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推动下，刚在欧洲完成近代化转型不久的地理学作为西学之一，开始以“科学”的姿态在传统东亚世界生根发芽。甲午战争后，已经完成与欧洲学界接轨的日本地学界又通过留学生和译著对中国产生影响，使得中国传统的舆地之学在大量接受地理新知后呈现出新的面貌。由于“沿革地理”既是传统“王朝地理学”的核心关注点，又是其发展的顶峰，因此考察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发展变化，也是理解中国地理学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的一个重要角度。

用“地理学的视野，历史学的方法”来概括历史地理学中地理学和历史学分别起到的作用，进而对中日历史地理学的早期面貌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整个社会的思想背景和学术传统的影响，还有中日历史学和地理学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时间差所起到的作用。得益于近代学术体系的确立以及地理学与欧洲学术的迅速接轨，日本的历史地理学在兴起之初即出现关于学科性质的热烈讨论，但因缺乏地学界的理论支持，并未直接促成历史地理学的诞生。而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则在学术研究范式从传统到现代，逐步走出“沿革地理”的过程中，经过20世纪史学界的几场革命和地理学最新理论的引入后，方于20世纪50年代最终确立。

一、从欧洲到日本的历史地理学

(一)地理学界的引入

1868年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即在高等教育中仿效欧洲建立地质学和矿物学的相关课程，同时在政府部门中设立地质调查机关。至1890年前后，日本现代地学研究已基本不再依靠国外学者的指导和协助，最早成长起来的一批本国学者开始进行独立研究。因此，1889年在《地学会志》基础上创办的《地学杂志》(日)已大多刊载符合现代学术研究规范的文章。就历史地理学而言，日本学者同样受欧洲的影响。虽然当时欧洲各国语言中早已出现“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一词，但其“研究主要是对历史事件与地理现象的叙述与描述，极少作有机的分析”。

关于日本学者当时所接触的欧洲“历史地理”研究，不妨以国际地理学大会为视角，探讨日本学者对于“历史地理”的认识。

1875年，日本政府派驻法全权公使鲛岛尚信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地理学大会，可以说日本出现在国际地理舞台的时间并不算晚，且远早于中国。不过早期的参加者主要是外交人员或当地留学生，更大程度上是政界而非学界背景，例如鲛岛出席大会即因其发现当时欧洲各国出版的地图中日本偏居中国东方一隅，遂提交了精确绘制的日本地图和《日本地志提要》。1889年，《地学杂志》(日)刊登了一条简报，介绍即将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地理学大会的分组情况，其中第四组即“历史地理部”。按照大会事后出版的会议纪要，该分组的实际命名为“IV. GROUPE HISTORIQUE.—Géographie historique; histoire de la géographie et de la cartographie”。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出版的纪要中，该组命名被翻译为“IV. History of Geography and Cartography”，可知日语名只是对当时欧洲出版物的简略翻译，并无对该词内涵的深刻认识。从会议纪要刊载的文章来看，该分组主要讨论历史上的文明变迁和人群迁徙(如弗兰德斯的人口减少、穆斯林征服后埃及酒文化的消失)，以及与地图绘制相关的问题(如通过地图看威尼斯对于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掌控、耶稣会士绘制中国地图的内容等)，但这些内容并不见有日本学者探讨。留学法国的和田雄治代表日本政府参加了该届大会第一组数理地理学和第二组自然地理学，并于会上介绍了日本的重力测量。由此可见日本早期地学界主要的关注点。

从1895年对伦敦第六届国际地理学大会分组译名的不一致也可以看出早期日本地学界对于“历史地理”的“漠然”。1894年《地学杂志》(日)曾介绍大会分组，其中第六组名为“地学的历史”，然而在会后的再次介绍中，名称变成了“地理沿革”。相应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地理杂志》也将第六组或称为“The History of Geography”，或称为“historical geography”，并无统一称呼。1899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七届大会情况类似，日译名或作“地理学与地图学的历史”(原文“地理學並に圖學の歴史”)，或作“史学的地理”“历史地理”。从译名的杂乱可以看出，地学界对于所谓“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并无深入讨论，只是单纯介绍欧洲学界的成果。例如山崎直方曾在《地学杂志》(日)上连载数期，发表其在第七届国际地理学大会召开期间的见闻，十余页介绍各组讨论的篇幅中，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记录尚不足半页。

“历史地理”不受地学界重视其实并不意外，以“科学”面貌出现的欧洲地理学自传入日本起，即以“理科”面貌示人。当时即有学者指出，西洋从地志学(geographie)更名地理学，强调的是研究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而走出博物学的时代。因此，日本也应将汉文中与“天文”相对的“地理”进一步理解为“地的理学”，“理”字的含义从表示现象描述的“纹理”变为“理科”。在这样的态度之下，地学界所注重的是地质和气象等自然地理学的内容，“历史地理”不受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二)历史学界的讨论

日本的地学界尽管以新式西学自居，却也采用过“地理沿革”这一明确显示出传统汉学背景的译名。而地理学中与人文地理相关的内容，也通过赴德留学的史学家坪井九马三逐渐在东京的帝国大学传播开来。最终在1899年，以喜田贞吉为首的一批国史学者创办了《历史地理》杂志。

杂志创刊时，“历史地理学”在日本学界受到关注也不过数年时间。创刊初期的文章从研究内容来看与我国沿革地理类似，尤其是前五年仅局限于日本史的文章。然而，杂志中出现大量关于“历史地理”的内涵与性质的讨论却是我国历史地理学早期发展中所未有的。参与讨论的人群学科背景仍以历史学，尤其是本国史为主，并无以地学背景为主的学者参与其中。创刊号所载《日本历史地理研究会设立趣意书》指出“地理学为一史学之眼”(地理学は史学の眼の一なり)，强调历史研究离不开地理的帮助，而所谓历史研究即揭示文明兴衰的原因。

据川合一郎考证，此文实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小林庄次郎所作。从《历史地理》刊载的文章可以看出，小林强调“历史地理学”作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作用，仍以其为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不过学会的其他核心人物，如喜田贞吉、大森金五郎、冈部精一以及老师辈的坪井九马三等人的文章皆明确指出“历史地理”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坪井九马三将“历史地理学”定义为：“研究由地表自然环境变化所促成的人类的社会组织和国家的发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德国地理学尤其是拉采尔的影响。

众多讨论中，以冈部精一的论述最有特点。通过引用“历史地理”的英语词汇“historical geography”，冈部希望读者将其理解为“历史的地理”，又将其与代数几何“algebraic geometry”作比，指出无须在中间加入“的”表示形容词。冈部将确定史实所需的时间和空间两个基准与代数几何中的X轴和Y轴相比较——确定时间基准需要年代学，而确定空间基准就需要“历史地理学”，前者属于天文学，后者便属于地理学。地理学的众多分支学科研究现在，而“历史地理学”则研究过去，“历史出现的同时就产生了这门学科应研究的范围”。既讲明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也讲明了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表面上看，上述讨论聚焦于回答“历史地理”一词背后“历史”与“地理”的关系，但这些明治维新后成长起来的日本史学家真正关心的其实是“历史地理学”是否具有“科学”或“理科”的地位，与《地学杂志》中所出现的地理学应当是“地的理学”这一论调背后的理念如出一辙。例如小林庄次郎多次强调“历史地理学”只是史学的辅助学科，因其主攻方向为事实调查，如明确各时期社会活动的舞台、考究历史时期行政区划等，与强调理论探究的人文地理不同，属于“哲学式”而非“科学式”。从这一点来看，强调历史学归属的小林庄次郎，其理论思考并不逊于其他强调地理学归属的学者，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对历史地理研究性质和范围的界定，小林以更为严格的方式将“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进行了区分。

尽管参与讨论的学者大多以“历史地理学”为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杂志发起者皆为历史学出身，刊登的文章在内容和方法上大多仍属于历史学领域，故其中对于“历史地理”的探讨并未在日本地学界激起进一步的波澜。众多同时代的地学家很少对其有直接讨论，史学家也只是从实证研究和地方史的角度对其积极评价，刊物的后续发展亦逐渐偏向历史学。由于当时的日本地理学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地理学多以知识普及为主，历史地理学虽有学科定位，但并无成熟的理论方法，以至于最终倒向历史学，融入地方史以及考古学和民俗学的发展之中。

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今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设立“史学地理学第二讲座”，成为日本现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直接的渊源。先后任讲座教授的小川琢治和石桥五郎及其学生内田宽一、小牧实繁等人在吸收当时欧美地理学说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发展。1933年，小牧实繁《歴史地理学(岩波講座·地理学)》一书系统总结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提出以横剖面方法(時の断面)进行历史时期的景观复原，标志着日本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确立。

二、来自日本或欧美：两度引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

就中国而言，由于事涉历史学与地理学两门学科理论方法的近代化过程，乃至整个知识界在思想上由传统到现代的变革，历史地理学自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逐步确立研究范式后，其源起与发展即受到学界广泛讨论。本文主要聚焦“历史地理”作为外来概念的传入，以及在这期间中国早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发展过程。20世纪初，“历史地理”的概念经日本传入中国，“传入方式有随近代学制一同引进，国外图书采购和零散译介三种”。尽管当时知识界对于西学的态度已在甲午战败后出现巨大的转变，但新学术尚未成气候，因此“历史地理”仍在传统舆地之学的范式中完成了第一次引入。20余年后，在国内新式教育和海外留学培养等因素的推动之下，呈现出“分科之学”面貌的现代学术日渐确立，历史地理学也逐步发轫于具有现代意义的地理学和历史学之中。1923年张其昀发表《历史地理学》，介绍法国学者白吕纳与克米尔合著的La géographie de l'histoire，“是‘历史地理学’概念第一次直接从西方输入”。历史地理学的两度引入，反映了邹代钧(1854—1908)、张相文(1867—1933)等第一代和翁文灏(1889—1971)、竺可桢(1890—1974)等第二代地学研究者知识背景和研究旨趣的变化。

(一)从日本到中国：舆地之学背景之下的接纳

“历史地理”概念最初的传入，学界多举癸卯学制中所出现的“历史地理”为例，并强调其在“中外今地理”的课程说明中曾指出，“曰今地理者，所以别于沿革地理及历史地理也”，即已将“历史地理”与传统的沿革地理区分。这门“中外今地理”实为文学科大学中国史学门下的一门主课，而课程“历史地理”，则放置于同属文学科大学的中外地理学门之下。从学制对“历史地理”的定位来看，当时的主政者张百熙等人对于日本的课程设置已有所了解，但这毕竟不同于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乃至地理学的认知变化。在当时动乱的时局之下，“中外地理学门”从未付诸现实，因此所谓“历史地理”课程也一直停留于参照外国学制之下的设想。

1907年，上海的《学报》杂志在其“地理”栏目连载三期《历史地理学》，署名“坪井博士师说，南越张玉涛译述”。由于《学报》出刊一年即停刊，故连载的三期只是引论部分，将其与坪井九马三的授课讲义《历史地理学》对照，可知此为张氏在日本求学时的听课笔记，与讲义第一编的前两节对应。笔记中对“历史地理”一带而过，并未涉及具体讨论，但对于学科性质和当时“仍未确成独立之学科”的境遇已有明确说明。坪井氏讲义的框架明显受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的影响，讨论国家发展与自然环境、群体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张玉涛的笔记也直截了当地记述了“现代僻隅世界、劣等人类之国家形式”和“古代文明发点，优等人类之国家形式”，并以大篇幅讲述希腊罗马的发展史。

1909年，张相文主导创办中国地学会，次年发行会刊《地学杂志》，其中不少文章都提到“历史地理”一词，或涉及历史地理研究。1910年第7期刊登李志敏译《古代地理学》，文中明确提及古地理与“与搜查邦邑建设之遗址，寻求人文发展之径路，所谓历史地理者不同”。同样受到拉采尔学说影响的原作者山崎直方，对“历史地理”的定义与坪井九马三并无太大差异。次年《地学杂志》又刊登征文启事，其中一个主题为“日本人有为人生地理学者，相矜以为创获，而中国诸子百家每先及之，能博引群籍以条证之欤?”虽已开始关注日本的“人生地理学”，但处于舆地之学思维中的中国地学界仍以诸子百家之说作为资源进行“消化”，且言语中还透露着“每先及之”的不平之情。

《地学杂志》早期所载文章与历史地理相关者，除沿革地理之外，也有杂糅西方地理学新知和传统舆地之学的文章。如苏莘《论中国火山脉》，分“中昆仑及天山之火山脉”“北部之火山脉”“南部火山脉”三部分介绍中国的火山。南北之分，即因“西人研究我国地质，多指秦岭山脉以南为南部，以北为北部，兹为便于分叙，亦遵守其例”。每部分皆先叙传统典籍中的记载，再参照外国学者地质调查的成果加以糅合，唯有一处在解释两汉书不见关于火山的记载时，作者认为火山在“当虞夏洪水之期，所见已属弩末”，故而后世记载时有时无亦属正常。总之，该文基本局限于现象的参照对比，没有深入到理论层面的探讨。

对上古史类似的传统认识，也反映在1912年刊登的《地理历史学上之观察》，所谓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地理，实即从传统知识中罗列相关记载以诠释地理学：

夫欧洲学者，于古国一建筑、一器物、一语言，无不勤搜而详考之，以为文化进退之凭证。况其疆域之荦荦者，以欧化而夺之，是亦皮相欧化者矣。且学务纲要，首注重于历史地理。当此译籍递出，教材益广，倘非钩元而会通之，甚非所以扩异闻而资参考也。向者读家史……因择其事不经见，足以补前哲之阙者，撮录其要如左：

皇帝之时版章当混一欧亚……

尧舜以降商周远讫声教……

邹子谈天九洲当包含全球……

汉唐元清控驭当超迈列代……

文中称“注重于历史地理”，应指历史和地理。对于“历史地理”一词，除了日译著作外，当时多数文章并无类似于日本学者的讨论，大多仍将其作为沿革地理的同义词或历史和地理二学科之并举。从引文罗列的史实及其所下结论亦可知历史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既需要日本学者所讲求的西方地学新知背后迥异于传统学问的“科学思想”，也需要史学研究在近代化的过程中确立新的范式。下文所举姚从吾、翁文灏等学者在史料的批判与解读等研究方法上所呈现出的新面貌，皆可视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最初的尝试。

(二)从欧美到中国：近代学科范式确立之后的新变化

20世纪20年代后，地学界迎来了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一代学者，其中既有自海外学成归来的翁文灏、竺可桢等人，也有本土新式教育所培养出的张其昀、盛叙功等人。舆地之学逐渐淡出学术舞台，西方地理学新理论的译介开始大量出现，地理学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张其昀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将“历史地理学”的概念直接从西方引入。除了地学界外，这股地理学的新潮流也逐渐体现在历史学领域。

传统学问中史地不分家，历史学家本就习于亲近地理，因此新文化运动后，日渐讲求“科学”的历史学家也希望通过地理学新知掌握新的方法。诸如1920年创刊的《史地丛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主办)和1921年创刊的《史地学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主办)，都是这股风气的体现。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之所以在北大、燕大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即因其在讲授上古史的过程中，“总觉得自己的知识太不够，尤其是地理方面”，因此希望“借了教书来逼着自己读书”。当然顾颉刚所说的“地理”有多少是新地理尚未可知，但其对传统地理的不满足，却是显而易见的。

1917年，教育部将国史馆归并于北京大学文科，改称国史编撰处，张相文应蔡元培之邀任国史馆编纂，并在当年重建的中国史学门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课程，直至1920年“辞北京大学事”。这期间，张相文与1917年入学就读史学门的姚从吾结成了亲密的师生关系。1920年4月，姚从吾“奉师张相文之命，任《地学杂志》编辑”，直至1922年秋因考取赴德留学资格而辞去编辑职务。两年半中，姚从吾在编辑杂志的同时，也刊登了多篇文章，包括：

11卷5—6期《从历史上观察地理变迁与人生之关系》

11卷11期《地理与文化》

12卷1—3期《历代地理志评议》

12卷3期《近代地理学之起源》(译文)

12卷1—4期《地球及生物之进化》(课堂笔记)

12卷4—7期《地震之研究——地震之科学的解释及念四史五行志中之地震观》

12卷8—10期《黄河之概观——历史上之黄河变迁观》

13卷1期《地理学之解释》

13卷3期《何为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有若何之关系?》

13卷3期《美国建设政府时代地理方面的种种困难》(演讲笔记)

13卷8、9合期《述大兴刘献廷先生之地理学说》

姚从吾参与编辑之前虽在史学门就读，却在张相文的影响下对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张相文“中国地理沿革史”的讲义内容仍在传统沿革地理的范畴之内，但姚从吾在北大所受影响却是多方面的。从其交游来看，日后领导整理国故运动以及古史辨运动的主将胡适(1917年9月任文科教授)、傅斯年(1916年入国文门)和顾颉刚(1916年入哲学门)等人，皆同时在北大文科教学或就读，顾、傅二人与姚从吾相熟，该时期三人的学术取向明显在同一发展脉络之下。

姚氏在刻苦研读廿五史，“夜必三鼓而后就寝”之余，也积极学习西方地理学新知，习作刊登于《地学杂志》者如《地球及生物之进化》，系连载葛利普授课笔记;又如《地理学之解释》，先评述《韦氏词典》《大英百科全书》以及国内出版各书对地理学的定义，再提出个人见解，显示出其对于地理学的理解已相当深入。因此1922年蔡元培选派其与毛子水赴德深造，本意也是“造就地理学人才”。

另外，姚从吾撰写了大量有关历史地理的文章，除融入地理学新知之外，在史料的整理与批判上也呈现出新的面貌。以《地震之研究——地震之科学的解释及念四史五行志中之地震观》为例，围绕1920年12月的海原大地震，姚氏从地震的位置和烈度对该区域的史料展开全方位的分析，并将其与地质学的解释“两相参证”，“以明东西洋学术思想之不同，与解释地震方法之精粗，议论之真妄。藉以破国人根深柢固之迷信，而增加对于科学之信念”。这一追求“科学性”的论述，与20年前日本的国史学者十分类似。正是该思潮的影响下，鉴于“年来文化运动，风动全国，各科学术焕然更新，昌明地学，尤为本会同人之本分”，《地学杂志》出现了创刊以来的第一次改版。以平铺直叙、指向明确的白话介绍新版面，与创刊号《地学杂志叙例》采用文学化描述的骈文介绍各栏目形成鲜明对比。语体风格转变的背后，亦是两代学人学术研究旨趣的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学成归来的地理学家也因其良好的旧学背景，撰写了历史地理领域的文章。在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上，吴有容发表《我国山脉系统究竟怎么样》，将当时通行的教科书及常见地图中的山脉系统进行了汇总。从他的分析可以看出，多数学者仍局限于仅从地貌和分水岭的角度描述山脉，因而便得出全国山脉皆起自葱岭，或沿袭旧说将长白山与泰山相联的结论。对此，翁文灏撰文强调“必先知‘什么是山脉’，而后能明‘中国山脉是怎么样’”，以褶曲轴“即为山脉之真实意义”。尽管文章主体在于后半部分从地质构造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山脉，但前三节对传统中外诸说亦有精辟分析。如指出一行“山河两戒说”目的“本不在地理，而在天文，不在明山脉，而在辨星野，故大致尚是，而究不免牵强附会，举隅忘全之病”，已然注意到史料记载背后的观念差异，并将不同的事实记述分开。次年蔡堡撰文指出，同是“山脉”二字，翁氏之现代定义未必是古人之原意，“中国一向所谓山脉二字，实在有神秘奥妙的意义在其中，根本上我们就不能懂得的”，“翁君所谓orography一字，其意亦非中国所谓之‘山脉’，当译作‘山志’”。即翁文在阐述山脉学说变迁时，将山脉理解为“脉络观念”，认为“至少秦汉时代已有地脉、地络等名词”，很可能是现代地质学家对于古人所用概念未必恰当的一种简化。诚然，如所谓泰山导源长白之说的确有“神秘奥妙的意义在其中”，实非“脉络观念”所能概括。

从现代地质学的角度来看，“泰山导源长白”不值一驳，因为二者“岩石、时代、成因盖无一同者”。然而，就在翁文发表的同年，章太炎亦曾致信张相文，指出泰山与芝罘中隔潍水“纵截其间”，泰山之东又有淄水，“知清主所论，实属妄谈”，即仍以分水岭的视角对其进行批判。章文落款八月廿一日，而翁文见刊于当年三月。虽然章太炎未必有意忽略新式科学之解释，但其求教于张相文却可见老一辈学者对于新学术之隔膜。

史学家对地学领域新学术存在隔膜，地学家对于史学界的革命亦不了解。科学研究的严谨可以让学者对于“山脉”古今概念的差异慎之又慎，但未必能为其带来史料批判的敏锐度，如1933年初陈遵妫在《十五年来中国之天文学界》中称：

我国黄帝订正日历，定每十九年七闰月之制度。帝尧时代决定一年为365.25日。依《胤征》之纪载，得知当时没有预报日月食之机关。在远镜未发明以前，欲精知日月食周期之方法，惟有比较前后数次长时间之观测而已。由此观之，帝尧以前几千年我国已有天文之观测矣。

此时陈遵妫对于古史的态度，与近20年前的苏莘并无差别。可知除在“科学思想”下的地理新知之外，当时已在人文学界引发强烈反响的疑古思潮对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意义。

三、结语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近代地理学经历了从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的传播过程。日本由于全面学习西方，地学从明治维新后即作为一门西方科学引入，虽然主要体现在地质学和气象学等应用性强的学科上，但仍然注重基础，注重引进学科的系统性与完整性。而中国则在20世纪20年代海外学成的一批学者归来后才逐步确立现代意义的地理学。此前占主流思想的仍是传统的舆地之学，外国传入的地学提供的只是“新知识”而非“新范式”。因此，1889年创刊的日本《地学杂志》自办刊之初即呈现出地学研究的近代风貌，而21年后创刊的中国《地学杂志》却除了章鸿钊的少数作品和一些译作外，仍在传统王朝地理研究的范式之内。在张相文等第一代学者自日本引入地学新知之后，中国的地学界又经历了翁文灏、竺可桢等第二代学者对于欧洲新学说的二次吸收。伴随着新旧学术的交替，后者日益成为主流，并最终建立了中国的近代地理学。

就历史地理学而言，日本历史地理学的兴起系由历史学界尤其是日本史学界的学者推动，这一点与中国十分类似，“史地学派”“禹贡学派”的主导者和参与者多为史学背景。然而在1899年“历史地理学”诞生初期即出现大量关于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讨论，却是日本学界所独有。一方面，明治维新的全盘西化所带来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和“科学”地理学的范式确立，为该讨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学术基础。另一方面，到19世纪末已经完成“救亡”任务的日本，相较于始终面临“救亡压倒启蒙”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为学者提供更多理论探讨的空间。

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阶段来看，虽然19世纪末坪井九马三和喜田贞吉等历史学家皆明确指出其地理学属性，并希望通过“历史地理学”推动人文地理的发展，以作为自然地理学的补充，但由于地学界尚无成熟的理论支撑，这股思潮并未产生持续影响。其后随着地理学界的发展成熟，日本的历史地理学才以京都大学为源头，由地理学家逐步建立起来。与日本相比，中国除了“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属性纠葛之外，更有学术研究范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无论是20年代在《地学杂志》刊登系列文章的姚从吾，还是30年代的“史地学派”和“禹贡学派”，其主要贡献皆在于从历史学的角度推动历史地理研究新范式的确立。然而，当时地学领域新的学术范式却缺乏类似的推动作用。对于章太炎等老一代学者而言，以地质构造审视中国山脉与其说是隔行如“隔山”，毋宁说是隔行如“隔世”——相较于不同学科的差异，学术范式转变造成的阻碍更大。而对于新一代地理学家而言，“历史地理”并不像地质、气象那样是广为接受的地理学分支，且其内涵亦未获得统一认识。1935—1936年，张其昀在《地理学报》连载《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以大篇幅叙述人文地理学诸分支(其篇幅为自然地理学诸分支两倍有余，显然与张氏自身的知识背景有关)，其中“历史地理学”的篇幅仅次于“地理学史”和“政治地理学”。然而，两年后王庸在概述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时，却称“所谓历史地理者，大抵指沿革地理及古地理考证而言，此实历史学之一部分”，将张氏所列历史地理相关成就悉数略去。张其昀认为“历史地理学之宗旨”即“凡历史之演进，悉为地理之生命;又凡地理之变化，悉为历史之尺度”，仅说明历史与地理相辅相成，虽指出其“在旧日所谓沿革地理范围之外，增益不少之新材料与新问题”，但并未清晰定义何谓“历史地理”。王庸虽将历史地理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但也强调“其可入于地理学者，当以研究自然地理上之变迁，及其对于历史文化之影响为主”。而楚图南则索性将其定义为“政治地理学的进化方面的研究”，仅强调其人文地理方面。“历史地理”既无清晰定义，又未得到地理学界的普遍重视，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与19世纪末日本的情况颇为相似。因而此后直至20世纪50年代地理学角度的理论建设完成之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才最终建立起来。

（本文原刊《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1期第141—153页，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