时有爪印，大五六寸，人云虎迹。撰志者并进一步指出：“狒狒、虎，二种未必土产，中条连山极远，知从何来，第近既经见，亦不敢云，必非土产。”[47]

 垣曲。垣曲县境内有太行山、王屋山等数十座山脉，是有老虎分布的。光绪《垣曲县志》卷二《物产》，无老虎记载。不过，同书卷十二《艺文》载有王金远“驱虎文”，说明该县是有虎患的。

 3.西部吕梁山地。

 吕梁山脉，山势地跨平鲁、朔县、偏关、河曲、保德、宁武、原平、神池、五寨、岢岚县、忻州、静乐、岚县、兴县、阳曲县、太原、清徐、古交、娄烦、方山、临县、文水、离石、柳林、汾阳、孝义、交口、中阳、石楼、灵石、汾西、隰县、永和、蒲县、大宁、吉县、乡宁、襄汾、新绛、稷山、河津等市县。

 河曲。位于山西、陕西与内蒙古交界的河曲地区，明代弘治三年(1490)秋七月虎狼噬人。弘治十四年(1501)是年饥，有虎入境杀人，被获。[6]表明河曲县是有虎患的。

 宁武县。在“九边”沿线上的山西宁武县，史载其境内“多虎，村民被噬者甚众”[48]管涔山，据李燧《管(涔山)游日记》云：“山径多虎，往往为其所伤”，是有老虎的。

 岢岚州。位于吕梁山的岢岚州地处万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杀一虎”。[49]光绪《岢岚州志》卷十《风土志·土产》兽之属，无老虎记载，可能此时虎已逃往深山中。

 兴县。据明末清初笔记《印雪轩随笔》记载，山西兴县距太原四百余里，山路崎岖，素多虎患，而癸巳(1653)之冬一甚。

 乡宁。康熙时“深山虎豹多”、“多虎患”等。康熙《乡宁县志》卷五《赋役·土物志》兽属，记载有虎豹等。乾隆《乡宁县志》仍有记载，光绪《续修乡宁县志》照录。民国《乡宁县志》卷七《风土记·物产》兽之属，有虎、豹、狼、狐等。撰志者指出“花、畜、禽、兽，山中甚伙，有不能举名者，兹约计之，备一格耳。”乾隆年间乡宁县令葛清大规模猎杀虎豹，几近杀绝。他在《新建山神土地庙记》云：“……乾隆四十七年(1782)，邑虎竟白昼啮人于路……选猎户七、干役三，人日给银七钱，活一虎赏银三十两，劳以花酒，受伤者月米三斗调养，不幸遇害，棺木银四两……统计两年，共获虎十，虎子六，豹十二。”[50]足见乡宁县老虎众多，葛清因组织打虎有功，县志将其列为“名宦”。

 蒲县。蒲县的形胜为“南北山环、东西川绕，崇冈错列、曲径纡廻”，是有老虎分布的。乾隆《蒲县志》物产“毛属”有老虎记载，并指出老虎所具有的药用功能“虎骨入药，壮筋骨，能杀犬咬毒。”[51]显然出于打虎获取虎骨的实践认知。此外，同书卷十《艺文》有巫慧“上额总镇打虎书”一文，该文指出：“禀者敝邑孽虎肆虐，惨极人天。慧亲历围场，未能加遗一矢，是以飞檄宪辕，代民请命，仰祈假之灵，宠赐以劲卒，则猛兽无逃亡之所，人民有更生之庆矣。”[52]表明该县虎患之甚。

 孝义。山西孝义县是多老虎的。嘉靖年间汾州孝义县的城“郭外高唐、狐岐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丛菁中，忽失足堕虎穴。……日落风生，虎啸逾壁入，口衔生麋，分饲两小虎……樵遂骑而腾上”。[53]县城西门外有义虎亭，“相传明时，有樵夫堕深岩虎穴中，虎负之出。樵夫与虎约时日剚豚西门外以谢，至期虎如约攫豚以去云。”[54]明末清初笔记《三冈识略》中指出“郭外诸山多虎。”另外，乾隆《孝义县志》“物产”条更是明确记载：“猛兽则有虎、豹、豺、狼。西山多虎，七十里之外虽通衢，不敢夜行。”[55]

 隰州。康熙《隰州志》卷五《物产》兽类，有虎豹记载。光绪《续修隰州志》“杂记”中记有一事：嘉庆间知州赵宜本，公出经神峪沟，遇虎啮人避之，公出轿长揖，虎遁去。遂建山神庙于此并祠公焉。[56]

 4.峨眉台地。

 荣河县。崇祯四年(1631)虎入境，为民所获。康熙十年(1671)冬有虎入境，入遇之弗顾，惟啮数犬而去。[5]

 至此，明清时期山西发生虎患的州县按照山脉山系分布为：北部阴山余脉有1县，东部广义太行山区有23县、西部吕梁山地有8县，峨眉台地有1县，共计33州县，约占老虎分布州县的41％。

 (二)虎患的特征和原因

 据动物专家研究，老虎伤害人类的原因主要有：老虎受伤、年老；被猎人所伤，与人拼命，或当时逃脱，以后蓄意报复；被人逼迫过紧，自觉没有生路，横下一条心，坚决反扑；在进食时或休息时，突然被人闯见，因惊惶失措而扑人；在逐偶时和抚育幼仔时，脾气不正常，等等。[57](P32，35)不少学者在研究虎患原因时，主要认为明清时期不断上升的人口压力导致人地矛盾空前尖锐，近乎疯狂的垦山运动极大地压迫了老虎的生存空间，从而造成明清时期虎患严重的局面。现根据前文对山西虎患概貌复原的论述，制作了“明清山西虎患分布统计表”(表2)：

 根据表2所示，明清山西虎患的分布具有以下特征：(1)山西虎患由来已久，明代的虎患经初步统计明确记录的共有16个州县，全省南北都有分布。到了清代，遭受虎患的州县明显增多，共计27个；在明代有虎患的州县，清代基本上仍有虎患，而且虎灾范围进一步扩大，有向中、高山发展的趋势。(2)根据打虎事件及驱虎文等判断，五台山、霍山、太行山以及吕梁山等山区，老虎众多。五台、乡宁、蒲县、孝义、沁水、绛县、平陆、垣曲等州县的虎患例子可佐证。

 有研究者指明：虎主要栖息于山地林间，在海拔2000m以下丘陵起伏的山林、灌丛中，野草丛生处或茂密、潮湿的热带雨林，皆有其行踪。发情期多在11-12月。[2](P254)其生存环境：必须具备足够的动物资源，供它们猎食；必须具备足够的水源，供它们热时洗浴和饱食之后痛饮；必须有足够的林木或丰草，供它们隐藏。尤其是对草木的要求非常高。[57](P15)可见老虎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比较高，一旦环境有所改变，老虎很难适应。明清山西虎患的发生，也能很好的证明这一点。从虎患发生的时间来看，春天发生虎患有大同；夏天有陵川(7月12日)、安泽(6月、夏)；秋天有灵丘(9月)、沁州(8、9月间)、代州(秋)；冬天有寿阳(11月4日)、沁州(10月)、赵城(10月)、解州(11月)。从仅有的有明确时间的虎灾州县来看，显然发生在干旱的秋季、寒冷的冬季的虎患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秋冬水草干枯或冰雪霜冻天气的影响下，老虎处于发情期、性情暴躁且虎的猎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迫于饥饿，最终走上冒险攻击人类的道路。明嘉靖七年(1528)春“代州大疫，南北山多虎豹，噬樵采人”和嘉靖十一年(1532)十一月南部的解州运城发生饥荒，“虎入禁垣，踞池神庙”。这两条史料表明：代州和解州运城因发生疫灾和饥荒，老虎食物链断裂，为了生存才导致了冒险下山和攻击人类的事件。

 三、商榷：山西老虎消失之轨迹?

 《山西森林与生态史》中研究虎患及其消退轨迹，得出的结论为：明中期前，显然减少，已不成贡品；因食物不足，也偶伤人畜。清前期，渐更稀少，但多半山区县还有少许虎豹。清中期，已近濒危。清后期，又有不少山区县虎豹绝迹；光绪《通志·物产》也不载虎豹，仅偶有之。民国初，在五台县南台之南打死一虎，此后虎在山西省完全绝灭。[15](P462-464)

 从上文的分析研究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据表1和表2及上文研究表明：

 (1)清末民国时期，山西有老虎分布的府州县占绝大多数，共有79县有老虎分布的记录，约占山西全省州县的78％；其中，发生虎患的州县为33个，约占老虎分布州县的41％。不见老虎记载的州县只有：马邑、左云、大宁、洪洞、襄汾、乡宁等6个，其他州县恐怕无法知晓其消退轨迹。

 (2)因人类活动的扩大，使老虎生存的森林资源破坏而导致其退缩，这样的例子有代州、平顺、阳城、长治；同样原因，导致老虎消亡的例子有长治、凤台、寿阳、安泽等。

 因此，笔者认为，仅根据虎灾分布状况，难以描绘出老虎清晰的消退轨迹。至于老虎在山西的消退轨迹，可另撰文继续探讨，此处只述其大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山西也毫不例外地经历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⑤，把老虎当成“四害”动物，组织猎户进行捕杀，致使山西老虎大规模消亡，这应该才是山西老虎消亡的重要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新编的山西各省地方志中，仍有不少州县记载有老虎分布，“文氏书”中编制的“历史时期虎分布地点变迁”表中，列有现存地点为：阳曲、广灵、灵丘、浑源、朔州、应县、右玉、沁源、忻府、原平、五台、代县、繁峙、宁武、静乐、神池、五寨、岢岚、灵石、盐湖、永济、芮城、夏县、平陆、垣曲等[2](P368)，共计25县。然而，这一时期方志中的虎记录是否系实地考察所得?笔者认为，该问题尚需进一步商榷。因此，关于20世纪80-90年代山西地区的虎分布情况尚不可定论。

 时至21世纪，山西老虎已经消失殆尽。2008年三晋都市报发表有戴晓杰“山西虎迷踪之史迹篇——人虎相争，晋地曾经多虎踪”、“山西虎迷踪之文化篇——背影渐远，空留俊骨耀人文”、“山西虎迷踪之心灵篇——传说犹在，雄姿不倒撼心灵”等系列文章[58]，使人们认识到山西曾经是老虎的故乡，山西虎故事和虎文化留存丰富。如今虎啸声似乎已经远去，我们在创造高度工业文明的同时，是否善待过自己身边的朋友——那些渐逝的野生物种!

     注释：

 ①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程森.历史时期山西地区虎与虎患的分布变迁[J].唐都学刊，2012(3)。

 ②“何氏书”并未给出具体数目，笔者根据其表述和图幅统计。

 ③诚然，没有文献记载并不能表明该地无老虎分布，新资料的发现和解读对我们而言也将是一项不间断的工作，我们也诚挚地欢迎广大读者提供相关信息。

 ④清末山西共领九府、十直隶州、六属州、八十五县、十二直隶厅(均不在今山西境内，不作统计)，山西境内共计有101个州县。

 ⑤“打虎运动”是指建国初期，当时人们将老虎列为害兽之一，政府出台相关法令，进行扑杀，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打虎运动”。195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颁发批示，把华南虎划归到与熊、豹、狼同一类的有害动物之列，号召猎人“全力以赴地捕杀”。而东北虎被列入与熊猫、金丝猴、长臂猴同一类的保护动物，可以活捕，不能杀死。这场“除害兽运动”一直持续了近20年之久，导致虎种群数量的毁灭性萎缩。尽管东北虎一开始就进入了政府的保护名单，但在这次运动中有些地区也同样受遭殃。

     参考文献：

[1]何业恒.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文榕生.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3]乾隆《沁州志》卷八《物产》.

[4]乾隆《潞安府志》卷十《古迹》.

[5]乾隆《荣河县志》卷十四《祥异》.

[6]同治《河曲县志》卷五《祥异类》.

[7]光绪《清源乡志》卷十六《祥异》.

[8]光绪《清源乡志》卷九《都甲》.

[9]民国《临县志》卷三《大事谱第二》.

[10]民国《临县志》卷十九《录·乡贤》.

[11]乾隆《保德州志》卷三《风土·祥异》.

[12]乾隆《潞安府志》卷八《风俗·附礼仪时节物产》.

[13]Robert Marks，Tigers，Rices，Silk，Silt，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4]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4).

[15]翟旺，米文精.山西森林与生态史[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

[16]道光《大同县志》卷尾《杂志》.

[17]道光《大同县志》卷三《星野·岁时》.

[1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明史资料丛刊：第2辑[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82.

[19]康熙《灵丘县志》卷三《山川》.

[20]乾隆《直隶代州志》卷六《祥异》.《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太原府部纪事》.

[21]乾隆《潞安府志》卷二四《仙释》.道光《壶关县志》卷七《方技》.

[22]雍正《辽州志》卷八《艺文》.

[23]《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太原府部纪事》.

[24]光绪《寿阳县志》卷十一《艺文上》.

[25]光绪《寿阳县志》卷十《风土志》.

[26]民国《和顺县志》卷十一《丛考》、卷十《古迹考》.

[27]乾隆《长子县志》卷十九《艺文·诗》.

[28]雍正《泽州府志》卷五十《祥异》。乾隆《凤台县志》卷十二《纪事》.

[29]光绪《凤台县续志》卷四《艺文·诗》.

[30]乾隆《凤台县志》卷十五《艺文》.

[31]乾隆《陵川县志》卷二八《艺文四》.

[32]乾隆《陵川县志》卷三十《丛谭》.

[33]乾隆《介休县志》卷二《山川》.

[34]康熙《沁水县志》卷九《祥异》.

[35]乾隆《沁州志》卷九《灾异》.

[36]雍正《沁源县志》卷三《田赋·物产》.

[37]民国《沁源县志》卷五《物产表》.

[38]光绪《沁源县续志》卷三《仙释》.

[39]乾隆《潞安府志》卷二四《方技》.

[40]道光《赵城县志》卷三六《杂记》.

[41]民国《重修安泽县志》卷十四《祥异》.

[42]民国《重修安泽县志》卷二《舆地·物产》.

[43]乾隆《阳城县志》卷十六《志余》.

[44]顺治《绛县志》卷末《艺文》.

[45]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十一《祥异》.

[46]光绪《平陆县续志》卷下《艺文》.

[47]民国《闻喜县志》卷五《物产》.

[48](清)陆长春《香饮楼宾谈》卷一《肉身土地》.

[49](清)赵翼《薝曝杂记》卷三《镇安多虎》附记.

[50]乾隆《乡宁县志》卷九《名宦录》.

[51]乾隆《蒲县志》卷一《地理》.

[52]乾隆《蒲县志》卷十《艺文》.

[53]张山来《虞初新志》卷四《义虎记》，见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54]乾隆《孝义县志》卷一《胜迹·祥异》.

[55]乾隆《孝义县志》卷一《物产·民俗》.

[56]光绪《续修隰州志》卷四《杂记》.

[57]谭邦杰.虎[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